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学历史之人，比较不重视社会与经济。西方人讲社会学亦不过 200 年而已。

所谓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西方人认为由经济形态来决定社会形态， 再由社会形态决定一切历史，遂有社会的分期。唯物史观、经济史观的分期 则称政治跟随社会，社会跟随经济。于是说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资本主义 社会是工商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则仍是工商业社会。这可说只是部分对， 但东方历史决不能如此讲。

西方讲历史的分期相当紊乱。只能分上古、中古、近古等来讲。中国讲 历史有系统，可按朝代来讲，与西方分期迥然不同。因人类历史演进并不能 照马克思所讲的。人类历史演进有无共同轨道大值商榷。中国人的历史演进 显然与欧美各国的历史演进不同。对各民族历史演进，当用归纳法讲，再来 察看是否有共同轨道。

今日世界之问题，由于不能用政治、宗教等来解决，因此西方人已渐注 意到东方的历史。由于土耳其、埃及等国的历史不，唯有中国的历史可 用来研究人类历史如何演进，此所以欧美在今日已注意到文化问题。

从前西方人认为不信基督教的民族为不开化的、不文明的、野蛮的，因 此视中国为半开化的。但今日西方业已改变此种错误观点。未来欲对世界学 术有大贡献的，好莫如研究中国历史。

今日世界人类已觉醒，各国各民族各有一套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佩服 他人的。

讲人类历史共同演进的方法，就得用历史，用科学的归纳法。 最古的中国社会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应称为氏族社会，氏族社会的经济以农业开始，世界文化的开始莫不如此。

历史可分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经济史属专史，如欲学习中国经济 史，好先能了解经济与历史之知识。

历史注重以史学之观点方法，作材料之鉴别考订。如研究井田制，先 应鉴别是否古代有此制，是否可信。第二步，即要作出史学解释，并加以评 判。井田制如何产生；影响如何；何以不能继续于今日；井田制在当时之时 代意义为何，此即是史学。

经济史须具备两条件： 一、鉴别的方法； 二、解释其意义及评判其价值。

学历史前应先了解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科学是根据历史材料。中国 经济史长达 2000 年，历史演进之记载极详，西洋史则仅数百年而已。

过去中国学者研究历史之缺点为： 一、史学与经学不兼通。

二、用西洋历史模式结论套入中国历史中。如西洋有罗马奴隶社会， 但中国没有。又中国之皇位为世袭，传其子孙；罗马则不然。英国则可传女 儿。故中西历史大相径庭，中国之历史实应让西方人作参考。

研究农业经济可分三项目：

1. 生产的经济：就经济价值而言，如种稻、种玉蜀黍(即玉米)等；如 各地同类粮食之价格不同。

2. 农村的经济：中国农村经济活动场合中之地位与西洋农村地位不 同。中国各地之农村经济活动亦各不相同。如上海四周之农村经济 活动与湖南省的农村经济活动不同。又如广东番禺一县城自秦迄 今，已历逾 2000 年，从未变动，但就农业经济生产物的价格来讲， 则番禺迭有变动。苏州自春秋迄今亦未变更。城市附近，必有农 村，二者之间有密切经济关系，应同时讨论。今日中国之城市既非西洋之城市，亦非古封建之堡垒，与西方封建 社会模式有所不同。故中国之农村与城市之关系亦与西洋不同。

3. 农民的经济：讲及农民实际的生活，西方农民是奴隶；中国则为佃农与自耕农。论农民之地位，中西亦不同；至于生产物价格，则中 西略同。

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而非海洋文化；是村落的，而非都市的(希腊、埃 及之文化其重点在都市)；埃及、巴比伦是平原文化，中国则为高地(陵谷)文 化，亦非河流文化。

一、黍与稷为中国最早农作物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埃及、巴比伦、印度与中国①，此四大文明发源地均始自农业。埃及有尼罗河；巴比伦有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印度有恒河；中国有黄河，因农业发展靠水利灌溉。但中国与其他三国情况不同。

中国农业发展并非单靠一条黄河。埃及、巴比伦、印度三国均处于热带或亚热带，但中国则气候不同。再就面积言，埃及、巴比伦小；印度较大，但单纯；中国则幅员广大，气候土壤等亦南北不同。

中国古代北方之农作物并非种稻麦开始。向来所谓五谷者，即黍稷稻麦粱。再加上豆，则称六谷；合黍、稷、稻、麦、粱、大小豆、麻与菇，则称为九谷。但中国最早之农作物为黍与稷。

吾人当根据历史研究中国最早之农作物。黍与稷为中国北方最早之农作物，《诗经》中即已提到。甲骨文中提及“黍”字最多，商代占卜收成好坏，甲骨文中多有“求黍”及“求黍年”等字句。但未见有“求麦”、“求稻”。因黍比较粗生粗养，容易种，为商代人之农业主要作物。稻麦为贵品种而难生长，故商代求丰年只求黍，《诗经》中提及“黍”、“稷”两字很多，可资证明。

古代农业发明者有“后稷”与“神农”，“后”即上帝之意，“后”与“神”均为形容词。神农姓姜，后稷姓姬，此二人均在中国西部，何以不称“后稻”、“后麦”，而称“后稷”，盖中国最早之农作物为稷也。

甲骨文为盘庚后之文物，为史料。但后稷之史料借传说而来，乃由推想而得，但并不一定不。

黍稷有共同之性格，即均为高地农作物。郑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今日北京以种麦为主，种麦处即种稻处；南方以种稻为主，种稻处即种麦处。而稻麦需要水分多，故种于“下田”；黍稷需要水分少，故适宜种于“高田”。此亦证明中国当时有高地农作物，亦有低地的。

二、古人重黍稷轻稻粱

中国五谷之一曰“稷”①，“后稷氏”者，“后”为尊敬之意。以上提及不称“后稻”、“后麦”，可见当时最重要的农作物是“稷”。今山西省有“稷山”；“历山”亦在山西。

稷为高地旱性植物。中国古代农业偏于高地旱性作物，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于丘陵，起于高地，而非起于平原。故称大陆文化，并非海洋文化。

所谓五谷，即黍、稷、稻、麦、粱；普通说农作物为黍稷稻粱。清程瑶田作《九谷考》，曰：“稷者，今之高粱。”此处所称之粱，即今之小米；黍即北方之黄米。

中国古代农作物由高地开始，是先种(多种)高粱、黄米(即黍稷)，而非先种稻麦。《诗经》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其意乃黍稷在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