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图改造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的人，不可能单靠培养和利用不满情绪成事，单是展示变革的合理性或诉诸强制手段亦不足以为功。他们必须知道怎样在人们心中燃起一个极不切实际的希望，至于这个希望是一个天上的王国、地上的天堂、闻所未闻的财富还是统治世界，都无关宏旨。

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他害怕妥协，因此你不可能让他相信他信奉的主义并不。但他却不难突然从一件神圣伟业转投另一件神圣伟业的怀抱。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不同类的狂热者看似南辕北辙，但他们事实上是一个模子出来的。真正南辕北辙的是狂热者与稳健派。……要一个狂热的共产者转变为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或天主教徒都不难，但要他们转变为冷静的自由主义者却是难上加难。

任何崇高的宗教必然会让信徒产生强烈的罪咎感。这是因为高不可攀的理想必然会带来实践上的落差。由此看来，一种宗教愈崇高，它孕育出的恨意就愈凶猛

那些抱有希望的人——不管是热情的知识分子、渴望取得耕地的农民、追逐暴利的投机家、头脑清醒的工商业者、普通的工人还是达官贵人——只要他们被一种远大的希望所攫住，就会断然前进，对现在无所顾惜，有必要时甚至会把现在毁掉，创造一个新世界。

一头栽进某种变革大业里的人，都必然怀有极度不满情绪而又不是一贫如洗，都必然相信某种万能的教义、某个永远正确的领袖或某种新技术已给了他们所向无敌的力量。另外，他们必然抱有极不切实际的憧憬，深信未来具有无限可塑性。，他们对他们要做之事所涉及的困难也必然一无所知。经验是一种障碍。发起法国大革命那些人都是全然没有政治经验的。

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而是让人去信仰的。只有对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们才会有百分百的信仰。一种能理解的教义会缺少力量。

虔诚者总是呼吁别人应该用感觉而不是脑子去理解真理。

如果一种教义不是复杂晦涩的话，就必须是含混不清的；而如果它既不是复杂晦涩也不是含混不清的话，就必须是不可验证的；也就是说，要把它弄得让人必须到天堂或遥远的未来才能断定其真伪。……即使最有学问的忠实信徒也会有点文盲的味道。他喜欢罔顾一些字段真意使用这些字，并养成诡辩强扯、吹毛求疵、钻牛角尖的爱好。

一个群众运动会吸引到一群追随者，不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追求自我改善的渴望，而在于可以满足他们自我否定的热望。

觉得自己人生已败坏到无可救药的人，不会认为自我改善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个人前途的考虑不足以激发他们拼搏，也不足以让他们产生信仰或作出一心一意的献身。他们把自利心理看成是堕落邪恶的，是不洁不祥的。任何出于为己谋的行为在他们看来都是注定失败的。他们最深的渴望是过新生活，是重生，要是无法得到这个，他们就会渴望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这些他们本来没有的元素。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可以同时提供他们这两样东西。

“对群众运动而言，戏剧元素大概能比其他任何方法发挥更持久的作用。毫无疑问，通过举办游行、检阅、仪式和典礼之类的活动，一个群众运动可以引起每一个心灵的共鸣。哪怕最冷静的人也会因为看到壮观的群众场面而动容。”

当一个群众运动开始吸引有事业野心的人加入，就是该运动已过了全盛时期的征兆；它不再以创造新世界为务，而只求掌握和保有现在。因此，它不再是个运动而是一项事业。

希特勒就指出过，一个运动提供的岗位和职位愈多，“它吸引到的劣质人才就愈多，到头来，这些政治攀缘者会充塞于一个成功的党，致使其昔日的忠诚战士再也无法认出它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一个运动的‘使命’就寿终正寝了”

信仰一项神圣事业，相当程度上是替代已经失去了的自信。

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这种人喜欢搬弄是非、打听试探、越俎代庖，同时对国家和种族事务表现出炽烈兴趣。在逃离“自我”的同时，我们不是依偎着邻人朋友的肩，就是掐着他们的咽喉。

热烈相信我们对别人负有神圣义务，往往是我们遇溺的“自我”攀住一艘流经的木筏的方法。我们看似伸手助人一臂之力，实则是在拯救自己。若把神圣义务拿掉，我们的生命即陷于贫乏和无意义。毫无疑问，在把自我中心的生活换成无私的生活以后，我们会得到的自尊是庞大的。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

