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解说——

书信不能承受之“轻”

天蝎小猪

(本文涉及剧透，请阅毕正文后，再行浏览！)

◎ “谁叫他哥杀了人呢？”

关于东野圭吾，有这么一个专属名词，叫做“东野圭吾路线”，指的是同一位小说家数度入围直木奖决选却最终落选的日本文坛怪现象，至今尚未摆脱这一魔咒的还有伊坂幸太郎、驰星周等知名推理作家。既然该现象从命名上看，明显与东野有关，那么很自然的，执行这一路线的及时人便是本书的作者东野圭吾。

信》是东野第四度入围直木奖的作品，日文原名《手纸》。该作先是在“日本三大报”之一的《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于2003年3月由每日新闻社出版单行本。三年后被搬上银幕，由偶像影星山田孝之、玉山铁二和泽尻英龙华担当主演。2006年底，与电影同期推出的文库本小说，一个月内即热卖100万册，创下了出版方“文艺春秋”旗下图书销量突破百万的最快纪录。然而，这样的一本畅销作品，却几乎在2003年的诸个推理奖项和推理榜单中均未予列名，可见其推理成分之弱。延伸开来说，东野入围直木奖的五部作品(依时间先后，分别是《秘密》、《白夜行》、《单恋》、《信》和《幻夜》，其中最不“推理”的就是读者诸君刚刚看完的这本《信》)，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推理小说，即便有所谓解谜的元素，也大抵是在揭示和剖析社会谜团吧。若非东野向以推理作家的身份著称于世，恐怕连“社会派”的标签都不会贴在本书上。或许，从另一个层面我们也可以说，《信》已经跳出类型、流派的格局限制，兼得犯罪小说、成长小说、言情小说、社会问题小说之趣，是部集大成的作品。当然，这种“非类型化”，也正是东野圭吾自1990年的《宿命》以降、始终贯彻如一的创作理念。《《信》解说——

书信不能承受之“轻”

天蝎小猪

(本文涉及剧透，请阅毕正文后，再行浏览！)

◎ “谁叫他哥杀了人呢？”

关于东野圭吾，有这么一个专属名词，叫做“东野圭吾路线”，指的是同一位小说家数度入围直木奖决选却最终落选的日本文坛怪现象，至今尚未摆脱这一魔咒的还有伊坂幸太郎、驰星周等知名推理作家。既然该现象从命名上看，明显与东野有关，那么很自然的，执行这一路线的及时人便是本书的作者东野圭吾。

信》是东野第四度入围直木奖的作品，日文原名《手纸》。该作先是在“日本三大报”之一的《每日新闻》周日版上连载，于2003年3月由每日新闻社出版单行本。三年后被搬上银幕，由偶像影星山田孝之、玉山铁二和泽尻英龙华担当主演。2006年底，与电影同期推出的文库本小说，一个月内即热卖100万册，创下了出版方“文艺春秋”旗下图书销量突破百万的最快纪录。然而，这样的一本畅销作品，却几乎在2003年的诸个推理奖项和推理榜单中均未予列名，可见其推理成分之弱。延伸开来说，东野入围直木奖的五部作品(依时间先后，分别是《秘密》、《白夜行》、《单恋》、《信》和《幻夜》，其中最不“推理”的就是读者诸君刚刚看完的这本《信》)，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推理小说，即便有所谓解谜的元素，也大抵是在揭示和剖析社会谜团吧。若非东野向以推理作家的身份著称于世，恐怕连“社会派”的标签都不会贴在本书上。或许，从另一个层面我们也可以说，《信》已经跳出类型、流派的格局限制，兼得犯罪小说、成长小说、言情小说、社会问题小说之趣，是部集大成的作品。当然，这种“非类型化”，也正是东野圭吾自1990年的《宿命》以降、始终贯彻如一的创作理念。

