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技术论文篇1
摘要：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地处花岗岩地带，电站装机数量多，单机容量大，500kV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接地装置的入地电流可达33.3kA。按规范要求接地装置电位不应超过2000V，三峡电站的接地电阻应不超过0.06Ω。当电站接地装置处于等效电阻率为1000Ω·m的地区时，按估算所需接地网面积为70km2，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故立题进行探究。摘要：三峡电站接地电阻计算程序电位升高1前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规模巨大，电站共安装26台单机容量700MW的水轮发电机组，在电力系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峡工程的接地装置设计能否满足要求是关系到电站平安运行的重大新问题。由于三峡枢纽工程地处花岗岩地带，属高电阻率地区。按DL/T5091－1999《水力发电站接地设计技术导则》规定，大接地短路电流系统的水电厂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要满足R≤2000/I。三峡电站网外发生500kV单相接地短路故障的最大入地短路电流可达到33.3kA，电站接地电阻应不超过0.06W。若电站接地装置所在地区的等效电阻率为1kW·m，可估算出接地装置的面积为S=(0.5ρ/R)2=(0.5/0.06)2=69.5km2,这是不可能的。为此，1995年提出了“九五”国家攻关课题《三峡枢纽接地技术探究》，承担单位有长江水利委员会设计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现武汉大学)，任务是编制立体接地装置分布、立体电阻率分布的接地电阻计算程序。若接地装置答应电位升高超过2000V需探究该值还答应提高到多少，以及如何采取电站接地网的均压、防反击和隔离办法等。2三峡水利枢纽接地装置的布置三峡枢纽工程的各种构筑物有大量的结构钢筋，在接地设计中应充分利用枢纽建筑物的自然接地体。根据三峡枢纽的布置，接地装置由6部分组成摘要：①大坝接地装置；②左岸电站接地装置；③右岸电站接地装置；④泄水闸接地装置；⑤永久船闸接地装置；⑥临时船闸和升船机接地装置。2.1大坝接地装置三峡大坝全长约为2km，大坝上游迎水面结构表层钢筋网孔为20m×20m，作为垂直地网面积为239000m2。在上游库底敷设人工接地网，网孔为50m×50m，水平地网面积为245000m2。2.2左、右岸电站接地装置三峡左、右岸电站接地装置布置相同，充分利用水下钢结构物连成一体，钢结构物有摘要：尾水护坦结构钢筋、尾水底板结构钢筋、蜗壳、锥管、进水压力钢管等。在主、副厂房各楼层的底板四面还设置了接地干线，每层的电气设备接地线就近和接地干线连接，每层楼板接地干线和垂直接地干线连成一体。避雷器接地引下线直接引至进水压力钢管。布置变压器、电抗器的82m高程平台和副厂房92m高程GIS室皆利用楼板结构钢筋作为接地装置。500kVGIS室敷设两条接地铜母线，GIS设备接地线和铜母线连接，铜母线和楼板中地网多点连接。副厂房顶上的电气设备接地装置和副厂房顶上人工地网相连接。左岸电站水平接地网面积为28800m2，右岸电站水平接地网面积为36400m2。2.3泄水闸接地装置泄水闸全长583m，有22个底孔、23个深孔和22个表孔。闸门槽钢结构和上游迎水面结构钢筋连接，闸门槽钢结构顶端和坝顶门机轨道连接，底端和泄洪坝段的深孔底板接地网和1～7号泄洪坝段下游护坦接地网连接。泄洪坝段接地网面积为7200m2。2.4永久船闸接地装置双线五级船闸全长1600m，将船闸的闸室底板和侧墙结构钢筋和贯五级船闸两侧四条输水廊道结构钢筋连接一体，上下游导航墙的表层结构钢筋和船闸侧墙钢筋和人字门连接一起，永久船闸接地网面积为316000m2。2.5临时船闸和升船机接地装置临时船闸为一级船闸，船闸上下游导航墙表层结构钢筋和闸室底板结构钢筋和人字门连接在一起。临时船闸接地网面积为13300m2。利用升船机滑道将升船机蓄水槽接地网和金属沉船箱连接，蓄水槽接地网面积为3300m2。临时船闸接地网和升船机接地网紧邻，将两接地网连接在一起。以上6部分接地装置是通过大坝上游迎水面结构表层钢筋、贯穿整个大坝电缆廊道的接地干线、基础廊道接地装置和坝面门机轨道连接在一起的。3接地电阻的计算方法和程序验证三峡大坝区域散流介质分布极其复杂，电导特性各不相同，用常规接地计算方法无法计算分析三峡枢纽如此复杂的立体地网的接地参数。武汉水利电力大学采用边界元算法对三峡枢纽接地装置的接地参数作了数值计算和分析，编制了计算接地电阻的程序，完全在Win98/2000环境下利用面向对象的32位C开发平成了三峡接地计算软件的编制工作以及大规模的数值计算。首先根据对三峡枢纽地质结构的全面分析，确定了可描述三峡大坝地区散流媒质特性的物理模型，进而通过对三维电流场位势新问题的域内积分方程和边界积分方程的推导，建立了能有效进行三峡接地计算的数学模型。计算中考虑了大坝上下游水位、土壤复合分层以及长江河床目前状况的影响，突出了不同散流媒质电导特性的差异。利用在三峡模型基础上编制的程序可以计算均匀土壤和双层土壤中的一些简单或规则的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值，根据计算结果和已有的理论或计算结果的一致性，间接地验证了计算公式和程序的正确性。为了验证所编制的接地电阻计算程序的正确性，1997年10月24～30日在北京东辰科学技术探究所的户外沙池进行了两种地网模型（不同尺寸的倒T型地网）和土壤分层（水平3层、垂直4层）的模拟试验，测量的接地电阻值和程序计算的接地电阻值误差在10%以内。1998年3月17日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的琼脂电解槽中（电导媒质为水和琼脂）进行了两种地网模型（L型地网和倒T型地网）和土壤分层（水平2层、垂直3层）的小比例模拟试验，测量的接地电阻值和程序计算的接地电阻值误差在8%以内。利用计算程序对湖北省高坝洲水电站接地装置进行了计算，电站接地电阻的计算值为0.3914Ω。1999年6月21日对电站接地电阻进行了测量，测量采用电流电压表任意夹角法，测得电站接地电阻为0.369～0.384Ω。测量的接地电阻值和程序计算的接地电阻值误差为2%～6%。4三峡水利枢纽电阻率的选取根据物探部门提供的电阻率资料摘要：长江水电阻率为50Ω·m；两岸表层土壤电阻率平均为1000Ω·m；岸边和河床深层均为花岗岩，电阻率为15000Ω·m；江底岩石的厚度为30m,深层岩石的电阻率为22000Ω·m。按上述电阻率通过程序计算，三峡电站的接地电阻达到1.2Ω，远大于规范中0.06Ω的要求。为了获得三峡枢纽准确的电阻率原始资料，1999年3月3日对已完工的单项工程临时船闸的接地电阻进行了测量，测得接地电阻为0.369Ω。然后通过计算程序的反复试计算，算出三峡枢纽电阻率的实际近似值，水电阻率50Ω·m，岸边和河床底岩石电阻率为280Ω·m；深层岩石电阻率为4400Ω·m。说明长期浸泡在水中的岩石电阻率远低于完全干燥的岩石电阻率。5三峡水利枢纽接地电阻的计算5.1三峡电站500kV系统单相短路电流三峡电站分左、右岸两个电站，左岸电站装机14台，右岸装机12台，左岸电站比右岸电站和系统的联系紧密，左岸电站的500kV单相短路电流比右岸电站大。两电站500kV配电装置为3/2接线，左、右电站间无直接的电气连接，左、右电站的母线都分为两段。左岸电站500kV配电装置的母联断路器合上时为一厂运行，断开时为二厂运行。当500kV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单相短路电流、电站和系统供给电流、地网内和地网外短路的入地短路电流见表1。5.2三峡枢纽接地电阻的计算由于三峡枢纽接地装置的面积很大，同接地体材料为钢材，具有较大的内电感，接地网是个不等电位体，按等电位体的计算程序计算应加以修正，计算的接地电阻修正系数为1.75。电站初期的运行水位为摘要：夏季洪水期上游水位为135m，下游水位为70m，冬季枯水期上游蓄水位为135m，下游水位为66m；电站终期的运行水位为摘要：夏季洪水期上游防洪水位为145m，下游水位为66m，冬季枯水期上游蓄水位为175m，下游水位为66m。根据水下接地网面积用程序计算得到三峡电站接地电阻值如下摘要：（1）初期洪水期枢纽接地电阻值为0.199Ω。（2）初期枯水期枢纽接地电阻值为0.200Ω。（3）终期洪水期枢纽接地电阻值为0.168Ω。（4）终期枯水期枢纽接地电阻值为0.162Ω。初期左岸电站分二厂运行时，接地装置电位升高不超过3650V；终期左岸电站分二厂运行时，接地装置电位升高不超过3066V。当左岸电站为一厂运行时，接地装置电位升高为6660V，若要接地装置电位升高不超过5000V，则左岸电站运行机组不能超过11台。最终的运行机组台数应根据接地电阻的测量结果决定。6三峡电站地网电位答应升高值按规范要求“大接地短路电流系统的水力发电厂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宜符合R≤2000/I”，即要求接地装置的电位不宜超过2000V。这对三峡电站显然是不现实的，可以提高多少？需进行一系列的试验探究，关键是低压装置、控制电缆和继电器的工频伏秒特性。电缆的工频伏秒特性是比较平坦的，当电缆的屏蔽层剥掉4cm，电缆可承受工频电压15kV。继电器的工频伏秒特性更平坦，在0～30s的范围内可以认为是一条水平直线，继电器可承受工频电压5.5kV。故电站接地装置的答应电位升高到5000V应该是容许的，只需将电缆的屏蔽层剥掉1cm就可以了。7三峡电站接地装置的均压和隔离办法7.1均压办法由于三峡电站入地电流较大，接地装置电位较高，使接触电位和跨步电压增高，会危及人身平安，因此必须对高压配电装置的接地装置进行均压设计。厂坝间副厂房82m高程布置有500kV主变压器、并联电抗器、避雷器等电气设备，若利用楼板的结构钢筋焊成5m×5m的网孔，接触系数Kj为0.048，跨步系数KK为0.3，而答应接触系数Kj为0.071,答应跨步系数KK为0.12，跨步电压不满足要求，需敷设帽檐。布置在主变压器室楼上的500kVGIS，同样可利用楼板结构钢筋焊成5m×5m的网孔，其接触系数Kj为0.048,答应接触系数Kj为0.1。布置有高压电气设备的副厂房顶，由屋顶结构钢筋焊成5m×5m的网孔，其接触系数Kj为0.048,答应接触系数Kj为0.071。因此应在82m高程地网边缘经常有人出入的通道处敷设和接地网相连的“帽檐式”均压带。此外，对于所有明敷金属管道，都应有多点良好的接地以避免对人身平安带来的危害。7.2改善地网内部的电位差由于三峡枢纽地网较大，地网对角线达3500m，地网电位差达100％，左岸电站地网对角线600m，地网电位差也达到50％，为了减少地网电位差，在有可能对低压设备产生较高电位差的高程上，敷设1根铜带以减少地网电位差。左岸电站共敷设4条贯穿全厂的200mm2铜带，在副厂房82m高程下部和75.3m高程下部各敷设1条贯穿左岸电站的铜带；GIS室楼板内横向敷设2条铜带，以减小控制设备和低压电气设备所承受的地网电位差，这样电位差可控制在5％以下。如地网答应电位升高到5000V,控制设备和低压电气设备上的电位差也不会超过250V。不会对这些设备产生危害。电站内未安装低压避雷器，较低电压等级的避雷器只有10kV金属氧化物避雷器，避雷器额定电压为17.5kV。接地装置的电压升高到5kV时暂态电压为9kV，也不会对避雷器产生反击。7.3转移电位的隔离办法三峡电站对外通信采用光纤传输，左、右岸电站间通信线和信号线也采用光纤传输。电站无低压配电线路向电站外送电，左、右岸电站间仅有10kV厂用电有电气联系，而10kV电压等级的绝缘能耐压28kV水平。接地装置区域内的金属管道应和接地装置多点连接，以避免在厂区发生危险，引出接地装置外的金属管道宜埋入地中引出。8结论（1）建立了三峡电站接地电阻计算模型，采用边界元法编制计算电站复杂接地网和不同散流介质分布的接地电阻计算程序，并对计算程序进行了一系列的验证试验，误差在10%以内。（2）物探部门提供的三峡枢纽电阻率远高于经在临时船闸实测并通过计算程序试算得出的枢纽电阻率，说明长期浸泡在水中的岩石电阻率远低于完全干燥的岩石电阻率。（3）通过对电缆和继电器的工频伏秒特性进行试验，电站接地装置的电位升高到5000V是容许的。（4）三峡电站500kV系统在地网内和地网外发生单相短路时，左岸电站一厂运行时入地电流分别为20.6kA和33.3kA，二厂运行时入地电流分别为11.27kA和18.25kA。（5）利用计算程序计算得到三峡电站初期运行水位枢纽接地电阻为0.200Ω，终期运行水位枢纽接地电阻为0.168Ω。初期和终期左岸电站分二厂运行时接地装置的电位升高不超过3650V。左岸电站以一厂运行时运行机组不超过11台时接地装置电位升高不超过5000V。（6）三峡接地装置材质为钢材，具有内电感，地网内电位差较大。为改善地网内部的电位差，可敷设几条铜质接地带以减小接地钢带上的电位差。参考文献[1DL/T5091-1999.水力发电厂接地设计技术导则[M.中国电力出版社,1999,11
接地技术论文篇2
调试与安装工程系统过程中，其电子设备都会有较大的运行功率，这样就会有一定的磁场产生进而形成一定的干扰，另外更为严重的就是其导线与电源之间产生的耦合作用形成的干扰，即电容、电感的耦合作用以及电磁场的辐射等。我们必须要规范其系统接地操作和步骤，让整个操作流程能够确保安全性与稳定性。因此在安装与调试器广播电视系统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2.1要注意系统信号地和其他接地的连接次序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一些数码设备采用了独立的模拟和数字信号连接到地面，分别汇合后，尽可能在靠近当地公共接地母线处接地;在信号高的方位通常是采用外壳接地的方式与机柜的外壳相连接在一起，与箱体外壳接地集合，通过安全的接地螺栓，有序的排列在金属外壳上，以保持良好的电气连接系统。
2.2要注意机房数字设备接地的规范性
当机柜内设备比较多时，特别是当今科技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现代数码设备广泛的应用到广播电视技术上去，数字地线、模拟接地引线、接地信号、电源线和机柜外壳电线的应用也越来越多，因此，可敷设一条平行排列的绝缘系统，使用两条半环型接地母线作为信号总线，靠近安全接地螺栓。另一种方式是在屏蔽地，使用箱体外壳母线接收附近的信号，在信号系统总线上，连接到附近的柜体总线上。在操作中，要确保电气性能良好，电力的阻值应尽可能的小。
2.3要注意使三相电源中性点电位保持零电位
采用三相四线电源进行供电，由于功率消耗和电力负荷的不同，会导致三相不平衡，如果是不确定的中性点接地，会造成三相电源中性线电位的偏移，导致电压不稳定而影响单机电源设备的正常工作，偏高或偏低的电压都会对电源设备有影响，甚至会造成设备损坏，因此要确保电源中性点接地处于中性点电位。让三相电源保持零电位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接地柜中应使用铜芯绝缘电线或电缆连接，一般不能使用没有绝缘的扁铁和金属丝编织管，因为这些设备都难以实现地线之间的接地绝缘，保护接地线必须分开埋地的金属丝编织管，埋入盐水周围，采用碳粉埋实，地线周围留有一定深度，以实现较好的接地效果，增强电导率系统的导电性。通常情况下，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中性点接地电阻小于1欧姆。
接地技术论文篇3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已经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当前4G乃至5G移动通信技术和高速光纤互联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环境下，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在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工作效率和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更加明显的体现。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与经营活动和大众生活的互相融合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同时也促进了管理信息系统领域研究的繁荣。
组织和个人对信息技术的采纳决定了信息技术的发挥效果，信息技术采纳关注的是组织及个人对信息技术接受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相关问题。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信息技术采纳问题一直是管理信息系统领域中非常重要的热点问题.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Fishbein和Ajzen的理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Davis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Schifter和Aizen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以及Venkatesh等的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理论（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都是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经典模型和理论。Venkatesh和Davis、Taylor和Todd对以上经典采纳模型进行了补充和扩展，从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和采纳对象视角来研究信息技术采纳行为。本文通过整理和分析近年来在管理信息系统领域国际顶级期刊中有关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论文，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结合当前信息化建设高速实施的背景，展望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研究方法
