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风民俗调查报告篇1

调查目的：主要是为了将农村新年习俗系统地形成文字，将其展现出来，以此来激发人们对年俗的关注，同时也为文化流失敲响警钟。

调查时间：2021年1月27日

调查地点：阳泉市郊区荫营镇西垴村

调查方法：上网查询、询问村里中老年人

调查内容：我看语文书发现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人文风俗，特别是年俗，南北地区有所差异。例如：南部地区的福建省，大年三十不吃饺子；四川省大年三十不吃饺子而是吃汤圆，还有他们自制的火锅。

我们西垴村有一种习俗，正月十六晚上全村人会聚集在台底，每个人都拿上花灯游村。游村前先放烟花，放完烟花就开始游村，绕着村走一圈。我记得走的时候还会拿到差不多8个牌子，集齐后可以领奖品。现在，为了保护环境，烟花禁放了。今年受疫情影响，也不游村了。

这些年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它也成为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由此产生动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民风民俗调查报告篇2

一、 南北方各地乡村财产继承形式

近代乡村社会的财产继承是以诸子均分为主要形式，诸子平等地继承家庭财产。绝大多数地区财产继 中并无嫡庶差别，如黑龙江的11个县家庭财产分析均无嫡庶区别，仅见湖北汉阳、麻城两县及福建连城县家庭析产中嫡庶有别，而且连城县的此种现象发生在戚族主分条件下。[3] 诸子均分还可以通过下一代或妻子来实现，所谓“子承父业”、“妇承夫财”。[4] 而各地私生子参与诸子均分则以生父认领与社会承认为条件。[5]

诸子均分前，南北方各地有先抽提养膳田地、长子长孙田地等习俗。父母享有养膳田地的财产权，诸子不得主张变卖或均分。[6] 长子长孙田地亦称长房田地，北方长子长孙田地继承资格仅限于长子及长子所生长子，如山西临县“长子长孙地”限为“酌分给兄之子地若干亩”，主要是因为长子长孙有主持家族祭祀的责任，如万全县“长子因祀祖先之义务，较次子有稍能多得者”[7] ，有的地方称长子长孙田地为祀田，如陕西华阴县“兄弟分产须为长房酌提田产以为奉祀之用，名曰祀田”。在南方大多数地区，其长子长孙田地主要表现对血脉相续的重视，湖北乡村社会的初生子即承重的长子，而不论其妻生妾出，均可享有长房田。长孙也并不限于长子所生之长子，而是诸子中最先所生之长孙，江西萍乡家庭长孙田就是“给予诸子中最先所生之长孙”。而且南方大多数地区的长房田并不具有祀田名目，长子长孙并没有主持家族祭祀责任，安徽贵池的长孙田就是长孙婚娶教养等费。[8]

当然，大多数地方的长子长孙田地所占比例极小，如福建顺昌等县长房田地约占家庭财产的百分之一左右[9] ， 普通农家的长子长孙田地大多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近代乡村社会的贫困化使许多地方的长子长孙继承特权趋于消亡，在河北昌黎县侯家营和山东历城县冷水沟庄的一些家庭财产分析继承中，诸子均分极为彻底，已经不再作其它财产分析安排。[10]

30年代的风俗调查显示，乡村妇女普遍未能享有财产继承权。[11] 满铁华北调查也显示，“女子除结婚费之外，原则上不参与家产分析”。[12] 在珠江三角洲乡村出现了极个别的自梳女继承家产案例，但这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并不能构成一种普遍的习俗制度。[13] 虽然黑龙江一些地方亲女有绝户（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大多数地方亲女并不能完全继承绝户财产，如黑龙江泰来县、甘肃东乐县、热河承德、湖北竹山等县亲女均不能继承全部绝户财产，黑龙江通北县、河北清苑县甚至拒绝亲女的绝产继承权。[14]

妇女可以终身享有奁产管理权和收益权，夫家不能占有奁产，改嫁妇女甚至可以随身带走奁田，沅陵县将奁产称之为女户田。[15] 浙江宣平县奁产为妇女死后祭产，但大多数地方奁产在妇女死后仍归娘家所有，陕西西乡县、安徽贵池县 “如女死亡，其产业仍归娘室”。妇女并没有奁产的最终处理权，也并非奁产的继承者，仅有外孙享有奁产继承权，江苏松江县、福建建阳县均有外孙享有奁产继承权习俗。[16]

无亲子的财产继承，大多数地方习俗上是在父系宗族（即宗亲）中确立昭穆相当之人为继承人，继承宗祧及财产。一些地方，可以在同姓不宗范围内确立继承人，但一些地方则禁止在同姓不同宗范围内确立继承人。[17] 在同族或同姓范围内立继，有依亲等顺序在亲支范围内决定继承人的应继与以贤以爱选择继承人的择继区别，满铁华北调查显示，亲侄有继承优势，立继多由“由家长兄弟的儿子（作为过继子）继承全部家产”。[18] 但在南方的许多地方，更强调依亲等顺序继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习俗应继享有完全财产继承权，而择继必须分润亲支族人。[19]

一个嗣子子继承两个以上家庭宗祧的兼祧习俗在南北方均较为流行，直隶、陕西、山西等北方省份及南方湖北、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均有兼祧习俗，许多地方的兼祧习俗以生母推定继承宗祧财产的人，所谓“各继宗祧，各继财产”，其兼祧制度在财产继承方面类似于孙继，实际上是由兼祧子所生之子继承财产。并继、关继与并祧则是则是亲族两个以上继子共同继承绝嗣家庭宗祧和财产，此习俗在山西、河北、陕西、安徽等地方均有发现。[20]

异姓继承以赘婿与外甥继承为多。招赘婚多发生在无子有女家庭，南北方乡村均存在，但赘婿继承在北方尤为突出，如陕西就有11个县报告有赘婿继承习俗，陕西等地还盛行孀妇招赘继承，相当多的县报告有孀妇赘夫继承财产习俗。赘婿继承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赘婿并无宗祧继嗣权，但可承受全部或部分财产，由其所生之子继承宗祧，甘肃东乐县、陕西保安县、湖北通山县等地赘婿承受所有财产，但不得承嗣，生子须从女姓以承祀。此种习俗实际上是以外孙为继承主体，赘婿只是继承了财产管理权，因而赘婿不得当卖财产，如甘肃平凉县 “女家所有产业许赘婿管理，不许当卖，若有当卖情事，女族可以争阻”。第二种情况是赘婿承受部分财产，另立一嗣子与赘婿均分财产，此种赘婿未取得宗祧继嗣地位，不负责死后奉祀，仅负责妻家父母的生养死葬。第三种情况是以赘婿为继承主体，亦即以赘婿为子，赘婿为子的前提多为女家乏嗣及其同宗无应继之人，此种赘婿多须从妻家之姓、与妻家共同生活、负责妻家父母的生养死葬。此种赘婿等于异姓继子，甘肃全省、陕西南郑县、略阳县、福建政和县、江苏昆山县享有完全财产继承权的赘婿均属赘婿为嗣，兼有异姓继子身份。在一些地方，赘书实际上等同于继书，甘肃全省、江苏句容县等地招赘婿为子时“写立赘书为据，名为赘书，实与继书无异”。[21]

外甥继承是一种南北方均较为流行的外亲继承形式，陕西渭南县外甥的继承顺序甚至高于同族侄辈，甘肃天水县“可以外甥兼祧”。在南方，外甥继承也相当普遍，安徽当涂等县的外甥继承顺序仅次于同父周亲，江西“无子孙可以承继者，例得招外甥来舅家承祀宗祧，并得袭受其遗产”。 大多数南方地区仅认同外甥继承权，而妻侄姨侄等并不具有继承权。而在北方的许多地方，外甥继承与内侄等姻亲继承联系在一起，如山西临县、高平县内侄外甥均可继承，甘肃全省“得立两姨及中表之子为子”。北方的姻亲继承还有随娘子继承形式，如山西、陕西等地死带子（改姓继嗣的随娘子）即可继承继父财产。[22]

非亲属的异姓继承流行于北方，南方闽南等地亦较盛行，非亲属的异姓继承分为两种情况，一种系以异姓为嗣的继承关系，异姓构成继嗣关系一般以自幼抱养的异姓子为条件，如山西山阴有“血布养子”习俗即抱养异姓他人初生之子为嗣，偏关、屯留等县的抱子为嗣也与此相似。继子关系一旦成立，其财产继承权利不可剥夺。另一种为不构成继嗣关系的异姓义子继承关系，虽然义子与养父母并不构成宗祧继承关系，但义子可以继承部分家产财产，不过其对养父母家庭财产并不具有不可剥夺的继承权利，而是由养父母酌给财产。[23]

可以看出，南北方乡村社会均以诸子均分及同姓同族继承为主要继承形式，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形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姻亲及异姓继承方面，北方乡村社会习俗对姻亲及异姓继承有较多的认同，虽然闽南等地对异姓继承及赘婿继承也有着较多的认同，但南方大多数地区仅仅认同外甥及外孙等外亲继承形式。不过，北方大多数地方姻亲及异姓继承的继承顺序也低于亲族继承，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某种特殊情况下的补充或权变继承形式，如河南嵩县等地只有在同宗无应继者情况下才能招婿为子，河北清苑县、高邑县的异姓继承也是以亲族或同姓无相当继承人为条件。[24] 而且即使在北方许多地方，异姓继承大多须经亲族许可，如陕西华阴等县异姓嗣子须凭亲族才能有财产继承权。[25] 南北方乡村社会财产继承形式反映了以宗祧继嗣为基础的宗族社会财产继承制度基本特点。

二、 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与宗祧继嗣观念

宗祧继嗣观念对乡村财产继承行为有着巨大影响，成为影响乡村继承习俗的核心文化观念，在赣南，如果财产继承违背了宗祧继嗣观念，“不但近房必出而相争，虽无关系之族人亦皆不以为然”；在浙江丽水县，违背宗祧继嗣原则的立继普遍受到强大的宗族社会压力，“同族人等亦皆从而非议之，而无子者始虽不愿，终则因受舆论之影响，仍从公议”。[26]

陈其南十分重视宗祧继嗣观念对乡村继承习俗的影响，进而其分房理论认为汉人财产继承关系就是每个儿子独立继承父亲宗祧的继嗣观念展开。[27] 在国家政权及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下，南北方的宗祧继嗣观念及财产继承习俗固然有其一致性一面，但国家法律及儒家正统文化并没有规定一套某一简单宗祧继嗣观念展开的财产继承制度，乡村社会财产继承习俗也不能完全与国家法律或某一简单宗祧继嗣观念保持一致，如许多地方有“禁止赘婿”并禁止赘婿继承财产的习俗，有的地方又有赘婿为嗣继承宗祧与财产习俗，而法律规定赘婿没有宗祧继承权，但允许招婿养老、并可以继承部分财产；亲女继承绝户财产也为清代法律所规定，一些地方亲女有继承部分财产的权利，而大多数地区并不认同亲女的继承主体地位。[28] 乡村社会的财产继承习俗是在与社会生活需要及宗祧继嗣观念互动中形成，并且受各地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条件及宗族关系影响，其本身就具有多样性特点。

其实，乡村社会宗祧继嗣观念本身就具有民间性，其宗祧继嗣观念往往并不完全等同于儒家正统的宗祧继嗣观念。陈奕麟曾经对儒家正统的宗祧继嗣观念作过探讨，他引用（宋）陈淳《北溪字义》对族人继嗣“取其一气脉相为感通可以嗣续无间”的解释，认为宗祧继嗣的根据是气脉说。[29] 气脉说以父子及族人之间的男系联系为继嗣依据，属于正统的父系宗祧继嗣观念。但各地民间的宗祧继嗣观念往往并不完全以此为根据，许多地方的民间继嗣观念以血脉说为根据，认同外甥及外孙的宗祧继嗣权，如陕西蓝田扶风等县以甥舅有血统关系，以甥为嗣“竟视与亲生子无异，甚且有合户欢迎，酌酒相贺者”；甘肃皋兰县“有以外甥承舅而同宗之人亦不争者，盖谓姊妹之子与昆弟之子相似，其血脉同出一本，较同宗之人或尤亲也”。安徽当涂贵池等县外甥 继承顺序仅次于同父周亲，“盖以外甥为其同胞姊妹所生，血统较为亲密之故”。[30] 因而南北方各地普遍流行外甥及外孙继承。

各地的宗祧继嗣及财产继承习俗形成也受各自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生活环境因素影响，民间继嗣观念存在着南北方的某些差异。北方社会表现以“宗”为其继嗣特点，“宗”的继嗣除了反映父子之间的世代连续性，还反映了兄弟分化的大宗与小宗区别。[31] 在继承中区别长子与众子是中国血缘宗法文化中的大宗小宗原则应有之义，在南北方宗祧继嗣及财产继承中均有其表现，如绝次不绝长、长子不出继等习俗，黑龙江、奉天、热河、河南、山东、山西、江西、湖南等地乡村均能发现。[32] 但是，北方社会更强调长子的“大宗”地位。在华北的良乡县吴店村、昌黎县侯家营、顺义县沙井村、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象征着宗祧继承的牌位、祖匣、家谱多归长子继承。[33] 长子继承祖屋也是北方社会长子继承特权，如陕西华阴县“原有祖房恒为长子分得，故俗有长子不离祖之说”，山西兴县“惟长子务须居其原宅，故曰长子不离旧院”，《同官县志》记载“长子不离老庄，次子不离马房”。[34] 北方社会长子继承牌位、祖匣、家谱及祖屋，被视为家族世系的“大宗”，有主持家族祭祀的责任。而南方社会则以“房”为其继嗣特点，房不仅代表了父子间的世系连续，而且反映兄弟平等分化，独立与父亲构成世系联系，强调每个儿子在继承中的平等地位。[35]

南北方继嗣观念的差异还表现在嗣子义务方面。北方强调嗣子的送死责任，摔盆执幡即是获得嗣子资格的一种凭证，可以得到财产继承权。河北清苑县、山西神池县、山西临晋县、陕西渭南县、甘肃全省等到地均有以顶盆者、摔盆者及执幡者为嗣子的习俗[36] ，在死者没有亲子或未立嗣子的情况下，丧礼中“有继承资格者往往争摔牢盆，以为取得继承之根据”。[37] 即使摔盆或持幡者未能立为嗣子，因为他们履行了送死义务，也享有部分的财产继承权，如山东东阿县、临朐县摔盆或顶盆者不能继承宗祧，也可继承部分财产；黑龙江各县承办丧事及顶灵驾丧者均有遗产继承权。[38] 北方各地习俗将人子送死义务与财产继承紧密相联，以致乡村丧礼多有“争继夺幡，辄致相哄”[39] ，实际上就是以此争夺财产继承权。

北方乡村社会虽然有长子以抽提祀田为名的长子田，但此种祀田常常徒具虚名，供奉血食并未成为嗣子的重要责任，在财产继承方面出现了不立嗣子而由送葬者迳行继承的情况，如华北地区，继嗣奉祀观念淡薄，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庄的农民甚至认为自己的死去亲人并不需要祭祀，家庭中无子者死后无须立嗣子解决血食供奉问题，其财产由兄弟分析继承，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和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均有不为自己兄弟立嗣而迳行分析财产的案例。[40] 南方乡村社会继嗣观念则以供奉血食为立嗣的重要原因，以奉祀宗祧为嗣子的重要责任，也是嗣子获得财产继承权的依据，强调财产继承与供奉血食的联系。南方许多地方流行死后立嗣，江苏高淳县死者无遗产，由亲族为之积资并立继供奉血食；湖北汉阳、浙江东阳、福建连城等县为未婚夭亡者立继， 继子有供奉血食责任和继承财产的权利。[41]

在乡村社会财产继承关系中，社会生活需要－宗祧继嗣观念－财产继承习俗三者处在一种互动之中，而社会生活需要往往处于关键地位。中国亲属文化本身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扩展性[42] ，亲不仅有血亲、姻亲关系，而且可以扩展到共同生活的非血亲或非姻亲关系，社会生活需要可以使此种共同生活的非宗亲关系及非亲属关系虚拟为某种宗祧继嗣关系，从而丰富了宗祧继嗣观念与财产继承习俗的多样性。在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中，异姓为嗣多以自幼抱养为条件，也是因为自幼抱养的异姓子有长期共同生活而具有亲情纽带。如陕西汉阴县、浙江诸暨、山西偏关的异姓为嗣习俗强调“抱养异姓三岁以下之幼子者”，此种异姓子有完全财产继承权。[43] 华琛在香港新界调查发现，乏嗣族人如果不能收养自己兄弟或堂兄弟的儿子，往往就从陌生人那里买下男孩继承。华琛认为，人们这样做是因为兄弟或同堂兄弟之子与自己具有较强的亲情纽带，抱养异姓子也可以通过长期共同生活建立亲情纽带，能够保证继子的忠诚及家庭财产的安全。[44] 斯图柯德在华南地区田野调查时发现冥婚名义上为死去的儿子立继，实际为自己立嗣孙作为继承人，人们解释立嗣孙是“害怕宗族的人欺骗并夺走自己的财产”，而嗣孙可以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建立亲情纽带。[45] 兼祧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具有亲情纽带的嗣孙作为继承人。

