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妈老说：“我没得过皇恩”

——祁淑洪女士访谈录

时间：1997年11月13日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祁淑洪家

访谈者：定宜庄、印红标

您是让我说我母亲、我们家里的事是吧?我姓祁，属狗的，民国十一年(1922)生人，75周岁了，就是在北京出生的，原来我们在东城北池子住，属正黄旗。我妈说旗人都是东北过来的，根儿都是东北的，来了就跑马占地1，我也不懂得这句话。我为什么没报满族也是受我妈的影响，我妈老说：“我没得过皇恩。”还说这老旗人没多大意思。

1.我母亲

我妈挺开朗的，我父亲常说：“别瞧我比她大11，她什么都记得。”她“”时死的。我哥哥在地质部工作，他过去当过督察，“”时因历史不清楚，1966年7月被轰到山西朔县，我妈受他的连累，也跟着去了。她是老北京人儿，觉得挺狼狈的，说：“人家那儿都有穿夹的了，我们还拿把大芭蕉扇，可现1了，谁都瞅我们。”旗人一辈子就要这脸面。我妈要活着，这会儿算起来也该一百多岁了。

我妈老和我说，说得还怪可乐的，说：“你们多好呀。有父母，我从小就没父亲，跟着你姥姥，受多大罪呀，从小就订了婚，你爸爸有什么能耐呀。”

我妈说我姥爷特精，她那会儿就是我姥爷教的，《三字经》，《百家姓》，什么《女儿经》，都念过。

我姥爷入过义和团，穿着黄衣裳，好像有什么妖术似的，指哪儿就着哪儿。特神气。光绪二十六年(1900)我妈跟我姥姥逃难的时候我姥爷还在。

我姥爷是痨病死的，那会儿我姥姥才32岁。我妈十几岁，我姨四岁，我妈比我姨大11。我姥姥就生了这俩闺女。她没有什么亲戚好友，守寡也没有主张。就净上我父亲这家来，求我们家帮助她关俸银、俸米，因为我姥爷那会儿跟我大爷他们都是朋友，莫逆之交，俸银、俸米什么时候不关了我可说不清。反正我姥爷死了以后我姥姥说这大家庭挺好，就求这儿吧，我妈说她那会儿才十几岁。有一次我姥姥就说“我带着你串个门儿去吧”，那会儿到人家还得叫婶婶大妈呢，我二大妈那人比较爽，就是没心眼儿，她就紧盯着我妈，摸摸我妈的辫子呀，看看呀，我妈比起我姥姥来就挺精的，回去就说：“妈(那时我家就改叫妈，不叫额娘了，不过我妈结婚以后，这边还是管妈叫额娘，管爸叫阿玛)，我可告诉您啊，我可不给1老祁家，您可别跟我身上打算盘，他们都比我大。”我父亲还比她大11呢，她那些哥哥嫂子们可不是更大了么：“您求他们关钱，您可别拿我还愿。”我姥姥就说：“没有那么回事儿，就是带你串个门儿。”我妈那年才16，果然是到19岁就聘了，我姥姥说：“给的这婆家挺好的，我又没儿子，就你和你妹妹，我就依靠你了，我就希望给你找个大家庭，我也有个照应。”我姥姥那会儿不是孤单么。

这边儿一个公公一个婆婆，加我妈是妯娌仨。我妈不是去过吗，结婚时一拉盖头，一瞅，果然是那家儿。那会儿结了婚，得坐到第四天才能回门，我妈回去就和我姥姥闹，说：“果然你把我给了老祁家了，你看他那哥哥嫂子多精啊，就他傻，怎么把我给他!”其实我父亲也不傻，他就是憨厚，老被人家欺负。看我妈又哭又闹的，我姥姥就说：“那反正也把你给人家了，还有什么办法呀，没办法了。”我妈后来就和我说：“要是你姥爷活着呀，高低也不能给他们家。老祁家哥儿仨，就他最小，又没本事，就他是步营。”

