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诗歌篇1
1、余光中诗歌的特点：从诗歌蕴含的情感来谈：余光中的诗歌不管是题咏爱情、风物还是怀念故土，都充满了感伤凄美的色彩，如“月是盗梦的惊魂，今夕，回不回去？”、“轮回在莲花的清芬里，超时空地想你，浑然不觉蛙已寂，星已低低”（《中元夜》），寥寥数语，寂静的夜和深沉的思念，便如在眼前。
2、除了爱情，“乡愁”是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的另一个主题，家国之思亦是若隐若现贯穿“乡愁”的始终。无论是《漂给屈原》，《夜读》，还是《乡愁》，都展现了诗人那伤感而悲壮的情感历程，在诗人的诗歌中，处处蕴含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命运的双重关系。
3、从表现形式来谈：他的诗歌格律不是句句押韵，而是情感的互渗，在他的诗歌里可以找到整个情感流动的脉络历程。“空中有风，风中隐隐，有钟声，自无处来，向无处去，无始无终。背风而立，钟声涌起，如潮生远海，如回忆。钟声沉寂。”（《升》），这首诗多用四言句式，间杂三言、五言于其中，使得节奏轻盈，再加上以“忆”、“寂”结尾，不仅押韵有致，而且给人以悠远空灵的虚无之感，从而使得字面意义与蕴含的思想感情相契合，“风”、“海”、“钟声”、“回忆”浑然一体，一种落寞却不凄凉的美感萦绕于读者心中，这也是诗人情感的流动与诗句中的表征。
4、再从字面上来看，余光中先生的诗歌，文字简洁易懂，简洁流畅的文字里蕴含了丰富的感情，同时具有西方象征派的特色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美感，这也是诗人写诗歌的成功之处。余光中先生的用字可以说信手拈来，在诗人的组织下成了情感丰富，意义深刻的抒情诗歌，这不得不叫人佩服。
（来源：文章屋网 ）
余光中诗歌篇2
一、传统文化的濡染
在余光中的精神脉络里，有着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文化气质。他自小就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濡染。他说：“我的幸运在于中学时代是在淳朴的乡间度过，而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也宜于学中文。”综观其少年时期的中文教育，可分为三部分： 一是古典散文，如《阿房宫赋》、《滕王阁序》等； 二是旧小说，如《三国》、《水浒》等； 三是古典诗词。余光中觉得“ 性之相近，习以为常，可谓无师自通，当然起初也不是真通，只是感性上觉得美”，“从初中起就喜欢唐诗，到了高中更兼好五代与宋之词。”自小所受的古典文学的熏陶，使余光中在投入新诗创作之后，能用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新诗，用传统美学观念来鉴定新诗。
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学赋予了余光中诗歌浓郁的东方气质和不断创新的意识，那么，深入诗人骨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道思想则构成了其诗作的文化内核。
首先来说儒家的“入世”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中形成了关注社会并积极投身其中的思想传统，这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追求和理想人格，在文学中则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执着的历史使命感。余光中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学者型诗人，也时时流露出强烈的现实悲悯情怀。即便历经了离桑田赴沧海的流转，漂泊海外数十载，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也依然不能忘情于祖国，一直将自己的灵魂和命运熔铸在民族之魂中。体现在艺术上则是从唯美转向唯真，不但思考个人命运和永恒时间，更追索生命的价值，咏叹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作为由大陆漂泊到台湾的“ 流亡贵族”，余光中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心中都怀着浓重的寻根意识。百川归海，落叶归根，无论是在台湾、香港，美国或是在世界的任一个角落，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深深扎在故国大地里。
再来说道家的“逍遥”精神。余光中十分推崇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理想的人格和逍遥的人生态度，他尤其对魏晋名士与李白的空灵玄远、清拔飘逸大为赞赏，因此他的诗中常追求一种独立于世的人生情怀。如他的“ 李白系列”——《梦李白》、《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和《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等篇，以新的视角对传统题材进行创造性的运用，表达了对李白人格精神的向往。这也是余光中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与历史归属感的流露。余光中有很多诗歌典型地传达着“天人感通”的理想人生。庄子哲学中的这种理性精神和人文意识曾一度给余光中以莫大的情感慰藉。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彷徨与困惑、失落与迷茫之后，终将内心思想指向自我超越。在散文《逍遥游》中他曾写道：“当我死时，老人星该垂下白髯，战火烧不掉的白髯，为我守坟。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当我物化，当我归彼大荒，我必归彼大荒，我必归彼芥子归彼须弥归彼地下之水空中之云。但在那前，我必须塑造历史，塑造自己的花岗石面，当时间在我的呼吸中燃烧。”由此可见，余光中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参天地、赞化育，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逍遥情怀。
二、西方文化的渗透
对于余光中而言，从大陆辗转赴台，一种近似文化移民的心路历程和沧桑巨变后的“ 边缘处境”，构成了他创作心态的基础。这种“ 边缘处境”的内涵是多层次的。首先是空间的边缘处境。当诗人远离本土，甚至可以说是被放逐于孤岛后，其心态也就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天涯游子漂泊的身世，构成一个反传统情思的意象原则，一种对命运的隐喻。其次是文化的边缘处境。这迫使诗人重新进行文化时空的自我心理定位，正如叶维廉所言，“ 文化移民的心态意味着置身于文化环境的边缘处境”。在由西方文化时空与东方文化时空构成的文化坐标系中，余光中一直以高扬个性为超越边缘的第一要义。但是，艺术的边缘处境又不可能因为个人而改变，在这样两难状态中，他不得不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西方之行，为余光中提供了一个吸收现代艺术营养，进行多方位艺术尝试的机会；，对西洋现代艺术的大量吸收，使得余光中的作品有抽象化的趋势。如《芝加哥》、《我的年轮》等诗，充满了奇特的意象、欧化的句法和大幅度的跳跃。当时正值台湾现代诗运动兴起之时，余光中作为被称为现代诗“ 三驾马车”之一的《蓝星诗社》的创办者和活跃代表，参与了现代诗的重要论争，成为新诗传统的反叛者。诗人曾一度沐浴在欧洲文化的氛围中，自然受到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创作也吸收了超现实主义、唯美主义和结构主义等艺术流派的养分，诗歌作品充满前卫意识和现代气质。
三、中西文化的融合
西方现代艺术使他进入了一个观念和感情互相冲突的二元艺术世界，西方艺术虽攫住了他的心神，但在本质上却始终是一种“ 文化充军”。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让处于夹缝中的余光中体验到了难以契入的痛苦。就价值观而言，西方现代主义者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对个人及其价值的强调和张扬，固然使人类获得了根本性的解放，但是这种个人意识的扩张，也带来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虚无、与社会的对立，不知何处是边际、何处是归宿。而要使现代人逃离这绝境，余光中认为，必须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指引，因为传统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使他发现个性与民族性、人性与时代性是可以相通的。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价值观更多地派生出的是孤独的、平面化的自我形象，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孕育出的则是“ 一个集认知主体、道德主体、政治主体、历史文化主体于一身的完整的自我形象”。余光中在文化上“ 西奔东回”的结果就是《民歌》、《乡愁》等一批散发着中国古典情韵的现代诗的诞生。这些诗作就是在经过古今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火葬”之后更生的凤凰，显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不朽的生命力。
因此，从文化层面看，余光中的诗歌真正做到了古今中西文化的交融，从他的诗中既可以感受到一个丰富多彩的“ 西方”——凡·高的梦幻世界“五月画会”笔下的凝练和谐的美、艾略特的忧郁、弗洛斯特的亲和、摇滚乐的现代，也可以感受到一个历久弥新的“ 东方”——人与自然的默契、天人合一的空灵简洁。仿佛向你开启一个五彩纷呈的世界。
就像这句诗一样：
酒入豪肠，
余光中诗歌篇3
余光中自从把自己的笔伸回海峡对面的大陆之后所创作的许多留恋故土的乡愁诗，才是他赢得盛名的主要基础，其诗歌风格的变化可以说也是整个台湾诗坛50多年来风格走向的一个缩影。读者对他的认识和解读，也多从其乡愁诗开始。乡愁诗已经成为余光中通往世界华人心中的一枚“邮票”,其中他对“土地”的记忆与“地图”的书写秉承了中国传统依恋故土的诗歌艺术表现。余光中的诗歌以土地记忆为内核，以地理意象的乡愁式咏叹来实现对土地记忆的地理归依，从而对抗现有地理秩序与空间的区域矛盾，这也是诗人寻求历史与文化认同的主要通道。他的诗作解构了正在进行的时间，让历史叙事陌生化；也解构了原有的地理秩序，让地名排列陌生化；更解构了自我的意识形态，让身份认同陌生化。通过色彩斑斓的诗歌写作，我们可以感知那种内在的乡土意识上的两难处境，生存的异化转化为灵魂的异化与身份的迷失，并带来身份认同的危机。
二、内化的乡土意识核心
所谓土地，指的就是一群人居住的地方。这群人久居一地,使得人们依托于环境的特性而发展出乡土意识，从而具有人的“现代性”的意义并塑造出共同的生活经验，这块土地从此变得不可替代。余光中曾自己写道：“走出那一块大大陆,走破几双浪子的鞋子，异乡异国，走来走去，绕多少空空洞洞的圈子?再回头，那一块大大陆可记得从前那小小孩 ”。
对诗人而言，土地不仅仅是休养生息之所，更是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不可缺失的特质，具有心理治疗的超凡能力土地也与社会相互建构，相互依存，并互为因果，就如同今天在城市的上空在家家户户阳台花盆里生长、开放的花花草草。那花盆可以说就是城里人对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与表征，人们总想拽住一些生命中本能的东西。人对土地的本能眷恋与现代城市的水泥森林产生激烈冲突，时刻进行着一种乡土意识突围的表演。而对大多数华人而言，共通的生活经验与传统文化，依据原始的地理景观而形成，落地生根，这就必然有一个彼此认同的核心，那就是乡愁的地理情结，这点独一无二,它链接着土地与文化，也是诗人联系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主要基质。余光中也说他是突然意识到“中国”情结的，我们知道，意识其实肯定早就存在。诗人藉由个人的乡愁，启动过去的记忆，这是一个时间与空间、形体与心理双重的旅程。当原来居住的土地已经不在，记忆成为诗人个体意识与民族之间维系的时候，这也是个体身份认同的起点。故土大陆在诗人的心里是被充分内化了的幻象，真正处于其中，则得以隐身，而一旦诗人居于外域，才会得以凸现，一如要识得庐山真面，必须身处于庐山之外，而身在山中则不可得见一样。诗以言志。诗歌的书写成为寻求地理归属心理依归的介质，诉诸文学的也是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虽然从大陆移居到台湾并不存在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但依然存在着两种生活经验、两种意识形态、两种制度的冲撞，语境也不免发生变化。
在不同的语境下，时空的分离导致新的时空制度转型是必然的，同时它也远不只是一种时空分离，而且完全可以视为一种更剧烈而更深刻的时空裂变。生命中最动人的，莫过于在这块土地上耕耘过的岁月，作为“异乡人”,诗人必须要冲破区域空间的焦虑与身份认同危机，这样，乡土意识就成为诗人能够着落的全部。土地在文化的延续性上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性，土地不仅指自然界外在的有形的实体，对土地的想象也赋予土地无形的社会意义，成为社会意识的载体，这样土地也就连接了自然与社会的一个特质，土地变成了诗人心中的“地方”。一个文化的身份认同建立在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上，这份认同产生了自我意识，个人由此开始创立一个建构整个文化的故事，而这样的文化认同必须回归到土地，是一种对故土在心理上的回归。土地是身份认同的实体基础，诗歌作品成为身份认同的文化依托。
三、意象书写的土地符码
在地域空间的取舍上，余光中选择的土地影像以地图作为书写的凭借，这是独具匠心的。我们知道，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的隔阂久久不去，地理上的家国土地不再拥有，那块具体有形的故土只能在诗人的记忆里存在。余光中通过对一张中国地图的俯视进行幽古的思怀，用以怀想那片古老的大陆，怀想过去的中国。诗人也知道:“当你不在那片土地,当你不再步履于其上，俯仰于其间，你只能面对一张象征性的地图。”这样，地图在余光中这里就具有独特的乡土意识的表征意义，成为一个象征和一个绝佳的替代品，替代那片无法步履其上、俯仰其间的中国古老的土地，时间不会倒流，但心灵却可以在回忆中重温过去，对诗人来说，诗歌写作是对故乡土地记忆的修复与重建，也是艺术的还乡形式。诚如我们所知，自古诗人对故乡之情的处理大概一致，故土家园只能留在梦里，近乡情怯，时时想念，却又时刻准备远离故土家园而去，地域空间上的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使得精神上的创伤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诗人的心头，并不时表露在字里行间。诗人的记忆植根于具体的“空间 ”，由个人至民族而土地，以土地结合自我的记忆，土地与诗人的心理创伤进行符码的交流、转换，以土地的意识。去抚平创伤，以再现无法言说的地理空间的消减，尽管诗人远离原来的土地，诗人仍然会时时复苏生活与土地的紧密结合。在余光中的诗作中，乡土意识又常与母亲意象紧密关联，以母亲作为地域情感的归依。如《乡愁四韵》: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信一样的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应该说，诗人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个人意义的乡愁，而是海外华人共同的乡愁，甚或是离开故土、生活异地的人们共通的一种感受、情绪，诗因之也就获得了深远的意味，并接续了人类的精神序列。所以，土地的精神即是记忆，即便离开故土, 记忆承载的依然是祖灵土地的精神。可以说,乡土意识已经如同基因符码,铭刻于诗人的血脉里，乡土意识也与诗人自我意识的符码完全相应。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余光中的“地理感”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在人本意识层面产生的自我内在的地理感，这是与生俱来的类似基因的一种乡土意识情结；二是游历于异域而产生的区域空间的地理感，这是第一层面在空间向度上的延展；三是在异族文化层面产生的历史文化的地理感，这是第一层面在时间向度上的延展。通过三个层面，诗人一层层拨开历史的积淀，透过诗进行“对脚下这块土地历史的追寻”,从而反映出诗人面对故土失落的挣扎与被切割的土地记忆是如何构建自我、重塑文化地理形貌的。可以说，对以地名书写为表征的土地记忆，已经成为余光中抵抗外域文化和构建个人地域认同与文化寻根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余光中:《白玉苦瓜•断奶》,大地出版社,1974年版。
余光中诗歌篇4
余光中认为，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为艺术，则必有其创造性。翻译与创作有相通之处，两者都是要将一种经验转换成文字。不同的是，作家是将自己的经验翻译成文字，一切全在自己掌握之中，是一种“不拘的翻译”、“自我的翻译”。而译者要进行翻译的这种经验，已经有了文本，有其既定的内容和外貌，容不得译者擅自变更。然而，译者在将这种经验从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文字时，在字词的选择、句子结构的安排、整体风格的把握上，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创作。他在谈自己译诗的经验时说：“翻译的心智活动过程之中，无法完全免于创作。……一位译者必须斟酌上下文的需要，且依赖他敏锐的直觉。这种情形，已经颇接近创作者的处境了。”因此，“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至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余光中，2002：34）。
在文学翻译中，诗歌翻译最难，也最能体现译者水平。余光中以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兼具深厚的国学和西学功底，翻译了大量英美现代诗歌。凭借严谨的态度、醇厚的语言修养、天赋的艺术才能，他翻译的英美诗歌质量上乘，带给读者极大的审美享受。本文拟从余光中翻译的英美现代诗歌入手，分析其译学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和应用。
一、文学翻译需要“变通的艺术”
关于翻译，余光中有很多精辟的譬喻。“翻译如婚姻，是一种两相妥协的艺术”。“如果说，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余光中，2002：55）。既然如此，这种双方之间的妥协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而“巫师”应该如何用人话传达“神谕”，既要忠于神，又要让人听得懂？这就涉及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变通之道”。在翻译中，究竟应该靠近源语多一点，还是靠近译入语多一点？应该“直译”多一点，还是“意译”多一点？这也是译界中争执得最多、最久的问题。余光中提出鸠摩罗什“翻译为嚼饭喂人”的比喻，并转化译文“生”与“烂”的问题。他说：“译文太迁就原文，可谓之‘生’，俗称直译；太迁就译文所属语言，可谓之‘烂’，俗称意译。”他认为理想的译文，既不能生，也不必烂，够熟就好（金圣华，2006）。他说：“我做译者一向守一个原则：要译原意，不要译原文。只顾表面的原文，不顾后面的原意，就会流于直译、硬译、死译，最理想的翻译当然是既达原意，又存原文。”如果遇到难以两全的时候，“只好就迳达原意，不顾原文表面的说法了”（余光中，2002：126）。
在一般的文学翻译中，要把握好这种“变通的艺术”已是不易。而诗歌，作为各种文学体裁中语言最精粹凝练、艺术技巧最丰富多样的一种，其翻译更是难上加难。中英两种文字，在形、音、文法、修辞、思考习惯、美感经验、文化背景上相距甚远，而在诗歌翻译中，既要传达原诗的思想内容，又要尽量贴近原诗的形式，更要再现原诗的意境与神韵，做到“诗美再现”，这种心智活动的过程，似乎比创作更加繁复。下面，我们将通过赏析美国女诗人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一首名诗《殉美》（I Died for Beauty）的两种译本，看余光中是如何以驾驭两种文字的深厚功力，在翻译实践中贯彻自己的翻译原则的。
原诗：I died for Beauty——but was scarce/Adjusted in the Tomb/When One who died for Truth，was lain/In an adjoining Room——//He questioned softly “Why I Failed”？/“For Beauty”，I replied——/“ And I——for truth——Themself are One——/We Brethren，are”，He said——//And so，as Kinsmen，met a Night——/We talked between the Rooms——/Until the Moss had reached our lips——/And covered up——our names.