一些以共同生活为基础的非亲属关系并不虚拟为宗祧继嗣关系，其财产继承关系也可以成立。如许多地方的异姓子并没有宗祧继嗣权，但这并不妨碍长期共同生活的异姓子享有全部或部分财产继承权。对于义子所生之子（即义孙），因为生长于家庭之中，各地习俗普遍认同为“自家人”，承认其与亲孙一样的地位与继承权，河北各县“若义孙则产于己家，虽义子所出，而情均天伦，固与亲孙无殊也”。[46]

社会生活需要促使新的宗祧继嗣观念及财产继承习俗产生，如同父同祖亲关系历来是乡村社会互助的基本群体，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兼祧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同父同祖亲财产继承权而产生的继嗣及财产继承习俗，“始于乾隆年间，前代无有”。[47] 人们甚至也会因为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而不顾宗祧继承原则，如许多地方留媳招夫并继承财产，就是因为养亲无人，寡媳承担家计劳动，“实因本县农村经济使之然也”。[48] 在浙江吴兴、安徽广德等县，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后“户丁稀少”，为了解决家庭劳动力和继承人，于是民间兴起“异姓承嗣办法”。在闽南，异姓继承普遍，就是因为当地房族争夺激烈，人们普遍多立异姓继子（即螟蛉子），以增强家庭及房族势力。[49] 而且螟蛉子等承担在海上贸易中冒险犯难的勾当，在以海外贸易为主要生存资源的闽南社会，螟蛉子往往掌握了家族盛衰命运。[50]

三、 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与宗族关系

以宗祧继嗣为基础的财产继承习俗对家庭－宗族结构的再生与维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认为诸子均分制度下的儿子潜在财产权对于大家庭分裂有着决定性作用，“往往会使基本家庭从联合家庭中分离出来”。[51] 近代习俗调查资料表明存在着此种儿子潜在财产权，如甘肃平凉县、浙江义乌县均有未分家析产的儿子“将家中财产书立约据，出卖与人”，其父母死亡后才投税过粮管业。[52] 潜在财产权往往引起兄弟间冲突，满铁华北调查发现大家庭内兄弟之间常常会因为子女多寡、子女教育费支出、浪费金钱、懒惰等发生矛盾，“收入和支出常常敏锐地支配着他们的大脑，往往是妻子算账而丈夫发言”。[53]

妇女奁产权也对家庭分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妻子娘家带来的财产属于特有财产，与家产区别开来，自带财产是与家产区别的私产，所谓‘贴己’，称之为夫妇‘两人的东西’”。[54] 由于奁产的存在，大家庭内部的一对新夫妇往往“构成了共同体”，“他们被赋予某种经济独立性和追求更大的独立性”，于是“一个新家庭开始在家庭内部生长”，最终导致大家庭的分裂。[55]

诸子均分制度又造成了小农家庭之间的共业联系，或是由于财产本身存在着物理上不能分割的情况，或是为了便于生产和生活，分析后的家庭之间往往存在着共同所有、共同使用的共同财产关系。在河北省宝坻县，家产分析后，井、碾磨、车、采土场、家屋宅地、进出道路等为共有公产。在栾城县寺北柴村，兄弟分家之后共有一部水车和大车、骡等现象较为普遍。[56] 家庭之间存在着共业关系使原来的大家庭关系并没有完全断裂，而再生出新的家族关系。当然，此种共业关系会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变化而改变，具有暂时性特点，此种家族关系也并不是一种强大持久的宗族分支关系。

以宗祧继嗣为合法依据的财产继承习俗也规定了一个父系继承的系统，宗族成员之间有着继嗣及财产继承方面的权力和义务，从而促进宗族关系的凝聚与宗族村落的成长。在促进宗族成长方面，南方养膳田作为祭产共业继承习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养膳田地继承上，南北方习俗有所差别。在北方乡村社会，养膳田的继承仍然与养生送死有关，陕西蓝田县养膳地就是“父母生养死葬之业”，负责养生送死的儿子享有养膳田的继承权。陕西扶风县的养膳地是个例外，名为香火地，归主持家族祭祀的长子继承，实际上也大多用于生养死葬的开支。[57]

南方社会重视奉祀祖先，“蒸尝视为孝子仁人最要之务”[58] ，抽提祭产为一项重要社会习俗。富有家庭的父母亡故后，养膳田往往成为共同继承的祭产。虽然由于近代乡村财富向城镇的转移、乡村贫困化及新文化对祖先崇拜的冲击，养膳田抽提祭产甚少发生，但近代习俗调查资料及方志均有此习俗记载，如福建浦城“父母养膳约占诸子分产之半数，父母亡故，即以为祭产”；江西横峰县养膳田，“如父母均故，则拨作父母祀产居多”。[59] 宜北县家庭析产，“抽存一部分父母犹存作为养老田，殁后作为祭田”。[60] 与此同时，在四川等南方地区，与北方长子继承祖宅习俗不同，有“分爨时除留祖宅”作为共同财产的继承习俗。[61]

此种祭产、祖屋的继承为家族共同继承，成为宗族凝聚的物质基础，也是宗族关系成长的基点，中江县的风俗调查说： “兄弟析产分居各为一家，遗产多者则留一份为蒸尝，共占蒸尝者则分别为宗族，其无产或遗产少者则各随生活而人他适，有家制而无族制者多矣”。[62] 南方乡村土地关系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有共同继承的祖先祭产较多，“诸族各有祭田，其祖宗遗下以备祭祀者为血食”[63] ，其中许多祖先祭产就是由养膳田转化为祭产。共同继承祖先祭产的子孙 “不论族服疏远”均可参加集体祖先祭祀活动，“皆设有祭银、祭田以赡其祀”；[64] 同时共同祭产可用于宗族的赡济助学及公共事务开支，“子孙贫者因得分惠，而资以振之”[65] ，从而构成了宗族生长的物质基础。

在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分支理论中，公产是宗族分支与凝聚的关键，拥有公产的“小族支会不断成长，成为一个大而繁荣的合作单位”。[66] 近代乡村财产习俗调查资料可以对弗里德曼理论作一个补充：这种带来宗族分支与凝聚的最早公产主要就是养膳田转化而来的祭产和祖屋，由于其共同继承特性而促进宗族关系的凝聚，密切联系的宗族群体因此而成长。

北方社会的养膳田主要用于生养死葬，剩余也多由家庭继承，缺乏共同继承的祭祀公产；而长子长孙田及香火地等属家庭私产，且早已失去了祭田的意义，临县长子长孙田“初不知为主庙祭而设”，兴县“析产者亦拨长子、长孙田，然不知其为祭设也”。[67] 于是造成了祖先祭祀的缺乏，一般人民的祭祀活动，“祭品不必备物，视农家所恒有者，仪文简略”。[68] 缺乏祖先崇拜缺乏宗族公产物质基础，祖先崇拜淡薄，“村民自祖以上名字皆不能知，安望其洁蠲奉奉祀处”[69] ，乡村社会祠堂稀少，北方宗族关系就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南方社会恰好与此相反，养膳田转化为祭产，祭祖活动又强化了人们的祖先崇拜文化心理，宗族祭产不断积累、合并与扩大，乡村社会普遍出现大规模的祠堂公产，进一步强化了宗族关系。

财产继承习俗与宗族关系也是处在相互作用之中。在乡村财产继承过程中，宗族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一些地方，析产分家的中人是亲族与外亲、乡邻的结合，如高邑县家长分产时，需要“约同家族长辈或乡邻中洞达事理者”均分财产。[70] 在许多地方，中人就是宗族势力，如黑龙江各县分析财产“由主持家务者召请亲族公同议定”。而且族长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清苑县“凡同族遇有继承分居事项，须有族长议定继承，书立继单”。[71] 特别是在非亲子继承的财产继承或争议较大的亲子财产继承中，习俗上往往由族长代立分书，族长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家庭父权与宗族构成了一种相互制约关系，宗族主要依据宗祧继嗣原则制约家庭父权的财产继承安排，在栾城县寺北柴村，“假如父亲的遗嘱不公，本门亲长或族长可以改变”。[72] 在山东聊城、山西新绛县、浙江富阳县，赘婿继嗣并继承女家财产均须经宗族同意。[73] 尤其是在南方宗族关系强大的地方，家庭父权作出违背宗祧继嗣原则的特殊财产继承安排，须经亲族或宗族认可方能生效；[74] 非亲子的立继继承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宗族势力的操纵与影响，各地宗族均有不得异姓乱宗规定， 1934年的武昌张氏宗谱“凡例”规定：“倘溺爱异姓而不择立本宗者，须由同族将其产业捐入祖祠，以作祭业，而除其名，永不入谱”。[75] 异姓财产继承人往往面对着宗族势力的强大压力，难于在村落宗族立足，如湖南长沙、湘潭、衡山、湘乡等县，养父母去世后，“义子非遭嫡庶子之苛待，即遭亲属之干涉，其或夺其财产而逐之”。[76] 四川蓬溪县的抱子多为“各族属轻视欺凌”。[77]

一般说来，宗族关系强大的地方，其财产继承中的宗祧继嗣原则就更为严格，而且更多地照顾亲族及宗族的利益，如湖南、湖北各地择继有分润亲族的习俗，“未立各人亦各分给若干财产”。当然，乡村宗族社会毕竟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家庭父权仍然是影响财产继承的基本权力，宗族有时也会与家庭父权达成某种妥协，如江苏句容县赘婿继承的家庭“须纳资于祠，其婿即可登谱顶门，享有被继承人一切之权利”。[78] 但更多的南方宗族并不会因金钱出卖宗祧继嗣权，而是承认异姓子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并不承认他们具有宗族的正式谱系地位，而是将异姓子列入非正式的谱系或是有区别地列入谱系之中，湖南长沙、浏阳等县宗族将异姓子列入副谱或零谱，江苏武进、浙江诸暨、福建建阳等县宗族是在谱系中标明义子继子抚子螟子等字样，或者是在谱系中“亲生子则朱线，买养子则用蓝线”，或者是在谱系中分内外行以容纳异姓子。[79] 以此方法将他们区别于宗族，同时又将他们纳于宗族生活共同体之中。

而在一些宗族关系薄弱的地区，宗族关系还不能构成强大约束力，家庭父权在立继方面就存在着更大的自主性，财产继承习俗中的择继、赘婿继承、异姓继承等就会较多，北方乡村许多较多的择继、赘婿继承、异姓继承与宗族关系较弱有关，如陕西蓝田县当地“人民大半不立宗祠，不修家乘”，异姓继承较多，“并无户族以异姓乱宗名义出而理论”。[80] 可以认为，南北方宗族关系强弱差异是造成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1]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126页。

[2] 仁井田升《中国 农村家族》主要以华北满铁调查为基础研究中国乡村家族社会，其中涉及到近代华北乡村财产继承习俗问题；沃尔夫、黄介山的著作（arthur p.wolf and chieh-shan huang,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1845-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80）以田野调查材料及户口登记材料为基础研究台湾三峡地区婚姻与收养制度，其中涉及到过继子与财产继承等问题；斯图柯德的著作（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89）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研究近代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女问题，其中涉及到女子的宗祧地位和财产继承权问题。华琛的论文（james l. watson,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a chinese lineage,man，vol.10,no.2(june 1975) ,293-306.）则对香港新界的过继习俗作了研究。拙作《近代长江中游家族财产习俗制度述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也对长江中游乡村社会财产继承习俗作了一些探讨。

[3] 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录》）（二），1930年，第1317-1360、1368、1572－1573页。

[4] 河北栾城县寺北柴村的调查，见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4页。

[5]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4、1580－1583页。

[6] 《调查报告录》（二），第1296、1676、1517页。

[7] 《万全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第222页。

[8] 《调查报告录》（二），第1446、1754、1638、1654、1669、1514、1488页。

[9] 《调查报告录》（二），第1572－1573、1579－1580页。

[10]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07－108页。

[11] 《射洪县风俗调查纲要表》，《蓬溪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新宁县风俗调查报告》（1948年），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博野县风俗调查纲要》，《河北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民国二十三年九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6卷；《利津县风俗调查纲要》，《山东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二档：十二全宗18257卷。

[12]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5页。

[13] 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o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p78,p84。

[14] 《调查报告录》（二），第1363、1789、1807、1658、1361、1298页。

[15] 《 沅陵县志》（清光绪二十八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609页。

[16] 《调查报告录》（二），第1535－1536、1741、953、343、1078－1079页。

[17] 在湖北，汉阳等7县准立同姓不宗之人为继，在麻城等2县则不得立同姓不宗之人为继，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626、1655页。

[18]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6页。

[19] 《调查报告录》（二），第1639、1659、1685、1693-1694页。

[20]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5、1750－1751、1812、1481、1492、1522、1421、1297、1764、1497、1486页。

[21]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3-1747、1789、1713、1644、1785、1376、1659、1807、1770、1727、1704－1705、1569－1570、1462、1770、1466页。

[22] 《调查报告录》（二），第1743、1797、1476、1500、1447、1453、1771、1436-1454、1724-1730页。

[23] 《调查报告录》（二），第1458、1749－1750、1763、1589、1753、1765、1374－1375、1794、1473、1597－1598页。

[24]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5、1298页；《高邑县志》（民国三十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0－111页。

[25] 《调查报告录》（二），第1721页。

[26] 《调查报告录》（二），第1500、1549页。

[27] 陈其南：《家族与社会 －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51－158页。

[28] 《调查报告录》（二），第1488、1380、1375－1376页。

[29] 陈奕麟：《由‘土著观点’探讨汉人亲属关系和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1期，民国85年春季。

[30]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6、1784、1476页。

[31] 石磊以华北地区为例说明“宗”的继嗣特点，石磊：《房与宗：两种不同结构类型的汉人继嗣体系》，陈奇禄院士七秩荣庆委员会：《陈奇禄院士七秩荣庆论文集》，1992年。

[32] 《调查报告录》（二），第1316－1363、1310、1808、1387、1400、1427、1441、1454、1513、1514、1693页。

[33]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36－137 页。

[34] 《调查报告录》（二），第1754页；《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简称《调查报告录》）（一），司法行政部编，1930年印本， 300页；《同官县志》（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第69页。四川绵阳有“多有宗子分老宅习惯”（《四川省绵阳县风俗调查纲要》，二档：十二（6）全宗，18269卷），绵阳地区与陕西、甘肃交界相邻，疑为陕西移民习俗。

[35] 陈其南以华南地区为例总结了房的继嗣特点，陈其南：《家族与社会 －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第131－136页。

[36] 《调查报告录》（二），第1297、1422、1444、1722、1770页。

[37] 河南开封“率牢盆”等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381－1382页；山东东阿县“摔漏盆” 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394页。

[38] 《调查报告录》（二），第1394、1402、1318－1372页。

[39] 《玉田县志》（清光绪十五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242页。

[40]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77－178、114页。

[41] 《调查报告录》（二），第1463－1464、1634、1556－1558、1575页。

[42] 陈奕麟：《由“土著观点”探讨汉人亲属关系和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1期，1996年春。

[43] 《调查报告录》（二），第1743、1748、1567、1452页。

[44] james l. watson,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a chinese lineage,man,pp298-302.

[45] 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 p96.

[46]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8页。

[47] 黄安《滠水吴氏宗谱》，卷首，凡例，1936年印本。

[48] 《洪雅县风俗调查表》：《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49] 《调查报告录》（二），第1554－1555、1479、1594页。

[50] 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第154页。

[51] 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52] 《调查报告录》（二），第1260、1037页。

[53]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224、104页。

[54]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6－127页。

[55] maurice freedman:ritual aspects of chinese kinship and marriage,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edited by maurice freedma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182.

[56]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 137－139页。

[57] 《调查报告录》（二），第1730、1737页。

[58] 《桂平县志》（民国九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1051页。

[59] 《调查报告录》（二），第 1597－1598、1517页。

[60] 《宜北县志》（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934页。

[61] 《中江县新志》（道光十九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120页。

[62] 《中江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63] 《会昌县志》（同治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1169－1170页。

[64] 《新化县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601页。

[65] 《蓝山县志》（民国二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590页。

[66] maurice freedman,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university of london:the athlone press.p53.

