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旧事忆城南

也许人老了都爱忆旧，我也不例外。一个夜晚与我太太在街上散步，看到灯光相映店铺和熙来攘往人群，不禁想起小时候在大栅栏、观音寺购物和游玩的情景。现在我居住在东三环外城乡结合部，其热闹繁华程度足以与1940 年代北平购物中心相比，可见北京变化之大。从少及壮，我都住在北京城南，对城南有着一份特殊情感。

所谓"北京城南"，从地理上说是指"前三门"以南，可是从文化上说，多指宣武门之南，也即通常说的宣南，因为清代以来，这里多居住汉族的文人士大夫，遗传到民初仍未有多大改变。林海音先生的《城南旧事》所写的"城南"也是指椿树胡同、西草厂一带。我小时候的居所比林先生所写的还靠北一些，地名叫西西河沿。所谓"河沿"是指"前三门"南面的护城河(现在的一号地铁线)，本来前门以西的河沿都叫西河沿，民初开通了和平门，打通了南新华街，那么南新华街以西的"西河沿"就叫"西西河沿"了。

一、西西河沿旧事

1942 年我生在和平门大街以西的西西河沿160 号，那是我们租的一个小四合院，北屋三间半，南屋三间，半间门道，东西屋各两间，有个十四五平米的院子，这是北京典型的微型四合院。

1、后街的日本人

我生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而且后街(也称后河沿)住的都是日本人，但不是占领军，而是一些小商人、小职员之类。后河沿的房子显然比西河沿的差，一律极小的院子，大约五六间房，低矮潮湿。有些人是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在这里住了，多是朝出晚归，很少与中国人来往。唯有双方的孩子有点交往，但多是打架。中国小孩多，往往占上风，但日本孩子吃了亏好像很少向家长哭诉，也不见日本大人拉着他们孩子来找中国家长的；偶尔中国小孩被日本小孩打了，中国家长也不敢找日本家长说理，这使得中国人很愤懑。虽然日本投降我才三岁，但对日本占领还是留下些恐怖印象的。自生下来就有一种怪病，年年(主要是1943—1945)一到夏秋之际就泻肚，这是"虎列拉"(霍乱)的典型症状。而日本鬼子是"谈`虎`色变"，搞了一个"活埋`虎列拉`"的政策，这使父母一直惴惴不安，唯恐大祸临头，害怕我的病被日本人知道了，为此不敢让我出门，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了，病也好了。日本统治的后几年里，太平洋战争越打越糟，许多物质被日本人征用，北平缺吃少喝，山西老家寄来点大枣、葡萄，一进北平火车站(站在前门)，日本人就打"六六六"消毒，喷得全白了，弄得谁也不敢吃了，只好扔掉。另一件震动北平的大事是"逮麻子"，有位中国地工人员暗杀了日本一个军政大员，传说这个"地工"是个"麻子"，于是北平的"麻子"倒霉了，都不敢上街，弄得人人自危，恐怖阴云笼罩全城。

西西河沿一带居民最反感的是后街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上面说过后街日本人住的院子极狭小，日本男人特别爱洗身子，不论冬夏他们脱得赤条条的、只用一根布条子兜裆，在

街上大洗特洗，这让中国人很不习惯，甚至是痛心疾首。街坊聚在一起就爱骂日本人"洗澡"这件事。"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光天化日，竟敢赤身露体！""谁家没有大姑娘小

媳妇，真是禽兽！"所以中国人很少走后街，即使从街口过，也是目不斜视。

1945 年抗战胜利，后街的日本人悄无声息地搬走了，前街的居民去了一块心病。日本人走了，我们家也起了点变化，买了164 号院，成了有房一族。这房子的原主人是东北人，姓司，夫妇两人带着一个小姑娘过活，是日本翻译官，似乎没有什么劣迹，只是日本人走了，他失业了，要回老家，住房出售。那时北京房子便宜得让今人难以想象(近百年来北京房价六起六落)，164 号是个三合院，北屋三间半，东、西屋各两间，没有南屋，但院子大，约有二十多平米，北房与东、西房之间各有夹道，可盖小房。就这样一个院子售价仅为100 匹本色粗白布(的布)。当时一匹为十丈，按现在价格也就是二三百元，那么，100 匹合现在的两三万元。买了这个小院后，粗装修(主要是把室内地面改为水泥地，纸窗户改为玻璃窗，墙壁用可赛银粉刷)花了20匹布。给我留的印象最深的是司家即将搬走时，给我们留下一幅网球拍子，这是我小时的、带有点洋气的玩具。