当我们个人的利益与前途看来不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时，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因此，任何对替代品的拥抱，都必然是激烈和极端的。

除非准备好为某种东西而死，我们不会有把握自己过的是有价值的生活。这种赴死精神可以作为一种证据，向自己和别人显示，我们的选择是好的。

群众运动也有比较安全的替代品。一般而言，任何足以压抑个人主义或助长自我抹杀情绪或提供行动机会的安排，都有抵制群众运动兴起与传播的功效。这些替代品，我们稍后再行探讨。

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由其低劣的成员决定。

心怀不平者虽然到处都有，但却最常见于下列几类人：(一)穷人，(二)畸零人，(三)被遗弃的人，(四)少数民族，(五)青春期的少年，(六)有野心的人(不管他们面对的是不可跨越的障碍还是无限的机会)，(七)被某些恶德或偏执挟制的人，(八)无能者(身或心方面的无能)，(九)极度自私的人，(十)对生活厌烦的人，(十一)罪犯。

凡是从早到晚都要为最起码生活操劳的人，不会有时间、心情去悲愤或造梦。中国民众不易造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得花很大力气才赚得到一点点维生之资。

不同类的狂热者看似南辕北辙，但他们事实上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宗教狂热者的对立面不是狂热的无神论者，而是温和的愤世嫉俗者。……同样道理，沙文主义者的对立面不是卖国贼，而是理性的公民，他们爱恋现实世界，对殉道和英雄姿态毫无兴趣。

狂热者若是抛弃了他信奉的大业，或是突然间变得没有大业可以信奉，他能否重新适应一种自律自足的个人生活，这颇有疑问。他会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站在世界的高速公路边，只要有任何群众运动驰过，他都会举手拦车。独立自主的生活在他看来是琐碎、徒劳和邪恶的。没有了可供热烈献身的对象，他感到漂泊和被遗弃。在他看来，宽容是一种软弱、轻浮和愚昧的象征。他渴盼那种来自顺服的心安理得感，渴盼全心全意依附于一种信仰和主义。对他而言重要的不是一个运动的主张和目标，而是它可以让他献身，并与一个集体发生联系。他甚至会愿意参加一个反对他前一个信仰的群众运动，但前提是那必须是个真正凶猛的运动——不妥协，不宽容，声称占有和独一的真理。

要让我们自己痛恨一个人，最有效的方法大概莫过于去伤害他。这是因为，别人对我们有合理的悲愤，要比我们对他有合理的悲愤，更能引发我们对他的恨意。在我们揭发别人过错使对方羞愧时，他更可能的反应并不是变得谦卑和柔顺，而是变得咄咄逼人和火气十足。死不认错是一种响亮的噪音，可以把我们罪恶感的发声给淹没。

去伤害我们恨的人，会让我们的恨火上加油；反之，宽大为怀地对待一个敌人，会削弱我们对他的恨意。

邪恶者可以活到身后——这句话之所以是真的，部分是因为那些有理由恨邪恶者的人大都会模仿他，使他的邪恶长存下去。

当我们抛弃自我，成为一个紧密团体的一部分时，我们不仅抛开了个人利益，同时也抛开了个人责任。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恐惧、犹豫、怀疑和是非感，他会变得有多残暴和冷酷，令人不敢想象。

领袖必须是个务实者和现实主义者，但说起话来又得像个梦想家与理想主义者

“踢正步让人心无二用。踢正步可以扼杀思想。踢正步可以泯灭个性。”

一个鼓励行动的群众运动可以唤起失意者的热烈反应。因为失意者把行动视为医治他们烦恼痛苦的良方。行动可以让他们遗忘自我，让他们有一种目的感和价值感。事实上，失意者的失意感很可能主要是源于缺乏行动的机会，而失意感最深重的就是那些才具与性情都足以过一种行动性生活，却为环境所囿，只能在闲散中虚耗人生的人。要不是这样，你又怎样解释以下这件令人惊讶的事实：列宁、托洛茨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大半辈子都只是在咖啡馆或会议中放言高论，却在一夕间变成他们时代最能干和最不知倦怠的行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