[67] 《临县志》（民国六年铅印本），《兴县志》（光绪六年重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609、597页。

[68] 《密县志》（民国十二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42页。

[69] 《无极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7页。

[70] 《高邑县志》（民国三十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0页。

[71] 《调查报告录》（二），第1317－1360、1295页。

[72]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17页。

[73] 《调查报告录》（二），第1395、1418、1566页。

[74] 《江西省萍乡县风俗调查纲要汇编》（1932年），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二（6）全宗18271卷；《常宁县风俗调查汇编》（1948年），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

[75] 张佩华等修：《武昌张氏宗谱》，民国二十三年凡例，民国二十八年印本。

[76] 《调查报告录》（二），第1680页。

[77] 《蓬溪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民风民俗调查报告篇3

农民自办文化普遍具有文化实践活动吸引力强、内容比较健康、参与者身心满足感强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在乡村社会，农民自办文化越多越普及，则深度参与其中的农民群众必然越多，相应地，留连于、沉湎于腐朽、落后文化的农民群众就会越少。从而为形成文明乡风提供健康的养料和良好的导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多了，参加健康有益的活动多了;搞封建迷信活动的少了，聚众的少了。

2、传承乡土文化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相当一部分农民自办文化源自乡村民俗文化，或具有不同程度的民俗特征，是对乡村民俗文化的继承。这是由于乡村民俗文化在时间安排、内容和形式上往往与农民群众的生产互补和平衡，与其生活相适应和相融合，容易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成为农民群众丰富的文化资源，因而，乡村民俗文化很容易被农民群众在生产之余和生活之中所沿袭、所采用，很容易转化为农民自办文化。因此，农民自办文化因具有文化的传承功效，将为当代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3、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增强农民致富能力

民风民俗调查报告篇4

春节到了，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象复苏草木更新，新一轮播种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人们刚刚度过冰天雪地草木凋零的漫漫寒冬，早就盼望着春暖花开的日子，当新春到来之际，自然要充满喜悦载歌载舞地迎接这个节日。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又称阴历年，俗称“过年”。

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春节的别称是过年。在过去的.传说里，年是一种为人们带来坏运气的想像中的动物。年一来，树木凋蔽，百草不生;年一过，万物生长，鲜花遍地。年如何才能过去呢?需要用鞭炮轰，于是有了燃鞭炮的习俗，这其实也是烘托热闹场面的又一种方式。

二、内容：春节习俗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

小年——腊月二十三

北方的“年”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小年的前几天，家家打扫房屋，意为不让灶王爷把土带走。

小年也叫祭灶节。祭灶，即祭送灶神升天。据民间传说，灶王爷本是天上的一颗星宿，因为犯了过错，被玉皇大帝贬谪到了人间，当上了“东厨司令”。他端坐在各家各户的厨灶中间，记录人们怎样生活，如何行事，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告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

“腊月二十六，杀猪割年肉”

这一天主要筹备过年的肉食。杀猪，当然是杀自家养的猪;割肉，是指没养猪的人到集市上去买过年吃的肉。

“腊月二十八，打糕蒸馍贴花花，题写桃符”

所谓贴花花，就是张贴年画、春联和窗花。贴春联的习俗源于古代的桃符。古人以桃木为辟邪之木，《典术》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厌服邪气者也。”到了五代时，后蜀君主孟昶雅好文学，也每年都命人题写桃符，成为后世春联之滥觞。后来，造纸术问世，才出现了以红纸代替桃木的张贴春联习俗。

“腊月二十九，上坟请祖上大供”

对于祖先的祭拜，在我国由来已久。大多数地区在二十九日早晨请祖。

“大年三十是除夕”

指中国及其他汉文化圈地区的农历一月一日的前一天晚上，一般这一天，是人们吃喝玩乐的日子，北方人包饺子，饺子形似“元宝”，是吉祥如意的好兆头。

大年初一，开门炮仗

大年初一早晨，家家户户开门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红炮竹，即保证爆炸以后，红的纸屑能够遍地铺满，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象征新年的日子红红火火。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这时满院瑞气，喜气洋洋，这就是“开门爆竹”一说。而且满院的爆竹碎红是不能扫的。如果非要扫，必须从屋子周围扫到中央，这称为“聚财扫”，据说这样才可以聚集财气。同时，这一天，不能往外泼水倒垃圾，怕因此破财。

年初二，媳妇回娘家

农历正月初二初三，是出嫁女儿回娘家的日子，依照古时习俗，女子无故不得擅自回娘家，所以这一天娘家的兄弟必须前往男家迎接，邀请姊妹们回娘家聚会，一顿家宴之后，再回家探亲。但这一道手续在现代已简化成了电话邀请。

年初三，呆一天

通常不会外出拜年，希望避免容易与人发生口角争执。

年初四，接神迟

俗话说“送神早，接神迟”，所以送神要在大清早，接神却在下午四点左右。家家户户备牲礼果菜，并焚香、烧纸、放鞭炮以示恭敬。

年初五，赶穷无 正月十五——元宵节

元宵节是新年第一个月圆夜，有观灯等习俗，故又称灯节。

三、结尾：春节的意义

春节是个欢乐祥和的日子，也是亲朋好友团聚的日子，在这一传统节日期间，人们祭奠祖先，除旧布新，祈求丰年，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家乡春节文化调查报告2一、调查报告的原因：

寒假期间，我随家人过了一个祥和快乐的春节，在过春节时，发现了一些风俗习惯，在中国人的过年习俗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年的习俗又是怎样来的呢?我带着疑问走访了村里的知名老人。

二、调查报告的内容：

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到：春节，代表了新的一年的开始;春节，意味着新春的到来，是美好的象征。周而复始的过着春节，可为什么要过春节呢?相传，古时候有个吃人的怪物叫“年”。“年”每隔365天就会出来吃人。有一个聪明的小孩想了一个办法：他让人们在门前贴上红对联，挂上红灯笼，并放鞭炮。“年”被吓跑回湖里。从此，人们每年都贴对联，挂灯笼，放鞭炮。“年”从此再也不敢出来了。所以人们第二天都会穿上新衣服，走家串巷去拜年，见到了人都会说“过年好”。这个习俗也就被传了下来。直到今天，人们仍会说“过年好”。

春节，人们都会在一起吃团圆饭，无论多远，也都会想方设法赶回家。腊月二十九，人们就开始忙着贴对联、“福”字、挂门钱。把“福”倒过来贴，有“福到了”的意思。大年三十，女人们就忙着包饺子，男人们就去“上坟”。“上坟”意味着想让死去的亲人也感受到新年的气息，同时也表达了晚辈对已故亲人的怀念与孝敬。

年三十晚上吃饺子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习俗。一是饺子形如元宝，人们在春节吃饺子去“招财进宝”之意;二是饺子有馅，便于人们把各种吉祥的东西包到馅里，以寄托人们对新的一年里的祈望。在包饺子时，人们常常将金如意、糖块、花生、枣、栗子等包进馅里。吃到金如意、吃到糖的人，来年日子更甜美;吃到花生的人将健康长寿;吃到枣和栗子的人，将早生贵子。

春节，长辈会给晚辈们一些压岁钱，意味着给晚辈们添岁，也寄托着长辈对晚辈的爱与期望;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还得串亲戚。人们会从大年初二走亲戚，串朋友，有的一直串到初九或初十。人们交流过去一年的得与失，为新的一年绘新谱。

三、调查报告的总结

春节的习俗来源已久，在中国民族流传了上下几千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望“春节习俗”在中国大地上发扬光大。

家乡春节文化调查报告3五千年云卷云舒，五千年斗转星移。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蕴藏着许多“举世宏伟”民俗文化，春节民俗无疑成为这里面的大话题。下面我就带大家一起进我的家乡——礼县，去探个究竟。

进入腊月，我们这里的老老少少就开始期盼着新年的到来。大部分家庭里边都喂着肉猪，大概腊月初八前后就要杀掉它，作为新年即将到来的一个重头戏。说到这，我们还流传着一句童谣活着叫它小曲吧!“腊月八，眼瞧花，还有二十二天过年呢!有猪的把猪杀，没猪的啃娃娃……”因此大多有条件的家庭在三、四月份都要到集市上去买头小猪崽来喂，到了年底杀了让其来扮演这出重头戏。

过上半月，小年也差不多就到了。在这期间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呢!诸如收拾屋子、给孩子买新衣服等等。小年的晚上我们这要送灶王爷的，还有一个俗称是说灶王爷要上天呢。反正这些老祖宗手里的东西我暂时是搞不太清楚了。今天家长会在集市上买来灶糖，晚上烧香点蜡的时候给灶王爷献。过不了会儿，小孩子们就会争先去取下来自己吃。这样小年也就算告一段落了。

随着年味的越来越浓，人们也越来越忙了。三十的一天就忙着写春联、贴春联。到了晚上，毫无疑问全家人在一起包饺子吃，据说会在饺子里面包上面额不等的硬币，如果某个人吃到它的话，以示来年的好兆头;所以吃饺子的时候全家人会非常的热闹。年夜饭吃完后，妇女就收拾厨房，男子去烧香点蜡，开始“接先人”，具体怎么回事，我了解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之后就是全家人坐在一起畅谈心声。现在的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注重起精神文明了，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象征。

经过漫长的一月的“折腾”，新年也就随之到来了，大年初一早上家里的妻子和女儿会一块做一顿丰盛的大餐以示来年的好运势，吃完之后就是非常热闹的迎喜神了，鞭炮声、台鼓声，各种象征好兆头的东西一应俱全表演起来，可热闹了。但是这里问题着实不少，有不少人把这样的习俗早已抛之脑后了，搞不懂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或许是因为他们太现实，不在乎这些表面上华而不实的东西?即便是如此，他们只顾着“掰长城”，也就是打麻将，虽然小赌怡情，大赌伤身但是他们不会顾那么多，靠那些东西去赚钱?这样可以吗?赢了的.人又能怎么样!说着说着就远了，不过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初一完了之后，和平常时间就没什么区别了,拿什么来拯救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民俗呢?

过了几天，大概初八开始到十三，大伙就开始准备春节的另一重头戏了，即社火活动。由指定的一届社火会成员四人来操办，全民参与，用四五天的时间来糊龙、船、毛驴、狮子、牛娃，还有装身子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十三晚上八点左右开始演出，共演三个晚上，顺序依次是狂龙、秧歌、花棍、牛娃、毛驴、狮子、耍拳、渡船等一系列活动。我们村的这一系列装扮都是人工制作的，一代代相传，少说也有半个多世纪了吧，这应当是一大特色。每年外村的人前来观看的人也不少，颇受邻村的欢迎。以前我小的时候，就这么十几项活动也能进行两个多小时，

但近几年只进行一个小时多一点，也说不清什么原因，就我个人觉得原因有这么几点：

1、老一辈演员现在岁数也大了，大多都已退休，或不愿意再去演，把它淡化了，新的演员缺乏演技，无经验，演出时间缩短;

2、人员的流失，大多外出务工人员没有返乡，还有儿童进城求学，上课时间太早而无法去出演;

3、思想观念上的不重视，直接导致淡化社火活动，这包括村干部，社火会成员的不重视;

4、资金收集困难等等。至此，社火活动就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正月十五闹元宵了，这个在全国各地都算是一项重要的春节民俗了，其具体情况想必大家也都熟悉的，我也就在这里不多废话了!我们这里的春节民俗活动也就这么个情况，说了这么多你有没觉得大这另你小有震撼呢?!

作为当代大学生，并且身为历史(文化遗产)专业的学生，深感背负重任之大!看到我们民俗当中的好多东西流失了，我想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现在的人对精神文明的东西重视不够，政府给保护这些民俗文化的投资力度不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民间无力支付保存和发展它的费用。因此应加大政府对它的投入力度。当然民间人们也应从思想上根除对民俗的不重视，这样的话，我们民间宝贵的精神财富才不会就这样散失。对我们当地的民俗遗产重塑当初的雄姿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个人对今年我们村的民俗活动也贡献出了微薄的力量，相信我们民间的这些精神财富在政府和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会发展的更加辉煌!

家乡春节文化调查报告4调查地点：甘肃省武威市

调查对象：家中的人及附近男女老少

调查人：______

调查方式：通过自己家过年、上街走访、询问、观察，向老人们了解，实地考察进行查询,观看家乡春节节目。

调查目的：时至今日，新一代的人却纷纷过上了洋节，渐渐淡忘了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春节临至，身为华夏子女，更应了解这丰富多彩，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节日——春节，现在我就带大家领略一下我家乡的春节习俗及其文化内涵吧!

“过个大年，忙乱半年”，古人从腊月开始忙“年事”，一直到过了元宵，这年才算过完了，我居住的武威市民勤县的春节习俗也是十分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通过亲身体验，上街走访，我更加了解了我的家乡的春节习俗及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接下来我将从腊月一直到正月十五来一一介绍:

说起家乡民勤春节习俗应该从腊八说起，农历十二初八，民俗称谓之“腊八”，是春节前的第一个节令，此后“年味”日渐浓郁起来。腊八主要是吃腊八粥素食，民勤传统的腊八粥用米、豆、麦、青稞等五谷(或粮食、大豆、黄米、玉米、扁豆)和宽面条熬煮熟后，先用来敬门神、灶神、土神、财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然后一家大小一起欢欢喜喜，团团员员享用五谷杂粮的腊八饭。“腊八饭”用的水，须是凌晨的井水。因此，农村有抢“金马驹”之俗。最早打上井水者，便谓得到“金马驹”，就要发财。所以这天妇女争先恐后的早起抢“金马驹”。饭也是天未亮吃罢为好。俗语说“腊八饭，黑洞洞，田苗长得黑沉沉。”预示庄稼茂盛、丰收。此俗现仍流行。

农历腊月二十三“送灶爷”，是民勤正式的祭灶日，一般也可以说从此揭开春节序幕。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人们称这位尊神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传说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所以家家户户也不约而同的蒸上祭灶的灶卷馍，大概有点点那么大小，献到灶台即可，让灶神享用，以示堵口。腊月二十三日祭灶与过年有着蜜切的关系，因为在一周后的大年三十晚上，灶王爷便带着一家人应得到的吉凶祸福，与其他诸神一同来到人间，灶王爷被天上诸神引路的，所以除夕都要灯火通明，迎来诸神一起过年。至今有这样的讲究:婆媳做饭是要说说笑笑，就是让灶神爷知道一家过的和睦幸福。长幼有序，对老人不能恶言，不能不敬。对上门的人不论贵贱要笑脸相迎，做到谦恭谨慎。因为灶神爷时时观察你的一举一动，否则会得报应。

腊月二十四到二十五“扫房”这两天家里人都会忙着打扫房间，庭院，厕所，猪圈鸡舍等，过个干干净净的年，万象更新。只要在家的家人这两天都上阵，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

腊月二十五到二十九“办年货”、蒸馒头、炸“馍馍”。家里的年轻人会去街上买年货，不过现在交通方便了，需求也大了很多，于是大多数人都去自己的乡里或镇里，有的还去民勤县城里面买。好菜，好肉不管贵不贵，想要得都买下。说到肉我们民勤县人大多是自家养猪的，所以猪肉一般不会买了。买些鱼肉等等。还有写对联的红纸或者直接买写好、印刷好的，门神，香。

馒头一般常见的，不过有大小两种。“馍馍”有很多种，面是前几天就准备，已经发酵好的，要看家里妇女的厨艺怎么样了，手巧的女人会做各种各样，色香味美，脆而不干，甜而不腻。女人们会使出十八般武艺，将“馍馍”做得最好。得到正月里来的客人、亲戚的赞。接下来当然要说除夕了，除夕也就是腊月的最后一天，春节的前夜腊月三十。现在多称为“年三十”、“除夕”，旧时，又称“除日”、“除夜”、“岁除”、“岁暮”、“岁尽”、“暮岁”。当然“除夕之义就是旧岁至此夕而除，新岁自明晨开始，有除旧布新之吉兆。这天也是我们吃、喝、玩、乐的日子，人们在中午便开始在大门、街门、房门上贴大红对联，门楣上挂门头子(彩色纸刻花纹的装饰品)和黄钱(黄纸上刻的花纹)。然后在下午要在肉锅里煮上饺子，用碗端上，拿上纸钱去庄子的前面迎先人，先烧纸钱，后致祭品，再放炮，意思是让祖先们来家中过年。太阳一落，家家都在堂屋里(院落中的上房，一般不住人，只供祖先牌位及先祖画像等)点烛焚香，祭祀祖先。所有男人(妇女在过年期间，不能进堂屋)都衣帽齐整，上香焚表鸣磬。祖先牌位前要献上食品供物。接下来是装仓。所谓装仓，是把猪肉(猪头最好)羊肉(过去的阔气人家还有鸡鸭鱼肉)煮熟了，每人捞上一碗，吃得尽饱，孩子们往往吃得很高兴。仓装完了，全家人坐在一起，说故事，拉家常，有的'玩牛九纸牌，兴的是一夜不睡，老人有一种说法“除夕”是熬寿的时间，谁休息得最迟，谁的寿命也就越长，年轻人可是冲这一点也要玩个天大亮。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守岁，即是对即将逝去的旧岁留恋之情也是对即将来临的新春怀着希冀，如果彻夜不眠，毫无倦意，就是预兆来年的精力充沛。俗称“熬寿”。

大年初一，大概到凌晨四五点左右，男女老少更换新衣，继则端上盘供，长辈们就准备燎天蓬的东西，当然燎天蓬之前要看今年的喜神在何方，农村一般要看自家的牛卧的方向，牛头朝哪边，就意示今年的喜神方向，然后全家老小，拿着花炮、烧纸、香、祭祀物品，出户迎接喜神，按“历书”所指喜神方向献盘敬香。在喜神所在方向架起一堆大火，大人小孩都要从火上跳来跳去，嘴里喊着“东去东赢了，西去西成了，牛羊满圈了，骡马成群了”意思是希望来年吉祥如意，五谷丰登。此即所谓“燎天蓬”。归来，开始吃饺子、拜年，先由小辈依次“磕头”递拜家长，进茶奉酒。然后，出拜亲族、邻里，各家都在客房里摆着油馃、馓儿和酒菜招待。晚辈给长辈磕拜后，长辈为了表示诚意和关怀，要给小辈压岁钱。这一天，人人见面都要问“过年好!”，平辈相遇，拱手致贺。拜年完了，他们有的弹唱，有的玩牌打麻将，整天都沉浸在欢快的情绪之中。