2、幼儿园

那时幼儿园还很少，我三四岁时，上了永光寺幼儿园，这是北平南城相当不错的幼儿园。在幼儿园中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一是吴佩孚大帅(北平人简称为"吴大帅")有个孙辈的小孩与我同班；另一件事是分发美国援华食品及衣物。食品是美国军用罐头，外包装呈绿色，有猪肉、牛肉、奶粉三种，每桶有三四斤，大约每人发了十几桶，小孩拿不动，是用洋车拉回家的。衣服是卷成包袱状，编号摊在地面，同学抓阄，我希望能抓到一套运动装，但抓到的却是一件白地细碎绿花、精布连衣裙，十分遗憾。听说有的同学抓到的衣服兜里还有美元，老师说，衣物都是街头募捐来的，有人在街上把衣服脱了下来，交给募捐人，所以常常在衣兜里发现零钱。

那时独门独院的家里都不愿意孩子到门外去玩，总感到不安全，这是日本统治的后遗症。母亲常常告诫：不要跑出去和"野孩子"玩！在她心目中，凡是常在街上玩的小孩都是"野孩子"，这样使我与街坊的孩子自然有了隔阂。日本在时，家里就不许出门，在我心中，大门以外，是个神秘世界，值得去冒一冒险，于是常常偷跑出去。外面还真是有风险，北平围城时(深秋)，气氛很紧张，到处是麻袋(里面装黄土)做成的掩体与荷枪实弹的士兵。我和一个小孩，从马道跑上城墙，疯跑、疯玩，在凛冽的秋风中摘取从城墙砖缝中滋长出的酸枣刺上的残余酸枣。此时一个穿着黑色警察服、背着三八式步枪的人把我们喝住了，举着枪说要毙了我们。当然，这是他利用那点小小的权力逞逞威风，吓一吓对他毫无危险的孩子，俩小孩都吓哭了。他满足了，又去管一个登城的大人，我们俩分两个方向跑下城墙，不停脚地一直跑回了家，庆幸"死里逃生"，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老不出门，显得很不合群，有点孤单。与我们隔三个门有家煤铺，煤铺掌柜的孩子最多，有三四个，他们自成一伙，也是街上的孩子王。有时我也想加入他们一伙，被拒绝了。其中老大说：那不成，你拿铅笔来，我们才跟你玩；你拿馒头来，我们给你讲故事。我曾用铅笔和馒头换得这一切，但我总弄不清楚，为什么馒头的功用如此短暂(讲一个故事只五分钟)，而铅笔却能维持半天呢？

1940 年代末，北平仅仅有80 万人，街上行人稀稀疏疏，宽一点的街道的两旁，夏天青草离离，秋天草一黄就显得很荒凉，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像西西河沿这样的街上就没有行人了。但时时有算命的盲人，或敲着"报君知"的小锣，或吹着单调的笛子(1—2—3 ；3—2—1)从门前走过，更显得凄凉。

二、1940年代的春节(上)

北京的春节越来越淡，特别是新式小家庭，一到春节"新马泰"旅游了，没有过春节的意思。春节的风俗绝大部分都已绝迹，这很令一些迷恋传统民俗的人士痛心疾首。春节产生于农业文明和宗法社会，几千年形成的春节习俗是以这两者为背景的，随着向工商社会转型和社会的小家庭化，春节民俗赖以存在的背景逐渐消失，春节日益淡化是个无可奈何的事。1940 年代，老北平的社会环境还为农业文明所包围，城市里还保留着一些宗法精神，因此，那时过春节(当时称"过年")与现在迥然不同，特别是，对于无忧无虑的小孩子来说，过年是一年较大的梦想和欢乐。

小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年，每到腊月二十九日的晚上总是兴奋得睡不着觉，于是就面向墙紧闭眼睛，默想：再一醒就是大年三十啦！有时睁开几次，仍然是床上的幔账和墙壁。

1.祭灶——过年的前奏曲

那时过年不是三天五天，而是一个序列，要过完这个序列，大约要一个多月。北平一进腊月就有了过年味儿，无论来客，还是街头邂逅，都不免要问一句，年货准备得怎么样了？商店特别是与"年货"有关的买卖铺都要披红挂彩，提醒人们"年就要到了"。这种氛围日渐浓烈。腊月二十三，算是正式进入过年序列，所以这24小时又称"小年"，可以说正式过年的前奏曲。这24小时最重要的节目是祭灶，俗称灶王爷上天。