余光中译：我为美死去，但是还不曾/安息在我的墓里/又有个为真理而死去的人/来躺在我的隔壁。//他悄悄地问我为何以身殉？/“为了美，”我说。/“而我为真理，两者不分家；/我们是兄弟两个。”//于是像亲戚在夜间相遇，/我们便隔墙谈天，/直到青苔爬到了唇际，/将我们的名字遮掩。
张国海译：我为美而死了——但刚刚/安躺在坟墓里/便有一个为真理而死的人，躺下/在我的隔壁——//他轻声地问起“我为何而死？”/“为了美”，我答曰——/“而我——为了真理——两者为一体——/我们是兄弟”，他说——//于是像亲戚，相遇在夜里——/我们隔墙谈天说地——/直到青苔爬上我们的双唇——/将我们的名字遮蔽。
狄金森的短诗，风格独特，以文字细腻、观察敏锐、意象突出著称。她的诗大都采取童歌（nursery rhymes）的形式，单数诗行为“抑扬格四音步”（iambic tetrameter），双数诗行为“抑扬格三音步”（iambic trimeter），形成独具特色的“四行体”（quatrain）。她的诗中多用破折号，是因为创作时常常思如泉涌，来不及标点，便以长划代之。她的创作打破了传统，句子常常不合文法，用韵也往往是邻韵（para-rhyme）。然而看似不合章法的创作手法，产生的却是清新隽永、灵气逼人的诗作。 "
从两段译诗的形式上来看，张译似乎是对原诗的绝对“忠实”，从字词的排列，到句子结构，甚至是标点符号，几乎都与原诗一一对应。然而，诗歌是一种最感人的文学形式，诗人运用的一切语言和艺术技巧，都是为了创造一种整体的效果，而诗歌的翻译，也要努力去再现这样一种效果。张译看似与原文形式一一对应，实则没有体现出原诗的节奏感，所选字词平庸，句子结构松散，未能再现原诗那种轻盈、空灵的美感。这其实正是对原诗的“不忠”。在余光中的翻译中，为了符合中文的表述习惯，以及结构的紧凑，所有破折号均省去，在尽可能贴近原诗形式的前提下，部分字词的位置作了必要的调整，以满足音韵、节奏上的需要。每一节中双数行押韵，单数行以“四顿”代“四音步”，双数行以“三顿”代“三音步”，较好地体现了原文格律上的特征。在用词上简洁凝练，“不曾”、“安息”、“以身殉”、“唇际”，这样的字句朴实又有诗意，句子结构紧凑而有节奏感，从整体上再现了狄金森的风格，使读者完全感受到女诗人对美与真的执着追求。读他的译诗时，似乎可以想象诗人的灵魂附着在译者身上，译者“成了天才的代言人，神灵附体的乩童与巫者”（余光中，2002：177），达到了傅雷所说“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傅雷，1984：80）之境界。
二、用优美地道的中文，做英汉文学翻译
既然文学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创作，那么译者就算不是作家，也要有作家一般驾驭文字的能力。表现在文学作品的英译汉中，就是要有相当的中文水平，能用地道、流畅、优美的中文来再现原作。
谈到中文的地道和优美，就不能不提到余光中先生对于中文西化趋势的关注。他在一系列文章中谈到了对于目前中文发展趋势的忧虑。他指出，从新文化运动至今，白话文一直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可以分为“善性西化”和“恶性西化”。“善性西化”可取，“恶性西化”则不可取。造成“恶性西化”的原因，一是读英文的直接作用，二是看翻译作品的间接影响。因此他认为，对于维护中文的简洁、优美，译者负有重大责任。
余光中认为，当今中文受到的严重污染，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公式化“翻译体”的泛滥。他举了大量实例来印证这种机械套用式的“翻译体”对中文的危害。例如，见“when”就“当”，见“and”就“和”，见“-ly”就“地”，见“if”就“如果”，还有遇到名词复数一律加“们”，不适当地套用被动语气，滥用代名词、介系词等。此外，目前中文的翻译和创作作品中，“的”字的使用可说是泛滥成灾，因此他特别提出著名的“的的不休”之说。英文形容词在词尾和语法组成上变化多端，而中文里全都交给“的”字去承担的话，则往往造成句子冗长繁杂，文意纠缠不清，失去了节奏和美感（余光中，2002：178）。
余光中不仅对公式化的“翻译体”进行讨伐，呼吁译界人士为维护中文的纯洁而努力，自己也身体力行，在翻译实践中为广大译者树立了值得效仿的榜样。下面就以他翻译的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一首变体十四行诗《英伦：一八一九年》（England in 1819）为例，看他如何巧妙处理原诗中大量出现的形容词和定语从句，从而避免陷入“的的不休”的困局。
原诗：An old，mad，blind，despised，and dying king—/Princes，the dregs of their dull race，who flow/Through public scorn—mud from a muddy spring；/Rulers，who neither see，nor feel，nor know，/But leech-like to their fainting country cling，/Till they drop，blind in blood，without a blow；/A people starved and stabbed in the untilled field—/An army，which liberticide and prey/Makes as a two-edged sword to all who wield—/Golden and sanguine laws which tempt and slay—/Religion Christless，Godless—a book sealed；/A Senate—Time’s worst statute unrepealed—/Are graves，from which a glorious Phantom may/Burst，to illumine our tempestuous day.
译诗：又狂又盲，众所鄙视的垂死老王——/王子王孙，愚蠢世系的剩渣残滓，/在国人腾笑下流过——污源的浊浆；/当朝当政，都无视，无情，更无知，/像水蛭一般吸牢在衰世的身上，/终会朦朦然带血落下，无须鞭笞；/百姓在荒地废田上被饿死，杀死——/摧残只有，且强掳横掠的军队/已沦为一把双刃剑，任挥者是谁；/法律则拜金而嗜血，诱民以死罪；/宗教无基督也无神——闭上了圣经；/更有上议院——不废千古的恶律——/从这些墓里，终会有光辉的巨灵/一跃而出，来照明这满天风雨。
三、英美诗歌翻译中的格律问题
一般说来，作家而兼事翻译，难免会让译文受到自己创作风格的影响。特别是在诗歌翻译中，由于译诗是相当感性的，译者自己的格调就更容易渗透到译文中去。余光中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又举出了“性格演员”与“千面人”这一对譬喻，来阐述对于诗歌翻译的见解。他说，如果译者在翻译各种风格的诗歌时都脱离不了自己的调调，那就只能算是个“性格演员”，演什么角色都摆脱不了自己的味道。而真正理想的译诗中，“最好是不见译者之‘我’的。在演技上，理想的译者应该是‘千面人’，不是‘性格演员’”（余光中，2002：36）。
因此，他主张译诗应尽量注意原文的格式与音律之美，译文体裁以贴近原文为依归。凡是韵律诗译出来必然押韵，译自由诗则不然。译者必须细心领会和分辨不同诗人的风格，如爱伦·坡擅长头韵，佛洛斯特爱用单音节的前置词和副词，艾略特喜好复音节的名词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译者的风格笼罩原文（金圣华，2006）。"
以下便以爱伦·坡（Edgar Allen Poe）名诗《大鸦》（The Raven）第七节的翻译为例，探讨余光中在诗歌翻译格律转换方面的技巧。
原诗：Open here I flung the shutter，when，with many a flirt and flutter，/In there stepped a stately Raven of the saintly days of yore，/Not the least obeisance made he；not a minute stopped or stayed he，/But，with mien of lord or lady，perched above my chamber door——/Perched upon a bust of Pallas just above my chamber door——/Perched，and sat，and nothing more.
译文：霍地我排开了百叶窗，忽然，以阵阵的拍翅与扑响，/一只庄严的大鸦踱进房来，那来自神圣的古代的大鸦。/他丝毫都不肯向我鞠躬，也不肯止步或驻足一分钟，/但是以贵族或贵妇的面容，在我房门的上端栖下——/在帕拉斯的半身像顶，正当我房门的上端，栖下——/栖止而坐定，更无其他。
这首《大鸦》 是爱伦·坡的代表性作品，是为怀念死去的情人丽诺（Lenore）而作。爱伦·坡特别注重诗歌的形式和韵律，这首诗也是格律严谨，节奏规整。余光中自己也在这首译诗的注释中说：“《大鸦》一诗，韵律至严，翻译最难。”（林以亮，1989：39）然而难虽难，却因难见巧，这首诗的翻译充分体现了余光中无与伦比的翻译和创作才华。全诗共十八节，每节六行，其中前五行为“扬抑格八音步”（trochaic octameter），第六行为“扬抑格四音步”（trochaic tetrameter）。译诗的前五行用八“顿”来对应原诗上的八个音节，第六行用四“顿”来对应原诗的四音节。全诗通押more韵（每节第二、四、五、六行），译诗中用“大鸦”、“栖下”和“其他”等来体现原诗中押more韵的句子。原诗每节第一行中间之字与行末之字押韵，如此段中的“shutter”、“flutter”，第三行中间之字与行末之字及第四行中间之字也押韵，如此段中的“he”，“he”，“lady”。译诗中分别用了“百叶窗”、“扑响”来对应“shutter”，“flutter”，用“鞠躬”、“分钟”、“面容”等词来对应“he”，“he”，“lady”。原诗中“头韵”（alliteration）运用极多，译诗中也将“flung”，“flirt”，“flutter”译为“排开”、“拍翅”、“扑响”，“stopped or stayed” 译为“止步或驻足”来加以体现。译诗不但准确传达了原诗的意义和精神，同时在语言形式上也努力再现了原诗的特征。余光中翻译的这首《大鸦》，可说是“形神兼备”的典范之作。
四、做文学翻译需要作家的才华和学者的严谨
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对余光中翻译的《大鸦》作了专门分析，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余光中的译文是“译得很好的诗”，“说明了译者对所译作品研究得深，加上他本人的诗才，结果出现了这样的译文”，“这种态度是值得别的诗歌译者学习的”（王佐良，1990）。
余光中对于翻译，一直抱持着学者的严谨态度。他翻译的英美诗歌都是译、注并行，翻译与解说兼备，在翻译之余，对原诗的内容、作者的生平及诗作的背景都详加剖析。如《大鸦》一诗，译文前的题解和注释就长达一页多。读者一边欣赏诗歌，一边增加了许多知识，对诗歌的理解也大有帮助。 其实，关于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在余光中之前的其他翻译家，也表述过类似的意见。例如，郭沫若对此曾做过精辟的论述：“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郭沫若，1984：22）茅盾也说：“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样的翻译是一种“艺术创造性的翻译”（茅盾，1984：10）。而余光中则根据自己在创作和翻译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透彻、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同时，余光中自己的翻译实践，就是对“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这一说法最好的证明。
探讨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对于学翻译、做翻译的人来说，具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诚然，并不是人人都能有余光中先生那样的诗才与文采，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学习，了解一些创作的原理；通过阅读，加深自己的文学修养；通过练笔，使自己的文笔流畅。翻译工作者应如余先生所言严格要求自己，在态度上向学者靠近，虽不如学者之满腹经纶，却有学者之严谨态度；在文字功底上向作家靠近，虽不如作家之才华横溢，却有作家之驾驭文字的能力。翻译的最高境界应是译作读起来“像读原作一样”，译者只有通过上述两方面的不断努力，才能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和译文质量，使自己翻译的作品能无限接近于这一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1］Ferguson，Margaret.，Mary Jo Salter，and Jon Stallworthy，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Z］.4th ed.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6.