大年初二拜岳父、岳母都成为民勤一种乡俗，无论是新婚夫妇，还是老女婿，在初二都要去岳父岳母家道贺春节快乐。没娶过媳妇的必须到舅父母家去，没有特殊原因不能错过这一天。

初三是过年的最后一天。早晨仍在堂屋里上香礼拜，并把门楣上、仓子上、箱柜上挂的黄钱一律扯下来焚化，叫做“化钱”。意谓先祖来家过年，现在欢送他们回去。紧接着就是“打醋炭”，是在每个房里的火盆上或火炉中烧上一块石头，备好一碗带油花的陈醋，打醋台者手端一个大木勺，勺里放着烧红的石头，同时在石头上浇醋，醋遇上石头，就有浓烟般的热气冒起来，弥散整个房间，发出一种酸喷喷的异香。打醋台的人走向各个房间，各个角落。然后把剩下的醋和石头倒在大门外，据说这些东西驱瘟除邪，清除一年的灾祸疾病，因之又名“除百病”。打醋台的人前脚走，后面的人就跟着把房间、院落打扫一遍，三天的过年就算基本上结束了。

接下来从正月初四各乡镇排练的秧歌队、社火队穿梭于大街小巷、居民楼院、政府机关之间，富有地方特色的民勤小调在文化广场倾情演出，开着三轮车、小汽车的农村居民进城看戏、看社火成了新时尚，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日。

人勤春来早，正月初十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元宵节气氛。龙年元宵佳节准备得非常充分，氛围营造得格外热闹。由县城东小十字从南向北穿过文化广场步行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着“龙年大吉”的拱形彩门，彩门内一幅巨型的象征中华传统文化、祈祷人们万事如意，平安祥和的九龙壁富丽堂皇地矗立着。其次，依次摆放的是“瓜果飘香”长廊、“蟠龙柱”、“龙王治水”、“劲牛”、“花团锦簇”、“玉兔送福”、“航天模型”。两侧对称布臵“金钱树”、“苹果树”等各种花树。整体犹如传统庭院前庭、中院、后院、左右厢房式对称布局。在最北端是在玉兔指挥下的两条巨龙正欢快地玩耍“二龙戏珠”游戏。

正月十五日便是元宵节，古称“上元节”也是我国一个普遍的传统节日，在民勤县城四大街人山人海、人头攒动，吃元宵、闹社火、放烟花、观灯、猜灯谜、荡千米等，展现出民勤人民团结奋进、平安和谐、率先发展的时代风采，演奏出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生态良好、经济发展、上下一心的和谐音符与篇章中结束一年一岁的春节。

调查心得：

通过这次寒假社会实践，我想，春节所以得到大家的重视，是因为它代表了人们的愿望，人人都希望生活的幸福、美满，希望工作顺利，前途无量，忙忙碌碌一年，所有的苦恼和愤懑都将在大家彼此的祝福声中消散，在彼此的祝愿中积聚力量，春节，给了每一个人畅舒胸臆的机会。春节还意味着团圆，在当今亲情日渐淡薄的形势下，春节提醒孩子“常回家看看”，在老人期盼的目光中体验家的温暖。春节也意味着春意融融，春天来了，万象更新，忧愁的、幽怨的、有恩的、有恨的都沉淀在冬天的冰雪中，当春风轻拂杨柳、小河潺潺歌唱时，每个人都能体会到光阴流转之速而增添宽容和大度。春节实在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节日。春节是四季之首，我们的足迹将踩出新一行。生命的里程又开始了一次始发，所以多一点期望，就多一份珍惜;多一点幻想，就多一份激情。

家乡春节文化调查报告5前言

随着经济社会全球化，农村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年青一代受到世界综合文化的影响，在思想与兴趣等方面出现“西化”现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有所淡化。春节期间，我对家乡农村的春节文化习俗进行了适当的调查，分享给同学们，借此激发同学们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兴趣，并思考改革与创新、继承与发扬。

下面向大家汇报关于春节习俗的三个方面的调查结果。

一、春联

走访和观察了几十户人家，认真查看和欣赏了各种对联，现将我的分析汇报给大家。

1、春联的格式

正门对联：贴在门堂中，纸张较宽大，字数一般4-5个大字，少数铁门有7个大字的。

门旁对联：贴于门两旁，一般木门旁较窄，多数是7个小字对联，也有9个小字对联。有些人家是大铁门，则是7-9个大字对联。

门头横联：贴于门堂上方，多数情况下木门才有，字数讲究为偶数，字数一般是10个字，通常是由一副完整对联构成的，

“四个字”：贴于门头正上方，特大字，反应主人的吉祥心意。常见为“紫气东来”、“飞熊镇第”、“耕读传家”等。

“福”字：正门的最上方通常贴一个“福”字。有的正贴，也有倒贴的。倒贴寓意“福到”。

柱联：贴于各种柱子上，大字对联，通常7-9个字。

迎喜条：通常贴在家门口的树上，如“迎喜接福”、“四季平安”、“四方来财”等

2、春联的内容

正门对联的内容多半都是积极、乐观、祥和、祝福等等美好的。

祈愿类的，如“花开富贵，竹报平安”

言志类的，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祝寿类的，如“福如东海水，寿比南山松”

歌颂类的，如“国梦圆时家梦好，政风畅处世风清”

写景类的，如“几行绿柳门户晓，一树红梅万户春”

行业类的，如“联通千里全家福，信达万户百姓欢“

励志类的，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

3、春联的材质与种类

(1)地方工艺的红纸人工书写：比如，我爷爷就喜欢买当地叫“凤凰特红”红纸，在白纸上涂上红色涂料，越晒越红。用碳素墨水书写对联，即使一年过去了，还是黑字黑的发亮，红纸则鲜红如新。

(2)印刷版：就是在一般的红纸上印刷黑色字迹的对联，这种对联开始好看，时间长了就会裉色发白。

(3)烫金版：也属于印刷的一种，在红纸上印刷烫金字对联，金光闪闪，很好看，但阳光晒的时间长了，字就会掉下脱落。

很多年青人不太讲究，喜欢买印刷版对联，方便省事。但是年龄大一些的人喜欢买好红纸，请人到家写对联或订购手写的对联。其实，后者赋有传统文化气息，值得推崇。

4、贴春联

(1)时间

贴春联通常时间是除夕当天的上午，贴好春联就等着吃午饭了。但也有提前一天、二天贴春联的。大人们说，民间有习俗，穷人家过年就是“年关”，但只要贴上春联，债主见到了就不会上门要债了。

(2)程序

“总把新桃换旧符”，贴春之前，通常要上一年的旧春联撕掉，把门清理干净。

农村一般会先“打”好“浆糊”，然后裁好对联，做好准备。先在门上相应部位涂上浆糊，然后把对联拉直，轻轻贴上去，稍微调整后，用抹布压平即可。有时候要借助椅子、凳子和梯子才行。

贴对联也讲究文化，传统文化要求左边为上联，右边为下联，而上下联的判断依据是平仄声，需要了解对联知识并拼音基础好。如果家里人没有文化，你从他家的春联贴法就可以看出来。

5、特殊的孝联

对于家中有人去世的家庭，很多人家会贴1-3年的孝联，以示对亲人的沉痛悼念。

二、烟花爆竹

在传统的习俗中，春节放烟花爆竹是不可缺少的，硫磺硝烟味总是和春节的气息紧密整合在一起。人们总是以为烟花爆竹放的越响亮，来年的运气就会越好。网络查询可知：放爆竹是为驱逐一个叫“年”的吃人怪物，以确保民众平安，进而演化为一种祈福平安的民间习俗。

1、燃放时间

(1)过小年，腊月二十三的晚上，目的是为了送灶神回娘家(天堂)。民以食为天，期盼灶神能“上天说好话，下地保平安”。

(2)除夕年夜饭时。过去，年夜饭是在晚上，如今“抢过年”，不少人家上午没到十点就吃饭了。

(3)除夕半夜12：00时。“爆竹一声除旧岁”，守夜结束时，爆竹声震天，接“灶神”回家，迎接新年的到来。

(4)正月初一的早晨，俗称“开门炮”。民众很讲究“开门炮”，希望一次呵成，预示新的`一年中一切顺利!

(5)正月初三早上“送年”。过去，表示节日完成，需要开始下地干活了。

2、烟花爆竹的种类

(1)礼炮型烟花：观赏性强，冲击力大，安全性要求高，燃放需要在空旷地带，当然价格也是较贵的。据说是近十多年才有的，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往往燃放的既多又“豪”!

(2)鞭炮：有普通鞭炮与闪光炮(如“遍地红”)两种，前者是传统简装鞭炮，价格较便宜，后者是精包装、安全性好的鞭炮，价格较贵。鞭炮燃放起来持续响亮，预示顺当，是春节必不可少的。

(3)手持烟花：通常是儿童们手持燃放的观赏、娱乐型烟花。我小时候就喜欢缠着父母买这种烟花玩。

3、反思

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即使在乡下不限放烟花爆竹，相对于往年，燃放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以往，除夕及正月初一，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村庄和街道，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硝烟味道，让人咳嗽不已，简直令人窒息，呼吸困难!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还在小学，爷爷奶奶要求爸爸过年也要放烟花。后来，经过爸爸、妈妈和我的建议和反复劝说，爷爷奶奶就再也不要求燃放烟花。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在老家爷爷奶奶准备好过年的鞭炮，爸爸在单位和小区里再也没有燃放过任何烟花或炮竹。作为老师，爸爸每到春节都教育学生爱护环境，不要燃放烟花爆竹，他确实以身作则做到了。

烟花易冷。不管烟花爆竹多美，过多地燃放的确对环境空气产生了污染，需要我们理性对待。听在曾经在上海过春节的大舅说，上海过春节非常安静，根本没有一点儿鞭炮声，但大街上的年味也很浓厚。或许，我们也要改变思想观念，对传统文化进行改良与发展，对烟花爆竹进行必要的控制。

三、走亲访友喜酒忙

1、走亲访友是春节最热闹的事情。

现代人工作繁忙，不少亲人打工在外，春节成为亲戚之间互动的主要时期。一般地，走亲访友都会带点礼品。礼品多数为酒类、乳制品，也有其他的，如香烟、保健品、糖果或玩具等。到家后，主人会招呼大家先围在火盆周围，端出各种糖果零食，泡上家中最好的茶水，一起拉起家常。

一般地，血缘关系近、平时关系好的亲朋好友会留下来一起吃饭，仿佛不吃饭是对主人的不尊敬。老年人特别希望亲戚朋友在家里多热闹一段时间，所以有不少亲友会选择聊天、喝酒、打牌，把热闹的气氛搞的浓厚，主人会很开心，事后也会津津乐道。

2、喜酒扎堆礼金重

因为平时在外工作的人多，乡村多半是妇孺儿童和老人，所以很多人把喜酒安排在春节期间，比如结婚、乔迁，甚至还有把孩子周岁喜酒提前或推后到春节期间，图的是亲戚朋友都能到场，热闹一些。这些扎堆的喜酒无形中使得春节变得更加匆忙，甚至会遇到一天要喝2-5家喜酒的情况。

3、反思与新气象

走亲访友带礼品导致浪费较大，虽然有的家庭可以把A带来的礼品转送给B，而B又流转给C，但最终家家都会留下一类酒品和乳制品等，而今礼品动辄几百元，导致每个家庭花销很大。但实际中，很多家庭一年也喝不了几瓶酒，礼品往往过期了也用不掉，浪费惊人。

喜酒扎堆使得很多人春节礼金花销很大。随着经济的发展，礼金越来越重，由于崇尚礼尚往来，礼金的攀比导致的经济压力也不小。

然而，春节也出现了新气象。

(1)有不少家族统一意见，春节往来不再带礼品，彼此之间见面聊天、喝酒、打牌，图个热闹，就非常不错。

(2)也有一些家族搞AA制新团拜，把家族的亲人约到酒店，一起见面吃饭、聊天、娱乐，不要天天张家李家到处跑，效果也是很好的。

(3)也有家族轮流到访。今年一起到A家、B家，明年一起到C家、D家，等等。这样很多家庭可以解放出来，主办家庭也能一次待百客，节约了时间和精力。

结束语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有重大经济因素参与，我的调查报告也只是冰山一角。希望我的调查报告能激发同学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并思考改革与创新、继承与发扬，使得这一传统节日的意义和内涵得到更好的丰富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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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风民俗调查报告篇5

来源于秦汗时期的骆越”信仰多神，侗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崇拜自然物，主要从事

以生产鱼梗稻为主，农业。兼营林木。善用稻田养鱼，林业以杉树著称。侗族主要居住在广西的西北部，湖南，贵州的南部。

各种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传统。

同其他民族一样，侗族是中国56个民族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有着自己的传统文化活动，民族风俗。比如说侗族大歌，山歌，芦笙舞，芦笙踩堂等等。其中芦笙踩堂是比较大型的活动，侗族和苗族都有的一种传统活动。每年都有一次，但是各个地方举行的活动不尽相同。

所以对这个传统活动做了比较具体的详细的调查。本次调查为了更具体的解芦笙踩堂。

芦笙踩堂是一种大型的传统活动，前面已经提过。活动流程包括几个节目，首先是活动负责组织向现场撒纸包糖，跟着就是青年男子也义务的向现场的小朋友发糖果，这个流程主要是引起现场的气氛，其次就是跳芦笙舞，芦笙舞是由吹芦笙的青年男子和穿着传统民族服装的青年女子一起完成的这个节目是纪念我祖先的一项主要活动。再次就是进入活动的高潮了这个流程包括侗族大歌和比芦笙。唱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最拿手的一种活动。住在侗乡的侗族人民，侗族大歌都是自编自唱的因此这个节目也就是所有流程中最热闹的唱侗族大歌的人都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中年妇女----歌仙”当然这些歌也是自己编的唱歌开始的时候，歌仙”一起唱，随着就是哆耶”哆耶”也是属于侗族大歌的一部分。不同的阵营”不同。

芦笙踩堂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哆耶”开始时，哆耶”侗族人民每次大型活动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因此。活动组织负责人叫上在场的青年男子们围成一圈，再由”歌仙”中的一位带头唱”哆耶”其余的人都只是跟着唱后面两个字。唱着祖国的美好未来。赞扬着党给人民的爱，感谢党给我带来的美好今天。

就是比芦笙”所谓的比芦笙就是几个芦笙队在一起吹，随着”哆耶”结束。再由芦笙评判组评出哪个芦笙队吹的芦笙最响亮谁就是最后的获胜者，这就是比芦笙。社会调查报告格式社会调查报告怎么写中学生社会调查报告大学生社会调查报告

这就是活动的全过程了

这种活动在各个村寨都有不同的举行办法。村举行办此活动的日子是正月初八。之所以选这个日子是因为古代的老人们希望我村的人民们生活过得正正稳稳的永远奋发图强，当然。八八发财”还有一个值得说明的就是村举办此活动的地点也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地方。人民常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以祖先们很久以前就选择我村附近的一个比较高的山头做为我踩堂的一个固定的地点。祖先们希望他未来的子孙们奋发向上，步步高升。因此，正月初吧当天村里的青年男女们三五成群的相约到此山头去等待活动的开始。

村里派有一个专门的人走街串巷的叫喊，村举办这活动之前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环节那就是正月初八的前夕。叫喊的目的就是通知人们明天去哪里举办活动，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唤醒沉睡一年已久的祖先们灵魂同我一起去庆祝传统活动。因为在村里流传中说只要叫醒了祖先们活动的当天我就能很顺利的举办此活动，同时天气也会顺着我意，去参加活动的人们也会安全的回家。

民风民俗调查报告篇6

首先是调查内容广泛。涉及国家的各个方面，如币制、盐政之调查；妇女缠足、禁烟之调查；自治和户口之调查；各地风俗、民事、商事习惯之调查，等等。

其次是规模宏大。调查机构和调查报刊大量涌现。据李章鹏考证，从1903到1911年，中国相继成立的43个调查机构，其中29个为官方机构，而1908年这一年官方调查机构多达15个。1903年后，全国调查次数大幅增加，是此前所有调查总数的135倍之多。宣传调查的报刊持续增加。他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所收集的清末261种期刊统计，曾辟有调查栏目的有53种，占总数的20.31%；刊登过有关调查文章的有108种，占总数的41.38%[1] （pp.76～78）。

最后是调查的组织程序也比较严密。先由中央修订法律馆统领，根据调查活动的进展情况陆续制定了各种专门的操作规则，然后各省成立“调查局”，一些省调查局制定更为详细的调查规则和调查文件格式，最后各府县则设立调查法制科，各地参与社会调查活动除专职调查员之外，还有地方官、商会社会团体及乡绅。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 徽州知府刘汝骥于宣统元年（1909年），主持了徽州社会调查。刘汝骥是晚清时期一位颇有政治眼光、办事踏实认真的政府官员，曾经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召见。据《陶甓公牍》卷首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召见刘汝骥，对有关新政问题进行了垂询。关于中国政体，慈禧太后肯定了刘汝骥“去年条陈甚有见地”；对新政时期官员保举过滥也“条陈的很好”。此外，慈禧太后还询问了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慈禧太后训直隶学堂如何时，刘认为“近日办学堂的毛病是縻费太多，中学堂以上学科太杂，于经学反多荒废”。当慈禧太后问及留日学生“流弊日多”的原因，刘回答：“此当慎之于始，非中学有根柢者，不得遣派，自然流弊可去。”慈禧太后耳闻“日本有假丝售于我国者颇多”，刘对此也颇为关注：“此不独日本，印度、法兰西皆有”，并且提出独到的见解，“我中国亦可仿造，求皇太后、皇上责成商部，认真提倡，自然有效”。慈禧太后对当时洋布充斥中国市场表示忧心忡忡，“又为我国一大漏卮”，刘提倡大量设立民办织布局加以抵制。皇太后还提到工艺广兴问题，刘建议可以在川陆通衢省份举行内地赛会来鼓舞民众[2] （pp.462～463）。