作为一名“创新型”作家，十分注重观察、体悟生活环境的东野圭吾，喜欢将自己的创作理念直接经由作品体现出来，这就造成了东野的作品不管是题材上、还是结构上，都深具创新实验性和时代前瞻性。关于这一点，东野曾如是阐述道：“每次更换领域的较大理由是我自己生厌，如果反复一直写类似的东西；自己也对许多事物都有兴趣，所以有时想写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我就是这样一路写下来的，所以每次都变成不同的作品。”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东野的作品主题本本不同，比如揭示医疗黑幕的《宿命》、描述虐童事件的《我以前死去的家》、涉及文学界“影子作家”捉刀现象的《恶意》、讨论家庭伦理关系的《秘密》、试探日本升学教育问题和大人、小孩之间冷淡疏离关系的《湖边凶杀案》、探究少年犯罪问题的《彷徨之刃》、牵涉诈骗犯罪行为的《流星之绊》等等，上述种种无一不是作家对于所处的时代、社会能够予以细致观察的佐证。而东野圭吾的这本《信》也是以具备社会意义的内容为作品主题的，此次他关注的是犯罪者家属的生存问题。

作品中，主人公是一对在父母死后相依为命的兄弟：哥哥武岛刚志，为了筹备弟弟的学费，铤而走险犯罪杀人；而弟弟武岛直贵，则不得不背负哥哥一手制造的精神债务，从此坠入社会歧视的轮回。“谁叫他哥杀了人呢？”这是直贵的一个同学在醉酒之后的无意之语。几乎每一位登场人物都必须针对这一问题，决定各自的言行。本作就是以加害人家属的视角和其他人的态度为切入点的，这一特征倒是可以和同为东野作品的《彷徨之刃》(2004年)进行对应说明，因为后者正是从被害人家属的视角和其他人的态度切入，牵扯出了问题多多的《少年法》。不管是《信》中的杀人犯弟弟，还是《刃》中的死者父亲，他们都因为一桩突如其来发生在亲人身上的犯罪事件，不得不面对人生道路的易辙，并逐渐深陷被宿命无情嘲弄的泥淖而不得解脱。就是这样相对的两个“命运”，演绎出了两场典型的社会悲剧。东野圭吾用他那独特的笔触，将问题直接抛至读者面前，以淡于批判的口吻，诉说着我们所熟知却明显忽视了的哀伤。这种哀伤借着一封封轻质的信纸传达开来，那是“难以言喻”的沉重吗？

◎ “歧视是理所当然的。”

在阅读《信》这本小说的过程中，笔者曾反复扪心自问，我有没有过歧视别人的经历呢，答案是肯定的。除非读者您是百年一遇的圣人，否则也应该和我一样吧。所歧视的对象，可能不是“加害人的家属”这类接触机会不太多的特殊人群，但至少也会是以下弱势群体当中的一种吧：下岗职工，无业游民，乞讨者，残疾人，农民工，犯罪嫌疑人，肝炎、艾滋病等传染或特殊疾病患者(甚或只是病毒携带者)，来自偏远贫穷地区的人，从事脏活、累活以及特定行业的服务人员，……还需要再罗列吗？这样的歧视对象是不胜枚举的。也就是说，歧视无处不在，它是人类社会中十分普遍的行为。所以《信》中直贵身边的人们一旦得知刚志的事情，反应便会像那个大胡子店长一样，“很快地就垒出一堵墙，只是不同的人垒出的墙壁有厚有薄而已”。有时候即使很难说达到可以称为“歧视”的那种严重程度，但至少区别于以平常心看待的所谓“偏见”也还是有的吧。