灶王爷是一家之主(侯宝林的相声说"说是一家之主，可是户口本上没怹")，平时供在厨房里，简单的就在炉灶上贴一张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双人画像；豪华点的，有个灶王爷龛。灶王爷龛的样子有点像前些日子新建的"永定城门楼"。龛的两边写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上联有些虚夸，平常很少有给灶王爷磕头的，这也有道理，既是一家子，何必那么多礼？下联多少有点写实，灶王爷离灶火近，点香很方便，所以灶王爷像前常常是香烟缭绕。有的还供上一杯清水，平日烟熏火燎的，灶王爷也需要清水润一润。进了腊月，灶王爷的待遇明显改观，这时家家都要买些糖瓜(麦芽糖做的，所以只在入冬以后才卖)，恭恭敬敬地供在灶王爷面前，勤快点的还要换一副新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腊月二十三的夜晚，灶王爷要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去。汇报内容是其所主持的一家子的善恶功过。本家希望灶王爷能在玉皇那里多为自己美言几句，嘴甜些，所以在其上天之前要上供糖瓜，说穿了也是一种贿赂。国人对待鬼神有些像对待贪官，总认为多上供、实行物质鼓励就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

小年之前，腊八以后，郊区进城卖芝麻秸儿和柏树枝儿的农民逐渐活跃，基本上是挨着门推销，这些都是祭灶用的，一般人家多少都要买点。汉族风俗是"男不拜月(中秋节不参与祭祀)，女不祭灶"，因此，恭送灶王爷上天是男人的活。二十三的晚上，天黑如漆，把供桌搬到院子里，上面供着北平月饼的四大样——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自然也少不了粘嘴的糖瓜。父亲穿上簇新的长袍马褂，把一捆芝麻秸儿，分成三脚架状，立在地上，上覆以柏树枝，把灶王爷龛放在上面，再撒上些料豆(这是给灶王爷坐骑吃的黑豆)，从下面点火，然后三跪九叩。芝麻秸儿含油易燃，燃烧时料豆和秸秆一起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柏树枝儿放出一阵阵清香。灶王爷上天了。然后演奏国人过年特有的音乐——鞭炮齐鸣，它告诉我们新春就要开始了。这是北平民谚中说的"二十三，糖瓜粘"。

2.办年货

那时过年(从三十傍晚到初五)除了戏馆子外，一切买卖铺都要停业休息，因此过年吃和用的东西都要年前准备好，这叫"办年货"。对小孩来说，新年准备期办年货是最开心的事儿，孩子可以向大人正式提出自己的要求，北平民谣说到过年有"闺女要花儿，小子要炮，老头要个新毡帽"的句子，这都是要主妇操办的。另外，每天都会有新东西进门，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过年才得一见的(如"灯儿节"的用走马灯等)等等，这些都足以刺激孩子们过年的热情。办年货时，我常跟着去，这是一乐，不能放弃；即使不能去的，待买进门后也要仔细查看。

办年货包括买各种新年的吃食、用具以及祭祀用品。那时，除了信仰洋教的(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和回民，北平人一般家里都有个神位，或供祖先，或供仙、佛。家境稍好

点的，要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作为"家庙"(供祖先)或佛堂。

我们搬进西西河沿164 号后，因为北房与东、西房之间都有空档，可以搭盖小房，我家在西面搭了个小房作为佛堂，祖宗的神位待过年时请出，在北房祭拜。所谓"佛堂"供的却是位"大仙爷"，大仙爷只是一位不见佛道经典著录的北方民间信仰的神仙，据说很灵验，有求必应，在老北平人信仰中很有地位。有佛堂和祖先牌位，逢年过节，必有祭拜，这样就少不了祭神用品，如香烛、金箔、银箔等。

