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要为及时次世界大战之前亦即我长大成人的那段时间作一个简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如此说：“这是一个祥和的黄金时代，是最确切不过了。”我们那个几乎有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它的一切会天长地久地延续下去，国家本身就是这种延续性的较高保障。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是由人民自由选举出的议会以书面形式确认的，每项义务都有严格的限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闪发光的金币形式流通的，因此它的价值不会改变。人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或者挣多少钱，能干什么或者不准干什么，都有一定的规范、标准和法度。拥有财产的人，他可以算出每年有多少盈利，公务员和军官从日历中可以找出他哪一年定职和升职或退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确定的预算，知道一家人日常吃、住开销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要花费多少钱，此外还要留下一小笔，以防生病和意外之需。有房子的人把房子看作留给下一代人好最安全的家园：农场、商店，代代相传。就是襁褓中的婴儿，也已经为他以后的生活在储蓄罐或储蓄所存下及时笔钱，这是为他的将来准备的一笔小小的“储蓄金”。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所有的一切都紧紧依靠国家和那个至高无上的白发苍苍的皇帝。谁都知道(也这样认为)，一旦老皇帝死了，新皇继位，旧的一切原封不动地继续下去。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会有革命，会有颠覆政权的行动。看来一切暴力的激烈的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是不可能产生的。

这种祥和的感觉是千百万人梦寐以求的财富和共同的生活理想。祥和的社会使生活才具有价值，越来越多的阶层，人民渴望从这份宝贵的财富中分享自己的那一份。最初只是那些有钱的人对这种优越社会感到欢欣鼓舞，以后逐渐扩展到平民百姓。这个世纪成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把房子保了火险和防盗险；为自己的耕地作了防雹和防灾保险；作了意外事故和疾病的人身保险；为晚年买了终生养老金券；将一张保险单放在女儿摇篮上，作为将来的嫁妆费。，工人也组织起来了，为自己争得应得的工资和疾病保险；佣人们自己储蓄了养老保险金，他们预先存入一笔安葬保险费。只有那些对未来充满信心无忧无虑的人，才能享受到眼前的美好生活。

当时人们认为，人们的生活能够阻止厄运的侵入，这种感人的信念，是一种巨大的危险的自负，尽管他们对生活的态度谦虚又正派。在19世纪，对自由的理想主义深信不疑的人，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通向“最美好世界”的平坦大道。他们用鄙视的眼光看待以前充满战争、饥馑和暴乱的年代，认为这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所致。而现在，所有的祸害和暴政似乎已经全部被消灭，这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人们对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的坚定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的信仰力量。人们对“进步”的信念超过《圣经》，他们的神圣信念看来正被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奇迹雄辩地证明着。事实上，在这个和平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普遍的繁荣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迅速，越来越丰富多彩。街道夜晚通明，已不再是昏暗灯光，而是耀眼的电灯，从主要街道到市郊的沿街店铺灯火辉煌。用电话能与远方的人对话。乘坐的车辆已不是马车，速度也远比马车快得多。人们已实现了伊卡洛斯①的梦想，在空中遨游。舒适方便的设备从富豪之家进入到普通百姓家。已不需要从井里或河里提水，炉灶生火也简便多了，人人讲卫生，肮脏不再存在。