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当代安全工作者，胸中应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任何事故都是可以预防的，目的是构建一个让所有人都远离伤害的和谐社会。一个以生产领域为行政监管对象的安全工作者，应该把这个信念内化为自己的岗位责任，而不以任何理由为可能的失职预设塞责的托辞。一个身处一线的安全工作者，应该顺应时代所倡，把这个信念与本单位生产实际结合起来，让生产实践符合安全科学所揭示的生产规律，努力降低和有效控制存在于生产系统中的各类风险，消除常见于人、机、环、管诸方面的事故隐患。

所谓信念，就是对已被历史经验和当前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念的坚信不疑；而安全信念，即"所有事故都是可以防止的"，或曰"安全工作是可以做好的"，由于其事关百姓万民的身家性命，是当代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的各类安全工作者尽皆必备的基本入职条件。倘若没有这个信念，或虽有此信念但却不很坚定，十有八九会既误自己，又误广大劳动者，须臾不可或缺且在目前已列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安全事业。

以工程技术为手段对自然物进行向人生成，并有用于人的各类攫取或攫取性加工，生产或生产性研发，以及与之有关的全部人类活动，其客观存在的安全问题，无一例外地均产生于人的行为过程与结果之中，且多在人类认识范围之内。这一并非特例的判断，是任何事故皆可预防的立论依据，而且早已被200多年来一直身处高危行业，致力于为人们的衣食住行进行科学探索的杜邦公司的安全实践所证实。杜邦公司的工厂遍布全球，其安全记录优于其他工厂10倍，员工上班时比下班后安全10倍。这不是一段商业性业绩报告，更不是一条应时性广告用语，而是多年来以坚定的安全信念为基础形成的"长效机制"，并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创造并得以保持，进而不断刷新的一项具有普世价值的科学奇迹。

这个奇迹为什么会出自杜邦？杜邦是怎么创造奇迹的？

崔政斌先生的新近力作《杜邦十大安全理念透视》给出了答案。

杜邦公司之所以能创今天的安全业绩，自有其历史渊源和文化因袭。杜邦公司以制造火药起家，创始人伊雷内·杜邦一开始就因其固有的危险性而特别重视安全，视安全为企业的生命，定"责任关怀"为企业价值观，尤其是当今在全球普遍倡导的企业安全文化，即"以人为本、安全至上"，这对杜邦而言是与生俱来的原生文化。200多年来，杜邦在全球工业界率先制订员工安全计划和企业安全条例；特别是几代杜邦掌门人，都恪守一条规矩，即任何一道新工序、新设施，在没经过杜邦家族成员亲自试验以前，其他员工均不得进行操作。如今，杜邦创制的企业安全标准，无论涉及哪个领域、哪个行业，无论是产品标准，还是技术标准、管理标准等，都是较高的；而杜邦公司本身，已经成为全球工业安全可望难及的标准。值得欣慰的是，杜邦在其公司价值观的驱使下，在把自身安全做到的同时，还把做安全的成功经验总结提炼出来与人分享，向全球各类企业提供安全防护、逃生技巧、安全培训、现场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使安全也成为公司的一种新的具有很高市场价值、且前景广阔的引领性无形商品。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和众多大型企业就曾向杜邦公司提出包括上述内容在内的安全咨询。这是杜邦十大安全理念之首尾呼应，体现向安全要效益、要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即任何事故皆可预的，良好的安全是一门好的生意。

杜邦公司在"责任关怀"核心价值观的长期引领下，不只是安全管理人员，而是公司决策层、各级各方面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只要是杜邦人，都无一例外地、毫不动摇地树立起安全信念。这充分体现在公司的管理制度、公司的经营实践、员工的行为方式中，并借着企业文化构造一个良好的组织氛围和环境，增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凝聚力，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以文化的力量推动杜邦由一家纯粹的"化学公司"向综合性"科学公司"发展。公司有如此高的发展定位和人本目标，员工有如此宜人的工作环境和安全信念，这就是杜邦公司为什么会产生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为什么会自1802年以来的200多年间取得17000项专利，为什么会创出"两个十倍"安全业绩的深层次原因。

崔政斌先生对杜邦公司十大安全理念的透视，字里行间，难掩其在化工企业长期从事安全管理的影子。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自己是杜邦安全理念的受益者、学习者和实践者，在多年的企业安全管理实践中，运用杜邦十大安全理念去规范企业和自己的行为，在杜邦十大安全理念的引导下，逐步认识和体会到安全管理的真谛。崔先生虽没在杜邦属下的任何企业工作过，但作为其安全理念的推崇者，他结合自己在实践中的切身感受，写出了他对杜邦安全管理理念的"中国化"理解，全书充满人性的光辉。

由于安全的唯人性，每个安全工作者，不管具体岗位在哪儿，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人，造福于人。也就是说，由于安全的意义在本质上是积极的，那么，以安全为目的的所有工作，都应光大其积极性；否则，就有违人文，有悖常伦。这一点，通过崔先生对杜邦安全理念和价值观的透视，令我生出颇多感悟。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率空前提高，经济发展方式落后且呈多元发展态势、社会分化日渐明显，各种负面因素趁机接踵而至，导致物质生产领域安全形势持续严峻。于是，难免有人回避国内社会制度的现实，把自己的视线移向西方，在故纸堆里回观人家原始积累阶段的情况，片面认为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度之必然，理由是此阶段许多发达国家都不曾逾越。一时间，"事故易发期理论"便以安全科研创新成果为名大行其道，使很多人对生产安全丧失信心。与此同时，"事故难免论"也死灰复燃，其消极影响直指决策与管理。然而，党中央、国务院压根就没理会这些消极因素的渗透，并高瞻远瞩，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安全发展措施作出回应，充分显示了我国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安全的积极作用。

我国是全球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在加入WTO前就向国际保障，遵守贸易规则。如今，人权入宪，职业安全卫生法律日渐完善，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安全健康是国家意志、企业义务。由此可见，在发展理念上，我国与发达国家并无二致，只因经济实力所限，暂时存在一些消极因素，但绝非主流。近年来，一些先行的行业已经开始以社会良知和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这将使更多行业不满足于履行法律规定的社会责任，而是努力寻求国际合作，借鉴全球经验，更广泛、更高水平地实施责任关怀，使职业安全健康之路越走越宽。因此，我猜测崔先生写这本书，其言外之意，是想让我们去思考，即向国外学习，到底应该学什么的问题；特别是要树立做好工作的坚定信念，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地作为，忠实地履职。

与崔先生相识快20年了，最初，我们携手于安全文化的早期研究与探索，伴随着这一研究的深入，我们曾有多次合作。近10年间，崔先生工作之余笔耕不辍，著述颇丰，由他独著和组织编写的安全专著多达20余部，他的著作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贴近实际、实在适用。这在安全图书百花园里，可谓增辉添彩；而即将在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崔先生的贡献想必不只是方法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