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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谣教案篇1
长城谣教案篇2
谣言的煽动力确实是巨大的。1891年，几乎所有的西方在华传教士都绝望地发现，他们正被洪水般的谣言包围。在谣言里，他们妇女，拐卖儿童，贩卖器官，在井水投毒，挖中国人祖坟等等，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无恶不作。仇恨在谣言中滋长，最后，愤怒的民众冲击了长江沿岸多个城市的教堂，并掠杀传教士与教友，史称“长江教案”，是义和团之前最严重的反教事件。教案中的谣言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在1891年通过书籍、报刊、传单等方式集中传播而已。
谣言本身或不能改变历史，但很可能成为历史巨变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章立凡说的不错，“社会运动有时不需要真相，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也可能改变历史。很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巨变”。
长城谣教案篇3
要说清必然，得认真审视这几年风起云涌的Web 2.0。它指用户使用互联网的新方式，由原来的以下载为主转为下载和上传并重。上传什么呢？相当多是“用户自产内容”，网民成为互联网内容的生产者和供应者。典型的Web2.0应用包括：微博、博客、社交网站、即时通讯、视频分享、维基百科等。
“用户自产内容”当然有价值，但它与新闻不相容。美国学者比尔·科瓦齐等指出：“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作为约束手段的核实将新闻与娱乐、宣传、小说、艺术等区分开，“这也是判断所有自称新闻工作的活动是否货真价实的首要标准。”#或许把“实质”改为“底线”更确切——新闻的底线是用核实进行约束。这“新闻”包括新闻工作、新闻报道、新闻媒体等，对它们，“核实”都是必要条件，无之必不然。冲破这个底线，你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只是不要叫新闻……
新闻靠三道防线保障核实，一是记者的“角色意识”。角色是对行业或社会要求的内化，当记者就必须核实。角色也传递特定知识，像“有疑必问”、“第一优先是准确”、“你母亲说她爱你，请核实”之类，正是在记者之间不断传递而巩固为传统的，同时也更深刻地塑造着角色。二是媒体内部的微观管理制度防范。像新闻查证、采编运作、新闻阅评、绩效考核等等。三是社会的宏观传播制度规范。多报假新闻的媒体会受到社会制裁，包括受众抵制、法庭诉讼、吊销执照等。
且对照Web2.0。首先，网民往往缺乏记者的“核实”意识，也缺乏核实手段和渠道，他倒有强烈的“喊话”意识，看见天涯海角的事实片断，加上猜想就传播出来。这是世界现象，任何“谣言止于信息公开”、“谣言止于社会开放”的断言都简单化了。一次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在纽约长岛海岸坠落，网上出现一系列猜想，甚至猜是政府击落了无辜的公民！$——真是想象力好，核实力差，无论怎么信息公开都止不住胡思乱想的谣言。其次，记者受媒介制度制约，不核实要承担责任。在官方微博误传“金庸去世”谣言的《中国新闻周刊》责编与副总编辑都引咎辞职，但这谣言的源头是谁，因为匿名，至今还不清楚，也没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而好多谣言因为匿名，也无法追究其责任。连为新媒体高唱赞歌的保罗·莱文森，也直说“匿名与新闻工作是不相容的”，匿名滋生许多弊端，包括不透露真实身份的恶意批评、网络欺凌和网络盯梢。%最后，社会对新媒体的宏观管理制度还有很多缺陷。
新闻保障核实的三道防线，在网上都失效。这在Web 1.0的时候还不明显，随着Web 2.0的发展，大量上传“用户自产内容”，那就严重了，谣言就泛滥了。只说近期流行在微博上的：几人将前村长按在车下辗杀、汶川震区大批少女为偿债当雏妓、中国统计局宣布城市人均月收入突破9000元、碘盐防辐射以及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出现的众多谣言……有谣言就需要辟谣，以前报纸也不时辟谣，那是“狙击战”，以狙击手实施精确打击。但谣言泛滥时，单个狙击远远不够，要扩展为大规模的阵地战。终于有了党报、晚报双双出手，有了战线明确的反复攻防。
只看《钱江晚报·真相》的定位：“从网络中来，到网络中去”。前半句指选题，遵循三个标准：一、网络热传，转帖、跟帖达到一定数量；二、相关方未公开回应，或回应未消除疑点，事态继续在网上发酵；三、对现实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不拘泥题材重大与否。仅在坊间流传、不见诸网络的口口相传不在栏目视野内。后半句指不以稿件见报为结束，而是要求记者编辑再通过钱江晚报的官方微博、新浪钱报官方微博、钱报网、原帖所在网站等广为传播，并结合网络传播中出现的新爆料、新评论，再在网下追踪报道。有时网上网下一个循环即告结束，有时需反复循环多次——这就不是小股部队的狙击战，也不是早就有的针对坊间传闻的辟谣了，而是旌旗严整、对象明确的堂堂阵地战了！
新媒体自净力差
阵地战，要在尽可能狭窄的地带撕开缺口。这是对手的薄弱环节，而自己容易集中兵力，创造相对优势。
阻击网络谣言正是新媒体的薄弱环节，直言之，新媒体自净力差。根据何在？目前新媒体上有两支辟谣队伍，一是网民、二是网站。自发辟谣的网民组成了民间“辟谣联盟”，建起3个QQ群和一个微博群，于2011年5月18日上线开通。其成员来自天南海北，有大学教师、学生、律师、记者、作家、公务员、金融界人士……截至7月30日，有绝大多数属于辟谣的微博168条。然而，就是这个联盟，也显出了民间辟谣力量的薄弱。
还是听其成员自己说，薄弱原因有二：一是业余兼职——“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辟谣纯属无偿公益行为。”“如果要问这个民间组织能走多远，我也有一些顾虑，毕竟参与者大多是白领，有自己的工作，还有家人需要照顾。”在信息供过于求的时代，求证真相不是变得更简单，而是更复杂、更困难，因为必须处理更多信息才能把真相弄清楚，这需大量投入，单靠业余兼职是不够的。二是偏于选择易辟谣言——“目前网络谣言的表现方式很多，其中最多的是‘张冠李戴’和‘移花接木’，只要具备一定常识，稍微动动手，就能辨出真假。”&有两种谣言比较好辟，其分居于两个极端：一是针对个别人或事，如金庸去世，因为是特指，查证起来并不困难。二是连锁反应大，如日本地震后的抢盐风波，连锁反应导致多方辟谣，也较快止息。而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大量谣言，就不那么好辟了。
另一支辟谣力量是几大网站。新浪于2010年11月推出“微博辟谣小组”，腾讯和搜狐均于2011年3月推出“谣言终结者”，网易也推出“微辟谣”。新浪最早，就说它。与民间不同，其辟谣小组非兼职而是专职，挑选有经验的编辑参与。但仔细看，又有新问题。仍听他们自己说，一是人员太少——辟谣小组一般7人，日本地震期间紧急增加，“我们现在是7×24小时不间断地监控、查实。谣言举报？这几天每天都能收到几百条。”然而，查找有关日本地震的辟谣，一共只有11条！辟谣小组2010年11月18日上线，到2011年7月30日，8个多月250余天，共发微博144条，平均每天不到1条，比起一天几百条的谣言举报，用“杯水车薪”来形容都太轻太轻……
二是偏于选择易辟谣言——这点同网民辟谣殊途同归了。只看其对记者介绍的代表性成果：“有用户在微博一张老人头部受伤照片，称是被城管殴打所致。”照片中，一位老者坐在地上，头上满是鲜血。发帖人还借题发挥：“中国城管，你们真的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老头只是卖了几个自家瓜菜，为了一口饭吃，……你们也下得去手？”辟谣小组负责人谭超说：“这样的图片和文字很容易引起关注，而据我们调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该图片事实为“上海96岁老人沈根夫被高空飞落腐乳瓶砸伤”。谭说，2005年9月22日当地媒体报道过此事，我们找到了当事记者，他一看到照片便确认是高空坠物事件。随后，新浪在上海站的工作人员还特意持微博照片赴事发地普陀区邮政石泉大楼小区探访，该小区居民称图片确实是2005年高空坠物事件，居委会徐姓工作人员也确认伤者为该小区住户……'仅从这个事例就可看出，所谓“偏于选择易辟谣言”辟起都不容易，对新浪同仁、对民间“辟谣联盟”或其他网民自发辟谣付出的辛劳，我们高度尊敬！新浪7人小组一天辟不到1条谣言，我们也深深理解。但理解也不免遗憾，还是……还是……杯水车薪啦！
问题是，新浪为何只安排7人辟谣？仍据上述采访，负责新浪微博的员工逾200人，新浪微博用户过亿，谁都可看出其间的巨大反差。说得通的解释是，新浪不是新闻媒体，它是门户网站。门户网站最重要的功能是“聚合”——把传统媒体的新闻，自媒体的事实、信息、意见或猜想聚合为包容广大的门户。由聚合内容而聚合用户，用户群的规模是衡量门户网站价值的重要指标。作为新闻底线的“核实”不是它的主要功能。但“聚合”后谣言太多，总得管管，管管又不能太妨碍聚合。这是个“价值阶”问题，不同价值处于不同位阶，发生冲突时，在先的价值优于在后的价值。辟谣在新浪不是优先价值，故又要辟谣，投入又左牵右扯，要考虑核心功能、用户流失、与其他门户网站的竞争……子非新媒体，焉知新媒体之苦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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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自净力差当然不能只凭以上个案来说明，有些谣言新浪是直接删除的，还有其他网民的辟谣个案。但我们还要从个案转向宏观，引进另一个指标：谣传力。不少人都论述过网上造谣传谣原因众多，易操作，低成本又低风险，如何病毒式传播引爆滚雪球……谣传力和自净力的比率，即谣言传播和消除的比率，就是新媒体谣言的传染率，那是相当高的。在医学上，高传染率的流行病须认真对待，不是这种病无迅速康复的个案，而是疾病流行时传染人数和康复人数的比率很高。与之相似，新媒体也要从个案进而看比率，其谣传力和自净力的比率很高，因而，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社会病”。
核实需要专业运作
新媒体谣言传染率高、自净力差，传统媒体正该帮它“清理门户”。这不仅在于巨大的社会需求，也不仅在于新媒体的薄弱环节，更在于传统媒体的专业优势。前面说了大量谣言辟谣不易，只看《人民日报·求证》的开篇之作《郑东新区是不是“空城”》，报道缘起2010年底，美国一家网站我国河南省郑东新区的卫星图片，说从图片判断，这只是“一片空屋的堆积”，可能是中国最大的“鬼城”云云。被国内一些网站转载，引起很多关注，郑州市及时给予了回应。但风波刚过，一家经济类报刊又引用当地大学生的一项房屋空置率调查，重新提出“鬼城”话题，在网上引发新一轮冲击。
比较核实“鬼城”与新浪的老人头部受伤照片，后者的关键是使用反向图片搜索引擎，比如TinEye，其可以通过图片的一部分或全部来搜索：这张图片在网上所有出现的网页；图片的关键信息；图片的原版、高清版、修改版或缩略图：这些相对容易。核实鬼城就难多了，注意这里有卫星图片、有房屋空置率调查，但空置是否就是鬼气？记者最终把“证据链条”锁定在生活和生产两个方面：一是水、电、气的用量，宽带、有线电视的安装数量，超市会员卡、健身卡的办卡数量，重点小区物业办理装修许可证的数量等；二是入驻企业的数量和纳税额等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关键数据。再加上居民访谈、记者体验、政府回应、专家看法等，“鬼城”谣言被铁的事实戳破——不是每只鸟儿都唱得出这么响亮的歌，没有长期的专业积累是做不出来的。