［2］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C］.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3］郭沫若.谈文学翻译工作［C］.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4］金圣华.余光中：三“者”合一的翻译家［A］.http：//www.fjfli.com/ygz.htm.2005.
［5］林以亮编选.美国诗选［Z］.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6］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C］.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余光中诗歌篇5
余光中认为，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为艺术，则必有其创造性。翻译与创作有相通之处，两者都是要将一种经验转换成文字。不同的是，作家是将自己的经验翻译成文字，一切全在自己掌握之中，是一种“不拘的翻译”、“自我的翻译”。而译者要进行翻译的这种经验，已经有了文本，有其既定的内容和外貌，容不得译者擅自变更。然而，译者在将这种经验从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文字时，在字词的选择、句子结构的安排、整体风格的把握上，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创作。他在谈自己译诗的经验时说：“翻译的心智活动过程之中，无法完全免于创作。……一位译者必须斟酌上下文的需要，且依赖他敏锐的直觉。这种情形，已经颇接近创作者的处境了。”因此，“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至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余光中，2002：34）。
在文学翻译中，诗歌翻译最难，也最能体现译者水平。余光中以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兼具深厚的国学和西学功底，翻译了大量英美现代诗歌。凭借严谨的态度、醇厚的语言修养、天赋的艺术才能，他翻译的英美诗歌质量上乘，带给读者极大的审美享受。本文拟从余光中翻译的英美现代诗歌入手，分析其译学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和应用。
一、文学翻译需要“变通的艺术”
关于翻译，余光中有很多精辟的譬喻。“翻译如婚姻，是一种两相妥协的艺术”。“如果说，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余光中，2002：55）。既然如此，这种双方之间的妥协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而“巫师”应该如何用人话传达“神谕”，既要忠于神，又要让人听得懂？这就涉及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变通之道”。在翻译中，究竟应该靠近源语多一点，还是靠近译入语多一点？应该“直译”多一点，还是“意译”多一点？这也是译界中争执得最多、最久的问题。余光中提出鸠摩罗什“翻译为嚼饭喂人”的比喻，并转化译文“生”与“烂”的问题。他说：“译文太迁就原文，可谓之‘生’，俗称直译；太迁就译文所属语言，可谓之‘烂’，俗称意译。”他认为理想的译文，既不能生，也不必烂，够熟就好（金圣华，2006）。他说：“我做译者一向守一个原则：要译原意，不要译原文。只顾表面的原文，不顾后面的原意，就会流于直译、硬译、死译，最理想的翻译当然是既达原意，又存原文。”如果遇到难以两全的时候，“只好就迳达原意，不顾原文表面的说法了”（余光中，2002：126）。
在一般的文学翻译中，要把握好这种“变通的艺术”已是不易。而诗歌，作为各种文学体裁中语言最精粹凝练、艺术技巧最丰富多样的一种，其翻译更是难上加难。中英两种文字，在形、音、文法、修辞、思考习惯、美感经验、文化背景上相距甚远，而在诗歌翻译中，既要传达原诗的思想内容，又要尽量贴近原诗的形式，更要再现原诗的意境与神韵，做到“诗美再现”，这种心智活动的过程，似乎比创作更加繁复。下面，我们将通过赏析美国女诗人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一首名诗《殉美》（i died for beauty）的两种译本，看余光中是如何以驾驭两种文字的深厚功力，在翻译实践中贯彻自己的翻译原则的。
原诗：i died for beauty——but was scarce/adjusted in the tomb/when one who died for truth，was lain/in an adjoining room——//he questioned softly “why i failed”？/“for beauty”，i replied——/“ and i——for truth——themself are one——/we brethren，are”，he said——//and so，as kinsmen，met a night——/we talked between the rooms——/until the moss had reached our lips——/and covered up——our names.
余光中译：我为美死去，但是还不曾/安息在我的墓里/又有个为真理而死去的人/来躺在我的隔壁。//他悄悄地问我为何以身殉？/“为了美，”我说。/“而我为真理，两者不分家；/我们是兄弟两个。”//于是像亲戚在夜间相遇，/我们便隔墙谈天，/直到青苔爬到了唇际，/将我们的名字遮掩。
张国海译：我为美而死了——但刚刚/安躺在坟墓里/便有一个为真理而死的人，躺下/在我的隔壁——//他轻声地问起“我为何而死？”/“为了美”，我答曰——/“而我——为了真理——两者为一体——/我们是兄弟”，他说——//于是像亲戚，相遇在夜里——/我们隔墙谈天说地——/直到青苔爬上我们的双唇——/将我们的名字遮蔽。
狄金森的短诗，风格独特，以文字细腻、观察敏锐、意象突出著称。她的诗大都采取童歌（nursery rhymes）的形式，单数诗行为“抑扬格四音步”（iambic tetrameter），双数诗行为“抑扬格三音步”（iambic trimeter），形成独具特色的“四行体”（quatrain）。她的诗中多用破折号，是因为创作时常常思如泉涌，来不及标点，便以长划代之。她的创作打破了传统，句子常常不合文法，用韵也往往是邻韵（para-rhyme）。然而看似不合章法的创作手法，产生的却是清新隽永、灵气逼人的诗作。
从两段译诗的形式上来看，张译似乎是对原诗的绝对“忠实”，从字词的排列，到句子结构，甚至是标点符号，几乎都与原诗一一对应。然而，诗歌是一种最感人的文学形式，诗人运用的一切语言和艺术技巧，都是为了创造一种整体的效果，而诗歌的翻译，也要努力去再现这样一种效果。张译看似与原文形式一一对应，实则没有体现出原诗的节奏感，所选字词平庸，句子结构松散，未能再现原诗那种轻盈、空灵的美感。这其实正是对原诗的“不忠”。在余光中的翻译中，为了符合中文的表述习惯，以及结构的紧凑，所有破折号均省去，在尽可能贴近原诗形式的前提下，部分字词的位置作了必要的调整，以满足音韵、节奏上的需要。每一节中双数行押韵，单数行以“四顿”代“四音步”，双数行以“三顿”代“三音步”，较好地体现了原文格律上的特征。在用词上简洁凝练，“不曾”、“安息”、“以身殉”、“唇际”，这样的字句朴实又有诗意，句子结构紧凑而有节奏感，从整体上再现了狄金森的风格，使读者完全感受到女诗人对美与真的执着追求。读他的译诗时，似乎可以想象诗人的灵魂附着在译者身上，译者“成了天才的代言人，神灵附体的乩童与巫者”（余光中，2002：177），达到了傅雷所说“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傅雷，1984：80）之境界。
二、用优美地道的中文，做英汉文学翻译
既然文学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创作，那么译者就算不是作家，也要有作家一般驾驭文字的能力。表现在文学作品的英译汉中，就是要有相当的中文水平，能用地道、流畅、优美的中文来再现原作。
谈到中文的地道和优美，就不能不提到余光中先生对于中文西化趋势的关注。他在一系列文章中谈到了对于目前中文发展趋势的忧虑。他指出，从新文化运动至今，白话文一直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可以分为“善性西化”和“恶性西化”。“善性西化”可取，“恶性西化”则不可取。造成“恶性西化”的原因，一是读英文的直接作用，二是看翻译作品的间接影响。因此他认为，对于维护中文的简洁、优美，译者负有重大责任。
余光中认为，当今中文受到的严重污染，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公式化“翻译体”的泛滥。他举了大量实例来印证这种机械套用式的“翻译体”对中文的危害。例如，见“when”就“当”，见“and”就“和”，见“-ly”就“地”，见“if”就“如果”，还有遇到名词复数一律加“们”，不适当地套用被动语气，滥用代名词、介系词等。此外，目前中文的翻译和创作作品中，“的”字的使用可说是泛滥成灾，因此他特别提出著名的“的的不休”之说。英文形容词在词尾和语法组成上变化多端，而中文里全都交给“的”字去承担的话，则往往造成句子冗长繁杂，文意纠缠不清，失去了节奏和美感（余光中，2002：178）。
余光中不仅对公式化的“翻译体”进行讨伐，呼吁译界人士为维护中文的纯洁而努力，自己也身体力行，在翻译实践中为广大译者树立了值得效仿的榜样。下面就以他翻译的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一首变体十四行诗《英伦：一八一九年》（england in 1819）为例，看他如何巧妙处理原诗中大量出现的形容词和定语从句，从而避免陷入“的的不休”的困局。
原诗：an old，mad，blind，despised，and dying king—/princes，the dregs of their dull race，who flow/through public scorn—mud from a muddy spring；/rulers，who neither see，nor feel，nor know，/but leech-like to their fainting country cling，/till they drop，blind in blood，without a blow；/a people starved and stabbed in the untilled field—/an army，which liberticide and prey/makes as a two-edged sword to all who wield—/golden and sanguine laws which tempt and slay—/religion christless，godless—a book sealed；/a senate—time’s worst statute unrepealed—/are graves，from which a glorious phantom may/burst，to illumine our tempestuous day.
译诗：又狂又盲，众所鄙视的垂死老王——/王子王孙，愚蠢世系的剩渣残滓，/在国人腾笑下流过——污源的浊浆；/当朝当政，都无视，无情，更无知，/像水蛭一般吸牢在衰世的身上，/终会朦朦然带血落下，无须鞭笞；/百姓在荒地废田上被饿死，杀死——/摧残只有，且强掳横掠的军队/已沦为一把双刃剑，任挥者是谁；/法律则拜金而嗜血，诱民以死罪；/宗教无基督也无神——闭上了圣经；/更有上议院——不废千古的恶律——/从这些墓里，终会有光辉的巨灵/一跃而出，来照明这满天风雨。
原诗在语法结构上十分复杂，翻译难度相当大。全诗是一个完整的长句，前十二行是八个名词中心词构成的长长的主语，第十三行才出现了谓语“are graves”。这样庞大的结构在中文里是无法保持的，余光中在译诗中便化整为零，用一串的短句来对应。原诗中有六个作名词修饰语的定语从句，四个所有格形容词，九个动词分词，还有15个正规形容词，如果都用“的”来翻译，则一共要出现34个“的”字，这样的译诗会让读者读得万分吃力，诗歌简洁含蓄的美感荡然无存。以第一句为例，如果简单地译为“一位衰老的、疯狂的、瞎眼的、被人蔑视的、垂死的君王”，这样的中文就实在是太可怕，更谈不上什么诗性的语言了。余光中在翻译中省去了不定冠词“an”，将“君王”缩成“王”以直接搭配“老”字，再用一个“又……又……”的结构，将原来长达21字的句子缩短至13字，原来的六个“的”也只剩下了一个。结果经过余光中的巧妙处理，整首译诗中只出现了七个“的”字，全诗结构紧凑，语言流畅，诗意盎然，显示出余光中高超的中文水平和非凡的创作才能。
三、英美诗歌翻译中的格律问题
一般说来，作家而兼事翻译，难免会让译文受到自己创作风格的影响。特别是在诗歌翻译中，由于译诗是相当感性的，译者自己的格调就更容易渗透到译文中去。余光中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又举出了“性格演员”与“千面人”这一对譬喻，来阐述对于诗歌翻译的见解。他说，如果译者在翻译各种风格的诗歌时都脱离不了自己的调调，那就只能算是个“性格演员”，演什么角色都摆脱不了自己的味道。而真正理想的译诗中，“最好是不见译者之‘我’的。在演技上，理想的译者应该是‘千面人’，不是‘性格演员’”（余光中，2002：36）。
因此，他主张译诗应尽量注意原文的格式与音律之美，译文体裁以贴近原文为依归。凡是韵律诗译出来必然押韵，译自由诗则不然。译者必须细心领会和分辨不同诗人的风格，如爱伦·坡擅长头韵，佛洛斯特爱用单音节的前置词和副词，艾略特喜好复音节的名词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译者的风格笼罩原文（金圣华，2006）。
以下便以爱伦·坡（edgar allen poe）名诗《大鸦》（the raven）第七节的翻译为例，探讨余光中在诗歌翻译格律转换方面的技巧。
原诗：open here i flung the shutter，when，with many a flirt and flutter，/in there stepped a stately raven of the saintly days of yore，/not the least obeisance made he；not a minute stopped or stayed he，/but，with mien of lord or lady，perched above my chamber door——/perched upon a bust of pallas just above my chamber door——/perched，and sat，and nothing more.
