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1918—1933)的崩溃依然是当代政治论争中挥之不去的话题，xi而那些对自由民主体制之基本价值表示质疑的团体，则在不断获得支持的情况下再一次对前者提出了挑战。如果当代政治学和法哲学想要解决多元主义的问题，则必须直面这样的挑战。而且一旦涉及如何解决多元主义的问题，就会自然凸显出自由民主制下之法律秩序及其正当性问题的重要性。显然，魏玛共和国可以成为研究此问题的理论良田，因为魏玛共和常常被视为一种悖论式案例，即自由民主制的敌人居然能够利用法律制度从内部推翻自由民主制本身。

在本书中，我将通过魏玛共和国几年的历史来透视上述问题。我的注意力将集中在三位杰出的法律与政治理论家：卡尔?施米特、汉斯?凯尔森和赫尔曼?海勒(Hermann Heller)，他们深度介入了当时的政治与法律论争。

英美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界最近开始将施米特视为一位重要的学者，而不是因为其与纳粹的关联变得臭名昭著的魏玛时代法学家。我认为对施米特著作的重新关注是应当的，他应当被视为自由主义的重要批判者之一，但是同时我要强调，我们必须彻底否定施米特的价值立场。

凯尔森被英美世界所熟知是因为他倡导一种严格的、价值无涉的或科学的法律理论。一方面我认为，如果把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理论限定在政治理论的范围内——与他自己的意图相反，也与凯尔森研究者们的理解相反——反而会使该理论得到最恰当的理解；另一方面，我又认为恰恰是凯尔森自己的理论目标颠覆了纯粹法学理论本身。

令人遗憾的是，海勒在德国之外几乎无人知晓。但是我认为，他的关于法律秩序之正当性的社会民主理论，其价值应在施米特和凯尔森之上。在我看来，海勒的理论事实上可以对发生在当代几位重要思想人物——德沃金、哈贝马斯、哈特和罗尔斯——之间的论争提供很多参考。

本书所要研讨的一些著作大多未被译为英文，也不被英美学界所熟知。因此，我必须在书中非常地阐释各家立场，以便为评价各家立场以及展开我自己的分析提供坚实的基础。

本书采取了一种被哈罗德?伯尔曼称为"综合法理学"模式的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这种模式涵括了政治、道德与历史。我的论点会体现在对本书三个主人公之思想立场的阐释，xii以及对其思想的历史背景以及对当代政治法律哲学论争之意义的分析之中。为了避免读者被过多的阐释所困扰，我会将问题集中在及时章至第五章所涉及的当代论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