除了记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专业运作还有一层意思，即媒体的专业组织和信息渠道。社会之所以需要新闻媒体，就是要有这种专业组织来报道事实，求证真相。它是靠媒体的微观制度、社会的宏观制度来联系其他组织，形成相对固定的收集信息并核实的专门渠道，一方面防止失误或及时纠错，另一方面保障求证真相的制度化运作。因后者，媒体对重要组织均安排记者“蹲点”或“跑线”：公安、医院、建筑、交通、水利、民政、纪检、审计……也因为这个原因，方便通过专门渠道及时核实。只看《钱江晚报·真相》的部分标题：《80万买通永嘉副县长是谣言》《急煞！金师附小要搬吗？一条网络传言冷了学区房》《网友爆料：大巴冒烟报警，交警20分钟才来电询问误会了，20分钟里，交警没闲着》《网帖称宁波开禁河豚上餐桌调查证实这是谣言》《微博报料，东钱湖清淤工程导致鱼虾大量减产官方回应：清淤提高了生态指标，已请中科院专家来甬调查减产原因》《宁波网帖指肯德基“黄金蟹斗”用的不是花蟹本报调查：这是俗称与学名的误会》……这涉及多少专门渠道：政府、学校、交警、餐饮、渔业……核实渔业可以找政府，质疑政府可以找专家，反驳专家可以找行业机构……如此等等，新闻传播的宏观、微观制度，就是要保证纵横交错的核实渠道相互制约和补充。新媒体——甚至包括新闻网站，缺乏采编队伍与各种组织的专门渠道联系，核实路上也困难重重。
但最近发生的事，让我对以上论述不敢过于乐观。本文写作中，不幸发生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网上出现众多谣言在意料之中，意外的是一些报纸也参与传谣：遇难者家属早签约有奖励——很快辟谣；中科院西安地球环境研究所的张拾迈教授在弥留之际表示——这是老谣言，难怪网上评论：“张拾迈教授归来，鱼钓大发了”；“记者啊，抄网文就敢写稿子啊？”香港《苹果日报》把“他妈的”搬上头版，也算怪异新闻的奇观。只是那新闻不仅怪还掺假，其云：“内地网民昨在网上广传一段短片，片段显示工作人员将列车残骸移到地面时，疑似有遇难者的遗体从残骸中掉下”——其实那视频图像模糊，经图片放大即可看出实为车体碎片。
这“疑似”二字最害事，不单出现在这篇报道中，往往也出现在其他报道中。查《现代汉语词典》，“疑似”为属性词，是“似乎确实又似乎不确实的”意思。那么，“疑似”你就该去查、去核实，不该以“疑似”为幌子不负责任地为自己挣稿分。干脆说，“疑似”与新闻不相容。每当看到“疑似”成新闻，总想起国学大师黄侃。黄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代校长，新校长石瑛到任。第一次校务会，石瑛踌躇半天才开口：“听说黄季刚（黄侃字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专制……”话还没说完，黄侃站起身道：“听说石瑛的姆妈偷和尚。”石问为何如此无理，黄说：“我听说的。”(——媒体老把“疑似”当新闻，总有一天遇上黄侃这样的狠角色，报应得你下不了台！本文论述Web2.0与新闻不相容，到Web2.0，网媒与纸媒愈来愈不是直接代替关系，报纸“玩邪的”走火入魔，那就自作孽不可活了！
注释：
刘莉莉：《〈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谢晔：《〈真相〉：谁来终结网络谣言？》，均载于《新闻战线》2011年第4期
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第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达洛尔·M．韦斯特：《美国传媒体制的兴衰》第1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第41、4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长城谣教案篇4
要说清必然，得认真审视这几年风起云涌的web 2.0。它指用户使用互联网的新方式，由原来的以下载为主转为下载和上传并重。上传什么呢？相当多是“用户自产内容”，网民成为互联网内容的生产者和供应者。典型的web2.0应用包括：微博、博客、社交网站、即时通讯、视频分享、维基百科等。
“用户自产内容”当然有价值，但它与新闻不相容。美国学者比尔·科瓦齐等指出：“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作为约束手段的核实将新闻与娱乐、宣传、小说、艺术等区分开，“这也是判断所有自称新闻工作的活动是否货真价实的首要标准。”#或许把“实质”改为“底线”更确切——新闻的底线是用核实进行约束。这“新闻”包括新闻工作、新闻报道、新闻媒体等，对它们，“核实”都是必要条件，无之必不然。冲破这个底线，你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只是不要叫新闻……
新闻靠三道防线保障核实，一是记者的“角色意识”。角色是对行业或社会要求的内化，当记者就必须核实。角色也传递特定知识，像“有疑必问”、“第一优先是准确”、“你母亲说她爱你，请核实”之类，正是在记者之间不断传递而巩固为传统的，同时也更深刻地塑造着角色。二是媒体内部的微观管理制度防范。像新闻查证、采编运作、新闻阅评、绩效考核等等。三是社会的宏观传播制度规范。多报假新闻的媒体会受到社会制裁，包括受众抵制、法庭诉讼、吊销执照等。
且对照web2.0。首先，网民往往缺乏记者的“核实”意识，也缺乏核实手段和渠道，他倒有强烈的“喊话”意识，看见天涯海角的事实片断，加上猜想就传播出来。这是世界现象，任何“谣言止于信息公开”、“谣言止于社会开放”的断言都简单化了。一次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在纽约长岛海岸坠落，网上出现一系列猜想，甚至猜是政府击落了无辜的公民！$——真是想象力好，核实力差，无论怎么信息公开都止不住胡思乱想的谣言。其次，记者受媒介制度制约，不核实要承担责任。在官方微博误传“金庸去世”谣言的《中国新闻周刊》责编与副总编辑都引咎辞职，但这谣言的源头是谁，因为匿名，至今还不清楚，也没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而好多谣言因为匿名，也无法追究其责任。连为新媒体高唱赞歌的保罗·莱文森，也直说“匿名与新闻工作是不相容的”，匿名滋生许多弊端，包括不透露真实身份的恶意批评、网络欺凌和网络盯梢。%最后，社会对新媒体的宏观管理制度还有很多缺陷。
新闻保障核实的三道防线，在网上都失效。这在web 1.0的时候还不明显，随着web 2.0的发展，大量上传“用户自产内容”，那就严重了，谣言就泛滥了。只说近期流行在微博上的：几人将前村长按在车下辗杀、汶川震区大批少女为偿债当雏妓、中国统计局宣布城市人均月收入突破9000元、碘盐防辐射以及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出现的众多谣言……有谣言就需要辟谣，以前报纸也不时辟谣，那是“狙击战”，以狙击手实施精确打击。但谣言泛滥时，单个狙击远远不够，要扩展为大规模的阵地战。终于有了党报、晚报双双出手，有了战线明确的反复攻防。
只看《钱江晚报·真相》的定位：“从网络中来，到网络中去”。前半句指选题，遵循三个标准：一、网络热传，转帖、跟帖达到一定数量；二、相关方未公开回应，或回应未消除疑点，事态继续在网上发酵；三、对现实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不拘泥题材重大与否。仅在坊间流传、不见诸网络的口口相传不在栏目视野内。后半句指不以稿件见报为结束，而是要求记者编辑再通过钱江晚报的官方微博、新浪钱报官方微博、钱报网、原帖所在网站等广为传播，并结合网络传播中出现的新爆料、新评论，再在网下追踪报道。有时网上网下一个循环即告结束，有时需反复循环多次——这就不是小股部队的狙击战，也不是早就有的针对坊间传闻的辟谣了，而是旌旗严整、对象明确的堂堂阵地战了！
新媒体自净力差
阵地战，要在尽可能狭窄的地带撕开缺口。这是对手的薄弱环节，而自己容易集中兵力，创造相对优势。
阻击网络谣言正是新媒体的薄弱环节，直言之，新媒体自净力差。根据何在？目前新媒体上有两支辟谣队伍，一是网民、二是网站。自发辟谣的网民组成了民间“辟谣联盟”，建起3个qq群和一个微博群，于2011年5月18日上线开通。其成员来自天南海北，有大学教师、学生、律师、记者、作家、公务员、金融界人士……截至7月30日，有绝大多数属于辟谣的微博168条。然而，就是这个联盟，也显出了民间辟谣力量的薄弱。
还是听其成员自己说，薄弱原因有二：一是业余兼职——“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辟谣纯属无偿公益行为。”“如果要问这个民间组织能走多远，我也有一些顾虑，毕竟参与者大多是白领，有自己的工作，还有家人需要照顾。”在信息供过于求的时代，求证真相不是变得更简单，而是更复杂、更困难，因为必须处理更多信息才能把真相弄清楚，这需大量投入，单靠业余兼职是不够的。二是偏于选择易辟谣言——“目前网络谣言的表现方式很多，其中最多的是‘张冠李戴’和‘移花接木’，只要具备一定常识，稍微动动手，就能辨出真假。”&有两种谣言比较好辟，其分居于两个极端：一是针对个别人或事，如金庸去世，因为是特指，查证起来并不困难。二是连锁反应大，如日本地震后的抢盐风波，连锁反应导致多方辟谣，也较快止息。而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大量谣言，就不那么好辟了。
另一支辟谣力量是几大网站。新浪于2010年11月推出“微博辟谣小组”，腾讯和搜狐均于2011年3月推出“谣言终结者”，网易也推出“微辟谣”。新浪最早，就说它。与民间不同，其辟谣小组非兼职而是专职，挑选有经验的编辑参与。但仔细看，又有新问题。仍听他们自己说，一是人员太少——辟谣小组一般7人，日本地震期间紧急增加，“我们现在是7×24小时不间断地监控、查实。谣言举报？这几天每天都能收到几百条。”然而，查找有关日本地震的辟谣，一共只有11条！辟谣小组2010年11月18日上线，到2011年7月30日，8个多月250余天，共发微博144条，平均每天不到1条，比起一天几百条的谣言举报，用“杯水车薪”来形容都太轻太轻……
二是偏于选择易辟谣言——这点同网民辟谣殊途同归了。只看其对记者介绍的代表性成果：“有用户在微博一张老人头部受伤照片，称是被城管殴打所致。”照片中，一位老者坐在地上，头上满是鲜血。发帖人还借题发挥：“中国城管，你们真的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老头只是卖了几个自家瓜菜，为了一口饭吃，……你们也下得去手？”辟谣小组负责人谭超说：“这样的图片和文字很容易引起关注，而据我们调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该图片事实为“上海96岁老人沈根夫被高空飞落腐乳瓶砸伤”。谭说，2005年9月22日当地媒体报道过此事，我们找到了当事记者，他一看到照片便确认是高空坠物事件。随后，新浪在上海站的工作人员还特意持微博照片赴事发地普陀区邮政石泉大楼小区探访，该小区居民称图片确实是2005年高空坠物事件，居委会徐姓工作人员也确认伤者为该小区住户……'仅从这个事例就可看出，所谓“偏于选择易辟谣言”辟起都不容易，对新浪同仁、对民间“辟谣联盟”或其他网民自发辟谣付出的辛劳，我们高度尊敬！新浪7人小组一天辟不到1条谣言，我们也深深理解。但理解也不免遗憾，还是……还是……杯水车薪啦！
问题是，新浪为何只安排7人辟谣？仍据上述采访，负责新浪微博的员工逾200人，新浪微博用户过亿，谁都可看出其间的巨大反差。说得通的解释是，新浪不是新闻媒体，它是门户网站。门户网站最重要的功能是“聚合”——把传统媒体的新闻，自媒体的事实、信息、意见或猜想聚合为包容广大的门户。由聚合内容而聚合用户，用户群的规模是衡量门户网站价值的重要指标。作为新闻底线的“核实”不是它的主要功能。但“聚合”后谣言太多，总得管管，管管又不能太妨碍聚合。这是个“价值阶”问题，不同价值处于不同位阶，发生冲突时，在先的价值优于在后的价值。辟谣在新浪不是优先价值，故又要辟谣，投入又左牵右扯，要考虑核心功能、用户流失、与其他门户网站的竞争……子非新媒体，焉知新媒体之苦哇！
