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梦：冲动？还是走投无路？

我的留学设计最初就是在悖论中打圈圈：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一个一个试验，又一个一个打消。今天想读MBA，明天想读财会。一会儿看看托福，一会儿翻翻雅思。开始信誓旦旦非名校不去，之后处心积虑能出去就行。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大学毕业生，也就是被时代边缘化的70后族群中的那一伙，赶上了“从包分配向供需双向选择”的过渡期。那时候北京的政府机关只有外地同学会考虑，面试的名额经常报不满。

凭借在文科院校中的诸如性别等优势，我很快摆脱了系里的内斗，没费太大周折，不屑地连续pass掉两个部委的第二轮面试后，便钻进了一家大型国企，并洋洋自得于“自己的选择”。

但还没等笑出声，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马上作用于教育：虽然是一届公费生(每年个人负担学费500元)，但还是在毕业前被母校强行征收了2000元的莫须有费用，换取了毕业证和学位证。

市场经济作用于工作的力度同样不小：很少关心时事的我突然发现，自上而下的国企改革原来是为了“脱困”，我所在的这家著名企业直到2001年才扭亏。“自己的选择”一样会“站错队”，后来等国企东山再起、日进斗金的时候，我早已离职了。

从工作伊始就是等待。等待国外出差(补助高)，等待晋升，等待涨工资，等待年终奖，等待公派出国学习……想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六七十年前的荒诞剧如今怕是无人问津了，但人们还是每天宿命般地扮演着那个离奇而乏味的角色——迷茫守望者。

偶然瞥了一眼报纸，看到“国内MBA缺口30万人”的消息。在死水微澜的境遇中，这条来路不明的资讯竟连带出留学的念头，与欲望和冲动产生共振后，信念被放大了，像湖面上激起的水晕，无限地扩张开去。抉择的一刹那可能是热血沸腾，也可能是心如死灰，但抱定的那个信念颇有些“邪念”的味道：功利的世界没有平凡的位置，功利的人生没有平淡的理由。

那时的所谓“留学梦”，不过是摆脱国企和体制的替代形式，是冲动，也是走投无路的挣扎。

那时候，我的留学想法是功利的，只是为了逃离现实。我表现得相当急躁，几乎有些“不择手段”——到处咨询中介(那时的中介没有现在规范，顾问中的骗子很多，手段也令人发指)，道听途说，比如美国签证太难，新加坡环境太中国，德国教学太严苛……

总之我的留学设计最初就是在悖论中打圈圈：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一个一个试验，又一个一个打消。今天想读MBA，明天想读财会。一会儿看看托福，一会儿翻翻雅思。开始信誓旦旦非名校不去，之后处心积虑能出去就行。

无序、困惑到了极点，反而冷静了许多。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留学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普遍接受，首要的屏障还是钱。而且那个时候，我没有融资观念，“借钱”两个字说不出口，也确实没地方去借。

家里自不用说，向银行借贷，要求是抵押同等金额的房产。我自然是没钱买房的，尽管那时的商品房价格只相当于现在的十分之一。跟家人同住的那50平方米房子是父母单位分的，还没有产权证，抵押不了不说，就算能抵押，基本上也是押上了爹妈的老命。就算他们乐意，我可下不了手。

又是“钱说话”(Money talks!)的逻辑，这是硬道理。心目中那些耳熟能详的名校很快被“现实”掉了，这样一来，标准清晰了很多。很快我发现，英国MBA才一年，总价肯定低于之前查过的几个国家，性价比是较高的。

不过即使如此，把自己的积蓄全算上，也还差好几万。当一切矛盾归于经费问题的时候，我突然从一个北京人，变成了来京务工人员。

背着单位，我几乎身兼三职。忘不了帮出版社校对英文字典的那两个月中从办公室到宿舍之间漆黑的林荫道，忘不了为写书撰稿在公共汽车上失神过了站，忘不了业余教课时满手的粉笔灰。“疯狂捞钱”的我终于迎来了一场二十年未遇、持续一周的40度高烧。镜子中的皱纹刻下了心灵的褶痕，昏黑的眼袋储备了经久的疲劳。

