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地理知识篇1

据说，扑克牌由唐代天文学家张遂发明，最初称作“叶子戏”，因为纸牌只有树叶那么大。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归田录”中也有对“叶子戏”的记载，它是由文字游戏发展而来。到了元朝，马可波罗来中国游历，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的宫廷里担任官职，和上层知识分子过往甚密，学会了这一游戏，后来把它传播到了欧洲。一开始，只是贵族们的奢侈品，但是因为它造价低廉、玩法多样，又容易学，很快就在民间流行开来。欧洲人根据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对纸牌游戏进行了改进，最终出现了“扑克牌”。

扑克牌作为西方纸牌的一种，其设计方案也包藏着无尽的学问。它是按历法设计的，在某种意义上，扑克可以说是历法的缩影，它蕴含丰富的天文地理历史知识：①扑克牌上的52张正牌代表一年有52个星期；②扑克牌设计为方块、红桃、黑桃、梅花四种花色，是因为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③扑克牌的每种花色都是13张，是因为每个季节都包括13个星期；④如果计算一下每种花色的点数（把“J”作为11点，“Q”作为12点，“K”作为13点），正好是91点，因为平均每个季节有91天；⑤把四种花色的点数相加，再加上大小王各占半点，总点数为365，和一年的总天数相同（闰年时大小王各作为一点）；⑥扑克牌中的J、 Q、 K共12张，表示一年有12个月，这是因为太阳在一年要经历12个星座；⑦扑克牌分为红黑两种颜色，则分别表示白昼与黑夜；⑧关于扑克牌的四种花色含义有以下不同说法：一说代表四个行业（黑桃――长矛象征军人，梅花――三叶花象征农业，方块――砖瓦象征工匠，红桃――红心象征牧师）；一说来源于占卜器物图样（黑桃――橄榄叶象征和平，红桃――红心象征智慧和爱情，梅花――三叶草意味着幸运，方块――钻石象征财富）；⑨扑克牌中的J、 Q、 K分别是Jack（侍从）、Queen（王后）、King（国王）的缩写，代表历史上的12个人物，如梅花K代表亚历山大、红桃K代表查理（不蓄胡子）、方块K代表凯撒（侧面像）、黑桃K代表圣经中的大卫，分别是当时的马其顿、法国、罗马、以色列四个王国的君主。

天文地理知识篇2

由多学科教师共同承担。①由物理教师对学生进行天文望远镜制作原理和使用方法的讲座，并训练学生使用我校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②由地理教师对学生进行天文知识的讲授，例如进行星空观测方法培训，要求学生熟识星空，掌握天文基础知识，如恒星、行星、星云的特点及不同天象的成因等，我们开展了“灿烂的星空”“斗转星移”“天狗吃月的真相”“带你去看流星雨”“将宇宙留在镜头里”等丰富多彩的讲座；学生观看录像以增加天文知识等，如《火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等。③由信息技术教师教学生如何通过电脑软件或网络寻找所观测星空的相关知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学校天文知识库的充实等。

2.实践过程

学生实践是天文观测课程最重要的教学环节。我们让学生进行了以下实践活动：①动手制作星空图，带领学生进行星空观测、月相观测；②学习天文望远镜的操作使用，掌握天文观测技巧，提高利用数码相机进行天体照相的技巧等；③运用天文望远镜进行月球、行星及猎户座观测，并认识月球表面的环形山及月海，观察分析木星的四大卫星位置的变化及土星光环的视角变化等；④进行太阳黑子的跟踪记录；⑤进行月食、日食的全过程记录；⑥进行水星、金星凌日的记录；⑦带领学生进行流星雨的观测；⑧天体摄影及作品欣赏；⑨上网查阅天文信息等。

二、天文观测课程技术的设备支持

第一，天文圆顶为地理天文观测活动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天文圆顶中有设备齐全的天文观测仪器（其中天文望远镜为美国产Meade 7〃Model 178ED复消色差折射望远镜，配有整套美国原装Meade178目镜、摄像头等），这里是完成天文观测教学最重要的阵地。在这里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各种型号望远镜装配调试、观测操作全过程等。

第二，学校专为天体摄影配备的专用数码相机尼康COOLPIX 4500，要求学生亲手独立完成和掌握机械相机的固定摄影和跟踪摄影以及数码相机的拍摄。需熟练做到以下步骤：首先通过目镜等找到目标天体；然后利用转接环把数码相机的镜头固定到天文望远镜的目镜上；微调天文望远镜，使得数码相机的显示屏能够显示目标天体；调整数码相机曝光参数进行天文拍摄。

第三，现代化的地理数字实验室，配备着数字星球系统，并装有小型天象穹顶。这里是天文观测教学进行讲座的场所，讲座中教师的讲解和数字星球系统――多媒体球幕投影演示仪的使用相互配合，教学以直观形象和学生乐意接受的形式呈现，学生兴趣大增。例如“灿烂的星空”讲座中，当星球仪完整逼真地呈现出行星的外部形态时，学生不断发出惊叹，知识深深印在脑海中；“斗转星移”中利用天象穹顶，学生犹如置身户外，抬头仰望天空，在室内感受着星空的魅力，这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数字星球系统的使用，使教学“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态到动态”，帮助学生拓展了天文视野，培养了学生良好的科学态度，以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吸引着广大学生更加热爱天文观测课程。

第四，学校强大的信息技术设备，校园网及多个多媒体网络教室为师生的教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教学及教师讲座中师生互动，完全可让学生通过互联网进行自主学习，解决教师提出的诸多问题；在学生进行天文观测实践时，遇有天文学知识及观测技巧上的困难即可通过网络查询来解决自己的疑问；同时学生的作业也需在网络教室完成。信息技术引入天文观测，不仅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能极大地丰富学生天文知识的积累，还能使学生在信息技术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例如，一般的天文观测并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心理需求，教师要有意识地要求学生和自己一起随时关注各种天象的预报，通过观测手段进行天文观测，并指导学生从相关杂志、网站中搜集有关资料，并将其纳入学校天文信息知识库，充实学校天文资料。神舟号系列飞船的一次次成功发射，特别是“天宫”与“神九”载人交会对接成为中国航天史上新的突破，所有这些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天文科学热，这也极大地刺激了我校学生的天文学习热情，尤其是一些特殊的天象更是极大地吸引着学生。地理教师和学生一起通过信息网络查阅，及时地将2012年我国可观测天象总表发给学生并张贴在地理实验室中，对一些学生可观测的天象，例如金星伴月、木星伴月、火星伴月、三星伴月、天龙座流星雨、日月食等，学生都充满了观测热情，积极参与，还提醒教师即将到来的天象。

天文观测课程的重点是如何使学生尽快自己掌握观测方法及相关天文信息知识的查找、搜索和整理。这需要教师多为学生创造实践的机会，开放天文圆顶和网络教室，充分信任学生，教师由牵着手教他们一步步走路，逐步大胆放手让学生变为天文观测的主人，让学生的潜能得以发挥。

天文地理知识篇3

例如，我们在教授“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滚滚长江东逝水”、“大江东去浪淘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诗句时就可以告诉学生这是因为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缘故。

再如，我们教授北朝民歌北《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莽莽，风吹草低现牛羊。）时可以告诉学生：一马平川的敕勒草原，坐落在阴山的脚下。四垂的天像个大蒙古包，笼罩着坦荡的原野。天是那么深邃蔚蓝，地是那么广阔无边。丰茂的牧草被风吹得一起一伏，一群群牛羊出现在眼前。诗歌中描绘的是我国内蒙古高原的美丽风光，一幅游牧民族的风俗画，这幅风俗画反映的地理知识是内蒙古高原平坦辽阔，气候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植被为典型的温带草原，那里的人民主要从事畜牧业等。在教授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时可以告诉学生：长江三峡河段的落差之大，水流之急，地形之险。

二、有关天气气候和河流等地理知识

中学语文教师要知道有关于天气和气候的地理知识。

例如，我们在教授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常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时，可以告诉学生诗句里面蕴含的地理知识。诗人登山时已届孟夏，正属大地春归，桃花落尽之时。但不期在高山古寺之中，遇到了春景――一片开得正盛的桃花。为何高山古寺中的桃花开得这样迟呢？因为地势每升高一千米，气温就降低6摄氏度左右，一座山上出现不同的气候也很正常。知道了这一点，才能理解白居易此诗的合理性，也才能进一步体会诗人发现一片新天地时的惊异和欣喜之情。

再如，我们在教授王之涣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时可以告诉学生这春风就是我国的夏季风。我国东部深受夏季风的影响，从而造成我国季风区、非季风区内景象的不同，这春风不仅跟朝廷的恩泽有关，也跟我国的季风区与非季风区有关。

例如，我们在教授“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时可以告诉学生，这是由于江淮准静止锋的影响。在教授“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时，可以告诉学生，这是描写的对流雨。

三、有关的历史文化中的地理知识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左右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绚烂的传统文化。在这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中积淀着丰富的地理知识，散见于语文教材之中。这些知识，有关于一般历史地理知识的、有关于地名的、有关于政区名的、有关于山川关隘名的。比如：

阴：山北水南；阳：山南水北。

左：东为左；右：西为右。

河：黄河；江：长江。

五岳：泰山（东）、衡山（南）、华山（西）、恒山（北）、嵩山（中）。

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山、九华山、峨眉山、普陀山。

六合：天、地、东、南、西、北六个方位。

八荒：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八个方向。

中国的古称：九州、神州、赤县、华夏、九土、中华、华夏。

江表指长江以南地区。

江东指芜湖―南京一带地区。

关中指函谷关以西的地区。

山东指崤山以东的地区。

河北河南指黄河以北和黄河以南的地区。

天文地理知识篇4

李伏清(1981－)，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湘学、中国哲学。(湖南湘潭　41110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冯契的‘智慧’说研究”(项目编号：06BZX039)的阶段性成果。

人作为存在，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In-der-Welt-sein)。这一“存在”体现了人和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包含两种：一是主客关系，为外在的“之中”的关系，即主、客式认识关系；二是“此在和世界”的关系，即“在之中”，人“融身”、“依寓”于世界之中，世界是由于人的“在此”而对人揭示、展现自己。我们借鉴海氏的这一理论，把天人关系分述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占主流的“原始的天人合一”(有着强烈的道德意义)、主客二分式的天人分离(在中国表现为科玄之争)、当代超越主客二分式的“天人合一”观三个阶段，把“在之中”的意义阐发为第三阶段的“天人合一”观，而冯契的智慧说正是这一“天人合一”观的典范。

