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

十二月那天正是周五。中午时分，在位于格罗恩博格2A区的运河小屋里，罗斯内尔正弓着身坐在二楼办公室的电脑前。这座屋子就像罗斯内尔本人一样又矮又宽，并且整体有点向前倾斜，看似很不稳定，但在他的一些邻居看来，考虑到房子主人所持的政治观点，这房子歪了也没什么不妥。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它离阿姆斯特丹南教堂的钟楼不到五十码，大钟每天无情地一声声敲着，从正午开始一直持续地敲上四十五分钟。罗斯内尔十分讨厌做事中途被打扰，或者周围有多余的声音，所以，他早已对这烦人的钟声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属于他自己的“保卫战”。古典音乐、白噪音机、隔音耳机——但是在钟声的肆虐面前，它们都毫无招架之力。有时他想，这钟敲着有什么意思呢？这座老教堂早就变成了政府部门的办公场所，而这一点，在罗斯内尔这个有着崇高信仰的人看来，正象征着荷兰的沦陷。面对抱有无限狂热的敌人，世俗的荷兰人竟然把他们的教堂变成了这个福利国家的政府办公场所。一个没有上帝的城市里一座没有信仰的教堂，罗斯内尔想。

12点10分，他听到有人轻轻地敲门，抬起头来，看见苏菲 范特豪斯倚在门框上，怀里捧着一大摞文件。她是罗斯内尔以前的学生，读完硕士后就来帮他打下手了。她硕士期间研究的是纳粹大屠杀对战后荷兰社会的影响。她既是秘书，又是研究助手，既像保姆，又像女儿。她帮他整理办公室，录入报告和文章的终稿，帮他安排满满的时间表，管理繁杂的私人财务，甚至还帮他洗衣服，提醒他按时吃饭。那天早晨，她通知他说，她打算新年假期去圣 马丁待一个星期。听到这个消息，罗斯内尔十分郁闷。

“一个小时后你有《电讯报》的采访。”她说，“或许你应该吃点东西，好集中注意力。”

“你是说我现在思维很涣散吗，苏菲？”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从早上5点半开始，你就一直在弄这篇稿子。除了喝咖啡，你总得吃点东西吧。”

“来的记者不是去年那个说我是纳粹分子的可恶的人吧？”

“你觉得我还会给她接近你的机会吗？”她走进办公室，开始整理他的桌子，“《电讯报》的采访完了之后，你要去国家电视台上及时频道，那是个听众来电的节目，所以肯定会很热闹。这次不要再树敌了，罗斯内尔教授。现在要一个个地追踪敌人已经越来越难了。”

“我会尽量管好自己的，但恐怕我已经没什么忍耐力了。”

她探头看了看他的咖啡杯，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你为什么总是要把烟头扔进咖啡里呢？”

“烟灰缸满了。”

“尽量时不时地清理它。”她把烟灰缸里的东西倒进垃圾桶，清走了垃圾袋，“还有，别忘了今天晚上学校要开的那个论坛。”

罗斯内尔皱起了眉，他一点都不期待那个论坛。专家组里面有一个人是某协会的会长，那个协会公开宣称要摧毁以色列。今晚注定会很不愉快。

“恐怕等会儿我会突然得一场麻风病。”他说。

“反正他们肯定会要求你到场，你是今晚的主角。”

他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我觉得我要去多兰咖啡馆喝杯咖啡，再吃点东西。你可以让《电讯报》的那个记者到那里去找我。”

“你觉得这样做真的合适吗，教授？”

斯塔尔街上那家著名的咖啡馆是他最喜欢待的地方，这一点在阿姆斯特丹已经人尽皆知。而罗斯内尔又尤为引人注目，事实上，那一头蓬乱的白发和皱巴巴的花呢大衣已经让他成为荷兰最显眼的人之一了。荷兰警察局的那些天才曾经建议他在进出公共场合时做些细小的伪装，而这个建议被罗斯内尔比作给一头河马戴帽子，再贴上假胡须，然后说它变成了荷兰人。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去过多兰了。”

“那并不代表那个地方就安全了。”

“我总不能一辈子都像囚犯一样生活吧，苏菲。”他指了指窗外，“尤其是在今天这种天气下。你尽量把时间往后拖，实在不行了再告诉那个《电讯报》的记者我在那里。这样我就可以把极端分子吓一大跳了。”

“这一点都不好笑，教授。”她知道已经劝不住他了，于是把手机递给他，“那至少要把电话带上吧，遇到紧急情况你还可以给我打电话。”

罗斯内尔把手机塞进口袋，下楼去了。他在门厅穿上外套，戴上他那条标志性的丝质围巾，走出门去。他左手边是南教堂的塔尖，右手边是细窄的运河，运河两岸漂浮着一只只小艇，五十码开外，有一座双翼木质吊桥。在老城区这里，格罗恩博格运河区是一条安静的街道，没有酒吧，没有咖啡馆，只有一家小旅馆，而住客永远寥寥无几。罗斯内尔小屋的正对面是这条街上仅有的一处惹眼的建筑——一栋淡紫与淡黄相间的现代公寓楼。一缕阳光下，三个油漆工蹲坐在楼前，一身白色工装被油漆蹭得五彩缤纷。

罗斯内尔朝那三人瞥了一眼，记下了他们的样貌，然后朝着吊桥的方向走去。一阵风突然刮起，卷过河堤两岸光秃秃的树干，他停下脚步，把围巾围紧了些，突然看见有一团厚重的云悬在空中，像极了维米尔油画里的景象。就在那时，他突然发现其中一个油漆工正在运河的另一边与他并排走着。他黑色短发，额头又高又平，浓重的眉毛下是一对小眼睛。罗斯内尔是识别移民面部特征的行家，他一眼就看出那个人是来自里夫山脉地区的摩洛哥人。他们同时走到吊桥边。罗斯内尔停下脚步，故意点上一支烟，看见那人往左拐了，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等那人转进前面的拐角后，罗斯内尔便朝着反方向的多兰咖啡馆走去。

他慢悠悠地顺着斯塔尔街一路而下，一会儿趴在他最爱的糕点屋的橱窗前看看今天推出了什么点心；一会儿闪到一旁避开迎面而来的骑自行车的女孩；一会儿偶然遇到个自己的崇拜者，对方激动得满脸通红，不住地赞美他。就在他刚准备走进咖啡馆时，他感到大衣袖子被人猛地拽了一下。他人生的几秒钟一定在苦苦纠结，如果那时他没有条件反射式地转个身，或许就可以逃过那场死劫。但是，他还是转身了。在十二月的阿姆斯特丹那么美妙的一个下午，如果听到有个陌生的声音喊了自己的名字，及时反应当然是转身回头。

他只是很模糊地看到了那把枪。枪声如同炮声一样在狭小的街道上回响。他瘫倒在圆石马路上，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杀手从大衣里掏出一把长刀。这次的残杀如同一场仪式，按照那些长老所下的指示。没人走上前来——这也在预料之中，罗斯内尔想，因为杀手不会任由他人上前干涉——也没人想到要上前来安慰安慰他，他就在那里静静地躺着，等着死神的降临。只有钟声回应了他，它们好像在说“一个没有上帝的城市里一座没有信仰的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