新媒体自净力差当然不能只凭以上个案来说明，有些谣言新浪是直接删除的，还有其他网民的辟谣个案。但我们还要从个案转向宏观，引进另一个指标：谣传力。不少人都论述过网上造谣传谣原因众多，易操作，低成本又低风险，如何病毒式传播引爆滚雪球……谣传力和自净力的比率，即谣言传播和消除的比率，就是新媒体谣言的传染率，那是相当高的。在医学上，高传染率的流行病须认真对待，不是这种病无迅速康复的个案，而是疾病流行时传染人数和康复人数的比率很高。与之相似，新媒体也要从个案进而看比率，其谣传力和自净力的比率很高，因而，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社会病”。
核实需要专业运作
新媒体谣言传染率高、自净力差，传统媒体正该帮它“清理门户”。这不仅在于巨大的社会需求，也不仅在于新媒体的薄弱环节，更在于传统媒体的专业优势。前面说了大量谣言辟谣不易，只看《人民日报·求证》的开篇之作《郑东新区是不是“空城”》，报道缘起2010年底，美国一家网站我国河南省郑东新区的卫星图片，说从图片判断，这只是“一片空屋的堆积”，可能是中国最大的“鬼城”云云。被国内一些网站转载，引起很多关注，郑州市及时给予了回应。但风波刚过，一家经济类报刊又引用当地大学生的一项房屋空置率调查，重新提出“鬼城”话题，在网上引发新一轮冲击。
比较核实“鬼城”与新浪的老人头部受伤照片，后者的关键是使用反向图片搜索引擎，比如tineye，其可以通过图片的一部分或全部来搜索：这张图片在网上所有出现的网页；图片的关键信息；图片的原版、高清版、修改版或缩略图：这些相对容易。核实鬼城就难多了，注意这里有卫星图片、有房屋空置率调查，但空置是否就是鬼气？记者最终把“证据链条”锁定在生活和生产两个方面：一是水、电、气的用量，宽带、有线电视的安装数量，超市会员卡、健身卡的办卡数量，重点小区物业办理装修许可证的数量等；二是入驻企业的数量和纳税额等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关键数据。再加上居民访谈、记者体验、政府回应、专家看法等，“鬼城”谣言被铁的事实戳破——不是每只鸟儿都唱得出这么响亮的歌，没有长期的专业积累是做不出来的。
除了记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专业运作还有一层意思，即媒体的专业组织和信息渠道。社会之所以需要新闻媒体，就是要有这种专业组织来报道事实，求证真相。它是靠媒体的微观制度、社会的宏观制度来联系其他组织，形成相对固定的收集信息并核实的专门渠道，一方面防止失误或及时纠错，另一方面保障求证真相的制度化运作。因后者，媒体对重要组织均安排记者“蹲点”或“跑线”：公安、医院、建筑、交通、水利、民政、纪检、审计……也因为这个原因，方便通过专门渠道及时核实。只看《钱江晚报·真相》的部分标题：《80万买通永嘉副县长是谣言》《急煞！金师附小要搬吗？一条网络传言冷了学区房》《网友爆料：大巴冒烟报警，交警20分钟才来电询问误会了，20分钟里，交警没闲着》《网帖称宁波开禁河豚上餐桌调查证实这是谣言》《微博报料，东钱湖清淤工程导致鱼虾大量减产官方回应：清淤提高了生态指标，已请中科院专家来甬调查减产原因》《宁波网帖指肯德基“黄金蟹斗”用的不是花蟹本报调查：这是俗称与学名的误会》……这涉及多少专门渠道：政府、学校、交警、餐饮、渔业……核实渔业可以找政府，质疑政府可以找专家，反驳专家可以找行业机构……如此等等，新闻传播的宏观、微观制度，就是要保证纵横交错的核实渠道相互制约和补充。新媒体——甚至包括新闻网站，缺乏采编队伍与各种组织的专门渠道联系，核实路上也困难重重。
但最近发生的事，让我对以上论述不敢过于乐观。本文写作中，不幸发生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网上出现众多谣言在意料之中，意外的是一些报纸也参与传谣：遇难者家属早签约有奖励——很快辟谣；中科院西安地球环境研究所的张拾迈教授在弥留之际表示——这是老谣言，难怪网上评论：“张拾迈教授归来，鱼钓大发了”；“记者啊，抄网文就敢写稿子啊？”香港《苹果日报》把“他妈的”搬上头版，也算怪异新闻的奇观。只是那新闻不仅怪还掺假，其云：“内地网民昨在网上广传一段短片，片段显示工作人员将列车残骸移到地面时，疑似有遇难者的遗体从残骸中掉下”——其实那视频图像模糊，经图片放大即可看出实为车体碎片。
这“疑似”二字最害事，不单出现在这篇报道中，往往也出现在其他报道中。查《现代汉语词典》，“疑似”为属性词，是“似乎确实又似乎不确实的”意思。那么，“疑似”你就该去查、去核实，不该以“疑似”为幌子不负责任地为自己挣稿分。干脆说，“疑似”与新闻不相容。每当看到“疑似”成新闻，总想起国学大师黄侃。黄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代校长，新校长石瑛到任。第一次校务会，石瑛踌躇半天才开口：“听说黄季刚（黄侃字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专制……”话还没说完，黄侃站起身道：“听说石瑛的姆妈偷和尚。”石问为何如此无理，黄说：“我听说的。”(——媒体老把“疑似”当新闻，总有一天遇上黄侃这样的狠角色，报应得你下不了台！本文论述web2.0与新闻不相容，到web2.0，网媒与纸媒愈来愈不是直接代替关系，报纸“玩邪的”走火入魔，那就自作孽不可活了！
注释：
刘莉莉：《〈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谢晔：《〈真相〉：谁来终结网络谣言？》，均载于《新闻战线》2011年第4期
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第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达洛尔·m．韦斯特：《美国传媒体制的兴衰》第1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第41、4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长城谣教案篇5
果城里秧歌调
果城里插秧的时候，有唱秧歌调的习俗。插秧要赶季节，都是你今天帮我我明天帮你，后天大家帮他，大家在一起干活，热热闹闹，谁家插秧，就请几个会唱的人在田头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唱秧歌调。歌词可以用戏文，可以用歌谣，大部分都是自编的即兴之作，质朴浑厚，贴近生活，以鼓励插秧为主，而只能用特定的腔调，抑扬顿挫，清脆嘹亮，人们一走下田，锣鼓声就铿铿锵锵响起来：“打起锣来唱秧歌，打一声来插一棵。每插一棵都是金，不管汗水流几多。”可以表扬插秧插得快插得好的人：“妹子插秧快又好，心眼聪明手灵巧；当众打锣说句话，今后不把织女夸。”被表扬的人，更插得快，更小心，旁边插得慢插得不好的人，就生怕落后没插好，加快速度认真起来；若有人在田头闲逛，就唱：“田下人们插田忙，比金贵重是春光；倘若懂得这个理，赶快脱鞋下田帮。”那人要么赶快下田，要么惶惶走开去干别的活路……
小时候，听祖父“说古”，秧歌调是“秧歌”教人们唱的，所以叫秧歌调。“秧歌”是一种鸟，也叫八哥、布谷或杜宇，是一位叫杜宇的君主变成的。我问祖父：“一只秧歌怎么会教人唱歌呀？”祖父说：“秧歌为了让人赶季节播种插秧，把日子过好，就教人唱歌。”祖父如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这个疑问，到我长大之后才找到答案。
那杜宇是古蜀国的一位君主，十分关心民间疾苦，为了提高农耕技术多收粮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经常走出皇宫到乡村部落，亲临田间地头，带人修水利建农田，教人学种水稻，不料被奸臣利用他走出皇宫的机会，窃取了王位，被迫流徙民间，从四川辗转到了大冶，隐居到果城里，一心一意想把在四川多年积累的修农田种水稻的经验，传授给山民，长年累月干活在山里，直到积劳成疾病故。果成里人从杜宇那里学到了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水平，在山腰建成了层层梯田，在山沟建起能把清水排放到水田里的围堰，使崇山峻岭的果城里成为鱼米乡。
古人在劳动的时候，为了消除疲劳催工鼓劲，有喊号子和唱歌谣的习惯，据古典文献记载，炎帝在劳动的时候，就叫人作过《扶犁》和《丰年》，《诗经》上也有不少篇章。秧歌调可能是杜宇在劳动时，为了给人们消除疲劳，鼓励起人们的劳动热情，教人唱的一种歌谣，世代相传，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变化，成为现在的形式，而把一个带人勤耕细作的人，变成了一只报春催耕的“秧歌”，进而就把他教人唱歌谣的事，顺理成章的说成了是“秧歌”教唱的说法。果城秧歌调，滋润着美丽的果城里。
长城谣教案篇6
据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经典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记载，传染病起先出现在距雅典城约6至8公里的下城比雷埃夫斯海港。但苗头乍现的时候，居民们并没有针对患病者情况去积极地采取医疗和预防其传染流行的措施，反倒是为轻信的谣言捕风捉影。散布的谣言说，人们之所以染病是因为潜入下城的宿敌伯罗奔尼撒人偷偷向蓄水池里投放了毒药。情绪激愤、怀揣狐疑的居民们，将猜忌的目光投向身边任何一张陌生的面孔。他们四处巡游，满城区地抓所谓的斯巴达间谍。传染病菌跟随这些人到处扩散，并顺着人员熙攘的通道蔓延到了上城乃至整个雅典。
谣言如同掷入水面的一粒石子，因轻信而带来的后果就像击打水面激起的波纹一般扩散开来，放大出去。传染病预防和及时应对被贻误，酿成的不只是一场大瘟疫。人口在较短时间里的大量死亡，导致了雅典整体实力的衰败。也正是瘟疫引发的人口大量死亡在较短时段和较小范围如此的密集，才对劫后余生的人们产生强烈的震慑，进而才会导致雅典社会的衰败。这两种后果，葬送了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
从瘟疫史上看，像这样的谣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磨难绝非个案，实可谓不胜枚举。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事实上，瘟疫史所载遭受谣言迫害的人远非局限于患病者。14世纪欧洲黑死病大流行期间，当采用的所有御病措施均不能奏效时，深受中世纪宗教思想影响的人们便把瘟疫爆发的原因归结为人类自身罪孽引发了上帝的愤怒。此类谣言的散布，很快在社会上引发针对特殊群体乃至对整个种族的大规模歧视迫害。疯狂了的人们开始四处找寻能供上天惩罚泄愤的所谓“罪犯”，某些贵族、残疾人和全体犹太人都相继遭到了怀疑。表现最为极端、最令人震惊的便是整个基督教社会形成的反犹太人倾向。如1348年，在谣言蛊惑下，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奇隆最先发生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随后，这种迫害迅速扩散到了巴塞尔、弗莱堡和斯特拉斯堡。接着，在普罗旺斯、加泰罗尼亚、阿拉贡、瑞士、德国南部和莱茵地区等处形成了波及更加广泛的一种反犹运动。在谣言里，犹太人被认为具有原罪意识，被怀疑其有意用一种“毒药”之类的东西污染了基督教区的泉水和井水、涂抹了房屋和人，从而让黑死病这样的“末世大瘟疫”四处传播。据不完全统计，1348年至1349年间，有数百个犹太人社区被毁，社区里的犹太人被流放或全体被烧死。其中，仅在梅因兹，活活烧死的犹太人就达1.2万人；而在斯特拉斯堡，被杀的犹太人多达1.6万，其中被接连吊死在犹太人墓地一个绞刑架上的人就有2000人之多。各大教区因谣言引发的如此残酷的反犹恶浪，就连时任教皇的克莱蒙特六世连颁了两道宣布犹太人无辜的敕令都难以平息。
地震灾害史：灾难往往与“人祸”相伴
当然，谣言惑众引发动乱并使灾害雪上加霜的案例，在世界历史上其他类型的灾难中也多有存在。如地震灾害史里面很有名的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及海啸，便自始至终都被谣言所纠缠，乃至严重干扰甚至一度耽搁了当时葡萄牙庞巴尔侯爵政府的大规模紧急救灾行动。
