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诗歌篇1
李白诗歌中107次描写“剑”中除开有作为地名出现了4次“剑阁”3次、“剑壁”1次外，作为武器出现了103次。属于剑的“铗”出现了1次、“霜雪”2次、“莫邪”1次、“吴鸿”1次、“秋莲”2次、“湛卢”1次、“青萍”2次、“干将”1次、“吴钩”1次、“龙泉”4次、“匕首”3次。
李白诗歌中对“剑”的描写是是各式各样的，他既骄傲又谦虚地称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为“拙妻莫邪剑”（《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Z》），他把朋友苏明府比作“苏季子”，并称赞他“剑戟森词锋”（《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他坦荡地褒奖亦弟亦友的李凝为“吾家青萍剑”（《送族弟单父主簿凝摄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桥却回…留饮赠之》）。他还写到“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裙王门不称情”“起舞拂龙泉，四座皆扬眉”“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等，想见他应该是古代文人中的运动健将也是剑文化的推广者。据《新唐书》本传记载，李白「性倜傥，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他自称「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二十五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还投书以舞剑著名的裴斐将军，愿向他学剑。《魏序》更说他曾「手刃数人。“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飞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秦皇按宝剑，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驱石驾沧津。”，“倚剑登高台，悠悠送春目。苍榛蔽层丘，琼草隐深谷。”，等等这些是李白在「古风中对秦王横扫天下的描述，他描写秦王挥剑如割断浮云，使得各国诸侯全都向西来朝拜秦王了。李白是用感叹的语气在赞叹秦王。他在「蜀道难中写到“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是说剑阁高峻崎岖而突兀不平，一个人守住关口，万人也打不开。李白借助这样的描述来表达蜀道的险峻。“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这是李白「梁甫吟中的诗句。“鼎湖流水清且闲，轩辕去时有弓剑，古人传道留其间。”出自李白的「飞龙引二首。“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这两句诗出自李白的「行路难三首。李白在「胡无人中写到“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纹金@x.中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北风行。“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出自「侠客行。“雄剑挂壁，时时龙鸣。不断犀象，绣涩苔生。国耻未雪，”，出自「独漉篇。“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出自「临江王节士歌。“北落明星动光彩，南征猛将如云雷。手中电击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羌笛横吹阿回，向月楼中吹落梅。将军自起舞长剑，壮士呼声动九垓。”，出自「司马将军歌（以代陇上健儿陈安）。“吴鸿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珠袍曳锦带，匕首插。”，出自「结客少年场行。“雄剑藏玉匣，阴符生素尘。”，出自「门有车马客行。“东海有勇妇，何惭苏子卿。学剑越处子，超然若流星。”，出自「东海有勇妇（代关中有贤女）。“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出自「白马篇。“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玉关殊未入，莫长嗟。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出自「塞下曲六首。“槌钟速严妆，伐鼓启重城。天子凭玉几，剑履若云行。”，出自「入朝曲（一作鼓吹入朝曲）。“虎竹救边急，戎车森已行。明主不安席，按剑心飞扬。”，出自「出自蓟北门行。“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出自「北上行。“扬兵猎月窟，转战略朝那。倚剑登燕然，边烽列嵯峨。”，出自「发白马。“共作游冶盘，双行洛阳陌。长剑既照曜，高冠何V赫。”，出自「君马黄。“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出自「少年行二首。“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出自「猛虎行（此诗萧士S云是伪作）。“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出自「玉壶吟。“扣剑悲吟空咄嗟，梁陈白骨乱如麻。天子龙沉景阳井，谁歌玉树花。”，出自「金陵歌，送别范宣。“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剑是一夫用，书能知姓名。”，出自「悲歌行。“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出自「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等等，李白描写“剑”的诗歌还有很多，大多是对剑术、剑法、以及通过对剑的描写来叙述某件事或自己的观点、喜好等。李白的诗歌中多次提到了“剑”，他的“剑”是侠客的标志，是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展示着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在古代的中国社会中“剑”既是一种非常尖锐的兵器，又富含有丰富的文化韵味。李白人从小就开始学剑，而剑术还不错。剑也是他的知音和至爱，甚至是他生命的化身。李白生活的年代正是唐王朝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当时的唐朝正处于国威远扬、万方臣服的大唐盛世阶段。李白“安社稷”、“济苍生”的理想在国土开拓、民族融合、边战频繁的现实刺激下，在开放型文化的熏染下，勃发为一种建功立业的奋怀。他的诗用自由的文笔把我国文学史上的“剑”描写得潇洒翩然、出神入化，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髓财富。（作者单位：绵阳师范学院）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绵阳师范学院李白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度科研项目，项目编号为LB14-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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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诗歌篇2
李白是盛唐诗歌的杰出代表，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浪漫诗人。诗人生活在盛唐时期，深受“儒”、“道”、“侠”等思想的影响，
生性豪放不羁，故而诗歌形成了飘逸豪放的浪漫风格。
一、李白诗歌体现的浪漫精神
在中国文学浪漫诗歌创作队伍中，李白可谓是无冕之王，独树一帜。以他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开拓了中国诗歌的艺术境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视野。他的诗“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正是李白诗歌飘逸豪放的浪漫特征的最好概括。李白的诗歌，从思想内容上看，浪漫精神时时流露；从形象塑造、体裁结构和表现手法看，浪漫特征处处彰显。
讴歌理想，抒发悲愤，是诗歌浪漫精神的重要内容。李白深受儒家“达则济天下“思想的熏陶，从青年起，李白就怀有”济苍生，安社稷“的抱负，并为理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希望建立不世之功。等待皇帝“赤车蜀道迎相如。”他说“申官晏之谈，谋帝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蔑视权贵追求自由是李白诗歌浪漫精神的重要特色。当政治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于是诗人郁结胸中的怀才不遇、英雄失意的情绪，随时在笔下喷出来：“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所追求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绝对自由在当时是不能实现的，他没有屈服于权贵，而是从思想（诗歌内容）到行动都表现出对权贵的极端蔑视与傲慢。
