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要研究的危机理论，较之前面阐述的企业家职能、信贷、货币市场、利润及利息等理论，还不能令人满意。顺便说一句，这里的危机一词，地说应该是商业波动的一再重现。一种危机理论要称得上令人满意，不仅要处理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增加的资料，而且要考虑各种按商业条件的不同指标建立起来的理论，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且能够兼收并蓄。我在这个方向的工作还只是半成品；我向读者保障的透彻研究尚未兑现，而且依我的工作计划，保障兑现的那24小时恐怕还远着呢。我现在之所以原封不动地沿用这一章，只在表述上略做改动，不仅是因为这一章的内容已经在危机考察中占有一席之地，还是因为我仍然坚信它是真实可信的；不仅是因为我相信，读者从这一章会发现，本书的论点对危机这个主题有着怎样的贡献，还是因为这样的贡献切中危机问题的要害。因此，在这一章的基础上，我愿意接受批评意见。

在研究过那些让我有印象的反对意见后，我愈发相信我的危机理论是正确的。在这些反对意见中，有两条意见有必要拿出来单独提一提。先看及时条反对意见。有人认为，我的危机理论充其量只是一种"危机心理学"。提出这条反对意见的人，是一位我所景仰的大师级人物，而且意见提得温文尔雅、没有半点烟火气，但在我这头来说，我得用更尖锐直观的语言把他的意见重新表述一遍，这样才能让读者明白他的真实意图。"危机心理学"这个词，应该有着不同于"价值心理学"的明确含义，它指的是：我的理论关心的是，在担惊受怕的商业领域轮番上演的大悲大喜的好戏，人们在每一场危机中都注意到这样的情形，尤其是在过去。这样一来，这种危机理论的立论基础，要么只是同时出现或随后出现的现象(比如恐慌，悲观一类的现象)，要么更糟糕，是先前的看多趋势、促销狂潮一类的东西。这样的理论是空洞无物的，这样的观点什么也解释不了。但这些并非我所持的立场。因为我一直在讨论外部行为，硬要说在我的论证中找到了心理学因素的话，除非是他认为，他在每一条关于经济事件——甚至是最客观的——的命题背后都找到了心理学，但我对商业波动现象——无论是不实际正在发生的——的解释，只靠一条客观的因果链条，一条不靠外力而动的链条，这就是，新企业在当前的条件下横空出世所引发的结果，这条因果链条是从第二章解释过的那些事实推导出来的。

再来看由罗伊提出的第二条反对意见。他认为，我的危机理论没能解释，为什么危机呈现出周期性。我不明白他何出此言。要我猜的话，他也许指的是繁荣继之以衰退、衰退之后又是繁荣这个简单的事实。但我的理论解释过这个事实。又或许他指的是周期的实际时间跨度。但没有哪个理论能从数量上给出解释，因为这显然取决于各个危机的具体数据。但我的理论还是对此做过归纳：当新企业的产品经过一段时间上市，这一刻就意味着繁荣的终结、萧条的开始。当创新成果的吸收过程宣告结束，这一刻又意味着新一轮繁荣的开始。

但若依艾米尔·莱德勒的说法，罗伊还另有所指。莱德勒说，我的理论"之所以不令人满意，是因为它根本没打算解释，企业家集中出现这个现象，为什么会周期性出现，需要哪些条件，是不是只要满足这些条件，他们就一定会出现，为什么"。要说我对企业家集中出现的现象解释得不够令人信服，这我认帐。但要说我根本没打算来解释这个现象，这就是言过其实了，因为在我看来，这个现象，以及由它引发的后续现象，是繁荣的成因，也是我的危机理论的根基所在，我怎么可能不花力气来详加解释呢？至于说企业家出现需要的那些条件，如果不计竞争经济下的一般经济及社会条件的话，我们在第二章已经有过阐述，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出现了对私人更有利的新机会，要想企业家出现，就得一直满足这个条件。至于抓住的机会为什么少之又少，这既是因为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并不多，也是因为必要的外部条件不是随要随有，此外还要有合适的经济状况，企业家在其中还能大致做出的估算。只要紧扣企业家这个概念所隐含的那些假设，那么，企业家为什么会在这些条件下出现，其中的道理就象利字当前人人踊跃这件事一样直白。