冯契曾经指出：“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智慧，也是其追求的最高理想和境界。作为建立在对哲学史的总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智慧说，自然也以之为主题，对传统天人关系说进行重新审视。冯契既区分了天人合一观中的两个不同原则：天道原则和人道原则，也具体分析了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观“为学”和“为道”两条不同的路线及其态度。但在中国哲学史上，无论是何种天人合一说，我们总称为“原始的天人合一”说，其理由在于缺乏主客二分的观点。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老庄提倡“夷”、“希”、“微”之“道”，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通过“坐忘”、“心斋”、“玄览”而达到“若愚”、“若昏”之婴儿般的“玄德”境界。其“天人合一”观非“主客二分”式思想，这点毋庸置疑。但也许有人质疑，难道张载《正蒙·大心篇》中“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区分也没有涉及主客二分吗?的确，张载认为“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见闻梏其心”，叫“心为有外”，“有外之心”，即在心或主体之外尚有客体的存在。而“有外之心”却不足以“合天心”，不能“体天下之物”，也就不能达到“天人合一”。因此，只有破除“闻见”所“梏”，“大其心”才能达到“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合天心”的境界，即为“德性所知”(因此，德性之知并非知识)。张载明确指出“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高于“见闻之知”。以此推理，“天人合一”也就凌驾于主客二分之上了，道德高于知识。而道德原则正是自先秦儒家以来天人合一说的主流，孔子“仁”学中有“为学”和“为道”两条线。荀子对墨家思想的发挥，继承了“为学”路线，其思想有较多的认识论和逻辑理论，对先秦哲学作了总结。但其天人合一观终究没有脱离道德伦理的窠臼。而从孟子“四端”说到董仲舒等人将孔孟“天人合一”观发挥为神学目的论的天人感应式天命论，发展到宋明时期的心性天人合一观，无不彰显儒家“为道”中的道德原则。程朱“理在气先”，“天命之谓性”，性即理，纲常道德之理神化为天，源于天命，奠定了纲常之理的形而上的地位，也表达了持敬致知之涵养功夫，实现“与理为一”的境界，即形而下之人体现形而上之理、人遵循理、理体现于人的天人合一境界，其知行观无疑统摄在存天理灭人欲、以天理压人欲的道德原则中。尽管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气之区分暗含主客二分的思想，但尚未达到西方近代哲学中主客二分的水平，不仅在认知领域存在主体性原则的缺乏，即使于道德领域也是反人道的。

王夫之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反对以天理灭人欲、片面注重人伦道德，主张重视个性、人欲，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提出了“能(主体的认识作用)所(被认识的客体)”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主客二分的主张。他还建构了一套较详细的认识论体系，如“即事穷理”，反对“立理以限事”，从知行观的角度批评了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王阳明道德性知行合一说中“以知为行”、“销行归知”的思想。这些主张都有利于主客二分、主体性的建立和科学精神的推广。

尽管王夫之、戴震等人的天人关系思想中存在着某种主客二分的萌芽，为近现代哲学向主体性和科学精神的召唤提供了理论根基，但萌芽并不等于呈现，主客二分在西方哲学几百年的历史还需以浓缩的形式活跃于中国哲学的舞台，这也是中国哲学发展认识论的逻辑的必然。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等是这一时代潮流的代表。而冯契站在前贤的肩膀上，在“实践”观的引进下，把天人关系发挥到了一个新的平台。

冯契的“智慧说”把天人关系引申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天文地理知识篇5

地理教具是校内地理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能够为地理教学提供地理知识和学习情境的器材都是地理教具的组成部分。教具制作模块依据地理教学专有教具分类设置平面教具、立体教具和可操作仪器3大板块。其中平面教具包括教学挂图和纸质地理图片等。立体教具包括地球仪、等高线地形模型等。可操作仪器如气象观测仪器、手持GPS等。在该模块中，每一板块下设置教具名称、教具演示、设计用途、制作材料、制作过程、制作方法、使用方法、模拟教具制作、反思水平检测、资源与案例库共10个专题，教师可选择输入关键字进行搜索找到相关的其它资源，如输入“时间变化演示模型”时，会出现与该模型相关的教具演示、设计用途、制作材料、制作过程、制作方法、使用方法；也可自己选择制作材料、制作方法等进行在线模拟教具制作，还可以自我检测在教具制作方面的反思水平。

三、热点追踪模块

地理学的研究区域是人类居住和生息繁衍的地方，这样的研究不可能脱离社会发展。热点追踪模块下设考点追踪、时事追踪、知识更新追踪3个板块。考点追踪指最新的高考地理大纲涉及的考点，时事追踪指与地理学及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热点问题，知识更新追踪指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或社会的发展，部分知识点的认识出现了新的观点或内涵，也存在原有教科书的某些知识重新建立新认知的可能。每一板块下设置知识点介绍、知识点分析、试题库、模拟命题、反思水平检测、资源与案例库6个专题。在该模块中，教师既可学习交流知识点，检测在热点追踪方面的反思水平，举一反三，也可以自己尝试模拟命题。其中模拟命题下设置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区域地理和综合4个部分。

四、天文观测模块

在实际高中地理教学中除选修1“宇宙与地球”外，天文科普知识的涉及较少，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明确提出重视地理观测等实践活动。天文观测模块下设置天文知识、天体观测、情境模拟、在线预测、反思水平检测、资源与案例库6个板块。其中，天文知识板块中下分天球坐标知识、天体起源与宇宙探索历程3个专题；天体起源板块中下分宇宙的起源、星系的起源、银河系的起源、太阳系的起源和地球的起源5个专题；天体观测板块中下分太阳、行星、月球、流星体、彗星观测有5个专题；情境模拟和在线预测板块中下设日月食、四季星空、潮汐、其它4个专题。在该模块中，教师既可相互探讨天文知识，还可以在线进行模拟观测并模拟出观测到的可能情境，同时还可对感兴趣的天文现象如日月食等进行时间推算与预测，并检测自己在天文观测方面的反思水平。

天文地理知识篇6

天人相与：古典真理世界诞生的知识背景

在中国人看来，宇宙是单一的实体，在天与天体、地与其创造物、人与其活动这几大领域之间没有严格的分野。浑然一体的宇宙观使人把自己安放在一种整体性的秩序之中。天人关系就是从中引发出来的，天人感应对于人们的生活乃至政治统治都是异常重要的。[1]天人关系构成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孕生和演展的最原始也是最持久的一道背景。[2]《说文解字》中说： “天，颠也，至高无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是一个方位之天，即高与广的结合，同时作为一种意志象征的预设之天呈现在我们面前。《尚书》中说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3]

如果说方位之“天”是一种直观的话，那么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天”就是来源于人造和预设，这就是独特的“造天”现象。预设之天导致了一般知识和经典知识中的神秘感，因为它把人造的社会秩序（社稷）看作与天然的自然秩序等义等值的存在，从而是某种不须讨论的自在者。[4]

对天人关系的思索构成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源头，首先表现为天文学知识的累积。以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而闻名的李约瑟和爱利亚德也曾指出，古代中国的天文学知识，通过象征、暗示与种种相关的仪式，把一种据说是正确的、符合自然规则的空间格局传达给人们，使他们建立合理的思想的基础，并使他们的各样观念与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保持着统一与和谐。[5]这种人文主义色彩异常浓厚的天文学并不是以对自然的探知作为关怀的，而是在浩瀚的天穹中寻求人类自身的定位，把自己投放到苍穹之中，同时又把宇宙安放在心灵之间。在这里看不到西方理性化的知识体系中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而是人与外在世界的合一。所谓“天数已定”，“命数难逃”就是揭示了一种主宰世间的冥冥之力。可见方位之天已被内化到人生和政治的架构之中，成为推断政治命数的工具，天文学也不再展现着探究自然奥妙的魅力，而转化为测定人事吉凶和政治合法性程度的手段。 方位之天一旦转化为预设之天，便注定了人世间的延续实依赖于一种天数，因为人事吉凶、社会兴替、生老病死均是通过天象来展现的。这就导致了古典时间观的产生。崇高的天数左右着世间的沉沦，古往今来的流变不过是苍天在人间导演的循环往复的一幕幕剧目而已。顺应天命之人可以促使国泰民安，违背天命之人在剔除、淘汰之列。世间的流变不过是天命从旧人身上游离出去再降临新人身上的循环过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支配世间的真理世界是凝固的、恒常的、不变的，而时间的流逝不过是重新与真理世界相通和相离的循环往复的交替而已。时间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是一个圆圈式的复归原点的运动。所以，在天人相与这一知识背景之下，历法时间、历史时间都是对中国古典知识中恒定不变的循环观念的直观表达。无论是天干地支的纪年还是按一个王朝年号的纪年，都是始而复终，终而复始的，一个个逝去的王朝像一个个大圆圈，而一个个接替的皇帝像一个个小圆圈，王朝告终或皇帝死去，纪年即重新开始。它们没有如公元（亦即西元）纪年法那种以一个年份将历史截然分成两段，又不断指向未来的直线和屡加迭进的性质。[6]于是，以天人关系为中轴而形成的一整套把所有要素同构在一起的知识体系就成为中国人判定一切事物的出发点。其中以天人感应和天人相与为主干的思维方式把人们纳入到了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之中，它不仅是构成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而且也是主导一般知识形态的核心要素。

绝地天通：发现真理世界的资格限定

既然作为政治形态合法性之原生点的真理世界不为所有人所共享，那么它又是怎样与人相通约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得要从神话时代的颛顼的“绝地天通”讲起。传说中的颛顼是一位能继修皇帝之功的古帝，他进行的“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为政治的知识化和秩序化提供了一个不断追认的源头。在颛顼宗教改革之前，“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谁都可以通神降神，结果便是人人都沉陷在迷醉之中失去理智，而且人人都不能建立起权威与秩序，这样神也就没有意义。[7]人人都能通神，传达神的意志的话，必然影响联合体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所谓“九黎乱德”、“九黎之乱”，或许就是由此引起的动乱，[8]正是这一知识的分立和政治的无序才呼唤英雄出世，颛顼所进行的“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就是把政治纳入到一个秩序化和知识化状态中的改革。于是人人与天相通的渠道被切断，这一权利被归拢到执掌祭祀大权的巫觋阶层之中。绝地天通以后，人类如何按照天道的要求生活呢？也就是说如何模仿天道呢？这就导致了早期的贵族――巫觋阶层的出现。巫觋之人必须具备一些主观条件，即聪明圣智，拥有超乎常人的感觉能力，神明降附其身是巫觋角色的认可和体现。女成为巫，男城为觋。所以，中国原始宗教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已有专职事神的人员，而一班人则从事其他社会职业，不参与事神的活动，这叫做民神不杂，民神各业。在第二阶段，人人祭祀，家家作巫，人意通天，这叫做民神杂糅、民神同位。其结果是祭品匮乏，人民不再得到福佑，第三阶段，绝地天通，恢复民神不杂的秩序。一旦绝地天通，民神不杂，便导致了等级的出现，贵族与平民的出现，“礼”的制度开始出现。[9]这一阶层的形成及其与“王‘的卡里斯玛的合一，虽然破坏了上古平静的气氛、简单的心情和平等的社会结构，但是，它却真正使“思想”从实用的、个别的、具体的、一般的意识活动中分离出来，一方面提升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性的“观念”，一方面具体化为制度性的、可操作性的“知识”。[10]于是与天相通的器物技术，成为拥有权力和知识的人的专利，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出现，当然这一结构是以对与天相通的器物知识作为分层界限的。近来考古学的一些成果也已证明法器在那时演化为象征统治权力的礼器。[11]政治开始被纳入到一个知识化的轨道上去了。

