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宋的真相 我们嘴中的弱宋，主要源于宋朝对北方少数民族战争中的不断失败(对西夏可说胜负各半)，即便订立和平条约，也以磕头上贡为代价。

宋朝的军力很差吗？至少在北宋前期，这个结论一定是有疑问的。

宋朝虽然没有唐朝如此多的名将，但宋朝也不缺乏名将，更可贵的是，宋朝许多文臣武领都是忠义两全。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岳飞的《满江红》，这些千古诗句激励了后代无数中国人保家卫国的决心，也是诗人誓死捍卫家园的内心写照，宋朝不缺乏舍生取义的臣子。

北宋初期，后周世宗建立的强大禁军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根据沈括《梦溪笔谈 辨证一》记载:“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钧，比颜高之弓，人当五人有余。此皆近岁教养所成。以至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文中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宋朝前期禁军的战斗力，训练水平很高，单兵素质也很高，战斗力很强，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朝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十》)中记载:“会契丹遣使修贡，赐宴便殿，因出剑士示之。数百人袒裼鼓躁，挥刃而入，跳掷承做，曲尽其妙，契丹使者不敢正视。” (《三朝北盟会编 卷二三》)记载:“虏人(金人)所射弓不过五斗，本朝战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者。”

无论劈刺还是拉弓射箭，契丹军队与禁军相比明显处在下风，所以在后周世宗959年伐辽时，辽国军队望风而降。

宋朝实行募兵制，这是一种职业军人制度(府兵制是兵农合一),这种制度在当时是否先进很难说。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族军队。

宋朝以前，仍处于冷兵器时代。宋朝是科技大发展的时代，军事科技一样取得飞跃式进步。从宋朝开始，火器开始登上战争的舞台。宋军可以使用霹雳炮、震天雷、引火球、铁火炮、火箭、火球等火器，逐步进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代。投石机方面有车行炮、单梢炮、七梢炮与旋风炮等。火器和投石机的使用，使得宋军无论野战还是攻坚的能力都有跨越式的提升。据《宋史 兵志》等史书记载，自开宝三年至咸平五年(970—1002年)，兵部令史冯继升、神卫水军队长唐福、冀州团练使石普等人，先后向朝廷进献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燃烧性火器。《武经总要》中记载着这些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并列出3种火药配方，这些配方是世界上最早以火药命名并用于军事的配方。这些火器，在北宋时期的战争中经常使用。如靖康元年(1126)，宋军在丞相李纲指挥下，使用火箭、霹雳球同其他冷兵器相结合,打退了金军对汴京(今河南省开封)的进攻。

宋军武器的先进性，相对北方游牧民族占有优势。

关键是三方面的原因，制约或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

及时是决心。虽然宋朝不缺乏舍生取义、保家卫国的将帅，但是，期望募兵制下招收的吃粮当兵的大兵，也具备同样的思想境界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北宋后期，长时间的和平，士兵养尊处优，更不能期望他们有这样的决心。和北方士兵相比，差别巨大。

第二是制度。基于赵匡胤的不光彩历史(以禁军统帅之位篡夺后周的盟主之位)，北宋年间对军队制度进行了改革，对统兵将帅给以很多限制，兵不知将，将不专兵，动相牵掣，“元戎不知其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让自任”。领兵元帅不知自己手下将校的特长如何，能力如何；而将校不知自己手下士兵的训练程度，也不知道士兵的战斗力。在北宋前期，无论将校还是士兵，都是久经沙场，禁军战力非常强大，隐患还不是十分严重，后期随着战事的减少，经济繁荣，军纪变差，从而使得将校和士兵的战斗力下降，后患充分显示了出来，仗也就没法打了。

第三是财政的原因。从北宋中期开始，宋朝过渡到赤字财政，这在贵金属货币的时代是致命的，因为贵金属是印不出来的，那时也没有发行国债一说，也就意味着必须缩减财政开支。随着宋朝进入赤字时代，宋朝的禁军数量大幅缩减。宋朝前期，《曲洧旧闻》有：“艺祖(即太祖)养兵止二十万，京师十余万，诸道十余万。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说明当时宋军的精锐部队——禁军的数量有二十多万，十万驻守京师(开封)，十余万驻守各地。这个数字到太宗和真宗时期有很大的增长，因为这些时期和辽国多次征战，禁军数量增加，京城驻军也相应增长。

蔡襄(1012—1067年)在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任三司使(称计相，为较高财政长官)时，因其掌管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对北宋军队数量和支出了如指掌，当年他写有《论兵十事疏》，其中论《养兵之费》中，对军队的数量有详细的记载。在当时，禁军数量为693339人，厢军数量为488193人。