现在要拿我的理论和斯皮托夫的理论做一些比较，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算最透彻的。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比较没有任何厚此薄彼的意思，纯粹只是为了突出一些观点。非要比一个高下的话，那我得承认，就研究的透彻及完善程度而论，我的理论和斯氏理论的差距，实在不可以道里计。斯皮托夫率先指出，真正要解释的是，不是危机本身，而是商业为什么象波浪一样上下起伏，这一点我也赞同。而我不仅在本章，而且早在第二章就已经提出，经济的交替起落，乃是经济发展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表现形式，这个概念也得到斯皮托夫的认同。这样，我们也就一致同意，资本主义在何时才算有了充分发展，只能根据这种波动首次明白无误地出现的时间来算(按斯氏的说法，这个时间在英格兰始于1821年，在德国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此外，我们还一致认为，钢铁的消耗量，是用来衡量经济形势好的指标；具体说来，这个指标是由斯皮托夫发现并制定出来，虽然我本人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因为从我的理论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所以也得到我的赞同。我们还一致认为，这个因果事件的及时环，是用资本购买入的那些生产资料、工厂设施(比如厂房、矿山、轮船、铁路)的建设与制造率先繁荣起来。，我们一致同意，繁荣的出现，用斯氏的说法，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向新企业，而对原料、劳动及设备等的需求，使得繁荣的动力扩及整个市场。对于在此起到重要作用的资本，我们的理解也是一致的，的分歧是，购买力创造在我的论证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在斯氏那里就不是这样了。至此我只要补充一件事，这就是资本投资不是平均分布在各个时间段的，而是间断性集中涌现。这件事显然相当关键，我对此给出了解释，而斯氏却没有。我认同斯氏关于标准周期的说法。

但对于终结繁荣、引来萧条的条件，我们有不同的理解。在斯皮托夫看来，这个条件就是，无论是和现有的资本相比，还是和有效需求相比，资本品都出现过度生产的情况。如果将这句话理解成对现实情况的描述，那么我倒没什么意见。但是，斯氏的理论就此止步，接下来只是一个劲儿地解释，什么样的环境会诱使工厂设施、原材料等的生产者，周期性地生产出市场当时消化不了的产品来；而我的理论力图以本章后面提出的方式来解释这个事情。兹将要点概括如下。我们在第二章确立的一个事实是，新企业一般不是脱胎于老企业，而是在老企业以外新出现的，并通过竞争淘汰老企业，这样一来，新企业集中出现对老企业及原有经济形势的影响，在于令到一切条件都为之改变，这样，无论企业还是经济形势，都需要经历一个特殊的适应过程。不过，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之间的分歧将会缩小。

篇幅过短难免会授人以柄。但为了突出基本观点，我还是尽量删繁就简。出于同样的考虑，我在论证的每一步都标上序号。

§1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一直在描述的整个发展，是否象一棵生生不息的树木那样，连续不断地前进？从经验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经济的运动不是连续而平滑的。逆向运动，遭遇挫折，还有各种各样阻断发展路径的事情，都会发生；经济价值体系也会分崩离析，从而令发展中断。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假如让经济偏离发展平滑线路的这些情况只是罕见的现象，那么它们是不会让理论家关注有加，也不会构成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的。在一个没有发展的经济中，也会有人遭遇不幸进而处于困境，但他的处境没有理由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同样道理，一个国家也有可能遭遇到的一些重大事件，足以毁掉该国的经济发展，但只要这些事件不经常发生，只要它们可以看成是孤立的不幸事件，那么它们也没有理由被当作普遍现象来考察。但是我们这里提到的逆向运动及遭遇挫折，却是经常发生的事，经常到让人一下子就想到其中有周期存在的地步。即使在理论上还有可能暂不理会这类现象，但在实践中断无此种可能。