2.祖母一家

老祁家哥儿仨，我大爷、二大爷，我父亲最小。我就不知道我大爷那会儿干吗，哥儿仨之中长子掌权，由我大爷过日子。他没儿没女，也没营生，一辈子身不能肩担手不能提篮，我奶奶死后留下点钱，他老是坐吃山空，就靠卖家产，卖一点吃一点，吃了十几年。我妈常说：“那会儿你奶奶留下的一点钱都让你大爷给放了秃尾巴鹰了。”秃尾巴鹰就是放了债一去不复返，让人给坑了。我大爷得的是喘病，才四十来岁就死了，死时满口的牙都没掉，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

我二大爷比他强点，是个小排长什么的，那会儿照的相身上还带着刀么，后来是做小买卖。他有三个姑娘。我到今儿记着呢。他俩好像都比我父亲强，挺精的。

我们那时管奶奶叫太太，我奶奶的娘家是黄带子1，那时候打官司，都不跪着。我奶奶60岁就死了，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旗人就老把着自己的孩子，没出过门似的，四九城恨不能都不出。我父亲那会儿当步营，头一次是开往廊坊。按说是挺近的，一听儿子走了，我奶奶就急得要命，她就东家去，西家去，告诉人家说我这小儿子要走了，上哪儿哪儿。晚上回来她就紧痰，就死了，刚刚60，你说，就为这事儿！我父亲也就刚到那儿，那功夫人家就告诉他，说你母亲死了，他就折回来了。

我妈嫁过来时是大家庭，妯娌仨都在一块，就属我妈小。她怀着我哥哥要生还没生，我奶奶就死了。我奶奶是在北池子死的。后来又搬到西城的鱼雁胡同，我就是在西城生的。我母亲不同意搬西城，她说穷西城，干点什么都不发展，东城那边守着东安市场，抓挠点生意都好抓挠。到西城什么也别打算做了，穷。可是就她小，她也做不了主。我大妈乐意搬西城，她娘家在西城。买的这西城的房是我大爷的钱，一个院儿，那时还在一起住，大娘和大爷当家。五间北房，最小的和较大的住三间，两边耳房是我二大爷住。那时候生活比较好一点的家家都有葡萄架，还有十几盆石榴，一边八盆两溜，我记得我家比我婆家强，摆设都挺好的，还有冰箱、条案、八仙桌，每天还要窖冰。一边一个立柜，还有柜塞子，搁着钟啊，都是花梨紫檀的。后来分家才把这些卖了。我大妈的屋比我们屋更好点，都是榆木擦漆的，红的。亮着呢。我妈这屋就黑了吧唧的，搁着大躺箱，可能装东西了。自从鱼雁胡同的房卖了，就把家具也都卖了。没地儿搁了。

住西城那房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单吃了，有老太太活着能够团着，老儿子得益，没有奶奶，没人过日子了，哥儿兄弟就不成了，没多少日子，三一三十一，就分家另过了。哥儿仨谁也不管谁，我妈也吃了不少委屈。我们就搬到对门那院去了，还是鱼雁胡同，我大爷跟我们隔着一堵墙，挨着。都是老街坊，住人家的房。一直住了几年，后来又搬到冰窖胡同，在南小街，也是西城，又住了十几年，我和我姐姐都是在那儿结的婚。

我父亲结婚时30了。那会儿男的结婚都得二十七八，女的十九、二十。一般农村的早。到城里就都是二十七八。我父亲因为是步营，挣的钱也少。我妈说就是他那会儿“勺道”1，就是不严肃的意思，岁数大了还像小孩似的，爱跟孩子一起玩，没个大人气，没正形儿，又搭上没能耐，就没人愿意把姑娘给他。