所谓偏见，就是不平等看待，其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人的自私本性。这里的不平等看待，其实可以视为一种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的态度平衡缺失，而总是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倾斜，除非不同的立场之间不存在利害冲突。一般情况下，人都是首先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会力图站在他人的立场来考量，意义上的中立是不可能的，由己及人是必然的思维定势，偏见遂自然而生。所以对于犯罪嫌疑人，其家人的及时反应往往是不相信和质疑，进而认为嫌疑人是无辜的，并寻找各种理由、借口、措辞来验证自己的这种“偏见”，《信》中直贵在听闻刚志杀人的消息之初产生了虚幻感、与现实脱线，《刃》中少年犯的母亲偏执地坚信自己的儿子不会触犯奸杀少女这样的大罪，皆缘于此。而其他人的及时反应则往往是盲目相信电视、报纸等媒体的报道，主观上便认定嫌疑人就是罪犯、理应得到惩处，虽然不时也有些理智的声音指出“他们的家属也是受害者”，但很少有人真的这么看。《信》中的仓田、寺尾和白石，先后给予了直贵认同感，并非他们是目光高出传统偏见的圣人，而是其各自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等因素所诱发的态度逆向，使得三人对无辜受殃的直贵抱持着好感。然则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其稀罕的，一般的人若能做到如大胡子店长一般，虽不伸出援手、但却愿意送上祝福，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这样看来，直贵的人生也并不是没有未来，甚至可以说是幸运的，我觉得那些因为家人犯了重罪而始终得不到任何人平等对待、一辈子抬不起头的人，肯定是存在于世的，以他们的立场来反观《信》的男主角，或许不会觉得囹圄内外的两兄弟有多么可怜吧。

我们说，当不同的偏见各自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发展成为不同的歧视。每个人都有歧视他人的行为，不过表现在不同的领域里，其轻重程度也各不相同。由于通常的偏见和歧视不具备明显和激烈的利害性，很难为当事人所自我觉悟，大概也只有非自然的突发严重事件，才能凸显“歧视早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成为世界观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吧。东野圭吾通过《信》告诉了我们关于歧视的两个“真理”：一、歧视是本来存在且威力巨大的；二、歧视是理所当然的必需存在。对直贵来说，哥哥的犯行只是一个契机，它犹如一个潘多拉魔盒，将世间所有不和谐的灾厄音符释放出来，在自己的心头奏起，社会上的歧视原来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所带来的痛苦似乎更是无远弗届、永无休止的。他因此不得不放弃了梦想、丢掉了工作、失去了恋人，却仍然无法逃脱被歧视的命运。而当平野社长以仿佛在谈论天气一般的寻常口吻对他说：“歧视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需要对你区别对待，这也是为了让所有的犯罪者知道，自己要是犯了罪亲属也会痛苦。”他方始顿悟，原来“自己现在的苦难，正是对刚志所犯罪行作出惩罚的一部分。犯罪者必须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就是自己犯罪的同时也抹杀了自己亲属在社会上的存在。为了显示这种客观事实，也需要存在歧视。”

其实，不妨试着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歧视”这种漠然的轻视姿态，又何尝不能是追求公平的方式呢？偏见可能只是下意识的，但歧视就多少带有着一些主观故意的味道了，而且这种主观故意甚或有着相当冠冕堂皇和正气凛然的理由，就是通过群体性的歧视，将受害人及其家属因严重的罪愆所承受的痛苦，转嫁至加害人及其家属的身上，以显示公平正义的力量。有罪必有罚，且罚的加重率应远高于罪的加重率；亦即，对于杀人这样的罪大恶极行为，其代价必须是探触到社会道德伦理最深处的身心双重刑罚，这时就不得不用到“歧视罚”。其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在小说末尾，直贵赫然发现这种惩罚甚至会波及尚在成长中的女儿，于是最终不惜与哥哥断绝血脉联系，以逃脱充斥歧视的世界，从而获得自己的新生。揭示看似轻、实则重的“歧视罚”之存在及其合理性，《信》这本书的主题兴许就是如此吧。

◎ “彼此，都很漫长啊！”

我国古代常用“诗眼”来指称一首诗中最精炼传神的一个字；既然如此，一部小说中最精彩传神的一个字，则可以称之为“文眼”了。而就《信》来说，它的“文眼”毋庸置疑便是一“信”字。