进一步说，假如情况是，在克服了这样的挫折后，先前的发展从被阻断的那一点再度开始，那么遭遇挫折从原则上说也就没那么重要。即使我们不能解释这些干扰事件本身是怎么回事，或者干脆对它们不予理会，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已经无一遗漏地考察到发展的诸般基本事实。但情况不是这样的。逆向运动不仅阻断发展，更是终结发展。一大批价值就此消失；经济先行者赖以制定计划的基本条件及各种假设就此改变。经济需要重整旗鼓，才能再度前进；经济的价值体系也需要改组。由此再度兴起的发展，是新一轮发展，而非前一轮发展的简单沿续。虽然经验表明，新一轮发展的方向和原来的发展多少有些相近，但经营"计划"的连续性已经被打断。新一轮发展起于不同的条件，部分地兴于不同人之手；不少原先产生的希望，连同原先的价值，永远被历史所掩埋。被各次挫折所阻断的局部发展，连成一线后同总体发展的大方向相吻合，这种事从经验上讲也不是不可能。但从实践上说，企业家不可能越过中断的阶段，就象当它不存在那样继续其计划，直到下一轮发展；从理论上说，一个科学的观点也不可能置该阶段于不顾，否则就是脱离现实。

这类独立于发展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明显对立于发展现象的现象，就是接下来要考察的对象。考察伊始，先看几种存在两可的情况。其一，危机是不是一致现象，还在两可之间。我们从经验知道，发展会有不寻常的中断，并将这种中断称为危机，但在没有经验的人看来，它们只不过是同一现象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但将危机看成是一致现象的观点，显然是说不大通的。事实上，这种一致性主要体现在，危机对经济及各人有着相似的影响，以及有些特定的事件往往在大多数危机中都会出现。但这样的影响以及这样的事件，是和干扰经济的各种各样的外部及内部因素一同出现的，它们并不足以证明危机总是同一种现象。事实上，各种不同的危机，以及引发危机的各种不同原因，总是可以分辨出来的。我们没有理由事先假设，除了我们开始提到的那一点，也就是都是阻断前一轮经济发展的事件，危机还有其他共通之处。

其二，无论危机是不是同一现象，危机能不能以纯经济的方式来解释，这也在两可之间。当然，不可否认，危机大体上是经济部门的事。但这绝不意味着，危机是经济本质属性的一部分，要拿危机是不是必然出自有关经济因素的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甚至可以说危机不能归入任何一种体系。事实上，引发危机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来自纯经济部门以外，即危机是外部干扰作用于经济的结果。危机发生的频率及规律性，都不是危机由经济内生的确凿证据，因为不难想象，具有这两个特点的干扰因素，在生活中也很常见。因此，危机应该只是一个经济自我调节的过程，为的是适应新的条件。

先来看及时个问题，即危机是否是同一现象。如果我们说，凡有巨大干扰的情况都算危机，那么，除了干扰这个共同的事实，危机就再也没有其他共通之处了。我们暂时好从这个广义的角度来看待危机。这样，经济过程可以分成三类：其一是循环之流的过程，其二是发展的过程，其三阻止发展不间断进程的过程。这个分类和现实并无出入，在现实经济中，我们能够清楚地区分出这一类或那一类过程。只有更细致的分析才能表明，其中一类是否应该归于另外一类或两类。

干扰并没有共通的属性，这一点也得到了历史上历次危机的证实。这些干扰，在任何地方的经济体身上都出现过，而且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它们有时出现在供给端，有时出现在需求端；当它们出现在供给端时，有时又出现在技术生产中，有时又出现在市场或信贷关系中；当它们出现在需求端时，有时表现为需求方向的改变(比如时尚潮流的变迁)；有时又表现为消费者购买力的变化。大多数情况下，各行业不会无差别地受到干扰，而是次第受到干扰。危机有时候表现信用体系的崩盘，这时候资本家就倒大霉了，而另外一些时候，危机又让工人或地主的日子很不好过。企业家也会受到危机的牵连，但情况很不一样。