留学对人的锻造从准备阶段就开始了。当自己憧憬并为之鼓吹的理想变成附体的魔咒，此时更需要的是一些偏执。

2002年底，我递交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申请。这是个老校，老得让人有些不敢相信：1451年建立。国内称得上大学的，无论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还是北洋大学(1895年)，充其量不过一百年出头。

教育当然是越老越值钱(当时这种想法非常片面，但也能自圆其说)，而且查过历史才知道，亚当•斯密竟然是这个学校毕业的，MBA的学费也合适，雅思成绩要求不算太高，哪里找这样的性价比？

邮寄申请材料的当天，邮箱里转发来一条消息：广州那边出现了怪病，病人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已经死了100多人。我当时毫不犹豫地把它删除了，对这种官方以外的小道消息，我向来不信，还用瑞星杀了两遍毒，担心是“木马”。

2003年春节过后，北京的气氛愈加诡异起来。人们开始抢购消毒液、口罩，人大开会期间的新闻会证实了广州出现了罕见病毒SARS(“非典”)。而一个月后，形势严峻到卫生部部长下台，北京的消毒液、口罩已经脱销，厂家表示要24小时不间断生产。

单位也开始无限期放假，平时拥挤不堪的街道此时几乎可以用冷清来形容。那时只要是高烧就要被送往指定的医院隔离起来，据说唾液的飞沫都很可能导致传染，于是出入京城的航班、列车不断取消，使馆的签证业务也中止了，瘟疫横行的北京几乎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

闲在家里的我，在二十九岁生日前后，收到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录取通知，只能慨叹“人算不如天算”。

岁月又要翻篇儿了。那个孤独的夜晚，不会喝酒、不会抽烟、不会打麻将、没有女朋友的我，百无聊赖。

曾仕强教授讲《易经》中的“否卦”时，解释说，“泰卦”变成“否卦”很容易，而从“否卦”到“泰卦”很不容易，必须要“否极泰来”，坏到极点才能有转机。我的经历可能应验了这个乾坤倒转。

炼狱般挺了两个月后，北京的危机局面总算有了转机，航班和签证业务也随之逐渐恢复。我在7月23日拿到了签证——鬼使神差，若干年前的这24小时，我开始了职场生涯。如今，及时份工作就此结束了，我又重新回炉成了学生。自己的选择，这一次，没有丝毫的得意，走一步看一步吧。

坐在BA038航班上，看着空乘手持喷雾剂袅袅而过，白雾中消毒液的细小颗粒滴在我的脸上，滴在邻座的口罩上，滴在一片谨慎呼吸的寂静中。终于，飞机起飞的轰鸣带走了所有的失落，一转头，不经意间瞥见了窗口那静静的蓝色，这应该是留学梦的颜色。

英国的古老大学什么样？

“大学越老越好”？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逻辑性，特别是古老大学从校园外观体现出的历史沉淀和厚重感，常常对及时次身临其境的人产生巨大的震撼力。但用历史的长短判断学校的档次，未免有些偏颇，也不符合中国人了解英国大学的基本思路。

航班终于到达格拉斯哥了，拖着120斤重的大箱子，有些步履蹒跚地往前走，疲劳和困倦让我有点儿像梦游，倒是路人一个又一个地迎上来问寒问暖，然后笑盈盈地指引路线。其中一个老奶奶甚至一直带着我穿过两个街区，向格拉斯哥大学走去。

慢慢地从一种幻觉中“苏醒”过来——应该说是这种久违的热情唤醒了我。我对这个陌生的城市很快熟识起来，苏格兰人的友好令我一直受用到今天。

那个老奶奶忽然停下脚步，抬手指了指对面，我当时就惊呆了：一座拔地而起、气势磅礴的钟楼，像童话中闪现的迷离和突兀，古老得像隔了千山万水。那一刻，我有一种彻底臣服的感觉；那一刻，永远地留在了记忆的深处。