里斯本的这次大地震及海啸，可谓屈指可数的世界上最大地震海啸灾害之一。近300年来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恐怕也就是今年3月11日的日本东北部9级大地震了。那是在1755年11月1日天主教万圣节上午的9点30分，葡萄牙大西洋沿岸南端圣维森特角西南偏西方向约200公里处海底，骤然爆发持续了10分钟的大地震，最大震级约里氏9级。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顷刻陷入灭顶之灾。首次强震后30多分钟，海啸便掀起三波滔天大潮汹涌而至。巨大灾难刚掠过，幸存下来的人们却依然是惊恐万状。因为耶稣会会士们散布的谣言已在传播，说万圣节这天的强震和海啸，是上帝对世人罪孽的惩戒和对异教徒的伐戮。
软弱的国王若奥五世听信谣言，为了邀宠上帝而在地震当天便命士兵竖起十字绞刑架，当着地震幸存者的面将数百名囚犯绞死。与此同时，耶稣会的大批会士四处出动，搜遍全城找寻所谓的异教徒并把他们当场活活烧死。担任国王忏悔神父的耶稣会会士、意大利人马拉格里达，为了能让耶稣会继续控制国王、把持权位，暗地策划阴谋，竭力阻挠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庞巴尔实施震后救灾及其相关的政治改革。地震周年将临之际，马拉格里达印发宣传册，将大地震的真正起因归结于人们“罪孽深重的邪恶”即生活方式，并说地震周年之日将有更大天谴降临世人头上。耶稣会的牧师们借机散布耸人听闻的谣言，说地震周年当是大限之日。谣言闹得人心惶惶，人口大量外逃，严重干扰了救灾和救济工作的正常进行。最终，庞巴尔政府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来对付耶稣会在葡萄牙的阴谋活动，并以大量证据证明马拉格里达涉嫌策划刺杀国王阴谋事件，于1759年1月将其通过世俗特别法庭审判后处死。之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灾后重建才得以顺利展开和推进。今天我们去葡萄牙见到的里斯本市，便是在庞巴尔重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755年地震海啸大灾难，给当时葡萄牙的都城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因历史记载及统计方法上的差异，死亡人数约达1万至9万人，另有1万人（当时人口的4%）逃离了里斯本。
概观世界灾难史，我们不难发现，危难发生，谣言更易兴起。自然灾害发生过程中和发生后的谣言其实就是一种人为的祸害。自然灾害往往会瞬间暴发，长期积聚起来的破坏性自然力量也会随之最大化地得到释放，因而其后续的破坏性往往是可预测的；但是人为散布的谣言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则不然，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同时谣言受众的驱众心理和由此形成的共振效应，会对谣言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增效作用，这样便令由谣言引发的破坏力以及最终后果的严重程度变得难以预料。故而，任由谣言泛滥，其结果必将是给灾难中的人们乃至整个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延伸阅读
灾难谣言的杀伤力有多大
两个赌徒的地震谣言震动墨西哥
长城谣教案篇7
在井冈山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经过长期的发展和集体力量的创作，形成了一批红色歌谣，并在人民群众的反复传唱中逐渐传播开来，成为井冈山革命斗争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井冈山红色歌谣内容丰富，气势豪迈，是井冈山人民不畏艰险的历史写照。笔者经过广泛的收集整理，目前找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范围内红色歌谣300多首，主要来源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砻市朱毛会师纪念馆和一些文章和书籍中，如《井冈山斗争时期红色歌谣选》、《炎陵飞歌》、《永新民谣谚语选》、《江西革命歌谣选》、《红色歌谣》等。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火与血的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用山歌、小调等歌曲形式颂扬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领袖及红军，于是产生大量的红色歌谣。一些流行的民歌、小调填进了革命的新内容，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这些红色歌谣内容包括：诉苦歌、颂歌、工农革命歌、建立工农政权歌、参加红军歌、红军纪律歌、红军战斗胜利歌、支援红军歌、慰问红军歌、打土豪分田地歌、妇女解放歌、儿童歌谣、送别红军歌、盼望红军歌等。这些红色歌谣，在革命战争年挥了很好的宣传动员作用，是战争的号角和战鼓。
这些歌谣真实地反映了革命历史事实。如 1928年2月18日，率部攻克宁冈新城，时有歌谣《打新城》：“茅坪出发打新城，连夜布置围好城。毛委员到了棋盘山顶，亲自指挥烧东门。东门烧开两点钟，朱连长端枪就冲锋，机枪打得咯咯响，反动军听了失了魂。南门烧到北门转，打开两门就出城。顾连长早已布置好，打死百多反动军，营长打死官活捉，自愿缴枪两百人。当兵是无产阶级的，自愿报名当红军。毛委员的计划好，消灭一营反动军，枪枝弹药缴的多，群众挑起归茅坪。第二天砻市开大会，宁冈县苏就建成，处决狗官张开阳，穷人拍手真开心。”也有对英雄、伟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歌颂，如、等人在井冈山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一些歌谣中也有不少内容是对革命领导的歌颂，如《三湾降了北斗星》、《井冈山来了》、《中国出了个》、《贵人就是毛委员》、《好领袖是》、《朱司令》、《好得有朱毛》等等。如《三湾降了北斗星》唱到：“三湾降了北斗星，满山遍野通通明。一九二七那一年，三湾来了毛委员。三湾来了毛委员，带来工农子弟兵。红旗飘飘进三湾，九陇山沟闹革命。”《朱司令》唱到：“头戴竹斗笠，脚着麻草鞋，肩挑十石米，手种百担菜。打仗一阵风，横扫八百里，苏区人人敬，红军朱司令。”这都表达了根据地人民对和由衷的热爱和敬仰之情。
井冈山红色歌谣不少内容短小精悍，朗朗上口，也非常押韵，内容层次和逻辑都比较清楚，政治宣传色彩明显，价值导向也很明确。如《红米饭，南瓜汤》：“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寒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这首歌谣结合了“吃（念qia）的精打光”之类的当地土话，反映的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具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价值重大。
二、井冈山红色歌谣兴起的背景及其原因
井冈山红色歌谣是红军和当地人民群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过集体创作和广泛的口头传唱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歌曲艺术。作为红色文化的形式之一，红色歌谣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它的产生，首先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紧密相连，这是其产生的思想理论背景；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实践是井冈山红色歌谣产生的现实土壤；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是红色歌谣产生的催化剂；井冈山地区人民的民间歌谣传统，是井冈山红色歌谣产生的历史人文渊源。
具体来说，井冈山红色歌谣兴起的主要原因大致包括以下几个。
一是井冈山地区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红色歌谣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任何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发展都必须有其土壤。井冈山红色歌谣的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如歌谣《打遂川》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红军攻打打遂川胜利的盛况：“一九二八年八月中，遂川城里驻白军；白匪七师五个营，到处作恶害百姓。革命农民被他杀，年青妇女被奸淫；好的东西都抢去，白匪真是虎狼心。百姓恨匪恨透心，日盼夜盼盼红军，指望红军早日来，早来一刻早太平。红军出了井冈山，消息传到遂川城；朱军长带领二八团，到了堆前瓜子洲。红二八团是铁军，战士善战来英勇。遂川百姓来助战，自然马到就成功。红军飞奔到草林，战斗打响第一声，靖卫队和挨户团，听到枪声就逃命。红军战士周志亭，三颗子弹打头阵，一直冲到阳关滩，三十几里追敌人。红军来到阳关滩，直逼县城白匪军。红军整队打县城，速战速决获全胜。朱军长前来把话讲：现在该我们打头阵。可是战士不肯让，大家都争打先锋。你争我争囔好久，协商办法才通行，先锋四个领人马，四队人马攻四门。朱军长率领一个队，身先士卒打头阵，队里人马一个连，排山倒海攻西门。听说来了朱司令，城上匪军丧胆魂，屁滚尿流跑得急，只怪爷娘少生腿。西门一破满城慌，东南北门也攻破，五营匪兵没漏网，死的死来降的降。打回遂川城一座，俘虏武器数不清；遂川人民得解放，满城百姓齐欢庆。”
二是井冈山地区的音乐文化传统影响。有很多红色歌谣都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但是这些歌谣的创作很多都是融合了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的一些音乐文化传统，如以赣南采茶戏传统音乐润色加工的一些红色歌谣流传很广。此外，亦有诸多红色歌谣受到客家山歌的影响，尤其是将客家山歌的审美特性与政治宣传鼓动的契合性融为一体。《分田歌》、《暴动歌》等红色歌谣等大多是在当地客家山歌、民谣音律的基础上，由当地群众创作出来的。它们采用传统比、兴、赋表现手法，溶入全新的革命内容，语言通俗，朗朗上口，便于传唱。
三是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得语言形式更加丰富多彩和自由灵活，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利益代表，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整个社会有一种破旧立新的气势，我们从很多红色歌谣在其内容上便是对社会新气象的歌颂或者对于共产主义美好新生活的向往便可知一二。因此，整个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改变对于井冈山地区红色歌谣的创作兴起及其发展流传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井冈山红色歌谣的历史内涵及文化价值分析
对于井冈山红色歌谣的历史文化内涵的解读应该主要从井冈山红色歌谣产生的基本背景出发，从其根本的核心实质出发，井冈山红色歌谣的历史文化内涵最为关键的是其背后所蕴含的内核和精神实质。井冈山红色歌谣，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斗争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井冈山波澜壮阔斗争历史画卷的真实写照，体现了光荣的革命传统，蕴含了井冈山精神。
