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的一大重要特点就是各族群之间不断融合，而中华民族的上古主体人群——华夏族，也是不同族群不断融合的产物。中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东周天子的都城洛阳，附近就有陆浑之戎、伊洛之戎。卫国城墙上可以望见戎州。在春秋时期，华夏族与非华夏族斗争非常激烈，到战国时期这些民族大体上都融合了，形成了一个华夏族。”未被融合者，诸如仍然生活在西部地区的人群，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西羌。

在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上，西羌人从来就是参与者，甚至是主导者之一。前边提到，周朝王室的出身就在西戎，而秦朝皇室虽不是西羌人氏，但其起家之地的关中与陇右，也是西羌人聚居之处。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能如同羌人一样，与华夏族、汉族有那么深刻而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

党项羌作为游牧民族的一种，是靠天吃饭，一旦遇到气候骤变或者易货贸易渠道的阻绝等，便会陷入生死未卜的悲惨境地。加之贵族阶级对财富的追逐，时常有劫掠农耕居民和城市的行动，对交界中原附属地区的袭扰也就在所难免了。但在隋唐时期，西羌系统中的吐谷浑人，因其人口众多、兵力较强，成为中原王朝重点“关照”的对象，而人少兵弱的党项羌，曾长期未遭受中原军队的重点打击。

当然，从恢复汉朝所拥有的西域疆域的角度说，唐朝也负有保持疆域完整的民族和历史责任，而西汉都城也在长安，同样从历史角度说明必须拥有河西走廊、青海和西域的重大战略意义。当然，长安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河西走廊和西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对当时欧亚大陆的经济贸易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中国地形地势所造成的必然交通选择。

可见，汉唐对西北、西域的苦心经营，绝非汉民族扩张使然，而是迫于地理原因，而被动做出的战略抉择。

汉朝统治阶级刘氏皇族是华夏族出身，有着深入骨髓的“华夷之辨”的界线。因此汉朝军队基本是清一色的中原汉人组成，甚至包括让匈奴都为之色变的彪悍的骑兵部队。只是制约汉朝较大的问题是战马，因此获得河西走廊和西域疆土较大的意义就是拥有了一片求之不得的宝马良驹供应之地，著名的“汗血宝马”的故事正是出现在汉朝。

继迁巧妙地周旋于各强大势力之间，利用其部队机动性好的优势，对辽宋巧取豪夺，趁机扩充实力。997年(北宋太宗至道三年、辽圣宗统和十五年)，党项与北宋作战获小胜，继迁则夸大其词地向辽廷“报捷”，圣宗高兴之余，遣使封继迁为“西平王”，让其名利双收。

攻占灵州后，继迁也模仿汉人做法，兴修水利、实施屯田，以利长期围困。当时的灵州，完好保存着秦朝、汉朝、唐朝历代修筑的水渠等农业设施，继迁命军队在此基础上，修筑堤坝，引河水灌溉农田。他还下令军士悉数参与屯田，利用这里的“膏腴之地”生产粮食，以解决后勤保障的不足。

灵州的陷落，对北宋而言，可谓损失巨大。过去沿边的蕃部熟户，一改犹疑，坚决地归附党项，使其势力大增。北宋不得不后退至环州、庆州一线，战略纵深大大缩小。而且关中地区直接受到党项的威胁，北宋只好在关中布置重兵防御，负担加重了。北宋国威一落千丈，过去经由灵州入内地朝贡的回鹘各部，从此不再与中原沟通。继迁在攻取灵州后，将拓展目光投向了河西走廊，他说：“其(河西走廊)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

李继迁是党项人历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假使没有他，党项人可能和许多族群一样，默默无闻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正是他，在兄长李继捧坚决将平夏之地和党项人全部交给中原王朝的时刻，挺身而出，开启了党项族群的自我救赎之路，且愈战愈勇，竟在无比复杂和艰难的环境中于中国西北成就霸业，与强大的北宋、辽朝呈三足鼎立之势，让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史特别是辽宋金元史上不可或缺的关键时段之一。