我父亲就是步营，他上哪儿吃俸银俸米去?民国二十六年听说把外国也打得够呛，咱们北京旗人都练武，哪个都讲武术。大爷二大爷都会，别看干活懒，这都不懒。我父亲考步营，也是凭拉弓考的。我大爷他们都养活鸟儿，没事儿就拿着鸟笼子，去茶馆喝茶去。见天儿得花十几个子儿，挺爱议论各种事儿的，买鸟儿也不少钱呢。我妈说是有人出主意什么也不让这伙人干，就养着这伙人，实际是害了这伙人。我大爷、二大爷都念了十几年的书，到我父亲他又傻，小时候又出(天)花，有细白麻子，就不供他上学了。

后来步营就没啦，散了，那时好像是有了我了吧。我父亲好喝酒，走到南河沿，把脚崴了，我妈说从那他忌了酒。

步营散了，我父亲就做小买卖为生。做买卖也不容易。过去都讲究俸银俸米关着，皇上养着，到没地儿拿钱去的时候，喊也喊不出来，比如卖糖葫芦，叫不出这糖葫芦的名儿来，顶好的也就在墙旮旯没人的地方喊一声，一有了人又不喊了，嫌寒碜，也不容易，哪儿像现在的年轻人，多能喊啊，捯饬得多漂亮，都能喊出来。

那会儿找工作特困难，穷人太多，找不着工作，找工作的都是南方人，我们管他们叫“豆皮子”。他们来到咱们这儿，就特鬼，特机灵，咱们吃不了的苦人家吃得了。从他们来了，买东西都拿着秤，差一点都不要，咱们北方人、旗人穷大方，没有跟人家争过，给多少就是多少。

我父亲先做买卖，后来我姨给他找了个工作，在政委会当茶役，提个茶倒个水的，我父亲就说：“别瞧我做买卖，但是我是掌柜的，我给人拿东西，这侍候人的事我还真不行。”那会儿当茶役的都得给职员打手巾把儿，他不懂得，就把手巾拧成团递给人家，有那好的职员就说：“老祁，看你这样儿，你也没外头工作过，我教你怎么递，你得把手巾抖搂开了，这么递。”我父亲几次回家都说我不干了，干这侍候人的事我觉得特难受，我还是做我那买卖吧。我妈就说，如今孩子们都大了，再做小买卖人家都瞧不起你。儿子还怎么娶媳妇儿呀，你就做着去吧。做了几年。日本在北京八年，胜利又是四年，我哥哥就说别干了，在家吧。我们房后头打出去一间，开一个小铺，我父亲说待着也是待着，正好挨着扶轮学校，卖点小孩吃的东西，卖点烟卷，就不出去了，就那样维持生活。我哥哥那会儿也工作了，孩子们也都大了。

3.哥哥、姐妹和我

我们这屋里头，就我父亲傻不是，还就是他有儿子。我有一个哥哥，比我大八岁。我母亲27岁生的我，我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一共四个孩子，我从小过继给大爷屋了。那时候家里也挺苦的。

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学校，叫求知学校，说是冯玉祥立的，在井儿胡同，我们在鱼雁胡同，都挨着。这学校能够白上学，不花钱，收完钱又把钱都发了，多好呀。1我姐姐喜欢上学，那会儿正好上五年级，家里就不让上了，她急得哭，家里生活逼迫的，家里还一个妹妹，她得看我妹妹。我哥哥也是在那儿上的，上的高小毕业。我不爱上学，没出息，也就上了三四年，说什么也不上了。我妹妹比我小五岁，她愿意上学，就供她上学，可她也是不成气候，她在三中，那会儿还算不错的，上到高二了，正好要上高三，解放军就在外头围城了，傅作义守北京城么。我妹妹正好那会儿得的病，重感冒改了肺炎。我哥哥还不错，那会儿没短给她花钱，给她打盘尼西林，特贵，有那么一盒，盒里就那么一点儿，就七块大洋，搁上蒸馏水，给她打，也花了不少钱，可是城都关了，哪儿瞧病都不成。她还是死了。

