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猪现代化是业内的老话题。一些猪场已经高调标榜自己实现了养猪现代化。但是，笔者认为，中国养猪现代化是养猪人的理想和追求，是养猪人的宏伟理想，要把这个美好理想变成现实尚需时日，还需要业界同仁的继续努力和共同奋斗。

一、中国养猪现代化的内涵

中国养猪现代化的内涵应包括：饲养规模化、产品标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社会化、利用系列化、装备现代化、环境优美化、销售订单化。

1饲养规模化是国家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和农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养猪饲养方式由千家万户分散饲养，转向以大规模集中饲养的工厂化生产为主的饲养方式，是中国人多地少、消费量急剧增长的基本国情的要求。按照人均肉类30kg/年(其中猪肉占75%)测算，2015~2025期间，我国猪肉的年度产量应该达到360亿kg，按照70%的屠宰率(每头90 kg体重的出栏猪产肉63kg)，年度出栏育肥猪需要保持在571亿头以上，或者出栏体重100 kg的育肥猪514亿头。显然，年5亿头以上的饲养量，单靠千家万户散养的饲养方式是难以完成的，必须通过向“规模饲养”这种饲养方式的转变，推动出栏率和饲养量的大幅度提高，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

就养猪业自身发展来讲，也需要发展“规模饲养”。因为，猪是消耗精料的家畜，提高饲料转化率不仅是提高饲养效率的需要，也是宏观经济发展中控制粮食消耗的基本要求。仍然以5亿头100kg体重的年出栏量计算，若饲养方式全部转变为规模饲养，每年节约精料可达500亿kg(规模饲养时料重比35∶1，散养高于45∶1)以上。也就是说，通过饲养方式的转变，每年节约的粮食可以养活24亿人口(人均年耗粮210kg)。

2产品标准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养猪业发展的基本要求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共存共荣的农业大国，无论是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城市化以后，都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都还会存在。这种客观存在决定了未来二三十年间仍然存在规模饲养和散养两种饲养方式。收入差距的存在还决定了不同层次消费群体对猪肉产品需求的多样性。饲养方式的差异和产品需求的多样性，呼唤养猪业提供产品的标准化。否则，产品质量的控制将是一句空话。就社会需求而言，养猪业产品标准化主要体现在出栏体重和产品内在质量的标准化两个基点。

就养猪业自身发展而言，标准化还要延伸到投入品方面，如饲料和饮水的标准化、种猪和猪苗的标准化、兽药的标准化、疫苗的标准化，养猪设备的标准化和养猪场规划设计、相关服务的标准化等。多年的实践表明，产品标准化已经成为养猪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制约因素，销售环节的暴利对养猪户的伤害，病死猪流入市场，疫病危害不断加大等制约养猪业稳定发展问题的存在，都同标准化建设滞后有关。

中国养猪现代化之梦后蓝耳病时代轻松养猪3管理人性化是养猪业自身发展的需求人性化管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规模饲养企业内部员工的人性化管理，一个是饲养员对猪群的人性化管理。

当猪群达到一定规模后，许多具体的饲养管理措施需要猪场员工落实，因而，养猪企业对员工的管理成为日常管理的核心内容，管理需要制度和规程，更需要人性化的管理机制。实践表明，人性化管理是各项技术措施能够真正落实的基础。只有实行人性化管理，薪酬待遇、劳动保护、职工福利等各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才能得到妥善解决，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得到调动，不仅使管理中的技术措施能够落实到位，而且使制度、规程中的漏洞也会被及时发现和补救，才能企业使正常生产，才会有活力。