这次召见中，刘汝骥表现出了关心时局的忧患意识、力图振兴的改革精神和认真务实的办事态度，尤其是其良好的官员素质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正月初七日，光绪帝颁布上谕，着刘汝骥补授徽州知府，要求他严加整饬州县，体恤百姓疾苦，实心办事。

在徽州的社会调查活动中，刘汝骥表现出了踏实严谨的作风，严格按照中央规定的调查流程办事。当时，省里成立“调查局”，徽州府以省里规定为标准，“此项法制子目由省局所颁，并无异同，只答问有详有略、有切题不切题之分别”[2] （p.576），在各府县则设立调查法制科，“知府就署设立统计处，派委各县学识兼优，热心公益之士绅组织统计学会，分任调查，并令将法制事项一并分条撰说，随时报告，以凭汇核编订。先后编送民情、风俗、绅士办事习惯各方策，陆续报告前来”[2] （p.578）。作为主持者，刘汝骥十分重视这场社会调查，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在法制一科调查过程中，将民情风俗、绅士、办事三习惯，“逐条撰说寄府，以便编纂，愈确切愈好”[2] （p.576）。对于“敷衍缴卷者”的黟县余攀荣则提出批评[2] （p.609），他希望士绅们能够齐心协力，“惟赖诸君挚诚毅力，同肩此一副担子”。这次调查有明确目的，“弟处广征鸿文，将于此互证参观，以求其差异，即以此为纂订法典之定本也”[2] （p.576）。最后，刘知府复核各地独立成稿的调查报告，认为尚属确切者，“汇册缮正，具文申送，仰祈宪台鉴核”。得到抚宪朱批的充分肯定后，刘汝骥“仍督饬各该绅等，将其余各项报告详细调查，依限造送务期，益加精密为要，仰调查局汇入编纂，并转饬知照缴册存”[2] （p.578）。此社会调查核实汇编被刘汝骥命名为《陶甓公牍》，宣统三年夏由安徽印刷局校印[3]。依据这次社会调查运作流程的制定和刘知府的工作态度，我们完全可推断《陶甓公牍》的真实可靠性。

《陶甓公牍》涉及内容翔实。其中，卷首记载了刘汝骥关注国内外局势，实行立宪问题。卷一《示谕》就是的告示，涉及府衙胥吏的任用，禁止一些陋习恶俗如淫戏、缠足、迷信、赛灯、戒烟和奖励实业等。从卷二至卷九《批判》（分《吏科》《户科》《礼科》《学科》《兵科》《刑科》《工科》《科》），这些内容汇集了八科出现的一些问题及禀批资料。卷十《禀详》是徽州府禀报自然灾害、地方学堂、选举及物产会等问题。卷十一《笺启》是刘汝骥和负责调查乡绅之间的信件往来。卷十二《法制》占全书篇幅最多，包括《申送六县民情风俗绅士办事习惯报告册文》，各县《民情之习惯》《风俗之习惯》和《绅士办事之习惯》。各县《民情之习惯》从生活、行为、成绩、团体、教育和道德上观察民情；各县《风俗之习惯》包括祭祀、丧葬、婚娶、居处、服饰、饮食、岁时、乐歌、方言、游燕、神道和宗教十二项；各县《绅士办事之习惯》分为“属诸人者”和“属诸事者”两部类。

综上所述，《陶甓公牍》由这次大规模的徽州社会调查汇编而成，基本上能反映当时的徽州社会实态，“所有言及徽州一府六县民俗中最为系统、详尽的一种文献，对于徽州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3] （p.127），因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在长期战乱和外国资本主义介入的影响下，晚清徽州民众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较以前发生了很大改变，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新的生活方式出现和对新事物的追求。

（一）崇洋的风气

“徽处万山中，其田土所产，啬于他郡”[4] （p.119），“烘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5] （p.781）。在十分艰苦的生存条件下，徽州人长期养成了生活俭啬的风俗习惯。但到了近代，炮火硝烟不仅严重破坏徽州社会经济，而且打破这一持续千年的传统，“内容愈瘠，表面愈华，好洋货者多，好土货者少”[2] （p.579）。《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绩溪风俗之习惯·服饰》分别把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和清末三个阶段绩溪男女服饰的变化详尽地列举出来。这一史料展示了三个阶段徽州民众衣着由土到洋的发展变化特点。

太平天国运动前，男装布料夏天是土葛布、土麻布，而夏布少，冬天是粗布；太平天国运动后，男装布料发生了变化，夏天是纱罗，次之是夏布、洋布，冬天是轻裘，次之是细棉布，土布则很罕见。到了晚清，男装衣料基本不用土货，呈现出“西洋化”的特点。男鞋也很讲究：喜瓦式、洋式，平时人们亦喜穿操靴、革履，佩戴镶宝石、钻石的金戒子作为饰品。与男服变化的三个阶段相对应，女装衣料在太平天国前“俱用布”，“有各种华衣，亦不肯穿”，太平天国后“细布、洋布每每皆是镶银花草及盘钉阑杆”，晚清则“洋货居多”；女子饰品在太平天国运动前一般不超过三件，金少银多，多为朴古的珠钗铒簪环，太平天国运动后则是满头插遍金珠钗铒簪环，再到晚清女子首饰多重金，珠较少。

绩溪在徽州府县中民风最为淳朴，“绩俗极俭，而安守本分，为诸邑所不及。语云：‘惟有绩溪真老实，’非伪言也”[6] （p.601）。绩溪尚且如此，其他各县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如婺源，“二十年前服饰崇朴素，富商大贾往来江淮、吴越间，皆穿土布衫”。但是“近各国通商，多染外洋习气”。“女子亦穿长衫，不着下裳，风气大变。又有少年子弟剪发，作流海圈”[2] （p.596）。

饮食方面也形成了崇洋的风气。祁门旧志记载：“家居务俭啬，茹淡操作，日再食，食惟■粥，客至不为黍，不畜乘马，不畜鹅鹜，贫窭数月不见鱼肉。”然而“近今民风稍奢，喜用洋货。唯城一都为最”。即使是西、南两乡，北乡无大宗出产，也是“喜新奇”[2] （p.601）。绩溪“近日斗靡争华”，在家庭祝寿、题主大宾、亲迎新婿等筵席十分丰盛，“十大簋、八小簋、四点心、十六碟”，使得负责社会调查的士绅感叹“此亦人心世道之忧也”[2] （p.622）。一些人担心“食洋货，其食用必期混同于欧俗，其影响于生计者，不至民穷财尽不已，欲端好尚，是在有转移风俗之责者”[2] （p.611）。更有一些洋货登堂入室。黟县“往时宴客尚俭”，近有“洋酒番菜”出现在餐桌上[2] （p.609）；休宁甚至出现了“洋酒之用于宴会，洋芭芦之施于小碗，洋乳为哺儿之要件，番馔乃请客之恒需”的现象[2] （p.585）。

（二）实用价值的取向

在晚清徽州民众生活方式中，崇洋的同时十分注重外来商品的实用价值。外来日用商品的最先接受者是新式学堂学生和徽商。学生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思想解放较快；而徽商长期在商海中搏击风浪，逐渐认识到西方商品的优越性。“学堂所用则铅笔、药水也，商人所用则毛毡、铁柜也”，均凸显了学生和徽商在使用日用品方面注重其实用价值。

《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绩溪风俗之习惯·服饰》中展现了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和清末三个阶段绩溪人服装款式变化。太平天国运动前，男装款式的特点是“幅短少袖狭”；太平天国运动后，男装中套裤、背心十分流行，是具有湖南特色的服装，即湘军的“两湖妆式”（“宽衣广幅阔袖”）。晚清男装款式“西洋化”的表现是操衣。女子的发型、款式也体现出简约、实用的特点。女子发型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多为“高髻”，太平天国运动后流行“扬州之髻”，晚清则是“苏、杭之圆扁式髻”。太平天国运动前，女装款式的特点是“袖狭而幅短”，鞋绣花；太平天国运动后，女装款式的特点是“宽袖广幅”；晚清女装款式是“狭袖，幅亦不广。城内及开通乡镇，则窄袖幅狭而长过膝”，“鞋不绣花，喜黑色”。

休宁男女服饰，“今则窄袖紧身，仿操衣而制，袄呢袍草帽，恃有表之可观。此风盛于学堂，经商者从而法之矣，绅衿则遍身绮罗，漏卮无算。妇人则竹素花布，年年花样翻新，然亦城市然也。”[2] （p.589）

可以看出，男女服饰款式的总体趋势是由繁琐到简约，这使得人们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劳动工作中都方便得多，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生活节奏加快，徽州民众做出的必然选择。

晚清徽州民居的建筑设计来也体现出实用价值的取向。徽派典型建筑是“粉墙黛瓦马头墙”，清新自然的质朴美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然而，“惟天井窄狭，光线不足，墙垣率外砖中土，俗名‘灌斗’，不甚坚固”[2] （p.609）。太平天国中，徽州民居建筑遭受严重破坏。光绪年间，徽派建筑修复中注重实用，如祁门旧建民房，天井狭窄，光线黑暗的状况得以好转，“近年大为改观，士大夫之家，未有不高大门闾、明窗净几者”[2] （p.603）。这就克服了以往徽派建筑采光难的弊端。

婺源的豸峰村被一些研究者称为中国乡村“西风东渐”代表。在这里，徽商建有若干西洋风格的建筑。其中，涵庐和潘次良宅（又名“洋屋”），大量运用了当时很罕见的洋灰（水泥）[7] （p.105），在原有徽派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加入了西洋的梯形窗、拱券门[8] （pp.74～75）。而绩溪建筑，“近有用洋铁、洋铅者，窗嵌玻璃者，城多乡少”[2] （p.616）。用洋铁、洋铅等西洋建筑材料可以使房屋更加坚固耐用，而用玻璃镶嵌在窗户上，则使得室内通风、光线较以前为好。这样就增加徽州民居的实用价值。

（三）西方文化的初步认可

晚清时期徽州民众在文化消费方面体现出对西方文化的初步认同。报纸是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印刷出版物，是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阅读报纸可以算作徽州民众认可西方文化的表现之一。《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记载各县的《民情之习惯》中有《报纸之销数》的专项调查资料。

婺源比较偏僻，加之邮局的玩懈，阅读报纸者较徽州其他五县相对少一些，只有九份报纸经由邮局送达。至于外交报、各种官报，除县署外，也是无人购阅。黟县的外出经商者心系信息闭塞的徽州家乡，往往把阅读过的报纸寄回去，使得黟县可阅读的报纸很丰富，单是从“沪上邮局递到报纸亦有十数分”。绩溪在邮局没有开设之前，阅报者很少。“邮局设后，阅报者渐多。调查现今销数约在百份以上，唯城内学界占大多数，乡间除学堂外官报派销外，阅者仍属无多。”祁门交通不便，但是他们一向喜阅京报阁钞，“自沪上报馆接踵而起，购阅者亦渐多。就所查悉者，除县学两署及城乡各学堂外，城内销报十四家”，即使是乡下情况也很乐观，其中“东乡浒溪销报两家，南乡平里鳙溪等处销报六家，西乡历口闪里等处销报四家，北乡善和等处销报两家”。歙县学堂、商会及城镇绅商“皆喜阅报纸”。休宁本地派销的官报有六家，而由外地寄送的上海出版发行的新闻时评报有七家，另外还有五家医药卫生报和杂志在绅、学、商界传播。

在近代教育的影响下，有些徽州人似乎也在主动学习外国，如“近日风气渐开，宦商子弟好习英文、英语，亦有习东洋语言文字者”[2] （p.605）。有的甚至走出国门，“近今新学发明，士人亦翻然有远志，负书担囊，肩背相望，抑间有东渡大和、西赴欧美，以博求新智识者”[2] （p.592）。绩溪调查者甚至主张“广兴女学”[2] （p.623）。这些都直接反映出晚清徽州民众对外来文化的初步认可。

（四）拜金主义的加剧

万历《歙志》中记载，明朝中叶以后，徽州形成拜金主义风潮，晚清时期这一趋势加剧，如婚娶习俗的变化。在休宁，男女双方婚嫁谈妥后，“开一礼单送男家去，縻费以二百圆为中数”，“女家必欲求其盈，虽男家借贷、典质而不顾”[2] （p.588）。歙县婚俗颇较贫富、论门第，“行聘用财，或墨银百圆至二三百圆不等”[2] （p.581）。祁门婚娶礼俗以前为首饰衣物，“今代以洋元，嗣具纳币帖，既媒氏约期迎娶”[2] （p.603）。同光新政后，绩溪元气尚未恢复，婚约聘金却有增无减，不堪重负的男方甚至“抢亲”。“推厥原因，殆由礼物太繁，聘金过多，始无力者迫而出此。历久相沿，绝不为怪，甚至酿成械斗巨案”[2] （p.616）。

拜金主义的加剧使得某些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父母兄弟的分家析产。《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科》记载各县民情之习惯的《共产析产之趋势》，反映了各县存在分家析产的发展。如歙县，太平天国运动前以同居合爨为美谈，太平天国运动后，家族荡析离散，甚至出现孝廉父别居的现象。“就目前大势论之，析产者多，共产者少”。休宁“父母在不别籍，不异财”的情况开始变化，“析产之事亦贤人君子所不能禁”。更有“近人如某某之挖窖案，枝节横生，鬼蜮迭出，本析产也”。道光以前，婺源徽商经营良好，析产情况很少，太平天国之后，商业衰败，十室而九空，“为父母者，及诸子婚娶毕，即为之析产，令自谋生活”，析产之风在婺源遂悄然兴起。在祁门，富裕家庭的兄弟争夺财产时锱铢必较，诉讼屡见不鲜，“故共产者少，而析产者较多”。黟县“析产较多于共产，同居分爨者则十室而九”。绩溪“析产者十之八九，共产者不过百分之二三”，兄弟叔侄之析产者，尽管仍保持商铺合赀经营，不过也是互相嫉妒，大都貌合神离，直至商业倒闭。而社会调查者进行理性分析，认为“从旧学说共产乃室家盛事，从新学说析产乃生活萌芽”。

如果说婚娶重礼、分家析产是晚清徽州民众拜金主义的加剧，那么则使之走向变态的极端。赌徒们往往聚众于公共场合，为患一方。徽州民俗有迎神赛会，赛会之期，“辄有戏，戏必有赌，贻害地方，殊非浅鲜”[2] （p.580）。所以有些人认为三月三、四月八、五月端午、九月重阳等节日醵钱演戏属于妄费，“且有借此以开场聚赌者，实为风俗之忧”[2] （p.597）。这一恶俗对社会危害很大，晚清绩溪在调查犯罪种类中得出“以为最”的结论。老百姓搭台唱戏的同时，另一边却是赌棚林立，“棚或数十人，或数百人，宝摊、骰牌，俱全。秋成后，无论大村小村，不啻以为其俱乐部，通宵达旦，习以为常”。赌徒们为防止政府干预，疏通了政府，“然开赌之先，又必于佐贰衙门说费，费纳则略无顾忌”，使进一步合法化。赌徒们往往设局诱赌骗取钱财，“成年子弟因此倾家破产者有之”[2] （p.613）。有的人甚至酿成家破人亡的惨剧，“祁民向称良善，年轻子弟诱入，因输空而轻生者有之”[2] （p.602）。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恶俗高度关注，把戒赌甚至写进塾材用来教育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学子，如《黟县十都宏村万氏文书》中的“课程”有一首《戒赌诗》：

凡人百艺好随身，门中莫去亲。

能使英雄为下贱，解教富室作饥贫。

衣衫褴褛亲朋笑，田地消磨骨肉嗔。

不信但看亲党内，眼前衰败几多人。[9] （p.481）

（五）鸦片的泛滥

鸦片战争后，随着鸦片的弛禁，吸食鸦片这一不良社会行为在全国十分严重，素有“东南邹鲁”美誉的徽州亦然。“徽俗不论贫富，吃烟者十人而六七，面黧骨削，举目皆是，此地方官之隐忧也。”[2] （p.542）而婺源是徽州六县的烟毒重灾区，“受患尤巨，下流贫民烟瘾特深”[2] （p.593）。甚至在佛门圣地，世俗化的佛教徒也出现了“释教口诵牟尼，而若辈多嗜烟”[2] （p.590）的怪现象，我们完全可以推断，烟毒确是此时社会痼疾，成为败坏社会风气又一重要根源。

