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的佛教与出世的经济学

虔诚商品，高价以求

寺庙香火盛，其来有因。从供给的角度看，是它向人们提供了值得信赖的灵魂的皈依和愿望的寄托，作用在于“拯救黎民百姓摆脱困境”(林语堂)。从需求的角度看，主要是因为许多人对它有信仰上的“需求”。这种需求可能是犯错之后的忏悔、生活不如意后的释放、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祈祷、对不确定因素的规避；有人图升官发财，有人企盼早得贵子，有人希望金榜题名，有人希求破镜重圆……林林总总，莫衷一是。但是归根结底，都是想要仰仗神灵的力量，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需求，在传统的眼光里是迷信和宗教信仰，与经济人的理性大不相关。但是现实告诉我们，这种被称为“虔诚商品”的供给与需求，也是一个成熟的市场，遵循经济的普遍规律，没有超出经济学的分析视野。

满足需求要付出代价，人们对于虔诚商品的需求的满足，也不例外。这代价，可以是虔诚地跪拜许愿，也可以是仅费数元钱的一炷香，还可以是像温州人那样(花费数百上千、甚至成万元)“求”一个元宝。在虔诚商品市场上，遵循着一个与普通商品市场大相径庭的不成文的“规则”——心诚则灵。心究竟诚与不诚，不是凭空说的，而是要看你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市场：它遵循自愿原则，捐与不捐取决于“消费者”的自主决策，同时又没有明确的卖方叫价，而是从心论价，价格因人而异，不同的消费者为同一个元宝支付不同价格，按照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值进行“交易”。实现了价格分歧的交易，市场效率当然很高。

但事实上，了解寺庙内部机制的人会发现，捐出少量金钱的香客，与捐出大量金钱的香客的地位，有明显的不同。每个寺庙都有功德碑、功德榜，把香客按照不同的金钱数额划分出不同的档次，享受不同的待遇。

王跃文的长篇小说《梅次故事》末尾提到，梅次市委书记朱怀镜去荆山寺里“争”烧大年初一的头炷香，与和尚圆真有一段对话。

朱怀镜问：“冒昧地问一句：这头炷香，按你寺里规矩，要四十万的功德。他们领导来烧香，都出吗？”

圆真说：“当然得出，求的是个灵验嘛……领导同志对我们佛教都很关心。四十万只是标准，其实偶尔没领导来烧，那些大老板来烧，就不止四十万了，给五六十万，八九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都是有的。”

朱又问二炷香要多少功德，圆真说：“通常是十五万，当然多多益善了。”有着种种清规戒律的寺庙住持，竟然这样圆通精明、坦率真诚，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小说中的叙述，虽不必是事实，但也不会全是虚构。以大年三十的“招财”活动为例，事实上恐怕还有另一层意义：在人们心目中，年三十或年初一的功德有很高的价值，这捐来的元宝会十分灵验。时间稍纵即逝，需求却大量增加，需求者竞争激烈，因此就出现了类似拍卖抬价的景观。寺庙一方想方设法渲染招财活动的功用(灵验)，吸引那些有权势的官员(他们的功德是不需自己掏腰包的)、发了大财的老板竞争，不管谁胜出，寺庙都会稳获渔翁之利。

年三十寺庙中的化缘箱之所以成为焦点，有购买虔诚商品的因素，有炫耀的因素，当然也有一些表现实力的发送信誉的功用，但是后者显然不是重点。真正的含义是，寺庙利用人们对宗教这种虔诚商品的需求，充分渲染、发挥自己的功用优势(灵验)，赚取虔诚者的金钱。

笔者曾经有过的一个“独特”的观察，也能支持这样的观点。在法门寺，我曾细细观察过该寺和尚对待捐功德者的态度变化。那是午饭后，当一个香客向化缘箱投入几元钱或更少数额人民币的时候，和尚的眼睛微闭，似在养神，又像在打盹，并不理睬，但当有香客向化缘箱投入50元人民币的时候，他的眼睛突然睁开一下，马上又合上了。此前我已发现了一些类似的苗头。

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和尚并非世外之人。他们也有金钱的欲望，也有入世的心志，那古佛清灯、黄卷袈裟的清苦日子，想必也不是现今和尚的追求。他们也想着增加些收入，改善一下生活工作条件，无可厚非。

因此，认为那些老板花费巨资捐元宝不只是甚至不是满足信仰需求的行为，而是“精明的信誉发送机制”，我断不能同意。

或许应当这样看，那些返乡老板斥巨资投向信仰市场，购买到了自己发财的祝福，更多的是购买到了致富进取的信心。这不应当被视为浪费，而是一种合乎经济人假定的消费(也可以在保持信心的层面上认为是投资)行为。因为有哪种投资比保持信心更为重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