可以说，井冈山红色歌谣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战争文化的优秀结晶。《毛委员挑粮上井冈》、《朱司令》、《三碗茶》、《同心革命歌》、《红米饭南瓜汤》、《十别妹》、《胜利歌》、《动员歌》、《喊话歌》、《冲锋歌》、《杀敌歌》、《暴动歌》、《赤卫队歌》、《放哨歌》等等，这些红色革命歌谣注重内容，不拘形式，较全面地映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战斗生活和红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时过境迁，这些当年的红色音乐资源已经成为佐证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的民间档案，深深地镌刻在井冈儿女的心间。时至今日，红色歌谣背后所反映的故事与人物成为历史，但是其代表的卓越的精神仍然是当今时代不可或缺的。井冈山红色歌谣其语言通俗生动，感情强烈，朴实直白，一针见血。就音律而言，不少歌曲借用了客家山歌的旋律填词，非填词的旋律也接近客家山歌，是当地客家话与普通话的结合体，具有很大的现实价值。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井冈山几首革命歌曲，大多是以当时的红色歌谣为基础重新创作的，都可以找到当年革命歌谣的影子。著名的《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是1960年代唐山樵根据《红米饭，南瓜汤》、《毛委员带头吃苦菜》两首歌谣改编而成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则来源于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红军纪律歌》。《十送红军》的素材也来源于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大量的送别歌曲，如《送郎当红军》、《十送郎》等。
笔者认为井冈山的红色歌谣的文化价值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井冈山地区及其周边地区文化的传承，庐陵文化、客家文化、湖湘文化、吉安、宁冈采茶戏、茶陵湘剧、客家山歌、莲花落等等，都能够在井冈山红色歌谣中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说，井冈山的红色歌谣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化艺术形式，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丰富文化内涵的一种传承。二是井冈山红色歌谣是革命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既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内涵，又有与时俱进、价值永恒的普遍意义。井冈山红色歌谣蕴含着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保持高尚的情操、坚定理想信念意义重大；井冈山红色歌谣蕴含着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精神风貌，对各级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军事人员和当代青年都具有极大的教育作用；井冈山红色歌谣蕴含着积极乐观、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革命激情，对于激发人们的革命激情和革命青春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这些无形的资源，对于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种有效载体。在井冈山，红色歌曲永远是流行音乐，在红歌广场、集市、旅游车、红色景点中，到处都飘荡是《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十送红军》、《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红军阿哥你慢慢走》这样的歌曲。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院级课题“井冈山红色歌谣思想性研究”（项目编号10dsyb10）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委编著，江西革命歌谣选[Z].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2]永新县文广局、永新县文化馆编，永新民谣谚语选[Z].内部印刷，2006.
[3]红色歌谣[Z].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长城谣教案篇8
二、围绕儿歌，设计相应教育活动方案。
（一）通过教学活动进行爱家乡教育，激发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
有目的，有计划的教学活动是向幼儿进行爱家乡教育的好办法。将承德美丽风景、风土人情、传统风味小吃、民俗小游戏等，围绕儿歌，结合五大领域，设计教学活动方案。
（二）对幼儿进行爱家乡教育除了课堂教学还需要环境教育、渗透教育活动。
1. 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多样化有效的活动来影响和强化幼儿热爱家乡的情感。比如每年的清明节可以带幼儿给烈士去扫墓，并结合儿歌《烈士陵园》
我和爷爷到陵园，鲜花摆在陵墓前。爷爷竖起大拇指----，年纪小，英勇杀敌志气高。，个不高，双手举起炸药包。，真勇敢，解放隆化立功劳。爷爷摸着我的头----好孩子，英雄事迹要记牢。
2.做中学，营造学童谣的氛围 ，从而认识家乡，热爱家乡
家庭是文化传承的最佳空间。我们在发动家长收集素材的同时，一方面请家长积极主动地参与幼儿园的家长开放日到园助教，把承德风情带入课堂――传统师傅请进课堂做出很多的风味小吃，如：马家烧麦、碗坨、驴打滚、混糖锅饼等。这些食品制作工序、火候都很讲究，我们带些实物让幼儿品尝，让他们知道这是承德特有的，使之产生热爱家乡，对家乡无限憧憬的感情。另一方面请家长教自家的孩子说唱童谣，再让孩子到幼儿园来教小朋友。并通过家教园地、博客等形式，吸引家长积极参与到说唱童谣的活动中，鼓励幼儿在家里和爸爸妈妈做亲子游戏，为幼儿创造一个浓厚的说唱家乡《最美童声》的活动中，进一步认识家乡，从而更加热爱家乡。比如，我们在认识传统小吃“驴打滚”的时候，就聘请了专门的师傅，来园内实际操作。孩子们亲眼看到制作过程，并且结合小儿歌《驴打滚》
小面团，擀成片，里面包上红豆馅。
蒸熟再滚黄豆面，好像毛驴滚一圈。
小朋友啊尝一尝，又香又甜营养全。
一边吃着香甜的食物，一边听着儿歌，孩子们对该食品会终身难忘，那首儿歌也会伴随他们的成长。同时也认识了家乡的美食。有的孩子当时就说，等我长大了我也要成为名厨，做“驴打滚”和好多好多好吃的食品。
长城谣教案篇9
“乡土音乐进课堂”是个全新的课题，把乡土音乐“请”进课堂意义深远。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说：“没有民族性的音乐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一般认为全人类的音乐都是具有民族性的。”但实际情况是无教材，没有音像资料，更没有乡土音乐进课堂的教学经验，在学校接触乡土民间艺术不多，如何把丰富多彩的汀州本土民间音乐“请”进课堂呢？格林卡说：“创造音乐的是人民，而艺术家不过是将它编成曲子而已。”长汀是客家首府，客家文化源远流长，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博大精深，因此，音乐组成员首先到民间进行学习和采风活动。例如：利用业余时间到童坊镇学习“长锣鼓”;到本县“锣鼓之乡”新桥镇小庄村学习;积极参加观摩县举办的汀东、南、西南三个片区的农民文化艺术节活动;访问长汀客家文化方面的专家;到县南门社区学习民间小调“斗笠舞”表演;到大同镇东街村向民间艺人学习长汀民间小调《九连环》及表演;向民俗专家张鸿祥、郭如淮学唱山歌及到兄弟学校（长汀二中）进行《闽西乡土音乐入课堂》实践观摩学习。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把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激发起来，学习效果可想而知。首先，我们在校领导的指导、支持下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如把民间小调《九连环》、《踩船灯》、《十番锣鼓》、《卖花线》和山歌小调的演唱艺人请进校园表演，并请民间艺人现场教授，学生其乐融融，大大激发同学们的参与热情和学习兴趣，让同学们真正感受到“乡土艺术”魅力无穷，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利用课余时间发动师生、家长收集相关民间音乐、音像、歌谱、文字材料，走访民间老艺人，收集珍贵的文字、影像资料。在“走出去，请进来”的学习活动中，师生共同学习民间音乐艺术，直观的口手相授，心手相连的教学，提高学生学习民间本土音乐的自信心和成功感，从而热爱家乡音乐文化，热爱民族音乐。
二、朗朗上口的客家童谣，为学生学习乡土音乐做铺垫。
在“请进来”的环节中，引导、激发同学们对乡土音乐产生兴趣，培养同学们学习本土音乐的自信感。对此，我选择风趣、幽默、诙谐、朗朗上口的童谣作为进课堂教学的第二环节。
客家童谣是口头文字，短小精悍、语言俏皮、富有童趣、语句通俗，而且每句尾用同韵字，所以朗诵起来异常顺口，只要小时念熟，到了老年，仍牢牢不忘。如《鸡公仔，啄尾巴》这首客家童谣：“鸡公仔，啄尾巴，啄到婆婆树兜下，婆婆出来看鸡子，姐姐出来拗桃花，桃花开、李花开，张郎打鼓李郎吹，吹到姐姐心里化化开。”童谣整理长汀民俗专家杨水生、张鸿祥，曲谱：陈鸿志。教学中，我首先用长汀方言诵读童谣，让同学们产生新鲜感，感到用长汀方言诵读童谣“挺有意思”的，从而学习兴趣十足，纷纷诵读。利用小组合作方式互教互学，同学们用方言诵读童谣后，兴趣盎然，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接下来进行歌曲教学就水到渠成了。在学唱中，要求同学们用长汀方言唱童谣，这样同学们一个个试着用方言合着音乐唱着，兴趣更浓厚了。
在感受完这首幽默、风趣的《鸡公仔，啄尾巴》之后，同学们对童谣的搜集、探索干劲十足，如搜集到了《月光光》、《砻谷》、《蛤蟆子》、《缺牙窿窿》、《火萤虫》、《小老鼠》等许多有趣的童谣，以“谁的童谣”多的形式展开朗诵比赛。如一位同学搜集到一首地方童谣，它的特点是用数字将长汀城关的主要地名串起来，朗朗上口，易于念诵（一清门、二府哩、三元阁、四角井、五通门、六衙哩、七里桥、八角亭、九驾坪、十字街、十一垛叫垛、十二城门九把锁）。在教学中，首先让同学用长汀话说地名，同学们说得不亦乐乎，我又问谁能用数字将它们串起来呢？这下，请搜集到此童谣的同学用长汀方言念，同学们听得惊而趣，拍手称赞，用长汀方言念童谣太有趣了。
童谣是生态型乡土音乐，有鲜明的艺术特点，不但简洁、明快，而且十分讲究节奏和韵味。因为只有突出音韵和节律，才能朗朗上口，显示出独特的韵律美和乐律美。所以，在用长汀方言诵读的时候，我十分注重两点：一是用准长汀方言，二是音韵和节律，即要求、引导同学用地道的长汀方言念，并注意韵味，这样诵读起来就有趣多了。随后习之不仅提高学生诵读能力，还激发同学们爱家乡的自豪感，让家乡音调难忘怀。
三、山歌好比春江水，给学生搭建学唱山歌的平台。