译文：霍地我排开了百叶窗，忽然，以阵阵的拍翅与扑响，/一只庄严的大鸦踱进房来，那来自神圣的古代的大鸦。/他丝毫都不肯向我鞠躬，也不肯止步或驻足一分钟，/但是以贵族或贵妇的面容，在我房门的上端栖下——/在帕拉斯的半身像顶，正当我房门的上端，栖下——/栖止而坐定，更无其他。
这首《大鸦》 是爱伦·坡的代表性作品，是为怀念死去的情人丽诺（lenore）而作。爱伦·坡特别注重诗歌的形式和韵律，这首诗也是格律严谨，节奏规整。余光中自己也在这首译诗的注释中说：“《大鸦》一诗，韵律至严，翻译最难。”（林以亮，1989：39）然而难虽难，却因难见巧，这首诗的翻译充分体现了余光中无与伦比的翻译和创作才华。全诗共十八节，每节六行，其中前五行为“扬抑格八音步”（trochaic octameter），第六行为“扬抑格四音步”（trochaic tetrameter）。译诗的前五行用八“顿”来对应原诗上的八个音节，第六行用四“顿”来对应原诗的四音节。全诗通押more韵（每节第二、四、五、六行），译诗中用“大鸦”、“栖下”和“其他”等来体现原诗中押more韵的句子。原诗每节第一行中间之字与行末之字押韵，如此段中的“shutter”、“flutter”，第三行中间之字与行末之字及第四行中间之字也押韵，如此段中的“he”，“he”，“lady”。译诗中分别用了“百叶窗”、“扑响”来对应“shutter”，“flutter”，用“鞠躬”、“分钟”、“面容”等词来对应“he”，“he”，“lady”。原诗中“头韵”（alliteration）运用极多，译诗中也将“flung”，“flirt”，“flutter”译为“排开”、“拍翅”、“扑响”，“stopped or stayed” 译为“止步或驻足”来加以体现。译诗不但准确传达了原诗的意义和精神，同时在语言形式上也努力再现了原诗的特征。余光中翻译的这首《大鸦》，可说是“形神兼备”的典范之作。
四、做文学翻译需要作家的才华和学者的严谨
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对余光中翻译的《大鸦》作了专门分析，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余光中的译文是“译得很好的诗”，“说明了译者对所译作品研究得深，加上他本人的诗才，结果出现了这样的译文”，“这种态度是值得别的诗歌译者学习的”（王佐良，1990）。
余光中对于翻译，一直抱持着学者的严谨态度。他翻译的英美诗歌都是译、注并行，翻译与解说兼备，在翻译之余，对原诗的内容、作者的生平及诗作的背景都详加剖析。如《大鸦》一诗，译文前的题解和注释就长达一页多。读者一边欣赏诗歌，一边增加了许多知识，对诗歌的理解也大有帮助。
余光中认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需要兼具作家的才华和学者的严谨，方能出好的译作。他说：“成就一位称职的译者，该有三个条件。首先当然是对于‘施语’的体贴入微，还包括施语所属的文化与社会。同样必要的，是对于‘受语’的运用自如，还得包括各种文体的掌握。这第一个条件近于学者，而第二个条件便近于作家了。至于第三个条件，则是在一般常识之外，对于‘施语’原文所涉的学问，要有相当的熟悉，至少不能外行。这就更近于学者了。”（余光中，2002：172）而余光中本人正是兼具了作家与学者之长，所以翻译出的英美文学作品才会有如此高的艺术水平。
其实，关于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在余光中之前的其他翻译家，也表述过类似的意见。例如，郭沫若对此曾做过精辟的论述：“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郭沫若，1984：22）茅盾也说：“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样的翻译是一种“艺术创造性的翻译”（茅盾，1984：10）。而余光中则根据自己在创作和翻译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透彻、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同时，余光中自己的翻译实践，就是对“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这一说法最好的证明。
探讨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对于学翻译、做翻译的人来说，具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诚然，并不是人人都能有余光中先生那样的诗才与文采，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学习，了解一些创作的原理；通过阅读，加深自己的文学修养；通过练笔，使自己的文笔流畅。翻译工作者应如余先生所言严格要求自己，在态度上向学者靠近，虽不如学者之满腹经纶，却有学者之严谨态度；在文字功底上向作家靠近，虽不如作家之才华横溢，却有作家之驾驭文字的能力。翻译的最高境界应是译作读起来“像读原作一样”，译者只有通过上述两方面的不断努力，才能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和译文质量，使自己翻译的作品能无限接近于这一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1］ferguson，margaret.，mary jo salter，and jon stallworthy，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z］.4th ed.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6.
［2］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c］.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3］郭沫若.谈文学翻译工作［c］.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4］金圣华.余光中：三“者”合一的翻译家［a］.http：///ygz.htm.2005.
［5］林以亮编选.美国诗选［z］.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6］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c］.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7］王佐良.汉语译者与美国诗风［j］.读书，1990，（4）.
余光中诗歌篇6
台湾文艺界重量级人士蔡文甫、彭镜禧、张宝琴等莅临。连平时极少露面、90高龄的孙如陵、钟鼎文、姚宜瑛也亲临现场,更增添喜庆气氛。
身形矫健、满头银发的老寿星偕夫人到场,笑容可掬,精神矍铄。
主持人、著名作家杨照致开场白:“不管社会怎么变动,余先生的诗一直入选在课本里、摆在书店里、存在年轻人的心里……”“哗!”全场响起赞同的热烈掌声!
老诗人为自己生日准备的特别礼物是三本新作:诗集《藕神》、评论集《举杯向天笑》和翻译集《不要紧的女人》。
余光中说写到80岁应有毕业报告,这三本书就是他的报告。
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余光中用行动证明自己说过的话“灵感不会拜访懒惰的人”。
翻阅散发着油墨香的余光中新作,众人不禁惊叹:“真不敢相信余先生已80岁了!”
九歌出版社的贺礼除了余光中的三本新作外,还出版了陈芳明主编的《余光中跨世纪散文》、苏其康主编的《诗歌天保》。寿庆发起人、九歌出版社创办人蔡文甫先生盛赞余光中“天天写、月月写、年年写”,他特别提到两件事:在余先生70岁至80岁的10年间,九歌出版社为他出版了9本书;梁实秋过世后,余先生与“九歌”合作,举办“梁实秋文学奖”至今21年。
九歌出版社新出版的《余光中诵诗》CD别具特色。其中有余光中用中文朗诵《民歌》等7首新诗;用美国腔、英国腔朗诵英文诗;古韵吟诵坡气势磅礴的《念奴娇》词。或舒缓、或激越、或低沉、或高亢……语言不同,风格迥异,佳句一出先生之口,听者不禁惊叹老诗人深厚的语言功力,更见识到那颗活泼跳动的诗心!
早年私淑余光中的陈芳明教授感言:“18岁时读余光中的诗,受到感召而走上致力文学之路。……余光中的一生不只是他个人的生命历史,也是台湾文学的历史。……”
写过60余篇余光中研究论文的“余学”专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维梁有感而发:“‘光中’就是光彩夺目的中文。余光中的诗文情彩兼备,笔下总是奇比妙喻如龙飞凤翔……在诗歌、散文成就之外,还在评论、翻译、编辑方面卓有贡献……余光中用金色笔写散文、紫色笔写诗、红色笔编辑、蓝色笔翻译、黑色笔评论,用璀璨的五彩笔耕耘数十年,造就余光中的‘文心雕龙’……”
在“祝你生日快乐”的欢快乐曲中,余光中兴奋地一口气吹熄三层高生日大蛋糕上的蜡烛,高兴地与夫人一起切蛋糕。掌声热烈响起,诗人激动不已:“有这么多朋友陪我过生日,比得诺贝尔奖还高兴!”这是呼应余光中文学成就海内外共赏,曾多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
“游子文化是一种向心力,怀乡是对整个国家民族的怀念,思念是对整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回归。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样的向心力,它的文化就难以持久。”“中华文化一直是我安身立命的精神原乡,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至善至美……”“凡我在处,就是中国。”“不管文学的功能多么弱小,一个作家即使是在物欲的背景下都应该勇敢地捍卫人类精神健康,讴歌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这就是作家的民族使命和社会责任。”余光中的生日感言让在场的每个人深思、感悟,“要想自己的作品不朽,先得让自己的民族接受”!
余光中的诗衔接古典与现代,以音乐性著称。主办者特意安排著名歌手殷正洋献唱余光中新诗谱曲的民歌《回旋曲》《民歌手》《乡愁四韵》;学者高天恩、诗人颜艾琳、陈育虹、杨佳娴等朗诵余光中诗作。
为庆祝余光中八十嵩寿,先生特派人致赠一幅手书贺幛“高华霁月”及一瓶“玉山珍藏陈高”酒。
著名书法家杜忠诰特以余先生《秋兴》诗撰写长幅,面赠余先生。
两岸四地学术界、文艺界、出版界也共襄盛举,从年头到年尾,几乎热闹了一整年――
春寒料峭,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以余光中《乡愁》为题材的“乡愁”音乐会。
阳春三月,香港大学、武汉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多位专家、学者齐聚江苏徐州师范大学,隆重召开“余光中与二十世纪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
灿烂五月,台湾政治大学举办“余光中先生八十大寿学术研讨会”,余光中获颁政治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同时,台湾《联合文学》发行“余光刊”、《印刻文学》出版“余光辑”、香港《明报》月刊发行“八秩诗翁余光中再泼墨彩” 特辑。
余光中《莲的联想》和《白玉苦瓜》重版。新出版了陈幸蕙主编的《悦读余光中――散文卷》、陈芳明主编的《余光中六十年诗选》和《余光中跨世纪散文选》、苏其康主编的余光中八十寿庆专集《诗歌天保》。南京大学出版余光中诗歌集《乡愁四韵》。
10月7日重阳节,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中华日报》《人间福报》与《文讯》《联合文学》同时刊登余光中作品。
台湾著名唱片公司“滚石”不仅重新发行杨弦1975年首演由余光中新诗谱写的民歌《中国现代民歌集》,而且还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举办《诗与歌的回旋曲――余光中八十大寿演唱会》。三小时的演出,让在场所有人享受了一场丰盛的音乐飨宴,更让余先生与夫人感动开心、眼眶泛泪……
余光中任教的台湾中山大学也当仁不让,举办了“荣誉教授余光展”。
中山大学全校师生铆足全力,精心准备,隆重举办了“余光中80大寿庆寿会”。文学院师生的“夜上海”歌舞表演;音乐系的女高音演唱余光中诗谱成的歌曲《叶丽萝》;中文系扬琴伴奏朗诵余光中新诗《昨夜你对我一笑》;外文系学生持蜡烛进场掀起高潮,献唱“Seasons of love”,愿余光中的“春天”永远“从高雄出发”;驻校巴洛克独奏家乐团精选海顿、Tango、Jazz等10种不同版本的生日快乐变奏曲演奏,祝福余先生未来十全十美。余光中则以中英文朗诵倡导环保意识的新诗《冰姑,雪姨》,获得满堂喝彩。
台湾中山大学校长杨弘敦自豪地说:余光中是我们中山大学的“镇校之宝”。余先生的风范、态度及学问备受学校同仁、社会与历史所推崇……
台湾中山大学附中献给余光中的生日大礼则是由校友捐助设置的“余光中诗园”。坐落在诗园的是三座现代造型墙,以层叠方式展示余光中的手稿《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及擅长书法的中山附中教师撰写的《母难日》和《五行无阻》两首长诗。诗园成为该校一大景观和中文户外教学的热门场所。
神游古典、孺慕母乡的余光中自谓“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生日当天,他受邀偕妻回到阔别多年的出生地南京,重访了曾就读过的小学、中学、大学三所母校。
远在数千里外的重庆出版社社长李书敏,久慕余光中盛名,专门托人带来亲笔书法条幅“松柏老而健,芝兰清且香”赠余先生,表达对先生的深深祝福。
余光中诗歌篇7
Key words：classic image; National memory; belonging; The ideal of lif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中图分类号]I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余光中早年的诗歌传承“五·四”新诗和欧美浪漫诗派的传统，渗入了许多西方诗歌的元素，使语言中散发出浓烈的西方气息。但自进入60年代，从《莲的联想》、《五陵年少》到《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紫荆赋》，诗集中多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皈依，诗歌创作大多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灵感，陶然于古典文化的氛围中，力图用诗歌的形式解读深刻的民族印记。
一、古典意象背后的民族文化内涵
余光中敏于观察，长于记忆，善于联想，唐马、汉驹，魏臣、宋将，华山夏水、历史古迹，诗人信手拈来，以古典意象或与古代文化有关联的意象为诗，成为余光中极富个人特色的诗歌美学。
(一)自然意象
余诗中的长城、故宫、玄武门、西湖、太湖、吴宫、唐三彩、嫦娥、莲花和蝉等物象都被他视为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象征。
“是以东方甚远，东方甚近/心中有神/则莲合为座，莲叠如台/诺，叶何田田，莲何翩翩/你可能想象/美在其中，神在其上/我在其侧，我在其间，我是蜻蜓/风中有尘/火药味，需要拭泪，我的眼睛”（《莲的联想》）。自古以来，“莲”就是东方美的象征。诗人化用“莲”这个物象，这时的“莲”不再单单是自然形态的莲花，也象征着纯洁的爱情，在更高的层次上，“莲”象征着诗人对于佛家净化和超脱的向往。“莲”是美、是爱，“莲”即“怜”人之意。诗人神游于故国江南，抒发对莲的情思，最终归附于传统文化的美妙和超越。