北宋中后期，财政赤字开始扩大，局势出现了变化。禁军改革后，到元丰末年(1085年)，在京禁军数量减少一半，为278指挥，计算人数约11万人，按宋朝祖制，全国禁军的数量大致减少了一半以上。 徽宗年间(1100—1126年在位)，虽然缺少关于京城禁军人数的官方资料，但野史中有记载。宋朝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载有：“国朝旧制，殿前、侍卫、马步三衙禁旅合十余万人。宣和间，仅存三万而已。京城之破，多死于敌。” 宣和年间指的是1119—1125年，说明到宋徽宗后期，虽然制度规定京城禁军的数量应有十余万，但实际数目已经严重不足，仅有3万，当然，如果加上吃空饷的数目，应该不止3万。这是南宋时期的记载，说明北宋京城被攻占是由于京城禁军太少，即便考虑到有夸张的因素，取11万和3万的中数，也不过7万人，防卫力量明显不足。

在募兵制下，宋朝财政的支付能力决定了军队的数量，随着赤字的不断增长，禁军的数量受到制约。而军队的贪污腐败，更直接让北宋军力不堪一击。

宋朝民间有巨大的财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因为工商业的繁荣，国家岁入很高，低的时期有六七千万贯，高的时期超过一亿贯。为什么大多数时期宋朝财政却是入不敷出的呢？

太宗至真宗时期，宋朝财政基本平衡。到仁宗、英宗时期，入不敷出的情形不断增加，形成宋朝财政由盈余至亏空的转折期。其后,虽然不同时期采取了不断的变法改革(如王安石变法)，却都无法改变亏空的窘状。到南宋隆兴时期，需要出卖官爵、度牒、官田甚至实物来弥补亏空。

虽然宋朝的财政数据并不完整，但从有限的年份中依旧可见亏空问题很严重。1005年，盈余244.9万贯；1021年，亏空2775万贯；1048年，盈余1081万贯；1049年,基本平衡；1065年，亏空420万贯。之后，虽然王安石变法(1069—1086年)对财政亏空状况有所缓和，但是到了1086年，亏空依旧继续上升至941万贯(汪圣铎.两宋财政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宋朝财政持续亏空是所有史学家的共识，也一直在探讨原因。

军队数量过于庞大是及时个原因。据蔡襄的记载，在1064年所统计的军费(养兵费用)在北宋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60%~70%。这一期间是北宋军队数量最庞大的时期，禁军改革后，军队数量下降，相应的军费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也应该是下降的，军费支出在财政总收入的占比应该在50%以下。其次是官吏的沉员过多。宋太祖时期，朝廷的中央官员队伍非常精干，仅为200多人，中央如此，地方也可想而知。到宋徽宗宣和年间，官员数量达到3万余人。而在宋仁宗宝元年间(1038—1040年)，官员数量为13000多人，官员俸钱一项为277万贯，官员俸钱之外的供给与俸钱相当，每年合计在官员方面的支出大约五六百万贯。据此推算，到北宋末期，财政在官员方面的支出在1500万贯以内。岁币支出，也就是每年给辽国上供，起始是每年银10万两，绢20万匹，后上升至银20万两，绢30万匹，只占宋朝岁入的几十分之一，不影响财政大局。

如果考虑到北宋的财政收入在6000万贯至1亿贯以上，从以上的数字，看不到宋朝财政出现巨大赤字的来源。那么，宋朝巨额的财政收入去了哪里？又为什么会出现巨大的财政赤字呢？

本质在货币！

我们只需注意两个事实。一个是，宋朝每年铸钱的数量是逐步增长的，太祖时期是7万贯，太宗至道时期为80万贯，真宗景德末年为183万贯，仁宗庆历时为300万贯，到神宗熙宁以后，每年铸铜钱约600万贯，达到高峰。

另一个是，宋朝私藏铜钱盛行，将铜钱熔融制成铜器，低可获利5倍，高可获利10倍以上，而且宋朝铜钱的购买力在国外高于国内，铜钱大量外流。因此，可知宋朝铸钱严重亏损。亏损的程度是多少呢?即便不考虑熔融制成铜器过程的加工成本，政府每铸一贯铜钱，在北宋时期亏损五贯，南宋时期亏损更大，铸钱越多亏损越多。所以,铸钱量持续加大，意味着这种亏空持续加大，财政也从平衡到赤字，神宗时期，铸钱量达到顶峰，赤字也就达到941万贯。如果以每年铸600万贯铜钱计算，意味着铸钱过程中发生的隐性亏空大约是3000万贯，而1086年的财政收入是8249万贯，隐性亏空占财政收入的36.37%，负担非常沉重。也就是宋朝财政收入非常庞大，尚可支撑着帝国的运行，如果在别的朝代，朝廷早破产了。

宋朝，忘记了吕雉女士的经验教训。在贵金属货币时代，虽然矿山都是国家所有，但铸钱的行业更近似于普通商品行业，不保障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吕雉女士因为铸八铢钱亏掉了裙子，这是小事；而宋朝，亏损幅度更大，亏掉的是江山。

所以，弱宋的真相是：宋朝军民对战争的决心和北方游牧民族有根本性的差异；宋太祖订立的制度制约了军队的战斗力；宋朝所铸铜钱的面值远远低于实际价值，国家投入了巨额补贴，形成了财政赤字，只能被动削减禁军的数量，削弱了国防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