“唱山歌来，这边唱来那边和，山歌好比春江水……”山歌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中国民歌中的奇葩。散溢着乡土的芬芳，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其语言形象生动，其感情真挚淳朴，其生活气息浓郁，其艺术形象多彩。山歌，顾名思义，是在山野田间唱的歌，其实，只要具有在各种个体劳动中、在生活中自由咏唱，歌腔自由舒展，自娱的基本特征的歌，都可称为山歌。它是客家人的口头文学，富有客家语言特色，把无形无影的思想感情化为具体而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文化底蕴雄厚。
山歌入课堂作为第三阶段教学，如何让学生在兴趣中学习这些打上时代印记的山歌呢？在2010年我校元旦教职工联欢会上偶得一招，把内容相关的山歌创编成山歌小品，即情境山歌小品教学。课上邀请我校音乐组成员创编表演的山歌小品《xia妹子》，既有辛勤劳作的一面，又有幽默诙谐娱乐的一面，同学们看到生动形象的表演唱都想跃跃欲试。接着顺理成章，我给同学们介绍了几首长汀山歌，如《长汀城关山歌》、《河田山歌》、《馆前山歌》、《南山山歌》、《涂坊山歌》、《四都山歌》、《濯田山歌》。让同学们在欣赏中选择自己所属哪个乡镇就选哪首山歌学唱，而且必须用本土方言演唱。这样一来，同学们纷纷介绍说：“我是河田人，我选择学唱《河田山歌》，我是四都人，我……”这样同学们自身都有一种义务感，“我要把本乡镇的山歌学好”，经过一番学唱，接着，山歌小品《我是哪里人》就开始排演了，每组同学都以最自豪的情感用本土方言演唱（四都话、涂坊话、河田话……），有趣极了。趣中求学、乐中求知是教学的妙招，演唱中同学们体会到了长汀各土方言的语言特色，感受到了山歌的无穷魅力，难忘怀家乡的音调。
时代在发展，山歌也必将推陈出新，正如作曲家徐沛东指出山歌创作如果不发展，再好的传统文化也会随时面临被取代和消灭的危险。引导同学们进行山歌创作是势在必行的，如何引入、教导呢？引领同学们多学习、观摩，搜集一些现代创作、富有时代气息的闽西山歌。如郑发祥老师所编的男声四重唱《风吹竹叶》，陈鸿志副局长2004年参加第三届世界龙岩国乡恳亲大会创作的《山歌摇滚》、《秀丽岩城我的家》、《我是龙岩人》这些歌曲，具有闽西乡土音乐的特点，又富有时代感，都是很好的乡土音乐教学素材。激发热情之后，在课上播放了我摄影的长汀实幼大班小朋友演唱的长汀山歌《风吹竹叶》、《韭菜开花》，听着孩子们用长汀话稚气地演唱着地道的长汀山歌，同学们觉得大班的孩子都能学会，我们就更能唱好了，经过学唱并引导同学们创编歌词形式，让同学们从学习生活中发现撷取素材以创编属于他们的歌词，同学们个个兴致勃勃，创编出了《和谐校园》、《奋斗、拼搏》、《爱心》、《隐形的翅膀》、《真心英雄》、《安全你我他》等不同主题的现代“山歌”，既增添了学习情趣，又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长城谣教案篇10
香港评论人廖伟棠曾说：“在这个不安的时代里，我们的诗人哑言了，是如今的新民谣唱出了城市巨变中小人物的承担。”
兰州作为中国腹地，地处黄土高原，衔接青藏、宁夏、内蒙、新疆等省份，外来人口复杂多样，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民谣兴起显得理所应当，曾有人将这块黄土高坡上的城市誉为“中国摇滚的西雅图”，这个地域呈狭长状的城市，曾走出很多有名的民间音乐人。
一、兰州民谣中的城市叙事
兰州最著名的民谣乐队当属野孩子乐队，这支乐队最早由索文俊和张佺组建，几易人员，2001年3月，在三里屯南街一起创办了名叫“河”的酒吧，并逐渐发展成规模较大的音乐根据地，吸引人群众多。著名乐评人颜俊曾说：“野孩子乐队是新民谣比较早的尝试，他们把民间的一些音乐在形式上进行革新，同时又保存了民间的本质。与创作方式投靠盲目与抄袭的乐队相比，野孩子先是用做人的方式树立了乐队的气质。他们的创作过程才是真正的生活。”他们的作品中很多与曾经生活着的这座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多半是童年时代情绪记忆的摇篮中便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独特的个性。这种早年的情绪记忆对于艺术家来说非常重要……往往会在无形之中渗透在他们终身的创作活动中，显示他们的创作风格和作品的个性特色。”既然童年的印记在某种程度来说规定了一个人的全部生活，那么，野孩子乐队主要成员索文俊和张佺的成长经历，则在他们的作品中很好地体现了出来。他们的音乐不是对传统民歌的简单模仿、改编，音符间流淌着成长领域的丝丝影响，出生在兰州乃至西北这个有着浓郁民间音乐传统的地方，他们对歌唱有着最简单、最直接的体会。
乐手索文俊曾经在兰州的建筑工地上听过工人们（大部分是民工）唱歌。对他们来说，歌唱作为一种力量支撑着艰难的生活。张佺的童年在甘肃和青海农村度过。在那儿，他从劳作的农民那儿学会了唱歌。那些农民用自然的声音歌唱着生活的快乐和忧伤，这深深地影响了张佺关于音乐的理念，“我最喜欢西北民歌的朴素和简单”，张佺说：“听上去就是人们在给自己唱歌，而不是表演。”
一首《早知道》激起众多听者的共鸣：“早知道黄河的水呀干了，修哈那个铁桥了是做啥呢 ，早知道尕妹妹的心呀变了，谈哈那个恋爱了是做啥呢。”兰州是唯一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一条母亲河滋养着黄河两岸的人们，上游水量不足的现状，加之城市人口的剧增，导致河床日趋狭窄，的河床里艰难地长出芦苇，在黄河岸边的劲风里摇曳，日渐繁盛。那句夹杂着泄愤般的“咒语”唤起对河流的敬畏，对日常生活没有痕迹地腐蚀现实表达出强烈的憎恨，一句粗口，恰到好处，听似低俗，社会最底层劳动人们的心声却一览无遗。随后，话锋一转，联系到青年人为之懊恼的情感问题，一主一客，纠结、泄愤心态不言而喻。
一首《你可知道》唱道：“你说那山上的杜鹃花儿红，你可知道，它长了多少年？ 你问那大路上骑马（呀）走过的人 ，趟过的河，它有多少？ 你听那飞过的杜鹃鸟儿叫， 你可知道，它家在哪里？ 你猜那背井（呀）离乡的人，走过的路，它有多少？”似乎与兰州关联不大，但若是了解了歌者的生活背景与生长经历，便能透过歌曲，追寻到关于兰州这个城市的些许蛛丝马迹。杜鹃花儿是每年暮春时节，距兰州城外不远处的郊区随处可见的花种，五六月，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儿怒放在自然里，那场景足够引起强大内心的震撼。这是一座移民城市，土生土长的土著并不多，似乎每个人都是过客：“那背井离乡的人儿，曾走过多少路？”这是一句问语，叩问着每一个被歌曲震撼内心的人，由它引起、触动的思绪，泛滥在思乡的气氛里。
除了这支走出去歌唱本土的乐队，同时期乃至以后的乐队也对兰州这座城市有着深入肌肤的叙述。一道乐队首张专辑里《没有黄河我活不哈》，是这座城市里母亲河的孕育最好的情感展示：“黄河嘛我的家，没有它我也活不下……我要一辈子的爱着它，别让我的心里像针扎 ……天上的云彩陪着它，日日夜夜把它牵挂……”炙热的情感流淌出的是对黄河的歌咏，穿城而过的这条大河孕育着成长中的少年，叙述者就是歌唱者。
二、兰州民谣中的人与物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群居文化最核心的内容便是人的交流。民谣的创作者大多有着在兰州长久生活的经历，他们理所应当地在这个城市细节里存在，或者由于某种际遇移植在这里，有着长久的生活经验。为此，他们创作出的民谣作品，天然有一种原型意味，如父亲原型、母亲原型、诗人原型、神话传说中的某类人物，当然，还有情人原型。民谣是发自民间的声音，自然是对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最大众人群的某种生活经历的总结与提炼，娓娓道来。为此，有人说“民谣是硬的，像钢铁一样坚硬，也像藤曼一样柔韧”。
兰州本土民谣乐手李建傧的第二张专辑《月照空花》中，有一首《黄河淌过了金城关》，曲中写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白塔山、金城关、雁宁路、什川梨花、安宁桃花、石头坪、杏胡台，还有新城秦王川等一系列地名，背后实则是对这个城市中人事的解读。它与窦唯、崔健那些激烈的摇滚乐尖锐的评判性不同，显得温婉含蓄。钟立风说过：“如果摇滚是一种个性，那么民谣即是一份情怀。个性这东西，有时候很锋利很不羁，多了也许会伤及自己和他人。而情怀，是温暖的、包容的、绵延的、长久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情感的累积，会越来越丰富和越来越迷人。”每一个在兰州有过长期居住经历的人，都能在此曲中品味出一些无法言传的意味来。它用实实在在的地名演绎出现世的荒唐与无奈，所以，我将它定位为人物叙事，虽没有明晃晃地说透，却留下隽永的空间给听者。
正如歌手万晓利对民谣的定义；“民谣就是来自民间的歌谣。它是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是拒绝颓废的；但它又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和反叛性，绝不是当下流行音乐的小伤感小情绪能比拟的。”卢中强认为，正因为民谣拥有这样一种温和的批判力，从而能在渐变的社会中崛起。
低苦艾乐队近期作品《兰州 兰州》中，有一句这样写：“兰州，夜晚温暖的醉酒，兰州，淌不完的黄河水向东流……”虽地处西北，经济不够发达，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却在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自得其乐的精神生活。无论褒贬，都是这个城市最真实的写照，折射出文化匮乏的现实，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是对这个城市最好的诠释，演绎出似乎并不迷人、震撼的人事，却真实地再现着本土根深蒂固的文化。一首歌，诞生于黄土地，也同样歌咏着这篇贫瘠的土地。
三、兰州民谣中的思乡情怀
《兰州 兰州》一曲中唱道：“你走的时候没有带走美猴王的画像，说要把他留在花果山上，行囊里只有空空的酒杯和游戏机，门外金沙般的阳光它撒了一地，再不见俯仰的少年格子衬衫一角扬起，从此寂寞了的白塔后山今夜悄悄落雨，为东去的黄河水打上刹那的涟漪……”词曲写实性很强，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在歌曲中找到自己对这个城市复杂的情怀，渴望走出去，却同样期盼回归。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怀，没有在这里长久生活过的人无法体味这样纠结、曲折的情怀。歌曲结尾处有几个客串的画面，有人用一句话描述和兰州的情感关系：“当我在兰州的时候，我想离开，我不在兰州的时候，我又想回来。”这句话的作者姚军曾写道：“慢慢地兰州也会有更多的CBD，万达广场，星巴克，zara，人行道变成了停车场，宏伟高大的公共建筑向城市两端蔓延，当然浓浓市井味的菜市场不会消失，我也会认识更多的生活在兰州的朋友，只有和这座城市发生关系了，你才会一点点积累出一个答案，眼前这座城市到底是怎样的，好像也说不清我是爱兰州还是厌恶这里。”
然而事实却是，走出去的人在领教了其他所谓繁华都市之后，反过头来对这个城市却有了极深的眷念。这样的思念、这样站在遥远的他乡回首故乡的情怀充斥在耳熟能详的音乐里。民谣艺人周云蓬说：“生活的印记镌刻在经历里。偶尔的一瞬间，会有恍惚的片段，追寻来去，便知是家乡留下的想念。”野孩子乐队创作的《眼望着北方》一曲中，这样唱道：“我眼望着北方，弹琴罢了歌唱；没有人看见我，我心里多悲伤；我坐在老地方，我抬头看天上；找不到北斗星，我只看见月亮；我走过了村庄，我独自在路上；我走过了山岗，我说不出凄凉；我走过了城市，我迷失了方向；我走过了生活，我没听见歌唱。”找不到民谣直接、火辣的曲风，却能在其中品味出淡淡的哀愁，而哀愁主要源自人在他乡思故乡的惆怅。
与此曲不同的是，《生活在地下》所体现的思乡情怀则更为直接、炽烈。人在他乡，思念故乡黄土高原上的蔚蓝的天空，饱含亲人的呼唤、恋人的难舍以及人事的复杂和自己亲身的体味、解读：“远方的天空总是那么蓝，我却藏在潮湿的角落里；生活好比黑夜里漫长的路，走过的人他从不说出来；亲人朋友在梦里呼唤我，我却在这里虚度着好时光；生活不该是一杯醉人的酒，醒来的人想说也说不出来；远方的恋人你不要埋怨我，虽然我从来没有让你幸福过；北京 北京，不是我们的家，我现在才知道劳动的人是最穷的。”仔细聆听，便能设身处地地感受到这些走出去的民谣艺人无奈的心境。
