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西南湖边的少年

一、家道日落

朱家的祖上，可能是因为缺乏显赫而值得标榜的人物吧，所以记载谱系的材料少而又少，所能查证的情况，也就非常有限了。

在朱家有一张上代留传下来的写在红纸上的《立嗣议约》，这是父亲的叔祖母吴太于1925年邀集亲族议决出嗣的签约文件。根据该文件上记载，朱氏谱系为：

据文振叔回忆，在过去多次丧事中，常请僧众或道士做法事或道场，超度亡灵，此时在所奉祀之列祖列宗的黄纸疏表中，多次以树村公为“高高始祖”(远高于高祖)，但其后并无“昌”字辈一代而有“山”字辈一代，如琢山、馨山、钜山等，均列在春泉、寿泉等曾祖辈之前而居于高祖辈。树村公与“山”字辈高祖之间则空白缺位，故认为对上述《立嗣议约》中前两代的性应有存疑。

从以上情况看来，以树村公为本支族始祖已属历代公认，但其人其事，概无流传，已无法考证。树村公与寿泉公究竟相隔几代，“昌”字辈及“山”字辈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也许都只能作为长期的疑问了。而朱家的历史能够有具体记载的，大概只能从寿泉公开始。

我的高祖朱寿泉，约生于1822年，原住在嘉兴城内南门大街某段，经营商业，一度颇具规模。太平天国军队攻占嘉兴期间(约在1860年)，住房被烧毁。后来就在南门外东米棚下购地另建住宅。东至槐树头，西至东米棚下市河边，占地约一亩七分(一说为一亩九分)。此时朱家家境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所以造的主楼结构偏小，出檐颇低，影响了房屋的实用性和光照。园中部原来拟建一个大型厅堂，也因财力不足，结果只造了一间小型栈房。倒是临槐树头的三间楼房，靠仙洲公妻子钱太以其私蓄贴补了一些，造得比较像样。新宅西面临街四间楼房作为店面，独资开设裕盛商号，经营油麻铁锅粗瓷，等等，属徽帮。但风云不测，可能店号遭受损害挫折，人们多疑为店内亲信人员作怪，寿泉公竟吞食生鸦片自尽(约在1868年)。作为“善后”安顿，店号改为十股合资，店名改为“聚和”，朱家只占其中三股(长房仙洲公占两股，二房云峰公得一股)。由于朱家无人善于经营，更无法与店内实际操持经营的人员“斗法”，每年只凭主事者分给“官息”。高祖母洪太(寿泉公妻)精明能干，在家族隆盛时期襄理家务，出力不小。寿泉公亡故后，一应家事，乃至参与商务，概由洪太承担，勉力维持一家局面。洪太寡居约四十年，享寿八十有四。洪太生有三子一女，我曾祖父仙洲公居长，次为云峰公，议定出嗣老三房浩泉公后，但不幸婚后仅二十二岁就早逝了。妻吴氏无子女，守寡近六十年，后由文振叔承嗣为孙。洪太幼女适顾氏，幼子宝沄公早夭。

曾祖父仙洲公，原名宝濂。幼年虽值太平军战祸，但当时其父经营商业，家境小康，得以专心学业，攻读经史诗文，以期家风渐转书香，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得中秀才，但当时在地方上颇有文名。

仙洲公既已一心走读书科举之路，实际上也就再无心经营商业了，加上那段时间家中事故频频，使他既难以专心翰墨，对祖传店号的经营更是一无成就，一任同伙之人玩弄手段，中饱私囊。

仙洲公虽然先后娶了钱氏、陈氏、徐氏三位妻子，却未得男丁，所以仙洲公以后较长一段时期中，凡家庭大事均以“堂名”作为对外的代表，称“朱巽顺堂”。家中无男丁在当时的封建宗法制度下也给朱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仙洲公去世(时年不到五十岁)后不久，就有与仙洲公同辈的本家支族长发难，认为仙洲公身后既无男子承继父业，就应由本支族中决定承嗣人选，以继承仙洲公家业，以后又有其子或侄辈反复提出强硬争议，zui终夺走了东米棚下和槐树头临街的部分房产。后来还挑起过多次争议，直到1925年以后方始平息。

由于仙洲公身后无男丁，且朱家其他各支男丁也不多，所以由洪太做主，由待字闺中的仙洲公幼女朱佩霞招赘西塘陆润为婿，以继承家业。这就是我的祖父母了。

我的祖母朱佩霞(1888—1922)幼年丧父，从小禀赋聪颖，尤为其祖母洪太喜爱，故决定由她择婿入赘，支撑门户。当时其母徐氏亦已亡故，家中事务仍由洪太主持，至于商店事务，则悉凭经办人员操纵。

我的祖父陆润(1886—1924)，字朗轩，嘉善西塘人。青年时曾在嘉兴永鑫布店当学徒，有兄弟各一人。婚后因不谙朱家祖传经营之油瓷店业务，且店为人操纵无从插手，乃和祖母商量后，将所留私蓄，主要是洪太分拨遗赠之财物，在丝行街开设小布店。但因其秉性忠厚，不善经营，且乏得力助手，故小布店仍连年亏损。后又和他人集资办小型摇袜厂(工场)，亦很快陷入困境。所投入的资金，以及聚和油瓷店原属仙洲公名下之两股资产亦先后抽用亏耗殆尽。至此可谓家道中落，再难恢复祖辈的殷实门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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