规模饲养条件下，猪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这些改变，更多的是人们从有利于猪的快速生长发育、节约成本、提高劳动效率出发的主观设计，较少考虑猪的行为学特性，一些设计甚至背离其生物学和行为学特性。如空怀母猪固定栏的运用，就极大地限制了母猪的运动天性。再如常年不停使用的产房，虽然节约了建筑成本，方便了管理，但却因为不间断使用而无法彻底消毒，成为疫病的集合场、中转站和放大器，致使规模饲养猪群疫病日趋复杂和严重。现代化养猪必须纠正诸如此类的设计理念错误，重视生猪福利，给猪适当的人性关怀，创造符合猪的生物学和行为学特性的环境条件，发挥猪自身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疫病的抵抗能力，从而降低对人工环境和药品的依赖程度，突出疫病重围，生产消费者放心的猪肉产品。

4服务社会化是市场经济机制下规模养猪的必然要求由于养猪规模的扩大，生产过程中需要的投入品种类繁多，经营者不可能全部自给自足，必须通过社会化服务保障投入品的供应和产品的销售。此时，规范的服务、标准化的产品显得尤为重要。缺少规范的社会化服务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难以跳出假冒伪劣、缺斤短两、相互欺诈的臼巢。

5利用系列化是扩大产品利用范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途径随着规模饲养在养猪业中比重的提高和屠宰加工流水线的增加，对猪产品的综合利用和系列开发成为可能。屠宰加工企业同生物制品科研开发单位的结合，分类收集加工猪的内脏器官，提取对人类健康有益或对人类社会进步有推进作用的成分，开发新的产品。如改进屠宰中的放血方法，收集纯净猪血用于制作血清、血粉、抗体等生物制品；收集猪的胆囊、卵巢、睾丸、脑垂体、淋巴结、胰脏、肾上腺等用于生物药品的生产等。同样，饲养企业同饲料研发单位结合，探索开发新的同中国国情紧密结合的更加安全的猪饲料；兽药研发生产企业同养猪企业结合，开发更加有效、残留更低的新兽药；化肥生产企业同养猪企业结合开发新的有机肥料；等等。不仅机会难得，而且前景广阔。通过这些相互协作、合作的共同开发，实现猪产品的系列开发利用，延长产业链条，扩展应用范围，拉动养猪业相关产品的升级换代，是资源综合利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养猪业现代化的标志。在此，需要政府的引导、支持和科技投入机制的转换，需要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科研人员、研究单位同养猪企业、屠宰加工企业的结合。

6装备现代化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基本手段不可否认，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和设计理念的制约，国内许多规模猪场是因陋就简、就地改造而成的凑合猪场。规模饲养猪群频发疫病，既同饲养管理水平低下有关，也同猪群生活小环境质量低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猪的生存环境质量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设计理念、建筑材料和养猪装备落后，这些问题在小型农户猪场尤为突出。如大量存在的低矮的石棉瓦屋顶猪舍，没有内外粉刷的单砖墙，继续大量使用的玻璃温度计，缺少非捕捉保定状态自动称重设备，缺少妊娠鉴定和霉变饲料鉴定、抗体检测设备等。当然，装备水平的落后也制约了日常管理水平的提高。在养猪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应通过如“柴油补贴”“节能灯补贴”“沼气池补贴”等形式，推动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在生产中的应用。

7环境优美化是现代化进程对养猪业的基本要求环境优美不仅是对具体养猪企业的要求，也是现代化进程对整个养猪行业的基本要求。环境优美的基本要求是养猪场通过废弃物处理、绿化、美化等措施，保障其环境质量能够满足人类和猪的生存需要，“三废”排放不得超过国家环境保护相关规定，不因猪场的存在而给周围环境带来负面影响。更高的要求是猪场融入所在地大环境之中，其存在对环境质量的提高呈现积极的正向作用。

8销售订单化是现代化养猪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出路市场经济的大起大落对养猪业的打击有目共睹，在给经营者严重打击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较大限度地抑制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从养猪行业自身的特征出发，市场对养猪业发展的调整，屠宰加工企业是关键节点，其价格的杠杆作用通过收购过程得以实现。而收购环节的无序竞争，严重阻碍了市场调节机制的正常发挥，削弱甚至丧失了对生产的调节机能，造成“猪贱伤农”“肉贵伤民”“猪贱肉贵”等现象，许多养猪企业难以维系生存而倒闭。另外，豆粕和鱼粉的垄断、非透明的疫苗定价等主要投入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也加剧了这种恶性循环。被动局面的扭转，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更需要期货市场的建立和“订单养猪”机制的形成。

