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遗忘的政治

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雅克·拉康、列维一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R.威廉斯、L.依利格瑞、皮埃尔·布迪厄、朱丽娅·克莉斯蒂娃、雅克·德里达、H.西克苏、F.杰姆逊、E.赛义德早期的开创性著作也成明日黄花。从那时起可与那些开山鼻祖的雄心大志和新颖独创相颉颃的著作寥寥元几。他们有些人已经倒下。命运使得罗兰·巴特丧生于巴黎的洗衣货车之下，让米歇尔·福柯感染了艾滋，命运召回了拉康、威廉斯、布迪厄，并把路易·阿尔都塞因谋杀妻子打发进了精神病院。看来，上帝并非结构主义者。

这些思想家的许多观点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撰写意义重大的著作。如果这本书的书名表明"理论"已经终结，我们可以坦然回到前理论的天真时代，本书的读者将感到失望。曾几何时宣布济慈使人愉快或密尔顿精神勇猛就已足够了，但这样的年代已一去不返。这并不是说整个研究计划是个可怕的错误，某个慈悲的灵魂已经吹响警哨，以便我们全部回到费迪德·索绪尔出世以前我们所处的局面。如果理论意味着对我们指导性假设进行一番顺理成章的思索，那么它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不过我们正生活在所谓高雅理论的影响下，生活在一个因网尔都塞、巴特和德里达这些思想家的洞察力而变得更为丰富、进而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们的年代。

这些开创性人物之后的那一代，完成了后人常做之事，他们发展、增加、评论并运用这些原创的观点。那些有能之辈，构想出女权主义、结构主义，那些无能之辈，则将这些深刻见解运用于《白鲸记》或《帽中猫》，但是新的一代未能拿出可与前辈们比肩的观点。老一代早已证明要追随他们并非易事。毫无疑问，新世纪终将会诞生出自己的一批精神领袖。然而眼下，我们还在利用历史，而且还处在自福柯和拉康坐到打字机前以来发生了剧变的世界。新的时代要求有什么样的新思维呢？

在回答此问题前，我们得评估我们的处境。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的种种主义已经风光不再。相反，吸引人的是性。在一批略显狂野的学者身上，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法式接吻的迷恋。在某些文化圈里手淫的政治远远要比中东政治来得更令人着迷。社会主义已彻底输给了施虐受虐狂。在研读文化的学生中，人体是非常时髦的话题，不过通常是色情肉体，而不是饥饿的身体。对交欢的人体兴趣盎然，对劳作的身体兴趣索然，讲话轻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们在图书馆里扎成一堆，勤奋地研究着像吸血鬼迷信、挖眼睛、电子人，淫秽电影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

没什么事能比这更容易理解了。研究乳胶文学"和在肚脐上挂饰件"的政治涵义就是按照字面意义来解释古老的智慧格言：研究应该是快乐的。这很像撰写你那篇比较麦芽威士忌酒口味的硕士论文或者对整天躺在床上的现象进行描述和分类的硕士论文。它开创了从高等智力到日常生活之间浑然一体的连贯。能一面看电视，一面撰写博士论文，自然是好事。过去，摇滚乐使你学习分心，现在它很可能是你研究的对象。学问不再是象牙塔之事，却属于传媒世界、购物中心、香闺密室和秦楼楚馆。这样，它们回归到日常生活——只是有可能失去批评生活的能力。

今天，研究密尔顿作品中典故的老学究们对沉浸于乱伦和电脑化女权运动的少壮激进分子大不以为然，青年才俊们则书写着对恋脚癖的感想或15—16世纪男子紧身裤下体盖片的历史，他们满腹狐疑地打量着竟敢声称简·奥斯丁比杰弗里·阿切尔更伟大的瘦骨嶙峋的老学者。一种充满激情的正统观念让位于另一种正统观念。以前，尽管你因没能看出罗伯特·赫里克诗中的转喻而被轰出学生酒吧，今天你却会因听说过转喻或赫里克被认为愚不可及。

对性欲不屑一顾特别令人啼笑皆非，因为文化理论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之一就是性别和性欲不仅是个具有紧迫政治意义的话题，也是研究的合法对象。几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生活是根据人类没有生殖器官这一不言而喻的假定而进行的，这真有意思。(知识分子也表现得似乎男男女女都没有胃。就如哲学家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评论马丁·海德格尔相当高尚的观念Dasein，"Dasein不食人间烟火"。Dasein其意为专属于人类的那种生存方式。)弗里德里希·尼采曾经说，每当有人粗俗地说起人的肚皮有两种需求，脑袋有一种需求时，热爱知识的人就应该仔细倾听。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展中，性欲作为人类文化基石之一在学术生活中已得以确立。我们终于承认人类的生存与真理、理性有关，但至少也与幻想、欲望有涉。只不过，文化理论现今的表现就像一位独身的中年教授，不经意之间与性邂逅，正在狂热地弥补已逝的青春韶华。