“骁腾腾兀自屹立那神驹/刷动双耳，惊诧似远闻一千多前/居庸关外的风沙，每到春天/青青犹念边草，月明秦时/ 关峙汉代，而风声无穷是大唐的雄风/自古驿道尽头吹来，长鬃在风里飘动/……/只为看台上，你昔日骑士的子子孙孙/ 患得患失，壁上观一排排坐定/ 不谙骑术，只诵马经。/ （《唐马》）通过咏唱一座放在香港某博物馆玻璃柜中的唐三彩陶艺马，诗人联想到古代战场上“骁腾腾”的战马，秦关汉月，现代古代，时空交错。
（二）人物意象
余光中倾注了极大的激情对众多中国历史文化人物进行了诗意重塑。其中，有“前有古人，后又来者/中间的一炬火你擎传”（《诗人》）的诗人陈子昂；有“那独夫在喘气，断袖的手中/还横着长剑，一滴滴，刺客的恨血”（《刺秦王》）的荆轲，有“一出塞无奈就天高地邈/一把慷慨的琵琶/凭她纤纤的手指/拨拨刮刮”（《昭君》）的昭君；有“从灞桥到灞陵/他的长臂比长城更长/胡骑奔突突不过他臂弯”(《飞将军》)的飞将军李广；有“清芬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水仙操》)的屈原；有“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寻李白》)的李白；有“城破时你火烫的头颅/裸昂向四面的刃锋”(《梅花岭》)的史可法等。
在众多人物意象中，余光中对屈原、杜甫、李白的重塑尤为经典。写屈原，余光中先后就有《竞渡》、《水仙操》、《漂给屈原》等；写杜甫，有《湘逝》、《不忍开灯的缘故》；写李白，余光中在1980年4月四天内就分别写了《戏李白》、《寻李白》、《梦李白》，题材虽一，但特色各异。杨景龙在《蓝墨水的上游——余光中与屈赋李诗姜词》中就写到：“他那永不释然的祖国情绪主要来自屈原赋，他那天马行空般的纵逸才气主要来自李白诗，而他的雅致琢炼的语言风格则来自姜夔词。”①
（三）文学意象
这里的文化意象主要指余光中对对古典诗词意境的化用，对古典诗词语汇的沿用。江天、冷月、孤舟、寒鸦、秦关、汉月、芳草等等, 在余诗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落月淡下去，如一方古印/低低盖在，一幅佚名的画上”，“把漂泊的暮年托付给一掉孤舟”，“汀芷浦兰流芳到现今”，“青青犹念边草，月明秦时/关峙汉代，而风声无穷是大唐的雄风/自古释道尽头吹来”等等。
《回旋曲》是一首爱情诗，表达了对意中人的倾慕与追寻:“音乐断时，悲郁不断，如藕丝/ 立你在雨中，立你在波上/ 倒影翩翩，成一朵白莲/ 在水中央。”诗人化用了《诗经·蒹葭》中的意境，让诗歌充溢着一种优美的、迷茫的、古典意味极浓的氛围。它是对古典文学中许多其它意象的整合与重组。②
《欢呼哈雷》中“至少我已经不能够，我的白发/纵有三千丈怎跟你比长”是李白诗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巧妙翻用。诗人对“哈雷彗星”的咏唱，极具现代意识，但在这现代宇宙意识中又表现了中国诗人传统的精神。
“十六柄桂浆敲碎青琉璃/几则罗曼史躲在阳伞下/我的，没带来的，我的罗曼史/ 在河的下游/如果碧潭再玻璃些 /就可以照我忧伤的侧影/如果蚱蜢舟再蚱蜢些/我的忧伤就灭顶”（《碧潭》）这首诗歌的副标题即为“载不动，许多愁”，直接借用了李清照的词《武陵春》，诗中的“玻璃”使读者直接想到欧阳修的“无风水面琉璃滑”，而“舴艋舟”更加熟悉，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早已成为表达忧愁的名句；诗歌中的“桂桨”、“猿啼”、“织锦”、“弄笛”，这些词也都是对古典诗词语汇与意境的化用和重新组合。
余光中诗中繁复绚丽的古典意象，沉郁浓厚的民族情结，使得其诗歌呈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传统人文精神。
（四）神话意象
除开现有的事物，余光中还把神话传说、传奇人物如后羿、蚩尤、大禹、、夸父纳入了他的意象群中，以表达其作为炎黄子孙的情愫。
《羿射九日》塑造了一个勇敢叛逆的屠日士后羿：“拉开乌号的神弓，搭一枝棋卫的劲矢/仰视九日，以清秋雄雕的眼睛/……我愤怒，我憎恨，我鄙视暴君群的太阳／愤怒赋我以屠神的胆量；我竟敢／ 以一个凡人邀九尊火神来决斗／以一支箭要射落十分之一的宇宙／不畏天谴，不畏焰狱的无期徒刑”作者用了详尽的笔触虚构了射日的情节，成功地塑造了后羿这个叛逆者的形象，借此传达出一种无所畏惧，敢于反抗的精神。
这里，我们看出，余光中不是墨守成规地就传统写传统，而是在这种古典语境中表现出当代人的主体意识和现代精神。
二、深沉的中国情怀
余光中的古典情结，通过一系列的古典意象得以呈现，最终归结为诗人对于整个民族整个中国的情感。他书写的，一直是他内心说不尽的中国情结。这种情结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的内涵：
（一）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主要表现为忧郁的民族意识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起源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是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文明的重要元素。中国历代经典文学作品，绝大部分都是悲愤忧愁之作，即使在那些超脱淡泊的境界背后，仍旧横亘着历代文人对民族苦难和国家兴衰的的深思。余光中作为当代诗人和学者，其创作中饱含了民族的忧患意识与自尊意识。
一湾浅浅的海峡把台湾和大陆隔绝开来，这使在台湾这片美丽而苦难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悲怆色彩。迫于时世离乡去国的余光中，置身满目异俗的他乡异国，常有一种文化放逐感，他爱中国的荣耀与辉煌，更与中国苦难共忧患，他以流放诗人自居，屈原被他称之为“最早的流放诗人”。余光中对于乡国的怀念与眷恋，让他无法不想到屈原并自比屈原，在家国之思上，他们有着一样的忧郁和悲伤。余光中在《诗魂在南方》中说：“屈原一死，诗人有节。诗人无节，愧对灵均。滔滔孟夏，汨徂南土，今日在台湾、香港一带的中国诗人，即便处境不尽相同，至少在情绪上与当日远放的屈原是相同的。”
另一方面，余光中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衰败，现实的封闭与贫弱，也有深沉的忧虑、讽刺和批判。《哀龙》中写道“曾经是海的荒地上曝着／曾经是龙的一堆破碎／沙是时间，风是记忆／拾不起，一爪一鳞的史诗。”诗人所哀的，是中国文化的衰落，批判了极端的保守、泥古的文化态度。在《森林之死》中，大雪中倒塌的森林也引起作者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惋叹:“曾享圣经族长三位数的年龄/多少截中断的历史……伟大的横断面啊,多深刻而秘密/ 多秘密的年鉴/ 这一年，郑成功渡海东来/ 这一年，太阳旗红如血。” 在诗人眼里，森林之死是台湾和大陆同根同族的中华历史的断裂，余光中以其独特的情感和思维，把森林的命运和历史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民族未来的忧虑。
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不仅表现在忧郁的民族精神上，诗人也以积极的态度对中华民族进行新的审视，肯定了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拼搏进取精神。其中《夸父》最为突出，诗人突破传统思维定势中肯定的“夸父追日”的执着精神，反而看到其中的悲剧，得出了新的人生领悟:“与其追苍茫的暮景/埋没在紫蔼的冷烬/——何不回身挥仗/迎面奔向新绽的旭阳……壮士的前途不在昨夜，在明晨/西奔是徒劳，奔回东方吧/既然是追不上了，就撞上”。
（二）逍遥宇宙的人生追求，独立于世的人格情怀
余光中散文《逍遥游》中说：“ 当我死时, 老人星该垂下白髯，战火烧不掉的白髯，为我守坟，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当我物化，当我归彼大荒， 我必归彼大荒， 我必归彼芥子归彼须弥归彼地下之水空中之云。但在那前, 我必须塑造历史, 塑造自己的花岗石面, 当时间在我的呼吸中燃烧。”③这种追求逍遥的情怀在余诗中通过对李白、屈原的造像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在《隔水观音》中，余光中一连写下了《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三首诗，足可见他对李白其人其诗的仰慕。
《寻李白》一诗以李白失踪开篇，以李白乘风归去终结，选取了几个典型的片段把李白传奇的一生描述出来：高力士脱靴、贺知章认作谪仙、流放夜郎、江中寻月。余光中以其绚烂的文笔，让读者充分领略了李白的狂放、李白的豪情、李白的抱负、李白的奇异、李白的痛饮、李白的失意。诗人用充满豪放与浪漫之气的诗句把李白的仙风傲骨、诗才的大气磅礴表现得极为精彩——“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其中“酿”、“啸”、“吐”三个动词的运用，堪称绝伦，把李白特有的傲气和神采生动地刻画出来，不凡的风度、独特的气质、飘逸的胸怀、洒落的心神，让人千载之下，追慕不已。
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不亚于对李白的喜爱，他对屈原代表的爱国爱民、纯净高洁的人格也有着无尽的崇敬与向往。他称屈原是“高洁的烈士“，“不朽的汨罗江神”，“ 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 你奋身一跃，所有的波涛/ 汀芷浦兰流芳到现今”（《漂给屈原》）。在《水仙操》中，余光中以水仙譬喻屈原“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洁癖……清芬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诗歌中的每一个意象无不清丽脱俗，水仙“叶长似剑”、“花开如冕”。屈原人格的美，美得晶莹剔透，毫无瑕疵。余光中对屈原的钦仰、敬佩，溢于言表。
（三）浓厚的故土意识和乡国情怀
羁旅母题是中国历代文人的传统主题, 是漂泊游子的一种故园之情与忧国忧民的情感再现。台湾当代众多诗人作家在海峡对峙的历史语境中力求突破这种限制，从文化层面“寻找家园”，回归故土。
所以，余光中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传统文化的重塑和造像，其实终归于他内心对故土乡国的怀念。余光中曾说过：“目前我写的诗大概不出两类：一类是为中国文化造像，即使所造是侧影或背影，总是中国。忧国愁乡之作大半是儒家的担当，也许已成我的基调。”④所以，余诗中的一系列怀古咏史之作，其实都是假借古典的回归表达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怀念，对祖国大陆的怀念。
在《春天，遂想起》结尾里诗人禁不住发出慨叹：“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这首诗充分展示了余光中对古典诗词意境与意象的化用，诗歌中描述的江南，虽然有着诗人对江南的回忆，但更多地是唐诗宋词里那如诗如画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杏花春雨的江南，多莲多菱多螃蟹多湖的江南，多亭多寺多风筝的江南，钟声里的江南。”通过对故乡的艺术重塑，寄寓了诗人对故乡深深的依恋和赞美。
《五陵少年》中，诗人用燧人氏、大禹、后羿、黄河一系列的古典意象，抒发了浓浓的乡愁。“我的怒中有燧人氏，泪中有大禹/我的耳中有涿鹿的鼓声/传说中祖父射落了九只太阳/有一位叔叔的名字能吓退单于”这一类咏史诗不同于历史上同类题材诗作,它们不仅是作者对历史的回顾与思考，而且往往与现实相伴相生。《五陵少年》中的历史自豪感是诗人身在美国、遭遇冷落、借酒浇愁的情境下抒发的。“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 黄河太冷，需要掺大量的酒精/ 浮动在杯底的是我的家谱/喂! 再来杯高粱”，远离故土，流离他乡，面对完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差异，情感的交织使得对祖国的自豪感变得悲怆而苦涩。
余光中在诗集《白玉苦瓜》的自序中写道：“少年时代，笔尖所蘸，不是希颇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也无非是1842年的葡萄酒。到了中年，忧患伤心，感慨始深，那支笔才懂得伸回去，伸回那大大陆，去蘸汨罗的悲涛，易水的寒波，去歌楚臣，哀汉将，隔着千年，跟中国古代最敏感的心灵，陈子昂在幽州台上，抬一抬杠。怀古咏史，原是中国古典诗的一大主题。在这类诗中，整个民族的记忆，等于在对镜知鉴。这样子的历史感，是现代诗重认传统的途径之一。⑤对传统文化，余光中数十年来无日或忘，一直有着深沉的钦仰和敬畏。他用自己的笔尖描述记忆中的中华文明，给读者以纷繁思绪的同时，也完成了诗人从现代到传统的回归。
【注释】
[1]杨景龙.蓝墨水的上游——余光中与屈赋李诗姜词.诗探索,2004.(330)
[2]张景兰.论余光中诗歌的祖国情结.淮阴师范学院学院学报,2002.(4)
[3]余光中.左手的掌纹.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83
余光中诗歌篇8
余光中独特的“乡愁”对于缺乏生活阅历的九年级学生来说是有隔膜的、难以理解的。因此，在教学起始阶段，要为学生创设一定的情境来营造氛围，激发联想，唤起学生的情感。余光中在回忆《乡愁》创作情景时曾动情地说 “随着日子的流失愈多，我的怀乡之情便日重，在离开大陆整整20年的时候，我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一挥而就，仅用了20分钟便写出了《乡愁》。”余光中的“乡愁”不是“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不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不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因此，在创设情境时，与其引入大量的“乡愁诗”，不如还原诗歌创设的真实情境，如“1972年的一个深夜，离开大陆二十年已经四十四岁的余光中感到回乡无望，于是仅仅20分钟，一首小诗就从他的笔端缓缓流出……”教师边播放《思乡曲》，边深情朗诵《乡愁》。这样的情境创设有利于直接将学生带入余光中独特的“乡愁”氛围中，学生先是静静地听，继而自然进入美美地读。
在学生自由朗读之后，教师问“从诗歌中读出了哪些情感？”这一问题指向《乡愁》四个小节表现的四个不同情感内容，即思念母亲，想念妻子，怀念母亲，思恋祖国，从整体上真正把握了诗歌独特的内容。
二、关注意象，体会独特的距离
在学生了解诗歌独特的内容之后，要真正引领学生进入诗人的内心世界关键在于品读诗歌中的意象。意象简单说来即有意之象，“是反映诗人人格的一面重要镜子，由于人格的独特性，诗人的诗歌意象也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使同样的物象形成异于他人的意象。”[2]可见，细细地品读诗歌中的意象，就是开启余光中独特“乡愁”的金钥匙。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设问“乡愁本来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情感，但是在余光中的诗中仿佛触手可及。在诗人的笔下，乡愁化作了什么？”不具体给出意象这一陌生的概念，却让学生自然关注到了诗中“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四个重要意象。
（一）涵咏音韵
诗的言说方式首先以音乐性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余光中在《缪斯未亡》一文中明确指出“一首诗的生命至少有一半在其声调，如果不读出声来，其生命便尚未完成，不算完整。”对于诗坛现状，他认为“缪斯未亡”，但“缪斯哑了”。为了治愈此疾，余光中十分注重诗中每一个的音质、音声以及在诗中产生的音响效果。例如在“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四个意象前，诗人就饶有意味地点缀上了四个相应的叠词“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教师可以设置两次对比朗读，第一次“去掉这些叠词，读一读，说说你的感受”；第二次“是不是有了这个特点就能很好地传达出这种愁绪呢？将叠词换成‘小的’、‘窄的’、‘矮的’、‘浅的’，读一读，说说你的感受”。通过两次对比朗读，学生能感受到意象前的叠词将诗人的愁绪拉长了，从而更能表达出诗人愁绪的绵长、深重，而这正是余光中在独特“乡愁”言说时特有的审美创造。