对于打击和根除吸食鸦片，徽州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重视。徽州府《严禁烟馆示》，“照得开灯烟馆，勒限六月底一律闭歇”以痛除烟害。宣统元年开展调查时，“近据各县禀报，凡开灯烟馆遵限一律闭歇”，但是政府推测“其尤黠者或勾结吏胥虎前作伥，或改换门面壁后置人，或昌言文诰，不足畏法律，不足恃，招致无数惰民虱处于覆舟漏室之中，致有野蛮之举动”。于是再次重申，“本府执法无私，除恶务尽”，“劝禁其以烟馆为生涯者，速速改图他业”，若仍不知悛改，经查明后，“定即饬拿到案，烟具销毁，房封入官，轻则量予科罚，重则发充苦工，其勿悔切切特示”[2] （pp.468～469）。除告示，政府还要求民众购买戒毒药品，“林文忠公忌酸补正二方，最为有益无害。近日海上所售亚支奶戒烟药亦曾经化验无吗啡毒质，皆可购服”。政府又提升民众戒烟信心，“无论何药皆可戒除，只在此心有恒。有饿死冻死之人，断无瘾死之人，有吸烟日瘦弱之人，断无戒烟后不强壮之人”[2] （p.468）。对于戒烟药品还做减价处理，“减价售药，限期戒烟，官立局以提倡之”，民间组织也积极参与这一社会公益事业，“该县联合各绅创立族祠戒烟社，以辐官力之所不足”[2] （p.477）。

尽管如此，徽州禁烟效果却并不理想，鸦片依然泛滥成灾。如歙县尽管把禁烟当为“现今第一要政”，但“乡间私开烟馆尤为地方之害”[2] （p.482）。绩溪“有嗜好者帖然如故也”[2] （p.623）。休宁乡间私开烟馆，竟然依仗捕保为护身符。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口流动较快，禁烟更是难以奏效。“唯闻屯溪街口各处水陆通衢，莠民杂处，犹未能一律■除”[2] （p.542）。更有“土娼招赌卖烟，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况”[2] （p.524），这就进一步加大了禁烟的难度。

面对鸦片的泛滥，有人尝试用学校教育的途径来影响下一代。如《黟县十都宏村万氏文书》中有一首《戒食鸦片烟》这样告诫学子：

劝君切勿食洋烟，一食洋烟累百年。

日月半从灯下过，功夫多为引来捐。

销精铄髓形先瘦，荡产倾家疾久延。

莫到儿孙皆学样，始知流毒恨终天。[10] （p.481）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处于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晚清徽州亦如此，如前所述，徽州民众生活方式较前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呈现出新旧杂陈的现象，这正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共性。

徽州民众对近代西方物质文化认同使徽州社会生活呈现出近代化生活的气象。徽州当地商人和学生是近代西方文明进入晚清徽州社会的中介。在大中城市和通商口岸经营的徽商较早接触到新生事物，他们或是把外国商品直接寄送回家乡，或是通过把报纸寄送回家引领时代观念的转变，将外界新风吹入了徽州社会。而学生求知欲望强烈，易于接受新事物，如操衣，学习用品等即为学生率先使用。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芜湖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商品较易进入徽州市场。徽州民众形成了“喜洋货，嗜新品”的社会风气。洋货的大量输入，给当地的土货带来巨大冲击，极大地打压了土货的生存空间，一些传统的产品和工艺甚至面临着衰落和失传的危险境地。如黟县，“邑志载《春渚纪闻》有云，黟川布衣张谷制墨，得李氏法，今黟邑无造墨者。又《新安志》言黟、歙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长者五十尺，自首至尾匀薄如一，今黟邑并无造纸者”[2] （p.608）。绩溪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服装以自制芙蓉土布为布料，“今则芙蓉布失传”[2] （p.617）。

徽州民众对于外国商品的认同是崇洋的表现。外国商品在徽州大受欢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洋货本身的“货巧而价廉”[2] （p.611）。比如服装的色泽鲜亮且不易褪色，质地优良，款式非常实用，穿着舒适，同时外国商品的生产多为机器大生产，生产成本较低，价格较之土布低廉。又如学堂所使用的铅笔、药水，商人所使用的毛毡、铁柜，也较实用，这也是时代决定了人们追求简约的一种生活倾向。而徽派建筑使用的材料引用了洋铁、洋铅、洋灰等，设计上学习西洋增添窗户等也是比较科学的。这些都是土货所不具备的优点。这些商品受欢迎正是消费者的正常消费观念，反映了人们对舒适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和对外来物质文化的认同，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晚清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等的落后。这正是“土货不改良，洋货则乘隙而入”[2] （p.585）的必然结果。

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了积极向上的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催生出一些不良生活生活方式。徽州山多田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11] （p.205），以大批移民外出经商，明清时期徽商发展到鼎盛时期，足迹遍天下，以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说。留守徽州人主要依靠这些徽商输入钱财接济生活，甚至有些富贾及其子弟生活奢靡，挥金如土，刺激了本土消费型经济的增长。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介入，大多徽商经营每况愈下，徽州本地民众得到的接济钱财减少，由徽商支撑的本土消费型经济渐趋终结，而长期的养尊处优又使他们很难接受现实。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运动加速了徽州社会由盛转衰。徽州地区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主战场之一。太平军、清军和徽州地方团练在徽州屠杀、筹饷和掳掠，造成人口锐减、乡村经济凋敝、徽州本地商人一蹶不振等一系列恶劣影响，使之遭受到有宋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劫难。婺源“壮丽之居，一朝颓尽，败垣破瓦，满目萧然，承平四五十载，元气卒不可复，生计既极艰难，商贾迥不如前”[2] （p.596）。

往昔的风光不再造成了徽州民众巨大的心理落差。不难想象，有些人希望恢复以前的繁华，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已是求富无方，所以就企图通过豪赌而一夜暴富。明朝中期业已出现的之风到此已是愈演愈烈，赌徒们这种心理因素应该是这一社会恶俗屡禁不止的根源之一。而有些人，面对残酷的现实则产生消极情绪、恐慌心理，甚至产生一种末日危机感。这也在徽州民众的生活方式中造成深刻的影响，原本民风淳朴、积极向上、以俭啬著称的徽州人的生活方式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变得极为消沉、追求享受，及时行乐，在“一根烟枪、半盏擎灯”下麻醉自我，所以吸食鸦片也是晚清徽州绝难禁止的社会病态。尽管“赌毒”的危害人人皆知，但是这些非理性的消极生活方式却有其存在的深刻社会背景，给晚清徽州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晚清时期，尽管徽州民众日常生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只是停留在表面，即认可外国物质文化的这一层面，而在祭祀、丧葬、民间等精神深层次方面的日常生活方式变化甚微，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主流的思想与价值观被强大的传统观念所统治，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生活方式。这既表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徽州民众中的强大影响，也反映了过渡时期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作者简介】郭学勤，女，1976年生，江苏徐州人，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参考文献：

[1]李章鹏.清末中国现代社会调查肇兴刍论[J].清史研究，2006（2）.

[2]刘汝骥.官箴书集成·第10册·陶甓公牍[M].合肥：黄山书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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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吉士.寄园寄所寄[M].续修四库全书：第1197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顾炎武.肇域志：《江南二》[M].续修四库全书：第586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许承尧.歙事闲谭[M].合肥：黄山书社，2001.

[7]龚恺.豸峰村——中国古村落[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民风民俗调查报告篇7

二、目标任务

全面清理整治城区治丧环境，杜绝在城区街道、公共场所和居民住宅区搭建灵棚和游丧，禁止燃放鞭炮、吹奏鼓乐、抛撒纸花纸钱以及从事其它封建迷信活动，消除安全隐患，维护正常的丧葬秩序，净化城区环境。

三、方法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年3月20日至4月9日)

成立县专项整治城区沿街游丧陋俗活动工作机构，制定专项整治城区沿街游丧陋俗活动实施方案，并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宣传整治活动的目的和意义，确保家喻户晓、不留死角，使广大群众自觉革除沿街游丧陋俗，用实际行动维护城区环境。宣传、广电部门要充分利用县电视台、通讯、手机报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开展专项整治城区沿街游丧陋俗活动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民政部门要及时印制好《县人民政府关于整治城区沿街游丧陋俗的通告》，并安排相关单位及时张贴；县整治丧葬陋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派出宣传车，在县城和7个镇进行巡回宣传；城区街道办、各镇及各“三送”工作组要将《县人民政府关于整治城区沿街游丧陋俗的通告》张贴到全县所有行政村（社区）、自然村、村民小组和主要交通路口及街道，并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卫生部门要及时将整治城区沿街游丧陋俗活动的内容和要求告知丧户家属，引导丧户家属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各民间管乐队的宣传教育，引导民间管乐队自觉抵制城区沿街游丧陋俗活动。

（二）组织实施阶段（年4月10日至6月10日)

各镇及相关部门根据本实施方案开展专项整治，对在县城区域内（东至工业大道与广州大道交叉处红绿灯，南至历市镇良富工业区红绿灯，西至历市镇杨梅加油站红绿灯，北至仙岭大道与锦绣大道交叉处红绿灯）公共场所搭设灵棚、焚烧祭品、摆设路祭及花圈挽幛；在殡仪馆、火葬场、公墓、骨灰堂以外吹奏鼓乐；送葬车辆在社区内或城区道路沿途燃放鞭炮、鸣炮和抛撒纸钱、纸花等行为，根据《省殡葬管理办法》、《县人民政府关于整治城区沿街游丧陋俗的通告》从严从重处罚。同时设立举报电话（0797—4291104），接受群众举报。

四、措施要求

民风民俗调查报告篇8

(1)墙体广告备受局限。

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墙体广告在农村的信息传播中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由于其简洁，方便，廉价等原因备受涉农广告商家的喜爱。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完善，以及新农村建设，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纷纷出台措施开始对整个广告业和农村广告市场进行约束和整治，给墙体广告戴上了紧箍咒。

(2)电视虽成主流媒体，电视广告却受众不足。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电视机的普及率已达95．2%，近13亿电视人口中，农村人口超过7亿，占到55%以上，形成我国电视受众的最庞大群体。收看电视节目是农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美兰德的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农村居民每周平均约有5．2天会接触电视，远高于对其他媒介的接触频率；农村电视受众平均每天用于看电视的时间休息日和工作日分别长达150．7分钟和194．8分钟，领先于萁他各类媒介。

但是，电视媒体的流行并不能说明电视广告在农村也拥有了广大的受众群体。据美兰德关于农村观众对电视广告的收看比例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村电视广告的有效受众比例还不到30%，不少商家被第一个数据信息所误导，致使巨额广告费用打了水漂。

(3)纸质媒介传播力度差。

2006年下半年公布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表明，6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下降，以识字者总体样本计算，农村居民下降了9．6%。该研究发现，农民对报刊的阅读率降低，其主要原因是媒体多元化影响。新兴媒体的发展与普及，已对纸质媒体造成了严峻挑战。而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农民接受声像俱佳的光电媒体，显然比报纸更加容易。

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通过对农村的调查得出以下分析，“这种乡土社会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所以，养成他们阅读报纸、杂志的习惯绝非易事”。

(4)广播、网络受众稀少。

当前，我国农村广播的有效覆盖率低，农村居民的家庭拥有接收设备仅为24%，接收数量还是很低。同时，当下一些广播节目低俗化，把小众的内容拿来和大众分享，这种针对性很差。农村广播广告70%到80%是靠医药广告，有很多广告对社会极不负责任，一些专门的广告公司在电视上做的大幅广告基本上卖的都是假冒伪劣产品这在农民听众中形成了恶劣的影响，使得农村居民对广播广告产生了极不信任的态度。另外，随着媒体的多元化，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村居民对广播的需求量越来越低也是必然的趋势。

互联网作为新生的媒介力量在农村的发展极其缓慢。据调查显示：互联网在农村的渗透2005为2%，2006年为3%，而到2008年也仅有7．1%。农村居民文化程度相对偏低，年龄趋于年轻化，25岁以下的比例高达61%，青少年学生网民占据较大比重，他们上网聊天、打游戏、看电影的需求最大，而对网络广告的关注度极低。所以商家要想充分利用网络广告来影响广大农村受众在现阶段来说是极其困难的。

2影响我国农村广告市场发展的原因

2．1文化原因——礼俗社会对农村广告市场的抑制作用

2．1．1礼俗社会的形成

《礼记》说：“别尊卑定万物，是礼制法治行矣。‘俗”字在《说文解字》里训为“习也”，郑玄在《周礼注》中解释说：“土地所生，习也。”所以礼与俗，无论就其社会功能还是文化属性来说，分处于国家与民间的不同层次。社会学家费孝通经过社会调查提出中国基层社会本与礼治秩序，乡土中国是礼俗社会的见解。在礼俗社会中，儒家思想家运用“温、良、恭、俭、让”的概念作为礼的道德标准，在全国最大范围内得到了认可。使得中国人养成了中庸之道的处世性格。其节俭勤劳的价值观念成为了礼俗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据精神分析学的观点，人们在平衡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过程中必须依赖个人的文化素质和修养才能使三者得以协调，拥有良好的文化和素养能更多的抑制本我冲动的发生，有效地说服自我以道德目的替代现实目的并力求完美。但是文化知识水平的高低不是约束本我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超我是社会化的产物，是文化传统的运载工具。在传统文化浓厚的农村，农民受到更多社会礼节俗和传统价值观念的约束。在这种大的礼俗环境下，农村居民的大部分行为是受道德控制的，他们的一言一行受到社会礼俗和社会规范的约束，这种礼俗和规范能有效压制本我冲动性需要的发生，使得其消费行为较为理智，尽管这种理智是低水平的。同时，农村居民经济水平低、消费观念落后会使得其消费行为慎重、保守。

2．1．2礼俗社会作用的发挥

我们分析得出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特征慎重、保守、理智。农村居民观念保守导致消费保守自不必说。由于农村居民经济水平低，所以把每次的消费都作为一次冒险，在消费中自然慎之又慎，将这种风险降为最低。

农村居民由于受到农村礼俗和规范的有效抑制，其处事行为较为理智，加之以中庸之道的性格使得他们不断实行自我约束，而并不随一时一己的情绪贸然采取行动。另外在落后或边远的农村地区信息的不对称尤为严重，所以，他们对待广告的聪明选择就只有逃避了。

2．2社会原因——差序格局对农村广告传播的阻碍作用

2．2．1差序格局的形成背景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结构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新势力的厚薄而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同时又从属于以优于自己的人为中心的圈子。

笔者在农村生长二十几年，对农村这种格局有深刻体会。认为这种差序格局的形成有以下几种因素：

(1)血缘；(2)地缘；(3)经济水平；(4)政治地位；(5)知识文化水平。

圈子的大小和上述因素的大小强弱是成正比的。血缘组织越大，圈子就越大，其属性规则以伦理辈分为基础。地缘越是接近就越易形成差序圈子。而经济水平和政治地位的高低是圈子形成最重要的因素，它象征着权力支配的大小。而文化知识则是农村居民普遍缺乏又普遍渴求的。圈子的形成可能是一二种因素的结果，也可能是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2．2．2差序格局的作用

由于广告商的王婆卖瓜之嫌以及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使得农村消费者不断逃避广告。其实单纯的逃避广告也不至于使商家束手无策。令其头痛的是，在农村消费者逃避广告之后面对需求信息的收集却有了更好的受助方法。那就是差序格局为其提供的便利。

差序格局的中心人物一般有着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优势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圈内人员的敬慕和向往。晕轮效应使得他们依然认为其在产品信息方面同样有着良好的判断力和收索识别的能力。尤其在这种具有明显差序的农村社会圈子里面，攀上心理以及群体规范带来的压力，加之以个体能力的有限性，他们不敢与群体脱离，总是努力保持和群体领袖及成员意见的一致。努力得到群体人员的认可，不至于使自己被拒绝于圈子之外而孤立无援。

3应对农村广告市场运行现状的对策

3．1树立大广告意识．广告手段多元化

传统的广告传播渠道和手段在农村市场并非理想，针对农村广告的特殊性，要转变观念和方法，树立大广告意识。所谓大广告意识着重于广告传播手段和体现方法的多元化，突破传统渠道和手段的限制。目标是达到商品信息的有效传播，商品功能的有效理解，商品名称的有效记忆。

在农村市场上具体表现为把差序格局看成一个新的广告传播渠道。通过寻找格局中的核心人物，对其施以影响，从而借以形成对该产品的从众心理和口碑效应。那么商家的目标就是要辨别找出那些最为重要的中心力量，运用20／80法则，通过20的信息受众去影响80的人群，定会受益匪浅。

3．2减少广告诉求中的情感成分．增加广告诉求的理性成分

近年来我国农村的收入水平不断上升，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却越拉越大，20o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城乡收入差距突破万元，加之以物价水平不断攀升，致使我国农村居民实际收入下降。所以，农村市场基本上处在比较典型的功能性需求阶段，农村消费者注重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而不太注重产品的附加价值和精神享受。

民风民俗调查报告篇9

(1)墙体广告备受局限。

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墙体广告在农村的信息传播中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由于其简洁，方便，廉价等原因备受涉农广告商家的喜爱。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完善，以及新农村建设，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纷纷出台措施开始对整个广告业和农村广告市场进行约束和整治，给墙体广告戴上了紧箍咒。

(2)电视虽成主流媒体，电视广告却受众不足。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电视机的普及率已达95．2%，近13亿电视人口中，农村人口超过7亿，占到55%以上，形成我国电视受众的最庞大群体。收看电视节目是农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美兰德的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农村居民每周平均约有5．2天会接触电视，远高于对其他媒介的接触频率；农村电视受众平均每天用于看电视的时间休息日和工作日分别长达150．7分钟和194．8分钟，领先于萁他各类媒介。

