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建立自己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

陈虻：我们听你讲》系列博文之九

陈虻抽烟，多年的习惯，身边总带着烟。后来只抽柔和的“七星”。

他的烟盒，还有另一个用途。在指导新人的时候，或者在给栏目组讲课的时候，他会经常拍出这个烟盒：

这是一盒烟。我把它放在一个医学家面前，我说请你给我写三千字，他说行，你等着吧，他肯定写尼古丁含量，几支烟的焦油就可以毒死一只小老鼠，吸烟的人肺癌的发病率是不吸烟人的多少倍，吸烟如何危害健康。

还是这盒烟，我把他拿给一个搞美术设计的人，我说哥们请你写三千字，那哥们给你写出来：这个设计装潢的色彩、标识的个性创意。

我把这盒烟给褚时建，说您是生产烟草的，您给我写三千字，他也毫不犹豫地说，你等着吧，他告诉你这是烤烟型，它的烟丝产地在哪儿，它的加工工艺是怎么样的，更高一级别的烟丝是怎么过滤的，为什么卖这个价钱，成本是多少。

我给一个经济学家，他告诉你，烟草是国家税收的大户，还有烟草走私对经济的影响。

我现在把烟盒给你，请你写三千字，你就会问写什么呀。

我刚才给那几个行业的人，他们都知道写什么，但是给记者的时候，你会问让我写什么呀，也就是说记者在面对一些事物时没有一个知识背景，没有自己的思考角度。

陈虻把媒体人的知识背景和思考角度称为“坐标系”，他经常挂在口边的一句话：

一个栏目，或者一个记者，必须建立自己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

本篇博文的关健词：认知坐标系、栏目理念、选题和主题 、大圆和小圆

陈虻：长期用统一的坐标去进行判断，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栏目的理念。

电视栏目是电视节目的一种载体方式，它把特定的电视传播内容，按照相对统一稳定的标准和规则住址串联在一起，并以相对稳定统一的播出时段，和观众建立起“约会关系”。1985年，中央电视台提出“全部节目实行栏目化播出”的要求，陈虻正是在这一年里走进央视的。

他有关“坐标系”的语录，也源自电视“栏目化生存”的大背景。

陈虻强调：一个栏目一定要有自己对于事物认知的一个坐标系，否则就会摇摆不定，就会不清晰。在面对每一个不同的事件时，运用相同的方法去研究，你就会找到你这个栏目所特有的气质和品质。

他还说，面对事物的时候，我们坚持在一个认知系统中去分析和判断，这就是理念。当然还要把你的理念还原成具体的技术，坐标系就是理念的具体化、技术化，长期用统一的坐标系去进行判断，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栏目的理念。

问到《生活空间》的坐标系，陈虻的回答非常明确：

及时个就是人性的坐标，不管拍什么，我们都要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去考察一个人，从尊重的这样一个起点去认知每一个人，并且让每一个人的行为被其他人理解，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第二个坐标，从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的角度，当我们呈现这种人性与人的行为时，寻找他与社会发展、社会变革是什么关系。我们努力用影像或者捕捉到的情节的片段，去揭示个人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来反映历史进程的发生和发展。

当我确定了这样一个坐标系的时候，任何一个题材，都可以放在里边观察，我都有观察和判断的角度，也有选择和取舍的依据。

陈虻经常拿《生活空间》当年拍摄的一个叫做《姐姐》的节目作为例子。这个节目讲述的是一对夫妻生了一对龙凤胎，但因为是刨腹产，分不出谁大谁小，所以父母就把女孩任命为姐姐，让她担负起照顾弟弟的重任。陈虻认为这个节目呈现的故事非常精彩，但是在呈现价值理念方面最初却并不清晰。

陈虻回忆说，这个节目非常热闹，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天天在家打架，一会儿说妈妈偏心眼，一会儿弟弟欺负姐姐，有打有闹，有高兴有痛苦。编导想把这期节目叫做“成长的烦恼”，起名是最难的一件事，起名是概括你整个所要表达的东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叫“成长的烦恼”，想要表达的可能只是故事中的这些热闹。我当时看完了这部片子就跟编导讲，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片子，从有趣做到有意义？

我想告诉他一个基本事实，是这个任命改变了这个女孩的生活。以后才会经常出现“你是姐姐，你应该让着弟弟”这种教训，家长教育她所有的方式，都是因为她是姐姐，所以被任命为姐姐，担负起她这个名称的责任以后，她的命运就改变了。

所以在陈虻的建议之下，这期节目被命名为 “姐姐”。陈虻认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节目名称的变化，还体现了栏目的坐标系，也就是价值判断的角度。