（二）想象补白
品读意象时，除了遵从作者独特的审美创造，还应该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调动丰富的想象力，从读者的角度对意象进行想象补白，从而架构起通往余光中心灵世界的桥梁。
此环节中，教师可以在学生关注四个意象前都相应缀有四个叠词的基础上追问“大家再想一想，这四种具体的形象还有什么共同点呢？”学生深入比较思考后能关注到这四个意象都代表着空间的隔绝，它们的背后都有着一种距离。此时，再配乐介入教师想象补白的例子，并激发学生展开想象补白，如“有人说，乡愁永远是一种距离。距离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乡愁的存在。端详邮票，诗人也许会这样想：那错落有致的齿纹，在千山万水的穿越中已经被掀起了几个弯弯的角落，它是飘过了多么漫长的距离，承载了多么丰厚的思念，才来到了我的身边。不知邮票那头的母亲是否安康，亦不知她是否又添白发，更不知何时，这枚小小的邮票又会承载着母亲的思念来到我的手里……万水千山，只能端详邮票怀念曾经的团聚，回味母亲的味道啊。昏黄的桐油灯映着已经湿润的眼，我怅然了……当诗人手执船票、跪在坟前、遥望海峡，会怎么想呢？请从二、三、四小节中任选一节，写一写。”
学生想象补白时，也正是学生真正面对距离，感悟诗人心声时。想象补白后，先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自己创作的文字，再回到诗作，有感情地朗读相对应的小节，此时诗中对童年的追忆，对妻子的思念，对母亲的悼念，对中华家园同构文化深切认同真正浸润学生的心田。
（三）咀嚼形式
有人说，“诗语符码组合也是余光中‘有意味的形式’，它将诗人的情感轨迹以外化形态最表层地呈现出来。”[3]《乡愁》一诗中，四个意象的排列就是“有意味的形式”，值得学生咀嚼玩味。当学生能体验到每小节中诗人所倾注的情感时，教师适时地问“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四种具体形象的背后都有分离造成的空间距离，每一小节都是余光中生命中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那么诗歌四小节的顺序能调换吗？”从而引导学生发现四个意象排列的形式是以时间为序，四个时间牵起了余光中的少年、青年、中年，余光中的乡愁不是一时一刻而是囊括了一生的沧桑；在情感浓度上，由淡及浓，即从生离到死别，从家愁到国愁。学生惊喜地发现，四个意象排列形式的背后，交织着的是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这正如余光中自己所说“《乡愁》这首诗具有横的地域感，纵的历史感，纵横相交而成的十字路口的现实感。”
当学生体悟到四个意象排列的“有意味的形式”之后，可以展开自由朗读，学生范读等多种朗读形式，读出越聚越重、越酿越浓的乡愁。
三、品味沧桑，理解独特的乡愁
聚焦意象，从意象的审美创造、意象的想象补白，意象的表达形式三个维度读品结合，关注并嚼咀玩味了余光中意象背后的“距离”，是否就真正悟出了余光中独特的“乡愁”了呢？“乡愁如果只有距离，没有沧桑，是单薄的”余光中自己如是说。可见，要真正理解余光中独特的“乡愁”还要品味诗中的“沧桑”。
观照《乡愁》的创作情境，可以发现，余光中独特的“乡愁”不仅指涉着思家、思国之苦，而且也指涉着无数大陆人被集体放逐于台湾孤岛后的漂泊之苦。尽管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尽管台湾人也是炎黄子孙，但无可置疑，当几百万大陆人漂泊至台湾时，从一开始，他们却被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视为外来的闯入者加以看待。他们在狭小、封闭的孤岛环境中充满着失落和无奈，他们在情感和理智上无法认同一个与大陆的“泥土以及日渐消失的农业社会”阻隔的台湾现实空间。他们焦虑、痛苦，因为“他们不仅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避风港，也不能为漂泊者的身份找到意义上的确切地位与归宿”[4]，这种情感体验是何等“沧桑”！
当然这种“沧桑”并没有直观地呈现在诗歌中。在课堂实施时，需要教师先缓缓播放背景资料拓展学生的认知“1949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海岛――台湾。更没想到，这一去，他们就永远地留在这片土地，无论心中留有多少大陆的记忆。从此，咫尺成天涯，他们有家不能回，望归不能归，成为‘无根的一代’……”再出示同为漂泊者的心声，如龙应台坦言无根者的沧桑：“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可是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如于右任无根生涯中始终萦绕的中国梦“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唯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此时，学生在悠悠的曲调中，在殷殷的言语中已经真正开始触摸到余光中独特的“乡愁”情绪，最后出示余光中的尴尬身份――“在大陆被称为‘台湾诗人’，在‘台湾’被称为‘大陆流亡诗人’”，学生在双重角色的冲突中真正悟出了余光中的乡愁中果然不只有距离，还有沧桑，深深凝聚着一代无根漂泊者的思乡梦。
注释：
[1]朱自清.朱自清选集[M].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2]黄秀英.中学语文诗歌教学的意象分析法[J].读与写・教育教学版，2011，（07）
[3]吕进，刘静.余光中的诗体美学[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07）
[4]赵小琪.身份冲突中家的构建与功能[J].江汉论坛，2009，（06）
参考文献：
余光中诗歌篇9
余秀华瞬间走红，是新媒体时代文化奇迹的又一个注脚.她是诗歌精神救赎奇迹的展示。余秀华的诗歌是从老牌纸媒《诗刊》发出的。随后，微信广泛便捷的传播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而她个人的博客，是“自己的园地”。如果没有这块自留地，她的诗歌梦想很可能夭折。因此，阿络诗歌，特别是博客诗歌，这种零门槛、零审查、零投入，与观众读者零距离的多零阵地.成为当下中国千千万万“余秀华们”的人生舞台和精神博物馆。
余秀华刷新了大众对诗人形象的想象，成为后革命时代草根文化崛起的新例证。撬动众人心弦的竟然是这么一个“灰不溜秋的农家老女人”。噢，原来诗人并非生活在天堂.并非长着羽毛，头罩光环。但她的诗句显然有着非同一般的精神光环，让人几乎怀疑她本人的脑病。“我诸求成为天空的孩子/即使它收回我内心的翅膀”，这样的诗句显然出自飞翔的心灵。不管怎么说，是诗歌标明了余秀华的与众不同.
余秀华让人们看到了新媒体的威力、传统媒体的功用，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农家女创造出的文化奇迹。但人们基本忽略了诗歌本身的当代功能。人们忽略了在新媒体时代，诗歌已成为最便宜的文化消费.诗歌是一所距离最近的教堂。随着中国的历史转型，中国人的精神危机日益暴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去教堂、做教徒。余秀华没有去信教，她选择写诗。诗歌实际上扮演了她的教堂。
对新诗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当代大量诗人的诗歌，扮演了精神救赎的角色。我们已产生了这样的诗歌：“当我死时，诗是我的尸体。”视诗歌为生命，不再是一句矫情、表演式的广告，而是诗人们发自内心的精神宣言。唱歌可以出名，小说也能挣稿费，但诗歌与此几乎不沾边。但诗歌有它独特的吸引力。诗歌成为诗人们的精神信仰。诗歌面前一律平等，诗歌没有性别歧视，诗歌没有贫富之分。
如果了解当代诗歌的状况，我们就可以知道，有成千上万的热爱诗歌的人们，将满腔热情和大量心血投放到诗歌之上。诗歌就是离他们心灵最近的教堂。因此，在一个经济主导、利益困扰的时代，人们关注一点诗歌，阅读一点诗歌，或许可以更真切地理解这个时代的偏见，或许可以带来意料之外的心灵收获。（选自《环球时报》2015年1月21日，有删改）
鉴赏评价
诗歌无论是在旧媒体还是新媒体，都是人们心灵的一块园地。这是因为它本身对生活、对文化的高度概括，对心灵、对精神的准确反映，使得人们产生广泛共鸣。而在新媒体时代，这种共鸣得以在很大程度上发散开去。文章由一个现象推及内容与工具关系问题乃至内容的实质性问题，视野可谓阔大。
余光中诗歌篇10
性情论和气骨论的现实价值
诗歌是以感情为纽带的，情感是诗歌的艺术生命。性情是构成诗歌艺术生命的主要的因素，是东方古典诗话所关注的重要命题。李光在《芝峰类说》中高度重视诗歌的性情本质，他说：“诗本触物寓兴，吟咏性情。”“文出于人之性情。”“诗道之正，发自性情。”李光认为诗歌的本质是“吟咏性情”，即诗歌要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
李光的性情论有其存在的历史文化背景。李朝中期的诗坛，深受朱子学、江西诗派余弊及科试制度以科诗为主的影响，诗歌创作严重脱离了现实，违背了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只注重在诗歌形式、技巧等方面下工夫。李光主张诗之本质在性情，对扭转当时诗坛盛行的形式主义之风，恢复诗歌的本来面目从而清除宋诗余弊，创造出好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朝鲜李朝中后期诗坛出现的大量表现性情的诗篇，就是最好的证明。李光的性情论不仅匡正了李朝诗坛形式主义的不良诗风，更奠定了朝鲜性情论的理论基础，从此，性情这一范畴便在朝鲜诗论中频繁出现。朝鲜文人申景浚主张诗是修养性情的手段，他说：“诗所以养性情。”诗家金昌协认为诗歌创作本乎性情，他说：“诗者，性情之发，而天机之动也。”实学家李则发展了性情，他说：“好善恶恶具出于性情之正。”朝鲜性情论从李光初始对唐诗性情的认同，经申景浚的诗是修养性情的手段，到金昌协的诗歌创作本乎自身的性情，再到李对性情内涵的揭示，经历了“认同性情――肯定性情――分析性情――发展性情”的不同阶段，而李光的性情论无疑起到了奠基的现实价值。
气骨论是李光诗歌本质论的又一重要观点，他说：“姜夔曰：‘雕刻伤气，敷演伤骨。’……气骨而已。”“气骨”与通常所说的“风骨”就文论范畴而言是具有相同意义的。傅璇琮、李珍华在《河岳英灵集研究》中指出：“‘气骨’可通‘风骨’，‘风骨’可通‘气’。”“风骨”论是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提出的，是对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即要求一部文学作品应该是感人至深的思想内容和简练精准言辞的和谐统一。《风骨》篇论风骨的主要语句如下：“是以惆怅抒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险也。”
李光以“气骨”作为诗歌的本质，他所称颂的诗人诗作都本于“气骨”，他在“沈期、宋之问诗歌赞”条中说：“二子继纵，风骨独雄。神秀精工，律家所宗。”“诗说赞”条中说：“先论才气，次观韵格，不取其肉，唯取其骨。”李光的“气骨论”对朝鲜后世诗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如李就继承了李光的气骨理论，在《星湖说》“李杜韩诗”条说：“韩退之一生慕效李、杜，然比诸李风神不足，比诸杜气骨不足。”指出韩愈相较杜甫的诗歌，在本质上欠“气骨”。
尚唐论的现实价值
唐诗是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唐诗充分表现了汉语之美，其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是任何朝代难以企及的。唐诗以其巨大的艺术成就和具体可感的艺术情境，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趣味，更以其诗史的崇高地位，引起了古今中外诗评家的广泛关注。李光评诗，就以唐诗为标准，这与其性情论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唐诗是从六朝诗歌传统里脱胎出来的，因而最具性情。《芝峰类说》云：“李达洪洲人……其诗脍炙。《田家诗》……《寒食词》……逼唐可喜。”“权应仁……于壁中一绝……牧隐见之以 为逼唐。”韩国赵钟业先生说：“芝峰之诗话一言以蔽之：强调唐诗。是以‘逼唐’‘唐调’‘盛唐韵’‘近唐’‘非唐’等语往往有之。”陈伯海先生说：“唐诗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唐诗学。它也和古典文学领域里的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词学、曲学等一样，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自己的独特的研究对象、课题范围、工作方法和学科体系。”
李光的尚唐论，为朝鲜唐诗学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朝鲜文人许筠也高举尚唐这面大旗，其《惺叟诗话》有如下评价：“洪舍人侃诗……似盛唐人作。”“郑圃隐……有盛唐风格。”“李陶隐……可肩盛唐。”“李阳城之燕诗……酷似唐人。”“李忘轩胄诗……有盛唐风格。”诗家洪万宗亦推崇唐诗，其《小华诗评》云：“李仁老诗……酷似唐家。”“荪谷李达尤长于七绝，殆逼唐调。”“余观石洲……辞意极其天然，无让正唐人。”“木川道中诗……极逼唐家。”“丽朝规模大而近宋，我朝格调清而近唐。”南龙翼也崇尚唐诗，以唐诗作为学诗的准则，南龙翼的尚唐论是与朝鲜李朝时期的李光、许筠崇尚唐诗一脉相承的，但在李、许二人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有所发展。南龙翼把唐诗作为自己的学诗标准，更加看到“我朝诗名家，各有所尚”，指出朝鲜诗人把唐诗作为自己的“学诗之法”。具体来说，孤竹（崔庆昌）、荪谷（李达）、芝峰（李光）等12人是崇尚唐诗的。南龙翼对唐诗体制还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值得深入研究。“唐诗各体中压卷之作，古人各有所主。而以余之妄见论之，五言绝则王右丞‘人闻桂花落’、七言绝则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五言律则杜隰城‘独有宦游人’、七言律则刘随州‘建牙吹角不闻喧’等作，似当全篇之完备警绝者。若求于李、杜，则五七绝当尽在李，五七律当尽在杜，此则不敢论。”李光在《芝峰类说》中也认识到诗人很难众体兼备，五律、五绝应推举孟浩然，七绝应推举王昌龄。他说：“李白之七言律，杜甫之绝句，古人言非其所长，至如孟浩然盛唐之高手，而五言律绝外，七言律不满数首，亦不甚警角，长篇则绝无所传。王昌龄之于七言绝句，亦独至者，各体不能皆好矣。”
这些理论，构建了朝鲜唐诗学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资料。李光的尚唐论，与他力主性情为诗歌本质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明人杨慎在《升庵诗话》中亦云：“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李光曾编选过《唐诗汇选》八卷，在汇编的过程中，通过对初唐、盛唐、晚唐诗歌的泛览，他对唐诗有了整体的把握，确定了他在朝鲜文学史上的唐诗批评研究地位，更给中国唐诗学提供了域外的诗评视角和理论资料，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可以拓宽现代唐诗学的研究领域，增加现代唐诗学的分量，意义深远而重大。