从各种危机的表现形式里找到共性因素，乍看起来是一件很有希望的事。事实上，正是这个只存在于希望里的因素，让老百姓及理论家坚信，各种危机总是同一现象。但不难看出，那些从表面上得出的外部特征，除了是发展的干扰因素外，它们既不是各个危机所共有，也不是其本质所在。就拿恐慌这个因素来说，这种情况就很明显。虽说较早发生的危机，大多出现过恐慌的情形。但也有光打雷不下雨的时候，也就是说光有恐慌，却没有发生危机。不是危机越大恐慌越严重。，与其说恐慌是危机爆发的原因，无宁说是危机爆发的结果。人们经常用在危机身上的"投机热"、"过度生产"一类的话，也同样如此。一旦有危机爆发，且让整个经济状况都变了样，那么，危机前尚属正常的投资，危机后大多成了不理性的投机，危机前尚属正常的生产，危机后几乎都成了过度生产。其他一些因素，比如个别康采恩的倒闭，各生产部门间的经济关系失衡，生产与消费的脱节，情况也如出一辙：与其说是危机的原因，无宁说是危机的结果。虽说根据描述危机的文献，一定数量的危机必定重现，但除此之外，各个危机的列举就再也没有一致的地方了，这个事实表明，危机并没有为公认的标准。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即危机是否至少都是纯经济现象，换言之，全部的危机，以及危机的全部原因和结果，是否可以从专门用来研究经济的那些因素中得到解释。不难发现，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的，也不必然是这样的。就拿战争来说罢，任谁都会同意，战争带来的干扰大到一定程度，会引发危机。但要知道，这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十九世纪爆发的历次大战，大多没有立即引发危机。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合乎想象的。假设有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国，该国和其他国家贸易往来密切，其经济处于我们所说的发展的鼎盛阶段。但因与敌国起了争端，该国和外界的联系被敌国的坚船利炮所切断。这样一来，该国的进出口中断，商品的价格与价值体系变得支离破碎，债务纷纷违约，信用基础陷于崩坏，这些情形不仅是合乎想象的，在历史上也确曾发生过，出现了这些情形，当然意味着危机来了。但这场危机显然不能从经济上来解释，因为战争分明就是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源，但战争并非经济因素。这个经济以外的因素引发了这场危机，自然同时也是用来解释后者的原因。这样的外部因素，经常被用来解释危机的成因。其中比较重要的外部因素，当属农业歉收。农业歉收引发危机，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甚至还由此引申出一整套危机理论。

即使有些因素不是像战争或气候条件那样自外而内地作用于经济，但从纯理论的角度说，这些因素也应该视同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原则上说都属偶然情况。举例来说，如果一国政府突然宣布废除保护性关税，这有可能引发一场危机。这样的商业措施自然应该算是经济事件。但谁能说得准这项措施怎么出台的？我们能考察的，只是这项措施产生的后果。在经济规律的角度说，它只不过是来自外部的影响。这样，确有一些危机，它们不属于我们所指的纯经济现象。既然是这样，从纯经济角度说，我们当然无法就其原因归纳出任何东西来。在我们看来，它们只能当作不幸的意外事件而另案处理。

现在问题来了：究竟有没有我们所指的纯经济危机，这类危机不像我们刚刚所举的那些例子，它们不是由外部因素所引发的？事实上，若说危机总是由外部因素引发，作为一种观点来讲是合乎想象的，也确实有人持这样的观点。实话说，这个观点貌似还相当有道理呢。假如这个观点站得住脚，那么就不会有关于危机的真正的经济理论，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只有确立这些事实，最多也只能根据危机的外部原因将其归类。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排除一类特殊的危机。设有甲乙两个国家，其中甲国的工业靠乙国提供资本。假如乙国有一波繁荣兴起，这样一来，资本现在投在本国，就要比它之前投在甲国更为有利，结果，乙国势必将从甲国抽回先前的投资。假如乙国投资者抽资的事做得不仅急不可待，而且也不顾他人死活，那么一定会在甲国引起一场危机。这个例子表明，一个经济区的纯经济原因，有可能在另一个经济区引发一场危机。这个现象发生得很频繁，也很普遍。很显然，这个现象不仅会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也会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会发生在同一地区的不同产业部门之间。这样，一个地区爆发的危机，经常会波及到其他地区。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现象究竟是不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纯经济危机呢？回答是否定的。对任何划定范围的经济体来说，其他地区的经济条件都只是既有的数据，在解释前者内部的现象时，只能起到非经济因素所能起的作用。对有待研究的那个经济体来说，它们是一些偶然因素，试图在这样的危机中找出普遍规律来，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在剔除引发危机的一切外部原因之后，我们发现还有另外一些因素，虽说它们也是纯经济的，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只从经济内部产生的，但它们并不代表一类新型的理论问题。每一项新组合——用我们先前用到的术语——都有失败的风险。虽说工业的各个部门同时出现致命错误的情况相当罕见，但如果不幸真的发生了，并且这个工业相当重要，那么，一场危机的主要症状就会随之出现。但是，这类事件都都是些无妄之灾，只有逐一找出发生的原因才对，它们并不是经济所固有的，因为它们不是从经济的任何根本因素产生的结果。

