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月光，不一样的苏芮

廖信忠——两岸文化研究者，畅销书作家

我有个朋友20世纪90年代初南下深圳打工，火车坐了五十个小时，日夜兼程，越大半个中国。在车上，他不断听着苏芮的《跟着感觉走》，虽然坐车很累，却意气昂扬，感觉希望就在不远的前方等着他。

二十几年过去，他在深圳的确也有了立足之地。在深圳这样的城市，有太多的年轻人怀抱着梦想来到这里。每当他看到这些初来的年轻人，《跟着感觉走》

难免又浮上他心头，那是他的人生主题曲。

80年代，邓丽君的歌声传遍大陆各地，甜美，温柔而婉约，安慰了多少刚从上个时代解放出来的人。这朋友年轻的时候特叛逆，就是不喜欢邓丽君，嫌邓

丽君小情小调，是靡靡之音，听久了斗志全。，"就跟超时空要塞里的林明美攻击一样"，都中年了还身为动画迷的他这么说。

而苏芮一首《跟着感觉走》炸开了他躁动已久的内心，这是跟邓丽君截然不同的强烈动感曲风："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对啊！就是要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啊！什么跟着党走，跟着体制走，跟着集体走，跟着父母长辈的话走，一切都是假的，重要的是跟着感觉走，他马上被这首歌给俘虏了。

那年是1988年。同年，台湾的裕隆汽车推出辆自行设计和自制的轿车——飞羚101。火红的流线型车身，加上各种创新的设计，轰动了整个台湾社会。

飞羚谐音Feeling，于是广告主题曲就选用《跟着感觉走》

热情火红的飞羚101，迎着海风，飞驰在冲绳蓝色海边的公路，让人无比自由豪放。那是台湾汽车业次到海外拍广告，次用直升机空拍，车子与广告都让人印象深刻，获得空前的成功

有一部飞羚101，无比帅气风骚，简直比开法拉利还潮，尤其是一点都低调不下来的火红色。

那车的内装简直只能用酷炫来型容，就跟当时火爆的科幻美剧《霹雳游侠》(Knight Rider)里那辆拥有人工智能的跑车"霹雳车"一样，一启动，仪表版的灯就一个个亮起，充满科幻感。飞羚101就是许多小孩心目中的霹雳车！当年我正年轻的父亲挡不住内心想要骚的渴望，也买了一辆，当然是火红色。过年就这么在一路堵车的高速公路上形势，虽然无法展现优越速度感，但也引来不少注目。开回南部老家后，自然引得众人围观，又过了一把衣锦还乡的瘾。

那辆飞羚101，尽管帅气，但就是卖个情怀，问题不少，只开了短短的几年就卖了。只是每回父亲带我去兜风时，我都要忍不住哼一小段"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就跟那深圳的朋友一样，《跟着感觉走》总让他想起他坐火车里一路向南，这首歌也让我想起当年父亲带我们全家出去兜风的情景

苏芮的歌好像就是这样，每首歌都会让你想起某段人生经历，某段回忆，或着某个社会事件。

但是，一首歌能成为经典，到底是它能让你想起某件事，有种时代的独特感，还是当下的社会气氛造就凝炼出这样一首歌，唱出众人的心声，听了有感觉就会喜欢？

1983年苏芮推出首张专辑《搭错车》，如同石破天惊般地创造了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女声神话。不少乐评人认为，她充满爆发性的唱腔，"吶喊"在宽广音域的运用，创造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新的美感标准，直接终结了邓丽君那种甜美婉约，很符合"女性期待"的演唱方式。

但很多人却忘了，直到真正大红的这一年，苏芮的演唱资历已经有15年了。

1968年，出道甚早的苏芮开始在夜总会及酒吧演唱西洋流行歌曲。若你有看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能知道许多年轻人酷爱美国流行音乐，学着美国组摇滚乐团，但就算很洋派，大多数人却还是只能翻唱歌西洋歌曲，没有自己创作的能力。

在这种美国流行音乐泛滥的情况下，加上70年代初期台湾国民党政权一连串的外交失利，终于有知识青年看不下去，决定从生活周遭，从本土来找创作素材。他们登高一呼：唱自己的歌，于是，民歌运动便轰轰烈烈展开了。

民歌运动的一条重要路线就是"校园民歌"。很多年轻大学生自弹自唱，或将自己写的词曲寄到电台，或参加歌唱比赛。突然之间，那种清新美好的风格大受学生族群喜欢，流行了起来，比如说《外婆的澎湖湾》《捉泥鳅》《偶然》之类的歌曲。

所以在当时在大学校园里面很常见到的画面就是，男女三三两两，在空旷的草地上围着坐一圈，这时一定有个很受女生欢迎的"吉他王子"弹起吉他，大家一起唱和拍手，顺便玩玩小游戏，

若以现在的标准看来，真是小清新到了一种矫情的程度，可是那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又不像现在可以夜冲KTV。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台湾社会看似歌舞升平，却暗潮涌动。当时的台湾社会，是个新旧交接的时代，传统与现代交替，保守与激进拉扯；台湾经济起飞，造就一批城市新中产阶级；政治上，国民党的合法性不断被挑战；社会上，过去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而视而不见的问题，后遗症慢慢浮现。