考古发现的卜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一个秩序化的知识系统，它通过知识的载体――文字，确认了发现真理世界的资格限定。在殷商那个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开始孕发的时代，我们看到了中国政治知识化的源头。在天人关系逐渐集中到王一人身上的时候，并没有导致王权的无限扩展和恣意延伸，因为王与天相通的权利总是在祭祀这一政治仪式中得到确认的。而王并不是自己完成祭祀仪式的，祭祀中需要有祝有巫，主持祭祀的是那个时代最具有知识、技术和最具有文化意义的象征性人物。[12]于是我们会看到，作为历史和知识源头的承载真理世界的天道，从时隐时现的状态解脱出来，赋予了人间一种制度化、秩序化的存在状态。西周在承继殷商时代之知识传统的基础上，对天命与人的关系进行了更加实用化的解释，周公的“唯命不于常，唯德是授”的革命观把那个支配世间的恒常的真理世界与人的德性联结在一起，中国传统政治变迁的动力机制就在德性所知的知识形态中被确立下来，历史在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内的展开至此才被真正确立了可以信赖的源头。所以葛兆光说：“西周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切都在进一步合理化与秩序化过程中”。[13]后世的历史不过是对这一时代的不断追认和摹仿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的平民化运动再度引发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危机，在众人皆迷、唯我独醒的时代，真理世界就只能向老子、孔子等人敞开，于是对“道”的呼唤便成为与群霸相争之局面并不和谐的“灵异”。如果说在轴心时代真理世界向部分人的敞开是取决于一种文化的觉醒的话，那么在两汉之后随着儒学的法典化，真理世界向部分人的敞开，就取决于一种体制的规定和权力的保护了。科举制的推行则更加剧了这一传统的延续和再生。古典知识的传承和发现真理世界之人的再生，证明了在王朝兴替的背后，潜伏着一种以一贯之的力量，正是这一力量使传统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不会因权力占有者的变革而被阻断。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近代西力东渐和西学东渐打破了传统政治形态的知识基础为止。 圣人：真理世界的言说者和构成者 以终极依据体现出来的真理世界如何为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缔造了供后人持续追忆和不断确认的源头？这是我们要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在明晰了真理世界的内在规定性及其发现这一世界的资格限定之后，我们又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由儒学构筑的真理世界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起点？我们知道，在中国人的时间观中，政治权力执载者的变更仅仅是意味着一段“王朝时间”的终结，新的权力执载者必须要重新到赋予其合法性的真理世界中去汲取营养，并成为这一世界的主人及其在人间的复制者。这一回溯式的思微方式驱使后人必须去圣人之道中去寻求供以持续追忆和不断确认的知识源头。因为一旦作为政治所供奉的真理世界得以确立之后，后世的历史都不过是以此为源头而展开的。在老子看来就是“悟道”的历史，孔子看来就是“闻道”的历史。那么为什么在虚拟的天道消失之后，孔子会成为道的代言人呢？换言之，为什么后世的知识增量必须要以对孔子的阐释作为原点呢？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孔子角色的转变，即孔子由一位“教师”转变为“圣人”。孔子的神话化在历史的神话化中不断被强化，确立了孔子作为古典真理世界之言说者和构成者的地位。随着文字的出现，知识通过文字可以传承，历史通过言说得以延续的局面得以终结，随即进入了能够被记载的时段。[14]知识通过文字固定下来，历史也通过文字符号得以传承。因此，夏商周三代在孔子的知识视域中，并不是作为神话出现的，而是作为信史出现的。而周礼也就成为他续补已经断裂的真理世界的摹本。 西汉时期儒学的法典化标志着神秘性、道德性、政治性和入世性的中国古典知识体系正式诞生。支配后世演展的圣人神话系统便成为赋予传统政治体系之合法性的知识基石。这就是出现于汉代纬书中的政治神话。如果把三代以前的神话时代视为是人类渴望与神性相通、赋予社会和人生以原初意义的话，那么纬书政治神话的诞生则直接预示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正是这一“意识形态的突破”导致了中国古典知识作为一种道德的宗教而存在着，[15]在这里看不到超感性的上帝，只有天道与圣人合二为一并为人感知的真理世界的化身，知识体系中的王国也就是世俗的王国。于是圣人便成为真理世界的言说者和承载者。政治形态的道德底线由此而铸立。

但自儒学法典化之后，孔子的形象就由一个道德说教家转变为“圣人”。一个圣人神话谱系就在后人的不断阐释中逐渐生长起来。正如梁启超所言：孔子渐渐的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的变为马融、郑玄，渐渐的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的变为程颐、朱熹，渐渐的变为陆九渊、王寿仁，渐渐的变为顾炎武、戴震。[16]假孔子替代真孔子的过程也恰好是中国古典知识体系日渐丰满的过程。在孔子肉体失灭之后依托孔子灵魂再生的“孔子”，就是要担负起赋予他所处时代以终极意义的责任。而其思考的原点则是神话化的圣人――孔子。作为终极依据的天道实际上已与圣人同体，黑格尔把它称之为“实体精神与个体的直接统一”。[17]在“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圣王难以产生，天道的承载者就只能由“圣人”来承担了。孔子成为统治者与天相通的梯子，只有通过对孔子的占有才能实现对天道的占有，因为孔子是真理世界的言说者和承载者。一旦被神话化的孔子出现在人们的知识视域中，由孔子所担负的道德理想和终极依据便成为古典知识体系的生长点和价值承担者。与君统、政统、治统相即相离的师通、道统便成为赋予政治形态以合法性的知识源泉。孔子由一学派创始人转变为古典知识体系的创制者，由真理世界的言说者进而成为真理世界的构成者。此后的历史不过是对孔子解释权进行争夺的历史。 经学：藏在典籍中的真理世界

冯友兰先生说：春秋战国是子学时代，以后则是经学时代。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把儒学抬高为官学。[18]学术再度官学化强化了知识政治化的传统。[19]古典知识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已经被神化了的孔子，也就成为古典知识体系的灵魂。不管经的范围和领域有何变化，经典之学成为通向理想之国的唯一阶梯，更诱使士人认定它是一切知识的基本来源，是确证无疑的。它一方面是人格与精神的支柱，另一方面它又是知识与技术的总汇。稽古能够取青紫如拾地芥，又能从中学到基本的人文知识到最高深的宇宙知识，于是经学成了绝对的显学，而对绝对权威的经典的解释之学也就成了中国精英思想中知识的来源与真理的凭据；在经典及其注释中人们可以获得所有的知识，在经典及其注释中真理则拥有了所有的合理性。[20]由文字组合而成的客观知识世界在后人的解释中，构成了一系列的陈述，这一陈述不仅成为人们争夺的对象，而且人们通过对陈述复制、修正和诠释，使其内部意义充分扩散出来。在知识边界不是轻易逾越的时代，对陈述本身的占有就直接意味着对权力的占有。

经学之所以能够将真理世界隐藏在典籍之中，使之成为一般大众难以进入的高雅之地，关键在于它是以艰涩的文字组合而成的难以理解的知识世界。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经指出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无文字的社会，[21]因此汉字在中国是作为一种知识奢侈品确立了其高贵的地位。既然经学是由艰涩的文字组合而成的难以理解的知识世界，那么对典籍的阐释就成为真理世界得以不断传承的基础。经学说到底就是依靠对典籍的解释为政治体系之合法性提供知识论证的一门学问。可见，传统中国政治形态依靠由文字构筑起来的边界将庙堂之知和乡俗之知隔离开来。这是一个依靠文字构筑权威的国度。但是对文字的注解和微言大义的阐发又不自觉地将神秘主义的知识要素融会其中，由此导致了中国古典知识的理智化程度并没有得到逐步的提升和强化。这一进程直至近代西学输入中国才告终结。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由孔子删定的典籍就开始成为中国古典知识的主干。它不仅是真理的化身，而且也为士人提供通往真理世界的工具。无论是经书的注释还是其他古籍的注释，所追求的目标都是阐释和理解作品的意义。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的原意，注释的目的就是把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原意揭示出来。在千百年来的经典的注释活动中，经师们皓首穷经，诚惶诚恐地追求圣人寄托在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他们真诚地相信，经典中蕴藏着大量的圣人平治天下教化人民垂范后世的遗训。[22]故我们在汤一介先生提出的中国解释经典的三种方式中，看不到知识类型更新的动力机制。[23]首先，经学在中国古典知识体系中主干地位，自然是因为它处于“经”之地位，典籍不是文字机械的组合，而是蕴藏义理的载体。政治形态所赖以存在的常理就隐藏其中。故对典籍的解读过程便是发现真理世界的过程。其次，经学也为士人承载治国之权力提供能力上的储备。当经学被提升为构筑国家意识形态的显学地位时，通过解读典籍发现真理世界的刚勇就逐渐为通过对典籍的机械掌握以占据权力所压抑，尽管后世不时有那些通经致用之人，在引经据典和联系实际的过程中把矛头机智而巧妙的指向帝王，以捍卫道统之地位。但是把知识和权威融为一体的经学的确是在塑造着一种“经学化的被动性思维方式”。真理世界被政治权力固定在一个始终不变的状态上，由此便导致了居于最高层的帝王成为真理世界的秉承者，而士人则下降为真理世界的实践者。尽管知识与权力的抗争并没有因政治知识化和知识政治化的合一而彻底剔除，但知识仅仅是在承担着对无道之帝王进行道德讨伐、对秉承天道之新君进行道德论证这一剩余功能罢了。宪章文武，称祖道圣这一回溯式思维方式使传统中国的政治变迁周而复始地去追寻古典知识的源头。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近人提出“革天”之观念为止。

帝王：真理世界的秉承者和复制者

帝王是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核心。帝王与天相通之同时发生的逆向结果便是以占有天道为前提。“占有”包含着杜撰和欺骗之意。所谓天君一体、圣王相通、道王同体就是这一“占有”的直接结果。[24]于是君主作为全社会的主宰者，以禀承天道、推广人道、践行天道为己任。由此可见，在帝王对天道的占有中过程中，君主、圣人、天道相通并逐渐一体化，道通过圣人的环节与君主的权力实施相沟通，成为君主至上权威的根源。基于道的不可亵渎性和禀承天道之绝对权威的君权，就具有强烈的专制色彩，他把自己视为政治形态的最后一道屏障。实际上帝王对天道的占有，仅仅是特定时段中的现象，并没有阻止古典知识所构筑的真理世界在既定政治权力之外的延续性，也就是帝王对天道的占有在长波段的历史时间中始终抗拒不了这一传统，更不能注定他的永久性占有，一旦他秉承天道的资格在大众知识世界和道统体系中中遭致怀疑乃至否定，就会促发权力占有主体的更替。