我妹妹死时我就二十几了，那会儿我妈死活不让我工作，说不能去。没文化上工厂也成啊，我们小时候有工厂啊，什么被服厂，澡堂子的女部也招，我记得我们同胡同的小朋友去了被服厂，我就也去了，去了一个礼拜就给揪回来了，就舍不得，说你要上工厂，就是非要找婆婆家了。

那年我28了，算晚的了，给外地人舍不得，怕不知道人家根底，只要不是城里头的，就都叫外地人。上海呀天津呀，都不给，乡下人更不给了，你想城里人能给乡下吗？想给本地的，又得旗人找旗人。给人家做小，说那人多有钱，那更不能够了，家穷死也不能。这就耽误着。后来还是我们这胡同里胡同外，这胡同出口过一个小街就是福绥境，就给的这个老头子。他也是在旗的，姓傅。他父亲也是步营，按生活我们家比他们家强。

我姐姐给的那家也是旗人，他们家在郊区，在圆明园那边住，我妈就说我姐夫他们那旗人呐，就不如我们，是什么旗我就不记得了，说：“他们那旗人哪，特贫，啐口唾沫都得啐到砖缝儿里头。”贫的那样，我都不知是什么意思，“买点茶叶，都得挂到这儿”，就是显摆1。

我嫂子家也是旗人，三姑左右都是在旗的，谁都知道，根本不懂近亲结婚孩子不聪明这一出。旗人一般不娶小，除非没儿没女，那也还得正太太发话。旗人的老规矩就是把孩子特看得重，宁可大人吃亏不能让孩子吃亏。穷人养娇子。我老头子到现在也扎着手什么都不会干。到现在也不成，像成敏插队，(其女婿的插话：“老太太就不理解她(指成敏)为了那身军装和为坐火车这两件事怎么就能一走三年，连面儿都见不着。”)没办法了，逼着你必须得走，这才让出去，但凡有一点地步，宁可自己少吃点，不能让孩子走，女孩子更不放心，简直是七个八个的不放心，那会儿急得我几宿几宿的睡不好觉。大串联(“”时)我都不让走。

我叔伯姐姐也是在求知上的学，高小毕业。同学有给介绍个唱戏的，家里说那哪儿行，说什么也不能给，悄悄把定礼退回去了，就赶紧给她找婆婆家，给了一个教武术的，也是旗人。我妈就诳她，说把你给的这婆家呀这么好那么好，她以为就是(唱戏的)那家呢。把她诳去了，给了，结果不是。姑娘给婆婆家不能给唱戏的，不能给推头的。推头的得站着给人推，唱戏的你坐着听他站着表演。这都是下等人。这都是旗人的规矩。

我老头子是会计，他们也是哥儿仨。我嫁给他时他就有工作了，我们都是民国的人了。穿的衣服都和汉人一样了。我们也是在福绥境住。说的时候就说单过吧。我婆婆没见过什么世面。也没听她讲过什么。也没在一块儿过，在一块儿也不提这个。

这都是解放后的事了，我们先搬到花市，那两间房特小，住了一年，我老头的宿舍分配下来了，又弄着仨孩子搬到白石桥这儿。我们搬来的时候白石桥这儿一片荒地，就一排房，住到那儿就能瞅着马路，全是砂石子堆着，砂石厂啊。头里就是大坟圈子，一米多高，都砌着，和尚坟么。那边儿是个小动物园，刚进来的动物就在那儿训练。我说我下乡了，搬城外来了，觉得在城里住买东西多方便呀。