在中晚唐河西走廊的多年军事斗争中，一些党项羌人被吐蕃裹挟，成为战争中的牺牲品。同样，也有包括党项羌人在内的西羌诸族同胞，心向统一和光明，勇敢地加入了张议潮所领的部队，为巩固国家统一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张议潮部收复凉州时的七千军队中，诸羌人士兵的比例就超过了汉人。但直到河西走廊光复，党项羌人依然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配角而已。

党项人绝不是唐朝末年那个无足轻重、任人宰割的族群了，他们已经拥有了一支虽不算庞大，但战斗力颇强的军队，已经拥有了包括夏州、灵州、绥州、静州等诸多州县在内的面积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几十万人口，已经拥有在定难军所辖州县进行民政管理、收取赋税等一整套独立政权运作的经验；作为领袖的李氏(拓跋氏)家族，已经被多个中原王朝册封过“西平公”“陇西郡王”“西夏王”“夏王”等，世袭多年，建立了相当的民意基础。

拥有了银州这一军事重镇和大城，继迁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力量与庞大的北宋相比，犹如九牛之一毛，必须获得多方面的支持，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继迁的许多做法，现在看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强烈而宏大目标的，那就是绝非仅仅是为了保住所谓祖宗留下的基业，而是希望利用这次危机，进一步扩充疆土，建立民族自主独立的政权。比如，他大力从中原延揽儒学之士，“渐行中国(中原)之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

总的来看，992年至995年，继迁尝试新的斗争策略，即根据党项被夹在辽、宋、蕃部、回鹘之间的不利战略态势和控制各方交通要道的有利方面，对辽朝虚与委蛇，对北宋委曲求全，对蕃部等则以辽、宋的册封为手段，“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名义上的归顺为契机，敦促北宋重开互市，从而积粟练兵，增强实力。

灵州之战，以继迁的完胜告终，这是党项人所攻克的及时座大城市，意味着党项人的战术由过去的袭扰、伏击提升到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此消彼长，战略态势发生重大变化，这也是党项人由弱变强的转折点——“从此西夏遂成强敌”(《朔方道志》“李继和传”)。

灵州的陷落，对北宋而言，可谓损失巨大。过去沿边的蕃部熟户，一改犹疑，坚决地归附党项，使其势力大增。北宋不得不后退至环州、庆州一线，战略纵深大大缩小。而且关中地区直接受到党项的威胁，北宋只好在关中布置重兵防御，负担加重了。北宋国威一落千丈，过去经由灵州入内地朝贡的回鹘各部，从此不再与中原沟通。

继迁在攻取灵州后，将拓展目光投向了河西走廊，他说：“其(河西走廊)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西夏书事》卷七)

李继迁是党项人历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假使没有他，党项人可能和许多族群一样，默默无闻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正是他，在兄长李继捧坚决将平夏之地和党项人全部交给中原王朝的时刻，挺身而出，开启了党项族群的自我救赎之路，且愈战愈勇，竟在无比复杂和艰难的环境中于中国西北成就霸业，与强大的北宋、辽朝呈三足鼎立之势，让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史特别是辽宋金元史上不可或缺的关键时段之一。

从历史的角度看，继迁带领党项人走上民族复兴之路，尽管夹杂着个人英雄主义和封建时代为满足自己和后代政治经济欲望的目的，但当中原王朝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都不足以令包括党项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由衷地心悦诚服，且中原王朝派往民族地区的官员多为“无知无畏”型，而招致强烈反对时，继迁反对其兄李继捧的行动，自然就会得到广大当地人的支持。

内心依然具有强烈皇帝梦的德明，却始终未敢自行称帝，他深知羽翼尚未丰满。为此，他和极力劝说他登基的儿子元昊多次发生争执，并告诫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宋史 夏国传》)。由此可见，德明是非常务实之人，他深谋远虑，看到那时候回鹘和吐蕃两大强敌还未被全歼，党项人依然处在强邻左右，因此不宜公开与北宋分庭抗礼。

这样，到西夏崇宗晚期时，金朝疆域已经将西夏和南宋分割开来，而西夏通过在金朝灭亡辽朝、北宋，以及金朝与南宋长年战事期间，成功地将自己的疆域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大致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的北部，内蒙古西南部和青海东北部，新疆东部部分地区，以及蒙古国之一部等。有人计算，接近一百万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