要是我们好好琢磨一下这份列出可能引发干扰的各项原因的清单，并且象前面所做的那样，将各项原因逐一划掉，那么，我们肯定会怀疑，这个清单还能剩下些什么，如果因为外部或内部偶然因素的作用，经济内部一切重要的事情都走样了，那么，我们对危机的因果关系还有什么好说的。从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一定不会和这个理论起冲突。因为历史上的历次危机，几乎都有如此之多的"意外事件"，谁要是把它们当成引发这些危机的罪魁祸首，是绝不会让人诧异的，找寻危机的更普遍、更基本的原因的必要性，并不象有些人相信的那么明显。暂时可以说，无论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危机，大多更适合从个别情况来解释发生的原因，而不是用可以归入普遍理论——如果真有这样的理论的话——的因素来解释，这样的因素，充其量只能指望对实发危机的诊断或补救政策有所贡献。任何正在发生的危机，如果在商人眼里几乎都是由有关特殊环境所引发的，那也不能说他们的看法不对。"经验主义者"反对任何没有依据地创建普遍危机理论的做法，也不能说不对——虽然说，我们这里需要的，不是一味地反对，而是明确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任务。

能否解决我们的问题，并且同时将问题转换到另外一个基础上，关键在于能否发现，总有这样一类危机，在资本主义以来所发生的危机——也就是繁荣与衰退交替出现的波动，这样的波动已经遍及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此类危机乃是根本所在，或者即使不能说是必然事件，但怎么说也是有规律的事件。这样，在可用来解释发展遭遇挫折或中断的五花八门的事实中，这种现象就脱颖而出。经济生活的这一类大起大落，才是我们致力于解释的东西。一旦我们把握住这个问题，出于理论分析的需要，我们不仅有理由、而且也必须假设，工业面临的其他干扰，无论来自内部还是外部，一概都不存在，这样才能凸显出我们的危机理论感兴趣的那个问题。不过，在做这样的假设时，一定要切记两件事：其一，我们不考虑这些因素，不是因为它们不够重要；其二，假如我们的理论只囿于那个问题所限定的狭小范围，那么，比起那些研究范围更宽广、旨在让人理解危机的真实情况的理论，我们的理论还有什么可说道的地方呢？

至此，我们可以将那个问题概括如下：为什么我们所指的经济发展，不能像一棵生生不息的树木那样均匀地前进，而是像在一条崎岖的路上那样跳跃式前进；为什么它象波浪一样起起落落？

§2答案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的原因是，从概率的一般原理可以推断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组合不是以均匀的方式出现——具体来说就是，可以将时间按照一定的跨度分成若干等份，在每一个时间间隔内，会有一个新组合得以实施——而是以不连续的、集中的方式出现。

(a)我们先要对这个回答稍加解释；(b)其次要解释为什么实现新组合是集中出现的；(c)要分析这件事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因果反应的过程(本章第三节)。在第三步会遇到一个新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理论就不敢说是完整的。尽管我们认同尤格拉的说法，即萧条的原因是繁荣——这句话其实指的是，萧条只不过是是经济对繁荣的反作用，或者说是适应繁荣带来的新形势，因此，他对萧条的解释，归根结底还是对繁荣的解释——但是，繁荣引起衰退的方式，毕竟和繁荣本身是两回事，眼尖的读者立刻会发现，这正是我和斯皮托夫的分歧所在。读者很快还会看到，无需借助任何新的事实或理论工具，我们的理论就能轻松回答这个问题。