本文按照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关键词分别进行检索搜集文献，通过使用EBSCO、JSTOR、Emerald等数据库和Google Scholar搜索工具。按照IT Adoption、IS Adopti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Information System Adoption、IT Acceptance、IS Acceptance等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筛选出有关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文献。为保证所选文献能够代表对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最高水平，本文将文献期刊来源限定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内的国际顶级期刊。包括MIS Quartedy、Information&Management、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Management Science、Decision Sciences、Decision Suppo～Systems、Journal of Management Systems、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Information systems等。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将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划分为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以及多元化研究时期，并结合当前信息化水平全面提高的背景，探讨信息技术采纳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三、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发展阶段
理理论是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基础性理论，1975年由美国学者Fishbein和Ajzen提出，用以分析态度影响个体行为的现象，主要研究从信息感知到态度形成的过程。理理论考虑到主体的行为受到行为意愿的影响，从主体行为的角度为后来的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奠定了基础。理理论的结论主要包括：行为主体的实际行为受到行为意愿的影响，行为主体的行为意愿受到主体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共同影响，主观规范受到规范信念和依从动机的影响。
（一）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
1989-1995年可以被认为是采纳理论在信息技术研究领域中的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该时期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是Davis根据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理理论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该模型被认为是信息技术采纳实证研究兴起的标志。
1.技术接受模型
Davis以理理论为基础，结合自我效能理论和期望理论提出了技术接受模型。技术接受模型去掉了理理论中的主观规范、规范信念和依从动机这三个变量，认为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只有行为态度这个变量，而行为态度又是信念的因变量。Davis对理理论进行了如下的主要改造：从期望理论模型中提取出感知有用性，从自我效能理论中提炼出感知易用性，使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取理论中的主观规范，形成了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的主要假设包括：信息技术的实际使用行为由行为意向直接决定，行为意向由感知有用性和对信息技术系统的态度共同决定。对系统的态度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决定，感知易用性决定感知有用性，外部变量可以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间接地决定使用者的使用意向和实际使用。Davis的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意向显著影响实际使用行为，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大于态度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感知有用性对态度的影响作用强于感知易用性对态度的影响作用。技术接受模型的目的是提供一个较为开放的普遍适用模型.据此可以了解外部变量对使用者信念、态度及意向的影响，以及对信息技术使用的影响。
技术接受模型一经提出，引起了管理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对技术接受模型的正确性进行了验证。Adams等分别利用语音信息和电子邮件两种电子信息系统用户的数据，检验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在电子信息系统使用中的重要作用。Segars和Grover对技术接受模型中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结构效度和模型适用性进行了详细检验。Chin和Todd对技术接受模型的稳定性、信度、效度和操作化合理性等问题进行了检验，发现外部变量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可以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来解释。
但也有学者对技术接受模型提出了质疑。Gefen和Straub通过对电子邮件使用行为的研究，发现性别对感知和使用电子邮件系统行为的影响差异性很大，而性别差异仅仅是文化差异的一个基本方面，因而他们认为技术接受模型中舍弃主观规范的做法值得商榷。由于在组织环境中，信息技术的使用者会受到外界带来的压力，因而应该考虑主观规范。Lefris等发现技术接受模型对系统使用的解释度只有40%，据此推断技术接受模型中没有包含一些重要的变量.只有加入组织和社会变化过程等变量，才能提高技术接受模型对信息技术采纳行为的解释能力。
2.同时期其他理论
受到技术接受模型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理论用于探索信息技术采纳行为问题的启发，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尝试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其他模型和传播学领域的模型引入信息技术采纳研究领域。提出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任务技术匹配理论（TaskTechnology Fit Theory）和创新扩散理论等。这种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带动了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繁荣。也为后来信息技术采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是由理理论扩展而来，Schifter和Ajzen认为个人行为意向不能全部由个人意志决定，常常会被其他个体的行为所影响，所以他们在理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感知行为控制变量。由此，计划行为理论中个人行为意向的决定变量变成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变量，而感知行为控制变量由控制信念和感知便利性共同决定。
社会认知理论的一个关键变量是自我效能，是指个人对执行某种任务能力的自我评估。Hill等研究了自我效能在大学计算机课程中对计算机使用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使用计算机的先前经验与用户使用计算机的信念有影响关系.但并不能直接影响用户对计算机使用的决定，而自我效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用户对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的使用。Burkhardt和Brass使用纵向研究方法研究了计算机化的信息系统中自我效能对技术创新采纳的影响作用，发现自我效能高的雇员较自我效能低的雇员率先采纳创新技术，也更加明显地提升了自我能力和中心化的程度。Gist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计算机软件培训过程中。自我效能高的参与者比自我效能低的参与者明显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Goodhue和Thompson提出的任务技术匹配理论认为，如果信息技术能够得到使用，并能够很好地匹配用户所要完成的任务，那么信息技术将提高个体绩效。Goodhue和Thompson通过对600名在26个非信息系统部门工作的、使用25种不同信息技术的员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部分支持了理论上的假设。即技术特点和任务特点决定了技术任务的匹配关系，而技术特点和任务特点的匹配关系和信息技术的实际使用共同影响了个体绩效。
创新扩散理论由Rogers提出，传播学认为创新是以一定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在社会系统中进行传播的过程。借鉴传播学对创新的定义.创新扩散理论认为，个体对于创新持有不同程度的接受意愿。因而接受创新的人口比例随着时间推进，呈现近似正态分布。因此，当使用累计比例曲线来代替随时间推进的正态分布接受曲线时。就呈现为s型曲线，也就是著名的创新扩散S曲线理论。
（二）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
1995-2003年可以被认为是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研究的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技术接受模型是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基础性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指出技术接受模型中的变量结构过于简单。不能准确地描述用户对信息技术的采纳行为，实际可操作性较差。因此，对信息技术采纳理论进行修正和整合的研究工作成为该时期的主流。
1.技术接受模型的修正
由于对技术接受模型中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行为意向和态度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不同见解，学者们通过对技术接受模型进行修正，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Venkatesh和Davis在新的修正模型中引入了能够影响感知有用性的社会影响过程和认知工具性过程.改变了感知有用性仅受外部变量和感知易用性影响的关系。并将该模型命名为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Extend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模型中的社会影响过程包括主观规范、形象等变量。以及自愿性、经验等调节变量；认知工具性过程包括工作相关性、产出质量、结果展示性和感知易用性等变量。
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的主要改进体现在：一是变量的差异.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舍弃了技术接受模型中的态度变量.扩展出包括主观规范和形象等相关的社会影响因素，加入了认知工具过程变量：二是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为了达到便于操作的目的。排除了理理论中的社会因素，使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衡量信息系统的使用决定；三是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在理论上更加完善，深入考虑了在信息系统使用中，社会影响过程和认知工具过程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也说明了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2.模型的整合和扩展
接地技术论文篇4
1 fdi与技术进步
lall[1]认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自主开发”或“fdi依赖”两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来实现本国技术进步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在通过fdi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建立起本地的r&d能力才有可能不在动态的工业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江小娟[3]认为,利用外资与某种形式的技术转移联系在一起,能吸引外资在多方面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严兵(2005)将外资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纳人到内资企业的生产函数中,通过建立一个能测度外资影响的生产函数证明了外资正面溢出效应的存在。
喻世友[5]等人讨论了fdi是否能通过各种溢出渠道提高国内企业生产技术效率。他们的基本结论是fdi技术外溢对提高东道国企业技术效率影响很大;在对内资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方面,技术水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张建刚(2006)指出在不同的阶段fdi的对我国的作用是不同的。从1991~1994年的4年间,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是不明显的;从1996~2003年的8年间,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但间接效应是不明显的;外商投资参与度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越来越大,fdi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 fdi与自主创新
冼国明和严兵[6]利用1998~2003年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对外资在中国创新能力方面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对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些小型的创新项目上,如外观设计专利。
蒋殿春和夏良科[7]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fdi对国内高技术行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的途径。结果表明,其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但会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流动等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在国内企业中,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不同,受fdi的影响也不同;国内企业的科技活动会对外商投资企业产生“挤牙膏”效应,激发其更强的创新动力。
李蕊[8]使用我国1998~2005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内资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3 fdi与经济增长
makki和somwaru[2]分析了66个发展中国家过去30年的数据,验证了fdi对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并肯定了fdi、贸易、人力资本和国内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程惠芳[9]应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就国际直接投资(fdi)对65个样本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fdi能内生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从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姚树洁[10]等人建立了研究fdi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以往经济文献尚未涉及的两个重要假设:第一,fdi是提高东道国生产效率的动力;第二,fdi是东道国生产边界稳定状态的移动器。他们还使用了地区数据,以确定外商直接投资和其它环境变量对不同地区的经济绩效是否产生不同影响。
4 结论
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是东道国和投资者两个能动的主体共同参与的,任何一方的决策都不仅仅要考虑自身的最大化目标和约束条件,还要考虑对方的决策,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目前的大多数理论只考虑跨国公司的决策因素,对东道国的行为机制研究的不够。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外资带来资本和技术,在该领域进行的各种研究工作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利用外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以东道国利益作为价值判断主要标准的理论,引导fdi在我国新时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lall,sanjaya.“industrial success and failur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189-213,2004.