屠宰加工企业同大规模养猪企业、大型养猪企业同饲料生产供应商的“订单”养猪机制的形成，有利于屠宰企业的均衡生产，也有利于业内“龙头”企业引领作用的发挥，更有利于猪肉产品质量的控制。伴随着“订单”在小型猪场和农户间的扩展和延伸，规模饲养的种猪和技术将同步扩展，是提升整个行业科技、管理水平的捷径，也便于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

二、中国养猪现代化必须翻越的“三座大山”

中国养猪现代化三个较大的难题是解决农户同市场的对接、提高产品内在质量、重视和治理环境污染，也可以说是必须跨越的“三座大山”。因为这三个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国家和养猪人、相关企业等方面的大量投入。涉及面广的特征决定了工作的烦琐、细碎和任务的巨大，非营利性投入的特征又决定了对财政投入的依赖和极大的工作难度。以往的实践和现实告诉我们，这三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养猪现代化就是空中楼阁。甚至可以说，三个问题的解决，是养猪现代化的标志，其进程决定着养猪业现代化的进程。显然，要解决这三大难题，需要人们解放思想，转换思路，通过体制和制度的创新，创造解决难题的基本条件，催生新的方法。

1建立对接平台，帮助农民解决卖猪难问题散养农户、小规模饲养专业户数量众多、分布零散，其文化水平低、信息贫乏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同市场对接的困难。在就业压力大的前提下，散养和小规模专业户的存在，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生存就业、发家致富的一条通道，经济未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国家不可能出台禁止农户养猪的政策，也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到处设立生猪收购站。现有的“经纪人”或“猪贩子”以牟利为目标，从经营中牟利是一种客观必然。

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政府牵头、协会出面，利用行政事业单位的富余人员，在养猪基地县或者跨行政区域的养猪集中区，建立上连期货市场、屠宰加工企业，下连商品猪饲养场、户的信息交易平台和交易市场，通过定期市场供需和价格信息，或许能够有效解决市场沟通不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真正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和生产经营活动的调节作用。

2先易后难逐渐提高猪产品的内在质量提高猪产品内在质量，一是难在饲养方式、品种和杂交模式的不同，产品规格各有差异。国家若用一个标准去套，显然不能太高，太低又无法同国际接轨；若用分类标准，有可能因标准太多而使消费者眼花缭乱。标准的制定，以及进入标准项目的取舍，需要反复权衡，既要保障消费安全，还要符合生产实际，又要照顾不同环节的利益。在此，头痛的是不同饲养方式、品种、杂交模式生产的商品猪，其规格、性能等质量参数还需要探索积累。二是难在饲养户分布零散，饲养中的投入品缺少或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三是难在缺少不同地域土壤、水体、空气、粮食、蔬菜和牧草品质的参数，对其当地饲养的商品猪内在质量的影响知之不多。

显然，提高猪产品内在质量需要时间，需要调查、收集，甚至直接测定数据形成标准体系，也需要不断改进、完善监督体系。只有积累到足够的数据，才能制定满足多方面需要而又完整的标准体系。在此需要强调，不能坐等数据积累和监督体系的改进，应该从简单的单项标准、企业标准开始，在实践中由低到高逐渐发展、逐渐完善，找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猪产品内在质量控制的路子。当然，要通过媒体和舆论，营造猪肉安全的社会氛围，引导养猪场、户生产绿色食品，实现源头控制和饲养者自觉抵制、全社会监督的有机结合。