道家思想的影响使他更加向往访道求仙、游山玩水的自由生活。李白有时自称儒生，然而却不甘做一个皓首穷经而缺乏能力的儒生，他对儒生拘泥守常的生活尤其鄙视。他倾慕的是古代侠士们慷慨悲歌、豪迈放浪的生活态度和他们所奉行的游侠精神，所以他说：“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他敢于蔑视封建秩序和礼教，敢于打破传统偶像，嘲鲁儒，笑孔丘，平交诸侯，长揖万乘。
天地之道，得之于心，然后吐之为文章，这就是李白的诗歌。李白继承并发展了屈原的传统，他把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政治思想和道家愤世嫉俗的精神以及游侠思想中向往自由与反抗、救弱扶贫的精神结合起来，对祖国表示了热爱；对被压迫被损害的人民表示了真挚的同情；对封建制度所孵育出来的黑暗现象表示了深刻的憎恨的愤怒；对统治阶级中的权贵们表示了强烈的反抗和蔑视，他的积极浪漫精神确比屈原具有更广阔的内容。
二、李白的诗歌体现的浪漫特征
意象的壮美是李白诗歌浪漫特征之一。与诗人宏大的气魄和丰富的想象力相关联，李白的诗中常抒写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海茫茫去不还。”“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等等。
李白的诗歌篇3
再看《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谢灵运穿的带齿的木屐、传说中的东南桃都山上的天鸡、驾车的鸾鸟、神仙或隐士骑乘的白鹿等，无不恰切地融入诗歌之中，丰富着作者的想象，表现出诗人浪漫的情怀和迷惘、徘徊、幻想在政坛上呼风唤雨、不甘沉沦的复杂思想情感，氤氲出满卷墨香。
2.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李白性格中最主要的成分就是：
（1）狂放。李白豪放不羁，宛如脱缰野马，一切率性而为。即使身有家室，李白也毫不顾忌，决然抛妻别子。这种性格映射到诗歌创作中，便会营造出非凡的想象力，使诗歌形象超脱现实，令人耳目一新，产生强烈的冲击力。
《将进酒》中形容黄河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言黄河自天上来，为读者打开了一个遥远无极、纵目远眺的画面，豪气万丈;《蜀道难》一诗更是将狂放的性格挥发成浪漫主义色彩，“笔势纵横，如虬飞蠖动，起雷霆于指顾之间。”不仅仅是写景，而且那些更为鲜明地抒情言志的诗句仍然表现为狂傲放达、气吞山河之气。所以，李白也会狂放豪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更会放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可见其冲天志向。
从手法的角度审视，李白善于运用比喻、夸张、拟人和想象、联想，再加上他内在的翻江倒海、一泻千里的感情以及问鼎朝廷、普济天下的宏大志向，将浪漫主义文学推向高潮，影响深远。《梦游天姥吟留别》便是这种诗作的典范，最能体现李诗的浪漫主义风格，想象丰富，联想神奇，豪迈奔放，飘逸若仙。
（2）耿直。李白性格耿直，不肯向权贵屈就，鄙视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作派。《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毫不掩饰仇视官场的心态：“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大有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概。李白保持人格的独立，天生的与权贵格格不入，便因为直言上谏或者抨击朝政而得罪朝廷，最终导致他被赶出朝廷。然而，李白骨子里还始终存留着积极用世的思想，又渴望得到朝廷的重用。这就造成了李白悲剧的必然性：受赏识时，志得意满，口出狂言，受排挤或流放时，又悲愤至极，怨天尤人。这两种思想左右着李白，制造了李白大悲大喜的情感波涛，同时也催生出李白对出世与入世的深刻体验，产生了“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月下独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但又瞬间涌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雄心壮志。
李白的诗歌篇4
唐代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一个盛世标杆，一直被中外历史学家称为“最辉煌的朝代”。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控制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另外，南部的、西北的蒙古、东北的朝鲜等广大地区，这时也被迫承认中国的宗。陆地和海上贸易路线的重新开放，致使外国许多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以及商人涌入中国。
李唐皇族的“膻腥”血统，自然难以忍受儒家那一整套伦理规范，他们也崇尚儒学但并不“独尊”之，也弘扬佛学，却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限度。他们更喜欢注重个体生命完美实现的道家思想，把老子奉为自己的始祖。老庄道家对完美人性和自由的追求，就成为李唐皇族及其所统治的社会时代精神。儿媳可以被提升为妾妃，牝鸡可以司晨称帝，内宫可以与外臣晤面……那是一个充满着精神自由和恣意妄为的时代，甚至是一个权威消解的时代。人们无需戴着镣铐跳舞局囿于宫廷。“天涯何处无芳草”，建功边塞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游历名山大川状景抒怀亦是“不朽之盛事”，唐代作家把文学引向更广袤的大地人生，呈现出昂扬奋发的盛唐气象和蓬勃的青春朝气。如李白游成都时的作品《登锦城散花楼》所展示的大唐盛况：“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大唐诗人在盛世风潮的激励下，爆发出万般外向而且高昂激越的气概，不管是“张扬”还是“内敛”，都不再是大汉帝国文学那种流金溢彩、殿堂宫阙，而是更具体的现实生活状貌和切实的人生苦乐绘写。热情、爽朗、乐观、天真、富于幻想和进取精神、繁复多姿的人生内容与表现技巧相适应，形成一种浑然美――李白所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唐代文学流派纷呈，元白、韩柳、王孟、郊岛等诗歌流派竞繁，诗歌体式建构如古风、歌行、近体、格律和曲子词等诗体的多元实验，文学诸体式如小说传奇、杂剧、散文等，都得到淋漓尽致地尝试。在这个自由的时代，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学所有的历史积淀都在此得到了一次全新的发展和再创造。
唐代巴蜀，在全国诸多方面保持着领先地位，当时就有人将之概括为“扬一益二”。王朝一旦发生危机，巴蜀就必然地成为皇室的避难之所。仅举唐朝皇帝的避乱之所为例：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公元756年）奔蜀；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李希烈、朱之乱，奔避汉中，且急欲西幸成都；公元880年，唐僖宗避黄巢之乱，幸蜀至成都；公元886年，僖宗再幸汉中欲奔蜀。由此可见，巴蜀地区实为关系到大唐帝国安危存亡的战略大后方。所以明代的于慎行说：“唐都长安，每有盗寇，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
正因为巴蜀在全国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唐王朝多以重臣贵戚出镇巴蜀，而且这些人日后入朝拜相者极多。据统计，自唐宪宗元和元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在巴蜀大地担任三川节度使的93人中，大约每2名节度使中就有一人成为宰辅。出镇西川的历任节度使中，严武、韦皋、武元衡、段文昌、李德裕、杨嗣复、白敏中、李景让、高骈、陈敬u等人，皆为唐世重臣，声威显赫，或位居宰相，或爵至封侯，所以史书上有“西川为宰相回翔地”的说法。
正是巴蜀在唐代有着如此地位，导致“天下诗人皆入蜀”的盛况出现，“成都街头的登徒子”（闻一多语）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引发唐代文学的开始，而蜀人陈子昂则为唐代文学的奠基人。杜审言（杜甫祖父）和杜甫、刘希夷、沈俭期、张说、孟浩然、王维、崔颢、白居易、元稹、贾岛、岑参、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有过入蜀的经历。唐代诗人或漫步巴蜀大地，或抒写巴蜀前贤故事，或歌咏巴山蜀水。即如白居易《长恨歌》的“蜀江水碧蜀山青”、韩愈的“蜀雄李杜拔”等，最突出的是杜甫，世人对其“沉郁顿挫”诗风完美成熟的概括，指的就是他入蜀后的诗风大变。也就是说，杜甫诗歌中占篇幅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还是他的“蜀中诗”。歌吟巴蜀，几乎成为唐代文学创作最时髦的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白的出现就是一种必然。
巴蜀文化哺育李白
“天府之国”丰厚优裕的物质条件，“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致使巴蜀人悠游卒岁。川主、幕僚、乐妓沉浸在酒席樽前，高歌低吟，舞文弄墨，互竞才智，各领。成都的浣花溪、摩诃池（今天府广场一带）、张仪楼、合江亭、西亭、北池、武担寺等地，成为唐诗中显赫的艺术意象。《隋书・地理・志二十四》称：巴蜀地区“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人文风习则是“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唐僖宗在成都时，共举行了三次全国科举考试，中和元年（公元881年）户部侍郎韦昭度知贡举，放进士十二人，中和二年礼部侍郎归仁绍知贡举，进士二十八人，中和三年礼部侍郎夏侯潭知贡举，进士三十人。巴蜀地区成为实实在在的唐朝临时中心，成都确实起到了首都“南京”的政治作用。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就满怀激情地歌唱过成都的繁华景象。