[2]makki, shiva s. and agapi somwaru.“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o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86,795-801,2004.
[3]江小娟.“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研发能力提高的影响”[j] .国际经济评论,2004(3).
[4] 薛求知,罗来军. 技术引入和技术学习——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技术空间博弈[j] . 经济研究,2006(9).
[5]喻世友,史卫,林敏.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技术效率的溢出渠道研究[j] . 世界经济,2005(6).
[6]冼国明,严兵. 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j] . 世界经济,2005(10).
[7]蒋殿春,夏良科.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作用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2005(8).
接地技术论文篇5
进入21世纪，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简称ODI）持续增长，2002-2008年年均增长速度为65.7%。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下滑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较上年下降43%，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微增6.2亿美元，达565.3亿美元。[①]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国家（地区）第五位，发展中国家（地区）第一位。[②]
依据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论是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还是国际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1977）都强调跨国企业的特定垄断优势或所有权优势，认为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但是，运用这些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起来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企业的ODI行为，因为通常认为中国企业并不具备上述优势。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其ODI行为是否需要以所有权优势作为基础，所有权优势的形式如何表现，这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文献回顾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通过对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首次提出运用垄断优势来解释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此后经过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9）、约翰逊（Johnson，1970）、卡夫斯（Caves，1971）等学者的补充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垄断优势来自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如产品差异性、商标、专利、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运用这种特殊的独占性优势抵消额外的跨国经营成本，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的利润。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Dunning，1976，1977，1980，1988）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Buckley，1976）的内部化优势理论相结合，并加上区位优势，形成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认为只有上述三种优势同时存在，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这其中的所有权优势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进行了重新分类与扩展。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无法解释不具备绝对所有权优势的企业为何也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对其母国市场环境的反应，主要表现在为小市场服务的小规模技术、民族品牌的海外生产、低价产品营销战略。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Lall，1983）通过对印度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竞争优势的研究，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拥有适用于母国及东道国的技术，其生产的产品更符合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偏好，要素需求与当地经济条件相适应。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80，1985，1990）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面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他认为一国国内的经济环境通过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行业等因素，再结合企业经营策略对其竞争优势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通常来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
海默的垄断优势与邓宁的所有权优势都属于绝对优势，用以解释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与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则运用相对优势，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如果说前四种理论都强调优势的内生性，那么，波特的竞争力理论更强调外部因素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塑造。
上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虽然表述不同，但其中都包含所有权优势的内容。本文沿用邓宁“所有权优势”的提法，但将其内涵进一步扩大，使之拥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所有权优势
1.技术优势
在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技术优势是所有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正是利用他们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不具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面竞争的优势。但是，随着政府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企业致力于应用技术的开发，再结合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具备了一定所有权优势。
2008年，全国R&D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比2007年增加905.8亿元，增长24.4%； 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54%，比2007年的1.44%有所提高。其中，各类企业经费支出为3381.7亿元，比2007年增长26.1%；政府部门所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811.3亿元，增长17.9%；高等学校经费支出390.2亿元，增长24%。[③]从行业来看，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1%的行业有九个[④]，这些行业中的企业正利用不断积累的技术所有权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但来源于自身原创性研发，还来自于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技术地方化效应。跨国公司是世界领先技术的发明者，为了维持技术垄断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内部化转移。然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当地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技术人员流动等，都会使原本希望保留在企业内部的技术被东道国企业所模仿。世界上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都建立生产、研发机构，加上中国良好的科学技术基础及人才储备，技术溢出效应使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技术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同时，跨国公司使用的技术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不免产生局限。中国企业具有在发展中国家经营多年的优势，将先进技术与东道国的经济、技术、人力资源等条件相结合，创造出适应当地的新技术，实现技术地方化。
2.金融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间资本流动，不但要求企业有可用资金，还要求这些资金具有成本优势，并能按需要自由兑换成东道国货币。目前，我国部分企业融资成本低、国家外汇储备充足的良好条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又一所有权优势。
在中国，利率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在近年来通货膨胀低位运行的背景下，利率一直维持较低水平。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率仍然高于中国，这为中国企业获得资金成本优势创造了前提条件。此外，监管体系不健全，国有企业获得财政拨款、政策性贷款，民营企业获得家族成员低息或无息借款等因素都使得中国企业产生了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资金成本所有权优势。
2003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后，从制度上放松了外汇管制。而中国对外贸易多年保持贸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6年超过日本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位，这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约束。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而急需外国投资的现实，使中国企业的金融优势得以发挥。
3.文化认同优势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首先向人文环境相似或具有族裔联系的东道国进行投资，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语言优势、文化背景相近等优势，获取市场信息、稀缺资源、市场准入，并能有效地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跨国投资成为可能。
对外投资实践表明，华裔族群文化相近的优势成为中国企业对香港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权优势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华人及华裔族群分布广泛，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高，加上他们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联系广泛，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首选。2009年，中国企业对香港和东盟的投资分别为356亿美元和26.98亿美元，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比重63%和4.8%，位列中国企业投资目标国（地区）的第一和第三位。虽然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标开始向北美、欧盟、非洲转移，这些东道国华裔人口比重不高，但利用文化认同优势，加强与当地华人华侨的沟通联系，利用这类关系资源克服不熟悉东道国市场的缺陷，仍然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使用的所有权优势。
4.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相似的优势
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其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具有相似性，将有助于该国企业将母国的经营经验运用于东道国市场，从而产生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所有权优势。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超过80%的份额流向亚洲、非洲国家（地区），这些国家有着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国内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状况、人力资本条件，使得中国企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熟悉经营环境的所有权优势。此外，中国企业在适应制度环境方面也具有所有权优势。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制度不完善、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情况，中国企业在本国多年经营中也形成了应对这一问题的良好对策。
三、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完全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在技术、金融、文化、经营环境等方面，中国企业具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乃至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既要把握现有优势，将之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又要充分发掘和培育其他类型的所有权优势，如品牌、专利、管理优势等，才能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长期稳定的经营收益。
参考文献
[1]Dunning, J.H.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1, 8(2): 173-190.
[2]Hymer, 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 Massachusetts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0
[3]Lall, S. The New Multinationals: The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 [M]. New York: Wiley, 1983
[4]Wells, L.T.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接地技术论文篇6
依据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论是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还是国际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1977）都强调跨国企业的特定垄断优势或所有权优势，认为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但是，运用这些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起来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企业的ODI行为，因为通常认为中国企业并不具备上述优势。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其ODI行为是否需要以所有权优势作为基础，所有权优势的形式如何表现，这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文献回顾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通过对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首次提出运用垄断优势来解释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此后经过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9）、约翰逊（Johnson，1970）、卡夫斯（Caves，1971）等学者的补充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垄断优势来自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如产品差异性、商标、专利、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运用这种特殊的独占性优势抵消额外的跨国经营成本，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的利润。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Dunning，1976，1977，1980，1988）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Buckley，1976）的内部化优势理论相结合，并加上区位优势，形成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认为只有上述三种优势同时存在，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这其中的所有权优势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进行了重新分类与扩展。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无法解释不具备绝对所有权优势的企业为何也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对其母国市场环境的反应，主要表现在为小市场服务的小规模技术、民族品牌的海外生产、低价产品营销战略。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Lall，1983）通过对印度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竞争优势的研究，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拥有适用于母国及东道国的技术，其生产的产品更符合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偏好，要素需求与当地经济条件相适应。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80，1985，1990）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面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他认为一国国内的经济环境通过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行业等因素，再结合企业经营策略对其竞争优势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通常来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
海默的垄断优势与邓宁的所有权优势都属于绝对优势，用以解释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与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则运用相对优势，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如果说前四种理论都强调优势的内生性，那么，波特的竞争力理论更强调外部因素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塑造。
上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虽然表述不同，但其中都包含所有权优势的内容。本文沿用邓宁“所有权优势”的提法，但将其内涵进一步扩大，使之拥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所有权优势
1.技术优势
在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技术优势是所有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正是利用他们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不具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面竞争的优势。但是，随着政府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企业致力于应用技术的开发，再结合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具备了一定所有权优势。
2008年，全国R&D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比2007年增加905.8亿元，增长24.4%； 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54%，比2007年的1.44%有所提高。其中，各类企业经费支出为3381.7亿元，比2007年增长26.1%；政府部门所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811.3亿元，增长17.9%；高等学校经费支出390.2亿元，增长24%。[③]从行业来看，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1%的行业有九个[④]，这些行业中的企业正利用不断积累的技术所有权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但来源于自身原创性研发，还来自于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技术地方化效应。跨国公司是世界领先技术的发明者，为了维持技术垄断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内部化转移。然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当地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技术人员流动等，都会使原本希望保留在企业内部的技术被东道国企业所模仿。世界上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都建立生产、研发机构，加上中国良好的科学技术基础及人才储备，技术溢出效应使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技术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同时，跨国公司使用的技术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不免产生局限。中国企业具有在发展中国家经营多年的优势，将先进技术与东道国的经济、技术、人力资源等条件相结合，创造出适应当地的新技术，实现技术地方化。
2.金融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间资本流动，不但要求企业有可用资金，还要求这些资金具有成本优势，并能按需要自由兑换成东道国货币。目前，我国部分企业融资成本低、国家外汇储备充足的良好条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又一所有权优势。
在中国，利率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在近年来通货膨胀低位运行的背景下，利率一直维持较低水平。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率仍然高于中国，这为中国企业获得资金成本优势创造了前提条件。此外，监管体系不健全，国有企业获得财政拨款、政策性贷款，民营企业获得家族成员低息或无息借款等因素都使得中国企业产生了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资金成本所有权优势。
2003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后，从制度上放松了外汇管制。而中国对外贸易多年保持贸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6年超过日本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位，这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约束。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而急需外国投资的现实，使中国企业的金融优势得以发挥。
3.文化认同优势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首先向人文环境相似或具有族裔联系的东道国进行投资，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语言优势、文化背景相近等优势，获取市场信息、稀缺资源、市场准入，并能有效地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跨国投资成为可能。
对外投资实践表明，华裔族群文化相近的优势成为中国企业对香港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权优势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华人及华裔族群分布广泛，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高，加上他们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联系广泛，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首选。2009年，中国企业对香港和东盟的投资分别为356亿美元和26.98亿美元，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比重63%和4.8%，位列中国企业投资目标国（地区）的第一和第三位。虽然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标开始向北美、欧盟、非洲转移，这些东道国华裔人口比重不高，但利用文化认同优势，加强与当地华人华侨的沟通联系，利用这类关系资源克服不熟悉东道国市场的缺陷，仍然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使用的所有权优势。
4.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相似的优势
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其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具有相似性，将有助于该国企业将母国的经营经验运用于东道国市场，从而产生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所有权优势。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超过80%的份额流向亚洲、非洲国家（地区），这些国家有着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国内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状况、人力资本条件，使得中国企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熟悉经营环境的所有权优势。此外，中国企业在适应制度环境方面也具有所有权优势。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制度不完善、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情况，中国企业在本国多年经营中也形成了应对这一问题的良好对策。
三、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完全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在技术、金融、文化、经营环境等方面，中国企业具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乃至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既要把握现有优势，将之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又要充分发掘和培育其他类型的所有权优势，如品牌、专利、管理优势等，才能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长期稳定的经营收益。
参考文献
[1]Dunning, J.H.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1, 8(2): 173-190.