3高度重视和立即开始治理环境污染从废物利用角度观察，散养是同中国传统农业相适应的养猪模式，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资源利用、废弃物处理的生产猪肉的良性循环，对生态环境少有危害。规模饲养的出现，大量未经处置废弃物的排放，超过了所在地环境负荷，中断了循环链条，打破了原有的环境自我净化格局，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饲养方式转换对环境的污染是社会各方心照不宣的客观存在，也是触目惊心的。2013年“两会”期间上海黄浦江的“猪跳江”事件只不过暴露出“冰山一角”。2000年以来，我国年出栏商品猪一直在6亿头以上，全部按照90kg的出栏重和35∶1的料重比计算，伴随每头出栏猪的粪便干物质重按低的150kg计算，全国的年度猪粪干物质产量在900亿kg以上。即使这些粪便全部被种植业利用，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27亿t废水和尿液对水体的污染也很严重。育成率93%是业内约定俗成的指标，即使按95%计算，每年病死猪也达3000万头以上。猪粪、病死猪等固体废物，冲洗液、尿液、消毒液等废水，以及废气共同构成了养猪业对环境的污染。按照国家统计数据规模饲养比重占50%估算，每年排放的猪粪等固体污染物达到4000万t、废水13亿t、病死猪1500万头以上，这是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污染是伴随规模饲养的存在而存在，并随着规模饲养比重的继续提高而加重。

正视并高度重视规模饲养后养猪业对环境的污染，立即着手治理，是中国养猪业现代化的必补之课。不断加大治理力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养猪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众志成城，为梦想成真而不懈努力

1以再走长征路的决心完成中国养猪的战略转移人口大国和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且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畜牧业必须走节粮型道路。在未来的畜牧业现代化过程中，以消耗精料为主的养猪业不能盲目发展，限制其总体规模是保障其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

(1)为草食家畜的发展腾让空间。充分利用屠宰企业的冷库优势和入世后的有利国际贸易环境，在国际市场猪肉价格处于低位时开仓进口，猪肉价格暴涨和消费高峰时投入市场，平抑国内市场猪肉价格，使猪肉价格一直低于牛、羊、兔、鹅肉价格，为草食家畜生产的发展提供内在动力，实现稳定或逐步压缩存栏母猪规模的目标。

(2)调整财政支持政策。随着规模养猪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同市场对接机制的完善，规模养猪的效益相对稳定，国家逐步减少直接补贴性投入，如储备猪肉补贴、规模养猪补贴、存栏母猪补贴等。将节约资金用于建立信息平台、合格种猪补贴、病死猪回收、养殖业保险、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现代化装备应用、环境保护、养殖业法律服务等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并通过严格控制立项、严格环保设施配套等措施，稳定社会生猪存栏，并逐年降低生猪存栏在整个畜牧业中的比重。

(3)加大科技投入。一是围绕提高“三率”(繁殖母猪的准胎率、断奶仔猪的育成率和育肥猪的出栏率)选题立项，提高存栏母猪的生产效率。二是组织开展规模养猪“三废”生物利用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推广，遏制污染势头。三是支持养猪业新产品开发的研究和应用，加速新产品开发步伐。四是将规模养猪新技术和新装备的开发、应用纳入科技支持范畴，提高规模养猪的科技含量。五是通过科技招标筛选山区自由放养或林地轮回放养猪场，探索新的饲养模式，为实现规模养猪同林地生态建设、草地生态建设积累经验。

(4)规模饲养的重心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借助东部发达地区限制养猪的机遇，利用贷款优惠、环保项目补贴、新技术开发项目优先立项等多项国家调控手段，推进规模饲养猪场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规模猪场的废水处理项目，努力实现同小流域治理、水土保持工程的有机结合。支持东部地区近期内无法迁移规模猪场的猪粪和废水收集利用项目，减轻对土壤微生态和水体微生态环境的压力。