李白是在巴蜀文化哺育下获得成功的。他少年时读蜀中先贤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感概数多，共鸣强烈，飘飘然有凌云之气。他自己承认说：“每思欲遐览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苍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他直至津津乐道的是昔日蜀中人生的完美：“忆惜作少年，结交赵与燕。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留别广陵诸公》）友人为53岁时的李白画像还是：“袖有匕首剑，怀中茂陵书。双眸光照人，词赋凌子虚。”（崔宗之《赠李十二白》）这种饱受巴蜀文化熏染的地域人文性格，就是他在《与韩荆州书》所回顾的：“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文学创作最需要的是独创，需要的是“写出自己的真实情感”。巴蜀地域人文性格早有“蜀先称王”与“戎狄之长”标新立异传统。从司马相如对齐国与楚国“乌有、亡是”的蔑视，到李白苏轼的“嘲鲁儒”等，都属于“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流风使然。李白在蜀中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影响是：“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所以才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仲尼且不敬，况乃寻常人”（《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等大胆骄狂之语。
李白称老子为“吾祖”，诗云：“至人洞玄象，高举凌紫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九》）。道家哲学之祖“西出函谷关”时，是否真的留下“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话语，还有老子是不是真正地进入过巴蜀，我们不必深究，但“巴蜀半道，尤重老子之术”的社会风习浓郁，则是事实。正因为有这样的社会基础，东汉时期的“张天师”，在进入巴蜀大地后，依凭蜀中浓郁的道家哲学氛围和仙道思想，借助巴蜀大地“巫风盛行”和多种驱鬼除魔法式，终于创立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
李白对老子、庄子以及道教神仙等的孜孜以求，终身寻觅，确实与他早年所受家乡民俗风习熏染有关，也和他青少年时期与蜀中方士大量密切交往有关。以至于杜甫曾对症下药地规劝他多注意修仙练道养生之术，个性不要太张狂：“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李白眼中的神仙形象（实为现实中的道士）众多，如“中有绿发翁，披云卧松雪。不笑亦不语，冥栖在岩穴。”（《古风五十九首之五》）等。他自己也说“一樽齐死生，万事固难审。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月下独酌》）
李白笔下的巴蜀意象
李白的诗歌作品蕴涵着深厚的道教文化内涵。近千首诗歌中，有一百多首与道教神仙信仰有关，其仙道思想或直接表现于游仙诗中，或蕴于山水诗中，或潜藏于送赠诗中。表达方式便是大量神仙故事、道经典故和术语的运用。这都是他“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等蜀中生活意象的再现。他作品中经常出现对其一生构成影响的仙道术士如司马承祯、吴筠、元丹丘、胡紫阳、赵蕤、贺知章等。其《元丹丘歌》唱道：“元丹丘，爱神仙。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常周旋。常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又说：“云台阁道连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还有“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云海，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农之故乡，得胡公之精术”（《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等。李白在《汉东紫阳先生碑铭》中说：“因遇诸真人，受赤丹阳精石景水母；故常吸飞根、吞日魂，密而修之。”李白甚至告诉元丹丘，自己已经修炼成功仙道养生法：“我有锦囊诀，可以持君身。当餐黄金药，去为紫阳宾。”（《颍阳别元丹丘之淮阳》）司马承祯曾说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李白游仙访道，烹炼并服食过金丹，潜心修炼过内丹，佩过符，主要修炼法门大都实践过，晚年正式入道，是地道的道徒。他自述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如《古风五十九首之十九》的“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他对巴蜀自然风物的歌咏，往往蕴含着或隐或显的仙道内容。如《登峨嵋山》：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青冥倚天开，彩错疑画出。泠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云间吟琼箫，石上弄宝瑟。平生有微尚，欢笑自此毕。烟容如在颜，尘累忽相失。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
李白的诗歌篇5
暮从碧山下， 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
相携及田家， 童稚开荆扉。
绿竹入幽径， 青萝拂行衣。
欢言得所憩， 美酒聊共挥。
长歌吟松风， 曲尽河星稀。
我醉君复乐， 陶然共忘机。
李白（公元701年-公元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这里的终南山指的是在陕西省关中地区南面的山，也称秦岭。当时多有隐士居于此地。这首诗写诗人在朦胧的月色下过访一位姓斛斯的隐士，并与他一起临风吟唱、饮酒言欢，陶醉于幽美景色中的乐趣，表现了诗人在长安时期生活和思想的一个方面。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开头四句用铺陈的笔法描写傍晚时节的月光山色，准确地表现了薄暮冥冥中深山空谷光线和色泽的那种细微幽眇、不易察觉的变化。“下”和“归”两字用得极为生动恰切。分为两层来说。一，暮色最早是沿着山边渐渐弥漫开来的，而皎洁的明月却正当此时悄悄爬上了山林的上空。这种难以捕捉的微妙变化，经过诗人的描写，从视觉上就形成了可以感触的具体形象。二，两句关联，暗中点明了诗人过访斛斯山人的实践和行踪。“却顾”两句紧承一、二句说，待我回过头来看看所走过的小山路，只见一片苍翠铺满了幽深的山谷。一个“横”字，写尽了天光渐暗，远远望去，朦胧中只能见到苍翠深碧而别无所见的感觉。这几句描写中，诗人炼字炼句意在寓情于景，表现自己对大自然的喜爱。
“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者四句是对于山间生活环境的描写。描写的线索沿着路行一贯而下。荆扉、绿竹、幽径和长丝拂荡的青萝，构成了一幅诗意盎然的清幽的画面。这里既无车马的喧闹，又无鸡鸣狗犬，客观景物的描写寄寓着诗人对隐居世外的向往。可以看出，全诗从起始四句到中间四句，随着描写的展开，诗人的感情逐步得到了深化。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这几句写诗人与主人饮酒的欢乐情形。由此以前，诗人虽然没有正面描述山庄主人的志趣、形象，但是透过对主人生活环境的描写意境足以表明斛斯山人是一位隐士，而且定然与诗人世界观中那种避世隐居的理想有一拍即合之处。所以他们开怀畅饮，倾诉心曲，甚至忘情歌吟，几乎忘记了时光的流逝。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月明星稀的时候，主客双方都陶然沉醉在一片重返自然、与世无争的心绪之中。这么一结，全诗就贯通了。前此所有的描写，都有力地烘托了这两句所表现的情绪。换句话说，上面三层共十二句为最后两句蓄足了势，所以最后两句点明全诗之旨就显得更有力。
李白的诗歌篇6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江陵，见到了受三代皇帝崇敬的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对李白，称赞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此后李白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寓居在（今湖北省安陆市）。他到处游历，希望结交朋友，干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十年漫游，却一事无成。他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各地，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济宁）。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诗名满天下。天宝初年，由道士吴筠推荐，唐玄宗召他进京，命他供奉翰林。不久，因权贵的谗言，于天宝三、四年间（公元744或745年），被排挤出京。此后，他在江、淮一带盘桓，思想极度烦闷，后来又遭遇一系列打击，最终病逝宣城。