[2]Hymer, 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 Massachusetts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0
[3]Lall, S. The New Multinationals: The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 [M]. New York: Wiley, 1983
接地技术论文篇7
2095-3283（2013）04-0059-03
基金项目：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SS110160）。
对外直接投资（ODI）已成为一国资本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的一项重要经济举措，它不仅有利于提高投资母国资本的使用效率，而且对母国经济长期发展还存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一经济现象，并从不同的视角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三个方面，总结了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的理论体系，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点借鉴意义。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早期的代表性理论有Hymer（1960）垄断优势理论、Vernon（1966）产品周期理论、Buekley&Casson（1976）内部化理论、Dunning（1977）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小岛清（1978）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其中垄断优势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解释说明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行海外投资的动机与原因，为后来的ODI研究理论奠定了基础。内部化理论相比较而言是较为先进且概括性强的理论，它直接解释了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生产的原因与可能性。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一大发明，其特点是综合吸收了其他投资理论关于ODI决定因素的分析结果，并从中归纳出三组优势变量，用来解释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生产的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包括国际贸易、技术转让与直接投资在内的整个国际经济活动。比较优势理论从国际分工的相对成本为切入点，首次将发展中国家纳入海外投资区域的范围，理论表明，从事海外生产的母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技术差距越小，越容易在东道国企业找到立足点，更能轻易占领当地市场。
但是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建立海外公司，学者们开始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如wells（1976）小规模技术理论、Lall（1983）技术地方化理论以及由内部优势化理论衍生出来的规模经济理论、市场控制理论和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利益优先取得论等。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是对西方跨国公司主流优势理论的补充。其中小规模技术理论被认为是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国际投资理论，他把第三世界跨国企业与其自身市场特征相联系，该理论适用世界市场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现状；而技术地方化理论不仅考虑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强调了这种竞争优势形成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积累，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引入了研究范畴。规模经济、市场控制理论以及国家利益先得论，都是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与国家寻求利益最大化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性研究
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论证了国际资本流动会带来技术外溢效应，尽管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滞后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扩散渠道，ODI的技术外溢效应已逐步为学界重视。Kogut & Chang（1991）以日本在美国投资的企业为研究对象，最先考察且实证检验了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随后Teece（1992）和Fosfuri et al（1999）也从企业投资动机角度论证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为更加准确地测度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如Pottelsberghe & Lichtenberg（2001）基于国家层面，Braconier & Ekholm（2001）、Driffield & James（2003）等人基于产业层面，Branstetter（2006）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国内讨论ODI逆向技术溢出的文献主要有：马亚明与张岩贵（2003）、赵伟等（2006）、刘凯敏与朱钟棣（2007）、王英与刘思峰（2008）、白洁（2009）、何一鸣与张洪燕（2011）、李梅（2012）等。他们多采用TFP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验证其与ODI的关系，但技术溢出的大小却不一。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利用面板数据得出ODI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省际差异（高敏雪，2004；刘明霞、王学军，2009；孙欢欢，2010；谢杰、刘任余，2011；屈展，2011 ；沙文兵，2012等）。
三、逆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研究
随着技术外溢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学者们开始考虑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因素。已有研究也充分表明，母国能否通过各种国际技术外溢渠道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关键在于本国的技术消化与吸收能力。Cohen & Levinthal（1990）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先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并将企业R&D成果对技术进步的贡献表现在增强企业获取、学习和运用外部新知识的能力称之为企业吸收能力。Head等人（1999）运用日本制造企业在美国投资的数据，利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投资区位分布与产业集聚关联度的关系，结果表明日本企业投资在美国集聚关联度越高的区域，对日本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就越大。Olfsdotter（1998）认为基础设施状况、经济开放度、人口增长率、政府政策乃至行政效率这些因素对母国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起着重要作用。Borensztein（1998）首次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具体量化吸收能力的指标，采用回归分析验证FDI与人力资本共同作用于提高生产率。一些学者从技术扩散的角度，验证了国内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Keller & wolfgang， 2004）、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开放政策（Sea Jin Chang， 1995）是影响国内技术扩散效应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基于母国吸收能力视角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也展开了一些探讨，认为人力资本、研发水平、创新投入、集聚效应、金融发展水平、科技活动人口、外贸依存度和高技术市场发展水平这些因素与母国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正相关；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城乡储蓄金额、人均GDP、平均受教育程度、受高等教育人口数对吸收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在分析这类影响因素时，马亚明、张岩贵（2003）利用古诺模型来验证集聚效应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大部分学者选用的是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如：刘明霞与王学军（2009）、欧阳艳艳（2010）、陈岩（2011）、李梅与金照林（2011）、霍杰（2011）等；而白洁（2009）、周春应（2009）、刘伟全（2010）则是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国内外学者通过结合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利用计量方法已经量化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基础溢出存在与否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关于母国O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已全面展开，但基于母国吸收能力视角，针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还存在以下缺陷：第一，国内大量研究已经证明O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区域差异，但关于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对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大都基于国家层面展开，这种对整体数据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吸收能力的省际差异；第二，吸收能力的测度一直是个动态、整合发展的过程，已有研究大多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或某几个因素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大多建立的是单一回归模型，而实际上影响吸收能力的因素远不止这些，且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吸收能力评价体系将成为重中之重。
四、结束语
在全球经济合作愈演愈烈的形势下，ODI所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成为促进投资母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它有助于实现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扩大生产能力，增加投资效应与收益，提升母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母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然而，相比较理论界对O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普遍认可外，对实证研究结果则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存在正的溢出效应，部分学者则认为不显著甚至为负。为了给实证研究在结论上的分歧提供有力的解释，一些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吸收能力的研究上，并从不同的角度丰富和发展吸收能力的内涵，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因此，本文认为建立完善的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评价体系、选取合适的实证检验模型与测度指标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Kogut B， Chang S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1，73： 401-413
[2]Teece， DJForeign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Silicon Valley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92，
[3]Lichtenberg，F，B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nsfer Technology Across BordersThe Review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1，
[4]Nigel Driffield，Love J H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echnology sourcing and reverse spillovers[J]The Manchester School， 2003， 71（6）：659-672
[5]赵伟，古广东，何元庆外向FDI与中国技术进步：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管理世界，2006（7）：53-60
[6]王英，刘思峰国际技术外溢渠道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26（2）：294-298
[7]邹玉娟，陈漓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提升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 2008（5）：70-78
[8]白洁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 2009（8）：65-69
[9]何一鸣，张洪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52-55
接地技术论文篇8
1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1.1 垄断优势理论
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运用关于厂商垄断竞争的原理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
主要观点：（1）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和基础，认为完全竞争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并且在完全竞争下对外直接投资也并不会发生，现实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包括：商品市场的不完全、要素市场的不完全、规模经济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预形成的市场不完全。（2）市场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拥有垄断优势，而这种垄断优势正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评述：垄断优势理论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的理论，奠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指出培养和提升各自的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垄断理论的产生背景是对具有明显垄断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因而没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解释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释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放弃出口和技术许可证的转让而直接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
启示：企业的垄断优势固然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前提，但也应该认识到，企业优势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国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培养和不断提升自己的垄断优势。
1.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维农，于1966年5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贸易》一文，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主要观点：将企业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区位因素结合起来，动态的调整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1）产品的创新阶段：创新国企业率先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由于新产品的特异性而具有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和较高的收入弹性，企业能获得垄断优势，产品倾向在国内生产；（2）产品成熟阶段：由于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日益增大、技术的扩散以及贸易壁垒的影响，创新国企业始到次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与销售；（3）产品标准化阶段：当非技术型熟练劳动成为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业的竞争将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这时企业倾向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将出现逆流现象。
评述：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动态解释了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从一个侧面阐述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并且从内外因两个方面论证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但该理论主要针对最终产品市场，而对于资源、技术开发型的对外投资现象解释乏力。并且，该理论难以解释非代替出口投资的增加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非标准化产品的现象。
启示：（1）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之前，分析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首先，对产品的生产技术的性质、类型以及其扩散性和转移性进行分析；其次，对产品本身进行swot分析，确定产品的竞争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最后，对产品的国内销售、国外出口以及国内外市场情况进行分析。根据以上分析，最终确定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以指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进入决策。（2）将进入成熟期的产品的生产地点转移到生产要素价格低且靠近市场的地区。我国的家电、轻纺、机械、电子等行业由于生产能力过剩，产品严重供大于求，已进入产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国际上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们只能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选择将这些产业的生产设备和能力向合适的地区转移出去，在国外进行生产制造。
1.3 内部化理论
1976年，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家巴克莱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经济学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起点，提出了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
