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第6期《炎黄春秋》杂志刊发了一则"郑重道歉"启事，此事迅速传播，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引发了某些人的效仿①。

8月20日，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陈小鲁会长(之子)的"公开道歉信"也在网上广为流传。还有人征集了30多人的忏悔文章，正准备出版《我们忏悔》文集，试图推进国人的集体忏悔。这些道歉者、忏悔者都曾是"红卫兵"，在""期间对他人造成了伤害，为此心怀愧疚，难以平复，经过长久的天人之战，终于在年老之际表达了公开的"忏悔"。其"忏悔话语"虽然比较简略，但态度诚恳，也确实触及了敏感且普遍的问题，传达了积极的信息，如陈小鲁在信中如此说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可以肯定，在此影响下，此类忏悔还会更多、更深入。客观地说，这种现象在当代中国并不多见，因为他们的忏悔自白并非由于个人私利或外在压力而发，而是源自自我的内在需要，而且也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官方的、亲人的等)的障碍与阻力，如《我们忏悔》的出版就困难重重，因此更显得难能可贵。但是考察中国现代思想史和自传史，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其实并不鲜见，甚至还一度形成风潮，是现代知识分子自传中的流行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红卫兵"的道歉可以看作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忏悔人格" 的回响，是一度断裂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复苏的传统的延续，是追求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自我的持续努力。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当代自传书写的特性、价值及不可避免的缺陷，返归现代自传的场域，对其产生背景、影响因素和表现特征进行考察，或许是不无裨益的。

中国自传虽有悠久的传统，但缺乏佳作，发展缓慢，进人20世纪20、30年代，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中国自传才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风貌，进入了自传写作的"黄金时代"和"现代"时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可否认，西方自传的传播和影响在其中起了直接和重大的作用，而法国自传家卢梭(Jean-Jacques R0usseau)的《忏悔录》① 则被公认为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经典自传："卢梭《忏悔录》是介绍到中国最早、影响也较大的西方传记作品，它对中国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解放运动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并且在20世纪20—40年代和80年代引起了"卢梭热和自传热"②。鉴于这部经典自传与中国现代自传如此密切的关系，本书将聚焦这一现象，试图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进行深入考察，分析《忏悔录》在现代中国大陆(1919—1937)③的译介、传播，以及中国现代自传者对它的选择和接受情况，从一个侧面对中国现代自传的进程以及国民心理进行审视，同时也借此窥测这一时期中外文学关系的一般状况。2013年第6期《炎黄春秋》杂志刊发了一则"郑重道歉"启事，此事迅速传播，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引发了某些人的效仿①。

8月20日，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陈小鲁会长(之子)的"公开道歉信"也在网上广为流传。还有人征集了30多人的忏悔文章，正准备出版《我们忏悔》文集，试图推进国人的集体忏悔。这些道歉者、忏悔者都曾是"红卫兵"，在""期间对他人造成了伤害，为此心怀愧疚，难以平复，经过长久的天人之战，终于在年老之际表达了公开的"忏悔"。其"忏悔话语"虽然比较简略，但态度诚恳，也确实触及了敏感且普遍的问题，传达了积极的信息，如陈小鲁在信中如此说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可以肯定，在此影响下，此类忏悔还会更多、更深入。客观地说，这种现象在当代中国并不多见，因为他们的忏悔自白并非由于个人私利或外在压力而发，而是源自自我的内在需要，而且也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官方的、亲人的等)的障碍与阻力，如《我们忏悔》的出版就困难重重，因此更显得难能可贵。但是考察中国现代思想史和自传史，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其实并不鲜见，甚至还一度形成风潮，是现代知识分子自传中的流行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红卫兵"的道歉可以看作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忏悔人格" 的回响，是一度断裂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复苏的传统的延续，是追求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自我的持续努力。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当代自传书写的特性、价值及不可避免的缺陷，返归现代自传的场域，对其产生背景、影响因素和表现特征进行考察，或许是不无裨益的。

中国自传虽有悠久的传统，但缺乏佳作，发展缓慢，进人20世纪20、30年代，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中国自传才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风貌，进入了自传写作的"黄金时代"和"现代"时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可否认，西方自传的传播和影响在其中起了直接和重大的作用，而法国自传家卢梭(Jean-Jacques R0usseau)的《忏悔录》① 则被公认为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经典自传："卢梭《忏悔录》是介绍到中国最早、影响也较大的西方传记作品，它对中国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解放运动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并且在20世纪20—40年代和80年代引起了"卢梭热和自传热"②。鉴于这部经典自传与中国现代自传如此密切的关系，本书将聚焦这一现象，试图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进行深入考察，分析《忏悔录》在现代中国大陆(1919—1937)③的译介、传播，以及中国现代自传者对它的选择和接受情况，从一个侧面对中国现代自传的进程以及国民心理进行审视，同时也借此窥测这一时期中外文学关系的一般状况。

毋庸置疑，对中国现代自传的发展而言，歌德的《诗与真》、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自传》、托尔斯泰的《忏悔录》等自传经典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之所以选择《忏悔录》作为分析的对象，则基于更多具体的因素。首先，《忏悔录》承前启后且独树一帜，是现代自传的滥觞和代表，这一点已为研究者和读者所公认① ；其次，它提出并包含了诸多关于自传的根本性问题，同时也触及了人性的基本层面，如真诚、虚假、忏悔、辩解、身份、自我意识等。通过自传中的自我剖析、解释与诉求，卢梭也成为以个性自由、独立为特征的现代自我的典型；再次，如前所述，它一般被认为在中国现代自传者中接受最广、影响最深，且已为学术界普遍承认，因此具有研究价值。而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不容乐观，这也是激发本书写作的一个促动因素。虽然已经有部分研究者涉足《忏悔录》与中国现代自传的关系这一论题，试图从宏观或微观的角度进行论证、分析，不过，切实的、整体性的实证研究依然缺乏，大多研究还是陷于臆测或平行的对照。这必然给人留下一些疑惑：《忏悔录》在现代中国的译介是否丰富，接受者的接受心理或对它的认识与评价如何，对它的认同或抗拒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一问题依然值得认真探究。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基亚曾经对影响研究提出了批评，认为"有关影响的问题的研究往往是令人失望的"。②不过应该看到，他针对的主要是总体性的、片面性的影响研究，因为每个作家、每个民族的文学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这种笼统的分析往往会掩盖许多复杂的事实和真相，将文学关系简单化。因此，对接受者的接受语境、接受方式和心理的具体分析尤为重要。为了尊重事实，实证的方法、对话的态度必不可少，一切假设、怀疑、争辩，都意在抽丝剥茧中接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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