李白素有“安社稷”、“济苍生”的理想，这种理想在国土开拓、民族融合、边战频繁的现实刺激下，在开放型文化的熏染下，勃发为一种建功立业的奋怀。这种渴望建立盖世功业的思想一直贯穿于李白的一生，也深深地浸透于他诗歌的剑意象之中。
唐代的长安自汉以来有着浓厚的侠文化传统，尤其是关陇一带人民“融合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的生活习惯更是侠风盛行的沃土。对于胸怀壮志的文人来说，任侠成为他们功业意识的一种寄托，他们“渴望通过古代游侠那种偶逢知音便平步青云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佩戴一把光彩照人的宝剑则是显示游侠身份的必须。李白生活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况且游侠精神“流动着青年人的活泼泼的情感和新鲜的血液”，充满着“乐观奔放的时代旋律和火一般的生活欲望、人生宣泄”。这更与他酷爱自由、张扬个性的天性不谋而合。
血管里涌动着的游侠精神使李白对剑特别钟爱。诗人一生佩剑，年轻时“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白马篇》），年老时“边尘染衣剑，白日凋华发”（《禅房怀友人岑伦》），求谒时“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醉酒时“醉来脱宝剑，旅憩高堂眠”（《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高兴时“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少年行二首·其一》），失意时“倚剑增浩叹，扪襟还自怜”（《郢门秋怀》）。他的许多朋友也佩戴着光彩照人的宝剑。《夜别张五》：“龙泉解锦带，为尔倾千觞。”《君马黄》：“长剑既照曜，高冠何赩赫。”《赠崔侍郎》：“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在异常广阔的空间之下，诗人倚剑而立，俯视苍茫大地，不禁情绪激昂、感慨万千！《发白马》：“倚剑登燕然，边烽列嵯峨。萧条万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扫清大漠，包虎戢金戈。”《登邯郸洪波台，置酒观发兵》：“观兵洪波台，倚剑望玉关。请缨不系越，且向燕然山”“遥知百战胜，定扫鬼方还。”
李白的诗歌篇7
李白作为一代诗坛天骄，在后世享有极大的声誉，他以自己气挟风雷的创作影响了一代代的诗人。其中李贺更是深受其影响，两人在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上颇具有相同特点。
首先，二人都运用了大胆肆意的想象，都是用超凡的想象构造阔大的空间。将想象、幻想、夸张并行。李白的“狂风吹我心，直挂成阳树。”(《金乡送韦八之京西》)、“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真是匪夷所思，想落天外。“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更是以奇特的想象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而“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前两句写自己幻想中遗世独立的情趣，结尾处表现了安史叛军对中原百姓的蹂躏，表达了诗人对百姓的同情。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让人感到的却是高度的真实。在读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时，不能不被诗人绵长的忧恩和不绝的愁绪所感染。
李贺在想象方面毫不逊色。他的诗首先给人的印象是生动活泼，毫不拘束地驰骋天上人间，而且在构思和艺术想象上独具创作性，令人惊叹不已。如他的《梦天》：“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弯佩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突出体现了李贺的浪漫主义特色。但由于李贺性格孤僻，诗歌多为对心灵世界的开拓，想象奇异荒诞，是一种病态的天才的幻想。“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感讽五首》)、“百年老鸦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等等，在这些诗句中，作者用怪异的想象写荒芜的山野，惨淡的黄昏，阴森恐怖的墓地，令人读后不禁毛骨悚然。
其次，二李的诗歌都有非常强烈的主观色彩，在情感的表述上不掩饰，不节制，而是一任激情奔泻。李白的诗是一种感情流，侧重抒写豪迈的气概和激昂的情怀。“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体现了洒脱不羁的气质和傲世独立的人格。他人京去做官，就“仰天大笑出门去”，他政治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喷涌而出的情感跌宕起伏，让人直接感受到心灵的震撼。
李贺虽才华过人，热爱生活，富有理想，却仕途失意，因此悲愤的情感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掀起了激荡的波澜。故他的诗歌多抒发这种怀才不遇的愤慨：“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临歧击剑生铜吼。”(《开愁歌》)，表达了他壮志未酬，旋即委顿，如空谷幽兰独自开谢的情怀。这是对不重视人才的现实发出的悲愤控诉。
二人都用强烈的抒情表达自己的思想，具有浓烈的主观色彩。但是李贺终究不是李白，他们的诗歌在相似之余还有许多的不同之处。
其一，二人诗歌的气概不同。
李白的诗歌气势奔放，讲究纵横驰骋，一气呵成，具有以气夺人的特点。意象多为大江大河、大鹏、高山沧海、巨鱼长鲸。如“大鹏一日同风起，传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以大鹏自喻，在这浩大的气势里体现的是自信与进取的志向和傲视独立的人格力量。又如：“登高壮观天地问，大江茫茫去不还。黄河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声势雄伟之极，给人以一种崇高感。即使轻飘飘的雪花，在诗人眼中都是“燕山雪花大如席”。
李贺的气魄，相较之下就略显狭隘，以哀愤孤寂之思，作晦涩之调，喜用“鬼”、“泣”、“死”等字人诗。这些诗意境清冷哀艳，阴气森森。如诗句“桂叶刷风桂坠子，青狸哭血寒兔死。”(《神弦曲》)、“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冷艳奇险自成一家，组成一幅幅冷艳的图画，表现悲哀美。
其次，二人的诗歌都注重抒情，注重自身情感的表达，但抒情方式却大不相同。
李白的抒情是火山喷发式的，情感一旦喷薄而出，就宛如天际的狂风和喷溢的火山。“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一开篇便排山倒海使人无法抗拒。相对来说，李白更喜欢乐府和歌行体，用这种较为宽松的题材体现他诗歌创作发兴无端，气势壮大的个性特征，抒情更为直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者无畏的狂傲气势在一瞬间喷涌而出。“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开篇即以散文句法，直抒烦忧，表现了诗人奔涌无羁的思想情感。
而李贺则较擅长用一种凄寒、哀怨的格调借助某件事、某个形象来抒发自己的情思。这种用血泪铸就的诗文，使人读来字字含血，句句含情。如《金童仙人辞汉歌》：“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汉月”、“清泪”、“衰兰”、“老”，一系列清冷意象的排列，借助金童仙人离京的历史故事，曲折的抒发了自己离开京都的悲思，表达了作者对时代变迁的感慨。凄寒的语句折射了当时文^对社会的失望。李贺多写鬼诗，被奉为“诗鬼”，如“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久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苏小小墓》)，这首著名的“鬼”诗以写景来写飘飘忽忽、若隐若现的鬼魂形象。凄冷的景象渲染了哀怨的气氛，人们从小小的悲剧性鬼魂的形象上看到了诗人的影子，感到诗人那种哀激孤愤炽热如焚的肝肠。
第三，二人的语言风格有很大的不同。李白生性豪爽，喜欢明丽的色调，当他新潮奔涌时，语言往往是清新中有雄壮，如他脍炙人口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名篇，语言极富艺术感染力。而当他不是那么激动时，语言则显得天真率直，仿佛脱口而出的白话。比如：“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古朗月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语言质朴易懂，清新明丽。“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玉阶怨》)、“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明丽、优美的意象、清新爽 朗的语言风格极大的丰富了李白诗歌的艺术蕴含，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体现了诗人不苟同世俗的高尚人格。
