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辜鸿铭是近代中国一个以古怪著称、以西学见长、以保守为特色、并在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文化人物。他一生主要以英文写作，留给今人大量值得品读的思想论著。但长期以来，他的外文著作多不为一般国人所知，人们只是乐津津乐道他"辫子"的故事、他关于纳妾合理的怪论以及他通晓多门外语的神奇。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著作才陆续被整体性地译成中文出版，人们才得以透过其怪异的表象，深入了解其真正的关切，并品位其思想的滋味，感受其议论的精彩。于是，一个享誉世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形象，在国人心目中逐渐地清晰起来。

这次，《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委会决定从保守主义思想代表的角度，来收录辜鸿铭的论著，不妨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独特地位的一种承认。与此同时，笔者也希望能够借这次重编其文集的机会，对辜氏的文化活动和保守思想进行一点新的审视和反思。

一

辜鸿铭，名汤生，号汉滨读易者。早年的西文名为Kaw(Koh)Hong Beng，后常用的西文名为Ku Hung Ming。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家庭，其曾祖辜礼欢曾出任英属马来半岛的首任甲必丹，家族从此兴盛起来。辜氏与台湾著名的辜显荣、辜振甫一家为宗亲关系，其祖父一代为亲兄弟。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以经商垦殖为业，他帮英人福布斯·布朗(Forbus Scott Brown)经理一个较大的橡胶园，深受布朗信任和器重。辜鸿铭为辜紫云次子，其母为西洋人。他从小聪明伶俐，甚得布朗夫妇喜爱，被收为义子。早年他曾在槟榔屿的威尔士王子岛中心学校(Prince of Wales`s Island Central School)接受三年英式教育。13岁左右也即1870年前后，被布朗夫妇带往欧洲留学。到英国后，他先是在爱丁堡近郊的英国很古老的利斯学院(Leith Academy)学习了两年，1873年至1874年之交，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专攻西方文学。1877年春，他顺利通过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诸多科目的严格考试，以优异成绩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时年21岁。此后，辜鸿铭又曾到德国莱比锡某工学院进修，学习土木工程。接着到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等国游学。1880年24岁时方结束留学生涯，回到槟榔屿。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种西文著作或译著中，辜鸿铭都郑重标明自己为"文学硕士"，可见他对此一身份的重视程度。而这同时也清楚地表明，关于辜氏在欧洲曾获得13个博士学位的一类传说，当是靠不住的。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本人在西方求学期间所获得的较高学位应是硕士，而不是博士。

回到东方后，辜鸿铭先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任职，两年后得遇留法归国的著名维新思想家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晤谈三日，受马建忠影响，辜鸿铭辞去殖民政府的任职，决定回国服务。随后转往香港居留。在香港，辜氏一面补习传统语文，一面大量浏览西方汉学著作。这一时期，他开始在《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等著名英文报刊发表文章，评点西方汉学，从而揭开了其一生文化活动的序幕。中法战争期间，他结识了张之洞的幕僚杨汝树和赵凤昌，经二人介绍，得以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历时近二十年。除了有关洋务和外事的日常工作之外，他的主要活动，一是对外翻译出版儒家经典《论语》和《中庸》，直接传播中国文化，一是以英文撰写论著，维护大清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谴责西方列强的蛮横霸道和在华外人的不道德行径。长江教案、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前后，所著《为吾国吾民争辩》、《尊王篇：总督衙门论集》和《中国牛津运动故事》(又名《清流传》)等英文论著，都曾产生过一定的国际影响。1905年出任黄浦浚治局督办，历任外务部员外郎、郎中和左丞等职。1910年初，清廷以"游学专门一等"的名义，赏给辜氏文科进士，位在严复和伍光建之间，列名第二。他于年底辞官，到南洋公学任教。

