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评传

汤用彤清华时期的同学，以后足可以称为学衡派主将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先后均游学美国，并在大洋彼岸获得硕士学位。特别是吴宓，与汤用彤同年毕业，又与汤氏同时留清华任职。汤氏任国文教师，兼任《清华周刊》总编，吴氏则任文案处翻译。1917年，他们又都用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美国。汤用彤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才接受了真正的西方文化的教育。吴宓有《感事》七言律诗一首，题下注云："予毕业未得游美，任清华学校文案处翻译及文牍职事，凡一年。"而汤用彤留美，一般认为在1918年，事实则不然。杜维明在《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创新》一文中曾经提到汤氏赴美情况的调查结果。他自哈佛大学获得了汤氏成绩单的影印件，并说：

成绩单附有一条：汤用彤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哈姆莱大学，也就是说是用庚款在一九一七年就去美国了。

后来，他又从哈姆莱大学获得证据，汤氏于1917年确实就读于这所大学，学习政治学与社会学两门功课，后由于成绩优异被推荐到哈佛大学。当时的哈姆莱大学校报还有两篇关于汤用彤情况的报道。

显而易见，汤用彤毕业后留校任事一年左右至1917年，与吴宓同年赴美。吴宓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汤用彤则先受学于美国中西部的一所普通大学—哈姆莱大学，专攻政治学和社会学。那年汤氏2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岁月，其学习成绩优异，且颇受舆论界的重视，而后被保举到著名的哈佛大学学习，其年是1918年。这大概是认为汤氏1918年赴美留学的依据。

汤用彤在哈佛学习两年，1920年入哈佛研究院，沉浸在沉静的哲学思维之海，学科涉及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正如乐黛云教授分析的那样，原就读于芝加哥西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以及加州贝克莱大学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慕白璧德(Irving Babbit)教授之声名，先后转入哈佛，以白璧德为师，并非白璧德塑造了他们的思想，而是他们早已形成的思想雏形，与白氏新人文主义取得了共识，因而共同选择了白氏①。汤用彤同样在白氏新人文主义的吸引下，系统地接受了白氏基于个人道德完善的"同情加选择"的人文思想，并受白氏重视佛教研究的影响，兼治佛教史研究所必需的梵文、巴利文。研究院学习期间，汤氏刻苦攻读，博采东西，并览今古，成绩优异，提前完成学业，于1922年获哲学硕士学位，与其清华、哈佛学友，以后的学衡派中坚成为我国及时代系统接受近代科学训练并正式灌注西方文化知识的学者。他与吴宓、陈寅恪被誉为"哈佛三杰"也得力于此。

白璧德"同情加选择"的新人文主义是20世纪现代保守主义的核心。他认为16世纪以来由培根创始的科学主义发展而为视人为物、泯灭人性、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18世纪卢梭提倡的泛情主义演变而为放荡不羁的浪漫主义和无检择的人道主义，使人只有追名逐利的物欲而放弃内在的道德修养，因而提出"慎思明辨，尊尚传统"的论事标准，并强调人的规范和德性。他认为文化乃至整个人类的进步有赖于有聪明才智的秀异分子，而不是凡庸大众。因此可以说新人文主义是对近代科学民主潮流的反拨。汤用彤及其清华哈佛学友对白氏的选择，无疑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思潮的转向。

白璧德，1865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88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894年到1933年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法国文学，是一位对东西方文化均有深刻理解，于印度佛学、梵文、巴利文深造有得，且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近代困境深切关注的人文主义学者。他与执教哈佛大学的梵文教授莫尔(Paul.E.More)，以西方贤哲、东方孔佛之说，改造当世文化自任，共同发起了现代新人文主义运动。与旧人文主义不同，他首先界定人文主义(Humanism)与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根本不同。他指出人文主义—Humanism不能被误以为是希腊人的博爱—Philanthropy，它包含有规训与纪律之意。它不是指芸芸众生，而是指少数的社会分子。所以白氏强调"人道主义重博爱，人文主义重选择"①，力主"同情与选择必须持其平"②的人文思想。《文学与美国大学教育》(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中《释人文主义》(What is Humanism？)一章中有一段话集中表述了白氏同情加选择的人文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