所以，我们说在中国古代存在着一种道义和功能意义上的政治辩证法。道义辩证法就体现在帝王对真理世界的秉承和占有中。功能辩证法就体现在帝王对真理世界的曲解、修正和士大夫阶层的卫道之中。帝王正是经受着道义这两重辩证法的制约，才使其虽作为政治实践中的无限体，但缺乏无限的恣意扩张的空间存在。所谓帝道就是在古典神学知识中对帝王的道德限定，得道意味着对真理世界的禀承，失道则意味着对真理世界的背弃。可见，在中国古人的知识视域中，天下并不始终是系于一家一姓，它是外在于帝王之家的“共有物”，当然能够代表众人分享这一共有物的只能是真理世界的秉承者。这与日本万世一系的传统显然是不同的。按照福泽谕吉的说法，日本在中古武人执政时代，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观念，于是没有一种思想能够居于垄断地位，自由的空间从中生长出来。这与中国人一直拥戴绝对的集至尊与至强与一身的帝王显然是不同的。[25]至尊是其有秉承真理世界的资格，至强是其有把真理世界复制到人间的力量保证。至尊与至强必须融为一体。因此，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无道之君不断为革除，另一方面却又是一个替天行道的帝王的诞生，一个无限体的人格化身消失了，另一个无限体的人格化身又诞生了。天下总是被笼罩在帝王这一无限体之下。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在权力占据者的背后是古典真理世界的再生和传统政治形态的连续复制。帝王作为这一世界的禀承者是不断再生产出来的。

知识贵族[26]：真理世界的确证者和实践者

帝王仅仅是依靠对真理世界的秉承而确立了政治形态之制度底线的地位，置于真理世界在人间的展开过程，即天道如何落实为人道，则是由儒者这一功能性的集团来承担的。由儒者构成的文官集团成为居于帝王和一般大众之间的联结者和实践者。

我们治道，在封建的世袭社会自春秋解体以来，封建意义上的身份贵族就不复存在了。但是一个新兴的知识贵族却应运而生，它起源于战国时期“士”之地位的上升，至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开始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得以诞生。在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缘化地位之后，随着科举制的推行，这一力量又重新抬头，并主导着传统政治政治形态的运作。

知识贵族不是世袭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以身份作为区别于其他阶层的边界。可见，它是凭借承载知识这一资源来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也正是凭借对知识的执掌来确立其社会、政治地位的。

继知识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短暂的分立状态之后，儒学在西汉的法典化使政治再度被纳入到知识化的轨道上去，与之相适应，知识政治化的现象也应运而生。士者经世致用的道德使命便在政治知识化和知识政治化共存的状态中逐渐发轫出来，并且这一传统一直被奉为神圣化的法则一直延续下来。它在真理世界与世俗生活相联结的状态中确定着士者的定位和知识的价值。

儒者历来以经世致用而显示其处世的价值。经世致用往往是在两种状态下进行的，一是士降格为屈从于帝王的实践者，与作为真理世界之秉承者的帝王在功能上相配。此种状态的展开以知识贵族对帝王的政治确认作为前提，以权力和优势地位的诱惑作为驱动力量。二是以真理世界的确证者这一角色，贯彻“行义以达其道”的宗旨。此种状态的展开是以知识贵族对真理世界的发现、捍卫和对帝王秉承真理世界之资格与能力的确认与论证作为其前提的。事实上在具体的势态中，以上两种状态往往是交合在一起，难以完全割裂开。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对知识贵族在中国传统政治形态中的定位与功能产生了许多截然相反的判断。要么将其推至崇高，要么将其贬为奴仆。任何极端的判断都是因为没有进入特定情势下的士人的知识视域所致。事实上，儒者所期待的“王者”与现实中儒者所认可的“王者”在他们特定情势下的知识视域内，往往是合二为一的，于是才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说。如果期待的王者与现实中的王者是分离的，那就是对帝王之政治认可和道义认可的中断，帝王的离经叛道最终只能导致天道游离于帝王肉体，他不再拥有天下便是必然的结果。转贴于 士者承担者将真理世界沉淀到民间的政治责任，这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外在表现就是一种典型的教化体系，探知自然的技术和逻辑概念对于这一体系来讲都是一种累赘与多余。从《尚书》中的“洪范九畴”中，我们可以得知，作为树立人间规范所借用的依据――九畴这一中国式的规范，是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它排斥“多于的技术”。[27]在这里，我们看到真理世界在人间的落实经历了这样一个线路：通过帝王的秉承、知识贵族的实践再到在民间的沉淀，于是在教化体系中按照品性和知识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序列。天道与人道的相通就在这一等级序列中得以实现。由学校、士绅、政府官员等构成的教化体系，借助于政治权力的效力，使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弥漫在古典知识的氛围之中。[28]知识就是在这一完整的教化体系中流动着、传承着。[29]

结论：知识的政治化与政治的知识化

1.知识的政治化

知识政治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根深蒂固的传统。知识体系的分裂也就是政治与社会的分裂，依靠权力对知识的回收，就成为知识政治化的外在形式。在这一传统中，知识成为治国所利用的一项重要资源，而且承载知识的主体――士人，也成为治国所依赖的最为重要的一种政治力量。士者既是真理世界的论证者，同时又是真理世界的实践者（即阎步克先生所说的“文人”与“官僚”），[30]他们在出世和入世、分与合之间获得了二重角色上的统一。

从以上观之，知识的政治化并没有完全导致士者的奴仆化，他们不仅作为真理世界的确证者为政治形态的合法性基础进行道义上的论证，而且在功能上又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使帝王之无限体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种象征。与此同时，儒者因为把经世致用视为唯一的人生正途，故他们在现实的权力配置体制中，又往往抵挡不住权力和优势地位的诱惑，这又为帝王控制士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以致于韦伯认为科举制度因“引发生员们为俸禄和官职的竞争而斗争”，防止了绅士们起来一致反对政府。[31]科举制也就被视为是权力对知识的体制性回收，它把知识政治化推至最高限度，科举制成为传统政治形态存续的生命线。科举制的推行使中华帝国的规模在古典的轨道上达到了极限。此可见，知识的政治化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士者作为真理世界的确证者和实践者，在展示着知识在道义上的崇高；另一方面士者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丧失了催发知识不断丰满和知识类型更新的动力，而专注于通过对考试内容的机械性掌握作为求取功名利禄的途径，科举制成为士者工具化的渊薮。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知识的政治化导致了士者作为真理世界的确证者和实践者在捍卫纯正的经世致用之道的同时，也引发了士者工具化倾向的扩展，而且两者往往是交合在一起的，因为儒家学说在西汉经过了法典化的加工和政治确认之后，儒者明白“一种思想学说要成为世间的制度法律或意识形态，必须借助策略而不能单凭理想”，以知识与权力分庭抗礼，甚至希望超越权力的想法，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真正实现，理性主义的固执与昔日王者师的尊严，在现实领域中往往是遭致有限的遗弃。[32]

2.政治的知识化

在知识政治化的同时，政治也被知识化了。如果说知识的政治化意味知识和执掌知识之主体的政治工具化，那么政治的知识化则意味着政治形态必须在文字组合而成的知识体系中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证明。

政治的知识化首先表现为政治形态的合法性基础来自天命的降临，来自对圣人之道的秉承。而天命的降临必须在人们对天的认知框架中获得从得分确认。于是便有了祭天这一政治仪式俄产生。中国古代的祭天大典便成为最隆重、最神圣的政治仪式。站在科学的角度，可以把祭天斥为“无知”，但站在古人的角度，祭天恰恰体现了“有知”，它是在人们对天的认知基础上将政治纳入知识化轨道的第一步。祭天是在中国古人“天人关系”这一永恒的知识背景下，将政治形态构筑在不容怀疑的知识基础之上的最初尝试。其次，当儒家学说充当了国家意识形态之后，祭孔便是成为与祭天相配的一种政治、文化仪式。如果说祭天是为政治形态的合法性提供一种终极依据上的确证的话，那么祭孔则是为政治形态的合法性提供一种世俗化的知识基础。祭孔也就成为历代帝王崇仰知识的象征，故祭孔逐渐演变为对尊奉孔孟之道、熟读圣贤之书而有所作为的前代文人的合祭。[33]在古典知识把天道和圣人之道推至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时候，祭天和祭孔是就成为在知识化轨道上构筑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最为重要的政治仪式。其次，政治的知识化表现为政治形态的架构和运作都是以经典知识作为支撑力量的。最后，政治的知识化表现为它对规范知识的崇仰和提升来展示其道义形象的。经典知识在中国古代作为求取功名和在政治生活中立足的一元化的资源，不仅是德治体系和教化体系的装饰品，而且也是政治形态立足的文化象征。

当然，在知识政治化和政治知识化一体性的状态中，始终潜伏着一个难以破解的矛盾，即知识传承的逻辑和权力传承的逻辑之间的潜在抗争。尽管在汉武帝之后知识通过一种体制性的力量被政治收购过去，选举制度特别是科举制不过是在技术上强化了权力对知识的收购能力，但是“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传统却潜藏着滋生异端的因子。虽然这一因子在传统政治形态中并不拥有无限扩展的空间，但它对政统的监视作用始终是统治者惴惴不安的缘由。可以说，正是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最为突出的特征就表现为对知识的政治收购和对异端的铲除和打击这两个方面。中国传统政治的演进之路可以从这一矛盾中得到解释。 [1] 参见[英]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60页，第730－731页。

[2] 俞晓群：《数术探秘》，北京：三联书店，1994，第57页。

[3] 俞晓群：《数术探秘》，北京：三联书店，1994，第57－58页。

[4] 玄峻：《联想与印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103页。

[5] 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6]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解体》，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9页。

[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126页。

[8]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第203页。

[9]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三联书店，1996。

[10]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89页。

[11]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第205页。

[1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100页。

[1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125页。

[14] 对中国文字形成的研究，是考古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进年来热烈讨论的山东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否就是“四千年前中国的文史纪实”，或招租护佑驱邪的卜辞？还很难说，至少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出符号的意义，所以它是图画还是文字，它是偶然性刻画还是有意识写字，就不可能有结论。但是，殷商的甲骨文、商周的铜器铭文，却已经是极为成熟的文字，从这一点来看，文字的起源要比商周早很多。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114页。

[15] [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03页。

[16] 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7] [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17页。

[18] 汤志钧等著：《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18页。

[19] 参见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卷）第十一章“随社会而演变的学术思想”中第三节“统制学术思想的诸策略”的“汉的表彰经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25－227页。