假如我们所指的新企业是各自独立出现的，那么，以特殊的、清晰可辨的、让人瞩目的、稳定重现的这些标准来衡量，繁荣及萧条这样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样一来，新企业基本上是连续出现的，而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均匀地出现的，它们不会给循环之流带来太大的变化，干扰最多只是在局部肆虐，即使扩散到整个经济，也很快就风平浪静了。既然循环之流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增长也就根本不会受到干扰。值得一提的是，但凡危机理论，尤其是各种失衡理论，只要认定某个因素是引发危机的原因，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如果这种理论解释不了，为什么这种原因——无论它是什么——不可能连续、均匀地出现，这样，由它引发的后果连续地被整个经济迅速吸收掉，那么，这种理论就绝不能说，它已经把危机现象解释通了。

就算新企业真是这样出现的，那也还有年景的好坏之分。黄金产量增加，或者其他形式的通货膨胀，会促进经济增长；而通货紧缩则阻碍经济增长；各种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及经济法规，都会施加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就拿世界大战来说罢，出了这样的大事，经济被迫调节到战时状态，战后还要偿还大量的战争贷款，一切经济关系倍受干扰，城乡满目疮痍，社会动荡不定，各大市场零落凄凉，一切都不同以往，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危机和萧条是什么样子的，哪怕从来没听说过危机的人，此时都会有切肤之痛。但这些都不是我们这里要考虑的繁荣和萧条。因为这样的事件都不会定期出现，更不会必然出现，因为它们不是出自经济内在的作用机制，而只能用特殊的外部原因来解释，这一点我们已经强调得够充分了。还有一种有利因素尤其值得一提的，它总是能促进繁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用来解释繁荣，这就是每一个萧条期所引发的事态。这样的事态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大量劳动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原材料、机器、厂房大量积压或闲置，乃至被低价甩卖，利率往往低得离谱。事实上，几乎针对危机现象的每一项研究，比如斯皮托夫的研究以及米切尔的研究，多少都拿这些情况来说事。但很显然，我们切不可用现象的结果来解释现象本身，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陷入繁荣来自萧条、萧条来自繁荣这样的循环论证之中。既然我们在这里只关心危机的根源，而无意逐条陈述实际作用于繁荣或危机的各种因素(比如农业收成，战争谣言)，那么我们就应该根本别去理会那些因素。

新企业集中出现造成的这种影响，因三种情况的存在有所增强，但后者并非引发危机的真正原因。先看及时种情况。根据第二章提出的理论，我们有理由认为，大多数新组合不是脱胎于老企业，也不会立即取代老企业，而是和老企业共存和竞争一段日子，这一点也得到经验的证实。按照我们的危机理论，虽说这种情况在解释经济波动的幅度时非常有用，但它既不是新的因素，也不是独立起作用的因素，更不是决定繁荣和萧条的关键因素。

再来看第二种情况。企业家需求的集中出现，意味着整个经济部门的购买力会有大幅的增加。由此引发次一波繁荣，并遍及经济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普遍繁荣的景象——这种现象只能从这个方面才能说得通，否则很难说得通。只有因为大笔的新购买力从企业家手里流出，流到实物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手里，流到用于"再生产消费"的货物(斯皮托夫语)的生产者手里，流到工人手里，然后逐渐渗透到整个经济渠道，当前的全部消费品才以越来越高的价格出售。这样，零售商不断扩大订单，制造商不断扩大生产，为达此目的，原先质次的生产资料，甚至弃而不用的生产资料，现在越来越多地得到利用。只是因为这一点，随便哪里的生产和贸易都暂时获利，这和在通货膨胀期间——譬如说一国靠发行纸币来筹集战争经费——的情况一样。许多东西能浮出水面，靠的是借"次一波浪潮"的势头，它们像无根的浮萍，本身没有来自真正推动力量的任何新的或直接的动力；，投机的预期成为举足轻重的原因。在投机的推动下，繁荣的征兆最终成为繁荣的成因，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已经为人所熟知。谁要是想构建商业指数理论，或者想从整体上来理解商业形势，这倒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依我们的想法，只有繁荣主浪和次浪间的区别才事关紧要，并且只要知道后者来源于前者，知道在一个根据我们的原理精心构建出来的理论中，我们在周期运动中观察到的一切现象都能找到它的位置，这就足够了。但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