那时候城里住的人，像我嫂子她们就都有工作了，城里头成立街道，我这儿出来就是大石头子儿，哪有商店呢，就甘家口商场那会儿才刚盖。我搬来才盖天文馆。

4.旗人的生活

我妈净爱说她小时候的事。我昨天还跟我老头子说呢，我说自从我上你们家来，就没听我婆婆讲过什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那年我妈4岁。解放后我搬到白石桥这儿时，我妈离得近，就来瞧我。她说一看二里沟，就想起小时候的事来了，她说：“我来过这儿，我跟我妈逃难就逃到二里沟。”我说：“您逃难才逃这么远儿就叫逃难了?”她说：“那会儿就觉得特远了，出了城就算最远的了，你姥姥脸上抹的大锅烟子，抱着我，我记得就是这点地方，带我逃到二里沟一个马棚里，我就闹，说奶奶(那时候管妈叫奶奶)咱回家吧。马粪味到今儿我想着呢，熏死了。”那时这边都是马棚，养的马，旗人都兴骑马。

我父亲那年15了，就比我妈记得清楚点儿。那时我大爷、二大爷他们都工作了，就都没回家，那时一家一家都殉，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烧死，我奶奶就说，他们不回来，可能让外国给杀了，你看这家子也点火了，那家子也冒烟了，都殉死了，咱们也死了干脆。她用箱子什么都把屋门挡上了，就要殉死了。我父亲本来就有病，也不知是伤寒还是什么，抽风，也没人有心思管他，大孩子都没了，他死就死吧。那会儿都住的大炕，他从炕上抽风抽到炕外头，耷拉着腿，我奶奶就把他又揪到炕上，又那么抽，就那样也不管，家家都不活着了，都要点火了，我父亲才15。他就说：“奶奶别殉死，我不死我不死，烧死多难受，咱们等我哥哥回来吧……”正央告的工夫，我二大爷回来了，打着一个日本旗子，那会儿说不让过人，你必须得到谁的地方打谁的旗子才能放过你，他就打着日本旗子过来了，就叫门，都说你二大爷要不回来咱们就烧死了。我们就当故事讲。

我父亲说八国联军时。挺大的姑娘就奔茅房，就不活着了，要到那儿上吊去。要叫我说那时候也是封建，外国人拉拉手、摸摸，就受不了，让给祸害的。就说咱们这官园，地方脏着呢，咱们的人也死的多了，特别是旗人，外国人也死的多了，都堆在那儿。那会儿就听说中国有不少好东西都让人家拿走了。就说旗人软弱，提笼架鸟。我妈就说是没能耐，我妈老说旗人没能耐，你看那做大官的都是外地人。

我二大爷和我们住一个胡同，老上我们这儿串门来，他们在西口，我们在东口，晚上没事就到这儿聊聊，我二大妈也到这儿聊聊，穷有穷欢乐。也没电视，点个小煤油灯，用一个碟儿，弄点棉花捻儿，我记得我和我姐姐小时候就点那个。后来发达了，就点电灯了。我们家是最早安的电灯，那时我哥哥有了工作了，我父亲也有工作，就安的灯。一条冰窖胡同就把边儿有一家安了，我们自己还安了一个电线杆子，买木头杆子，自己埋，算不点煤油灯了，煤油灯点的鼻孔都是黑的。

那时聊天儿老提国家的事，西太后呀什么的，仨人提得热闹着呢，说西太后在皇宫里住，梳着美人鬏儿，骑着大马。南屋住着一个我们叫大姨，也是旗人，她老头子上朝呢，说西太后特不守规矩，梳着大美人鬏儿，在里头走，我也不知道是在中南海里头走呢还是皇宫里头走，就说走。西太后的小叔子就是鬼子六了，见了她也没礼貌，拖拉着衣服。又说光绪到了儿没熬过他妈，他死在前头了，相差好像一个月之内吧。光绪死的时候旗人还都带着孝。

我妈还净说袁世凯的事。袁世凯要做皇上，所以不许说“元宵”，卖元宵的也不许说这两个字，就说汤圆。袁世凯登基不到一年是不是?很快就消灭了是吧?

