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5年起，梁启超涉足国事，到1917年结束从政生涯，其间风云变幻，酸甜苦辣真是难以言尽。他曾为舆论骄子，辉煌不可一世，在1898年，1901年至1903年和1908年至1911年，三次达到其时人共仰的鼎盛期。1898年，1901年至1903年的业绩自不必说。1908年至1911年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期间，他的威望也可谓如日中天。梁所指导的《国民公报》"为立宪运动之大本营"，"各省人士，群课与先生订交论政，信仰倍增于平昔……庚戌辛亥年余之间，系先生与国内人士通函论政最多之时，亦即先生于后，最为欣慰之时"，不仅立宪派人士趋之若鹜，清政府的显赫大臣们也无不争相交往，求他报告、奏札、文章。辛亥革命时梁回国后，受到的盛大欢迎更非小可，三天一会，五天一筵，到处发表演说，学界、报界、政界洗耳恭听。梁启超深以此自负，有时狂妄起来，也会不知其所以。在段祺瑞政府争论是否对德宣战，黎元洪以舆论不利为由表示反对时，他竟声色俱厉："舆论？什么舆论！我就是舆论界之一人，但我就是坚决主张宣战的。"①

另一方面，梁启超也尝够了大起大落之苦头。戊戌政变后，被清政府以国事犯通缉，海外流亡13年之久。政闻社成立时，被革命派学生挥拳相向，只得仓皇之中落荒而逃。苦心相劝清政府自行改革，期期艾艾写了一封《上摄政王书》，清政府不理不睬大加冷落不说，还变本加厉对立宪派大肆迫害，真是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足，寒透了梁启超的心。民国以后，由于梁启超卷入政争太多，前后变化又太大，也颇招不少非议。他的一位党徒刘伟，就批评他"内以争权为骨子……爱公者谓为学理所误，誉公者谓为鼠辈利用，此皆不足深论。明公果有救亡之志，必须洗心涤虑，除权利思想，以诚信昭国人……国事巅险，人心疑虑，众怨既归，想先生亦百难辞"①。他的一位同门刘复礼，也"深为足下痛之"，告诫他国事败坏，"信乎大厦将倾，非人力之所能及也"，切不可"如醉如痴，如昏如迷"②。更可悲的是，时，学生们因薄其为人，竟不接受他的捐款，这真是一记沉重的当头棒喝！

梁启超不时处于政治与学术的矛盾中。早在20世纪初，他就有入山之志，专心致力于学术，以兴学救国，与政治无涉。在给其师的信中，他曾多次致意于此。辛亥之后，他的改革方案均成画饼，隐退之志自然时有萌动。1914年冬，他给周印昆一信，自诉其不得摆脱之苦。"弟则如古诗所云：`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力求解脱，至今未得，而环顾世变，至使人无复乐生之思，何可言耶？""抑神志之萧索，致可哀也"③。1915年，他著《吾今后以报国者》，发表了一个脱离政治的宣言书。"吾之所主张，在今日万难贯彻"，过去曾"颇尝有所规画，思效铅刀之一割，然大半与现在之情实相阂"，有鉴于此，"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④。1916年、1919年，他又曾两次发表过类似宣言。过去，人们多指责这是他谋求仕途进取的"障眼法"，这个结论未免过于武断和简单。在社会角色的选择上，梁启超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他的内心痛苦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