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利益多样化的分配带来社会阶层的新分化，出身低却有能力有才华的人有了改变自己社会阶层的机会，实现向上流动，而出身高却没有能力的人，则会被市场淘汰，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明显变强。然而我们发现当今中国，“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不断高走，而绝大多数出身低的青年仍处在希望与忍受交杂并存阶段，真正成功逆袭的人寥寥无几，社会阶层流动性变缓，究其原因，不只有青年阶层拥有的“人脉资源”的不平等，更有户籍制度、家庭教育等先赋性资源以及外部教育资源等后致性资源的不平等，中下层青年很难跃升到上阶层，社会阶层流动性变缓，滋生中下等阶层不公平的心态，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因此，本文将从资源角度对当代中国青年的阶层流动性变缓趋势进行探析。

一、阶层和阶层流动性

阶层是一个社会化概念，指人们根据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因素划分为不同的层次；阶层是一个复杂化的概念，是社会各种评判标准综合划分的结果。阶层结构是指在一个社会内部，社会阶层总会布局成一定的结构关系，而社会流动性即社会成员可以改变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资源自由流动的社会，其阶层流动性也强。

二、当代青年间阶层流动性变缓现象

阶层间流动困难是一个历史问题，在传统社会中，青年阶层的固化主要表现为身份固化，出身寒门的子弟，改变自己身份的机会只有科举、参军等稀缺的方式，与那些出生豪门就可以坐拥高位的富家子弟们比，甚为艰难。当代，在改革开放前，计划体制下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带来单一的利益格局，我国的社会结构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三者内部没有明显的分化，阶层分化趋势近乎中断。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单一的利益格局被打破，社会流动机制实现了从国家选择到社会自发选择、从一元模式到多元模式的转变，在这种选择机制下，发展机会和上升空间得以向所有青年敞开，不论是寒门子弟还是拥有一定资源优势的豪门子女，都可以凭借自身的知识和智慧来改变命运。此时，资源的分配相对平等，先赋性资源影响小，人的主观能动性获得的资源空间很大，阶层流动性强。然而，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弊端开始显现，垄断权力开始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出现了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的黑色地带，既得利益集团形成，阶层世袭的利益机制初露端倪，市场的垄断带来各种社会资源的垄断，社会中出现了诸多阻碍社会阶层自由流动的消极因素，阶层流动放缓。进入21世纪，上流阶层的代际继承性愈发明显，而“无关系、无权势、无背景”的90后，一些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实力改变现状，但大多数的人仍因为从小受到教育的平凡化、缺乏竞争力和人脉，而难以向上流动，社会阶层流动性变缓。

三、资源的不平等造成青年的阶层流动性变缓

当代青年阶层流动性变缓的原因有很多，最关键的一点是资源的不平等。社会当中决定个人地位的资源有两个，一是青年阶层相对于父辈而言的先赋性资源，包括人脉资源、户籍制度、家庭教育等，另一个是青年阶层相对于个人奋斗而言的后致性资源，主要是社会教育资源等，这两类资源在青年间分配的不平等阻碍了阶层社会流动。