摘句批注论的现实价值
摘句批注是东方传统上的一种批评方式，是对诗歌具体诗句的审美批评，它更多地表现出摘句者的审美心理。摘句批注与诗歌发展也有直接关系，摘句加速了诗句的传播，保存并突出了诗中的精华，由于一些诗人随身携带摘句书卷，以备没有诗兴却要作诗时吟咏，启发自己，因而摘句也成了诗人寻求灵感的契机。李光在《芝峰类说》中的摘句批注法论，具有如下几个较为突出的价值。
域外视角价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事物，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李光从域外视角摘句批注诗歌，有其现实价值。如他评杜甫诗句“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其语近俗”；说杜甫诗《岳阳楼》前后“不属”，“与岳阳楼不相称”。李光也有不拘于成见之论，针对历代诗家之定论――李白“以诗为文”、韩愈“以文为诗”，李光举例指出李白也有“诗中之文”、韩愈亦有“文中之诗”。结合李光的这些观点看待中国古典诗歌，能避免仅仅站在本民族视角上的局限，容易获得对诗歌全面、客观的认识。
诗歌赏析价值。李光对诗歌的赏析体现出了朝鲜诗家的审美心理，中国诗家可以借此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域外感受，从而反向观照古诗。如李光对卢诗句的分析：“卢诗：‘抱玉三朝楚，怀书十上秦。年年洛阳陌，花鸟弄归人。’此言下第而归，为花鸟所嘲弄。著一‘弄’字，而无聊困顿之状可掬，妙甚妙甚。但‘三朝楚’，‘朝’字似来稳。”“下第而归”是对此诗主旨的分析归纳；“‘朝’字似未稳”，是评价；“著一‘弄’字，而无聊困顿之状可掬，妙甚，妙甚”，是鉴赏品析。这种熔主旨归纳、炼字技法分析等为一炉的诗歌摘句批评，整成了一个批评诗歌的整体。尤其是对诗句中“弄”字的赏析，更见诗家之功力：“著一‘弄’字，而无聊困顿之状可掬。”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张先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说：“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李光、王国维二人都赏析了“弄”字在诗词中的妙用，而李光比王国维足足早300多年。
诗歌品评价值。诗歌品评是诗品与诗评的结合，注重评定诗歌地位的高低、分析诗歌创作的优劣，李光诗论的品评价值在诗歌理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诗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他说：“杜诗‘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李白‘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王荆公诗‘绿搅寒芜出，红争树归’。此三诗皆用‘归’字，而古人以荆公诗为妙甚。余谓不然，老杜巧而费力，荆公欲巧而尤穿凿，李白为近自然。”李光从诗歌的内蕴、炼字炼句等入手，评定杜、李、王三人诗歌的优劣高下，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诗歌摘句的传承价值。李光身处李朝中期，其摘句批注法上承李仁老、崔滋、徐居正等人，又开启了李朝中后期诗歌摘句之滥殇。如金万宗在《小华诗评》中，以摘句的方式评价了朝鲜诗人的各种诗风：“凄惋如崔孤云《姑苏台》诗：‘荒台麋鹿泳秋草，废苑牛羊下夕阳。’”“寒孤如林西河《赠人》诗：‘十年计活挑灯话，半世功名把镜看。’”……共摘36句诗，涉及18种诗风。而李圭景的《诗家点灯》仅唐代就摘抄了31位诗人的139联、278句诗，保持了诗歌形象的完整，给人一种独立的审美感受，同时也包含了摘句本人的主观倾向。
结语
朝鲜诗话是东方诗话学园圃中一朵艳丽的奇葩，也是朝鲜古代文论、文学批评和文艺美学研究的一笔宝贵遗产，在朝鲜汉文学史乃至东方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李光的性情论、气骨论、尚唐论、摘句批注论等诗歌理论，在朝鲜诗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构建了一整套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与研究，能揭示出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与独特意义，对当时及后世的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对于本文论述的核心人物，有的版本亦作李光，邹志远《对朝鲜古代诗学研究范围中的“李光”名字的考证》（《东疆学刊》2006年第一期）通过分析考证认为应作李光，本文从其观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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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韩国:太学社，1996年版。
3.傅璇琮、李珍华：《河岳英灵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赵钟业：《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台湾:台湾学海出版社，1984年版。
6.陈伯海：《唐诗学引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
余光中诗歌篇11
余笑忠：这样啊，我还解开了一个谜，好多朋友认为你们出版诗歌是逆势而为，没想到是“应运而生”啊。的确，新诗这百年来，图书出版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有太重要的作用，这也跟图书出版本身就是文化积累和传承的重要方式有关。据你对业界的了解，除你们中心外，当下还有哪些出版机构、哪些出版人值得向读者介绍？
沉 河：在我视野范围内，我觉得黄礼孩的“诗歌与人”，楚尘的“楚尘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清平、张尔的“飞地传媒”是我比较敬重的同行。特别是前二者，他们在对当下中国诗歌的传播上有了上十年的传播功业，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影响力。最近两年，其他出版社，像中国青年出版社彭明榜、作家出版社李宏伟、北岳文艺出版社续小强和广西诗人刘春的“扬子鳄书坊”等也在诗歌出版方面付出了很多。诗歌出版严格意义上说，相对其他市场出版，是一个做奉献的活，想获得多大利是基本不可能的，需要到处融资的。
余笑忠：所以作为一个天天奉献的编辑，去年你被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评为“卓越先锋”，据我所知，这是你们集团给编辑的最高荣誉了。这不单是你个人的骄傲，也让诗人朋友们都感到与有荣焉。请问长江诗歌出版中心创办以来，有哪些可以载入诗歌史册的成就？
沉 河：我沾了诗歌的光。因为我们中心出版的诗集获得的褒奖多，大家把荣誉给了我。谈到载入史册的成就，那可不敢当了。这是后人去评价的了。不过我自己认为有些诗集还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比如中心成立之初，就筹备出版了《中国新诗百年大典》（30卷），这套书由洪子诚、程光炜主编，活跃在国内外的三十位中青年诗评家担任分卷主编，收录了近万首新诗，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编选最早的诗歌选本。2015年，它获得了“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
另外，我们的品牌图书“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旨在推出新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中青年诗人的优秀之作，入选作者大多出生于1965年以后，是目前中国诗坛最活跃的一群。“诗丛”力求系统地收录诗人迄今为止的主要作品，每人单独成册，而且大部分都是作者的第一本诗集。现已出版18种，入选诗人从最早的雷平阳、你（余笑忠）、哑石、桑克到最近的宇向、沈苇、杨键、森子等，个个都是当下继续保持创作活力的优秀诗人。“诗丛”获得好评无数。像《雷平阳诗选》、《沈苇诗选》都获得了非常有品质有影响力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余笑忠：诗集是不是只能获得一点社会效益呢？诗集的发行量同畅销小说相比肯定少得可怜，诗本身就不是大众化的文学形式，新诗尤其如此。现代文学中的小说、散文这两种体裁前面都没有冠以“新”字，唯独诗歌（现代诗）前面被冠以“新”字。新诗是在饱受争议中长大的。那么纯粹从市场角度来看，有哪些诗人有幸至少以发行量为新诗赢得了荣光，赢得了可观的读者，你能介绍一下这些幸运的诗人、诗集吗？
沉 河：从发行量来看，畅销的诗集和畅销的小说也不在一个量级。新诗百年里，作品能够“畅销”的诗人屈指可数，而他们的畅销，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的“符号化”，如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徐志摩、林徽因，朦胧诗一代中的北岛、顾城、舒婷，之后的海子，在中学生中流行的席慕蓉，再到最近火起来的余秀华。但有一点，我认为从发行量上看一点都不能说明新诗的影响力比小说散文差。恰恰相反，我认为，百年新诗的影响力是超过了小说和散文。
余笑忠：嗯，这个影响力的问题不好分辨。我知道，如你前述，由你编辑的诗集赢得过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而且，有的诗集屡获大奖。从你个人的角度，你能再列举一下你的这些“得意之作”吗？
沉 河：这个问题好难哦，我能说“得意之作”很多吗？因为对于一个编辑而言，每本诗集都付出过我的心血，编出后，都很“得意”的。比如上面提到的“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里面的每一部诗集，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都算是我的“得意之作”吧？还有像雷平阳的另二部诗集《云南记》、《基诺山》，陈先发的《写碑之心》，张执浩的《宽阔》、《欢迎来到岩子河》，树才的《节奏练习》，潘洗尘的《盐碱地》，余怒的《主与客》，大解的《个人史》，胡弦的《阵雨》、《沙漏》，路也的《地球的芳心》，池凌云《潜行之光》，谷禾的《鲜花宁静》，以泉子为代表的一批“野外诗群”作者的诗集等等等等，再说下去只能复制我们中心的出版目录了。
其实除了个人诗集，我更看重的是我们中心与其他朋友联姻出版的诗歌MOOK。如《读诗》、《汉诗》、《诗歌风赏》、《先锋诗》等。它们相当于上世纪的诗歌民刊，积极深入地参与了当下中国诗歌的建设。它们特点鲜明，《读诗》关注成熟诗人，《汉诗》关注新锐诗人，《诗歌风赏》则是国内唯一一本选发女诗人诗作的读本，是了解国内诗歌创作的重要窗口。这个我最“得意”。
另外，我们还出版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诗歌年度选本。如《年度中国诗歌精选》、《年度打工诗歌精选》、《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等。其中我们和中国作协创部合作的《年度中国诗歌精选》开创了中国诗歌年选的先河，这应该感谢我们的老社长、著名出版人周百义先生的策划。
余笑忠：好吧，你值得得意呢！新诗奠定了汉语诗歌的新形式，正因为这种新形式逐步取得了合法性，才有大量的外国诗歌译介过来，这些外部资源促进了汉语新诗的发展。可以说，大部分新诗写作者都曾受益于外国诗歌的译介。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主要致力于国内当代诗人的诗集出版，未来有无可能出版当代外国诗歌译本？
沉 河：外国诗人的引进，这些年逐渐为人所重视。浦睿文化、世纪文景，以及最近的广西人民出版社，都在系统地引进外国诗人的作品。2013年，我们尝试性地做了一本里尔克的诗集《里尔克诗选》，编辑思路上，采用的是不同译者最为人称道的译本。但因为个人能力有限，在外国诗歌方面毫无发言权和判别力，实在是怕贻误读者，所以很慎重。我们也有推出一些外国优秀诗人的诗歌选本的想法，但需要我的认识慢慢成熟点或找到很好的信得过的合作伙伴。外国诗歌市场比中国当下诗人的好呵。
余笑忠：呵呵，你也动心了？作为一个编选家，日复一日，需要阅读海量的诗歌。你得依靠嗅觉吧，诗的好坏是嗅出来的。在大量的阅读中，如何保证自己的嗅觉始终灵敏？或者说，好诗有何种特征能吸引住你的目光？
沉 河：惭愧，我还真不是编选家，一个编者而已。当然，我也有自己的诗歌价值判断，但基本是依据老祖宗的标准：思无邪。新诗不仅是一次语言革命，也是一次思想革命。但无论如何革命或变化，我认为真正的能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好诗还是反映人类能普遍接受的情感价值取向的诗。我曾经私下和朋友开玩笑说，现在的诗歌已经从“诗言志”变成了“诗言知”、“诗言智”。把目的变成了手段。写日常生活已经成了一种潮流或者过于在语言上探索它的能指可能性。我对一切潮流的东西反应都会慢半拍。因为做出版养成的习惯，图书不是报刊，它强迫你冷静下来，让潮流先过去，再来“淘金子”。所以我们的品牌图书的作者也都是经过大浪淘沙后很沉稳地一直坚持到现在并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诗歌风格的诗人。我倾向于保守的生活，所以现在我们中心很少再建立某种像“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那样的品牌丛书。实在是不敢擅自给当下诗歌快速地贴上自己命名的标签啊。这样说，我的嗅觉是不灵敏的呵。
余笑忠：看得出来你过着保守的生活，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更传统的生活。比如你喜欢捡石头，出的第一本诗集是《碧玉》；你也爱侍弄花草，第二本自选集会与花草有关吗？不妨透露一下你的志向？
余光中诗歌篇12
(二)曲作家生平
李海鹰(1954)，中国作曲家，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李海鹰以诗作《乡愁》为基础创作的艺术歌曲《乡愁》，曲调鲜明，旋律舒缓，又是电视剧《闽南名流世家》的经典名曲，经由著名男中音歌唱家佟铁鑫饱满深情的演绎，成为作曲造诣和传唱度都很高的一首艺术歌曲。李海鹰曾为《黑冰》、《外来妹》、《刑警本色》等等电视剧创作过主题曲，还有很多广为流传的曲子，像《弯弯的月亮》、《七子之歌》等。
二、艺术歌曲《乡愁》创作特点分析
艺术歌曲是声乐创作的一种专门的体裁，起源于西方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艺术歌曲传入中国之初，艺术歌曲就在很高的起点上得到发展。艺术歌曲通常具有极富代表性的特点：诗与音乐的融合、歌词创作的严谨、旋律伴奏的一体、演唱技术的规范以及表演形式的固定。
(一)歌词置于文学语境中的独特价值
中国艺术歌曲具有深厚的人文性和审美，具有异于其它的艺术形式的独特魅力。作曲家善用文学语言的可解性优势，使作品与听众间架起沟通和欣赏的桥梁。
诗作《乡愁》内容上展露作者自己在大陆的记忆更多，小时的一枚邮票、长大后的一张船票，以至于后来的的一方坟墓，都将诗人自己的故乡愁思予以寄托，渗透进浓厚的情感因素。在意象的选择上，跨越时空的思念分别寄予四个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构思奇特、独辟蹊径，极富现实主义的色彩。从记忆的迁移，再转置情感的归属，都展现了诗人内心对故土的极度思念，甚至是渴求。