李贺在诗歌的语言创新上也有惊人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他最善于运用精美华艳的怪诞材料和词汇，尤其是富有美学意义的神话传说，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一种异想天开、从未有人说过的语言。真是要“呕出心血乃已耳”。如用“羲和敲月玻璃声”(《秦王饮酒》)来描写太阳，用“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马诗》)来描写骏马。另外，诗人在语言上还善于化腐朽为神奇，化平易为惊险，把诗中所有的客观景物一律加以美化。如《浩歌》诗开头四句：“南风吹山做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咸巫几回死。”前两旬幻想纷呈，雄起诡异，却又把沧海桑田的意思弯曲而鲜明的表现出来；后两句两两对比：一是将仙人与彭祖咸巫进行明比；二是将后者与普通人进行暗比。这样层层对比，“人生几何”的意义就更加明显。李贺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诗歌史上，他都可以说是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的天才诗人。
在这些诸多相异之处的背后，有更为深刻的原因。二人虽同为唐代诗人，同被后人奉为天才，但不同的出身、环境、经历等诸多因素造成了二人诗歌艺术特色的不同。
首先，二人出身不同。李白的身世虽然是一个谜团，但是从他的诗歌及生活中可以看出他应该出生于一个富有的、极富有文化教育的家庭，并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对儒墨道等各家思想兼收并蓄。不但会动笔作诗，而且能论兵击剑、游仙任侠。这样的出身，使本来就极富天赋的李白更平添了一丝狂傲，于是便有了“千金散去还复来”的大气，有了“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气魄。
而李贺，则出身于没落的皇室后裔家庭，他极有天赋，且自视甚高，常以“皇孙”、“宗孙”、“唐诸王孙”自居，但因家族早已败落，家境贫寒，他希望通过致身通显获得较高地位的愿望，只能成为一种幻想，并由此出现沉重的失落感与屈辱感。于是，诗歌也多哀愤之思，多晦涩之调。让千年后的我们，依然可以深深的感到诗人凄凄的伤感之情。
第二，二人的经历不同。李白二十岁时开始蜀中漫游，接着又离乡远游，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秀丽奇伟的山川，给予了他无穷的启迪。虽曾做过翰林供奉，但不久便被赐金放还，再度漫游。较广的阅历与人生经历给予他老练的洞察力、坚忍不拔的品格及乐观、自信、永不言败的精神。即便是政治失意，离开长安时他仍吟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直至晚年他仍然壮心不已。李白很有天赋，他一生都在试图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但却天生一副做骨，一副傲岸超迈的气概，这也注定了他的一生必然是丰富多彩而又刊刻多舛的。
而李贺却因封建礼教的限制，不得参与进士考试。后虽荫举做了个从九品的奉礼朗，但却在二十七岁时英年早逝。李贺颇有天赋，成名甚早，名震京华，但却一生不得志。他只得将生命投入到诗歌创作中，骑驴吟诗，苦吟成性，呕心沥血，想象奇特，境界别样。由于他的短命生活，经历简单，阅历不足，诗歌内容单薄，过分追求奇、怪，流于晦涩荒诞，创作断断续续。
李白的诗歌篇8
一、李白的乐府诗颇具“古韵”
乐府诗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李白生活的唐代，都是一种经典性的作品，超过了文学本身的价值。经典难以超越，但却可以将它的精华延续下去。李白的乐府诗继承了乐府诗的形制、题材等，古典意象丰满，颇具“古韵”，延续了一种典雅之风。李白的乐府诗不管是在清代王琦《李太白全集》还是在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都收录了一百多首。根据现在的研究统计，具体数目为：前者中收录149首，后者中收录159首，约占李白现存诗歌总数量的七分之一。可以判断，李白实际创作的乐府诗数量更多。就创作拟乐府的数量来看，李白似乎要比鲍照、谢眺、萧衍这些以拟乐府著称的诗人都要多，并且不减乐府的“古韵”，颇具乐府的古雅风貌。在这些乐府诗中，李白大量地使用乐府古题、旧题，包括汉魏古题《长相思》《怨歌行》《少年行》等，南朝旧题《乌栖曲》《大堤曲》《乌夜啼》《夜坐吟》《上云乐》等。从而，李白乐府诗的题材和内容也与古乐府有很多相似之处。李白的一些乐府诗，如《于田采花》《王昭君》《东海有勇妇》《秦女休行》等篇，从题材、内容、立意、语言上纯粹是拟古。所以说，在文人的拟乐府中，李白的乐府诗是非常像古乐府的。胡震亨《唐音癸鉴》说“李白诗祖，宗汉魏，下至徐、庾、杨、王亦时用之。”
二、李白的乐府诗具有阴柔美
李白是一位以豪放风格为主要特征的诗人，难以置信的是李白诗歌在阳刚美的主体特征下，也有一部分诗歌具有阴柔美，其中主要是他的一部分乐府诗歌。继承汉魏乐府的风雅传统是李白乐府的主要特点，不过李白也有18首清商曲辞，这些具有南朝乐府柔媚的特色。如，李白模拟的《大堤曲》就是以宫体而闻名的梁朝简文帝萧纲的原创之题。清代王琦在李白《大堤曲》一诗下按曰：梁简文帝作《雍州十曲》，内有《大堤》《南湖》《北渚》等曲，其源盖本于此。实际上，仔细统计《乐府诗集》《李太白全集》所收录的乐府诗，以女子为题材的有三十多篇，除了少数篇章是纯粹拟古、贯穿古雅精神以外，其余的都是极富阴柔美之作，尽显女子风情。李白以女子思夫为主题的乐府诗写得婉转清丽，非常动人。如，这首《捣衣篇》：闺里佳人年十馀，颦蛾对影恨离居。忽逢江上春归燕，衔得云中尺素书。玉手开缄长叹息，狂夫犹戍交河北。万里交河水北流，愿为双燕泛中洲。君边云拥青丝骑，妾处苔生红粉楼。楼上春风日将歇，谁能揽镜看愁发。……
此诗虽然牵涉了戍边，但颦蛾、玉手、红粉楼等具有暗示意义的词汇堆砌浓密，使诗篇显得纤弱、妩媚，尚有南朝萧纲等人宫体乐府的遗风。从此，可以看出李白的诗歌风格具有多样化的特征，阴柔美是李白乐府诗歌风格的一个方面。
三、李白的乐府诗创新意识强烈
李白的乐府诗虽然“古韵”浓厚，但新风也很明显。如上面的《捣衣篇》，虽然尚有南朝遗风、与宫体乐府难以撇开关系，但其中的婉转流畅、灵活的典故、鲜活的意象，在文人拟乐府中却是只有李白一人可为。再如，在题目与题材上，李白的乐府诗内容更宽广了。与南朝的宫体乐府、艳体乐府相比，李白的《玉阶怨》《春日行》《妾薄命》等乐府诗具有明显的揭露、映射现实的创作意图。最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怨歌行》，作者自注曰：长安有内人出嫁，友人命代为《怨歌行》。内人出嫁也就是改嫁，在这首乐府诗里李白的笔触直接接触到了底层社会现实。在写法上，李白的乐府诗最大的特色是白描，像以上那首《捣衣篇》中繁缛的辞藻堆砌是少数。来感受一下李白的《大堤曲》：汉水临襄阳，花开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泪向南云满。春风无复情，吹我梦魂散。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断。
如果与南朝萧纲的《大堤曲》做一个对比，李白乐府诗的变化是巨大的。至于说李白的乐府诗《子夜吴歌》，写法的变化就更大，其三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这首乐府由创作手法的变化，发展到了思想内涵、诗歌境界的更大创新。
李白是大量创作乐府的诗人。李白乐府诗在继承乐府诗传统的同时，又能变创其体，可谓是厚古不薄今，是独具特色的李家之一体。李白乐府诗的审美价值表现在：在基本风貌上古雅本色，在风格上具有阴柔美的一面，在创作的主观意识上创新强烈。
参考文献：
李白的诗歌篇9
当我们阅读了《诗经》《离骚》、汉魏乐府、六朝民歌，又读了杜甫、元结以及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前后比较，发现李白正处于这一变化的激流之中。他继承了前代人的一切优良传统，而又为后来新乐府的创作作了充分的准备。李白的乐府已不同于旧的乐府了。
李白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居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的诗作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优美的典型形象，长久地给人们以美的享受。杜甫曾称赞李白诗作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诗的成就所以这般高，是同他向民歌学习，特别是创造性地继承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分不开的。
郁贤皓在《李白选集序》中说道：“李白诗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他的乐府诗，其现存乐府诗一百四十九首。他沿用乐府旧题，在传统规定内加以变化。他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扩大题材，改换主题，恰恰相反，他是在继承前人创作总体性格的基础上，沿着原来的主题、形象、气氛、韵律向前发展，即在同一方向上把这题目写深、写透、写彻底，发挥到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境地，从而使后来的人难以为继。”
二、李白――新乐府的开创者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概括的说，唐代以前的乐府诗就是旧乐府诗，唐以后诗人自立新题写的乐府诗就是新乐府诗。
