唯美的回忆

晚唐与南唐是文学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有很特殊的重要性。

在艺术里面，大概没有一种形式比诗更具备某一个时代的象征性。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在读李白诗的时候，总是感到华丽、豪迈、开阔。“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这种大气魄洋溢在李白的世界中。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的诗人就是李白。但这几年，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在写给朋友的诗里面，李商隐与李后主的句子越来越多。我不知道这种领悟与年龄有没有关系，或者说是因为感觉到自己身处的时代其实并不是大唐。写“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这样的句子，不止是个人的气度，也包含了一个时代的气度。我好像慢慢感觉到自己现在处于一个有一点儿耽溺于唯美的时期。耽溺于唯美，就会感觉到李白其实没有意识到美。他看到“花间一壶酒”，然后跟月亮喝酒，他觉得一切东西都是自然的。经过安史之乱以后，大唐盛世、李白的故事已经变成了传奇，唐玄宗的故事变成了传奇，武则天的故事变成了传奇，杨贵妃的故事也变成了传奇。杜甫晚年有很多对繁华盛世的回忆；到了李商隐的时代，唐代的华丽更是只能追忆。

活在繁华之中与对繁华的回忆，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创作状态。回忆繁华，是觉得繁华曾经存在过，可是已经幻灭了。每个时代可能都有过极盛时期，比如我们在读白先勇的《台北人》的时候，大概会感觉到作者家族回忆的重要部分是上海，他看到当时台北的“五月花”，就会觉得哪里能够和上海的“百乐门”比。

一九八八年我去了上海，很好奇地去看百乐门大舞厅，还有很有名的大世界，觉得怎么这么破陋。回忆当中很多东西的繁华已经无从比较，只是在主观上会把回忆里的繁华一直增加。我常常和朋友开玩笑，说我母亲总是跟我说西安的石榴多大多大，很多年后我及时次到西安时，吓了一跳，原来那里的石榴那么小。我相信繁华在回忆当中会越来越被夸张——这也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一个人生命里好的部分。我对很多朋友说，我向你介绍的巴黎，不是客观的，因为我二十五岁时在巴黎读书，我介绍的“巴黎”其实是我的二十五岁，而不是巴黎。我口中的巴黎大概没有什么是不美的，因为二十五岁的世界里很少会有不美好的东西。即使穷得不得了，都觉得那时的日子很漂亮。

晚唐的靡丽诗歌，其实是对于大唐繁华盛世的回忆。

幻灭与眷恋的纠缠

我想先与大家分享李商隐的《登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首诗只有二十个字，可是一下就能感觉到岁月已经走到了晚唐。诗人好像走到庙里抽了一支与他命运有关的签，签的及时句就是“向晚意不适”。“向晚”是快要入夜的时候，不仅是在讲客观的时间，也是在描述心情趋于没落的感受。晚唐的“晚”也不仅是说唐朝到了后期，也有一种心理上结束的感觉。个人的生命会结束，朝代会兴亡，所有的一切在时间的意义上都会有所谓的结束，意识到这件事时，人会产生一种幻灭感。当我们觉得生命非常美好时，恐怕很难意识到生命有24小时会结束。如果意识到生命会结束，不管离这个结束还有多远，就会开始有幻灭感。因为觉得当下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在这个不确定的状态中，会特别想要追求刹那之间的感官快乐与美感。

白天快要过完了，心里有一种百无聊赖的感觉，有一种讲不出理由的闷，即“意不适”。晚唐的不快乐不是大悲哀。李白的诗中有号啕痛哭，晚唐时只是感觉到闷闷的，有点淡淡的忧郁。在杜甫或李白的诗里都可以看到快乐与悲哀之间的巨大起伏；可是在李商隐的诗里，你永远看不到大声的呐喊或者呼叫，他就算要掉泪，也是暗暗地在一个角落里。“不适”用得非常有分寸，这种低迷的哀伤弥漫在晚唐时期，形成一种风气。

这种讲不出的不舒服要如何解脱呢？“驱车登古原”，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去散散心吧，疏解一下愁怀。乐游原是当时大家很喜欢去休闲娱乐的地方，这里用了“古”字，表示这个地方曾经繁华过。

曾经繁华过，现在不再繁华，作者的心情由此转到“夕阳无限好”——在郊外的平原上，看到灿烂的夕阳，觉得很美。“无限”两个字用得极好，讲出了作者的向往，他希望这“好”是无限的，可是因为是“夕阳”，这愿望就难免荒谬。夕阳很灿烂，但终归是向晚的光线，接下来就是黑暗。诗人自己也明白，如此好的夕阳，“只是近黄昏”。二十个字当中，李商隐不讲自己的生命，而是描写了一个大时代的结束。