太震撼了！仿佛五百五十多年前(格拉斯哥大学成立于1451年，到我留学时已经有552年的历史)的风从那高处——Gilmore Hill——扑面而来。

主楼内侧的哥特式长尖石拱门和廊柱围成了一个梦幻的迷宫通道，一进一进的廊门通向东西南北，又在中心区高企的穹顶汇合，通透的布局仿佛是有意设计，吸引着来自四面的莘莘学子，又送别去往八方的才俊，涨潮退潮似的，人海中矗立着这座不朽的灯塔。

宏伟、壮观的格大主楼被开尔文河(River Kelvin)环绕，水流的叮咚声仿佛是格大钟声的背景音乐，暗绿色的河水蕴藏着多少经年往事。

河边的Kelvin大道上，林荫遮蔽，草皮上嵌着一簇簇缤纷的花丛。在一个岔路口，坐落着Kelvin的塑像，这就是热力学奠基人开尔文勋爵——威廉•汤姆森。他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校长，创立了热力学温标。

不过，“数风流人物，还看校门”。沿着主楼侧面的James Watt楼，来到大学的正面——Memorial Gate(纪念门)，一扇铸铁的黑漆栅栏门，1952年建成，纪念格拉斯哥大学成立五百年。上面一共有三十位著名校友的姓氏，包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两个：Smith和Watt，即Adam Smith(亚当•斯密)和James Watt(詹姆斯•瓦特)。

名垂青史是中国儒生的人生理想，在格拉斯哥大学你可以看到“名垂校门”。

谁能想象，《国富论》的作者以及蒸汽机的改良者竟然是自己的校友！推开的这道门竟然是历史的一页！拿着地图，寻宝似的一路找下去，想把这本巨著读完，但草草地翻看些章节，抬起头仰望天空，小憩的当儿，已经过去十几年了。

应该记住英国六个古老大学的名字(按成立时间先后排序)：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格拉斯哥大学、阿伯丁大学、爱丁堡大学。

最古老的牛津有上千年的历史，而“最年轻”的爱丁堡大学也有五百多年了。英国被称为人类近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实至名归！

除了校园内“骨灰级”的文物，“古老”还渗透在这些大学颁发的本科学位中。

竟有几个赫然印着Master of Arts(MA)、Master of Engineering(MEng)的学位，表面上看像是硕士学位，其实是学士学位，这也是历史的遗迹。

“大学越老越好”？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逻辑性，特别是古老大学从校园外观体现出的历史沉淀和厚重感，常常对及时次身临其境的人产生巨大的震撼力。但用历史的长短判断学校的档次，未免有些偏颇，也不符合中国人了解英国大学的基本思路。

中国人了解英国的大学，往往会先从一些熟悉的英国城市开始，而那些闻名世界的英国城市，与英超(英格兰超级联赛)不无关系。

足球的名气带动城市的名气，而城市的名气有时能产生爱屋及乌的效应，难怪很多留学生愿意去曼彻斯特大学、利物浦大学。他们中有些崇拜曼联，有些是杰拉德(利物浦足球队前任队长)的拥趸。

纽卡斯尔这座城市当然与纽卡斯尔联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纽卡斯尔联队曾经也是英超劲旅，著名射手希勒和欧文就是这个球队的骄傲，其中希勒几乎是这个球队乃至这个城市的标志，别看早已退役，他至今还保持着英超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纪录。纽卡斯尔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学城，城市中心地带的纽卡斯尔大学和诺森比亚大学的学生总数超过六万人。

留学及时节课，中国学生的课堂表现有多Low

我们的英语是不地道的，是“中国制造”的，我们凭借英汉或汉英词典印入脑海的单词可能根本就经不起语境的考验。

MBA的及时节室内课是David老师的Critical Thinking(思辨能力)。格拉斯哥大学商学院的教室座位呈半圆形排列，好像是在希腊听歌剧一样。David很儒雅地侃侃而谈，遇到提问，他皱着眉头，目不转睛地盯着被提问的同学，使劲地吸收着全部信息。中国同学(大陆的、台湾的都有)也同样使劲地听着David的讲述，他们也同样皱眉、注目，有时还会相互低声问几句，或是相互补充一下笔记。