文化理论的另一历史性进展就是确立大众文化值得研究。除去一些有名的例子外，传统学术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对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视而不见。确实，它曾经置之不理的不是日常生活，而是生活本身。不久前，在某些传统派的大学里，你不能研究那些还健在的作家，这简直是教唆你在一个雾蒙蒙的夜晚，将利刃刺人他们的两肋之间。如果你所选定的小说家十分健壮，还只有34岁，这将是对耐心的非凡考验？你当然不能研究每天都熟视无睹的东西。根据定义，那不值得研究。被认为适合文科研究的大多数项目，并不是像指甲屑或杰克·尼科尔森"那样看得见的，而是像司汤达，主权概念或是莱布尼兹的单子论的柔美、优雅，是无形的。今天，大家普遍公认，日常生活就像瓦格纳的歌剧，错综复杂、深不可测、晦涩难懂，偶尔也会单调乏味，因此显而易见值得探索。过去，看什么值得研究，通常是看研究对象是否微不足道，是否单调，是否难以理解。今天，在一些圈子里，研究对象不过是你和朋友晚上所做之事。学子们过去写评论福楼拜的文章是不置臧否，毕恭毕敬。不过，一切都变了样。现在学生们对美国长篇电视连续剧《老友记》(Friends)写的评论也是不置褒贬，毕恭毕敬。

即使这样，性欲和大众文化作为合适的研究题材，已经了结了一个强大的神话。它有助于摧毁清教徒教义：严肃是一回事，乐趣是另一回事。清教徒将乐趣解为轻浮，因为他误认严肃为一本正经。乐趣不属于知识领域，因此危险而无序。根据这一观点，研究乐趣就像对香槟进行化学分析，而不是饮用这美酒。清教徒不明白乐趣和严肃在下面的意义上相连：为`更多的人找到更多的生活乐趣是件严肃的事。在传统上，它通常被称为道德说教，不过，称之为"政治"演讲也未尝不可。

然而，乐趣，一个当代文化的玄妙术语，也有其局限。发现如何才能使生活更有乐趣，并不总是使人愉快。像所有的科学探索一样，它需要耐心，自我约束，无穷无尽的忍耐厌烦的能力。无论如何，把乐趣当作较高实在的享乐主义者，往往是大声喧嚷反抗的清教徒。两者通常都"性"迷心窍。两者都把真理等同于认真。老派清教徒资本主义禁止我们享受，因为一旦我们养成了享乐的品味，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进入工厂工作。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要不是有了他所谓的现实原则，我们就会整天躺在家里，虽然感到有点丢人，但仍干着销魂的勾当。然而，更狡诈的、消费型的资本主义，说服我们沉湎声色、寡廉鲜耻，那样我们将不仅消费更多的商品，也将把我们的自我实现等同于这种制度的生存。任何一个不曾纵情女色欲仙欲死之人，都会有一个称作超我的可怕恶棍夜来造访，它对这种清心寡欲的惩罚就是让他忍受痛彻心肺的内疚。不过这恶棍也因我们享乐而折磨我们。我们还不如奖罚齐收，无论如何都要开心一乐。

因此，乐趣并非天生就有腐败性。相反，正如马克思所认识到的，乐趣是不折不扣的贵族信条。传统的英国绅士厌恶令人苦恼的劳作，竟不愿正确地发音，因而有了贵族式含糊的发音和拖腔。亚里士多德相信，做人，如同学加泰罗尼亚语或吹风笛，得通过不断训练方可达到，而如果英国绅士品行高尚(这他偶尔会屈尊地表现一下)，他的善行就纯粹地发自内心。道德努力是商人和职员分内之事。

当世界上有一半人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每天依靠不到2美元来生活时，并非所有研习文化的学生都会无视那种花大量时间精力来研究阴毛史的西方式自我陶醉(Western narcissism)。确实，今天文化研究最火爆部分就是所谓的后殖民研究，此类研究的对象就是这种悲惨的状况。就像围绕性别与性欲而展开的讨论，它已经成了今日文化最宝贵的成果之一。然而这些新思想深受新生代的欢迎，这代人记不住多少震撼世界的大事，尽管责任不在他们。在所谓的反恐战争打响之前，在年轻的欧洲人看来，要对他们的孙辈讲述的最重大的事件不过是欧元的降临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保守主义占上风的沉闷的几十年中，历史感不断地减弱，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想出别的办法去改变现状，那就正中当权者的下怀。未来只不过是现今无穷的重复，——或者，如同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现今加上更多的选择"。现在，有那么一些人，虔诚地坚持"保持历史的真实性"，看来他们相信，1980年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古代史。

可以肯定，生活在令人关注的年代并非纯粹的幸事，能够回想起犹太人大屠杀或是经历越战也不是特别的慰藉，天真和遗忘有它们的好处。某个时候，在海德公园，每个周末你都有可能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悼念这样的乐而忘忧的日子绝无意义。回忆一部震撼世界的政治史，至少对左派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忆一部失败史。不管怎么说，一个新的吉凶未卜的世界历史阶段已经开启，甚至最与世隔绝的学究们也无法漠视它。即使这样，具破坏作用的，至少是在抵抗资本主义运动出现之前，就是集体有效的政治行动记忆的缺失。正是这一点，歪曲了众多的当代文化观点，使它们走了样。在我们思想的中心，有一个历史漩涡，它把我们的思想拽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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