主要观点：由于外部市场失效，中间产品（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专有技术、专利、管理及销售技术等“知识中间产品”）价格难以确认而使交易成本过高，公司为了克服各种经营障碍、保证企业获得最大利润，就有动力形成一个内部化市场，不仅使资源和产品在各子公司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还可以有效地防止技术扩散，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评述：内部化理论从企业间产品的交换形式与生产的组织形式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性质与起源，对跨国公司的内在形成机理有比较普遍的解释力，适用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的，论证了内部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但内部化理论仅从跨国公司的主观方面探寻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基础等内部因素，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考虑不够，对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生产、经营的布局以及区位选择也缺乏总体认识。
启示：（1）实现规模经济优势，扩大内部市场。如果企业自身规模较小，企业的内部市场也小，这样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就会很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兼并、垂直、横向或纵向一体化或政府的扶植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扩大企业的内部市场，增加其内部化优势；也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做到产权明晰，管理协同，充分发挥内部化市场的作用。（2）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增强内部市场的融资能力。企业应该建立自身的财务金融子公司，通过内部市场灵活调资，缩短融资时间，提高融资速度，降低融资成本，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3）注重培育企业知识、技术的专业性与独特性。加强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加大对科技部门的资源投入，并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间的合作，促使企业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并重视度新技术的专利申请保护，通过组织系统和信息网络将信息与技术等知识产品内部一体化，为企业赢得利润。
1.4 比较优势理论（也叫边际产业转移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运用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优势原理，把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结合起来，以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比较优势理论”。
主要观点：（1）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比较成本已经处于劣势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开始，将其投向东道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由于投资与贸易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彼此替代关系，这样能更好的促进双方贸易的发展；（2）中小企业应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前列。因为：①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更容易成为“边际企业”；②具有边际效率的中小企业与东道国相应工业的技术差距更小，更适合于当地的生产条件。
评述：比较优势理论从宏观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具有开创性，并且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了有机结合的统一解释。但是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理论，只能解释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投资。最后比较优势理论低估了发展中国家接受高新技术的能力，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发达国家的边际产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启示：（1）从转移边际产业开始，逐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将我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生产能力过剩的轻纺、家电、电子等行业转移出去，在获得由于技术优势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的同时，还能通过技术的传递和市场的拓展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并逐步实现产业递进，最终向高附加值产业延伸。（2）中小企业由于其小批量生产，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等特点，更容易在海外市场找到立足点并迅速占领当地市场，所以我国应大力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3、在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上，选择在经济发展程度、技术发展水平上和中国差距较小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关注和投资开拓这些地区相对落后的产业，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里丁大学国际投资和国际企业教授约翰•邓宁在借鉴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资源禀赋学说的基础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观点：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保证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区位优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存在，国际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而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投资决策和投资方向。（如表1所示）。
评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借鉴和综合了以往跨国公司理论的精华，最为完整的解决了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动因和决定因素，被誉为解释跨国公司行为的“通论”。它的形成，标志着跨国公司理论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阶段。但是折衷理论所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条件过于绝对化，并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3种因素等量齐观，缺乏主次之分且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动态的分析。
启示：（1）充分认识和利用企业已具备的所有权优势，将其作为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研究并制订促进这些优势发展的鼓励政策，企业建立产品创新和更新管理的机制，不断形成新的所有权优势。（2）发挥我国企业内部化优势的潜力。我国部分企业在引进、生产产品并使之适应东道国市场方面具备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同时也具有使这类技术优势内部化的动机。企业通过申请专利保护、严格限制技术的使用范围、期限和条件来确保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内部化，并利用跨国公司内部的母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的转移价格确保外部贸易内部化。（3）重视区位优势。不仅要重视风俗、消费习惯、市场距离等区位因素较优越的亚太地区，还要对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域进行有选择的直接投资来获得高新技术以及大容量市场等。
2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
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跨国公司的著名教授刘易斯•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纪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
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制造技术正好为低收入国家的小市场需要服务；②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于海外同一种族产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产中颇具优势；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大型跨国公司所无法比拟的低价产品营销优势。（2）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动因主要有：保护出口市场；突破配额限制；寻求低成本；种族纽带；分散资产；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以及在海外培训人才等。
评述：小规模技术理论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意义。但是，威尔斯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上，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产品的行为。
启示：鼓励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我国的中小企业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实力相对较弱，但是中小企业可以利用低成本、适当规模和适应技术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2.2 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学者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
主要观点：（1）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引进的技术加以消化、改进和创新的再生过程。（2）发展中国家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主要有四个因素：①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②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其生产和产品与当地的供需紧密结合；③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④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的产品能够适应相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需求。启示：（1）积极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加强这些技术在国内的再生过程和自身技术的改造和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异优势；（2）对投资国市场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当地的生产供需状况、市场特征和企业条件，开发不同的产品，培育我国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3）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加强民族产品的优势。加强我国部分产品（如中药、丝绸）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为纽带，拓展生存空间。
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坎特威尔和托兰提诺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并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2）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定因素，影响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3）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化：在产业分布上，从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向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转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评述：该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思路，并且为不具备绝对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技术积累的路径。但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表现在大量的研发投入上，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则没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与组织能力来掌握与开发现有的生产技术。启示：（1）在区位选择上，遵循渐进发展轨迹，首先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经验的积累再逐步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为先进、高级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2）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投资区位拓展为基础，不断推动对外投资的发展和本国产业的调整和升级。
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从动态角度描述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地位的辩证关系。
主要观点：邓宁用人均GNP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用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流量的差额代表该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区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见表2）第一阶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阶段（400-2500美元）、第三阶段（2500-4000美元）、第四阶段（4000美元以上）。评述：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为发展中国家投资地位的变迁描述了一个大概轮廓。但该理论只强调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没有认识到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迥然不同，而且经济结构也存在不平衡性，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启示：（1）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基本处于第二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内部化以及区位优势仍较微弱，所以，应以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企业的自身实力为基础，谨慎决策，而不应盲目的追风，一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平衡性，我国个别发展程度较高的产业和企业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发展壮大的一种方式，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3）企业可以通过对国外技术和经验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强自身的实力，培养自身的竞争优势，为大规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早日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打下基础。
3 结束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资源,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中国企业只要充分认清国际竞争特点，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就能取得成功。最后，祝愿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郭文强,张泽文，张少杰，李燕.对外资金投资理论研究综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6，(5).
［2］齐晓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其在国内的研究［J］.经济经纬，2004，（1）.
接地技术论文篇9
技术风险的评估是技术灾害管理的重要环节，它一般展示的是事件或人类活动在直接伤害方面的影响，包括死亡、伤害、疾病和环境损害。长期以来，用损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来描述技术风险特征的实践做法遭到了攻击，因为这样忽略了与时间、空间或社会团体有关的公平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技术风险事件的后果远远不止其造成的直接伤害，还包括一些严重的间接影响（如责任、保险花费、对机构信心的丧失、对社区事务的排斥）。所以，当技术风险分析面对决策和技术风险管理过程的时候，情况将变得更为复杂。间接影响往往对技术风险事件的直接后果（如死亡或伤害）依附性较弱，更多地依赖于对控制或管理技术风险制度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公正。由于传统的成本效益和技术风险分析忽略了这些高层次影响，这样就极大地低估了随特定技术风险事件而来的多种负面作用，从而低估了整个事件带来的总体技术风险。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放大提供了一个纠正的机制，通过它，社会将技术风险的技术评估更加贴近对技术风险的完整测定。另一方面，公众对记载翔实且举足轻重的危险，如室内氡、吸烟、不系安全带驾驶或花生酱中含有高致癌的黄曲霉素等却没什么兴趣，这些都可以视为技术风险的社会弱化。尽管技术风险弱化是不可缺少的，它促使个体得以处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大量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但它也可能因低估技术风险和对技术风险反应不足而导致潜在的严重不利后果。这样，由于专家和公众技术风险评估的严重分歧，以及不同公众对技术风险评估做出的不同反应，技术风险的社会强化和弱化都使得传统的技术风险分析变得困惑。为此，本文将对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结构、放大的过程以及技术风险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运行机制和社会反应进行探讨。有关技术风险的信号被个体和社会如何放大，被放大了的技术风险如何导致公众行为上的反应，这种反应又如何反过来导致次级社会效应，也是本文分析的主要内容。
1 现代社会的技术风险与公众认知
现代科学技术对工业社会产生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由于人们在应用科学技术中出现的不当行为和管理失误所引发的技术性灾害 （Technological Disaster），同样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球每年发生的各类伤亡事故约为2.5亿起，这意味着每天发生68.5万起。全球每年约有320万人死于技术失控或失策导致的灾难，占各类死亡人数的5.2%。我国的技术灾害状况同样十分严重，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供的资料，目前我国由于技术原因引发的灾害（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技术事故”），每年都要夺走十多万人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仅2011年一年，在各类技术灾害中，共死亡75572人（2011，国家统计局）。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的最