在晚清，辜鸿铭政治上基本属于洋务派，但带有"清流"特点，他既不赞成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改革，更是反对辛亥革命，曾撰文屡予攻击。民国建立后，以遗老自居，诅咒民国，留辫至死不剪，与世抗争。1915年前后到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诗和拉丁语。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名，保留其北大教职。1917年张勋复辟，他曾卷入其中，列名为外务部侍郎。及时次世界大战前后，辜鸿铭的著译活动十分活跃，曾于1915年出版著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一书，鼓吹西方文明破产和中国儒家文明救西论，在欧美和日本曾产生较大影响。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艾恺所指出的："在战时和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而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15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同年，辜氏还出版了《大学》一书的英译本。时期，辜鸿铭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学运动，成为"新青年"们抨击和嘲讽的顽固象征。1924年，他曾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赴日讲学三年，1927年回国。其讲学内容，收入1925年大东文化协会所编的日文本《辜鸿铭讲演集》和1941年萨摩雄次编译出版的日文本《辜鸿铭论集》之中。这期间，他还曾被军阀聘为顾问，并应其同宗辜显荣之邀到台湾演讲。1928年，军阀张宗昌任命他为山东大学校长，但他并未到任。同年4月30日，辜氏在孤寂和抑郁中因病去世，享年72岁。

综观辜鸿铭一生，其政治生涯实不足措意，他主要是一个思想文化人物，而且是一个曾被学界长期轻视和忽略的文化思想家。20年前，笔者郑重以"文化怪杰"来定位辜鸿铭，就是试图以此定位为契机，为纠正国人心目中长期形成的仅视其为"文化丑角"的思想成见，做出一点切实的努力。当然，辜氏极端片面的"文化丑角"形象之改变，根本上尚有赖于对其外文著作进行广泛搜集、系统整理和翻译出版。这次，笔者欣然接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辜鸿铭卷》的选编任务，这其实仍然是直接的动机之一。

二

在笔者看来，辜鸿铭的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值得引起今日读者的格外关注和认真思考。

首先，他是一个通晓古今多种语言、能用欧洲语文熟练表达思想情感、真正具有跨民族的国际文化视野和思想资源、其思想也真正产生过国际影响的中国思想家。这不仅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当时的中外文化思想交流史上，也是值得格外关注的现象。

辜氏乃语言天才，通晓英、德、法、意、希腊、拉丁、马来等多种语言，还略懂日语和俄语。其论著除中文外，主要以英文发表，夹杂欧美古今文字，并被译成德、法、日、俄等多种语言。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与辜氏通信，讨论文化出路和人类前途问题，有的信还曾公开发表，向他表示敬意。英国大作家毛姆访问中国时，特地去拜访过辜氏，并撰写访问记《哲学家》一文，生动地刻画了他独特的哲学家形象，承认他"在关心抽象方面的东西的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丹麦享誉世界的文评大家勃兰兑斯曾著《辜鸿铭论》，称辜氏是一位"的中国学者"，认定"对于欧战及对于东西文化关系的思想，比之通常欧洲人士所仅识得之多半作家，辜氏值得更大的注意而不可同日而语"。有关评价的具体内容及其分析，参见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第1、7、8章，北京，中华书局，1995。也可参看黄兴涛、宋小庆合译的《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后所附的《托尔斯泰与辜鸿铭书》、毛姆的《哲学家》以及勃兰兑斯的《辜鸿铭论》等文的汉译。在法国，罗曼·罗兰也承认"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更有一位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Francis Borrey)，曾与辜氏合作将《论语》译成法文，他在辜氏去世后以法文出版《中国圣人辜鸿铭》一书，极力赞美辜氏拥有一颗"及时流的、甚至是举世无双的、具有概括能力的头脑，这头脑充满智慧——科学进入物质领域以前的那种智慧"；认为辜氏不仅具有关于中国的"知识"，而且具有关于世界的"知识"，"从这个角度说，他是通晓东学和西学的中国人"。波里甚至还毫不掩饰对辜鸿铭的极端崇拜："有时候，我觉得看到了辜氏的脑袋放射出东西方一切智慧的光芒。我承认我欣赏他，我承认我爱他——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Francis Borrey, Un Sage Chinois，Paris,1930.参见桂裕芳、蔡方君合译：《中国圣人辜鸿铭》，见黄兴涛：《闲话辜鸿铭》，25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辜鸿铭在西方影响较大的时期，是及时次世界大战前后，而影响较大的国家又是德国。德国许多哲学家和学者，如凯瑟琳、新康德主义学派的信奉者奈尔逊、汉学大家卫礼贤等，都非常推崇辜氏，并承认其思想受到他的影响。一战时期的德国，还成立过"辜鸿铭俱乐部"和"辜鸿铭研究会"一类的组织，专门研讨他的思想学说。此外，晚年的辜鸿铭还被日本学界聘去讲学长达三年，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应邀赴日讲学时间最长的学者之一。当然，究竟何以至此，另有其具体成因，但辜氏思想学说本身确有值得重视和研究之处，当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辜鸿铭是一个热爱祖国、醉心儒家文化、勇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文化尊严的思想家，其思想带有某种民族主义的外在色彩，尤其是在晚清，他与西方列强及来华教会和特权西人积极抗争的思想特点，显得分外突出。他一登上思想舞台，就以锋利之笔，批评西方汉学的浅薄、汉学家的自大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和轻视；抨击西方在华传教的虚伪、危害，以及传教士的傲慢无礼、蛮横无耻等行径；他还犀利地抗议、谴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多方欺压、武力侵略和内政干涉，呼吁西方改变对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奉劝西人不要歧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不要侵夺中国国家主权；进而奋起进行文野之辩，乃至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等等。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辜氏曾不适当地为清朝的落后统治进行了辩护，也存在不惜为中国文化护短的毛病，有时还传扬了文化糟粕，但在那个中国备受欺凌的时代，他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活动总体说来还是难能可贵、机智深刻、充满道义力量的。前文提到的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在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拒绝为《中国圣人辜鸿铭》一书作序时，便曾这样提醒李氏：

