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书评-杂志之家

内容简介

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基于公开文献与美国解密档案，从知识考古的角度，梳理了1945年至1960年间美国大众传播学在“冷战”背景下兴起的过程。

“二战”后，为了满足冷战的需要，美国政府部门、军方、情报机构和重要的基金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推动传播学者们从事说服技巧、民意测量、刑讯审问、政治与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宣传等课题的研究。这些以宣传和胁迫为目的的研究项目不但在传播学“奠基人”的选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帮助确立了学科的核心问题与主导范式。

编辑推荐

1. 二战期间，美国开始进行心理战项目，通俗说来，即：按既定计划进行宣传，主要目的在于影响对手的军队和人民，影响中立国和盟国民众的观点、情绪和辨识能力，以促使国家的目标和任务顺利地完成。此后，美国就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和深化这种心理战手段。

2. 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有何关系？本书基于公开文献与美国解密档案，从知识考古的角度，梳理了1945年至1960年间美国大众传播学在“冷战”背景下兴起的过程。

作者简介

作者克里斯托弗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教授，主要关注宣传问题、民主问题，以及媒体理论与媒体实践。他的主要著作已经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其中包括：《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反弹：冷战时期美国对纳粹党的招募》(Blowback: America's Recruitment of Nazi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Cold War)、《炫丽的金发野兽：二十世纪的金钱、法律与大屠杀》(The Splendid Blonde Beast: Money, Law, and Genocid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里根与布什时期的国家安全指令：美国政治军事的解密史(1981-1991)》(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s Of The Reaga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 The Declassified History Of U.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y, 1981-1991)、《大学与帝国：冷战社会科学的金钱与政治》(Universities and empire :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等。

译者王维佳，博士，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当前主要关注战略传播史、宣传机制与手段、媒体化政治、媒体批评等领域的问题。出版专著《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获得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

译者刘扬，博士，201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为人民网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对外传播和中国新闻史，发表研究文章五十余篇。

译者李杰琼，博士，20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经济新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史论研究、经济信息传播。研究成果曾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二届“全国新闻学青年学者学术成果”、第二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之方汉奇奖二等奖等。现主持国家课题与北京市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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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对“扩散”研究的资助

美国新闻署和“美国之音”的心理战项目基本上都是公开的，中央情报局的心理战项目大都是秘密的，而美国军方开展的项目则介于两者之间。1950年代最有名气和最有影响力的传播研究项目中，不少都是在美国军事机构的支持下进行的，只不过后者很少公开承认。

里维尔项目(Project Revere)是其中一个生动鲜活的例子。该项目是美国空军资助的一项关于信息扩散的、高成本的系列研究，由斯图亚特多德(Stuart Dodd)和梅尔文德福勒(Melvin DeFleur)等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家执行。洛厄里(Shearon A. Lowery)和德弗勒在回顾传播研究历史的教科书中，将此研究视为该新兴领域里几个主要的“里程碑”之一。简单来说，里维尔项目的科学家通过美国空军的飞机，向(华盛顿州、爱达荷、蒙大拿、犹他州和阿拉巴马州)几个选定城镇空投了上百万包含国防宣传或商业广告的传单。然后他们对目标人群进行调查，对当地居民接触到的样本信息的扩散情况进行详细记录。空军对此项目的赞助当时被视为机密，多德发表在《公共舆论季刊》上的早期项目报告对此也未作承认。相比之下，多德、德福勒和其他研究者晚些时候的描述则更坦诚一些。洛厄里和德福勒后来指出，空军为此项研究投入了大约30多万美元(按20世纪50年代的价值计算)，这是二战结束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传播研究较大的一笔投资。

里维尔项目体现了心理战研究时期固有的复杂困境与妥协。对多德和他的同事而言，这笔钱对“传播领域基本问题的研究”意味着“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局限是研究不得不聚焦于空投传单，并将之作为一种传播手段。空投传单对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宣传、对中央情报局在东欧的宣传以及对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核作战策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媒介，但它没有任何必要的“民用”价值。

多德和他的团队主张，传单可以被视为一种试验刺激物，通过它了解传播的各种属性。研究成果不仅仅局限于传单本身，也适用于通常意义上各种媒介。他们开发了复杂的数学模型描述这一新刺激物的冲击力、速度以及对该刺激的削平(leveling)现象。他们对传单与人口之间的投放比率、重复投放传单对受众回忆信息的效果、投放时间与投放效果的变化等资助者最感兴趣的数据给予了重点研究。德福勒称，从该项目推导出的具有普适性的重要经验或许是，任何讯息在个体之间的扩散(即“两级”社会网络中的第二级)都会失真，即使最简单的讯息也是如此。

该项目催生了数十篇刊载于学术期刊和书籍中的文章与论文。德福勒、奥托拉尔森(Otto Larsen)、奥尔加奥恩(Orjar Oyen)、约翰 G 肖(John G. Shaw)、理查德希尓(Richard Hill)和威廉卡顿(William Catton)等人以里维尔项目的数据作为论文的基础。1958年，《公共舆论季刊》刊登了多德制作的一份称作“里维尔相关论文” 的参考资料列表(见附录)。大略浏览这份列表中的标题和期刊，便可清楚了解接受政府秘密合约的研究成果进入主流大众传播研究的方式及其渗透程度。

图2

多德的这个项目既是一项关于宣传的研究，项目本身也是一次宣传活动。如图2所示的这条样本信息，在“轰炸机差距”论的鼎盛时期很明显刺激了公众对苏联轰炸机实施核袭击的恐惧。事实上，多德研究中的不少目标社区在那时远离美国的商业航线，遑论苏联的轰炸机了。美国空军制造所谓的“轰炸机差距”论，是为了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有关战略核政策的讨论中巩固自己的地位，现今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已对此点达成共识。

迄今为止，多德团队中的学者没有人对该研究成果的实际或潜在应用表示反对。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情报局于1956年突然取消了原定在欧洲空投传单的计划，原因是一架捷克民用客机在飞行过程中，受到在捷克上空发放传单的飞行气球的影响而发生坠机。美国政府公开声明对此次坠机事件不承担任何责任，更不会在正式文件中表明要对不存在的传单宣传项目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