最典型的当属《黄河谣》，这首歌曲是外出的人思乡情怀最好的倾诉：“月亮照在铁桥上，我对着黄河唱；每当我醒来的时候，想起了家，想起了兰州；想起路边槐花香，想起我的好姑娘；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流浪的人不停地唱，唱着那黄河谣。”一座黄河铁桥矗立在黄河两岸，带给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无尽的遐想，铁桥百年风云，记忆却在细节之处深刻隽永，一轮明月悬挂天际，清冷照耀其上，更烘托出一丝悲凉。歌唱者曲风苍烈，嘶哑，如同不尽人意的生活。黄河的水不停地流，自西向东，日复一日，司空见惯，却在离去者的记忆里成了难以忘怀的情景，黄河成了兰州的另一个称谓，触景生情。
“路边槐花香”是很多文学作品中常出现的文学原型，槐树是故乡最好的历史见证，“人人来自大槐树”，槐树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是许久以来对故乡最遥远的民间叙述者，它们更多地是被象征化、物象化。而槐花则更是风花雪月一些，将思乡的凄楚描写得更加优美，使得思乡不再那么苦涩，甚至演绎成对恋人、情人、亲人的怀念。于是，这样的情怀是一种涩中泛甜的美妙，是只可意会的心有灵犀，这样的歌谣在民间传播力度极大、速度飞快，因为它触动了每一位走出去的人内心无法言传的思乡情怀，并且带来极强的美感享受。
[参考文献]
[1]张绍民.村庄疾病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长城谣教案篇11
“秦火火”案使人们更加关注网络谣言
2014年4月17日，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秦火火”（姓名为“秦志辉”）通过网络谣言诽谤、寻衅滋事一案，经过较长时间的审理之后，北京市朝阳法院一审宣判，以诽谤罪判处“秦火火”2年有期徒刑，以寻衅滋事罪判处“秦火火”1年有期徒刑，法院决定数罪并罚合并执行3年有期徒刑。“秦火火”表示不会上诉。2013年9月9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构成诽谤的信息被转发500次可视情况判刑。受理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按照法律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布的司法解释，对“秦火火”案进行审理之后认为，“秦火火”的网络虚假信息已经被转发500次以上，诽谤多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构成诽谤罪。除此之外，法院审理认为，“秦火火”通过微博编造“铁道部对动车事故外籍乘客天价赔偿”等虚假信息，通过热点事件进行自我炒作，构成寻衅滋事罪。①除此之外，“秦火火”的“谣微博”还有，其以“东土秦火火”的微博称，少将罗援的大哥在德国一家著名的企业担任高管；以“炎黄秦火火”暗指张海迪之妹更改姓名和国籍，通过各种手段承接残联工程项目；以“川中秦火火”称杨澜股市骗钱诈捐。
“秦火火”案，从一开始的拘留、到法院立案、审判等均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使人们更加关注网络谣言问题。网络并不是法外世界，恶意造谣和传播谣言必须受到法律的严肃制裁。
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方方面面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使网络谣言的产生更加便捷。其传播的范围和产生的影响几何级增长，许多网络谣言带来的负面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主要体现在：
第一，网络谣言对民众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干扰。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网民数量节节攀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年底，我国网民的数量已经达到了6.18亿人，2013年新增网民5358万人，互联网在我国人口中的普及率已经达到45.8%。②而且，我国网民的数量目前仍然在迅速增加。可以预计，将来的网络必定像目前普及到民众生产生活中的广播、电视一样覆盖到全国各地的每一个城市、村庄的每一个角落，而一旦将来实现了全民上网，“网民”这个称谓也就不复存在。目前的移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我国通过手机上网的人数急剧增加，目前手机网络用户已达4.5亿人，通过手机上微博、微信的用户分别达4亿人、3亿人，几乎每一个人均可通过移动网络而成为信息的接受者、者。这些网民的众多声音、意见建议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的舆论场，在这个自媒体、微信息的时代，人人均有麦克风，均可成为网络舆论的重要主体，人人都像记者一样通过网络报道身边的人和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有的网络生态已经被完全打破，我们之前习惯用现实社会、虚拟社会区分现实与网络，将网络作为虚拟社会，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之间的差异性已经逐步被打破，“网上冒烟网下燃”即形象地说明了网络上的热点话题可能发酵成为现实社会中的热点事件乃至，在当前网络技术更为发达的状态下，网络事件引发现实社会中的实体事件，网络中的一个不负责任的谣言，非常容易成为社会恐慌的爆发点，对民众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海南省“毒香蕉”事件，网络上曝出海南的香蕉有毒，导致香蕉的价格从每市斤1元多降到了0.2元多，不仅影响蕉农的收入，而且对民众的生活产生严重干扰。
第二，网络谣言不断摧毁社会信任体系。网络谣言偏好于社会上的负面信息，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负面信息更加容易引起网民的关注，瞬间被大量转载，对事情的真相进行瓦解。所以，往往发生这样的事情，网络谣言通常被社会公众误认为就是事情的真相而被广泛传播，后来即便政府或者相关机构、个人出来澄清，但澄清之后的事实无法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许多民众的头脑中始终记忆的是“谣言”而非事实的真相。网络谣言通过瓦解事实真相的方式，对社会信任体系产生摧毁性的巨大负面作用，一些社会的阴暗面被无限制地放大、扩散，从而不断导致矛盾的激化，甚至无中生有进行恶意的攻击，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极大的威胁，让民众对政府和社会丧失信心。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迅猛发展，但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在如此特殊的历史时期，网络谣言往往成为现实中各种突发事件、的诱发因素，一些不负责任的网络谣言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乃至导致社会震荡，对公共安全产生严重威胁。某些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社会矛盾，通常容易成为网络上谣言的“策划点”，比如资源分配不均、贫富两极分化、腐败问题等内容，这些问题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确实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但是经过别有用心的或者不经意的网络扩大化宣传、虚假宣传之后，博取更大的点击率，产生更大的负面传播效应。而且，此类谣言能够迎合当前我国转型时期某些内心具有不安全感、不确定性的心理弱点，引起社会公众更为广泛的关注，最终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比如，在湖北省石首事件当中，有谣言称死者是因为知道了当地法院院长夫人、公安局局长同永隆大酒店老板走私贩毒的事情之后被谋杀的；在贵州省的瓮安事件当中，有谣言称瓮安事件的3名犯罪嫌疑人均为当地领导的亲戚，说是死者的叔叔被带到公安局问话之时被打死，等等。这些网络谣言借助一定的社会矛盾引发的具体事件，充分利用广大网民的猎奇心理、仇视社会的心理，以谣言方式掩盖事件的真实情形，对社会信任体系产生极大的撕裂作用。
第三，网络谣言严重损害政府形象。一个网络谣言一旦传出，大部分网民甚至新闻媒介人士都还没有形成对信息来源进行核实的意识和习惯，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网络信息真实性的状况下就会相信网络谣言，并且将这些网络谣言作为判断事实和对相关事物进行批评的依据，甚至还有媒体记者将网络谣言作为撰写评论的“论据”。在河南省“钴60事件”当中，后来当地政府多次出面、通过新闻会等多种方式进行辟谣，但是事实的真相却被汹涌澎湃的质疑声、责骂声所淹没，舆论已经完全被谣言所挟持，为事件的最终妥善解决带来了巨大困难，对政府形象造成严重损害。在甬温“7・23”特大铁路事件发生之后，“秦火火”在网络上编造谣言，说我国政府花费了2亿元人民币的巨资对外籍旅客进行赔偿，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引起疯狂的转载，立刻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不满，从而使政府的善后事宜变得极其被动。网民在网络上的信息不需要像传统媒体一样进行严格的审核把关，导致网络上的信息真假难辨，无法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事件的全貌，政府形象受到极大损害。网络谣言也并非空穴来风，其可能有着一定的诱发事件，但更多的是由于人们有组织和预谋地进行的，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网络谣言信息的产业化。比如，2013年10月，云南网络名人“边民”（董如彬）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三个罪名被逮捕。据警方认定，“边民”打着“维权监督”的旗号，频繁捏造事实、制造热点事件疯狂敛财。③“边民”曾试图通过网络言论“搞臭”西双版纳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要负责人，曾经言论称“宣威火电厂”导致了云南省的某个村癌症高发，云南机场集团负责人刘某生前违法违纪，湄公河惨案是政治阴谋等。“边民”的诸多不实网络言论，给政府形象造成了极大损害。
网络谣言的预防与治理对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谣言问题越发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基于目前的现状，网络谣言的预防和治理对策为：
第一，切实提高社会公众对网络信息的辨别意识与能力。目前，网络上的谣言一经，许多谣言的接受者缺乏对信息的辨别意识，“自然地”、“想当然地”相信谣言，认为谣言就是事实、就是真相，公民对网络信息缺乏辨别意识、辨别能力，是网络谣言得以迅速滋生蔓延的重要因素。一个健康、理性和文明的社会和法治社会状态下，决不会允许网络谣言肆意传播，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依然需要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规制。当前，结合我国网民缺乏对网络信息的辨别意识与能力的实际，亟待提升网民对网络信息真实性进行辨别的意识，提升辨别的能力。要切实开展网民素质教育，党和政府在舆论引导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网民的辨别意识、辨别能力，对网络上鱼龙混杂的信息、参差不齐的信息进行辨别，决不偏听偏信，在党委、政府对网络信息切实加强审查的同时，也需要民众主动地对各类网络信息进行有意识的辨别，提升网民素质，引导网民理性看待网络谣言，并且做到在日常的生活和上网活动中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尽量从受众的视角降低网络谣言造成的危害。