人们进行体育锻炼以来，自己的身材变得越来越漂亮，身体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畸形者、甲状腺肿大者及残疾者在街上越来越少见。所有这些奇迹都是科学这一“进步”的天使创造的。还有，社会也在不断进步：每年都赋予个人新的权利，司法变得更加温和与人道；甚至那个最棘手的问题，即广大群众的贫困问题似乎也不再难以解决。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的人有了选举权，进而能够合法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竞相为无产阶级生活得健康和更加幸福而出谋划策——因此，如果不为本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光荣，不觉得每隔十年社会就向前迈一大步，那才怪呢。人们不相信还会有欧洲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野蛮的倒退，就像不相信世上还有鬼怪一样。我们的父辈坚信宽容和友好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诚地认为，各个国家及各个教派之间的界限和信仰的分歧，将会在人们的友善中逐渐化解，从而整个人类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安宁与祥和。

被理想主义蒙蔽的那代人，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带来人类道德的迅速提高，这同我们今天把“祥和”这个词，早就幻想着把它从词汇中抹掉一样，是十分可笑的。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新世纪里已经学会了对集体残暴行为的爆发不再感到惊奇，总有24小时将会出现更残酷的暴行，所以我们对人类的道德教育持怀疑态度。我们不能不承认弗洛伊德①的正确，他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看作薄薄的一层纸，随时都会被邪恶力量冲破。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逐渐习惯这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和没有安全的世界。我们早已为了自己的生存摒弃了父辈们的坚强信念，他们认为人道主义会持续不断地飞速提高。一场灾难使我们的人性一下子倒退了近千年。在我们这些有深刻教训的人看来，轻率的乐观主义是十分陈腐的。尽管这只是一种幻想，但我们的父辈却为之献身，这比那些空洞的口号更有人性，更有内容。时至今日我内心深处仍无法摆脱这种幻想，虽然我对它已充分认清和失望。一个人童年时耳濡目染，那个时代气息已溶入他的血液，是难以磨灭的。不管，不管每天在我耳边鼓噪些什么，不管我及我的众多同代人遭受过怎样的侮辱和考验，我还是不能否认青年时代的信仰：总有24小时会好起来，尽管它来之不易。今天，我们怀着心神不宁和破碎了的心情，像个半盲人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四处摸索，我依然能从中看到曾照耀我童年的昔日星辰，用这种继承下来的信念，认为这种倒退只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间歇，以此来安慰自己。

今天，巨大的风暴把世界击得粉碎，我才明白了，祥和世界不过是梦幻中的宫殿。我的父母就是住在这个宫殿里，就像住在一幢石头房子里一样。从来没有什么风暴或者是一阵强烈的穿堂风闯入他们温暖的舒适的生活；当然他们具备防风雨的特殊手段：他们是有钱人，他们是逐渐发迹的，已经变成富豪。但在他们那个时代抵挡风雨全靠窗户和墙壁。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属于所说的那种典型的“上流犹太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对维也纳的文化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而所得到的报答却是被彻底毁灭。我在这里叙述我父母安闲自在和无声无息的生活，其实讲的并非个人的私事，因为在那个重视一切价值保障的世纪里，像我父母这样的家庭在维也纳有一万或两万家之多。我父亲的祖籍在摩拉维亚①。在那个方圆不大的乡村住着犹太人族群。他们与当地的农民和小市民相处得非常融洽，所以他们没有心理压抑，也没有东方加里西亚②犹太人随时都出现的急躁。由于他们生活在农村，个个体魄健壮，走起路来迈着稳健、从容不迫的步伐，像农民穿越田野一般。他们早就从正统的教派分离出来，成为“进步”这个时代宗教的狂热追随者。