[20]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413－414页。东汉以降，天下裂变，道术又面临着为天下裂的局面，尤其是王室贵族不言而喻地占据着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的中心之外，接近王权的宦者集团与外戚集团则利用王权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并不拥有思想与学术的人凸显于历史的中心地带，而拥有思想与学术的人却被挤到了历史的角落。魏晋玄学作为一种边缘化的知识形态得以产生，自然是知识与脱离政治收购的逍遥性后果。道教的复兴，佛教的传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知识载体不能进入权力中心在知识类型变迁上的反映。随着科举制的设立，两汉政治知识化的传统又在制度上得以展现，知识又成为占据权力的唯一可靠的资源，通过探寻藏在典籍中的真理世界，以重铸士人之政治地位的局面一直延伸到清朝科举制废除之时。

[21]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

[22] 董洪利在《古籍的阐释》一书中认为，追求原意说在学理上是难以成立的，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根源于以下几点：（1）尽管每一位作者都希望把自己的意图原原本本地、毫无保留地反映在作品之中，但由于作品语言的局限，作者的意图不可能充分地、完全地表达出来，言不尽意是作者与作品关系中存在的普遍现象。（2）随着作品的完成和作者语境的消失，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只有宣示义能完整地固定在上下文结构的语境之中；而作者认为十分确定的启示义，则失去了使其确定的语境，进入意义未决或曰多义待决状态。（3）作品一旦脱离了作者的语境，就成为自主性的客体，面向此后任何时代的任何读者（解释者）开放。（4）由作者意图所规定的作品和意象是作品意义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但它只能决定解释的大致范围和走向，无法限定解释的具体内容和方式。（6）解释者无论受到作品语言和意象多么大的引导和启示，仍然只能在个人的社会文化背景、传统观念、风俗习惯、知识经验等基础上，也就是个人前理解的基础上展开他的解释。而个人前理解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完整的特性，因而个人的解释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故董洪利认为以追求作者原意为目的的解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幻想。正是在这种幻想的笼罩下，注释的本质被掩盖了，注释的作用被歪曲了。因为理解作品的意义是一种创造性的解释活动，董洪利同意加达默尔所的观点，即在理解过程中总是存在着两种视界，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是作品的视界，解释者的前理解是解释者的视界。视界融合既不是解释者完全抛弃自己的视界而进入作品的视界，也不是把作品的视界完全纳入并服从于解释者的视界，而是两者相互融合成一个新的视界。这个全新的视界把二者完全融为一体，不分彼此，超越了各自独立的状态和相互间的距离，形成了新的意义。加达默尔描述的“视界融合“既是理解的过程，又是一切解释活动最基本的方法。理解的客观性只有依赖”视界融合“才能实现。参见董洪利著《古籍的阐释》一书中的第二章“注释的目的”，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第41－82页。当然如果从纯粹的解释学的原理来看，中国古代对典籍的阐释并不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解。但是如果把典籍的阐释置于当时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中来审视，则会发现追求原意恰恰是追认古典真理世界的回溯式运动过程，正是这一回溯式的知识复原过程，才决定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不会因为权力执载者的更替而中断。在此，我们还是把本文多次提及的观点作如下表达：如果从纯粹学术知识的角度来看，追求原意说的解释方式无疑是背离了为知识而知识的创造性，但是如果从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内在的政治属性来看，则会发现追求原意说正是支配中国历史演展的终极依据所在。尽管中国古代在对典籍的阐释过程中，尽管不乏“异端邪说”，但它终究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由于圣人和经书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所以发现和重建圣人寄托在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就成为官方法定的正统标准。 [23] 汤一介先生提出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经典的方式，即以《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为代表的叙述事件型的解释；以《易传·系辞》对《易经》的解释为代表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以《韩非子》的《释老》《喻老》对《老子》的解释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参见汤一介：《再论中国的解释学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24] 参见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第201－211页。

[25]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4，第17页。

[26] 余英时将士称之为“知识阶层”，费孝通称之为“知识阶级”。本文将其称之为“知识贵族”，根据有二：（1）支撑他们具有政治和社会优势地位的是知识，故其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定位非常特别，与其他阶层的分野使其处于一种贵族化的地位；（2）其自身的知识容量一旦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如科举制）得到认可，便具有诸多特权。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一书中第一章第五节“绅士的特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27] 玄峻：《联想与印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107页。

[28] 参见汤志钧等著：《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9] 在民间沉淀下来的真理世界，构成了一般大众思维世界中的构成要素之一。他们的政治判断就是在今天，仍然受制于这一古老的教化传统。由统治者所建构的教化体系并不能将一般大众的思维世界完全囊括在内。对此问题笔者会另撰文分析。

[30] 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天文地理知识篇7

初中地理是研究地理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它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双层性质，能够帮助学生认识地理环境，形成地理基本技能。“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是《初中地理新课程标准》（下称《标准》）的教学理念之一。我们要利用地理课给学生提供与其生活环境及周围世界相关的地理知识，帮助他们掌握一些基本的地理知识和技能，让他们科学地认识周围世界，增强他们的生存能力，让他们认识生活、适应生活、欣赏生活并创造生活，促进他们全面健康地发展。

一、研读教材，结合生活常识和经验，解读地理概念、原理，理解掌握地理知识

初中地理教材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明显体现出帮助学生“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这一教学理念。作为地理教师，我们要引导学生学会利用生活常识来解读地理知识，让他们掌握有用生活的地理知识，使之对地理学习产生亲切感，激发他们地理学习的兴趣。比如，教材使用“多变的天气”为课题，并提供了有关天气现象的资料卡，帮助学生明白天气的概念，同时让学生认识到天气与生活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在教学“多变的天气”时，我就要求学生从早晨、中午、下午、晚上等几个时间段来分别描述今天、昨天的天气情况，并预测明天的天气，比如：早上凉、现在暖和或早上气温低、现在气温高；早上没有风、中午刮风、现在风更大了，昨天下雨、今天晴天等等，这时候，我及时帮助学生归纳梳理相关知识，让他们认识到：天气是时刻变化的，是一个短时间的状况，天气现象则包括阴晴、冷热、风雨、雷电、雪霜等。然后，我设计了相关问题，继续引导学生讨论回答：①分析说出当地（苏北）一年四季的天气特点。②秋天我们出门时，要注意那些天气现象？③讨论当地季节性的气象与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有什么关系，那些有利、那些有害？当时，学生积极参与，激烈讨论甚至是争论，每一小组都得出相应的答案。这时候，我进一步引导他们讨论说出：④哪些天气现象会给人们生活带来灾害？⑤对于破坏性天气我们应该采取那些有效预防措施？这样以来，学生通过利用已有生活常识，他们交流、合作、思考、讨论、归纳、总结，有效地培养了他们的问题意识，课堂教学效果明显。

地理学不仅研究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和结构，还要阐明地理事物的空间差异和联系，并揭示地理事物的空间运动和变化的规律。《标准》要求“尝试运用已获得的地理概念、地理基本原理，对地理事物进行分析，做出判断”。

二、联系实际，关注新形势新发现，激发学生探究热情，掌握地理规律和知识

地理学具有地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它既研究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又研究各种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和结构及其空间差异和联系。我们要积极构建开放式地理课程，这也是《标准》所倡导的理念之一。学生要更好地掌握教材知识，就要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们要构建一个学校、社会和家庭资源共享的开放性地理课程，利用那些历史的、现实的、自然的或人文的乡土文化，帮助学生认识地域差异，培养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感，同时，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以满足他们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比如，学习《南北气候的差异和东西干湿的差异》，对于气候干湿差异及其对人们饮食、居住环境的影响，我就要求学生进行一些简单的调查活动。比如，①我国南、北方的居民主食及其主要成因分别是什么②为什么有的地方房顶是平的，而有的地方房顶尖尖的？③广东、山东地区为什么生产瓷砖而且质量好，其他地区却不可以？④火锅是人们冬季的钟爱，为什么四川火锅、重庆火锅更受青睐？为了调查完成任务，学生在调研这些问题和形成调查报告的过程中，肯定要付出许多劳动，更会获取很多的人文知识和地理知识。课堂上，他们要通过调查报告，解决相关问题，归纳得出一些规律，完成各自任务。进而拓展引导，得出结论：以上几个问题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的降水量不同（干湿差异）以及气候差异等条件形成的。这样，学生就自然懂得一个地区降水量的多寡以及气候的干湿程度，不仅影响这个地方人们的饮食起居，还影响着这个地域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质量及相关产业机构，比如，苏杭的蚕丝和丝绸产业、北方的棉花和棉纺业、西北的牧业、东北的粮食等等。

另外，我们还要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的科技动态，特别是地理学方面的新形势、新变化、新发现、新发展等，从而，激发他们的探究热情。比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研发的高产水稻，是生物学方面的重大突破。但是，杂交稻使我国水稻的种植区域扩大，其面积占有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以上，亩产提高了20%，大大解决了我国粮食问题，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积极效益。航空航天技术看上去太高端，好像与平常百姓没有关系。其实，航空航天技术与地理学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极为密切，载人飞行能够全面探测、寻找和确定矿藏与地下水资源等，能够进行森林、草原等大面积植被的治理工作，能够探测高原地带冰雪变化情况。我们不但要让学生了解这些知识，更要以此引发他们的探究热情，让他们关注高科技、新局势，了解新发展、新成果，逐渐萌生探索新知的兴趣。

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与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关系密切，我们要利用生活常识、生活现象、生活经验、生活体验等为地理教学服务，利用他们帮助学生理解地理概念、解释地理现象、归纳地理规律，从而，更好地学习地理知识和培养地理基本技能，促进他们可持续发展。

天文地理知识篇8

此外，也希望透过问卷调查，了解星座和2012世界末日流言的对于公众的影响程度，以及公众天文知识程度之间的关系，作为破除相关流言的努力方向。

2调查内容与方法

此次天文知识初步调查是在宜兰礁溪A大学进行，该校通识教育中心在100学年度第1学期的自然与科学学门开了一门《地球科学》课程，分就地球科学、海洋、大气、太空和天文五门自然科学邀请五位专业教师授课，学生主要来自非理工科系，包括历史学系20人、传播学系17人、佛教学系16人、文学系11人、外国语文学系7人、社会学系6人、经济学系4人、乐活生命文化学系3人、资讯应用学系2人、国际与两岸事务学系2人、管理系2人、心理学系2人、公共事务学系2人、学习与数位科技学系1人、哲学系1人。天文学从12月15日开始授课，连续四周，在第一堂上课前发问卷调查，实收54份。

问卷设计主要参考美国在1999年6月发表的天文学调查测试第二版（ADT 2.0, Hufnagel et al. 2002），ADT是以研究作基础的工具，藉以了解学生对特定几个天文概念的熟知程度。ADT2.0共设计了30题，前21题属于天文基本知识的测验，后9题有关受测对象的背景资料，主要目的是要收集受测对象的年龄、职业、性别等相关资讯。ADT 2.0的主要目的还包括检视对非理工大学生的天文教学成效，因此测验方式会在授课前后各举行一次，经过相互比较，作为授课的参考。

