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下的屈辱与磨难

风暴来了

1966年春我正参加清华大学的四清工作队，在京郊延庆中羊房工作，工作队的同志都注意到报刊上陆续出现了对《海瑞罢官》及《燕山夜话》的批判。思成的来信也谈到了他在民盟中央参加了对吴晗的批判会。

令我感到困惑的是《海瑞罢官》和《燕山夜话》的著者们都是北京市委的领导同志，难道北京市的领导人会出问题?6月3日新华社报导中央决定改组中共北京市委。这时校内也派人来和工作队联系，要求队员们对校党委的工作表态。真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形势。但大多数人吸取了反右的教训，纷纷支持党委的工作。明确表示蒋南翔是姓马(马列主义)，而不姓修(修正主义)。不久，工作队就接到命令返回学校参加。

当 返校的车子一进校门，就看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与处处攒动着的人群。一股骚动不安的感觉向我袭来，六月的天气已开始炎热。笼罩着工作队的沉闷气氛，又使用我 隐隐地感到一种难言的恐慌。返校的汽车驶入清华园，我们在系馆门口下了车，正对系馆门口的一张大字报上赫然写着斗大的黑字：“瞅出黑市委藤上的大黑瓜梁思 成”。我的心一下子紧缩了几乎透不过气来。

我 木然地走回家，推开房门，屋子和往常一样拉着窗帘，显得有些昏暗，思成正在写些什么，他显得那么瘦小憔悴。见我进来，他向我伸出双手，又放下了。他用低哑 的声音说：“我天天都在盼你，但是我又怕见到你……”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么痛苦，这么颓唐，这使我骇然。我轻轻地抚着他，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暗暗祈望这 只是一片短暂的乌云，一切都会搞清楚，一切都会过去。那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片乌云会笼罩全中国整整十年，而他也再没有机会看一眼中国的晴空。

我 回到自己的单位“参加学习”，老同事们都很沉默。窗外不时敲锣打鼓，走过一队队人，押着戴高帽子的党委干部们游街，一部分同志怀着看热闹的心情嬉笑指点 着。接着又来了一队人喧哗得特别厉害，他们押着一个女同志，她身上穿着一件黄纸糊的大斗篷，在斗篷的前胸及后背上写了三个大“保”字，她头上戴着同样黄纸 糊的高帽子。走近后，我才认出原来是党委中惟一的女委员。她生活朴素，工作努力，挺关心群众。我一向对她十分好感，现在她却成了这个样子。我好像五脏六腑 都被搅翻了似的，全身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我不禁自问，揪出走资派是“革命行动”，我这是怎么了?于是我努力掩饰自己的恐惧，尽量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

上 边派来了工作组，人们暂时安定了下来。为了迎接这场“”，我把思成解放后写的文章整理出来，准备他自我批判用。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发现两篇重要的 文章，一篇是当时我系工作组组长的文章，发表在《建筑学报》及时期，是论建筑的民族形式问题，他的观点和思成同时期的文章没有什么区别，再一篇是 (中央“”领导小组成员)关于美学问题的文章，其中一段论述故宫的建筑艺术，他的分析简直与思成的论点一致。

有了这两个重大的发现，又想到曾对思成说他的《拙匠随笔》是好文章的话，我仿佛吃了定心丸，我相信他的学术问题充其量只能是错误观点，构不成反动的罪行。我把这两篇文章给思成看，他不像我这样乐观，叹息着摇了摇头。

果 然系馆门口贴出了《梁思成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的大字报。于是他详细地“交待”自己的入党经过，与彭真的关系等等，其实那本来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他一遍又一遍地检查，但都没有通过。有24小时他终于明白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认为他在反右时期写的拥护党委领导的文章，是当时的市委为了把“右派打扮 成左派再拉进党内”而授意他写的。

“那末，那篇文章是怎么写的呢?”我问。

“在 整风开始后很多人对党提出了意见，我自己也提了不少，但是这些意见中有一点我不同意，就是要共产党从学校中撤出去。尽管我和不少领导同志为北京市的规划问 题，为古建筑保护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尽管共产党曾批判过我。但是我没有忘记是谁领导全国人民站了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侵略；是谁解决了四亿多人民的吃穿 问题；是谁使我们的社会得到了安定；是谁清理了古老的北京城里从明代就积存下来的垃圾，是共产党。那么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领导大学呢?即 使在解放前，校委会也是被操纵在少数特权人物手中，就像清华过去所谓的‘三巨头’嘛！所以，我写了《整风一个月的体会》，谈了自己的看法，但当时正在鼓励 鸣放，提意见。所以写完后又拿不定主意，只好把它锁在抽屉里。星期日刘仁同志来看我，问我最近有什么看法，我把这篇东西拿给他看，他看完后很高兴，立刻放 进口袋中，说了声‘明日见报’就走了。第二天果然一字不改登了出来。”接着他又说:“不 管怎样，我当时认为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强大起来，我愿意跟着它走，所以我写了入党申请。那时连党的基本组织原则都不懂，竟把申请书直接交给转毛主 席。我在入党后的一切行动包括我写的那些文章可能有错误，但全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任何阴谋活动。”他又说：“我最早认识的共产党员是龚澎同志。那还是在四 川，我陪徽因从李庄到重庆去看病，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宿舍里。24小时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士突然来看我们，她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是共产党，是费慰梅介绍她来 看我们的。费慰梅是费正清的夫人，当时是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专员。当时龚澎说，我们共产党愿意结识一些学者，了解他们的情况，听听他们的看法。这个共产 党，是战前燕大的学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衣着也很淡雅入时，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解放后的24小时，我在颐和园遇到龚澎，她那时正在朝鲜 板门店与美军谈判，回京休假。我们谈起当年在重庆的相遇，我才知道是从费慰梅处得知我们的情况，特意派龚澎来看望我们的。

“我认识的第二个共产党员，就是让我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古建筑的解放军代表。虽然我们的接触仅一个多小时，但是他代表了共产党对古建筑的重视与爱护，使我从感情上一下子就和共产党接近了。

“我 接触的第三个共产党员就是彭真了，那是在北京解放不久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把我介绍给他，当时我对党内的组织情况毫无了解，根本不知道他在北京市及党内的地 位。当他知道我是梁启超的儿子时说：‘梁启超曾说，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体国民为主体，现在实现了。’接着他又引了一句梁启超的话，然后对 我说：‘我相信，梁启超先生要是活到今天，他也会拥护共产党的。’我真是大吃一惊，我虽是梁启超的儿子，但很惭愧，我没有读过多少父亲的著作，然而眼前这 位共产党的干部却能背诵他的作品。这件事很自然地使我对彭真产生了亲切感。1955年的批判也是彭真帮助我认识了错误。我承认我的确很佩服彭真，但和彭真没有任何私人的交往，更谈不上死党。”

他 很坦然，同时却一丝不苟地写着工作组要他“交待”的每一个“问题”。他对每—件事的陈述都是诚实而详尽的，没有丝毫保留。我一直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很无 知，在政治上更是如此，然而我却惊奇地发现他在政治上是多么的天真与单纯，他对党是那样的忠诚与信赖，连我都不能想像在旧社会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竟能保 持这么纯洁的赤子之心，丝毫也不怀疑别人会对他有什么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