但是，电视媒体的流行并不能说明电视广告在农村也拥有了广大的受众群体。据美兰德关于农村观众对电视广告的收看比例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村电视广告的有效受众比例还不到30%，不少商家被第一个数据信息所误导，致使巨额广告费用打了水漂。

(3)纸质媒介传播力度差。

2006年下半年公布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表明，6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下降，以识字者总体样本计算，农村居民下降了9．6%。该研究发现，农民对报刊的阅读率降低，其主要原因是媒体多元化影响。新兴媒体的发展与普及，已对纸质媒体造成了严峻挑战。而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农民接受声像俱佳的光电媒体，显然比报纸更加容易。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通过对农村的调查得出以下分析，“这种乡土社会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所以，养成他们阅读报纸、杂志的习惯绝非易事”。

(4)广播、网络受众稀少。

当前，我国农村广播的有效覆盖率低，农村居民的家庭拥有接收设备仅为24%，接收数量还是很低。同时，当下一些广播节目低俗化，把小众的内容拿来和大众分享，这种针对性很差。农村广播广告70%到80%是靠医药广告，有很多广告对社会极不负责任，一些专门的广告公司在电视上做的大幅广告基本上卖的都是假冒伪劣产品这在农民听众中形成了恶劣的影响，使得农村居民对广播广告产生了极不信任的态度。另外，随着媒体的多元化，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村居民对广播的需求量越来越低也是必然的趋势。

互联网作为新生的媒介力量在农村的发展极其缓慢。据调查显示：互联网在农村的渗透2005为2%，2006年为3%，而到2008年也仅有7．1%。农村居民文化程度相对偏低，年龄趋于年轻化，25岁以下的比例高达61%，青少年学生网民占据较大比重，他们上网聊天、打游戏、看电影的需求最大，而对网络广告的关注度极低。所以商家要想充分利用网络广告来影响广大农村受众在现阶段来说是极其困难的。

2影响我国农村广告市场发展的原因

2．1文化原因——礼俗社会对农村广告市场的抑制作用

2．1．1礼俗社会的形成

《礼记》说：“别尊卑定万物，是礼制法治行矣。‘俗”字在《说文解字》里训为“习也”，郑玄在《周礼注》中解释说：“土地所生，习也。”所以礼与俗，无论就其社会功能还是文化属性来说，分处于国家与民间的不同层次。社会学家费孝通经过社会调查提出中国基层社会本与礼治秩序，乡土中国是礼俗社会的见解。在礼俗社会中，儒家思想家运用“温、良、恭、俭、让”的概念作为礼的道德标准，在全国最大范围内得到了认可。使得中国人养成了中庸之道的处世性格。其节俭勤劳的价值观念成为了礼俗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据精神分析学的观点，人们在平衡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过程中必须依赖个人的文化素质和修养才能使三者得以协调，拥有良好的文化和素养能更多的抑制本我冲动的发生，有效地说服自我以道德目的替代现实目的并力求完美。但是文化知识水平的高低不是约束本我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超我是社会化的产物，是文化传统的运载工具。在传统文化浓厚的农村，农民受到更多社会礼节俗和传统价值观念的约束。在这种大的礼俗环境下，农村居民的大部分行为是受道德控制的，他们的一言一行受到社会礼俗和社会规范的约束，这种礼俗和规范能有效压制本我冲动性需要的发生，使得其消费行为较为理智，尽管这种理智是低水平的。同时，农村居民经济水平低、消费观念落后会使得其消费行为慎重、保守。

2．1．2礼俗社会作用的发挥

我们分析得出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特征慎重、保守、理智。农村居民观念保守导致消费保守自不必说。由于农村居民经济水平低，所以把每次的消费都作为一次冒险，在消费中自然慎之又慎，将这种风险降为最低。

农村居民由于受到农村礼俗和规范的有效抑制，其处事行为较为理智，加之以中庸之道的性格使得他们不断实行自我约束，而并不随一时一己的情绪贸然采取行动。另外在落后或边远的农村地区信息的不对称尤为严重，所以，他们对待广告的聪明选择就只有逃避了。

2．2社会原因——差序格局对农村广告传播的阻碍作用

2．2．1差序格局的形成背景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结构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新势力的厚薄而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同时又从属于以优于自己的人为中心的圈子。

笔者在农村生长二十几年，对农村这种格局有深刻体会。认为这种差序格局的形成有以下几种因素：

(1)血缘；(2)地缘；(3)经济水平；(4)政治地位；(5)知识文化水平。

圈子的大小和上述因素的大小强弱是成正比的。血缘组织越大，圈子就越大，其属性规则以伦理辈分为基础。地缘越是接近就越易形成差序圈子。而经济水平和政治地位的高低是圈子形成最重要的因素，它象征着权力支配的大小。而文化知识则是农村居民普遍缺乏又普遍渴求的。圈子的形成可能是一二种因素的结果，也可能是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2．2．2差序格局的作用

由于广告商的王婆卖瓜之嫌以及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使得农村消费者不断逃避广告。其实单纯的逃避广告也不至于使商家束手无策。令其头痛的是，在农村消费者逃避广告之后面对需求信息的收集却有了更好的受助方法。那就是差序格局为其提供的便利。

差序格局的中心人物一般有着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优势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圈内人员的敬慕和向往。晕轮效应使得他们依然认为其在产品信息方面同样有着良好的判断力和收索识别的能力。尤其在这种具有明显差序的农村社会圈子里面，攀上心理以及群体规范带来的压力，加之以个体能力的有限性，他们不敢与群体脱离，总是努力保持和群体领袖及成员意见的一致。努力得到群体人员的认可，不至于使自己被拒绝于圈子之外而孤立无援。

3应对农村广告市场运行现状的对策

3．1树立大广告意识．广告手段多元化

传统的广告传播渠道和手段在农村市场并非理想，针对农村广告的特殊性，要转变观念和方法，树立大广告意识。所谓大广告意识着重于广告传播手段和体现方法的多元化，突破传统渠道和手段的限制。目标是达到商品信息的有效传播，商品功能的有效理解，商品名称的有效记忆。

在农村市场上具体表现为把差序格局看成一个新的广告传播渠道。通过寻找格局中的核心人物，对其施以影响，从而借以形成对该产品的从众心理和口碑效应。那么商家的目标就是要辨别找出那些最为重要的中心力量，运用20／80法则，通过20的信息受众去影响80的人群，定会受益匪浅。

3．2减少广告诉求中的情感成分．增加广告诉求的理性成分

近年来我国农村的收入水平不断上升，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却越拉越大，20o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城乡收入差距突破万元，加之以物价水平不断攀升，致使我国农村居民实际收入下降。所以，农村市场基本上处在比较典型的功能性需求阶段，农村消费者注重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而不太注重产品的附加价值和精神享受。

民风民俗调查报告篇10

元宵晚会可以算是春晚的“结尾”，据悉，元宵晚会的硬性广告和软广告超过1亿，此次央视春晚与元宵晚会的总收入至少6亿。

中国网购金额去年逾千亿同比增长128.5%

据2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消息，国内调查机构艾瑞咨询和淘宝网联合了《2008年度网购市场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网购市场的年交易额第一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200亿元，同比增长128.5%；与去年相比，增幅上升了近40个百分点。2008年中国网购注册用户达1.2亿，同比增长185%。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网购市场突破千亿元大关，网购已经成为国内零售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CMMB手机电视上海起航3资费节目等框架已基本成形

2月12日，中广卫星移动广播有限公司与上海东方明珠集团正式签约，CMMB商运合作进入实质启动阶段，这意味着CMMB手机电视马上就将进入市民的生活。CMMB手机电视的资费、节目等框架已基本成形，预计年内就能基本实现信号在申城的全覆盖。

据业内人士测算，按照目前的收费标准，如果用户选择电讯流媒体方式收看手机电视，每天看60分钟，每月就需花费36元，如果收看时间延长则收视成本还会提高。而选择CMMB播出方式的手机电视不受流量费限制，每月只需花费少量费用，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目前CMMB手机电视在申城的软硬件配套建设也已初具雏形。在网络覆盖方面，目前上海中心城区的CMMB信号覆盖度室外已达到95%，室内覆盖达到了50%左右。今年上海市还将增建3个CMMB的发射网点，扩大对市内和郊区的信号覆盖率，包括完成本市13条轨交线路的信号覆盖。根据计划，上海市今年将会有6到10家CMMB体验店、100多个销售网点建成。在节目内容方面，除了基本的7套收视节目外，CMMB手机电视还将推出股票信息、天气预报、电子报纸等数据业务。

中广协会2008年度学术年会在天津举行

2月12日～13日，中国广播电视协会2008年度学术年会在天津举行。会议对2008年度中广协会学术理论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对2009年学术理论研究工作做出了部署，同时，为第10届广电论文评比获奖作者和广电宁波杯“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征文”获奖作者颁奖。会上，国家广电总局改革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委员黄勇做了“广播电视业目前面临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发言；中广协会顾问、学术委员会主任刘习良通报了第三届学术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和学术研究工作的相关问题。与会代表围绕着广电面临的新一轮体制改革、数字电视发展、广电事业产业发展等议题分组进行了讨论。

中广协会会长李丹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会长张振华一同到会。会议由天津市广电局、天津广电协会、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承办。

1575家传播色情和低俗内容网站已被关闭

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的力度持续加大，继春节期间关闭55家违法违规网站，2月2日又关闭68家传播色情和低俗内容的网站。截止2月2日，在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中，已关闭传播色情和低俗内容的违法违规网站1575家，关闭色情博客148个。

全国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被依法关闭网站的地域分布相对集中，50%以上集中在江苏、福建、浙江、广东等地，福建厦门电信、江苏扬州电信、浙江湖州电信等电信运营企业为一些违法违规网站提供了接入服务。

有关负责人指出，色情和低俗网站主要通过手机、固定电话、小灵通等收费牟取不法之财。开设网站门槛过低，部分电信运营商监管不力，也是导致一些违法违规网站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有关负责人强调，整治网上低俗之风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坚决遏制网上低俗之风，不给色情和低俗网站生存空间。任何企业不得为提供收费渠道，对为违法网站提供接入服务和收费渠道的企业，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开设博客传播色情信息同样是违法行为。

国家广电总局拟推出2008年度20个典型节目形态

据《北京晚报》2月1日消息，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透露，广电总局拟推出2008年度20个创新创优典型节目形态。这20个典型节目形态是：中央电视台的《文化访谈录》、江西卫视的《传奇故事》、广西卫视的《金色舞台》、贵州卫视的《中国农民工》、上海第一财经频道的《头脑风暴》、河北卫视的《读书》、广东卫视的《社会纵横》、四川卫视的《真情人生》、江苏卫视的《名师高徒》、福建东南卫视的《开心100-大魔竞》、内蒙古卫视的《蔚蓝的故乡》、安徽卫视的《相约花戏楼》、重庆卫视的《拍案说法》、深圳卫视的《直播港澳台》、湖南卫视的《智勇大冲关》、山东电视台少儿频道的《谁不说俺家乡好》、黑龙江卫视的《珍贵记忆》、北京电视台的《岁月如歌》、湖北卫视的《有奖有法》和浙江卫视的《我爱记歌词》。

朱虹指出，这20个典型节目形态在内容上涉及了新闻资讯、文化评论、故事解说、综艺展示、真情讲述、深度访谈、普法德育、读书教育、舆论监督、体育竞技等多个方面。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典型节目形态，是因为这些节目定位准确、视角独特、内涵丰富、形式新颖、格调健康，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满足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需求，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好评。这些节目倡导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营造了和谐健康的舆论氛围，体现了电视媒体的公益服务精神，彰显了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树立了电视媒体的亲和力、公信力和影响力。

2008年全国广电收入同比增长10.3％

民风民俗调查报告篇11

所谓采风就是国王派专人负责到民间采集四方风俗善恶，代语歌谣通过采风，统治者可以观政之清明，官之勤廉。采风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调查活动。

采风始自西周，目的一是观俗，二是观政，前者是考察生民的民情、风俗、习惯，后者则是通过民情来观察统治者的德行。

采风是一种观政之制。周初统治者以殷为鉴，认为欲使江山“永支百世”，就必须敬德保民，“秉德明恤”，《尚书·大诰》说：“天威不可信，民情则大可见”，天意就在民情中，透过民心之向背，可以了解天命之去向。正是了解了这一点，西周统治者确立了轻鬼神、重人治的治国方略，通过采风，实现“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之目的。周天子凭借采风获得的民俗的、语言的、文学的资料，透过其内容和情调便可了解政之好坏，民之疾苦，吏之贪婪，并据此来赏功罚罪，安邦治国。正如《诗经·关雎》小序所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西周采风制度是我国古代国家管理的一个创举，也是奴隶社会统治者主动接受人民监督的一个典型范例。这一制度为后来的东周所继承，并对两汉产生了较大影响。

汉初，政权未稳，经济凋敝，民间贫困，汉武帝为了巩固政权，缓和矛盾，继承西周的采风制度，加强了社会调查，多次派人巡行天下，“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元狩六年又“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2]大量的社会调查，使他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从而采取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后西汉元帝、平帝，东汉光武帝父子等都派人采风。两汉的采风活动为后人留下了“乐府诗”，[3]为统治者的为政留下了很好的监督素材。如童谣《举秀才》就是对东汉的察举制度的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

二、上书告诉

上书通常是指臣民向皇帝递交报告，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鸣冤喊屈或举报违法犯罪等行为。上书是古代帝王直接倾听群众呼声并利用它来完善统治的一种监督制度。百姓上书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相传尧舜为防止政令失误，曾相继设置了“进善之旌”、“敢谏之鼓”、“诽谤之木”，以广泛听取臣民对政务的建议、批评。

所谓“进善之旌”，是尧在位时在朝廷前设置的一面旗帜，让百姓站在该旗帜下向他直接指陈政事，提出批评、意见或建议。尧的这一广开言路的措施，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正是百姓的批评、指责，尧方知繇治洪水泛力，进而派舜巡行天下，考察民情。

舜为了更多地掌握民情，以免疏漏，在自己的门前竖起了“诽谤之木”。所谓“诽谤之木”，就是在门前立了一根木柱，无论是谁发现了舜的过失，都可以在木柱前大胆指出，由书记员记录下来转告给舜。舜一方面主动接受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还广开言路，设置了“敢谏之鼓”，收集治国之良策，征招治国之贤才。所谓“敢谏之鼓”，就是在门前放上一面大鼓，无论是哪个人想举荐贤良之士，进献治国之策，只要击几下大鼓，舜就接见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通过这种方法，舜重任了颛顼帝的八个子孙，惩罚了帝鸿氏、少皋氏的后代，亲自讨伐了三苗的叛乱，罢免了治水不力的繇。

周统治者也仿效尧舜之“敢谏之鼓”、“诽谤之木”的信访做法，在内朝设置路鼓，在外朝设置肺石，分别配置太仆、朝士等官职，专掌理百姓上访之事。“太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待以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御仆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复……以序守路鼓”[4]

汉世去古未远，普通民众对国家政事仍有一定的参与权。国家鼓励吏民越级上书，诣阙言事，制定了严格的保障吏民上书权利的“言事变”制度，据此，广大吏民可直接至汉廷反映官吏们的贪污违法行为，或对国家大政事务发表意见。

百姓上书言事制度在唐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唐初统治者十分重视群众舆论的作用，广开言路。武则天执政以后，为巩固皇位打击政敌，于垂拱二年六月，在中书省设置了匦使院这一特殊机构，为便于臣民上书，铸造铜匦置于朝堂外，让天下人投匦言事。[5]铜匦四面，几乎每一面都与招贤纳谏、献言进计、检举揭发、褒贬时政、军情、政策有关，它严如一个检举箱、意见箱，为百姓上书议论时政开辟了一个专门的通道。

唐之匦使院的建立，使上书监督制度化、规范化，为统治者了解下情开辟了一条专门的渠道。宋在唐的基础上，设鼓院、检院两个不同层次的专门受理吏民上书的告诉机构。

明清两代承继前制，允许臣民上书告诉，洪武九年下《省变求言诏》曰：“……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寻思至此，惶惶无所手足，惟告臣民，许言朕过……”[6]还在中央设有专门的接受吏民上书告诉的专门机构，通政使司和登闻鼓院(清改院为厅)，从机构上保障政情畅通。“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章奏实封建言，陈情伸诉及军情声息、灾异等事”，[7]是通政使司的重要职能。仁宗即位时诏：“凡军民利病，许诸人直言无隐”。[8]