本论文所使用的问卷共22题，前10题属于天文基本知识题，后12题属于背景资料题。前10题当中有8题完全取自ADT 2.0，分别是第1、3、4、5、6、7、8和9题，当中第1和9题在题目和答案略做修改，但不影响测验目的。除了ADT 2.0 的8题测验符合现有高中课程内容，另加上二题测验月相和哈柏定律的了解。背景资料题除了ADT 2.0的8题外，另加上第19、20、21和22 题，想要知道受测对象对伪科学的态度、获取天文知识的途径，以及对推广天文普及教育的态度。伪科学是指一种自我宣称科学、自以为是科学或者实践起来像是科学，但不依循科学方法，缺乏证据或可信度，且无法有效验证，美国国家科学院两年一次的科学和工程指标（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报告是以占星学作为伪科学的指标，在此次问卷中，除了用占星学常用的星座外，还选了2012末日预言的热门话题作为伪科学调查的题目。

相较于ADT 2.0的基本知识题，此次问卷题目较少，也较为简单。问卷调查只在天文通识课程授课前进行，并采匿名填写，以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当场共回收54份问卷，其中只有一份问卷只填写后12题背景资料题，知识题的部分全都放弃作答。

3调查结果

3.1 天文基础知识的总体程度

从答对题数来看，分数平均值为30.93%（全部答对为100%），标准偏差(standard deviation)为15.55%，标准误差(standard error)为2.12%，从答对题数的分布情形（图1），没有钟形分布，可以清楚看到不对称的分布，显示题目对学生来说，较为困难。

3.2 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性别的关系

在受测样本中，女性占了35名，男性佔了18名，一名表明拒绝作答，从男女人数比例也可以显示在一个非理工的大学环境，选此课程且来上课的女性占了大多数。从分数来看，男性的平均分数为38.9%，标准差为18.8%，女性的平均分数为26.9%，标准差为11.9%，男性分数略高于女性，但女性分数分布较为集中（图2），两性的分布都没有呈现钟形分布，显示题目的难易度对两性来说都偏困难。

3.3 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自信心的关系

在自信心的表现上，女性对自认答题正确与否的信心和分数没有明显关连，但男性对自己的答题信心与分数成正比（图3），男性对于自己的答案有信心的平均分数为70%，女性则只有32.5%。不论性别，没有一位受测者对自己的答案非常有信心。

3.4 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自认科学数学程度的关系

在问卷第16和17题分别调查受测者自认数学和科学的程度，从图4可以看出，自认科学程度好的学生，天文基础知识的分数也较高，随着自认程度越好，分数越高，但自认数学程度和分数没有太明显的关连，自认数学好的学生比非常差的分数(30%)略高了6.7%，并且没有自认数学非常好的学生。

3.5 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知识途径的关系

媒体环境在最近几十年有明显改变，现在的网路无所不在，甚至改变人们生活和学习的型态。非理工大学生在获得天文知识的途径中(图5)，课本仍是主要的来源，佔了调查总人数的46%，网路最低，只有15%。但从分数的分布统计发现，选择网路的平均分数是36.7%，是课本(28%)的1.31倍，其次是电视，佔总人数的20%，分数则是32.7%，平面媒体则是19%，分数(27%)略低于课本。显见网路和电视是获得天文知识的主要且有效的途径。

3.6 天文基础知识总体程度与为科学的关系

此次调查与ADT 2.0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两题与伪科学有关，分别是调查星座是否有科学根据（图6）和2012世界末日的最可能原因（图7）。大多数人都会相信星座，甚至认为星座是有科学根据，是经过统计所得到的结果，并且与天文学有关，但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星座没有科学证据的分数较高(42.2%)，次高分数是没有作答的学生(40%)。另外，不相信有2012世界末日的分数也是最高(36%)。

4结论与讨论

本论文想藉由国际上常用的天文学调查测试（ADT 2.0）了解台湾非理工科系大学生的天文知识程度。虽然调查对象只针对一所非理工为主的大学，且选修通识课程的一班学生，但与美国大学普查结果比较，在总体程度与美国大学生差异不大，相关初步调查结果仍有研究的价值。

此次受测有效样本只有54名，平均分数(30.93%)略低于美国全国大学生普查(Deming, 2002)的平均分数（32.4 %），美国大学生的标准偏差为15.35%，标准误差为0.21%（受测学生5346名），本问卷的结果则是标准偏差15.55%，标准误差2.12%（受测学生54名），除因受测人数造成标准误差较大外，显示双方平均分数差异不大。

A大学共有四个学院，分别是人文学院、理工学院、社会科学暨管理学院和佛教学院，共24个学系，理工学院仅有4个学系，但全校男女学生比例接近。虽然测验当天有缺席的现象，但就出席学生做调查，女性人数近乎男性人数的1.9倍。单就分数来看，男性分数(38.9%)是女性(26.9%)的1.45倍，相较于美国普查结果(Derming, 2002)，男性分数(38%)是女性(27%)的1.41倍，二者差异不大。对于两性对自我天文程度的了解，男性自认天文程度高的分数(70%)也比较高，女性则没有明显趋势(图3)，此一男女之间的差异是否和个性有关，在本调查中无法得知，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科学和数学程度的自我认知上，自认科学较好的学生，分数也相对较高，但在数学上没有类似的趋势（图4），一般认为数学程度应和科学程度有正相关的关系，可能受测学生普遍对数学没有信心。

从学习途径来看，课本仍是学习天文知识的主要来源，佔46%，其次分别为电视、平面媒体（报纸和杂志）、网路。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2010年科学和工程指标，相较于过去十多年，美国人民对当前科技新闻事件、科技讯息和特定科学议题的获取途径已有明显变化，在当前科技新闻事件的获得以电视为主要来源（佔45%），其次就是网路(24%)，在科技讯息方面，电视(34%)与网路(35%)不相上下，对特定科学议题，网路(59%)将近是电视(15%)的六倍，平面媒体除了在当前科技新闻事件佔了16%，其他都只有数个百分点，未来网路绝对是最重要的获取途径。中国大陆也对北京一般民众的天文知识程度做出初步普查(丁一等人2010)，结果显示书本、期刊、杂志是主要获取天文知识的途径（40.71%），透过网路的最低(17.7%)。但从我们调查的结果显示，网路虽然也是最低使用的途径，但却有较高的分数(36.3%)，其次是电视(32.7%)，此一结果或可作为选择提升天文知识较为有效传播媒介的参考。

最后，与其他普查报告不同的是有关伪科学的调查。在此次问卷中，额外增加2题与星座、2012世界末日有关，单就人数统计来看，不相信星座有科学根据的人占总人数的17%，远低于相信星座有或可能有科学根据的68.5%，而不相信2012世界末日的人则佔37%，是星座的2倍。可能原因是近来科学家与公众的直接沟通与相关正面报导有关，美国航太总署出面澄清，许多科普杂志专文反驳（如科学月刊、台北星空）。由于科学家提供相关证据，积极与公众说明解释，使得相信2012世界末日流言的人数少于相信星座有科学根据的人。若从美国科学和工程指标的调查结果，2010年有62%的成人不认为占星学是一门科学，若分别针对高中生、高中程度、大学程度和研究所以上程度，随着学历的增高，不认为占星学是科学的比例也逐渐增高，显示在美国，教育仍是破除伪科学的好方法。

若从本次调查的分数高低来看，认为星座没有科学根据，以及不相信世界末日的分数都高过其他人，显示在台湾，科学教育的落实可以有效破除伪科学，这对科学传播和推广是有正面鼓舞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2012),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2,nsf.gov/statistics/seind12/.

[2] Hufnagel, B. (2002), Development of the Astronomy Diagnostic Test, Astronomy Education Review, 1(1), 47-51.

[3] Deming, G. L. (2002), Results from the Astronomy Diagnostic Test National Project, Astronomy Education Review, 1(1), 52-57.

[4] 丁一、杨志良、万昊宜(2010).公众天文知识水平初步报告. 自然科学与博物馆研究，第五卷，页63-70.

[5] 张廷、陈文屏、赵丰、曾耀寰、金升光、郑运鸿(2012). 2012末日将至谣言破解传说终结. 科学月刊，元月，页16-52.

天文地理知识篇9

水文地质野外实习是水文地质专业三年级本科生的必修课，教学目的在于巩固已学专业基础知识、开拓专业视野、提高分析水文地质现象、解决生产问题的能力，并锻炼学生意志、培养其对专业的热爱。野外实习教学与课堂教学有较大差异，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也较多。分析主要因素，制定改进措施，对提高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一、水文地质野外实习教学特点

水文地质野外实习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知识类型不同，更多地从陈述性知识转为程序性知识。这就需要采用启发式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因而学生的知识基础、动手能力和学习热情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其次，教学资源是实地水文地质现象和具体生产实践问题，其典型性和复杂性对于教学效果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第三，水文地质现象或问题的解释具有多解性，因教师专业背景不同，理解和解答的深度不同，也影响着教学效果。第四，野外实习受到天气因素制约，影响着实习内容和时间的安排，从而影响教学效果。

二、水文地质野外实习教学效果主要影响因素

影响水文地质野外实习教学效果的因素主要包括：教师素质、学生素质、教学方法、教学资源条件和天气条件等。

教师素质：教师专业背景不同，对水文地质问题理解不同。如对温泉成因，可从新构造控水理论、蓄水构造理论、储水构造理论等不同角度理解，解释难度存在差异，影响学生的接受程度。

学生素质：学生学习能力和热情存在差异，对教学效果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水文地质问题的理解和与教师的沟通程度不同。身体素质不佳或知识储备不足，直接影响其对于问题的理解；与教师的沟通不足，将导致对关键环节的理解缺失，从而影响到整体理解。

教学方法：因水文地质现象具有时空四维特征，教学上需从点上的水文地质现象扩展到平面上地层露头分布、空间上地质体三维结构，再到地下水流场时空四维结构。需针对水文地质现象特点进行教学设计，使学生逐步达到对于现象的完整认识。教学中知识点安排、教学道具运用、有效互动对于教学效果都有重要影响。

教学资源条件：野外实习旨在巩固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并建立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故水文地质现象越典型，教学效果就越好。

天气条件：因实习多在暑期雨季进行，若遇阴雨连绵天气，多数路线无法出队，造成教学时间缩短；或者因前期降水偏少，泉水干涸，都将影响教学效果。

三、提高水文地质野外实习教学效果的措施

针对以上影响水文地质野外实习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需有针对性地采取改进措施：

提高教师素养：教师需据教学内容特点完善知识结构，在保证准确性的前提下，扩展学生知识视野，拓展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这一方面要求教师注意拓广自身的理论体系，一方面需互相研讨以取长补短。

提高学生素养：学生在实习之前要充分复习必要的基础知识；在实习中要预习和熟悉实习路线内容，带着问题去观察和思考。此外，还要考虑学生身体素质，适当安排活动量，对其身体和毅力进行合理的锻炼，并加强沟通，使学生养成勤于思考、敢于提问的习惯。