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的时期，他们选出了自己最尊敬的议员进入国会。当他们从自己的故乡迁居到维也纳以后，他们以惊人的速度使自己适应了较高的文化生活。他们的发迹是和时代的普遍繁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的家庭是非常典型的。我的祖父曾经销售过手工纺织品。上个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的工业开始发展。从英国进口织布机和纺纱机，由于合理的机械化生产，使纺织品的价格大大低于手工业品的价格。犹太人具备天才的商业洞察力和纵观全球的眼光，认识到率先在奥地利实行工业化生产的重要性。唯有工业化才能获得厚利。他们以最少的资金最快的速度建立了一些临时搭造的工厂，先是以水力作动力。这些工厂以后逐渐发展成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强大的波希米亚纺织工业中心。如果说，我的祖父是一个经营成品的中间贸易商的早期典型代表，那么我的父亲已决定跨入一个新时代。他30岁时在波希米亚北部创办了一个小型的织布作坊，经过多年的细心经营，它已逐渐发展成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企业。

尽管当时的经济发展十分诱人，可我父亲依然采取那种小心谨慎的扩展方式，这是那个时代的观念。再说，这也非常符合我父亲那种克制而不贪婪的性格。他坚持那个时代的信条：“稳妥及时”。他觉得依靠自己的资本“扎扎实实”——那个时代最喜欢说这个词——办起来的企业，比利用银行贷款或实物抵押建成的企业更伟大。在他一生之中，从未签发过一张债券，也从未签发过一张期票。他立户的银行，毫无疑问是最的信贷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该银行始终处在贷方的地位，这是他一生中的骄傲。他从来就讨厌投机生意，哪怕有一点冒险他也不干。他一生从来没有参与过一笔生疏的交易。当他渐渐有钱和越来越有钱时，他从不把这些归功于大胆的投机，也不归功于他眼光的长远，而是归功于自己处的那个时代最普遍的小心谨慎的做法：始终只用收入的极小部分作为日常开销，把逐年递增的巨额收入投入经营，扩大再生产。我父亲像他同辈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如果看到一个人把收入的一半毫无顾忌地花光，而不顾那个时代常说的一句话——“为将来想一想”——这样的人肯定被看作是一个靠不住的败家子。其实，对一个有钱人来说，这种变利为本不断积累使自己富起来的方法，在经济腾飞的时代仅仅是一种保守的生财之道，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想到从巨额收益中多征收百分之几的税。再者，国家的有价证券和工业股票在当时也能带来很高的利息。不论怎么说，这种保守的生财之道也是值得称赞的。当时，通货膨胀时代还没有到来，克勤克俭的人家容易遭偷盗，规矩正派的人会遇到诈骗。可是，恰恰是最有耐心的人和不搞投机的人得利最多。我的父亲由于顺应了他那个时代的一般规律，在他50岁时，纵然用国际的标准来衡量，也称得上是一位巨富了。但是，我们家庭生活的开销，与财产骤增相比，依然是十分节俭的。我们只是逐渐买点方便生活用品；我们从一幢较小的住宅搬到一所较大的寓所；在春天，到了下午才租一辆出租马车。我们外出旅行坐的是二等卧铺车厢，我父亲50岁时才享受了一次豪华生活：同母亲乘车去尼斯①度过冬天的一个月。总之，我们家持家的基本原则始终不变：克勤克俭，绝不挥霍，绝不挪用款项。我父亲成为百万富翁以来，从未吸过一支进口雪茄，只抽普通国产的特拉布克牌雪茄，就像弗朗茨 约瑟夫皇帝②只抽廉价的弗吉尼亚③雪茄一样。他玩牌时，只下很少的赌注。他坚定不移地坚持他的克制作风，坚持过一种舒适又不惹人注意的平静生活。虽然他比大多数同行体面得多，有教养得多——他钢琴弹得出色,书法清秀，会讲法语和英语——却坚决拒绝任何荣誉和荣誉职位。他一生中从未追逐或接受任何地位和头衔，而像他这样的大工业家理应获得头衔和地位。他从未向别人求过什么，所以他从未向别人说过“请求您”或“多多感谢”之类的话。他觉得这种隐藏在内心的自豪感，比显露出来更加重要。

的确，每个人的一生总会出现一段和父亲的本性相同的时期。我父亲不声不响又不愿抛头露面的生活个性，现在开始影响我，一年比一年明显。在职业上，我同父亲迥然不同，我的职业不能不宣扬自己的名字，不能不抛头露面。我同父亲一样，内心的自豪促使我拒绝任何形式上的荣誉。我从未接受过一枚勋章、一个头衔或任何一个学会会长职位；我从未担当过研究院的院士、理事或一个评奖委员会的委员；甚至我觉得，坐在丰盛的宴会桌旁是折磨自己，一想到要同人攀谈或向别人祝酒，还没等说出一句话，我的嘴唇就先感到干了。我知道，在世界上延滞和拘束是多么不合乎时宜，只有耍手段或者逃脱现实才能保全自己，正如歌德老人的名言：“勋章和头衔可免于在窘境中遭冲击”。但是，父亲遗传给我的那种内心的自豪，我无法抗拒，这也许是我的的财富，我之所以今天内心里还感到自由，应当归功于父亲留给我的宝贵遗产。