校园民歌所呈现的是一种清汤挂面，不问世事的乌托邦的氛围，而民歌运动发展到后期，也变得越来越苍白虚弱无病呻吟。民歌运动起始于知识分子的自我觉悟，一开始深受知识分子族群喜欢，但当它普及后，不再是小众而是大家都在唱，拿一把吉他都能自称民歌手把妹时，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又将它抛弃，转回去听曲高和寡的欧美摇滚乐及古典音乐。

这时，台湾社会更需要的是能唱出时代苦闷的歌曲，唱出台湾在现代化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心理感受。人就是这样，总是希望别人代替他说出不敢说的话，唱出心里想唱的歌。于是，有两位叛逆惯了，不容于世道的歌手，就这样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与经典——他们是罗大佑与苏芮，他们都唱出了那个时代，充满了希望却又冲突矛盾的心情

英国歌手Billy Bragg这样说过：艺人的角色不是要想出答案，而是要敏锐地提出正确问题，阅听人才是改变世界的行动主体。

苏芮与罗大佑在当时的歌曲里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难道在我们名利双收，功成名就，搬到大城市过上中产阶级生活后就必须要抛弃孕育自己成长的旧我？

在一篇报道中，苏芮这么回忆她终于大红那一年的社会气氛："1983年，那时候台湾人的心态还是比较郁闷的，也没有那么好的物质享受，没那么有钱。那时候普通的台湾家庭都是这样的，先生上班，太太和老人在家做手工，一家人为了生存辛辛苦苦地赚钱。过了三四年，才慢慢发现生活有了改变，生活很不容易。那时候大家挺喜欢反映生活艰苦和内心苦闷的歌曲。"

命运挺有意思。民歌时代是对西洋音乐的叛逆，唱了15年西洋歌曲的"茱莉"，在民歌流行时依然坚持唱西洋歌曲，个性很倔强，不唱自己不喜欢的歌，就连当时牌的制作人刘家昌的歌都不唱。在这样的坚持下，她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终于到了80年代，她歌艺已达炉火纯青，改名苏芮，改唱国语歌，在《搭错车》原声碟发行后，仅仅十天时间，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歌厅驻唱小歌手，跻身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一线歌星。当人们日渐接受更多的音乐形式时，苏芮以过去所蕴积的深厚功力，从西洋流行音乐中受到的训练及素养，对蓝调、爵士乐、摇滚乐

的运用前所未见，她的嗓音略带沙哑，不甜美且世故，是一种革命性的嗓音，发出属于那时代的吶喊，一举终结了民歌时代，终于在国语歌坛大放光芒。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台湾电影界，也经历过这样的尴尬期。当时的电影，要不是港产的武侠片，要不就是如邓丽君唯美歌声般的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拍到后都拍烂了。当年报纸还热烈地讨论过，为什么年轻人都不看"国产片"？答案很明显那么虚假的电影，要不天马行空故事又讲得不好，要不唯美得不切实际，当然没人想看。也就是这时，有一群新锐的年轻电影导演聚集起来，他们拍了一系列反应社会现实的电影，让观众用不同角度去看自己所处的社会，比如侯孝贤的《恋恋风尘》《儿子的大玩偶》、杨德昌的《恐怖份子》，还有吴念真编的那些剧本，在当年，几乎部部都卖座。

可是对社会"写实"经常就是跟统治者所宣传的"欣欣向荣"针锋相对，为当时的政府所不乐见。1979年初，国民党当局与美国断交，到了年底，又爆发了美丽岛群众事件。紧接着来年，全球瞩目的美丽岛事件军法大审。在军法大审期间，又发生了美丽岛事件政治犯林义雄家的灭门血案。事情来得太快，一波接一波，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亟亟可危。在这样压抑的政治气氛中，各种社会运动，民间的自力救济，抑或文化上个人自由意识的抬头，要求改革的声音，都一再冲撞着摇摇欲坠的束缚。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知道有多少写实主义题材的电影莫名其妙就被毙掉了。但细思极恐，一点都不莫名。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搭错车》这部电影不符合主旋律。

在电影中，一名专门捡破烂的的退伍老兵哑叔，在无意间捡到一名女婴阿美并将之扶养长大。阿美长大后立志成为灯光绚烂演艺圈里的一名歌手，在大红后慢慢疏远社会地位低下的养父与贫民区里的好友，并与瞧不起商业音乐的文青男友渐渐疏远。

我们在电影里看到功利与亲情的矛盾，艺术坚持与商业价值的冲突，也看到幼时好友反抗政府强拆身亡，还看到在台湾社会阶层中从来都是默默无声的外省老兵。

"什么时候儿时的玩伴都离我远去，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沉寂的大地，在静静的夜晚默默地哭泣。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溪……"

不同于风花雪月的流行音乐感觉，罗大佑与吴念真在为电影插曲《一样的月光》填词时，配合电影情节，一边怀念过去简单而美好的生活，一边感叹人际之间的感情因现实的考验而变化。台湾流行音乐从这一刻开始，不再只是爱来爱去，而开始朝向更宽广的人性共鸣去探索。而苏芮凭借深厚的演唱功力，唱出了曲中那种屈怨、无奈、沧桑的控诉，这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吶喊。你若去看当年的演唱会视屏，那种乐队的调配、编曲，还有苏芮本人的舞台爆发力，加上深刻的歌曲本身，与现在文艺青年的伪摇滚不同，那是真正的摇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