买香烛要到香蜡铺，我们常去的是西琉璃厂西口的香蜡铺。这是个古老的行当，北平的香蜡铺的铺面门楣有些像牌楼的横匾，门楣下垂着些蜡烛等幌子，很少开玻璃橱窗的，一般都是糊纸的窗户，铺子里很阴暗，给人以古旧的感觉。这里不仅卖香烛，还有金箔、银箔(做金银元宝用)、各种彩纸、神龛、神码儿等。祭拜的蜡烛不能用洋蜡(现在许多佛寺道场上供都点洋蜡)，那时人认为祖宗不认洋东西。洋蜡，不管红蜡还是素蜡都是石油的副产品，是半透明的，而土产蜡是用蜂蜡制作的，不透明。我们家还有一付(两根)"电蜡"。

外观上做成蜡烛形状，顶上的两团火焰是电灯泡。当时连"洋蜡"都不认，但更洋的"电蜡"却能通行，因为它省事又安全。这是国人西化的出发点。

家中上供用的香分两种，一是单根点燃的，它较粗较长，比筷子粗些、每根有二尺长，也叫缏子香；一是合把点燃的，较细较短。每根像毛衣针那样粗，大约九寸长。过年时，香蜡铺还卖春联、福寿字、"抬头见喜""黄金万两""万事大吉"等短联和点缀节日气氛的剪纸、挂牵儿、年画等。年货中的"进口物"除了做菜用的原料、调料和过年吃的各种零食(花生瓜子、南糖果脯等)外，大宗的还是上供用的供品。这主要是各种饼饵和水果。饼饵要向点心铺预定。

那时我们家要定两堂供品(佛堂和祖宗各一份)。饼饵主要是蜜供和上面说的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四种。一堂蜜供是四个，每个高约二尺多，其状如小型西安大雁塔，用蜜供条叠搭而成。四种月饼从大到小，顶上做成桃形，最下面月饼的直径有一尺左右，这四种合成一堂。供品并不怎么好吃，只是个应节祭品。俗话说"心到神知，上供人吃"，两堂供品在撤供之后也是分给大家吃了。供品中还有四碟鲜果，大多用晒出"福、禄、寿、禧"字的苹果。为了与蜜供、月饼的高度一致，鲜果要放在"豆"中，这是一种高脚的盘子。古代有个席地而坐时期，豆是那时餐具。后来作为祭器用，显得有些古雅之气。

3、过年的操作阶段

"二十四，扫房日"，除了洒扫庭除，有的还重新刷墙糊顶棚。那时顶棚大多是纸糊的，一年的烟熏火燎，保护好的也要发黄，因此家境稍好的都要挑了顶棚重糊，室内室外，焕然一新。个人也要洗澡剃头，那时北平的女澡堂——润身澡堂(当时还有一些男澡堂附设女部的，如东升平等)已经开张，母亲每个月都要到那里去洗一次。

二十四以后，家里忙活的主要是制作储备食品，这也很吸引孩子注意力。小孩跑前跑后，里外查看有什么新吃的出炉。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许动刀子，这几天的吃的都要年前

做好。这几天要蒸馒头、豆包、糖三角、花式蒸饼，炖肉煮鸡做豆酱(用肥肉皮丁、黄豆、水疙瘩丁、胡萝卜丁、豆腐干丁等做成)，做好了分别放在不同的缸里，过年时随吃随热。蒸制面食品有许多花样，如做个蝴蝶、金鱼、小耗子等，再涂以颜色，虽然味道与馒头没有什么区别，但孩子不这样看，刚一出屉，便抓来吃，也不怕烫，而且觉得分外香甜。

三、1940年代的春节(下)

2.除夕——诸神下界

当朝阳在脸上晃来晃去的时候，我才醒。"大年三十了，还不起？"母亲的叫起，我突然意识到，盼望已久的"年"终于到了，使劲睁开眼睛，太阳已经穿过绿纱窗，照在雪白

的墙上。这24小时要穿新衣服，孩子尤其如此，因为他是大人的脸面。虽然我只有四五岁，但作为长子也要穿棉袍，过年要见面行礼的，穿短衣太过随便。北平人认为穿长衣服是有

礼貌的表现。比如挑水夫送水，进入院内，都要穿到膝盖的茧绸大褂(太长不便干活)，因为院内可能有妇女走动。

其实三十这天很少有礼仪性的活动，我穿着湖绉面里外三新的棉袍，母亲不让去放花炮，怕烧了衣服。我只好在小院里跑来跑去。或看看厨房里做了什么好吃的，看送水、送财神和要账的。