(5)饲养品种、模式多样化。在中西部地区筛选土壤和水体污染较轻地区，通过对其种猪生产企业的支持，推进无污染猪肉生产基地和地方品种猪生产基地建设步伐，满足市场对猪肉产品的多元化需求。

2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国家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造就了一批规模不等、结构各异的“龙头企业”，扩大其辐射范围，增强其引领功能，充分发挥其龙头的带动作用，是保障均衡供应、推广新技术、提升规模养殖水平的需要，也是“龙头企业”不断发展的需要，国家应采用政策支持、金融杠杆支持、强化法制建设、公开信用等级等手段，引导、规范其经营服务行为，培养“诚商”“仁商”，支持其担当社会责任，增强发展后劲。

3不同规模养猪企业同服务行业的无缝连接尽管不同规模养猪企业对社会服务要求的项目、等级各有差别，但诚实守信、规范高效的社会化服务，是所有规模养猪企业共同期盼的。许多规模养猪企业之所以要建立运销车队、饲料厂，其根本原因是这些环节缺少社会化服务体系，或者社会化服务瑕疵太多、成本太高，难以满足其需求。

(1)构建覆盖全国生猪屠宰企业的生猪网络交易平台，鼓励养猪“龙头企业”和养殖合作社上网交易，销售期货，形成规模饲养企业同屠宰企业、散养户同龙头企业或养猪合作社签订合同的“订单养猪”。并通过期货价格和网络信息的汇总分析指导饲养场、户，弱化商品猪价格大起大落对养猪生产的不良影响。

(2)饲料标准化是饲料生产企业同养猪场(户)无缝对接的基本保障。产品质量的评价，需要专业的检测机构，更需要养猪场(户)的实际应用效果。建议对饲料生产企业采用销售范围和年产量相结合的办法划分等级，实行按企业等级“分级管理、责任到人”的饲料质量控制机制，降低管理成本，为随机抽样创造条件。取缔饲料生产企业送样检测。根据市场原料价格变动规律和实际波动幅度，及时公布不同种类饲料的指导价，限制零售饲料价格波动的幅度。增加大豆、玉米的国家储备，严防原料商操控饲料市场。

(3)利用市场机制发挥国家兽医体系基本建设优势。在中国养猪现代化的过程中，疫病风险将持续存在。减轻疫病危害需要养猪人疫病防控观念的转变，真正做到“预防为主、防重于治、养重于防”，将疫病防控和猪产品质量控制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也需要国家出台切合实际的动物疫病防控法规和政策。当前，活跃于疫病防控一线，隶属饲料、兽药、疫苗不同企业的基层兽医，已经成为疫病防控的主力，可通过定期培训、公布绩效、资格认证等手段对其实行有效监督。这样做既是提高疫病防控质量的需要，也是确保猪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工作。通过机制创新，鼓励、支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在确保完成强制性免疫效果评价和病原监测任务的同时，为养猪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发挥其对临床医病防控的支持作用，实现养猪企业、一线兽医同国家投资建设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有机衔接。积极推动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同屠宰企业、中兽药期货市场和生猪主产区交易市场的对接，开发质优价廉的生物药品和中兽药，不断为猪群疫病防控提供新技术、新产品。

4规范社会化服务涉及养猪行业的不规范的社会化服务是长期存在的诟病，已经给养猪业的稳定发展带来很大损失，亟待整顿和规范。从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现实出发，国家不妨扩充饲料、兽药和疫苗监督队伍，从而实现对生产环节的监督全覆盖，反向追溯，捣毁制假售假窝点，从根本上解决养猪投入品质量参差不齐问题。在降低相关服务行业的进入门槛的同时，出台行业服务和资质标准，划分服务区间，完善纠纷解决办法。金融行业要吸纳一批畜牧兽医专家和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为开展金融投资、商业保险、规范服务创造基本条件。

