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公爵，热那亚和卢卡现在已经是波拿巴家族的领地了。不过，我可得把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您还想告诉我，我们正处于和平年代，要是您还想庇护那个基督敌人(我确信他是个基督敌人)的种种卑劣行径和他所酿成的一切惨祸，我就不再和您有任何关系，您也不再是我的朋友，不再是您所说的我的`忠实奴仆`！哦，您好，您好，我想我把您吓坏了，坐下来好好谈谈吧。"

说这话的是声名显赫的宫廷女官安娜 帕夫洛夫娜 舍利尔——玛丽亚 费多罗夫娜太后的心腹，她是在一八零五年七月迎接首位赴宴的达官贵人瓦西里 库拉金公爵时说的这番话。安娜 帕夫洛夫娜已经咳嗽了好几天。她说她患的是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在当时的圣彼得堡还是个新词，只有上层人士才会使用)。

所有的宴会请帖在当天早晨由一名红衣差吏发送，内容一律用法语书写如下：

于今晚七时至十时莅临寒舍，不胜荣幸。

安妮特 舍利尔

"我的上帝！您可真尖锐！"那位刚进来的公爵回答道，丝毫没有因为这种接待感到窘迫。他穿着绣花官廷礼服、过膝马裤和短靴皮鞋，胸前佩戴着几枚星形勋章，扁平的脸上流露出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他讲着一口优雅的法语，那是我们祖先不仅用以说话而且借以思考的优雅语言。他的谈吐温文尔雅，又具长者之风，是长期置身于上流社会和宫廷的很好不错人物特有的腔调。公爵走到安娜 帕夫洛夫娜面前，低下他洒满香水、油光发亮的秃头，吻了吻她的手，然后怡然自得地坐在沙发上。

"亲爱的朋友，您先告诉我，您还好吗，让您的朋友放下心。"公爵仍然是那副语调，从他彬彬有礼、矫揉造作的关心中，透露出冷漠甚至是嘲讽之意。

"精神受到折磨，身体怎么会好呢？这年头，稍微有点感情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安娜 帕夫洛夫娜回答，"我希望您整个晚上都能待在这儿，好吗？"

"那英国公使馆的庆祝会呢？今天是星期三，我必须去那儿，"公爵说，"我女儿会来接我。"

"我还以为今天的庆祝会取消了呢。老实说，所有这些庆祝会啊，烟火啊，让人感到厌烦。"

"要是他们知道您的想法，庆祝会早被取消了。"公爵说，他就像上紧发条的钟，习惯性地说出连他自己也不想让别人相信的话。

"别嘲笑我了！言归正传，关于诺沃西利采夫的紧急派遣，作了什么决定？这些您全都知道。"

"怎么说呢？"公爵冷冷地说，"作了什么决定？他们决定：既然巴拿马家族已经破釜沉舟，我们也应该全力应战。"

瓦西里公爵说起话来总是没精打采，就像一个演员在背诵旧台词。安娜 帕夫洛夫娜 舍利尔则截然相反，虽然她已经年满四十，却仍然精力充沛，遇事冲动。做一个热心人已经成了她的社会使命，有时即使她不想这样，为了不负众望，她也得装出一副满腔热情的样子。安娜 帕夫洛夫娜的嘴角总是挂着与她姿色尽衰的面容极不相称的微笑，就像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明明知道自己可爱的缺点，却不愿意、不能够也不认为有必要去改正。

谈论政治事件时，安娜 帕夫洛夫娜突然激动起来。

"哦，别再跟我提奥地利了！也许我并不了解情况，可是我知道奥地利以前不希望、现在也不希望打仗。它这是在背叛我们！能够拯救欧洲的只有俄国。我只相信，我们至高无上的皇帝清楚他崇高的天职，也一定会信守不渝。他担负着世界上很伟大的使命，他是如此善良，如此高尚，上帝也会保佑他。我们的皇帝将履行自己的天职，摧毁革命的邪恶势力，现在这个杀手和恶棍成为了革命的代表人物，革命显得愈发可怕。只有我们才会单枪匹马为那位正义之士讨回血债。请问，我们还能指望谁呢？……浑身散发着商业气息的英国不会理解、也无法理解亚历山大皇帝的精神是多么崇高。英国拒绝撤出马耳他，因为它想知道我们行动的意图。那些英国人对诺沃西利采夫说了什么？什么也没说。他们没有、也不会理解亚历山大皇帝的舍己精神。我们的皇帝只想造福天下，别无他求。此外，他们保障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也不过是空头支票而已。普鲁士已经公开宣称，波拿巴无懈可击，整个欧洲都对它无能为力……哈登贝格和豪格维茨说的鬼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普鲁士的中立臭名昭著，不过是个陷阱。我只相信上帝，还有我们伟大皇帝的洪福。他一定可以拯救欧洲！……"

安娜 帕夫洛夫娜忽然停下来，为自己的冲动笑了笑。

"我觉得，"公爵笑着说，"如果不是派我们可爱的温岑格罗德，而是派您去，普鲁士国王一定会被迫达成协议。您真是能言善辩。给我倒杯茶，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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