当我们确立“姐姐”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把它放在一个社会发展的背景上看，把它放在一个人性的背景上看，我们就开始寻找它的某种可能性，我们在素材的组织上，就会更多去凸显这个称谓给她带来的命运的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她造成的影响。这个女孩在面对这种命运的时候，那种无奈、那种挣扎，以及她父母的那种漠然，那种麻木，觉得她就是姐姐，她照顾弟弟是理所当然的，这些因素才能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故事不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也不再仅仅停留在它表面呈现出来的那种好玩和逗乐，而是让人从这种家庭结构上联想到一种传统文化。

陈虻：要有一个统一的认知事物的角度，这个坐标系一定是在每一个编导的心中。

陈虻所说的“坐标系”用在栏目上，说穿了，就是如何确定栏目的价值标准。而具体到节目，就需要每个栏目成员对栏目的坐标系有的把握才能在节目中贯彻栏目统一的价值判断。

所以陈虻手里的烟盒，更多的时候，是掏出来拍给编导的。

陈虻去世一周年，柴静写了一篇博文，回忆她刚进央视的时候，陈虻也曾经给她拿出过这个烟盒拷问。柴静说：后来我知道，他经常拍出这盒烟来震慑新人。

这一点可以从陈虻考察“新人”的过程中得以印证。

我见到很多来应聘的大学毕业生，或者来求职的一些人，我都会问他，如果给你这个机会拍什么？他会说给我讲他观察的一些东西，很有感触，很丰富。然后我会再问他，你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子，他往往又陷入那个故事当中去了。他是没听懂我的意思吗？不是，他是没有办法去马上建立一种方式，进入对问题深刻的思考，平时没有思考的习惯，或者没有一个现成的供他去认知问题的思想框架，或者说一个知识背景。

所以我认为，其实作为一个栏目，或者作为一个个人，从属于栏目的一个个人，都应该建立自己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只有建立这种坐标，就像经济学家、医学家，一经构成一种坐标，所有的事物都会放在他的坐标系里，衡量它的位置，衡量她的深度。

因为记者没有一个专业的坐标系，所以他每碰到一个题材就要重新考虑，每碰到一个题材就要重新考虑，而每一个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又不一样，所以这就会导致一个栏目即便包装都相同，主持人面貌没有变，但是它的各个节目的风格是不一样，因为思想的方向就是不一致的。

但我们看一本成熟的杂志，比如说《三联生活周刊》，就会感觉到无论是谁写的文章，不管是出自哪个作者之笔，都带有这本杂志的风格，总是跟《中国新闻周刊》不一样，跟《南方周末》有差别，那么这种内容上的风格，而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比如排版那样的风格，其实是靠这个团队确立的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我们要想建立这样一个坐标系，需要每个编导在每个选题的把握上要明确自己的价值理念。

陈虻：选择了选题，不等于选择了主题

陈虻强调：一个导演，在拿到一个选题的时候，必须认识到选题和对选题的把握是两件事儿，必须明白，我选择了选题，不等于选择了主题，选择了某一个新闻事件，并不等于选择了主题。

你确定了要做一个新闻事件，只能说明选题是这样的，主题是什么呢？选择了选题和对选题的把握是两件事儿，你选择了选题，你只是完成了及时件事儿，你如何去把握这个选题，是第二件事儿。第二件件事儿比及时件事儿的份量一点都不轻。因为主题有好多呢，选择什么样的主题，这就叫智慧，一个片子的智慧的含量。

如果你没有把第二件事儿，也就是我说的把握主题当成一个拍摄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流程的话，你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换句话说，你必须把你的第二件事，也就是对选题的把握和思考，写在你的选题报告上。如果你知道确定选题这是一件事儿，确定主题这又是一件事儿的话，你只有把及时件事儿告诉了我，你没有把第二件事儿告诉我。而我在你的片子里也没有看到，那只能说明并不是你在选题报告里给我打埋伏，而是你确实就没想明白。当然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你不能不告诉自己。

你们的报题大多只是事件的梗概，然后就说要关注这件事儿。其实事实上做出的片子跟你的报题是一个水平。不信你们自己看看，把你们以前的报题和你们根据这个报题做出来的片子拿出来对比一下，在思想深度上，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大多数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从你开始拿到这个选题，决定做这个选题，到你做完这个选题，其实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都是停留在你拿到的时候那个水平。

你如果是很清醒地去判断这件事情，和很盲目的去判断这件事情，不一样。指哪儿打哪儿，和打哪儿指哪儿是两件事情。我现在看了很多的片子，有些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缺乏对题材的把握，而把握它本身是需要思想的，是需要思想深度的，是需要方法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当一个新闻事件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说哪些东西。