5转变疫病防控思路树立“以防为主，防重于治，养重于防”的观念。疫病防控从猪场设计和选址、品种选择、饲料调制做起，首先满足猪生长发育的小环境需求。其次是将疫病防控纳入全员管理，通过创新机制、人性化管理、薪酬挂钩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其开展疫病防控的自觉性。再次是树立选择意识，从后备猪的培养阶段开始，直至第三胎，不断选择，第七胎后加大选择强度，及时淘汰那些隐性感染、繁殖力低下的母猪，确保繁殖母猪群全部是特一级的高生产性能母猪。是实行全过程防控，从玉米、豆粕等原料的采购做起，到疫苗药品的采购、保管，直至清粪、饮水质量控制、按时开启通风窗、废水处理、出栏装车消毒的所有环节，均有固定的操作规程。真正形成全程防控、全员防控、多方位防控。

6政府职能转变尽管中国规模养猪技术尚未成熟，但由于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加之产业的发展已给中国“节粮型畜牧业”战略的实施带来巨大压力，因而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应当“继续简政放权”，变“管理”为“监督和管控”，尽可能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一是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服务体系，严厉打击造假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加强饲料、兽药、疫苗等养猪业投入品的质量控制，到养猪生产企业直接抽检，涉及产品质量的案件一律实行“垂直办案”“第三地审理”。二是应积极搭建屠宰加工和种猪、疫苗、饲料、设备生产企业的服务平台，定期在电视、电台、报刊等涉农核心媒体其产品和服务质量评价结果，让养猪人知道哪里有好产品，哪些企业的产品不敢用。三是应通过资金投放、税收、配额等手段管控豆粕、鱼粉等主要进口投入品的价格，避免囤积居奇，打击联手垄断行为，确保原材料市场的稳定。四是应在产品标准出台的同时及时废除原来的管理条例，简政放权，简化程序，为企业“自主经营、自我负责、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创造条件。

张建新

2014年11月于郑州

2015年5月修改于郑州目录中国养猪现代化是业内的老话题。一些猪场已经高调标榜自己实现了养猪现代化。但是，笔者认为，中国养猪现代化是养猪人的理想和追求，是养猪人的宏伟理想，要把这个美好理想变成现实尚需时日，还需要业界同仁的继续努力和共同奋斗。

一、中国养猪现代化的内涵

中国养猪现代化的内涵应包括：饲养规模化、产品标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社会化、利用系列化、装备现代化、环境优美化、销售订单化。

1饲养规模化是国家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和农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养猪饲养方式由千家万户分散饲养，转向以大规模集中饲养的工厂化生产为主的饲养方式，是中国人多地少、消费量急剧增长的基本国情的要求。按照人均肉类30kg/年(其中猪肉占75%)测算，2015~2025期间，我国猪肉的年度产量应该达到360亿kg，按照70%的屠宰率(每头90 kg体重的出栏猪产肉63kg)，年度出栏育肥猪需要保持在571亿头以上，或者出栏体重100 kg的育肥猪514亿头。显然，年5亿头以上的饲养量，单靠千家万户散养的饲养方式是难以完成的，必须通过向“规模饲养”这种饲养方式的转变，推动出栏率和饲养量的大幅度提高，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

就养猪业自身发展来讲，也需要发展“规模饲养”。因为，猪是消耗精料的家畜，提高饲料转化率不仅是提高饲养效率的需要，也是宏观经济发展中控制粮食消耗的基本要求。仍然以5亿头100kg体重的年出栏量计算，若饲养方式全部转变为规模饲养，每年节约精料可达500亿kg(规模饲养时料重比35∶1，散养高于45∶1)以上。也就是说，通过饲养方式的转变，每年节约的粮食可以养活24亿人口(人均年耗粮210kg)。

2产品标准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养猪业发展的基本要求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共存共荣的农业大国，无论是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城市化以后，都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都还会存在。这种客观存在决定了未来二三十年间仍然存在规模饲养和散养两种饲养方式。收入差距的存在还决定了不同层次消费群体对猪肉产品需求的多样性。饲养方式的差异和产品需求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