新题乐府的开创者是杜甫还是李白，一直是文艺界争论的话题之一，在我看来新题乐府的开创者实为李白。首先，杜甫确实是创作新题乐府诗的先驱之一，其最早的新题乐府《兵车行》写于天宝十载，安史之乱中还写有《哀江头》《悲陈陶》《悲青坂》等，均收入《乐府诗集》。但有名的“三吏”、“三别”却未收入，令人费解。即便加上“三吏”、“三别”，也不过十余首。比起李白来，不仅创作时间上迟了一步，而且作品数量上也少得多。李白最早的新题乐府诗《峨眉山月歌》作于开元十二年，因它的平仄不符合七绝的要求，所以李白才将此诗诗题名为“歌”，显然他是作乐府新题处理的。第二年即作《荆州歌》《横江词》（六首）《东山吟》《白毫子歌》，开元二十二年作《襄阳歌》《元丹丘歌》《江夏行》《江上吟》等，此后，新题乐府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势头之盛，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他的五十三首新题乐府诗有力地说明李白是唐代新题乐府诗的开创者。而杜甫的新题乐府诗是在李白的影响下才出现的，开创之功不在杜甫。
三、李白创作乐府的动因
格律诗早在初唐时期就已成熟，在盛唐时期更因为行卷和女乐传唱等因素蔚为大观，而身当其时的李白为什么偏爱创作乐府诗歌，并作了如此之多，主要有三个方面因素。其一，源于李白的“大雅观”和诗歌复古思想，因其诗歌复古倾向，使他偏重于创制乐府诗歌。其二，与其多才多艺、唱制娴熟有直接的关系，多才多艺给了他的创制乐府诗歌以极大的便利，于是乐此不疲。其三，李白创作乐府诗歌的动因，不能排除其借女乐自娱和扬名的因素，在李白这类乐府诗歌里塑造了一系列追求爱情、敢爱敢恨、或受礼教摧残的女性形象。
除以上三个方面因素外，当然也不能排除乐府诗歌本身的形式优长对诗人的吸引力。乐府杂言歌词在章法、句式上参差错落，不拘一格，其形式既扬《诗》《骚》之长，又弃其弊。
四、李白对乐府诗歌的继承
汉魏六朝是乐府诗创作的高峰时期，作者多、作品多，然而散佚也多，有待加工的也多，这个任务应当说历史地落在唐代诗人身上，可惜唐代诗人大多专注于创作，忽视了对历代乐府的收集整理，只有李白对传统的乐府旧题作了大量的加工整理与挖掘创新的工作。李白对传统乐府旧题的挖掘整理可分为五个方面。
（一）对乐府旧辞的语言加以修改锻炼，以达到凿璞为玉的功效。
例如李白对《独漉篇》的改编。原作语言精练，但是过于朴实粗糙，有些语句语意不明，特别是最后两节不连贯，李白将“报父冤”改为“雪国耻”，以“鹏搏九天”收尾，浩气磅礴，实为点睛之笔。
（二）将文不对题的乐府旧辞尽力根据史料依题立义。如《幽州胡马客歌》古辞写“剿儿常苦贫”，又写“男女共燕游”，既不统一，也不很切题。李白作新辞极力描绘边塞士卒的豪迈气概：“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笑拂双只箭，万人不可干。弯弓若转月，白雁落云端，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这才真正挖掘出了这一乐府旧题的本义。
（三）有些乐府旧题无古辞，或者由于年深月久，词已亡佚，李白根据旧题所流传的故事加以增补。如《梁甫吟》本无古辞，《三国志》所谓“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正好说明《梁甫吟》不起自诸葛亮。郭茂倩的《乐府解题》也解不出《梁甫吟》的本义。只是猜测地说：“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这显然不得要领，诸葛亮隐居隆中怎么好唱葬歌呢？张衡《四愁诗》云：“我之所爱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甫艰。”显然有奸臣当道，难近君侧之意，《梁甫吟》当是隐士之歌。李白的《梁甫吟》正是从这一角度生发题意：“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李白的新作，显然有拨乱反正之意。
（四）有些乐府旧题的古辞，立意实在欠佳，不足以垂示后人，所以李白要另铸新辞。例如梁朝王筠的《游侠篇》，竟有“侠客趋名利，剑气坐相矜”这种诋毁侠客的句子，这当然是李白所不能容忍的。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对侠客的评价很高：“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所以李白的《侠客行》重新塑造了一个“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豪侠形象，可谓郑重地为乐府歌词中的侠客形象正了名，纠正了旧题乐府的失误。
（五）有些乐府旧题立义本佳，具有独立的美学价值和讽谕意义。可是后人尤其南朝诗人的拟作，往往偏离原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辞的价值和意义。于是，李白便努力以自己的创作重新阐释本义。
李白以振兴乐府为己任，发掘，加工整理乐府旧题，继承了前人的一切良好传统，他的歌行和他的乐府，虽体制不同，实互相融会。这固然是李白创作上的特色，但也有历史上的渊源和前人创作的根据。《诗经》虽不以乐府名，实为周之乐府。李白在《古风》第一首中提到“大雅久不做，吾衰竟谁陈”？就是宣誓他要继承《诗经》的传统，主要是继承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比兴手法。
李白在盛唐时代精神的哺育下，养成了一种感情奔放，乐观激愤，兴奋超越抑制的心理特征;他的理想，他的苦闷，他的忧伤，都具有当时思想解放浓厚的时代特色――狂放的理想主义。
乐府的变化，不是孤独的或者偶然的现象，也不单纯是作家个人主管的愿望，而是和一定的时代文风和乐府本身流传变化的规律相联系的。乐府古调陈陈相因，传到盛唐时期，老化到再也不能按原板眼歌唱了，不得不为新起的绝句小诗所代替，其后又不得不为词所代替。从杜甫到元稹所写的新乐府，论其内容可谓“缘事而发”，但能唱者绝少。李白处于盛唐，在整个文化领域（诗歌、散文、绘画、雕塑、音乐、书法等）发生剧烈变化而臻于成熟的潮流中，他在乐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与其说他是旧乐府的终结者，不如说他是新乐府的催化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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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继琢.《谈唐代新乐府的几个问题》.《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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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立增.《李白乐府诗研究综述》.《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2003，（2）
[7]杨立群.《论李白乐府诗的历史内容》.《榆林学院学报》2007，（3）
[8]雷乔.《李白乐府诗复变关系之再考察》.《第二届乐府与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
李白的诗歌篇10
李白诗歌中的天上飞禽有鹤、鸿、燕、雀、白鹭，大鹏、凤凰、鸳鸯等。可以说我们翻阅李白诗集的同时，耳闻目睹了黄鹄飞翔、莺歌燕舞、仿佛走进了一个种类繁多的飞禽世界。据统计从李白诗集中得到的鸟类名称约有60多种，如“春阳如昨日，碧树鸣黄鹂。”（《秋思》），“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长相思》），“孔雀东飞何处栖，庐江小吏仲卿妻”（《庐江主人妇》），“宫女如花春满殿，只今惟有鹧鸪飞”（《越中览古》）。李浩在《唐诗的美学阐释》中明确的将李白笔下的禽鸟分为两组：一组是实际存在的鸟类（即鸟类的普通意象），如鸡、燕、布谷等；另一组则是神话或传说中虚构出来的鸟类（即鸟类的虚拟意象），如大鹏、凤凰、青鸟、天鸡、跤乌等，这一类意象多带有典故本身所具有的原型性特点，同时又积淀着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李白的诗充满神奇瑰丽的色彩。”
在众多的鸟类中，李白最钟情的是虚拟类意象大鹏，他发挥奇特的想象，笔落天外，在他的诗文中精心描绘了大鹏这一文学意象。李白少时曾作《大鹏遇稀有鸟赋》，中年后改为《大鹏赋》；“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抒写志向；他在《古风十三》中写道：“北冥有巨鱼，身长数千尺。仰喷三山雪，横吞白川水。凭陵随海运，棹赫因风起。吾观摩天飞，九万方未已。“描绘了山巨鱼化成的拍击万里的”摩天飞“的大鹏；去世前作《临终歌》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又一次借大鹏表达了自己的心志。从这三部咏大鹏的诗作，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李白是怎样从浪漫走向深沉，在由深沉走向悲慨；也可以把握诗人如何从幻想的境界进入残酷的现实，在由残酷的现实走进永恒的幻想。大鹏志在千里，李白志在四方，李白与大鹏的气魄相同，大鹏之举，需待六月之息，而其一举，则“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泵奔”（《大鹏赋》）。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学剑术，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上韩荆州书》）。李白笔下的大鹏虽然是对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意象的发挥，但李白笔下的大鹏与庄子笔下的大鹏被赋予的寓意不完全一致。他汲取了庄子恢弘辽阔的气魄、蔑视世俗的傲骨，把大鹏看成是自己的化身，对大鹏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赋予大鹏以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孤傲不逊的性格。