基本上，信是连缀全书重要情节、制造波动和转折的超级道具。直贵的几乎每一次人生嬗变，都因缘际会来自一封书信的催化——

首先，正是刚志的及时封信，告诉了直贵其杀人罪行的动机和细节。如果不是哥哥有着“长兄若父”的传统观念和自己有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抚养直贵读完大学的义务，他就不会将绪方老人的家作为最理想的行窃目标。而若非刚志对于弟弟喜欢吃糖炒栗子的错误记忆，他也不会重返犯罪现场，犯下那一连串的错误，撩拨起延荡一生悲剧宿命的涟漪。对于刚志来说，弟弟就是整个世界；而信纸作为了解这个世界变化的自由出口，成了其传达心意的管道，家书承载了他确认自身存在意义的小小希望。当然，他的这种亲情表达，却反而造成了弟弟的苦恼，一个痴狂的亲情动机和无奈的错置记忆之后，直贵不得不面对开始逆转、崩坏的人生。

其次，正是刚志的又一封信，重新勾起了直贵求学若渴的心绪。曾经蹲过监狱的仓田，凑巧看到信上的樱花图章，于是发现了直贵还有一个服刑哥哥的隐私。非是如此，他们俩便不会“不打不相识”，直贵也没有机会来帮助仓田进行数学辅导，更不会有后来的在一摞教科书中的宣传手册上收获“函授教育上大学”这一途径。在这个节点上，信的作用展露无遗，因为从后文来看，直贵遇到寺尾并经此激活了自己的音乐才华，进而遭遇人生又一大挫折，都是基于这封信的蝴蝶效应。

再次，正是刚志的再一封信，直接缔造了直贵的爱情幻灭。本来，尽管前有朝美父母的漠视和不屑，后有“恋爱竞争者”孝文的蔑视和威胁，但由于朝美本人的坚决态度，似乎直贵升入上流社会的美梦还绝非渺不可及。可惜的是，信的碰巧出现，在易手览阅之后，情势立转。那一瞬间，诚如该书的改编电影《手纸》中，小田和正所唱的那样：“还没完结的爱情却已然断绝，就像走到了生命尽头……心在哭泣，难以言喻。用可笑的理由欺骗自己，接受这样的借口。可梦想已经消失……心在悔恨，难以言喻……”东野圭吾这本书最令读者心折的一个场景，便是此处。作者点出最让人不忍的真实，对服刑者以及家人来说，信已经不再是感情的结点、希望的延续了，它将昭告无止尽的“歧视罚”的启动，并以最摧枯拉朽地力量摧毁直贵苦心经营的爱情大厦、撕碎偏离轨道的美好蓝图，不断鞭笞着仅存的情感与人性。直贵终于开始拒绝阅读，再也不愿意收到哥哥的信了。

然后，正是白石由实子的信，直贵从逃避现实转向正视现实、寻求救赎之路。在直贵和朝美的关系走向决别之前，她对直贵的情愫状似始终游离于挚友与恋人之间，甘愿做一位默默的支持者。但当直贵在事业和爱情两方面皆遭重创之后，由实子果断地以自己的方式，为直贵在内心的荒漠废墟上重建希望的家园。她写给平野社长的申诉信和写给武岛刚志的信，救活了自己、更救活了背负宿命的难兄难弟，对于带动全书整个情节的发展和开启主题部分的诠释，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直贵写给刚志的告别信和加害者刚志写给受害者家属的完结信，将一场旷日持久的爱恨纠缠和精神角力推至终点。借由绪方家长男的一声嗟叹：“彼此，都很漫长啊！”在《信》一书中悉数登场的所有角色，似乎都长舒了一口气。一段缘分的终结，意味着新的一段缘分的肇始。人们将站在时间的彼方，眺望着直贵一家的未来之旅。而留给演员直贵的仍是恒久的无奈，是面对台下的观众刚志、想唱却唱不出来的无奈，正如电影《手纸》里的直贵的台词所说：“即便哥哥是垃圾，可还是我的哥哥，我们始终是兄弟。”

家信的温暖，虽疗救不了困顿的生命，却印证着斩不断的亲情。我和狱中的刚志一样，依然憧憬着直贵再次拆开那一纸方笺的瞬间。

它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