新测算方法，我国技术灾害造成的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左右，远远超过了各类自然灾害的损失。据此推算，中国目前每年各类技术灾害的经济损失至少应在6000亿元以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这种“双刃剑作用”，使技术灾害的管理和防治问题成为亟待人们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过去，对于技术风险的研究有所涉及，主要体现在“科技异化”、“科技负效应”等研究中，技术风险研究并未引起学者的太多关注。风险社会理论诞生以后，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将风险的根源归之于技术发展的独特见解，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从技术风险的主观建构层面来理解当代技术风险，可以克服传统的技术学、经济学的视角，侧重于分析风险客观层面的局限性，完整、准确地理解现代技术风险的内涵、特点与本质。技术风险己成为当今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和主要成因，对现代技术风险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风险社会的时代特征。并且，对现代技术风险进行跨学科研究，可以整合社会学、制度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力量，有利于学科融合。因此，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进行技术风险研究，了解现代技术风险的形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技术风险的规避机制，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范技术风险演变为技术负效应和技术灾难，减少技术发展可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降低公众的技术忧患与技术恐惧意识，提升公众发展技术的信心。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远不充分，但科学技术发展暴露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生态危机、核安全、食品安全、转基因技术风险以及化学技术风险等已引起公众的高度重视。因此，研究、探讨一条“自主创新与生态文明并举”的技术风险规避道路，对于以较低的技术风险代价来换取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然而，人们对技术风险的认知，既是一项科学行为，又是一个文化表达的过程。虽然，人们在保证健康、安全和长寿上投入了巨资并取得了稳步的进展，但人们在技术灾害面前却变得更加脆弱。特别令人费解的是，甚至连只有很小物理后果的技术风险事件都往往引发强烈的公众关注，并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在传统技术风险分析层面是不曾料到的。公众认知是直观的偏见和经济利益的产物，更普遍地反应了文化价值。因此，社会最大的困境在于，一方面需要用技术风险的分析来设计公共政策，另一方面，目前的技术风险概念不足以预测和解释公众对技术风险的反应类型。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对公众技术风险体验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之后（罗杰.E.卡斯帕尔，1988），仍没有一个综合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被技术专家评估为很微小的技术风险或技术风险事件有时会造成巨大的公众反应，并会伴随以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有时甚至会出现后继的物理技术风险。解释这种现象并使得技术风险分析的实践对其更加敏感，是技术风险社会管理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之一。
现存的解释，虽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但仍不完整。时常还会有些矛盾之处。事实上，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冲突的观点照亮了公众技术风险体验的不同方面。需要一个能够整合技术风险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分析以及塑造公众技术风险体验的个体反应结构的综合理论。这种综合理论能够解释技术风险事件与心理、社会及文化进程相互作用，可以增强或削弱公众技术风险认知和技术风险相关行为。反过来，行为模式会产生次级社会或经济效应，也可能会增加或减少自身的实体技术风险。技术风险体验的社会结构和过程、对个体和团体理念产生的影响、还有社会、社区和经济对其作出的回应一起构成了技术风险传播社会放大的整体现象。
2 技术风险传播中的信号放大机制
在传播理论中，信号放大指的是在由信息源向传输者传播，并最终到达接受者的阶段中，信号加强或减弱的过程。这些信号被传输者或接收者解码，使得信息被理解。每一个传输者都有可能改变原来的信息，通过加强或者减弱，添加或者删减所收到信号的方式，向下一个传输者或信息接收者发送一簇新的信号，然后这些信号再被解码。实际上，传播的过程要比以上的单纯信号传输过程更为复杂。只有在一定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信息才会对接收者有意义。信息源和信号并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被接收者视为一个整体，正是接收者将信号与信息源或传输者相连，并推断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信息源―接收者的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个模式仍然足以作为分析沟通过程的启发式框架。
在技术风险传播中，每条信息都可能包含事实的、推断的、价值相关的、象征性的意义。事实信息指信息的内容（如空气污染物排放量是X毫克/天）和信息的来源，如环境保护部门组织的检测。推断性信息指可以从已经陈述的证据中得出的结论，如排放对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然后这些结论可能要被分成不同的类别经受评估，如排放超过了允许的水平。除此之外，还可能附加带有强烈价值指向的文化象征来唤起对特定形象的记忆，如“大企业”“国防工业”“高科技”等。
对技术风险传播的研究证据表明，技术风险信息中附带的象征是引起潜在接收者注意和塑造接收者解码过程的关键因素。例如，如果传播源被描述成一个独立的科学家、或是科学院的专家组织成的团队，技术风险信息的内容就会很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来自这样的技术风险信息源的风险信息会被视为可信的，并能成功地通过传输者或接受者的筛选。相反地，由核工业的新闻公告会被视为不太具有可信度，除非技术风险信息的其他方面可以抵消公众对技术风险信息来源公平的
质疑。
技术风险信号传输者会测定每个技术风险信息成分的放大情况。如果一个事实陈述被重复多次，尤其是被不同的技术风险信息源重复，则会引发对该技术风险信息准确度的较大信任。对推断过程的详尽描述，可以转移潜在猜测准确性的注意力。如果一项技术风险信息，具有高度认可的社会价值，也可能会增加接收者对技术风险信息证据不充分的容忍度。当然，一个权威性的传播源可以（至少在短期内）补偿无价值的事实技术风险信息。但公众和媒体的添加或删减应该是强化或弱化原有技术风险信息最有效的单一途径。因此，在技术风险传播和接收两个过程中都会发生信号的放大。技术风险传输者对送往接收者的技术风险信息进行系统安排，反过来，技术风险接收者又对技术风险信息进行解读、消化和评估，技术风险传播就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但应该指出的是，一个技术风险的传输者也应是一个新的技术风险信息源。这个新的技术风险信息源根据对制度规则、角色要求和预期接收者利益的考虑，对原技术风险信息进行描述后使其成为新技术风险信息，并将它传送给接收者。因此，通过传输者，在接受技术风险信息和技术风险信息重新编码时，技术风险信息源信号可能被放大了两次。从而，传播中的信号放大在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整体结构中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位。
3 技术风险传播中的社会结构放大机制
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指的是技术风险信息过程、制度结构、社会团体行为和个体反应共同塑造技术风险的社会体验，从未促进技术风险结果的现象。正如在这个框架中的应用，技术风险事件和社会进程之间的互动使得这一点变得明晰――技术风险只有在处理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范围才有意义。这样，并不存在所谓的“真实”（绝对）和“失真”（由社会决定）的技术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技术风险社会放大的信息系统和公众反应的特性是决定技术风险性质和重要程度的必要因素。我们从信息系统入手，信息系统就像是一个立体收音机，它会以两种方式来放大技术风险事件：一是强化或弱化个体和社会团体接收到的关于技术风险信号中一部分;二是根据技术风险的属性和它们的重要程度，过滤大量的信号。
通过直接的个人技术风险体验或有关技术风险信息的接收都可以产生信号。这些信号被社会及个体的“放大站”进行处理，所谓的“放大站”包括以下情况：1）执行和传播技术风险技术评估的科学家;2）技术风险管理机构;3）新闻媒体;4）政治或社会组织;5）社会团体中的意见领袖;6）同辈及相关群体的个人关系网;7）公共机构。
在社会放大站中，通过传播渠道（媒体、书信、电话、直接对话）产生并传输信息。此外，每一个接收者都参与了信息强化（或弱化）的过程，因此，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充当了技术风险信息放大的角色。这些放大的关键步骤包括以下内容：1）信号的筛选（只有全部信息的很小一部分被进行了处理）;2）对信号进行解码;3）对技术风险信息进行处理（如在推断性信息中使用认知启发式）;4）给信息附加社会价值，以便于管理和政策借鉴;5）与所属文化及相关团体进行互动，以解读和确认信号;6）构想忍受技术风险或采取行动反抗技术风险及其管理者的行为意图;7）采取个体行为或加入团体行为来接受、忽略、忍受或改变技术风险。
一个成熟的技术风险社会放大理论应该是最终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要经历较多或较少的强化或弱化。这一理论是否足够强大到可以预测公众反应的特定形式以及新技术风险带来的社会冲突的详细结构，就必须有待时间的检验。它还应该可以对能够强化或弱化公众对技术风险反应的技术风险源属性和社会领域属性进行识别和分类。技术风险社会放大将大量产生行为反应，反过来，行为反应会产生次级效应。因此，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包含两个阶段：技术风险信息或技术风险事件的传者放大及其受众的响应放大。
4 技术风险传播中的媒介放大机制
社会放大的根源在于技术风险的社会体验，不管是直接的个人体验还是通过技术风险信息、技术风险事件和管理系统获得的间接、次级体验。对于技术风险活动或事件的直接体验可以使令人愉悦的（如驾驶机动车），也可以是令人惊慌的（汽车相撞）。总体上来说，对于巨大事故或技术风险事件的体验增加了危险的记忆和可意象性，强化了技术风险认知。但直接的体验也可以对技术风险的性质、范围和可操控性有一个回馈，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观察角度，增强了人们避免技术风险的能力。这样，鉴于直接的个人体验可以作为一个技术风险放大器，它理所当然也可以发挥弱化技术风险的作用。但是，很多技术风险并不是人们直接经历的。当直接个人体验缺失或不足的时候，个体们会从其他人和媒体那里获得有关技术风险的情况。信息流成为了公众反映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充当了技术风险放大主要原动力的角色，有可能影响社会放大的信息属性。
抛开信息的准确性和特定内容不谈，大批量的信息也可以充当技术风险放大器。在2008年中国毒奶粉事件中，大规模的媒体覆盖不仅报道了事故，还界定并塑造了事件本身。该事件的报道不仅重创了中国制造的商品信誉，而且在三年后，仍有7成中国民众不敢买国产奶。当然，连篇的报道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其他竞争信息源上挪开，转向特定技术风险问题。此外，新闻媒体也逐渐变成各种当事者为利益争锋相对的战场。无论怎么平衡各种报道，都没有足够把握使得政府令人安心的声明能够有效抵制引起恐慌的信息。使公众免受惊吓要比吓到他们难得多。大量的信息也会调动对特定技术风险的潜在恐惧，并强化对过往事故、管理失误的记忆，扩大对特定失误、事件或结果程度的想象。这样一来，提供信息的技术或活动就可能被视为是相当危险的活动。
信息的第二个属性是专家之间的争辩容易提高公众对真相的不确定感，增加技术风险是否真的被认知的疑虑，并能降低官方发言人的可信度。如果公众已经开始对技术风险产生恐惧，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对专家间的分歧更加关注。
毫无疑问，信息的第三个属性――戏剧化程度是技术风险放大的有利源。2003年中国“非典”的媒体报道中宣称，“非典”的死亡率极高，几乎无药可医，在报纸版面中，耸人听闻的大标题“上千人死亡！”强化了人们对事件灾难性潜在死亡感知的记忆。如果在没有矫正方法的情况下，错误信息源就已经进入了大众传媒，那么甚至一个微小事件，都完全都可能引起巨大的社会波澜。
信息渠道也十分重要。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的信息通过两个主要的传播网络流通――新闻媒体和非正式的人际网络。作为技术风险“放大器”的新闻媒体也因它们在公众舆论和社区进程设置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受到学者的关注。由于媒体对罕见或重大技术风险或技术风险事件进行的报道比例失调，人们根据受到的媒体报道篇幅来对死亡主要原因进行猜测也就不足为怪了。非正式的人际传播网络在一般意义上包括朋友、邻居、同事之间和社团内的联系。虽然我们对这样的网络了解较少，但毫无疑问，人们不会撇开其他社会事件或同辈们的观点去孤立地考虑问题。虽然个人的朋友或同事提供了用以证实技术风险认知的基准点，但他们很大程度上会持有一种普遍的文化观或偏好，所以，强化技术风险或弱化技术风险的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如果人们惧怕技术风险，谣言就会成为影响公众认知和态度形成的关键因素。在社会团体互动范围内，对技术风险的解读一般会融入更大的价值和分析框架中，来对抗与原有理念相冲突的新信息。因此，可以预想，人际传播网络中，公众会导致技术风险认知、管理偏好和关注度的分歧，专家也会在他们的理论、方法和数据的选取中表现出文化偏好。最终，技术风险信息中使用的特定术语或概念，可能会对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团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这些用语也可能会引发它们本意完全不相干的联想。
5 结论
综上所述，除了以上四种机制之外，社会进程还会导致发生对技术风险本身的积极反馈。如果有害物质运输事故发生在接近废料处理厂的地方，那么可能导致对运输线路的反对和阻挠。这样的行为自身就可能引起事端，于是增加了未来事故的可能性，并扩大了事故的后果。或者，也可能引发反对者的蓄意破坏，对在处理废料过程中发生的事故进行复制。尤其是对一项技术或设备存在强烈的公众关注时，基于各种机制，有关健康和安全的技术风险可能会在社会进程中被放大。因此，以上分析，只存在一部分范例来描述我们称之技术风险社会放大的现象。但是，了解这种现象是对其潜在影响，包括设计和技术、技术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性排序以及设置健康和环境标准等，都是进行技术风险评估的必要前提。我们提出这个概念框架，其目的就是为了着手构建一个可以解释如下问题的综合理论：为什么看起来微小的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往往会引起强烈的公众关注和重大的社会经济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以涟漪状扩散，波及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制度。因此，技术风险传播这一概念化的过程，需要精心设计，参考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经验主义研究也许会为下一阶段的理论构建提供更为重要的实验和理论范式。
参考文献
[1]珍妮・X・卡斯帕森，等.风险的社会视野上：公众、风险沟通及风险的社会放大[M].童蕴芝，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接地技术论文篇10
协同技术创新；技术对接；不确定议题；协商策略；智能感知Agent
0引言
技术创新平台最早起源于欧盟创新驿站（Innovation Relay Centre，IRC），是欧盟为鼓励中小企业进行跨国技术创新合作的中介网络，于1995年正式出台，由欧盟委员会根据其“创新和中小企业计划”资助而建立，是欧盟促进中小企业之间技术合作和转移的最主要的计划[1]。技术对接协商是技术创新平台中技术交易的重要环节，目前的技术创新平台还处于初步阶段，类似于简单的技术系统，在技术对接过程中不能够通过有效的技术对接协商算法提出“建议解”[2]，促使技术对接协商的成功进行，技术对接协商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若能针对技术创新平台的实际应用环境，结合Agent的自治性、社会性、自学习和自感知性[3]，设计高效的技术对接协商算法和协商策略，促使技术对接双方在多议题协商中达到共识、双赢，对技术创新平台中技术交易顺利完成、科学技术转移并转化为生产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献[4-6]将遗传算法引入协商模型，试图通过对手提议的变化评估对手的偏好，从而提高并优化适应度函数判断能力，遗传算法的搜索优化效果很好，但是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出现早熟现象。文献[7]提出了一种两阶段属性协商模型，通过关键提议的概念，解决了一对多多议题谈判问题中的悖论，但该模型易忽略低权重议题在谈判协商中的作用。文献[8]中的协商模型则引入Bayesian法则，该模型通过Bayesian法则根据每回合的提议来更新Agent的信念，但是Bayesian法则需要建立在先验概率的基础上。文献[9]提出了一种基于Pareto效率理论的协商模型，该模型构建一个效益评估函数，通过对协商双方的让步提议不断评估，来寻找Pareto最优效益提议，促成协商达成一致，该模型的缺点在于目标效益函数缺乏有效的连续型约束空间，Agent的分布型让步提议不一定是有效谈判区间内的Pareto最优效率点。文献[10]提出了一种基于Mediator调节的双边协商模型，该模型能有效地解决传统交替时提议的协商双方容易陷入僵局的问题，但是模型的评价联合效益的方法和维护公平效益方面的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另外，一些学者还将记忆演化学习理论[11-12]、模糊推理理论[13]、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算法[14]、协同过滤算法[15]等理论与算法引入，并讨论解决基于Agent的协商问题。
目前对于多议题协商算法的理论研究较多，且各自的理论都能够解决协商过程的相应的问题，也有相应不足的地方。但是目前针对多提议算法与策略的研究值限于理论研究，能结合实际的应用环境设计协商算法与策略的研究目前很少，特别是针对技术创新平台中的不定类型的多议题技术对接协商算法与策略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本文针对这一实际应用环境中的问题，提出基于Agent的多提议协商算法和策略，使得技术创新平台中的技术对接双方能够在多议题技术对接中实现效益“双赢”，从而促进技术对接协商的顺利进行。
1基于Agent的协商模型的形式化描述
根据实际应用环境的需要，可将协商模型（Model）定义为如下8元组：
其中：
Ag表示协商参与方Agent，Ag={Agf|f=1，2，…，n}。Agf表示第f个Agent，本文研究的是双边多议题协商和基于人工智能的知识库Agent的自学习，所以定义Ag={S，B，SL}，S表示卖方Agent，B表示买方Agent，SL表示自学习Agent。
A表示行为空间，即Agent可以采取的所有行为集合。定义A={start，propose，evaluate，agree，reject，end}，代表含义为：start表示发出协商请求；propose表示发出提议/反提议；evaluate表示评估提议；agree表示同意提议；reject表示拒绝提议；end表示请求终止协商。
Q表示协商议题集，Q={qi|i=1，2，…，n}，qi表示第i个协商议题。在技术创新平台中，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以技术议题无法统一拟定，因此技术议题将由比较了解所技术的技术方提供，并设置相应的议题权值。
W表示协商议题的权值集，即协商方对协商对象议题的偏好。权值越大，表明协商方对该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W={wiAgf|i=1，2，…，m}，其中wiAgf表示协商方Agf对第i个议题qi的权值。比如wis>wjs，表明对于议题qi，qj，卖方Agent S更倾向于qi。
T表示协商双方应遵守的协商期限，超过期限未达成一致协议则被视为协商失败。
P提议集，PtAgfAgf′表示在时刻t协商方Agf向协商方Agf′发出的提议，PtAgfAgf′（qi）表示时刻t针对第i个议题，协商方Agf向Agf′发出的提议值。
U表示效用集合，utAgf表示在时间t，Agf′的提议PtAgf′Agf带给协商方Agf的效用。协商的目的就是找出使协商双方的总效用达到最优的提议组合。
I表示经让步策略之后得到的qi的区间约束集合，该集合中记录了让步策略后各议题的约束范围。
2多议题协商算法
2.1参数规范化处理
在技术创新平台中技术对接双方将就要对接的技术的各项议题作重视度（即权值）设置，权值由用户设定的偏好度决定，权值的规范化处理方法即是求解该议题权值在所有议题权值中的比重。
2.2基于案例推理的相似度分析算法
案例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CBR）是人工智能领域中一种重要的基于知识问题求结合学习的方法，具有良好的可扩充性和可移植性以及自学能力。本文结合技术创新平台中的实际应用环境，利用技术创新平台中的历史交易提议，设计基于CBR的相似度分析算法，算法的步骤主要有如下5个阶段。
接地技术论文篇11