这首诗太像关于命运的签。大概每一个人出生之前就有一首诗在那里等着，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或许也有一首诗在那里等着。晚唐的诗也可以用这二十个字概括。已是快入夜的时刻，再好的生命也在趋向于没落，它的华丽是虚幻的。从这首诗里面，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李商隐的美学组合了两种不相干的气质：极度华丽，又极度幻灭。通常被认为相反的美学特征，被李商隐融会在了一起。

李商隐的很多哀伤的感觉都是源于个人生命的幻灭，可以说是一种无奈吧；感觉到一个大时代在慢慢没落，个人无力挽回，难免会觉得哀伤；同时对华丽与美又有很大的眷恋与耽溺，所以他的诗里面有很多对华丽的回忆，回忆本身一定包含了当下的寂寞、孤独与某一种没落。这有点儿类似于白先勇的小说，他的家世曾经非常显赫，在巨大的历史变故之后，他一直活在对过去的回忆里。那个回忆太华丽，或者说太繁盛了，当他看到自己身处的现实时，就会有很大的哀伤。他写的“台北人”，某种程度上是没落的贵族。同时生活在台北的另外一些人，可能正在努力白手起家，与白先勇的心情不一样。晚唐的文学中有一部分就是盛世将要结束的挽歌，挽歌是可以非常华丽的。

在西洋音乐史上，很多音乐家习惯在晚年为自己写安魂曲，比如大家很熟悉的莫扎特的《安魂曲》。他们写安魂曲的时候，那种心情就有一点像李商隐的诗，在一生的回忆之后，想把自己在历史中定位，可是因为死亡已经逼近，当然也非常感伤。在西方美学当中，将这一类文学叫作“décadence”，“décadence”翻译成中文就是“颓废”。一般的西洋文学批评，或者西洋美学，会专门论述颓废美学，或者颓废艺术。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波特莱尔的诗、魏尔伦的诗、兰波的诗，或者王尔德的文学创作，都被称为“颓废文学”或者“颓废美学”。还有一个术语叫作“世纪末文学”，当时的创作者感到十九世纪的极盛时期就要过去了，有一种感伤。“颓废”这两个字在汉字里的意思不好，我们说一个人很颓废，正面的意义很少。我们总觉得建筑物崩塌的样子是“颓”，“废”是被废掉了，可是“décadence”在法文当中是讲由极盛慢慢转到安静下来的状态，中间阶梯状的下降过程就叫作“décadence”，更像是很客观地叙述如日中天以后慢慢开始反省与沉思的状态。这个状态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在极盛时代，人不会反省。

回忆也许让你觉得繁华已经过去，如果是反省的话，就会对繁华再思考。用季节来比喻更容易理解。比如夏天的时候，花木繁盛，我们去看花，觉得花很美。秋天，花凋零了，这个时候我们回忆曾经来过这里，这里曾经是一片繁花，会有一点感伤，觉得原来花是会凋零的。这其中当然有感伤的成分，可是也有反省的成分，因为开始去触碰生命的本质问题。所以我们说李商隐的诗是进入秋天的感觉、黄昏的感觉，在时间上他也总是喜欢写秋，写黄昏。

王国维说，人对于文学或者自己的生命，有三个不同阶段的领悟。他觉得人活着，吃饭，睡觉，谈恋爱，如果开始想到“我在吃饭，我在睡觉，我在谈恋爱”，开始有另外一个“我”在观察“我”的时候，是季节上入秋的状态。他曾经说人生的及时个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就是秋风，“凋碧树”，风把绿色的树叶全部吹走了，所以树变成了枯树。一个人走到高楼上，“望尽天涯路”。树叶都被吹光了，变成枯枝，才可以眺望到很远很远的路，如果树叶很茂密，视线会被挡住。一个年轻小伙子在精力很旺盛的时候，反省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他正在热烈地追求生活。可是生活并不等同于生命，当他开始去领悟生命的时候，一定是碰到了令他感伤的事物。他开始发现生活并不是天长地久的繁盛，这个时候他会对生命有新的感悟。王国维描述的及时个境界就是把繁华拿掉，变成视觉上的“空”，我想这与李商隐在“驱车登古原”时所看到的灿烂晚霞是非常类似的。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生命经验，在某一个白日将尽的时刻，感觉到某一种说不出来的闷。它不是大痛苦，只是一种很闷的感觉，如果到西子湾去看满天的晚霞，你看到的不止是夕阳，更能看到自己内在生命的某种状态。

当诗人看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时，有很大的眷恋，没有眷恋，不会说夕阳无限好，就是因为觉得生命这么美好，时代这么美好，才会惋惜“只是近黄昏”。这两句诗写的是繁华与幻灭，舍不得是眷恋，舍得是幻灭，人生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纠缠。如果全部舍了，大概就没有诗了；全部都眷恋也没有诗——只是眷恋，每天就去好好生活吧！从对繁华的眷恋，到感觉到幻灭，就开始舍得。我觉得李商隐就是在唯美的舍得与舍不得之间摇摆。

繁华的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