下半节课开始前，David身边的讲台上，便有七八个录音笔同时启动，好像是一场新闻会。轮到David提问时，教室里并没有争先恐后的场景，反而相当一部分中国同学率先低下了头，拒绝这个关键时刻的眼神交流。而课下，大家便生龙活虎地借笔记、开小会、听录音，显然，还是有听不懂的地方。

按说，班里的中国同学都已经通过了英语入学资格考核，但考试与听课几乎是两码事，一到听课、发言、讨论的时候，我们“四六级”的老底就暴露出来了，只知道乱点头，头脑中的英译中和中译英乱成一团，开始“不着四六”了。

英语几乎是中国人永远的痛。各种中外考试辅导的核心也仍然是如何应试，雅思、托福的高分到底有多大含金量呢？

也不能只说咱们中国人，我也看到同班的日本同学也把录音笔放在老师面前了。而且，十年后，当我在日本推广英国的研究生专业时发现，每个参会的英国大学展台上，是一定要配一个日语翻译的。东亚区，除了中国香港外，都是“英语重灾区”。

我们曾讥笑印度人古怪的、听不懂的“大舌头”英语，但实际上他们说的英语，英国人都听得懂，而我们发音再清楚，却经常得到对方迟疑、困惑的表情，总让我们再说一遍或若干遍。可见我们的英语是不地道的，是“中国制造”的，我们凭借英汉或汉英词典印入脑海的单词可能根本就经不起语境的考验。

可教授们并不了解这些，即便了解，他们也不会打破常规，为中国人而放慢节奏。也就是说，我们得不到“定制”的服务。原因很简单，这个国际化的环境里，公平是最重要的。而越是公平，就越对我们不利。

教学上没有什么“优惠条件”，学习上的不利条件更多。在英式教育的环境中，一年的硕士，却背负着其他国家和地区两年的学习强度，也是我从未经历过的。从英国的学制看，硕士阶段大体分成三个学期：从9月开学到圣诞节前为及时学期，基本上是适应为主；从来年的1月上旬到复活节(在4月份)是第二学期，课程密度大，主课多，考试压力大；从4月到9月是第三学期，除了剩余课程外，毕业论文、实习等项目将在这个阶段完成。

MBA的压力尤其大。MBA学员的学历背景很杂，有相当一部分是理工或文史出身的，经济、财务、营销都不是他们的专项，他们的共同点是有三年以上的全职工作经验。而MBA所必修的课程，在所有商科专业中最多，作业量也很大。我们平均每三周要交一次论文式的作业，除了课本外，还要泛读任课教师的推荐书目，再加上随时可能发生的课上小组讨论和即席发言，有时确实有些应接不暇。

理论上说，这一年没有任何人在督促，是个人负责制，这是一种另类的自由：自我管理的自由。没有老师和家人的要求或期盼，而从制度上决定了只有自己来决定努力的节奏。

中国留学生“绝地反击”：英语“硬着陆”

留学时，中国学生提高英语的方式有时很“奇葩”，好像政治局开会，又像在故意挑起国际争端。不管什么手段，总之为了提高英语，不在国际社会丢人，我们还是蛮拼的。

中国人的英语激情是在不被看好的境遇中爆发的。

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我们的韧性很强，越是不利的条件，越有可能激发出斗志和智慧，所谓“生于忧患”。

经过及时天的打击和颤抖之后，同学中的学习小组悄然诞生了。中国学生回归了集体主义，还建立了统一战线。

刚开始，大家彼此还不大熟悉，凭“眼缘”。于是我和Ada、Benny、Brook以及Mark组成了一个中国大陆核心团队，维系了一年，非常稳定，成了“政治局常委”级别。