辜氏在某些方面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他未能分析形势，未能在复兴中国的事业中保持先锋地位，而是在思想运动、实际的运动中落伍。这一切，我承认，并为之惋惜。然而辜氏毕竟是复兴中国的奋勇先驱，早在我们这一代人以前，他就指出并谴责了"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以及其他对中华祖国领土完整的侵犯。这非常好，非常好！青年们应牢记，不是吗？波里：《中国圣人辜鸿铭》，自序《致好友李君》，见黄兴涛：《闲话辜鸿铭》，231页。

旁观者清。波里的评价无不道理。

在清末民初中国这样一个古老文明实现现代转型的关键时刻，如何保持可贵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实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辜鸿铭以自己特有的文化眼界，意识到并呼吁国人自尊自重，无疑显示出一种非凡的清醒和见识。晚年在日本讲学时，他曾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世人：

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着贬低中国文明而言过其实地夸大西方文明的倾向……实际上，中日两国的青年都是通过望远镜来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的一切都变得比实体伟大、。而他们在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见本书所收《辜鸿铭论集》中的《什么是民主》。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一痛心疾首的告诫时，不能不对那个时代国人文化心态的缺失，做出深刻反省，也不能不对辜氏那颗火热的"中国心"，表示由衷的敬意。

不过，谈及辜鸿铭思想的这一特点，有几个相关问题需要略做辨析。一是辜氏的"中国人"身份问题。近些年，有些在美国研究辜鸿铭的学者，喜欢强调辜氏国籍身份的模糊或不确定，有的甚至还故意将其终生视为马来亚"华侨"。这是很错误的。辜氏的确出生在已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马来半岛之槟榔屿，但其出生和早年生活时代，其祖父辈并无近代国籍意识，只有强烈的认祖归宗观念，其父辜紫云在他到动身到欧洲留学时告诫其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剪辫和加入基督教，可谓明证。南洋华侨出现国籍问题，已到1907年。这年《荷兰新订爪哇殖民籍新律》颁布，规定凡生于荷兰属地的华侨皆为荷属殖民地籍，从而引起南洋华侨之不满。1909年，中国制定《大清国籍条例》，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因应。但辜鸿铭早在1885年就已正式回到祖国效力，且终其一生，都以一个"中国人"为荣，且从不曾以"华侨"自称，更不曾自称为马来亚人。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主观认同上，辜鸿铭的"中国人"身份都确定无疑。

二是辜氏思想中政治、文化和民族意识的矛盾问题。在晚清时，辜鸿铭反对变法和革命的落后政治立场和文化选择是基本统一的，但进入民国后，他以遗老自居，不认同共和制的民国，又因视日本文明与中国传统儒家文明为一体，甚至认为日本保留了中国儒家文明的"真传"，故其晚年把复兴真正的中国儒家文明的希望错误地寄托在日本身上，甚至呼吁日本"必须把复兴真正的中国文明引为自己的天职"见本书所收《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这24小时真幼稚的文化幻想，太过于缺乏政治常识，最终不免被日本侵华时期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运动所利用，从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这是需要说明的。

与上述问题相关，辜鸿铭思想中的"民族主义"色彩也值得分辨。多年前，当人们热烈称扬辜鸿铭的爱国情怀时，就有学者敏锐地指出，辜鸿铭其实不能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