三、非常诉讼

1.民拿害民官吏制

出身贫贱的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十分重视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他一方面颁布文书、诰谕，劝勉官吏廉洁，另一方面亲自编写、制定法律，利用法律严惩贪官污吏，树立典型案例警示其他文武百官要洁身自好。同时朱元璋还发动群众，让群众也参与到反贪治贪的运动中来。他鼓励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贪官污吏，建立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允许百姓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朱元璋在《明大诰·乡民除患第四九》律令中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挡。”朱元璋一方面鼓励人民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允民拿害民官吏赴京，另一方面要求官吏“虽无文引”，关津也要放行，毋得阻挡，“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于阻挡者，其家当诛。”[9]在朱元璋的号召下，常熟县陈寿六等三人把贪财害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面奏，并因此获得重赏，在朱元璋的亲自过问下，因刁难途经淳化的嘉定县民郭玄二等绑缚害民弓兵赴京告诉，巡检何添观被砍脚戴重枷服刑，弓兵马德旺被枭首。朱元璋不仅要求民众对贪官污吏可以绑缚赴京治罪，而且对不为民便、不行仁政、为非枉法的害民官吏，亦可擒拿赴京：“所在有司所掌事务，本为民便，往往不行仁政，于差拨及一切词讼，卖富差贫，刑名有理做无理。诏书到日，今后有司官吏敢有如此，许群民或百十擒孥赴京。”[10]明仁宗即位亦赋予民众对于贪官污吏、科敛害民官检举和告发权，然后由相关官吏进行拿问解京。[11]

民拿害民官吏不经地方，直接绑缚赴京面陈皇上，是一种非常诉讼。它一方面违反了大明法律关于户籍管理的规定，另一方面打破了正常的诉讼程序和审级管辖，超越了禁止越诉的规定。此外，它还打破了等级界限，使那些害民官吏颜面扫地。正是因为民拿害民官吏赴京治罪，严重损害了官吏的尊严，有伤大体，朱元璋死后其子就终结了这个制度，下诏对害民官吏许诸人首告，但须由所司拿问解京。

2.直诉与越诉

直诉即不依诉讼等级直接诉于皇帝或钦差大臣，它是诉讼中的特别上诉程序。直诉的形式主要有登闻鼓、邀车驾告御状等。

直诉作为制度成于西晋。西周时内朝之路鼓主要用来听取群臣百姓对政务的意见，或百姓对政务之批评，外朝之肺石则供京畿内外之老幼穷苦百姓申冤之用。两汉时期，虽没有直诉制度，但“诣阙上书”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直诉的作用。所谓诣阙上书是指案件受害人或其他当事人到京师向中央的司法机关提出诉讼；阙，即门观，为两汉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

以登闻鼓为主要形式的直诉制度始建立于西晋。所谓登闻鼓制，就是在宫阙大门旁悬一大鼓，凡有奇冤者可至宫阙击鼓，直接向朝廷上诉冤情。可见，登闻鼓制度是由前代谏鼓、谤木等以广开言路为目的的谏议制度逐渐演变而成的一种以直接上陈冤屈为主要目的的直诉制度。自晋以降，登闻鼓直诉制度各代相沿不改。

唐宋时期，除了登闻鼓制度外，还允许百姓邀车驾告御状，凡是案情较重，又有冤抑不能申诉者，可以不经审判机关而邀车驾上表，直诉皇帝。

登闻鼓、邀车驾告御状，是古代百姓沉冤难申时才采用的非常之手段，通过直诉皇帝或中央司法机关，来实现司法之公正。这一非常诉讼程序，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既是恤民政策的一种，也是一项重要的监督官吏的措施。通过登闻鼓发现冤假错案，发现官吏为非违法，通过对错案的纠正，对受害之当事人进行救济，对非法之官吏进行惩罚，进而达到正通人和之目的。

越诉是另一种非常诉讼。前述民拿害民官吏之制实质上也是一种越诉，但在政策法律上首开允许越诉之河的是北宋末宋徽宗统治时期。宋初，沿袭唐之规定，禁止越诉，原告须“先经本县，次诣本州、本府，仍是逐处不与申理，及断遣不平，方得次第陈状，及诣台省，经匦进状。其有蓦越词讼者，所由司不得与理，本犯人准律文科罪。”[12]宋朝末期徽宗政和以后，禁止越诉的限制发生了变化，凡“官吏辄紊常宪法，置杖不如法，决罚多过数，伤肌肤，害钦恤政”的推勘官及行杖人，“许赴尚书省越诉。”[13]宣和三年朝廷又针对“诸路州军公吏人，违条顾觅私身发放文字及勾追百姓”，“擅轩绳缫，以威力取乞钱物”，“而监司守令坐视漫不省察”的情况，“许民户诣监司越诉。”[14]宣和四年徽宗再次下诏扩大越诉范围。

在北宋基础上，南宋广开越诉之门，“朝廷虑猾吏之为民害，故开冒役越诉之门。”[15]民间词讼，“苟情理大有屈抑，官司敢为容隐，乃设为越诉之法。”[16]南宋增设越诉之法，主要是为了利用民众力量，加强对州县官吏非法害民行为的监督和钳制，并最终达到宽恤民力，恢复生产，巩固赵宋王朝政权的目的。《庆元条法事类》规定到：“诸奉行手诏及宽恤事件违戾者，许人越诉”，即对于官吏不奉行诏令，不依法办事，不重视民事，不宽恤民力等行为，准许民众越诉，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越诉的范围。

从南宋准许越诉的诉讼范围来看，主要涉及非法侵人物业、典卖田产不即割税、官吏受纳租税不依法、籴买官物非理科配、私置税场，邀阻贩运、官吏私自科敛百姓、官吏受理词讼不依法等方面的案件。[17]所诉事由对于原告来说基本上都属于民事案件，但从被告来看，却是属于被告的职能或职责所在，是国家的行政行为。

北宋、南宋的越诉之法，虽然意在宽恤民众，但却收到了行政监督之效果，发挥了行政救济的社会功效。

四、遣使巡行

遣使巡察是我国古代一重要监察形式。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推行视察地方的制度，称“巡行”或“循行”，随着秦汉监察制度的建立，尤其是汉十三部刺史的派遣，遣使巡行成为中央监察地方的固定形式。[18]遣使巡行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不论是定期巡行还是不定期巡行，监察官们都离不开基层吏民百姓的帮助或协助，换言之，遣使巡行是民众对国家行政事务及其官员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的一个重要渠道。

首先从监察对象和内容来看，遣使巡行的对象是地方官吏的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行政不作为等违法乱纪行为。汉武帝在派遣剌史时制定了《剌史六条》，严格规定了剌吏的监察对象是强宗豪右、郡守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及其子弟，监察的内容涉及以强凌弱、侵渔百姓、不奉诏书、违背典制、不遵法纪、滥杀无辜、为所欲为等行为。唐朝进一步扩大了巡行监察对象的范围和内容，其《巡察六条》将地方官不论大小全纳入监察范围，监察内容涉及官吏的品德、政绩、贪污违法等[19]。由于监察的内容涉及到百姓的自身利益，且监察官巡行可以帮助百姓解决问题，保护其利益，因此，百姓特别是受侵害的百姓都会利用监察官巡行的机会拦车(马)告状，积极参与到对地方官吏的监察之中。

再从监察的方法来看，巡行监察的方式主要有：接受检举揭发与控告。吏民的检举、揭发与控告是监察机关监督百官的重要手段，也是监察官获取官吏不法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监察官在巡行时，吏民通过拦车(马)喊冤、投书揭发或告密、或击鼓申诉等方式，向监察官反映情况。如汉朱博任冀州剌史时，一次出巡“吏民数百人”包围着他要告状。[20]

进行社会调查。调查一般是监察机关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或经吏民百姓检举揭发的违法违纪案件，经过一定的立案程序后，进行调查落实。汉朝监察御史翟方进调查的案件就是典型一例。[21]

采民俗。监察御史在巡行时，不仅要监察地方官有无违法行为，而且还要考察当地的治理情况，如教化、粮食收成、治安、风俗等等，以便对地方官作出正确的评价。采集民俗实际上是过去社会采风活动的一种变相沿承。汉宣帝派使臣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得失。”[22]武则天置右肃政台，专掌“察州县吏善恶，风俗得失。”命左肃政台兼察州县，每年春秋两次出巡，春采风俗，秋行廉察。[23]

中国古代百姓监督官吏制度，虽然不是法定的正式的国家行政监督体系的一部分，虽然它需要依据某一监察制度才能间接产生，但它在国家行政监督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它不仅体现了统治者体恤民众的恤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百姓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且，还维护了国家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改善了吏治，保证了政令的畅通。然而，中国古代百姓的这些监督活动或行为，毕竟不是真正的行政监督，尤其是不能与今天的行政监督同日而语。

注释:

[1]《汉书艺文志》。

[2]《汉书武帝纪》。

[3]西周采风的结果留下的是《诗经》。

[4]《周礼复官》。

[5]《旧唐书职官志知匦使条》。

[6]《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第45页。

[7]《明会典》。

[8]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第193页。

[9]《大诰三编民拿来害民官吏》第34页。

[10]洪武19年《优恤高年并穷民诏》，载《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第64页。

[11]《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第193页。

[12]同上。

[13]《宋大诏令集》卷202。

[14]《宋会要刑法》卷2二之82。

[15]《宋会要刑法》卷3之33。

[16]《宋会要刑法》卷3之29。

[17]参见郭旭东：《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600-607页。

[18]汉武帝元封5年(公元前106年)设立固定性的13部刺史，驻地专司监察地方。《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5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600石，员13人。”。

[19]见《新唐书百官三》。

[20]参见《汉书》卷83《朱博传》。

民风民俗调查报告篇12

海南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意义

（一）有利于海南旅游资源多元性开发

目前，海南旅游资源开发总体而言，主要是集中在自然风光和生态环境两个方面。当然这与海南独一无二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关，但是就世界旅游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如果过多地依赖自然生态环境来开发旅游资源是难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而且不利发展旅游文化内涵，树立旅游产品品牌。因此，大力挖掘和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有利于海南旅游资源开发的多元化，让海南旅游产业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二）有利于海南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中外旅客来海南，畅游天涯海角，领略椰岛风光，享受沙滩白云，感受黎苗文化，最令人回味的是天人合一的心灵感悟和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据有关旅游机构做过调查，旅游者出行最大的动机，是为了获得审美的情趣和精神的愉悦。因此，旅游活动具有文化交流的功能，旅游的发展与文化的传播相生相伴的。每一个旅游者都充当着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所以，大力发展海南民俗文化旅游，事实上就是对海南民俗文化起到保护与传承的作用。

（三）有利于加强海南旅游文化内涵建设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这是各国发展旅游产业的共识。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笔者认为，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海南在开发旅游资源上，一定要实现文化与旅游一体化，推动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融合。这对于提升海南旅游文化内涵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有利于增强海南旅游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文化资源是旅游的核心资源。一个地方旅游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有多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其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从旅游业的发展看，文化资源已经成为现代旅游的第一资源，凡是旅游吸引力、竞争力强的地方，都是有独特文化品格和文化魅力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看，深度挖掘民俗文化是提升海南旅游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是不言而喻的。从政府到民间，我们都应对此加于重视。

海南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原则

（一）原生态原则

任何文化现象都有其赖于依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民间习俗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坚实的民众基础，是普通百姓精神生活的重要构成和人生追求的真实反映。所以，民俗是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它不可能脱离老百姓的现实生活而产生。这就要求我们将民俗活动开发成为旅游产品时，应该尽可能保留其原生态，不能以商业化的思维为主导。否则开发出来的民俗旅游产品是不真实的、不长久的，缺乏文化质感，难以对旅客形成吸引力和震慑力。

（二）保护性原则

民俗是一个地区或民族在经过长期的生存和发展过程当中形成的。它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意义非同寻常。国际上，但凡旅游产业较为发达的国家，无不重视保护像民俗这种具有强烈本土文化特征的文化旅游资源。但是，我们面对自己先人所遗留的精神财富却不倍加珍惜，妥善保护，有时候甚至是竭泽而渔。任何文化都是由人来创造和传承的，所以，在民俗文化资源保护时，对传承它的群体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否则，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强调保护物态的民俗，那么，这种保护也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也会导致物态的民俗走进历史博物馆，成为死沉沉的展品。民俗事象应该是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

（三）参与性原则

民风民俗调查报告篇13

广告导向正确是刊发原则。北京市委宣传部长蔡赴朝提出,要坚决把不良广告逐出版面,新闻单位要充分认识虚假违法广告的危害性,增强责任意识,像管理新闻一样管理广告,确保广告刊播的正确性。新闻报道要“讲政治”,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广告审查时绝不能抱侥幸心理,对敏感广告要严防死守。例如,“六・四”18周年的敏感日子,成都某报却在第14版分类广告中,刊出一则“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广告审查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涉及国家和领土完整内容的、涉及宗教和民族内容的、涉及传销和非法集资内容的广告,是确保广告导向正确的编审重点。报纸广告编审人员要按照《新闻纪律教育大纲》《关于进一步加强新闻出版单位广告管理的通知》等严格审查广告内容,提高“广告导向”把关能力,保证不出政治性差错。

1.“领土”广告要维护

日本原首相麻生太郎在国会曾经宣称,“是日本固有领土,当然是日美安保条约适用的对象。”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不顾中国的反对,签署“菲律宾领海基线法”法案,将中国的南沙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领土。日菲上述言论行径,严重侵犯了我国的国家和领土完整。我国报刊出版时注意,对涉及领土争议的要用中国的地名称谓,如对南沙群岛不得称为“斯普拉特利群岛”,不能把称为“尖阁诸岛”,严禁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等。

天津某报审查广告时,发现“设计师来自台北,是为让您感觉国外居住的质感”的广告用语,经进一步仔细辨认,广告中的台湾地图背景有若隐若现的五个字母“ITAPE”。第一个字母“I”是“INDEPENDENT(独立)”的缩写,后4个字母为“TAPE(台北)”的拼写,其政治用心即“”!广告审查时还要注意不能出现“ROC”,ROC是“Republic Of China”的英文缩写,是将台湾称为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广告审查不够谨慎,容易导致政治性出版事故。有的广告中将台湾称为“国家”,如“中韩日台东亚四国”等。对刊发涉及台湾的广告,需按照《关于加强海峡两岸广告交流管理的通知》来审查。据有关部门统计,媒体犯的政治导向错误中,广告占了20%。

2.“民族”广告要尊重民俗

《刑法》专门设有“非法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广告审查员要按照《关于对涉及伊斯兰教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对含有宗教内容广告管理的通知》等文件严格把关。

审查广告时要注意,广告不得带有民族歧视用语,如某旅行社广告称,“置身回乡,坐上××人的土炕,听一曲口弦,观看回族服饰表演。”该广告用语“××人”是对回族群众的污辱性称呼,带有民族歧视,会破坏民族团结。编审时要注意,涉及清真菜时不能同时提到“猪肉”!屡屡发生的一些出版事故,极大伤害了穆斯林群众的感情和信仰,都是有关人员宗教观念不强和把关不严所致。

3.“维稳”广告要促进和谐

碧溪家居广场在各媒体热打“16万产权商铺热卖,购买即得日租金4元/O”广告,宣称“定期支付固定高额回报、保证回购、无风险投资”。广告致使5000余人上当受骗,碧溪公司共非法集资7.61亿余元。而葛优代言的“合作造林,首选亿霖”广告,仅北京就有1.7万人投资受骗,“亿霖公司”则非法集资16.8亿元。新闻出版总署等五部门曾发出《关于处置非法集资活动中加强广告审查和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制止了涉嫌非法集资活动广告,有效打击了非法集资活动。

利用广告“忽悠”广大市民投资,是亿霖传销案、碧溪集资案作案手段之一。市民是因对媒体“权威性”的信任,而放松了防范经济诈骗意识。数万受骗群众维权上访上诉,既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市民生活,也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和社会形象。

二、媒介可能是蛊惑、煽情和不负责任的,但必须承担起自身的公共责任,不参与为社会所谴责的活动。 ――哈饮斯(美国记者)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诚信是广告的源泉。虚假广告和“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低俗之风”是影响报纸公信力的四大公害。虚假广告为什么屡禁不止?在于报纸广告片面追求“市场效益”,金钱战胜了“广告的良心”! 新《刑法》增加了虚假广告罪。虚假广告主要分为,一是广告内容与客观事实相违背的欺骗性虚假广告,二是诱使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产生错误的理解误导性虚假广告。

收藏品广告、商品促销广告、住宅家装广告,这三类广告常登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联合下发《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要求媒体将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严厉打击利用广告欺骗行为,规范广告市场健康发展。

1. 广告“收藏”防虚假宣传

收藏品虚假广告常常假借领导人名誉作宣传,玩弄偷换概念混淆实质等手段,及承诺升值前景。企业把中央领导人在特定场合的讲话,移花接木或断章取义式地“盗用”,造成领导人为商品作广告的错觉。

《世界首套“中华国表”震撼发行》广告语称:“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家打破惯例,公开发行世界上第一款中华国表。9800元/套。伟人藏品只升不降是铁的规律。CIC中华财险提供100万元巨额价值承保,保值增值毋庸置疑。”这则广告涉嫌虚假宣传形式有:一是借用国家领导人名义搞促销,违反了《关于对广告中使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名义的违法行为进行检查的通知》的有关要求;二是宣称“国家打破惯例、特批发行”,制造“唯一性”假象误导消费者;三是夸称升值保障,如承诺保险公司保值,实际上收藏品是否肯定升值及升值幅度能否如广告所述,都是无法预知的。

2. 广告“商品”遏制假促销

商品虚假广告主要是价格欺诈,利用广告误导消费。报纸核心竞争力源于公信力,审查时应严格把关,不虚假违法广告,要打造诚信报纸品牌形象。如北京安贞商厦的促销广告――“200元买418元购物券”,引发许多消费者蜂拥抢购,结果却是“受骗挨宰没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