改进教学方法：首先应重视和加强实习动员，这不但能提高学生的野外安全意识，还可使其重视和热爱实习，保证教学任务顺利完成；其次，可采用从点到面的多维教学方法，即从知识点准确解析，到面上全面踏勘，建立起水文地质现象的整体图景。其关键在于从点到面的连接，需要教师用逻辑主线将知识点进行有机组织，用情感主线在关键节点对学生进行启发和鼓舞，从而达到良好的互动和传授效果。

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对已遭破坏的教学资源，可采用其他手段弥补。如采用视频呈现原四零八温泉泉口情景，尽可能使学生获得感性认识；对于破坏严重的资源，需重新开辟相似的实习路线。此外，对典型教学路线，应与当地政府进行沟通，对其进行有效保护。

适应天气条件：因天气条件直接影响着水文地质现象尤其是泉的流量、河流水及实习路线的通过性，这就需要适应天气条件，合理安排实习路线和实习时间，以求最大限度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效果。

四、结论

水文地质野外实习的教学与课堂教学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知识类型转变、教学资源限制、现象多解性和天气因素制约等，其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教师素质、学生素质、教学方法、教学资源条件和天气条件等。根据野外实习教学实践，采取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有望有效提高野外实习的教学效果。

天文地理知识篇10

1“人体同天体”是彝医构建“气浊学说”的认知基础

“人体同天体”是对宇宙与人体生命关系认知的高度概括，说明彝族古代先贤已能够运用古代天文历法的原理、方法等阐释对人体生命与疾病变化规律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在各种流传至今的彝文典籍中均有详细记载，被众多彝医广泛运用于临床实践。要想弄懂彝医药的理论渊源，就必须明确古代天文历法、气象学等相关科学原理对彝医药理论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也就要深入理解古彝人是如何认识“人体同天体”的，其中天文历法等在彝族古代科学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彝族天文历法是联系人体与天体的共通规律，体现彝医对“气升浊降”的认知特点。天文指的是日月星辰等天体在宇宙间分布、运行等现象；天文学是研究天体、宇宙的结构和发展的科学，包括天体的构造、性质和运行的规律等[4]；历法则指推算岁时节令的方法。系统研读彝文典籍和深入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彝族在长期天文观测中已形成具本民族特色的“宇宙发生演化观”和“天地日月星辰系统认识论”，通过辨星纪、正日影、定节气的方法，用图影、符号等表示各种天象、地象和物象，制定出多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古代历法。

据彝文典籍记载，上古乾阳运年时代（公元前45―前27世纪）已形成彝族太阳周天日历，苟阿娄、阿娄朴时代已描绘“天星云图”，掌握天文知识；三世朴朴苏能时代，就绘制地图，认识到地理格局；四世苏能拉戛时代，已能进行日月历度的推算[2]。据《彝族源流》记载，在哎哺部落时期就有天文知识丰富的娄师颖先师，有使用文字写下无数经典的举哲奢等人；哎哺部落的每个氏族里都有一些“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的先贤，写下了“成千的天文，上万的地理”知识；将大地分为九块，认为“大地有九方，九方为九宫”，反映彝族先民古老的宇宙观[3]。在认识自然、探索宇宙、发明创造的历史长河中，彝族形成“宇宙化生万物”的哲学认识，通过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观察日月星运行及各种气象变化，对寒暑交替、生死荣枯、升降浮沉等各种运动变化现象进行总结归纳，形成具彝民族特色的“哎哺啥呃”理论，包括“气浊学说”、“哎哺理论”等，是彝族阐释各种宇宙生命现象的认知模式。为便于广泛传播和深化记忆，毕摩等文化人对这种认知模式经常用“拟神”的手法将日、月、星等各种天体及各种生物赋予各种神的形象，造成后人认知上的误解，但仍然不能掩盖“气浊”、“哎哺”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与贡献。以往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曾多次见到或听到过彝族祭祖有插树枝的习惯，当时仅从原始宗教意义方面去考察，现今从天文学角度去分析它的内容，才知道其包含着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插枝图原来就是一幅完整的彝族星图[4]。

可见，对彝民族各种生活现象的研究，不能仅从其外在表象去认识，需要对其原型的出处深入挖掘，正确领会该民族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气浊”在彝医药理论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既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气浊学说”作为彝医认识宇宙与生命运动的核心理论，除表达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认知外，还表达其对“气升浊降”生命运动规律的认识，而这种认知正是建立在“人体同天体”之上。

2“气浊”是事关宇宙与生命发生演化的基础理论

彝医药是以河洛、八卦为理论构建的医药学体系，是应天应地、应日应月的宇宙时空医学，其医药理论也事关宇宙与生命的发生与演化，其中“气浊”扮演重要角色，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2.1气浊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彝族先贤认为宇宙与生命的发生、演化均从气浊开始。《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土鲁窦吉》、《宇宙人文论》等重要典籍所论述的第一问题均是事关宇宙与生命的演化发生论，认为“气浊”是天地万事万物发生演化的“总根子”。但“气浊”到底是什么？气浊在不同的运用中有不同的称谓，如清浊、气浊、天气地气、青气赤气，名虽各异但理却相通，即实为气与浊尔，表达各种天地发生演化、阴阳消长变化等现象的根由而已。彝医所说的“气”，彝文写作“”，发“sa（啥）”音，有人也翻译为“清气”；彝医所说的“浊”，彝文写作“”，发“ge（呃）”音，也有人翻译为“浊气”。

彝族先贤认为太古之初，杳杳冥冥，什么有形之物都没有，只有动态的气和浊，气浊不断交织变化，形成天地；天气与地气交织变化，形成万物。气浊-哎哺-天地-万物，彝族先贤用一条简洁的、自然演化的路线，解答了宇宙的发生问题，解答了宇宙的起源[5]，当然也表达对生命运动的认识。如彝文古籍《宇宙人文论》论述气和浊产生天地、万物和人类时说：“在天地产生以前，是大大的、空空虚虚的‘无极’景象，先是一门起了变化，熏熏的气，沉沉的浊产生了”[6]。又说：“气熏熏的，浊沉沉的，气浊互相接触，一股气，一路风就兴起了；两者又接触，形成青幽幽，红彤彤的一片，清的上升为天，浊的下降为地”[6]。“气浊相互接触，气翻出青色，浊翻出赤色。青、赤二气成对如桴叶飘飘，又起变化，变成天线、地线，织天又织地，天地同时出现”[6]。《哎哺啥呃》：“十二层天下，充满气浊，产生万物，又不断变化”[7]。可见，彝族先贤认为宇宙存在是气浊演化的结果，人体形成是气浊结合的结果，人体能在宇宙生存，是人体与宇宙相互调节的结果[8]。

气浊是彝族先贤解释、概括人体及自然界各种“象”变的认识基础，是彝医药论“常变”的理论来源，认为气浊之多少、异用均可通过声、色、脉、体等病症特征而相应的表现出来。而彝文典籍《哎哺啥呃》中有专篇对气浊的论述：“浊之路三条，末之路一条，根尾侧上经，头顶上之越，鼻底下之生。次之路一条，胛节顺之经，脑髓中之生，首之路一条，肾水中之漫，肾腹上之经，头顶上之生，源源循环呢，肾水直上冒，头火下而降，水之火不过，金与木不合，五之相合者，脐底往之上，动动而弹弹，无循无经根，古今其面看，看来的是了。其根我来写，其命我来说，人类身体中，气血经路是，气浊路六条，肺肝心喉肾，其不知的怕，论的抄之放，此凡读人呢，请的学着吧”[9]，可见彝医是从“气浊”认识宇宙生命的发生与演化，气浊既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

2.2气浊解答宇宙生命演化的起点和顺序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起点，彝汉两族是存在差别，汉族文化从“气”开始而彝族文化从“气浊”开始。汉族医学强调“气一元论”在中医学界已达成共识，而彝医学却强调“气浊二元论”。笔者查阅各种彝文典籍的原始版本，发现“气”与“浊”在彝语言文字系统的指代不同，表达两类不同的事物。彝医传人王正坤先生解释“气浊”时说道：气与浊不同，气为阳，上升则为天，具轻清、薄靡、上浮之性；而浊为阴，下沉则为地，具重浊、凝滞、下沉、下降之性。彝族先贤已认识到“气”与“浊”是以二元形式出现的，二者属性的不同。如《土鲁窦吉》（又名“宇宙生化”）言道：“天与地之间，气与浊二元，影和形两面，由五行定干”。对于气浊关系，彝医传人张之道先生给出准确解释：“气就像一条龙，浊就像滇池的水，如果龙不潜藏在水里，露出水面，人不就得病了吗？”张之道先生的论述可谓精辟，形象生动地解释了气与浊关系，也说明了“阴平阳秘”的真正内涵。正如日常生活所见，气可凝成水，水可蒸发而化成气，但绝不可以说“气就是水，水就是气”，二者虽然可相互转化，但绝对是两类物质。可见，彝族先贤在认识世界本源时是以“气浊二元论”立论的，承认气与浊是不同，属于两类事物。

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顺序，彝汉两族也存在差别。彝族认为宇宙发生演化的动力源于气升与浊降，众多彝文典籍均反映这一点，“竖竖剧而冒”的气和“熏熏降而沉”的浊经过不断交织变化，形成哎哺；哎哺有千千万万，其中最好的哎和最好的哺形成天地和日月[10]；天气与地气交织变化，形成天线和地线的变化规律；青气与赤气交织变化，形成青线和赤线的变化规律；而正是这些变化规律形成了万物，其变化规律可用天地五行和宇宙八卦等宇宙数学模型给予概括和认识。“气浊-哎哺-天地-五行-八卦-万物”是彝族先贤认知“气浊产生宇宙、气浊化生万物”的基本图式。

3小结

气升与浊降是宇宙生命的基本运动。彝族先贤认为宇宙生命不是静止存在的，气浊的升降运动是各种生命现象存在的前提条件，故众多彝文典籍均言道“气转浊而生”、“有命才会动”。总体说来，彝族对气浊的升降运动可从以下方面认识。

3.1天地的发生演化均来源于气浊的升降运动，而生命的形成和变化亦离不开气升浊降。彝族先贤不仅认识到气浊存在升降运动，还明确了几组由气浊演化的事关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概念：如天气与地气、天线与地线、青气与赤气、青线与赤线等，这些术语组成了“气浊理论”的概念体系，不仅能够解释天体运行的规律，也解答了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

天文地理知识篇11

中学地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种知识综合的学科。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所言，是一个“开放的复杂性系统”。多种学科相互联系，影响很大。因此，中学地理课的教学就要求教师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多学科的知识。中学地理教材中蕴含的语文知识比较多，在地理课教学中紧扣教学内容，挖掘地理课中的语文知识，有意穿插一些生动的语文知识，能培养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促进地理知识的掌握。