(二)歌曲曲式分析
《乡愁》采用单二部的曲式结构，旋律总体上是七声音阶，却又有别于传统民歌，利用民歌素材提炼出来的音调，质朴中透出新意。其情感抒发的流程是先抑后扬A段的基本格调是平实的叙述，然后由钢琴过渡，引出激情爆发的B段;第二遍的B乐段采用多次反复，并在伴奏上选择钢琴大量的音域跨度相当大的长琶音和小提琴近似人声的歌唱性旋律共同配合，把全曲的情感抒发推向最高潮。
余光中诗歌篇13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有感情朗读诗歌的能力，品悟语言的能力，丰富的想象力。
情感目标：通过朗读、品悟，体会诗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
1、学习现代诗的基本朗诵技巧，学会划分节奏、重音，能有感情地朗读。
2、在朗读中感知《乡愁》的意境和情感。
教学难点：通过分析意象感悟意境，体会诗歌的情感。
课时预计：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背诵诗歌、导入新课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的历史源远流长。无论大人小孩，谁都能吟诵一两首诗。同学们，你们还记得哪些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的诗句？
学生背诵交流。
教师小结，投影显示常见思乡诗：
（1）、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
（2）、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王维）
（3）、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李白）
（4）、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王湾）
（5）、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
（6）、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
（7）、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
思乡是中国诗歌一个历久常新的主题，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一首现代思乡诗—《乡愁》。
二、欣赏歌曲，简介作者
1、多媒体播放歌曲《乡愁》。
教师：这首歌是由著名歌唱家佟铁鑫演唱的，他以余光中先生的《乡愁》诗作为歌词。现在就让我们走近作者余光中。
2、作者简介(投影显示)：
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1950年去台湾，祖籍福建永春，台湾十大现代诗人之一。已出版诗集、散文、评论和译著四十余种，60年代起余光中创作了不少怀乡诗，故而被人们称为“乡愁诗人”。代表作有：《乡愁》、《乡愁四韵》、《春天，遂想起》等。1971年创作《乡愁》时，余光中时而低首沉思，时而抬头远眺。他说：“随着日子的流失愈多，我的怀乡之情便日重，在离开大陆整整二十年的时候，我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一挥而就，仅用了20分钟便写出了《乡愁》。”
教师：仅仅用了20分钟就一气呵成的一首短短小诗，却广为流传，甚至成为诗人余光中的代名词。总理曾经在访美期间，在纽约会见华侨华人时，就引用了《乡愁》中的诗句。他说：“浅浅的海峡，国之大觞，乡之深愁。”道出了我们中华儿女的心声，这首诗再次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余光中的《乡愁》。
三、朗读吟诵，感受诗歌的韵律美。
强调：朗诵是解读诗歌的敲门砖，我们只有对诗歌进行反复诵读，才能真正走进解读诗歌的艺术殿堂。
1、教师配乐朗诵。（背景音乐：马思聪的《思乡曲》）
思考：听着这样的一首诗，大家的内心油然而生的是一种什么感情呢？
明确：思念家乡，思念亲人。
2、学生自由朗读，体会诗歌的朗读技巧。
方法指导：本诗歌朗诵的基本要求：本诗感情深沉柔美而略带哀伤，所以语速要稍慢且舒缓，要多停顿，不宜读长句。具体重音和节奏的处理如下：
第一节稍平淡，回忆的口气；第二节增加了遗憾的语气；第三节，要体现出深深的失落和痛苦；第四节，表现出而今的惆怅。
节与节之间要有足够的停顿，特别在前三节与第四节间，约停2．5秒。
读的时候要配合相应想象，全情投入。
乡愁
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重读“乡愁”“小小”“邮票”）
我/在这头（重读“这头”，以下类推）
母亲/在那头（重读“那头”，以下类推）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重读“乡愁”“窄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注意“啊”与前一字连读轻声，不能当单字重读）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重读“乡愁”“矮矮”“坟墓”）
我/在外头（语调稍微提高）
母亲/在里头（语气要转激烈，“在里头”可拖轻微颤音）
而/现在（语气转平和）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重读“乡愁”“浅浅”“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那头”拖长音，表现深深的惆怅和期盼）
四、披文入情，体悟诗歌的情感美。
1、全诗共四节，是按什么顺序组织安排的？从哪些词语可以看出来？
明确：时间顺序，从“小时候”“长大后”“后来”“现在”可以看出来。
2、诗人的思乡情感是借用哪些具体的物象来表达的呢？
明确：船票、邮票、坟墓、海峡。
3、作者为什么分别选用这四种物象来表达自己的思乡情感？
要求：同学们先自学，一边读一边把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写在旁边，然后四人一组讨论交流。
（1）乡愁怎么会和邮票联系在一起？
点拨：小时候的余光中离开家乡在四川求学，身在他乡只有借一枚枚小小的邮票来传达对母亲的思念，只能用书信的方式把自己的思念寄回家（教师板书：邮票---母子分离）。
全班齐读这一节，要求读出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2）乡愁怎么会和船票联系在一起？
点拨：长大后与妻子相隔两地，只好借助一张张的船票来表达对妻子的思念，对家的思念（教师板书：船票---夫妻分离）。
男生齐读这一节，要求读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
（3）乡愁怎么会和坟墓联系在一起？
点拨：矮矮的坟墓表达了自己对已故母亲的深深思念（教师板书：坟墓---母子死别）。如果说前两种思念纵有万般愁绪，终有所寄托可以排解。而此时，矮矮的坟墓却永远的阻隔了生者与死者，母亲再也听不到儿子的呼唤，再也无法感受儿子深切的思念之情，这是一种凄凄的别情。
第一节稍平淡，回忆的口气；第二节增加了遗憾的语气；第三节，要体现出深深的失落和痛苦；第四节，表现出而今的惆怅。
节与节之间要有足够的停顿，特别在前三节与第四节间，约停2．5秒。
读的时候要配合相应想象，全情投入。
乡愁
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重读“乡愁”“小小”“邮票”）
我/在这头（重读“这头”，以下类推）
母亲/在那头（重读“那头”，以下类推）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重读“乡愁”“窄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注意“啊”与前一字连读轻声，不能当单字重读）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重读“乡愁”“矮矮”“坟墓”）
我/在外头（语调稍微提高）
母亲/在里头（语气要转激烈，“在里头”可拖轻微颤音）
而/现在（语气转平和）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重读“乡愁”“浅浅”“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那头”拖长音，表现深深的惆怅和期盼）
四、披文入情，体悟诗歌的情感美。
1、全诗共四节，是按什么顺序组织安排的？从哪些词语可以看出来？
明确：时间顺序，从“小时候”“长大后”“后来”“现在”可以看出来。
2、诗人的思乡情感是借用哪些具体的物象来表达的呢？
明确：船票、邮票、坟墓、海峡。
3、作者为什么分别选用这四种物象来表达自己的思乡情感？
要求：同学们先自学，一边读一边把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写在旁边，然后四人一组讨论交流。
（1）乡愁怎么会和邮票联系在一起？
点拨：小时候的余光中离开家乡在四川求学，身在他乡只有借一枚枚小小的邮票来传达对母亲的思念，只能用书信的方式把自己的思念寄回家（教师板书：邮票---母子分离）。
全班齐读这一节，要求读出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2）乡愁怎么会和船票联系在一起？
点拨：长大后与妻子相隔两地，只好借助一张张的船票来表达对妻子的思念，对家的思念（教师板书：船票---夫妻分离）。
全班齐读这一节，要求学生读出悲伤的情感。
（4）乡愁怎么会和海峡联系在一起？
海峡隔开了大陆和台湾，台湾人民有家难回，亲情难叙。诗人只好把浓浓的乡愁寄予这湾浅浅地海峡。前三个意象联结的是亲情、爱情，这节连接的是爱国情（教师板书：海峡---两岸隔离）。作者写这首诗的时候，还看不到两岸有交流的可能，思乡情切。作者在1992年首次回到大陆，在1995年回母校厦门大学参加校庆并发表演讲，回到台湾后，写下了绝唱《浪子回头》（投影显示）：“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清明节终于有岸可回头/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一百六十海里的海峡，/为何渡了近半个世纪才到家？……”离开大陆时还是英俊年轻，回到大陆时已是雪满白头。作为一个浪子对大陆、对祖国近半个世纪的期盼终于实现。让我们带着这份期盼齐读第四节诗。
小结：这首诗借小小的邮票表达了对母亲浓浓的思念，借窄窄的船票寄托了与妻子长长的爱情，借矮矮的坟墓抒发了与母亲凄凄的别情，借浅浅的海峡表达对大陆深深的思念。诗歌由个人故乡之思上升到普遍家国之思，主题得到升华，这正是这首诗高于其他思乡诗的地方。而现在有些人试图将台湾从祖国的版图上分割出去，这一阴谋是不可能得逞的，因为五千年血脉相连的炎黄子孙不可能被他们割断。余光中在《当我死时》中写道：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投影显示），即使死也要死在大陆，死在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而当诗人得知温总理引用他的诗句时，75岁的老人哽咽着说：“三十年前的乡愁已让我慢慢化解，而历史的乡愁还摆在这里……”（投影显示）“历史的乡愁”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心结。请同学们再次自由朗读全诗，体会感情，试着背一背。
五、放飞想象，感受诗歌的图画美。
诗是精当的含蓄的艺术，光靠这样的领会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插上想象的翅膀，到美丽的画面中飞翔。下面请同学们选择一个画面，描绘当时的情景。
学生想象描绘。
示例：
画面1：“生活还适应吗？学习还顺利吗？过节还回来吗？……”一声声的期盼、一声声的叮咛，满载着母亲的牵挂飞到我的身边，我不禁热泪盈眶，这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小小的邮票也请你带着我最诚挚的爱，快快飞到母亲的身边吧。
画面2：亲爱的爱人，你还好吗？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紧紧地握着手中的船票，站在船舷上，想起了初恋时的山盟海誓，想起了相聚时的柔情蜜意，想起了分别时你婆娑的泪眼，那一声“等你平安归来”一直萦绕在耳畔……也不知哪位诗人为何要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此刻，我深深体验到原来生离比死别更痛苦。
画面3：“母亲，你的儿子看你来了！”我撕心裂肺地喊着。跪拜在母亲的坟前，我双手捧起掩埋母亲的泥土。你一定在怪儿子的不孝吧，您有生之年我不能尽孝，而今……“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矮矮的坟墓竟活生生地将我们分开了，母亲，让我再叫一声---母亲。
画面4：海风呼啸，掀动着我的衣裳，我伫立在海边，目光的尽头是海峡那头——大陆，我多想能趟过这一湾浅浅的海峡！海风啊，你吹得再猛烈些吧，我要随着你到我日思夜想的大陆；海浪啊，请你用尽你全部的力量把我带到我亲爱的祖国吧！
六、回味咀嚼，品读诗歌的语言美。
在所有的情感中，诗歌是情感的铀；在所有的语言中，诗歌是语言的钻石；一起来回味品读《乡愁》的语言形式美。
1．形式美
结构上：寓变化与统一，节与节、句与句均衡对称；但整齐中又有参差，长短句错落有致，体现了自由诗的特点。
音乐上：同一位置上词的重复和叠词的运用，在音乐上营造出一种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旋律，给全诗营造了一种低回掩抑，如怨如诉的基调。
2．语言美
四个时间段：小时候长大后后来现在（平平淡淡）
四个对应物：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实实在在）
四个数量词：一枚一张一方一湾（微乎其微）
四个形容词：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轻描淡写）
小结：这首诗有如音乐中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是海外游子深情的恋歌。让我们再次深情地朗读这首诗。
七、布置作业
1、联系生活，仿照下面的句式说出自己心中的乡愁。
乡愁是。
示例：
乡愁是一杯浓浓的酒。
乡愁是故乡那轮永远明亮的月亮。
乡愁是离家时父亲久久的伫立。
乡愁是别离时妈妈不断的叮嘱。
乡愁是记忆中古老的童话。
乡愁是一辈子走不出的精神家园。
2、下面这首诗，也是抒写乡愁，说说它与余光中的《乡愁》在表达上各有什么特点。
乡愁
席慕容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望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八、结束全课
这堂课，我们通过对诗歌的品析，看得出诗人已经把乡愁升华为整个民族的感情寄托。诗人在《从母亲到外遇》中写到：“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片故土……”“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这不啻于泣血的悲啼，含泪的呼唤！“断肠人在天涯”的游子之痛啊，揪扯着我们每个人的心！最后让我们静静地聆听余光中作词，罗大佑谱曲并演唱的《乡愁四韵》，再次感受诗人浓浓的思乡感情。
板书设计：
乡愁
余光中
小时候－邮票－母子分离个人故乡之思
长大后－船票－夫妻分离主题
后来—－坟墓－母子死别升华
现在－－海峡－两岸隔离普遍家国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