李白笔下的众多鸟类中还较多的是神仙坐骑，比如白鹤和凤凰。白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鹤本身就具有长寿、吉祥的寓意，并且常常和神仙、仙境联系在一起，所以白鹤也成为了神仙坐骑的一种。在《感兴八首・其五》“欲逐黄鹤飞，相互向蓬莱。欲乘鹤而起，向蓬莱而飞，飘然出尘。”中非常形象的描写了白鹤的“飘然出尘”的气质以及悠然自在的逍遥，这些都是与神仙气质相符合的。传说王子乔吹箫引凤，他便乘风而上，羽化为仙了。此后凤凰也归为神仙坐骑的一类。李白在他的诗歌中也有非常多以凤凰为坐骑的诗句。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猛虎击鼓，凤凰拉车，仙人多如麻。又如《飞龙引》中“宫女颜如花 飘然挥手凌紫霞 从风纵体登鸾车。登鸾车，侍轩辕。遨游青天中，其乐不可言。”以及“后宫婵娟多花颜，乘鸾飞烟亦不还。”都是描写诗人梦想乘“鸾车”遨游天际的情景。还如《凤凰曲》中“青鸾不独去，更有携手人”。
二、兽类意象
李白诗集中还出现了许多兽类意象，根据对《李太白全集》的粗略统计，发现其中兽类意象有：龙（骊龙、夔龙、蛟龙）、虎、豹，龟、蟾蜍。长鲸、麒麟、猕猴等40种左右。李白诗歌中的兽类意象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际存在的兽即兽类的普通意象，如虎、豹、鹿、兔等；另一类则是神话或者传说中虚构出来的兽类即兽类的虚拟意象，如龙、巨鳌、麒麟等。
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兽类意象中，李白喜欢写鹿。在他的诗歌中多次提到鹿、麋鹿、白鹿，而鹿多和仙人或者仙境联系在一起成为神仙的坐骑。李白笔下的鹿寄托了他寻仙墓道、退世归隐之意。白鹿的意象也多和神仙联系在一起，也和他的游仙诗联系在一起，诗人或欲骑白鹿访名山，或欲乘白鹿谒天门，或欲借白鹿从仙人，在这些奇思妙想中流露出渴慕仙道之意。
跟鹿一样，李白诗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虚拟的意象就是“龙”，龙集许多动物的特征于一身：驼头、鹿角、牛耳、蛇身、鱼鳞、鹰爪等，是万兽之首。在李白诗歌中龙主要是以青龙的形象为主，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合称为四方之神，为道教所信奉。龙在中国古达传统文化中有着无比尊贵的地位，同时也是中华汉民族的图腾崇拜，所以很多神仙的坐骑都是龙。李白诗歌中众多的龙意象折射出了诗人思想的复杂性，既有借飞龙去寻仙，不问人间世事的归隐之念，又有攀龙附凤、辅佐帝王、建万世功业的进取精神。
三、虫鱼意象
李白诗歌中还有一些虫类动物的意象，如：蝴蝶、蟋蟀、春蚕、蝼蚁、流萤、秋蝉、海鱼。鲤鱼等。如“春风尔来为阿谁，蝴蝶忽然满芳草”（《山人劝酒》），“悄结思幽，蟋蟀伤褊浅”（《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鞠歌行》），“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泥古二十首》其八），“昔视秋蛾飞，今见春蚕生。”（《古风》二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李白的诗歌中虫鱼类意象没有深意，就不具体分析了。
动物意象作为融入了诗人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早在诗经、汉乐府和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中就有了。李白对动物意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李白诗歌扩大了动物意象群，凡是生活中、自然界中乃至人们观念图腾中具有的，都在他的诗歌中有所再现。其次，李白的诗歌丰富了某些动物意象的内涵，就是借鸿雁传书寄托了对朋友的思念。另外李白诗歌中的动物意象也包含了诗人个人的人格精神。比如李白诗歌中的大鹏体现了他的自信豪迈、傲岸高洁；他笔下的龙有时候是帝王的象征，表达了他辅佐帝王建立万世功业的理想，有时候又成了他寻仙访道的使者，表明了他的归隐之念。
参考文献：
李白的诗歌篇11
18世纪的诗人、政治家Soame Jennyns开创了西方翻译中国唐代诗歌的先河，英译后的李白诗歌逐渐进入西方人的视野。此后，Pound、Waley、Lowell、Bynner、Obata、H.A.Giles等一批批译者也分别对李白诗歌的西方英译做出了贡献。然而，无论是翻译自由体还是律诗，这些西方译者的译作中都存在着一种突出的创造性叛逆――有意误译。
一、李白诗歌英译中的有意误译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体现了翻译活动中的文化交流、碰撞、变形现象，误译便是译者创造性叛逆的一种情况。绝大多数的误译都属于无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然而，有意误读就像是一种“另类”误读，它的存在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增添了多元化色彩。谢天振在《译介学》一书中认为，有意误译是“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语境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有意误读虽然不能反映原文的表层意义，但仍是以忠实原则为基础，是译者因受某种目的的操控而在翻译中主观地不忠实于原文信息。为了传达原文的形式、内容风格和语言效果，译者发挥了主观创造性，相比之下，无意识型误译则不涉及译者的主观意图。因此，无意误译可视为错译，而有意误译却不能笼统地归属为错译，而是译者的“别有用心”。
在李白诗歌西方英译的众多版本中，也存在多处体现译者创造性叛逆的有意误译现象，这些包含译者主观意图的有意误译，大致可分为语言文本层面与文化层面的有意误读两种类型。
1.语言文本层面上的有意误译。在文学翻译中，带文字游戏式的押韵与双关成为刺激译者进行有意误译的重要因素。大诗人李白的诗歌原本大多为五言或七言律诗，讲究声律与对偶，这更考验译者的翻译水平。有时候，为了再现李白诗歌的韵律节奏感，译者的有意误译显得尤为重要。举W.J.B.Fletcher翻译的李白的《静夜思》为例：
静 夜 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W.J.B.Fletcher的译文：
Seeing the moon before my couch so bright
I thought hoar frost had fallen from the night
On her clear face I gaze with lifted eyes：
Then hide them full of Youth's sweet memories
原诗描述了诗人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而在这个译文里，译者把“故乡”翻译为Youth’s sweet memories，外国读者从译文里是无法感觉诗人所要表达的原本感情的。而译者之所以会如此翻译，首先是考虑对于目标读者来说，Youth’s sweet memories比homeland要更具有诗情画意，更浪漫，更易于接受。其次，memories与eyes还达到了押韵的效果。因此译者“有心插柳”，故意进行误译，通过有意误译使译作更忠实于韵味。
2.文化层面上的有意误译。为了再现李白诗歌的文化内涵，文学翻译的译者有意识地注意到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对翻译作品的影响，在迎合本民族读者文化心态与接收习惯的基础上，故意不使用正确的手段进行翻译。例如，在翻译李白的诗《长干行》这个题目时，Witter Bynner采取了直接翻译A SONG OF CH'ANG-KAN，然而Pound却将其翻译成The River-Merchant's-Wife：A letter（《河商之妻：一封家书》）。《长干行》是中国古乐府诗题，西方人未免难以理解题目的含义，庞德的这种有意误译虽然在字面上违背了原意，却直接揭示了诗歌的写作目的，仍然是对原文的忠实。
二、李白诗歌英译中有意误译存在原因
李白的诗歌篇12
1 在表现诗人强烈的感情上采用雄奇壮美的意象
李白善于选择具有个性化特征的意象来表现诗人强烈的感情。他笔下的黄河、长江、昆仑、王岳、清风、明月、大鹏等意象，经常用来参与作家人格的塑造，带有诗人的个性气质，是诗人精神品质及性格的外化形式。“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等，把黄河特有的粗狂雄洪的气势，把它奔腾激荡、掀起狂澜的伟大力量，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这是充满着伟大的追求与抗争的河流，是不屈不挠，具有坚定意志和无穷生命力的河流。在黄河这一充分人格化意象中，可以看到诗人崇高的理想、壮伟的胸怀和无以伦比的伟大精神力量，诗人在描写黄河的同时在写自己，即使写景也是抒情。在黄河咆哮的惊涛中，听到了世人的充满激情的呼喊。李白的是在构思的过程中，就创作角度而言，受性格、感情特征的影响，其实构思基本特征是跳跃式的，具有发兴无端、思如泉涌；天马行空、想落天外；从大处落笔大起大落；虚实结合虚实相生、峰断之恋，奇幻多变的特点。
2 凸显诗人主观抒情时用强烈的自我意识
李白毕生追求独立自由及个性自我张扬，与他炽热的感情和自信豪迈相适应的，“他在感情表达上不是掩抑收敛，而是喷薄而出，一泻千里”，他的大部分诗作都是诗人的直接介入，具有相当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天生我材必有用”表现诗人高度自负、自信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他也流露出怀才不遇和渴本文由收集整理望用世的积极的思想感情。李白重激昂豪迈而少细致描述，“以气为主”，重书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事物和具体事件做细致描述。在他的诗中无处没有“我”的存在，对客观事物的全部描写，都是为了抒发“我”的情感，这就是他的诗塑造出极其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