一、引 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装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在一些领域中，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核心技术依赖进口、关键零部件发展滞后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依然存在。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明确产业集聚强度，选择适宜技术进步路径。虽然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路径x择多有研究，但是基本上都没有考虑区域要素禀赋和行业特征对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影响；同时，对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路径关系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因此，继续探讨考虑区域要素禀赋和行业特征的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并且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理论机制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对产业集聚问题进行探讨。在国外，基于马歇尔提出的产业集聚理论，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解释产业集聚的作用方向。在国内，鲜有学者从经济学和地理学角度对产业集聚机理进行研究（王缉慈，2002[1]），大部分学者主要依据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从特定的角度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此外，国内学者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主要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对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等的产业集聚问题进行研究（巩前胜和仲伟周，2012[2]；杨仁发，2013[3]）。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探讨技术进步路径选择问题。国外探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技术模仿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吸收等方面，形成了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后发优势学说”和“后发优势实践悖论”。国内关于我国技术进步路径及方式选择的研究存在着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要素禀赋说”和基于竞争优势理论的“技术赶超说”的争议。吴延兵（2008）[4]、吉亚辉和祝凤文（2011）[5]等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技术进步的合理性，但是其在实现技术赶超和经济增长收敛中的作用值得怀疑，因此，我国只有加大自主创新（刘小鲁，2011[6]；李光泗和沈坤荣，2011[7]）才能不受制于国外发达国家的技术制约，从而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的赶超（刘志彪，2011）。
有关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产业集聚促进了技术进步（张公嵬等，2013[8]；范剑勇等，2014[9]）；而少数学者（叶建亮，2001[10]）则认为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集聚；基于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潘江玲（2013）[11]等对这一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并证明两者存在双向关系。促进技术进步的路径包括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以技术引进实现的技术进步与以自主研发实现的技术进步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产业集聚与不同路径实现的技术进步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虽然鲜有研究明确探讨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路径的关系，但现有研究指出产业集聚与自主研发的溢出效应（项歌德等，2012[12]）和技术溢出效应（张公嵬等，2013[8]）相互促进。因此，本文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用产业集聚指数衡量产业集聚强度，同时选取了4种主要的技+术进步路径，在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
迈克尔波特从创新能力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聚现象，主要包括要素条件、竞争战略、需求状况和相关产业。创新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并且该理论认为产业群通过提高生产力、加快创新的步伐和鼓励新企业的形成来影响竞争。而克鲁格曼在新经济地理理论中指出“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等的核心―模型。同时指出技术的“外溢”效应在产业集聚形成中的作用。因此，本文在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和克鲁格曼等提出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产业集聚和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模型。
克鲁格曼在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性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地理理论（NEG），其核心思想是包括“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等的核心―模型。其中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是产业集聚的原因，具体指基本要素（劳动力）的“蓄水池”效应和技术的“外溢”效应。因此，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ISC=AL？琢 （1）
其中，ISC表示产业集聚；A和L分别表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分别代表影响产业集聚的两种效应；？琢为待估参数。对式（1）两边取对数可得：
lnISC=lnA+？琢lnL （2）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包括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自主研发等不同技术选择模式，借鉴董景荣等（2015）的处理方法，可以表述如下：
A=e■ （3）
其中，TPP表示技术进步路径。
■γjTPP=γ1FTII+γ2ITII+γ3FDII+γ4R&D （4）
将式（4）带入式（2）可得：
lnISC=■γjTPP+？琢lnL （5）
根据波特产业集聚的“钻石”理论可知，技术进步影响产业集聚的同时，产业集聚也会通过一定的机制反作用于技术进步。张宇和蒋殿春（2008）认为产业集聚通过技术的“外溢”效应影响产业的技术进步。而产业集聚强度不同，适宜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就不同，从而造成产业技术进步的程度产生差异。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TPP=ISCδKβ （6）
其中，K表示物质资本；δ和β为待估参数。对式（6）两边取对数可得：
lnTPP=δlnISC+βlnK （7）
三、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根据式（5）和（7），同时，参考董景荣等（2015）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模型，本文设定计量模型为如下形式：
lnISCit=ρ0+■γjTPPit+？琢lnLit+εit （8）
lnTPPit=σ0+δlnISC+βlnKit+■θTCVit+εit （9）
其中，ρ0、σ0表示常数项； εit为随机扰动项；TCV表示控制变量，在参考现有文献的基础之上，本文将规模经济（TSE）、技术能力（TTC）、经济发展水平（EDL）、经济外向度（TEE）、技术水平（TTL）作为控制变量，以期全面反映影响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因素。本文的变量主要包括产业集聚、技术进步路径、要素禀赋和控制变量。
由于部分地区数据统计的缺失，本文以我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①。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部分数据经过整理后得到。主要变量的性质如表1。
四、模型估计方法的确定
根据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对模型估计方法进行确定（见表2）。
表2显示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由表2可知，产业集聚强度、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在全国和西部地区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产业集聚强度、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在中部地区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产业集聚强度与自主研发在东部地区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其他情况显示，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或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由于双向因果关系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存在双向格m杰因果关系的变量，运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或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变量，运用全面FGLS面板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五、经验研究
根据NEG理论推导分析可知，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相互影响。并且，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且受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由于本文重点考察地区发展不平衡下的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路径，因此，本文根据存在区域差异性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以及根据NEG理论推导的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模型选择适应不同区域的估计方法进行经验研究。
（一）分区域技术进步路径对产业集聚影响的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3显示了式（8）中技术进步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由表3可知，运用全面FGLS和3SLS方法估计的结果存在差异性。除全国和西部地区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的系数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且对产业集聚强度均有正向影响外，其他技术进步路径对产业聚集强度的影响在显著性或正负影响上存在差异。如运用两种方法，东部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的系数均不显著，但是对产业集聚强度的影响方向不同；中部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的系数显著性不同，但是对产业集聚强度均有负向影响；东部地区自主研发的系数在显著性和正负影响上均不同。
由上述分析可知，运用全面FGLS和3SLS方法估计的结果存在差异性。下面需要根据一种估计效率较高的方法进行分析，否则分析结果会出现偏差。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式（8）中部分自变量与因变量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3SLS估计方法对式（8）的估计效率较高。下面，我们以3SLS方法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由表3可知，估计结果在显著性和正负性上存在区域差异。全国和西部地区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的系数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且对产业集聚强度均有正向影响；而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显著性与之相反，东部地区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对产业集聚强度有正向影响；而中部地区的与之相反。这说明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有利于全国和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没有显著影响。全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的系数不显著，而中部地区的与之相反；全国和西部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对产业集聚强度有正向影响，而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与之相反。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的系数不显著，而全国和西部地区的与之相反；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在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产业集聚强度均有正向影响。全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自主研发的系数均不显著，东部地区的与之相反；全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自主研发对产业集聚强度的影响为正，西部地区的与之相反。此外，人力资本对不同地区的产业集聚强度基本都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估计结果在显著性和正负性上存在区域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的技术“外溢” 效应仅作用于较落后地区的产业集聚现象上；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存在的产业扩散现象使得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的技术“外溢”效应随之扩散；东部地区是拥有较先进国内技术的地区，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已无法满足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相对于西部地区，毗邻东部地区的中部地区更容易吸收先进的国内技术；外商直接投资往往发生在较落后的地区以依靠改革和政策红利来降低成本，从而使得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对西部地区产业集聚产生影响，这也与外商直接投资在现实中存在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的现象相吻合；拥有丰富要素禀赋的区域和行业才能使自主研发发挥其作用，东部地区是要素禀赋丰富的区域，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却远不及东部地区。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全国和西部地区应该选择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和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东部地区则应选择自主研发和中部地区应该选择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影响产业集聚强度。
（二）分区域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影响的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4显示了式（9）中产业集聚强度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由表4可知，产业集聚强度对技术进步路径基本都有正向影响，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全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强度对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和自主研发均有正向影响，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而中部地区产业集聚强度对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和自主研发有正向显著影响，对国内技术引进与模仿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存在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不同地区都存在产业集聚现象，从而导致对不同地区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综上分析可知，全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强度有利于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发挥其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强度有利于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和自主研发发挥其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此外，物质资本、规模经济、技术能力、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外向度和技术水平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存在差异。
六、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前文经验研究估计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采用基尼系数指标来衡量产业集聚强度，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式（8）和式（9）中主要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如表5、表6。
由表5可以看出，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变量的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与表3的估计结果基本相同，只有东部地区运用3SLS方法估计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的显著性与之前的不同，即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的系数显著的结论不稳健，但是，估计结果在显著性和正负性上存在区域差异的整体结论依然稳健；由表6可知，产业集聚强度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性与表4的估计结果相同，从而可以看出，产业集聚强度对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基本都有正向影响，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的结论依然稳健。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产业集聚强度与技术进步路径的关系在不同区域中存在差异，很有可能是因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的。为了解决区域和行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协调好产业集聚强度和技g进步路径的关系，提出下列政策建议。
继续深化并发挥东部地区改革开放的作用，积极引进适合我国行业发展的技术并加大创新力度。过去30多年，虽然改革红利促进了我国经济等各方面的快速发展，但是国际经济环境在不断变化，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才能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发挥改革开放的作用。东部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首要窗口，全面提升我国经济水平需要靠东部地区发挥好龙头作用。东部地区的装备制造业主要集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从而限制了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适度对该地区的装备制造产业及其技术引导扩散，将有利于东部地区和其他地区内部产业的平衡发展和选择适宜的技术进步路径。发挥好中部地区连接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桥梁纽带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呈地区发展趋势，中部地区既能承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又能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对我国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和行业发展的异质性，中部地区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开发西部地区不仅要依靠国内政策支持，也要依靠周边环境。采取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发展依然较缓慢。为此，促进与西部地区紧邻的其他国家的交流，共同发展以促进西部地区发展，带动西部地区各产业发展，从而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差距。最后，我国应该加大创新力度，把以技术引进为主的技术进步路径变为以自主研发为主的技术进步路经，从而更加主动把握产业集聚强度，以利于区域和行业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缉慈. 地方产业群战略[J]. 中国工业经济，2002（3）：47-54.