一、在地理课堂教学语言中恰当引用一些古诗文

古诗文精炼的用词、形象的描述，不仅能很好地体现教师的教学意图，而且以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亲和性会使学生更易理解和接受。流畅而优美的教学语言、活跃而主动的学习气氛，教学的艺术和教学的目标都会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

例如，在讲月相这一内容时可以这样引入：坡在他的词中曾这样写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词寄托了诗人美好的愿望，诗中所提到的“月的圆缺”的变化，我们在地理学中称其为“月相”……又如，可以用“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白居易《大林寺桃花》）来使学生形象地理解气温的垂直变化和自然带的垂直变化；用谚语“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来说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形容快行冷锋之快等等。

二、在地理教学中渗透语文知识，可以培养学生地理思维

教育是一项巨大而系统的工程，它需要各学科的分工与合作，而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则是每一门学科每一个教师所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学生在教师的指示下，对教师提出的语文知识从地理角度去分析、思考，去体会和理解其中蕴含的地理现象、地理意义，对培养学生宏观、辩证、缜密的地理思维是大为有益的。并且，原本的语文知识，现在被创新地运用到了地理课堂中，新的接受环境和新的思考角度定会给学生以创新的启示。

例如，在讲中国地理不同温度带生长不同的果树时，可以引用《晏子使楚》中的句子：“淮南的柑橘又大又甜，可是橘树一种到淮北，就只能结又小又苦的枳”，我们能不能用这节课学习的知识来解释一下呢？（橘树适宜在亚热带生长，也就是“淮南”，一旦移植到“淮”北，即暖温带，不适宜其生长，所以只能结“又小又苦”的枳。）学生有熟悉的语文知识，这时又用地理知识解释了这一课本中描述的现象，很有成就感。同时，教师因势利导：地理科和很多学科关系都非常密切，希望同学们在学习其他学科时，也能恰当地运用地理知识来解释一些现象。这样又培养了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

不仅在课堂上我们可以联系语文，而且可以在练习中渗透，从而培养学习地理思维。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中，“天上”是指_________，“海”是指________。“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指的地区是：___________

三、在地理教学中渗透语文知识，有助于提高地理教师素质

在地理教学中运用语文知识，这是对地理教师素质的一个更高的要求。而教师在运用的过程中，会促使自身去关注、研究、积累语文知识，这在无形之中就提高了自身素质，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正如《礼记•学记》中所说：“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知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并且，在人文关怀极其贫乏的当今社会，我们却可以借助地理课堂、借助地理知识的传授过程，让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有所体悟，其将起的积极作用是可以预见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自觉地去留意、发掘诗文、俗语中的地理现象、地理意义，并中教学中恰当地运用，使我们的地理教学方式更“儒雅”一些，更“活泼”一些，更“丰富”一些，更“人文”一些。

四、在地理教学中运用语文知识要注意的几点

1、所运用的古诗文一般要浅显易懂，最好是学生熟悉的，否则在讲解诗文、解释词意就要费上许多口舌，将影响教学的流畅与进度。

2、运用语文知识必须要适时、恰当、不要刻意牵强，否则有些哗众取宠、故意卖弄之嫌。

当然，如果能以各种方式发动学生去寻找、发掘、收集语文中的地理现象、地理意义，则不仅能提高学生学习、运用地理知识的能力，而且还能培养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兴趣，那将是一个多么令人欣喜的场面！所谓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都将会在这儿得到或多或少的体现。

五、供参考运用的部分诗词、民谣、谚语

作为一名地理老师也要经常多角度地搜集一些富含地理知识的诗词、民谣、谚语等。笔者在多年的地理教学中，搜集了一部分诗词、民谣、谚语，供大家参考。

1、“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中的“天上”是指巴颜喀拉山，“海”是指渤海

2、“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是指长江的上游地区

3、“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反映我国春末夏初的时节，其降雨类型属于锋面雨中准静止锋

4、“日中万影正，夕中万影倾”直观地描绘了太阳高度的周日变化规律

5、“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所描述的是我国西北内陆的温带大陆性气候特征之一，说明其日温差大

6、“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中的“阴晴圆缺”指的是月相变化规律

7、“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的“春风”一词是指来源于太平洋上的东南季风

8、“日似金丸，月似金盘”形象地反映了由于日地月三者距离差异，导致日月形状、大小的变化规律

9、“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描绘的是横断山区的自然景观，是气候和植被垂直变化的形象写照

10、“风吹草低见牛羊”，“浅草才能没马吃”，“一川碎石大如斗”，“风沙茫茫大如天”，描绘的是我国西北从东到西的自然景观，反映的是水平自然带的规律：由于从东到西的水份递减，形成了草原――荒漠草原――荒漠的自然带景观

天文地理知识篇12

1 让语文知识为地理教学锦上添花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地理教材的特点是按照从总到分的顺序，从地球到世界，从各大洲到各个国家，从我们中国全貌到按水域位置系统介绍的各省的美丽的自然环境以及地质地形和人口和资源，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在诗词、游记、散文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中都有着充分的表现，教师如果恰如其分的引用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地理知识，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地理学习兴趣，为地理教学锦上添花。例如在学习八年级上册第二章《地球的面貌》一课，可以引用的诗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诗中的意象，以赤道的周长八万里，一天地球在银河系里自转一圈的地理事实为依据，不仅体现了主席作为一代伟人瑰丽的想象力，还展现了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宏伟的气魄。而如果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初中地理八年级下册第五章的“长江万里行”时，学到长江流域的《“天府之国”――四川省》一课时，可以运用素有诗仙之称的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来导入课文，让学生想象诗人是如何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天府之国”古代四川盆地道路的险峻；而到学到《“物华天宝”――江西省》一课时，则可以引用“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和的诗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如何写出了素有“物华天宝”之称的江西省的风景名胜庐山瀑布的气势磅博和庐山作为风景胜地，以“松”“云”“险”之称的特点。而对于我们祖国河山的具体描写在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中更是有诸多记载，所以在地理课堂教学中，教师如果灵活运用文学知识，把优美的诗句的散文节选运用穿插在导入课文和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不但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对地理学习的兴趣，提高地理课堂教学效率，还可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

2 美术知识与地理教学雪中送炭

湘教版初中地理教材的版式设计新颖，正文一般是主要的地理教学内容，如地理事实和概念，地理成因和规律，所以为了突出重点，采用的是大字号，而为了体现辅助文字的补充功能采用了小字号，大字号和小字号以及各种多彩的地理图例和图形混排在一起，体现了美术编辑的独具匠心，可以让学生爱不释手，从而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而从地理知识技能的角度来说，地理技能的重要方面就是要学会读图和自已学会制图，所以美术知识与地理教学内容是血肉相融，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在学习七年级上册第二章《地球的面貌》第二节“世界的海陆分布”和第三节“世界的地形”时，如果凭空讲解，学生肯定会觉得云里雾里的难以理解，但如果首先为学生出示立体的地球仪，略显椭圆的地球雕塑造型上凸起和凹下的地形特征，鲜艳的色彩所代表的大海与陆地地形与区域划分，就可以让学生觉得一目了然，再让学生阅读和理解地图册上的内容，学生就可以很容易掌握地理教学目标。另外，如果作为地理教师能够在地理教学过程中娴熟的运用美术知识与技能，根据教材内容和教学需要，随手在黑板上为学生准确地进行板图和板画动态的展示地理教学内容，可以让学生在惊叹和佩服之中，对地理知识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让学生在直观形象的记忆中理解和掌握地理知识，所以对于地理教学有着雪中送炭之功效。

3 运用音乐知识使地理教学充满活力

音乐有着震撼人心的情绪感染力，因此青少年都有着喜欢音乐的天性，而很多乐曲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地理知识，例如好汉歌《水浒传》歌词：“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还有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歌词， 蕴含着我国的地势总的来说是西高东低，江河大多是从西向东流，而北斗星在我们所生活的北半球，好像处于受众星朝拜的正北方位的地理现象。所以，如果在地理教学内容中恰当的让学生聆听音乐和乐在其中的齐唱，独唱歌曲，可以打破地理教学沉闷的教学气氛，让学生在地理课堂教学中充满欢声笑语中课堂气氛中，轻松愉快的学习和掌握地理知识与技能。在学习第二章《中国的自然环境》时，中国地理的地质地貌时，让可以让学生齐唱《我的中国心》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些代表中华大地的地理环境，以象征性意象，抒发了海外游子对我们祖国的挚爱之情，歌曲悠扬的旋律，不但陶冶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还寓教于乐地让学生快乐地沉浸在地理课堂教学之中，使地理教学充满活力，有效地提高了地理教学效率。

4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使地理教学事半功倍

湘教版地理教学内容虽然有着图文并茂的特点，让学生拿在手中爱不释手，但毕竟是静态的画面，时间长了，如果教师一味地按照教材进行一枝粉笔、一块黑板、一张嘴巴的照本宣科式的地理教学，而初中学生由于生活阅历比较浅，所以肉眼所见的地理知识内容毕竟有限。而且教师对于地理事物靠语言来描述，即使绘声绘色，但再生动也只能让学生发挥想象来理解，所以久而久之，就会让学生产生厌倦心理，难以有效地达到地理教学的三维目标。而如果在有些让学生难以理解的教学内容中，恰如其分地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如组织学生看电影和电视，为学生播放多媒体课件等，可以有效地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声色并茂”的直观性教学优势，大大地扩展地理课堂教学内容的容量和空间，让学生身在教室，而却可以心驰万里，看到远到世界各国，乃至地球在宇宙中的运行等各种各样的地理现象。让同学们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使地理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学习七年级上册第二章《地球的面貌》的时候，就可以为学生播放地球在银河系和宇宙中的边自转着，边围绕着太阳公转的FLSH动画片，让学生对地球的运动规律一目了然，帮助学生很快地理解和掌握地球运转知识；而在学习第四节“海陆变迁”的时候，也可以让学生通过动画片的形式，体会地球板块是如何通过运动，从一个整体在地球的自转和公转运动中，不断地碰撞、破裂、漂流，形成了现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世界各国是由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四大洋和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州五大洲组成的地理格局。因此，现代教育技术使学生直观形象的观察到了单凭肉眼难以看到的宏观的天文世界和地球上地理现象的历史变迁，可以让学生在观察动感画面时，留下深刻的印象，取得传统教学方法难以达到的教学效果，事半功倍地提高地理教学效率。

天文地理知识篇13

一、联系生活实际，引发学生共鸣

在教学中，我发现很多教学内容可以和生活中的现象联系起来。大气污染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在城市化教学中，可以联系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提出“雾霾”“PM2．5”等热门概念，激起学生兴趣，还可进一步联系天气对空气污染的影响。例如大风降水天气，空气质量较好；晴朗无风天气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质量较差。广告短片是一种浓缩的视觉艺术，有些广告不仅能起到传播信息的作用，还能形象的反映地理原理。例如水循环部分的教学，我用法国依云矿泉水广告作为补充教学，学生能更直观的理解水的三态变化和循环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