3 以独特的抒情方式显示情感特征
3．1 起兴无端、想落天外的结构特征。李白的诗篇《蜀道难》劈头就是连声惊叹，“噫吁嚱，危乎高哉”，就像是郁积已久的思想感情突然迸发而出，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将进酒》开端便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两组排比反问长句凭空而起，仿佛作者思从天外而来，把黄河之水写的来有气势，去的悲壮激昂，表现完全超越个人局限而上升为普遍意义的人生感叹，又迥异乎于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种平和的境界，而让人感受到更多的伤感与无奈，读之使人喘不过起来，甚至有窒息之感。起句以其巨大的张力令人呼吸不畅，根本不给读者留有吟咏。咀嚼的时间，使其难以在此逗留，不得不迅速往下读去以求舒展，获得一石三鸟的艺术效果。这样的语言表到效果不仅完全符合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张扬个性，更在深层次上暗合了李白狂放不羁的思想模式。李白在读者由习惯和常规维系的日常生活世界之外，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得让人陌生、使人惊奇的诗意境界。
3．2 语言清丽自然、清水芙蓉、清秀明快。“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李白诗歌语言最生动的形容和概括。李白的诗如行云流水，非常自然，有民歌化和口语化的特征。《越女词》之三写到“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歌词活泼自然，语言质朴率真。李白十分崇尚清丽自然的语言风格，故他可在诗中大力赞美追求，“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的谢眺。在对“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的赞美中体现了他对清秀明快自然语言的追求。“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长干行》），同样语言率直，浑然一体，毫无雕琢的痕迹。李白为了更真实、更直接、更迅捷地表达一时的情感与愿望，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信手拈来及入诗，有一种彷佛语言在说话而不是诗人在做诗的奇绝效果，让人感受到语言活泼的生命特征。李白诗歌语言上返璞归真，诗句的口语化、民歌化，不仅增强了其诗歌的表现力，而且无形增添了其感染力。
李白的诗歌篇13
（一）“剑”是李白功业梦想的寄托
纵观李白的生平，他没有走一般读书人的仕途之路――科举取士，而是想要走一条终南捷径，但即便如此，它的一生也是颇不如意的。表面上过着翰林学士的潇洒，但自己的抱负却始终不能实现，等到赐金还山后，更加郁郁不得志。而剑在古代是身份的象征，是国之神器，上层贵族莫不佩剑。《入朝曲》：“天子凭玉几，剑履若云行。”《赠郭将军》：“平明拂剑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归。”《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冠剑朝凤阙，楼船侍龙池。”《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因而剑代表着一种上层人的生活。同时，剑是凶器，是杀敌报国的利器，是建功立业的兵器。在李白的诗歌中，“剑”的意象出现了很多次。据统计，《全唐诗》李白诗中“剑”字共出现了107次，除去作为地名的“剑阁”3次，“剑壁”1次，武器之“剑”犹有103次之多，分布在106首诗中，约占全诗总数的10%。可见，李白是多么地钟情于剑了。李白生活的唐代，正处于国威远扬、万方臣服的盛世。“安社稷”、“济苍生”的理想一直贯穿于李白的一生，也深深地浸透于他诗歌的剑意象之中。
（二）“剑”是李白自由个性的外放
李白自小爱剑，少年出川的时候，更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加之唐朝有佩剑的习惯，因此诗人常常是剑不离身，剑成了他的知音和伙伴。年轻时的他“锦带横龙泉”（《留别广陵诸公》），年老时“边尘染衣剑，白日凋华发”。剑陪伴了诗人一生，也表现了诗人一生自由放荡的性格。李白的剑里寄予着他对自由的渴望，诗人专门描写宝剑的诗歌只有一首《古风》：“宝剑双蛟龙，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腾不可冲。一去别金匣，飞沉失相从。风胡灭已久，所以潜其锋。吴水深万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终不隔，神物会当逢。”从铸剑过程来看，“剑由高温销融的铁水中铸造而成，就像一条灵活的蛇从水中游弋而出”，轻盈而充满动感，这无疑与我们酷爱自由的诗人会发生某种心灵上的契合。而且，剑术的神秘莫测、变幻无穷更容易引起天真而富于幻想的诗人的极大兴趣。诗人对于自由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与心爱的宝剑猝然“相遇”时，心凝形释，物我两忘，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剑，惟存对人生自由的开拓与逍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一把铁剑，却是多么的自由与潇洒啊！
（三）“剑”是李白友谊的见证
古往今来，剑都是友人离别相赠的礼物，“游人五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孟浩然《送朱大人入秦》）在李白的诗歌中，通过宝剑写离别的也有很多。不论对方是村夫俗子（如汪伦、纪叟），还是达官显贵（如贺知章、崔侍御），他都倾心以诚。他渴望平等、纯洁而真诚的友谊，十分倾慕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侠客行》）的侠士风度。对于朋友，他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危厄”。《陈情赠友人》：“延陵有宝剑，价重千黄金。观风历上国，暗许故人深。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懦夫感达节，壮士激青衿。鲍生荐夷吾，一举置齐相。斯人无良朋，岂有青云望。临财不苟取，推分固辞让。后世称其贤，英风邈难尚。论交但若此，友道孰云丧。”朋友分别时，他赠剑以寄相思。《赠易秀才》：“少年解长剑，投赠即分离。”《游敬亭寄崔侍御》：“腰间玉具剑，意许无遗诺。”《送侯十一》：“空馀湛卢剑，赠尔托交亲。”好友蒋华去世了，他“独挂延陵剑，千秋在古坟”（《宣城哭蒋征君华》）。斯人已殁，友谊长存。“剑”是李白友谊的见证。
二、李白诗歌中“酒”的意象分析
（一）“酒”是李白放荡不羁性格的寄托
李白喜欢喝酒，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有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可见，他是多么爱喝酒。同样的，李白常以酒入诗，在诗歌中常常运用“酒”的意象。“日暮醉酒归，白马骄且驰。意气人所仰，冶游方及时。”这是古风中写长安城中整日优游卒岁的“游侠”，他们白日里醉酒纵马，李白对这些“游侠”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富有青春活力，一方面行径却是纨绔子弟式的，“酒”代表了这群人的生活态度，斜阳里醉汉跨白马驰骋虽然吓坏了路人，不过远观这种场面却是有一种“壮美”的感觉。“斗酒强然诺，寸心终自疑。张陈竟火灭，萧朱亦星离。”，酒是豪侠的象征，而怀中有宝却无人识得，只有感叹“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尔为徒劳。”酒中最见豪气的要数这一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酒仙”的酒，在诗中依然透露着酒仙的性格。
（二）“酒”是李白消愁的媒介
李白的愁，是与酒分不开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愁消不完，但不可没有酒。《将进酒》是李白饮酒抒情的名篇，这首诗直抒胸臆，诗人将积聚心中已久的愤慨一泄而出，势不可挡。“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诗人与挚友饮酒聊天，一吐心中的不快。他自恃有经国治世之才，只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既然改变不了这种现实倒不如接受，用畅饮来忘却忧愁。其实喝酒恐怕不是诗人的本意，只因为酒能消愁，他是诗人自我放纵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无奈之举。他自我慰藉着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诗人在看似潇洒豁达的外表下是一颗饱受摧残的伤感的心，从诗中不难看出他的真实想法：“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诗人慨叹时光的易逝，人生的苦短，盛年难再而自己还一事无成，这实在是大丈夫的悲哀，以乐景写哀情则更显其哀，诗中描写饮酒的场面愈是热闹就愈显得悲凉。
李白诗歌中的剑与酒，其实就是李白整个人生的写照，寄托着诗人的理想，体现着诗人的性格，隐藏着诗人的忧愁，书写者诗人坎坷而又放荡不羁的一生。
【参考文献】
[1]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