我的母亲，婚前的姓叫布雷陶尔，是另一种出身，出生在一个国际性的大家族。她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所以意大利语和德语她从小就会说。每当她想同我的外祖母或者同她的姐妹说些不让佣人知道的话时，就说意大利语。我从孩提时就十分熟悉意大利式烩饭和当时还十分稀罕的洋蓟，还有许多其他的南方菜。所以，我以后到意大利去，就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不过，我母亲一家并非意大利人，而是有意成为国际性的大家族；布雷陶尔家族最早开银行——他们以犹太大银行世家①为榜样，但是规模小得多——他们很早就从瑞士边境上一个叫霍海内姆斯的小地方，分散到世界各地，一部分迁到圣加伦，另一部分迁到维也纳和巴黎，我外祖父到了意大利，我的一位舅舅到了纽约。这种国际性的联系使这个家族更加体面，视野更加开阔，从而带来了整个家族的自豪感。在这个家族里，不再有小商人、掮客等，而是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和医生。每人都会说几国话。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巴黎姨妈家的餐桌上，我看到他们从一种语言轻松自如地过渡到另一种语言。这是一个谨慎“自重”的家族，每逢一个穷亲戚家的姑娘要出嫁，这个家族就筹措给她一份可观的嫁妆，目的仅仅是防止姑娘“低就”成婚。我父亲是一个大工业家，虽然备受尊敬，但是我母亲从不允许我父亲的亲戚和她的亲戚相提并论，尽管他们俩的结合极其美满幸福。这种出身“名贵”的自豪，在所有姓布雷陶尔的人身上根深蒂固。若干年以后，他们中间的一员对我表示特殊的好感，并怀着优越感对我说：“你才是真正的布雷陶尔的后代呢！”他这句确认的话似乎是想说：“你投胎投得准。”

还有一类贵族，一些依靠自己的力量发迹的犹太家族就是这一类。我和我的兄弟从童年起，对他们的作为一会儿感到有趣，一会儿感到讨厌。我们老听他们说，这些人是“高雅”的人，那些人是“粗鲁”的人；对每个朋友都要审查一番，看他是否出身“上流”，甚至对他的家庭成员和亲戚的出身以及经济状况都要详细调查。一直以来把人分成等级的议论成了家庭及社交中的主要话题，当时我们看到这个觉得极其可笑，认为是故作高雅的表现，因为犹太家族之间出现的贫富差别，不过是近50年或近100年的事，犹太家族都是在那个时候先后从一个犹太集中区迁移出来的。一直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上流”家庭的概念在我们男孩看来，是假贵族的一种装模作样的闹剧造出来的，体现了犹太人的精神实质上最秘密、最核心的那一部分。通常认为发财致富是犹太人基本的、典型的生活目的。没有比这个看法更错误的了。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不过是阶梯，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不是他们的核心目标。犹太人真正的愿望，他们的潜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才智，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文化阶层。精神高于物质，他们认为这是至理名言，这反映了整个犹太氏族——其中包括正统的犹太人——的优点和弱点。比喻说，一个虔诚的信徒，一个研究《圣经》的学者，他们的身份在犹太人看来，要比一个富翁高一千倍，就是最有钱的富豪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得像乞丐似的有知识的人为妻，也不嫁给一个有钱的商人。对知识的敬重，在犹太各阶层中都是一样的。就连扛着背包、冒着雨淋、顶着日晒又拖着双腿沿街叫卖的小贩，也愿意付出较大的牺牲让儿子去上大学。如果家庭成员中有一人算得上有知识的，又当了教授、学者或音乐家，那么。他就把这种荣誉和头衔归功于全家，好像是他通过自己的成就使全家都贵族化了。不言而喻，在犹太人中间，他们竭力防止自己成为一个道德不、令人讨厌、小里小气、把一切都看作交易、只会做生意而无知识的人，而努力争取跻身于较纯洁的、不计较金钱的知识者范围中。说得直率一点，好像要把自己和整个犹太民族从金钱的灾祸中解救出来似的。因此，一个犹太家族往往经过两代最多三代以后，追求财富的劲头就枯竭了。而恰恰在家族鼎盛时期便出现了不愿接受父辈的银行、工厂及规模巨大生意兴隆的商号的子孙。例如，罗 罗斯柴尔德勋爵①成了鸟类学家，华伯②成了艺术史家，卡西德尔③成了哲学家，赛松④成了诗人，这都不是个别现象。想摆脱那种只知道冷酷地赚钱的犹太人小天地，成了他们不外露的共同愿望。通过进入知识界，从而使自己摆脱纯粹犹太人的狭隘气质，获得普遍的人性。换言之，一个“名门”世家的涵义远远高于这个称呼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因为一个犹太“名门”家族不仅适应一种文化，而且多半要兼容其他文化，以便使自己摆脱或开始摆脱犹太集团留给他们的一切缺陷、狭隘和小气。后来由于犹太族中从事知识分子职业的人猛增，在犹太人中占很大比重，这种进入知识界的现象，也像从前重视物质利益一样，也给犹太民族带来了灾难。这种永远自相矛盾的现象，大概是犹太人命中注定的吧。