那时小院里已经有了自来水，但习惯上总觉得甜井水好喝，还让挑水夫送水，自来水只用来洗涮。三十这天一定要把大小水缸装满，水象征着财，多多益善。这天频繁拍门多是送财神的，干这事的常常是穷家小孩，靠财神挣点小钱。这些孩子你去我来，像穿梭似的，在大门口高喊："送财神爷喽！"主家也烦，可是谁能说"去、去、去，不要"呢！那不等于拒绝财神爷光临吗？于是，不论谁来都是给一两个铜板留下一张。

要账的多是买卖铺的小徒弟。那时北平的买卖大多是赊购，特别是离家近、卖日常生活用品和吃食的铺子，很少现金交易。离我家一二百米有个小杂货铺，有时我妈叫我到那里拿条烟，我就去拿条烟。掌柜的在我家的账上记下一条烟，账在三节(端午、中秋、过年)时清，我们买一条烟，不怀疑掌柜的给我们记两条，掌柜的也不怀疑三节时我们不给钱(这种信任是多年培植成的，一旦破坏，很难恢复)，结账在大年三十。如果真是没钱给的，初一一到也就躲出去了。

一般人欠账，大多是过节忙其他事忘了，三十这天该店小徒弟穿得干干净净，到各家催账。他们站在主家院子里，不进屋，高声说"今年小店的买卖不好，向您老拆兑俩钱，请您务必多关照"。实际上小徒弟往院子里一站，主家马上就会说，告诉你们掌柜的，我这就去。不必等小徒弟说完那段套话。

下午开始剁馅，准备大年初一早上的饺子。那时北平人吃"观音素"的很多，每月初一、十五、和观音菩萨的生日要吃素。这顿饺子就是素馅的。饺子馅儿是用木耳、黄花、口蘑、粉丝、豆腐、焦圈、青韭、白菜做成，也很好吃。三十的年夜饭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无非是炖肉馒头之类(当时北平小康之家的饭菜不如现在，那时的人家老想攒钱买房子置地，与现在大多用在伙食上不同)，但初一早上的素饺子给我印象深刻。

傍晚，随着外面的鞭炮声的密集，预告"年"真正到了。这时人们忙着往院里洒祭灶时买的芝麻秸，我穿着新棉鞋尽情地在上面踩来踩去，发泄着人性中固有的破坏性，美名"踩岁(碎)"。天黑了，大人在院子里设好祭桌，准备迎接灶王爷回家。据说灶王爷"回宫降吉祥"时要带领天上诸神而来，所以母亲嘱咐我，大年下不要胡说，诸神下界，说什么神仙都听着呐！母亲小声附在我耳朵上说词，让我感到庄严与神秘，仿佛无边的夜气中，各路神仙穿着金盔金甲，由上空缓缓而降。不仅不吉利话不敢说，真有动辄得咎之感。迎神也有仪式，要上供拈香，点燃芝麻秸儿、柏树枝儿和由金箔、银箔制作的元宝，放鞭炮，然后把灶王爷龛供在厨房灶前，一如往年。小院中柏树枝儿香味与火药气味交融在一起，一夜都不能散尽。本来迎财神爷是初二的事儿，传说初二是财神赵公元帅的生日，北平人上财神庙进香也是正月初二。可是人们为了省事，再说三十已经有许多财神码(当时称印在纸上的神像都叫"码"，如"灶君码")。于是就把"迎财神"与"迎灶王"的事儿一块办了。

2.大年初一头24小时

迎神之后，除夕已过，严格说就到了"大年初一头24小时"了。这天的及时件事是到"前门洞"(正阳门与箭楼之间的瓮城)烧香。正阳门(即前门)楼两旁各有一个袖珍小庙，东边是观音菩萨，西边是关帝。两庙据说是明代建造的，关帝像还是历史上的木匠皇帝(天启皇帝)的作品，是庙中三宝之首。其他两宝是白玉石马和青龙偃月刀，前门稍南的打磨厂有个铁铺每年都要给关老爷义务磨刀。前门离我家不远，但到这里也已经人头攒动，有成百上千的人了。上香之前先要摸一下正阳门的门钉，据说可以消灾祛病。那些与人齐高的门钉被摸得锃光瓦亮，与高处乌黑门钉对比鲜明。拜完关帝，再拜观音菩萨庙。从前门回到家里已经夜里两三点了，这时全城的鞭炮渐稀渐疏，大有"偃旗息鼓"之势，因为各家都忙着给老人拜年和吃大年初一的饺子了。我们也是这样，父母坐在供祖先牌位桌子的两边，孩子穿好了长袍向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于是父母拿出红包，一般是一块现大洋，或五个有头像的镍币(每枚上铸着"廿分")，其购买力相当现在60 到100 元人民币。然后一家吃素馅饺子。