流动性大，有时是一个苏格兰人和一个印度人，有时是一个中国香港人、一个中国台湾人和一个加拿大人，姑且称为“委员”或“候补委员”。

这七八个人下课后，会拿出各自的笔记和录音笔，像围棋复盘一样，把课上内容再过一遍，把不太明白的部分拿出来提交“委员会”讨论，大家一律用英文，实在解释不清的问题就只好用中文“私了”了。

大家的背景不同，也方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解释。Mark在中国南方一家很大的私人卫浴公司工作，尽管他说英语的腔调和断句很像中国人讲话，还夹杂了些湖南口音，但他对供应链的理解非常深刻，举例也很精彩，句句都在点子上。

Benny的银行背景让他对财务管理游刃有余，这门课难度很大，他学得却很轻松，还能把计算思路和过程再现。

这些素昧平生的中国人聚在一起，把天南海北的经验相互交流，也多亏了留学的牵线搭桥。

有时集体的优势也能克服我们的惰性。必须承认，并不是说西方人就一定活跃，而东方人就一定内敛。不过总体而言，咱们中国人还是太闷了。

有一位来自荷兰的女同学，她德语味儿的英文经常在老师提问后响起，后来变本加厉，更是经常打断老师而提出自己的问题，而且有时为了一个小问题，至少要占用七八分钟的时间。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学生的算盘开始发威——如果荷兰人每节课(大约1小时时间)都占用5分钟的话，10节课就相当于她多上了一节课，而大家交的学费都一样，凭什么她可以搭便车、多占用公用资源呢？

于是我们私下决定，只要荷兰人提问，我们这五个人中一定要有一个人跟着提问，把时间抢回来。Mark身先士卒，带动了全组的积极性，其他中国同学也就渐渐放开些了。

最头疼的是小组讨论(group discussion)和演示(presentation)。

课上的小组都是随机产生的，尽管老师们不认识谁是中国人、谁是加拿大人，但把东西方的同学混搭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每个组各自推举一个组长(group leader或team leader)，主要负责收集大家对某话题的见解，制作PPT，还要承受上台做演示的压力。

组长每次轮换，“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都要硬着头皮上。不过，中国学生一般会拿着稿子上台，背台词一样去完成任务。

场面上，经常听到“嗯”“啊”“那个”等中式连接语，引来善意的窃笑，感同身受，很像在国内上英语课。

听说西方人很早就接受演讲的训练，他们驾驭语言的能力很好，很有“范儿”。而我们的英语还要加油，不断加油。

不过，指望在这一年中把英文学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时能听到一些去面试的“海归”，操着一口蹩脚的英语，总给人一种错觉，心里会问：“你是去英国留过学的吗？”残酷的现实是，我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这个“德行”，连我们自己有时都不大好意思。也不能怪用人单位“有眼不识金镶玉”，因为我们体现出来的竟然连“金玉其外”都没有。我们在英语教与学方面欠的债，迟早要让我们自己难堪。

尽管如此，这种语言环境还是弥足珍贵的，尽可能吸取其中的养分，特别是老外的“范儿”，会为以后的飞跃奠定基础。英语无法速成，一定需要终生努力才能不断提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留学是英语学习的新起点。

迟交作业是中国留学生的常态

“亚洲诉求”的特点是非常实际的。为了拿到学位，作业必须完成，否则“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而我们经常要同时上几门课，两三个作业一起交，就不好应付了。此时，班代表的作用就体现出来。

在英国留学时，可能是沟通上的优势，我被推选为班代表(course representative)之一，负责亚洲同学与任课教师的沟通，类似于班长，偏工会职能，反映所代表人群的愿望和呼声。

而这个愿望和呼声竟然更多的是推迟交作业，很具有亚洲特色。

“亚洲诉求”的特点是非常实际的。为了拿到学位，作业必须完成，否则“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而我们经常要同时上几门课，两三个作业一起交，就不好应付了。此时班代表的作用就体现出来。

尽管我过去的工作经历是围绕商务谈判展开的，但与任课教师、教授谈判，难度比较大。商务方面讲对等，而师生之间很难在一个水平线上对话。英国的老师大都态度温和，但对学生的要求也大都严格，原则问题很难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