[2] 巩前胜，仲伟周.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集聚水平与区域分布特征[J]. 改革，2012（5）：83-87.
[3]杨仁发. 产业集聚与地区工资差距――基于我国269个城市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3（8）：41-52.
[4] 吴延兵. 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地区工业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08（8）：51-64.
[5] 吉亚辉，祝凤文. 技术差距、“干中学”的国别分离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4）：49-63.
[6] 刘小鲁. 我国创新能力积累的主要途径：R&D，技术引进，还是FDI？[J]. 经济评论，2011（3）：88-96.
[7] 李光泗，沈坤荣. 中国技术引进、自主研发与创新绩效研究[J]. 财经研究，2011（11）：39-49.
[8] 张公嵬，陈翔，李赞. FDI、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制造业行业的实证分析[J]. 科研管理，2013，34（9）：114-122.
[9] 范剑勇，冯猛，李方文. 产业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世界经济，2014（5）：51-73.
接地技术论文篇12
自21世纪初中国实行“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迅猛的发展阶段。截止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733亿美元，相当于中国198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1倍，1990年的16倍。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87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6.2%；2011年达到601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1.8%。 在如此高增长的现状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过少，同时近年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外汇储备高居不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利用国内外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而且对于缓解外汇储备过多问题也有积极意义。大力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将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
浙江省作为国内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在2001年达到3350万美元，2002年为5132万美元，比2001年增长51.19%。发展到2011年，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达到34.5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2.68%，发展趋势由下图1所示 ：
二、文献综述
早期，学术界对FDI的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对象，对于发展中国家FDI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发达国家对其进行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对其造成的经济及各方面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家的OFDI突飞猛进，并且体现出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不同的特征。经典FDI主流理论认为的垄断优势是一国向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的观点已无法对发展中国家FDI提供满意的解释。尽管这些主流理论的创立者也注意到了这种新变化，并对其理论进行修正，但仍然无法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形成完整一致的解释。
美国学者S.H.海默（S.H.Hymer，1960）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提出了垄断优势论，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奠定了发展的基石。
提出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的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Kojima，1979） 认为投资国应当通过对外投资将本国的劣势产业转移出去，以使投资国集中精力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加速投资国的产业升级。从这个理论出发，我国等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就很难进入到发达国家，并且其OFDI的发展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美国经济学家小威尔斯（L. T. Wells，1983）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具有三方面的优势：一是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开发了满足小规模市场的劳动密集型技术而获得了竞争优势。二是具有在当地采购和提供特殊产品的优势。为了减少因从工业国进口技术而造成投入需要，被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也渴望得到那些着眼于使用当地材料的革新成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便寻求用本地供应来代替。三是具有接近周边国家市场、低价营销的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通过低的市场价格来进行促销。由此推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象主要是具有市场规模小的周边发展阶段相对落后的国家。这个结论只能解释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拉奥（Sanyjaya Lall，1983）提出，通过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创新活动，其跨国公司能产生独有的技术地方化优势。这是因为当一些发达国家过时的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小规模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相匹配时，能够产生适用于当地的技术优势；在购买力水平较低时，由于消费者偏好差异也可以开发出非名牌但却有竞争力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与成本优势以及民族或语言的联系，也会形成竞争优势。这个理论较好地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解释了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现象，但仍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投资问题。
接地技术论文篇13
一、经济增长的动因
经济发展的内涵丰富，涉及到社会、经济、环保等各方面内容，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需要通过各种不同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其中，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其水平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研究机构都主要通过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和比较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本文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本文仅仅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决定因素。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从技术层面来说，主要取决于三方面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具体来说，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不断投入生产要素的总量，带来产出的持续增加，即经济增长；二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促使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重新配置，进而带来产出的持续增加，即经济增长；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使得经济总产出在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同样会增加，即经济增长。因此，根据林毅夫的观点，任何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增长，都必须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这三方面来考虑。
根据传统的后发优势理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虽然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它具有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后发优势。只要发达国家充分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赶超发达国家。那么，什么叫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该理论观点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本文将在后面做详细论述。
二、简评后发优势理论的研究现状
自从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gerehenkron)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论后，对后发优势的研究从未间断。各国的经济学家和学者都先后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得出了许多不同的有意义的理论成果。本文认为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后发优势论的创立阶段。代表人物是格申克龙、列维和阿莫拉诺维茨等，他们是在19世纪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等欧美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后发优势论的深化阶段。代表人物希尔曼、南亮进、金泳镐等，他们是在20世纪拉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第三个阶段是后发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阶段。目前，这一阶段正在进行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国内的林毅夫、郭熙保等，他们主要是以中国、印度等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基础。
虽然后发优势一直是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且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学术界也还没有对后发优势形成一个全面的并被学术界公认的概念。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些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因此，在林毅夫看来，技术是后发优势中的主要内容。郭熙保认为：“从发展的技术角度来考虑，后发优势应该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结构五方面。”在郭熙保看来，后发优势具有多维性，它不仅包括技术，还包括资本、人力、制度和结构；而且郭熙保还将后发优势界定为“后发国家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一益处先发国家没有、后发国家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
综合上述，后发优势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技术、资本、劳动、结构和制度等五个方面。再结合前面关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动因的分析，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三个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具有后发优势。据此推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自然而然地应该比发达国家发展更快。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十分缓慢，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因此，后发优势理论似乎并不能成立。
本文认为，并非是后发优势理论不成立。因为根据传统的后发优势理论观点，后发优势会通过技术、资本、劳动、结构和制度等五个方面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然而，本文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仅仅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一般来说，间接作用就必然需要很多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更好地被发挥出来。如果不具备其他条件的有效配合，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就很难被充分发挥出来，进而制约了后发优势对经济增长的整体作用的发挥。
三、后发优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1、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概念
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丰富，劳动要素价格自然就比较低，可以通过大量投入来增加产出；第二，发展中国家虽然技术相对落后，但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来推动技术变迁，进而增加产出；第三，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降低升级过程中的成本，进而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增加产出。因此，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三个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在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且这种优势都是直接地增加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是指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会首先推动该国产业结构升级，然后，产业结构升级叉会促进该国经济增长；简单地说，就是指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通过结构这个中介而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该国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2、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的具体表现
根据后发优势间接作用的概念，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间接的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产业结构升级，也称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一般简称产业升级，是指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或者说是产业结构由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过程。从产业附加值角度看，产业结构的发展是向着附加价值更大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越来越占优势地位的方向发展。因此，产业升级必然伴随着产出增加，即短期内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必须注意，产业升级有别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即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合理化虽然从长期来看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短期内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的增长。
下面就看看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1)资本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稀缺。根据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可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如果国际资本是自由流动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那么资本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有助于推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当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促使该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资本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2)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关于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学术界研究的比较多。其中，林毅夫的研究最为透彻，他从成本与收益角度进行论证，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实现技术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本文认为，在这里，林毅夫主要论证了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其实，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有利于该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推动该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而产业结构升级又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3)人力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这种优势既是比较优势，又是后发优势。比较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可以发展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通过国际贸易从发达国家购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实现双方共赢。而人力上的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廉，首先吸引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例如，我国目前之所以被称为全球制造中心，就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价格便宜；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的进人也必然会伴随着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和理念的进入，如他们为了使企业正常运作必须对员工进行各种培训，包括技能培训及管理知识和理念培训等，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这就必然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人力资本。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高级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是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人力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该国产业结构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4)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历史经验证明：一种有效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需要支付高额代价的不断试错的过程，经过反复、动荡、危机乃至战争等才能形成。但是，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一旦这种制度形成并行之有效，后来者就可以避免这种试错的高额代价，通过制度的移植、模仿和创新，节约经济发展的创新成本和时间成本，以相对较小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取得相对较大的发展收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制度方面的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学习、效仿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管理经验，并经本土化改造所产生的效率和益处。
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当中，通过学习先进国家在经过实践检验后形成的优秀的制度，可以减少该国在制度安排和创新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时间和社会成本，有利于产业结构更快更好地升级，进而促进该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该国产业结构更好更快地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可知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其在资本、技术、人力、制度和结构方面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实现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
3、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需要产业政策的配合
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如果缺少相应条件的配合，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自然会大打折扣。因此，虽然发展中国家本身具有后发优势，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创造一定的条件来支持后发优势，致使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例如，目前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很慢，甚至有很多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呈不断拉大的趋势。
当然，如果具备相应条件的有效配合，那么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就会被充分地发挥出来。例如，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特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虽然起初经济落后，但已经接近或者成为发达国家。仔细分析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且十分有效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就是指政府部门专门为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而制定的经济政策，它与产业结构升级有着密切关系；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会促进经济增长，反之，会阻碍经济增长。
因此，本文认为，产业政策就是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间接作用充分发挥所需要的最重要的配合条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