我们小时候在鱼雁胡同，买东西必须到宫门口，从南小街出来，宫门口，锦什坊街，这个应该还有，白塔寺那条街。那会儿天桥让我们住我们都不住，说那儿是下流之地，有唱戏的，还有窑子，姑娘不让带着上那边去，一般的好人都不去。

我就记得我二大妈还梳旗鬏，那会儿旗人都(把头发)抄上去。我妈和我大妈比较进步，就梳后头的鬏了。我妈岁数小，想法就不一样，说梳那旗鬏干吗，像打着印子似的，出去人家都另眼看待。她老早就改了头了，她说我没受过皇恩。我大爷就说，这家里可了不得，出了革命了。

我小时候没梳过大辫子，梳一边一个两个小辫儿，我姐姐比我大，就梳过大辫子，跟唱铁梅的似的，打红头板儿。后来不兴扎了，就兴编辫子了，也是红头板儿。头板儿就是扎辫梢的头绳，必须都是红的。我那时梳俩辫儿，就扎了一个黑的，为的是上头叠那个蝴蝶似的，花蝴蝶，一边插一个，我妈一把把我揪过去，抽冷子吓我一跳，揪过去跟我二大爷说，你看你看，黑头板，没死呢这就穿上孝了。

我小时候还拿两把头1顶着玩呢，那时也不当回事，大院子里戴着两把头走。一个架子，这么一个圆，铁丝的，裹着的是青缎子的东西，拿针头给那后头梳上，讲究梳“真燕尾儿”，就是拿头发做出来的燕尾儿。费劲呢。我姥姥就说：“你妈那时候也就搭着岁数小。我哪会儿来她哪会儿两把头歪着就出来了。”每天三点多钟起来先梳头，这头就得占一功夫，真燕尾儿还得缝，得多大功夫!真要懒的话，睡觉就别打算躺着，这么圆这么高一个枕头，侧着躺着，支着。我说那受得了吗，多困呐，多受罪啊。我大妈说就怕外头有红白喜事，要娶媳妇，涂那大口红，就得挨24小时饿，一吃东西那红嘴唇没啦。这会儿有地方擦去，拿着个小镜子，那会儿不兴啊。

我妈就老说，你大妈捯饬上呀，挺好看的。我大妈浓眉大眼，就是黑点。我二大妈倒是白，就是身量高，那会儿不兴这身量高的，身量高，再梳这大两把头，底下再穿花盆底子，打扮起来垮，就没我大妈好看。我大妈就合适，特有派。那时也甭打算干什么，留的指甲长极了，都讲究戴着指甲套，是银的，保护指甲的，看来那时生活还是不错。你们都听过“坐宫”吧?戏上就那样，也好看是吧。我还真穿花盆底子玩，家家都有，就像现在高跟鞋似的，得有几双，都是自己绣的，女的都是扎花、绣、锁扣子，都是自己弄，绣出来，外边去绱去。男的穿的靴子，也是自己做，福字履1什么的。都不兴买。给我们留几双为的是让我们瞅瞅他们过去的活计，什么样儿，真好。

我大妈那时候，人家娶媳妇聘姑娘，轿子得过一火盆。男的得向轿子射三支箭，射完再打盖子。(参加婚礼的女人)一不能吃东西，二回来腿疼，都是这安请的，都讲坐下请，就是蹲下去半天才起来，且蹲呢，且起不来呢，慢功。我大妈老说，像你们这个，打醋似的，哪儿成啊。我姨家那个哥哥比我大一岁，他那会儿上学，不兴请安，我姥姥老催着他：“上你大姨那儿去，别就那么一鞠躬，学着点，请个安。”男的请安这手是出来，这手进去，我哥哥来了就对我爸爸说“大姨父，您新喜”，就请了一个大左腿安，他没学过，不会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左腿安，可能就是错了。(我爸爸)就说：“你瞧瞧今天大初一的，给我请了个大左腿儿安!”我姥姥那时候来了，我姐姐她们还必须请安，不请安她不高兴：“噢，就给我这么一点头就成啦？”没解放的时候，再怎么也得点个头，我们那时候到年下必须给父母磕头，到一年了，拜年。亲友都上这儿来，女的得过了初五才能上谁家去拜年，不能大初一上人家去，人家不高兴。自从解放，给咱们这规矩全破了，躬也不鞠了，见了说声你好就完事。虽说我是旗人，我一点规矩都没有。我一不抽烟，二很少沏茶，旗人要说爱喝茶，我喝点白水就得。我说我倒是省钱。