在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像维也纳那样热衷于追求文化。正因为奥地利君主国数百年以来既无政治野心又无军事行动，稳定带来了繁荣，繁荣必然引起对艺术的最强烈的追求，这就是奥地利民族的自豪感。在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欧洲那段时间里，那些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地区，像德意志、意大利、弗兰德①、瓦龙②都已衰落，唯有维也纳闪耀着古老的光辉，它是王朝的宝都，是千年传统的保护神，罗马人为这座城市建造了及时座石头城墙，对防御野蛮人、保护拉丁文化起了很大作用。一千年以后，奥斯曼人③西侵，摧毁了这座城墙。尼伯龙根人④也到过这里。这里出现了七位不朽的音乐大师——格鲁克⑤、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 施特劳斯，他们在这里生活过，从这里向全世界发出耀眼的光芒。欧洲的各种文化潮流都聚集在这里：在宫廷里、在贵族中、在民间，奥地利德语的文化传统同斯拉夫的、匈牙利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法兰西和弗兰德的文化有着血肉的联系。这座音乐之都的真正天才表现在能把一切拥有巨大差异的文化熔为一炉，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维也纳文化。这座城市具有博采众长的欲望，对那些特殊的事物特别敏感，它吸引各种类型的人才到自己身边，逐渐使他们融洽相处。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生活，使人倍感温暖。这个城市的每个市民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超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和世界公民。

这种兼收并蓄的艺术，犹如音乐上的柔和的过渡板，你从该城市各类建筑物的外貌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经过数百年缓慢发展，从内向外有计划地扩展后，现在已是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对于城内居民的一切消费和各方面的需要，供给早已配套成龙。维也纳之大还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脱离大自然的地步。维也纳边缘的排排房屋，倒映在多瑙河的微波上，有的面向辽阔的平原，有的散落在花园和田野之中，有的分布在树木葱郁的阿尔卑斯山余脉尽端的缓缓山冈上。人们几乎觉察不到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自然景色和城市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从市郊走进市区，你会看到城市的发展轨迹，像树干的年轮那样层次分明。在古老的要塞围墙的旧址上，现在是一条环形大道，大道上的华丽楼阁环抱着城市最中央、最珍贵的核心，这便是朝廷和贵族的古老宫殿，它们在诉说着过去的沉重历史。贝多芬曾在这里的利希诺夫斯基侯爵府上演奏过，海顿曾在这里的埃斯特哈齐侯爵府上做过客，当时，海顿的《创世纪》在那所古老的大学①首场演出。维也纳最著名的胡浮堡宫曾住过几代皇帝，拿破仑住过香布伦宫②。基普教各团的诸侯们联合起来，在斯特凡大教堂③里下跪，为欧洲从土耳其人的手中解救出来而祈祷谢恩。在那所大学的校园里，有无数科学名人在任教。在这些宫殿之间，一些新派建筑高傲地屹立着，灯火辉煌的商店和光彩夺目的林荫大道组成一幅壮美的图画。旧的建筑物并不抱怨新的建筑物，就像敲下来的石头并不抱怨岿然不动的大自然一样。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是绝妙无比的，它好客地接纳任何外国人，愿意为他们奉献一切。这里的气氛是那么轻松愉快，就像巴黎一样到处充满快乐，加之在这里还能享受到大自然的气息。所以谁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者的城市。