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政见如何,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九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不过只有五十多名党员。然而,如今它已是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世界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并且深度影响了现代中国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当初是怎样诞生,成为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本书作者叶永烈以“地利优势”,在沪作了长时间细致采访,又专程赴北京及嘉兴南湖访问,历经十余年考证,以客观的笔调,创新的“T”字型结构,即既以写横剖面为主──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断代史,也写纵剖面──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后来命运,娓娓道来中国共产党之由来……
共产党如何在中国横空出世?
当时的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国内国际形势?
陈独秀、为何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代表中的两名外国人是谁?
共产国际援助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中共一大代表们后来的命运及结局如何?
……
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成为中国的执政党、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大党,就要了解中国共产党从何而来、如何建党。
首部真实展现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的纪实长篇,大视角揭秘中共早期领袖人物的命运沉浮,客观真实地再现中国共产党如何诞生,并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
解读秘密档案,揭露世界政党诞生的台前幕后;还原历史细节,再现九十年来党史尘封的纷纭真相。
全书采用“T”字型结构,既写横剖面──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断代史,也写及纵剖面──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后来命运和结局,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
资料翔实、考据清晰,书中较多地使用了作者的采访资料,采访对象中有罗章龙、包惠僧夫人谢缙云、刘仁静的儿子刘威力、陈独秀的机要秘书郑超麟、陈望道之子陈振新等。文中还配有上百幅具有历史价值的真实照片,图文并茂。
《红色的起点》一书收集了有关中共“一大”的大量资料,集中解决了若干含糊不清的问题,把党成立之前的有关事件和人物交代得一清二楚。全书才思横溢,文笔流畅,可读性很强,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它既是一本的报告文学著作,又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中共党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 杨云若
↓著名作家黄亚洲相关讲述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一级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写出及时本书,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为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与》,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诞生的红色历程;200万字的长卷《“”兴亡》(增订版)以及《陈伯达传》,是中国十年“”的真实写照。《邓小平
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是关于美国“9 11”事件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采访记录。此外,还有《用事实说话》《出没风波里》《历史在这里沉思》《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中共中央一支笔—— 胡乔木》《钱学森》等。新著为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
序
序 章 追 寻
红色“福尔摩斯”出了好点子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7月30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所以上下楼梯时总能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科尔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突然大吐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晚上8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一个面孔陌生、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偶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1990年8月9日前往薛寓拜访。
薛耕莘先生在介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时,谈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忆了这桩重要史实……
据薛耕莘先生告知,1921年7月30日晚,那个不速之客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
程子卿,字则周,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生于1885年,曾在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学徒,读过三年私塾。在米店里他经常两臂挟两个袋包,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虽不会讲法语,但因臂力过人,于1911年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黄金荣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后为督察长),程子卿被黄金荣看中,从巡捕升为探目以至探长,并曾经在上海钧培里黄金荣家长住。
从薛耕莘先生出示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看出程子卿的身体确实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查中国共产党“一大”之事(当时只知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不知是中国共产党“一大”)。薛耕莘有个习惯,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当时,他曾记录了程子卿的谈话内容。解放后,薛耕莘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倘从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查到当年他笔录的原文。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一事,他记得很清楚。
后来经许洪新先生查证,薛耕莘先生解放后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一所劳改农场服刑时,曾于1968年6月1日亲笔写过一份关于程子卿的交代材料,上面还盖有他的指纹和农场军管小组的印章。该材料的第四条如下:
1921年中共在上海成立时,由向法当局报告,后由他车法帝当局命令,禁止中共开成立大会(地址在上海萨坡赛路望志路口),不得已改在嘉兴开的。
这清楚表明,早在1968年,薛耕莘先生就对程子卿闯入中共“一大”会场作了交代。只是他把贝勒路误记为萨坡赛路。尽管薛耕莘这一交代内容重要,可是在“”岁月,在内蒙古的劳改农场,没有谁会注意他提供的重要信息。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与有过交往,但也与宋庆龄有着联系,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这样,解放后经宋庆龄说明有关情况,程子卿未曾入狱,在家赋闲,依靠房租收入维持生活。1956年,他病故于上海……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会走。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及时篇回忆文章,便是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之外,所忆事实当是的: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国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了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诫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们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大约这一事件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三年之后,他在美国写《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也提及此事:
在大会的及时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告,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十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四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收于《寒风集》)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了这一事件。不过,内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只是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簿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他们)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48支烟卷全部吸光!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
据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回忆:
记得有24小时,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以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提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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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有着八千九百万党员的大党,知道从哪里来非常重要,只有知道从哪里来才能知道要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