我们那时独门独院惯了，低也是两家，还都是老街坊，到今儿想来，女孩子不让串门子，不许站街，不许卖单儿1，不许一个人出去溜达，散步。多大了家里都有人跟着。那会儿左邻右舍差不多都是旗人，也都知道谁是不是旗人，不像这会儿净搬家，那会儿讲究一住就住几辈子，谁都知道谁。我大妈那时抽水烟，托一个吸管，铜的，这点地方搁烟丝，我管吹那个纸捻儿，那也得会吹呢。我大妈二大妈都抽，我妈不抽。我二大妈平常没工夫，到年节来瞧瞧，进门先抄烟袋，坐到那儿，那时候我都挺大的了，我妈就点上一袋烟，双手递过去：“嫂子，您抽烟。”我妈常说长嫂就跟站着的婆婆一样，就那么敬奉。这会儿儿媳妇都没那事，叫你一声就不错。

我妈说不知道是哪朝哪代了，有人就说，把这伙旗人都给他养起来，不让他干什么，就跟裹小脚似的，成残废了。冯玉祥来了才不让裹脚的么。旗人都是大脚，外地人才是小脚。总而言之，旗人的男的就是懒。冬天搁花得挖那窖，挖窖得找人挖，那自己就不能弄么?再说拾掇房，登高不成，男的那会儿都不能登高，害怕。墙倒下那么一小块都得找人，一是好面子，二是没学过，大事做不了，小事他也不做。

访谈者记

祁女士现在的民族成分是汉族，但她却是我访谈的几十名老人中，最有旗人味儿的北京旗人后代。而北京旗人正是八旗中人数最多、地位较高、影响也较大的部分。

1644年清朝入关，建都北京，本着居重驭轻的原则，将精锐悉集于京师，平时镇守中央，有事调集出征。八旗额兵二三十万，隶于京师的就有十余万之众。清廷在北京城内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强令城内汉官汉民迁往外城(又称南城)，经过顺治五年至六年间(1648—1649)的大规模清理，原来居住在内城的汉人无论官民被一律迁出，内城从此成为清朝皇室和八旗王公贵族、官兵的聚居区。形成了清代京城独特的旗民分居格局。

清代的北京旗人，是根据所在旗分。按照八旗方位居住的，其具体方位是：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清廷还以皇城(紫禁城)为中线，将八旗划分为左、右两翼：镶黄、正白、镶白和正蓝四旗位于城东，为左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和镶蓝四旗位于城西，为右翼四旗。在各旗防区内又分汛地，汛地内又设堆拨，汛地与堆拨之间设立栅栏，京城的九座城门均由士兵把守值勤，按时启闭，清廷还将明朝时建立在城内的会馆、戏院悉数迁出，严禁在城内开设戏园赌场，使整个北京内城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兵营。

为使八旗子弟职业当兵，以作为清朝统治稳固的基础，清廷不准旗人务农经商，使他们断绝了一切生计来源，而依赖朝廷的俸饷为生。八旗甲兵的饷米，都需从江南一带通过漕运送至京城，每年漕米的额数约为四百多万石，均贮于京仓之内。京城共计十三个仓，其中内城七仓，即禄米仓、南新仓、海运仓、北新仓、兴平仓、富新仓和旧太仓；还有城外四仓以及通州的中、西两仓。八旗饷米均由京城仓内放领，这对于如祁女士姥姥这样的寡妇来说，确有诸多不便，所以才有求人关饷，而以女儿还情之说。

居住于这种与汉人相对隔绝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