但是，所谓的文化难道不是用艺术和爱情编织的精品给粗鲁的物质生活蒙上一层最美好、最温情和最清纯的色彩吗？享受美食，喝一瓶上等葡萄酒或一瓶微苦的鲜啤酒，品尝精美的甜食和大蛋糕，在这座城市里算是一般享受。从事音乐演奏、跳舞、演戏、社交活动、讲究仪表风度，才是这里的一种特殊艺术。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头等重要的事不是军事，不是政治，不是商业，而是文化生活。一个普通的维也纳市民，每天早上读报时，及时眼看的不是国会的辩论或世界上发生的大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节目，这家剧院在公众生活中的地位，是其他城市几乎不能比拟的。因为皇家剧院亦称城堡剧院④，对维也纳人和奥地利人来说不仅仅是一座演员在上面演戏的舞台，而是反映大世界的一方小天地，从它那五光十色的折射光中可以看到社会本身，它是真正的的具有高尚情趣的“宫廷侍臣”。观众从皇家演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人应该怎样穿戴，走进房间的姿态，怎样谈吐，一个情操高尚的人该说哪些、不该说哪些言词。舞台不仅是娱乐的场所，而且是一本教人正确发声，学习优雅风度的有声有色的教科书。那些不太光顾皇家剧院的人，也好像头上有了神圣光圈似的散发出令人敬重的光辉。总理、大臣和富豪巨头在维也纳的大街上四处行走，行人不会回头仰望；可是一位皇家男演员或一位歌剧女演员在街上走，所有的女售货员和马车夫都认识他们。当时我们这些男孩子看到一个演员(照片和签名我们都收集)走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会洋洋得意地同他说个没完。这种近乎宗教式的个人崇拜不仅是青年学生，连周围的群众都被影响了。索嫩塔尔①的理发师，约瑟夫 凯恩茨②的马车夫，都是观众暗暗羡慕的体面人物。年轻的公子哥儿以能与演员穿同款的衣服为荣。一位著名演员的生日聚会或葬礼能压倒一切政治大事。自己的作品能在皇家剧院上演，这是维也纳作家梦寐以求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他从此一生高贵，享受一系列荣誉：他一生不用再买戏票，他会收到参加一切首演的请柬；也有可能成为某个皇室成员的宾客。我还记得我亲身受到过一次隆重的接待。24小时上午，皇家剧院的经理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他先讲了一番贺词之后，郑重地向我说，我的剧本皇家剧院已经接受。我当晚回家时，在自己的房间里看见他留给我的名片，他正式回访了我——一个26岁的年轻人。我本人，作为皇家剧院的作者，一举成了一位“上流人物”，剧院经理对待我像对待皇家学院院长那样。皇家剧院里发生的每一件事，好像都和大家有关，甚至同一个与剧院毫不相干的人也有关系。我想起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有24小时，我家的厨娘饱含眼泪跌跌撞撞地冲进房间，向我们说，她刚听人说，夏洛蒂 沃尔特(皇家剧院最著名的女演员)死了。目不识丁的厨娘这么悲伤使我们都深感意外，因为她从来没去过那高贵的皇家剧院，在舞台上或日常生活中她也从来没见到过她。但是在维也纳，一位全国有名的女演员是属于大家的，属于全城的集体财富，所以她的死牵动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厨娘的心。任何一位受人爱戴的歌唱家或艺术家去世，顿时就变成全国哀悼。当曾经首次上演过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的“老”城堡剧院被拆毁的时候，维也纳整个社交界像参加葬礼似的，神情严肃而又激动地聚集在剧院大厅里，前幕刚落下，人们就冲到舞台上，为的是至少能捡到一块地板的碎片——他们知道艺术家曾在这块地板上演出过——带回家去，当作珍贵的纪念品。几十年以后，我还看到这些木片被装在精致的小匣里，竟有数十户人家这样做，就像教堂里收藏神圣的十字架碎片一样。当那座伯森多尔夫音乐厅被拆除时，我家的举动也不见得理智。这座小型音乐厅是专供演奏室内音乐用的，是一座平平常常毫无艺术价值的建筑物，原本是利希滕斯坦爵士的一所早期的骑马术学校。为适应演奏音乐的需要，进行了改建，四壁镶上了木板，虽然它并不华丽，却像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一样很有价值，是音乐爱好者的一块圣地，因为肖邦、勃拉姆斯、李斯特、鲁宾斯坦①在这里演出过，许多著名的四重奏在这里首场演出。而现在它却要为一座新建筑物让路，我们这些在这里曾经度过了美好时光的人怎么也想不通。我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几个小时。这次，红玫瑰四重奏小组在这里演奏了贝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