拿到了压岁钱，觉得有了一笔财富，那些形诸梦寐的宝贝就要到手了：如九连环宝刀(其实只是涂了银色的木头刀，刀背上有九个铁丝做的环)、盒子花(一种烟火)、沙燕(风筝一种)等，再不是遥不可及了。孩子过年的精神头比大人足，大多要"三十晚上熬一宿"，大人如何劝也不管用。那时没有电视，孩子干什么呢？大多是提着灯笼在大街放花放炮，或在屋子里玩"陞官图"，比赛看谁能从小科员一直陞到大总统。

提起放花炮有件事使我很难忘怀。父亲的有个做花炮生意的朋友，有一年已经进货了，到年根儿，老母突然去世，要回家奔丧。朋友给他凑了许多钱，回去办事用。他便把花炮分给朋友们，那年拉回一洋车炮仗，堆满了小佛堂。一家放不完，动员街坊朋友帮着放，放了有半个多月。初一早上，院中的炮仗皮子没了脚面，可真放够了。其中有个盒子花，让大家乐了一回，五光十色焰火腾空后，上面显示出一尊大炮、一段城墙和四个大字"炮打东京"，不过当时日本已经投降，但由此想起后街的日本人，还是很开心。

我觉得那时放炮不太扰民。因为除了三十晚上在门口放一挂长鞭"崩崩煞神"外，大多都是在自己院子里放的，对行人干扰不大，当时居民较为稀疏，住的是平房，如果紧闭房门，外来的声响也比现在小。初一是拜年的正日子，亲戚朋友，互相拜年，就有磕不完的头。当然什么时候也是"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家境太差的，往来的也少，来了也接待不起。富贵之家则是没完没了亲戚往来。

从初一到初五，每天都吃年前做好的的年饭，只要一加热就行了。过年期间除了拜年、逛庙会、听戏之外就是玩牌——打麻将、推牌九和斗纸牌(也称马吊，多是妇女玩)，更厉害的是掷骰子、押宝——这是纯粹的，一翻两瞪眼，几秒钟内见输赢。

3.其他年事

初二这天是到财神庙进香。财神庙在广安门外三四里地的六里桥，名为"五显财神庙"(现在的中华书局附近)。这里有"借钱"习俗。所谓借钱就是庙里的道士把用金箔银箔叠好的元宝散给香客，带回家；香客拿出点香火钱作为回敬。

拜财神的香客极多，初二半夜有人就到庙外(当时住城外的人很少)或广安门洞等候，去"争烧头柱香"。每年我和父亲一起坐洋车去，天还很冷，大腿以下都要盖条毯子。广安门大街已经是洋灰马路，但只到报国寺，此外就是石头子土路了，很是颠簸。听说广安门脸有出租驴的，每个脚夫有几头驴，租给香客后，脚夫不跟着，驴到了财神庙自己就不走了，香客下了驴，驴自己就回去了。

初一以后还有两个"灯节儿"特别被看重，一是初八，一是十五。古人认为妖魔鬼怪都以黑暗为寄身之处，点燃灯火，自然有驱魔和祓除不祥的功效。每到灯节，母亲用彩纸(主要是黄、粉、绿等颜色)捻成中间细如纸绳，上下有个啤酒瓶盖大小的灯台108 盏，蘸上油，从室内一直散播到门口，还有窗台、灶台、自来水管等地都要放上这小小的灯台，然后点燃，不过要有人盯着，避免着火。十五的灯节就更热闹，走会的，玩灯的，一拨一拨的，让小孩不知追哪拨好。北平近郊农民热中走会，西西河沿一带来的"会"大多来自门头沟。

他们踩高跷、跑旱船、打太平鼓、扭秧歌，穿红挂绿，色彩缤纷，大锣大镲把节日引向一个高潮。然后戛然而止。灯节，我更喜欢悬挂在客厅的走马灯，一开大灯(也可用蜡烛，但得有人看着，太麻烦)，唐僧师徒四人以及观世音菩萨、善财童子、小龙女等围绕着灯转了起来，这个简单的装置能够引发我痴想：是谁在推动它呢？

生活的及时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