究竟该如何深入思考？如何把握主题？陈虻具体举例。

如果给你这么一个选题，说一个大学生放弃了在国家机关的工作，公务员的身份，回到农村当村长去了，就这么一个事儿，让你做一期节目，你会做什么呢？

我觉得至少有三种可能性：及时种可能性，比如说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实际上他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理想回的农村，但他的老婆和孩子也得跟着他回回去。从人性的层面去拷问的话，他要实现个人的理想，但他实际上要连累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我们可以去研究，一个人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他要承受哪些代价，他可能要担当一个罪人的角色，或者他必须去安抚别人，他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就必须要面对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可能是负罪和愧疚，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从他的政治理想来考察，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是怎样的一种心志，他是怎么样去考虑人生，他怎么样去认识社会，他是怎么样设计自己人生道路，这又是一个主题，这就是一个年轻的政治家的成长路程，回到农村是他理想的起点，这又是一个话题；第三个可能，还可以考证他在文化上的孤独感。一个人当他回到这样一种环境中，他在文化上很可能是孤独的，因为他所处的生存环境和以前相比有强烈的反差，但他没办法，这就是他要面对的现状。所以我要考证他在文化上的孤独，这种心灵上的不适应，恰恰可以证明某些问题，所以也是我可以研究的一个问题。

陈虻：在这个大圆里选择哪个小圆，是你必须做的一份工作。

所谓“选择了选题，不等于选择了主题”，陈虻提出这个观点所要强调的是，在同样一个事件里，有着很多种值得关注的可能性。为了更加形象地加以说明，他又想出上了一个容易理解的比方，就是大圆和小圆。

也就是说，当你找到一个事件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找到了一个大圆，就是这个事件本身。但是在这个事件里边，还要找到你要重点阐述的，表达的方面。就是在这个大圆里要再画一个小圆。你必须在这样一个事件中找到一个更加具体的东西，更加直接的东西。

如果什么都包拢，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还是这个事件的本身。我们都关注，就等于都没关注。这就叫我说的：看完你这部片子，我认为可以开拍了。因为你只是把这件事情的方方面面向我介绍了一遍，介绍得都不够深入，都不够集中，也都不够深刻。你没有找到你要表达的东西，没有创作的角度，所以就没有在进行创作。而你真正的创作的开始是，当你选择完一个题材以后，你怎么样选择你关注的方面，选择一个小圆。

所以陈虻审片时，如果发现编导没有选择出所要表达的主题，他就会半开玩笑地说：看完你这部片子，我认为可以开拍了。因为你只是把这件事情的方方面面向我介绍了一遍，我自己帮你找一个重点，我觉得可以开拍了。

首先，一个题材当中实际上是有不同的小圆，不同的角度，而不同的角度决定了你对生活中同时存在的人，有不同的关注，不同份量的关注，不同层面的关注；

其次我要告诉你，在这个大圆里选择哪个小圆，是你必须的一份工作。这是我的一次动员，而不是可做可不做的，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一个程序。

第三，我想告诉大家，你要在大圆里选择一个小圆，就必须要知道大圆里有多少个小圆，怎么分析一个选题，怎么能找到这个大圆里的N个小圆。然后选择与排除，留一个，再用这一个和那个大圆构成关系，这叫叙述，因为没有大圆，没有那基本事件，你这小圆就不成立。

这就需要建立思维的坐标系。你就可以站在不同的坐标上，去看待同样一件事情，你就会找到这件事情的不同的小圆。

如何选择小圆？陈虻信手拈来的一个例子：

现在孕妇剖腹产的和自然分娩的数据，比如说100个孕妇有3个剖腹产是正常的，中国这个数字可能是30个，这是一个新闻事实。面对这个新闻事实，媒体可以有很多层面的报道，比如说一个层面，我告诫人们不要去做，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还是应该自然生产，自然生产有什么什么好处，剖腹产会有什么什么问题，那么这是一个知识层面；接下来，我换一个层面，这个事实出现了，谁有权来决定剖腹产？孕妇本身是没办法决定剖腹产还是自然生产的，谁有权决定？医生，医生决定也要家属签字，这变成了一个社会话题，我讨论的是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更高的层次？现在人们都选择了剖腹产，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和行为，那么，这个错误的观点是怎么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一个错误的观点？生活中我们其实接收了很多错误的观点，而错误的观点在合理的渠道中不断蔓延和传播，这是一个带有文化色彩的社会问题。一个新闻事实可以上升到知识性的、行业性的、社会性的三个不同的层面。它上升的层面越高，它覆盖的人群就越大，技术层面的时候可能是孕妇和潜在的孕妇关心，第二个层次是关心医疗改革的人群关心，但是我谈到一个错误观念怎么传播的，这可能就和所有人有关系了，因为生活中还会有别的错误啊。

所以选题的选择，看上去是谁都会选择的，在我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创作以后，我们发现，其实谁都会干的事儿，是最难干的，大家都知道，体育运动中每人都会的是跑步，跑步的提高，就是短跑的提高是最难的，技术性最强，技能型最强。

柴静在博客上发的那篇纪念陈虻的文章，有这样一段：

他说的一句话，十年后仍然拷问我：“你有自己认识事物的坐标系吗？有几个？”

同样的问题，陈虻提给了每一个媒体人。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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