（一）先赋性资源

首先，人脉资源不平等阻碍了青年社会阶层的流动。受“子承父业”观念的影响，子女继承父辈的事业，被认为是家族的荣耀，这种观念在上等阶层中表现的最明显，父辈们积累的人脉资源，让子代在求职晋升等关键性人生时期得以顺遂，从而先行占据资源，最终“继承”了其父辈的阶层，阻碍了其他阶层群体的流入，这种“潜规则”的运作对于其他阶层群体是不公平的。人脉资源背后反映的是权力资源，由于民主法治的制约不够完善，加之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熟人社会，那些社会资本匮乏的阶层处于劣势地位，缺乏人脉资源，其二代子女就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与通道。其次，户籍制度对青年阶层的流动也有阻碍作用。户籍制度对人进行身份上的分类，由此引起了身份歧视现象，这对进城务工青年非常严重，实践研究[]表明：当前劳动力市场上仍存在就业的户籍歧视，主要表现为对劳动者职业选择的区域歧视、社会保险的城乡歧视和区域歧视。在城市很多地位较高的职业，是以“有当地城市户口”为招聘条件的，进城的青年农民只能从事声望、地位、权力都很低的职业，没有机会实现身份上的跃迁，更缺少跳入上升阶层的机会，这种由户籍制度带来的资源不平等阻碍了青年阶层社会流动。“人脉”资源和户籍制度这两种先赋性资源是在某种意义上通过“潜规则”来阻止阶层流动的，而另一部分则是通过家庭教育资源不平等使得青年阶层能力分化，而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知识改变命运”不是空想，但能否改变命运根本上取决于其个人是否有超乎常人的竞争力，家庭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辈未来的能力。首先是基因的强大作用，研究资料表明，决定人性格的70%来自于遗传父母，而30%是外部环境的影响；其次是家庭教育环境的熏陶，生物学著作《自私的基因》中就有此表述，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父母遗传的基因的工具”，再加上父母由于职业而表现的职业习惯、思维方式以及父母朋友圈的影响，子辈们从小进入的阶层就与父母高度相似。因此，上层青年阶层出现了明显的“世袭化”，从小就接受了“精英化”的培养，他们有广阔的视野，有和自己同阶层的交际圈，其整体素质和能力为他们日后铺平了道路。而社会中层青年，他们可能是中产阶级的子女，主要通过考试来提升自己的阶层，在求职上获得敲门砖，这一方面涌现的人才确实不少，但是他们普遍存在着后力不足、没有超前意识、缺乏创新精神等让他们真正跻身更高精人才行列的素质；就是下层青年阶层的“边缘化”，他们缺失机会，随着上层青年对就业、创业、商业机会的垄断，缺乏先天优势和后天优势的他们，努力无功，求路无果。在这种情况下，高精端市场会理性客观地选择精英，选择上流青年阶层，而低端消费市场则留给了中低阶层，各阶层间知识水平、能力素养、财富积累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阶层分化严重，流动变难。由此可见，青年阶层流动性变缓部分是市场理性选择的结果，即上等阶层子辈们由于从小受到的精英化家庭教育，确实拥有着更强的竞争力；而中低阶层的青年，由于从小接受教育的层次低、缺少国际化视野、缺少核心竞争力，在竞争中缺乏优势，难以流入上等阶层。

（二）后致性资源

后致性资源是指后代在缺乏优越的家庭背景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后致性资源受限制的情况越来越明显，由于先赋性资源所导致的代际复制越来越严重，加之一些制度性和体制性的限制，外部资源分配并不是很均等，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有意无意地形成漏洞或偏向，会被一部分社会成员利用为向上流动的阶梯，同时会削弱甚至剥夺其他社会成员的流动机会。后致性资源不平等中最重要的是外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我国目前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这对于所有青年尤其是下层青年来讲，是接受教育的好机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目前仍存在着宏观上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上等阶层与下等阶层之间的分配不公。目前随着精英教育大众化，非成绩因素比重越来越大，对下等阶层而言，他们无法承受高昂的学费，无法接受精英教育，输在了起跑线上，未来能力不足的他们，难以从事高水平的工作，难以接触到高端阶层，外部资源教育分配的不合理阻碍了青年阶层流动。因此，一切不平等都是资源的不平等，拥有了较多社会资源的人更容易让自己的社会竞争力变强，并在其家族内产生循环作用；而即使中下阶层的青年能抓住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些机会，但由于在人脉上、教育资源匮乏带来的观念习惯等劣势，进一步晋升的空间仍然有限。

四、总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导向为机制，带来了价值导向的经济链条，给社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活力，让有能力有资源的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青年阶层的流动性明显增强。然而当下我们却发现，青年阶层由于人脉资源、户籍制度、家庭教育资源等先致性资源和外部教育资源等后致性资源的不平等，流动又受到了阻碍。对于通过“潜规则”性质来运作的人脉资源，我们可以通过对人脉背后的权力进行制衡，构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制度管理体系，来加以规避。而户籍制度是通过与福利挂钩来带来阶层资源不平等的，因此我国应减少户籍相关的社会福利，逐步将能够和户籍制度脱钩的社会福利从中剥离出来，这能够为户籍改革带来巨大推动力。对于家庭教育资源，外部教育资源这两种对青年阶层自身素质和能力直接产生重大影响的资源，是需要我们更加以重视的，因为市场会选择有价值的人，教育资源的不平等让中下阶层的青年无法适应新时代高端的要求，即使没有“潜规则”的人脉资源和户籍制度，中低阶层的人也很难有机会流入上流阶层，阶层间难以流动，因此我们要在继续建立健全促进机会公平的保障机制，促进教育资源的平等分配，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等工具，传递新型教育理念，促进中低阶层的父辈们调整教育方式，发挥教育资源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上的积极作用，促进青年阶层的流动，推进社会各阶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