针对目前我国网民法律意识总体较低的实际，应采取措施提升网民的法律意识，才能让防范和治理网络谣言依法进行、合理进行。要注重培养网民的法律思维方式，让他们充分认识到网络虽然属于虚拟社会，但是能够对社会现实产生巨大影响，公民在网络上的行为也必须依法进行、接受法律监督，自觉抵制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在执法司法机关对网络谣言相关事件作出依法处理之后，坚决予以声援、支持拥护。由10万网民投票选出的“十大网络不文明行为”中的第一条就是传播谣言、散布虚假消息，因为网络谣言的传播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对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并且严重破坏政府形象，摧毁社会诚信的基础。所以，要加强针对网民的诚信教育，让网民诚信上网、文明上网，避免网民的无意识行为而引发更大的网络谣言事件。
第二，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网络谣言治理中的主导功能。治理网络谣言，政府要积极主动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只有如此，才能让谣言及时得到澄清，让行政权力在阳光之下运行，促使行政机关和社会民众间保持信息的对称，提升政府公信力，避免网络谣言给政府形象造成侵害，避免网络谣言产生更大的社会危害。在产生网络谣言之时，行政机关应及时信息予以澄清，相关政府机构和其他公权机构在相关事件处理中确实有失误、过错的，要及时承认错误，避免被人通过网络信息进一步炒作。《中国青年报》于2011年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数据显示，83.2%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谣言多，而73.1%的受访者认为谣言之所以泛滥，其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信息不透明。④正因为行政机关的信息不及时、不准确、不透明，导致社会公众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取自身所需要的信息，无法通过政府的信息中让自己的好奇心得到满足、知情权得到实现，此时只能将获取信息的渠道自然而然地转向网络。一旦有公共事件发生，社会公众亟待通过正规途径获取准确的信息资源，但是，目前我国地方上的部分行政机关不能正确对待舆情事件，采取简单粗暴的封锁消息方式予以处理，结果就适得其反，社会公众从网络上寻找自身所需要的信息，助长了谣言传播和进一步扩散的空间。
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在发生网络舆情事件之时，部分行政机关为了消除舆情对行政机关和社会的负面影响而对消息进行封锁，而政府一旦封锁消息，社会公众就无从知晓事件的真相，网民们对事件进行各种各样的猜测，网络谣言随之产生，加之部分别有用心之人煽风点火，谣言的扩散和传播越发不可收拾，最终导致难以弥补的损失。充分发挥政府在治理网络谣言中的主导作用，也就是要及时、准确地将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众，以行政机关的权威性、科学性信息辟谣。相关行政机关对网络谣言的反击必须迅速、准确、针锋相对，行政机关作为权威信息的掌握者，在产生网络谣言之时要及时准确信息进行谣言公关，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挤压谣言传播扩散的空间，将谣言可能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
第三，切实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必须通过法律途径对网络谣言进行有效的规制，实现“依法治谣”。首先，要切实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民法规制。网络信息传播的快速化、延展性和无限制的复制性，导致网络谣言突破时空的束缚无限制扩张，海量的网络信息通过网络在极短的时间内转发和评论，往往导致公民和相关组织的名誉权等受到损害，部分网络谣言还对公民和组织的财产造成极大损失。为此，要健全完善网络谣言的民事规制，让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依法请求侵害者承担侵权责任，执法司法部门予以有力支持，使民事法律制度成为打击网络谣言的有力武器。
其次，要切实加强对网络谣言的行政法规制。网络媒体是极端重要的战略阵地，网络谣言及其容易诱发社会，严重威胁社会和谐稳定，对国家安全、社会人心的稳定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一旦网络阵地失守，将给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建设带来不堪设想的负面后果。基于行政机关对网络谣言治理中的责任，对网络谣言进行行政法规制，成为依法治理谣言的重要任务。对网络谣言进行行政法规制，必须依法进行，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加大行政法对网络谣言的规制。当前，还须注重和强调的是，要进一步增强现有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谣言”、“网络谣言”的相关规定，以更加适应打击网络谣言的现实需要。
最后，要切实加强对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当前，通过网络平台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时有发生且呈现增长态势，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的侵害，为此，必须切实加强对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对通过网络谣言进行犯罪的行为人予以刑事制裁。2013年9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的性质属于司法解释。笔者认为，应将该“解释”中的合理部分上升为法律，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的形式对网络谣言进行刑事规制，并对“情节严重”、“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等内容进行细化规定，便于司法实践中操作执行。
（作者为东北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刘洋：“‘秦火火’一审被判3年 成首个‘转发500’谣言获罪者”，《新京报》，2014年4月17日。
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年1月公布。
长城谣教案篇12
因为匮乏、无知以及与生俱来的人性弱点，恐慌仍将为我们长久面对。今天看起来令人发笑的荒唐景象，在当时却是真实的经历。
1768年：德清石匠的叫魂术
这一年是乾隆三十三年，康乾盛世正在顶峰。美洲引入的作物被广泛种植、白银流入，虽然物价相比数十年前上涨，但是普遍的生活水平还是在提高。不过，人口过度增长的压力也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放弃农业，成为流浪的乞讨者。官僚系统对流浪人口的管理却是失败的，这让城市和乡村的居民都感到不安。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孔飞力写道。
在这种普遍的不安情绪中，浙江杭州以北60公里的德清县，一个姓吴的石匠被官府雇用，来修理坍塌的城墙水门。有个陌生的农夫找到他，给他一张卷着的纸条，上面是农夫两个侄儿的名字。有人告诉那个农夫，石匠要把写有活人姓名的纸片打入木桩，借生者的灵魂给工程注入某种精神的力量，这被称为“叫魂”。被叫魂的人，会因为精气丧失而莫名其妙地死去。
石匠向当地官府举报了这个农夫。农夫被打了二十五个板子，然后放走――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随后几个月里，却成为谣言大爆发的源头。
以讹传讹的新闻，从德清县到了杭州，随后蔓延到整个江南地区，再向北扩散到山东和直隶。人们相信，有一群妖术师在剪发辫、衣角，并通过人的名字来盗取他们的灵魂。
从春天到秋天，半个中国的百姓都在惶惶不安，他们寻找对抗妖术的法术，警惕地盯着每一个陌生人，殴打乞丐和游方僧侣，动用私刑。而官员们尽管被动，但是不得不被民间的恐惧催促起来，去缉捕妖人，平息百姓的愤怒安抚他们的恐惧。
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皇帝，则为妖术横行可能祸及统治而寝食难安，斥责臣僚敷衍塞责，督促他们对妖人和阴谋造反者进行清剿，以安定社稷。于是地方官又不得不出力追查，刑讯逼供。过路的和尚仅仅因为问了一个孩童的姓名就被捉拿，严刑拷打，被迫承认自己就是叫魂的妖人。
而百姓中一直想清算宿怨或者谋取私利的人，准确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把“叫魂”的罪名加到对手身上编造罪证，向官府控告。
许多流浪者和僧侣、道士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私刑致死，或者在狱中毙命，或者被草率正法。混乱一直持续到年底，军机处的大臣们开始发现，纷乱的割辫案件中大多口供自相矛盾，情形可疑。许多案件追查下去，实情却是“刁徒私将父财妻物花用无存，遂自行剪辫，假称被人所割，钱物亦被人夺去”，更有顽童逃学，自己割辫以图不去书馆。
他们开始感到这场混乱的荒谬，并最终上奏皇帝。这一年年底，清剿妖人的旨意被撤销，羁押在狱中的乞丐、和尚迅速被释放，各地层出不穷的“叫魂案”如滚汤泼雪般结案。
出于维护中央脸面的考虑，朝廷斥责地方官员缉拿不力，以至于正犯漏网，而被捕多是无辜，实际上默认了折腾了帝国大半年的“叫魂”根本是子虚乌有。
1891年：传教士挖眼睛之谣
类似乾隆三十三年的妖术恐慌，在清王朝结束前，又发生过几次。新的皇帝对这些谣言听之任之，最终都自生自灭。
然而当恐慌与外国人联系起来时，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1891年，光绪十七年，距离光绪年间重演的一次剪辫子传言又过了十几年，新的恐慌在中国腹地滋生蔓延。
《天津条约》开放基督教传教之后，自康熙时代礼法之争起禁绝传教士活动的政策被迫废除，大量传教士涌入中国内地，建设教堂，收拢教民。
而对于中国士绅百姓来说，口岸开放、洋货涌入使得众多小手工业破产，桑蚕、桐油等农产也不得不依附外国商会。一切苦难的根源自然而然被推到非我族类的外来者身上。
与基督教的文化隔膜，也让封闭一辈子的中国平民满腹狐疑。出生受洗、男女混杂做礼拜，在让中国人感到不解的同时，产生不安的联想。到1891年，这种面对外来者的仇恨和不安终于爆发出来。
早在半个世纪前，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就写下了匪夷所思的一笔：“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开眼看世界的人尚且如此，遑论普通士绅百姓。长沙、扬州等地的市民和农民，开始频繁地在墙上看到匿名的揭帖，指控传教士“害死小孩，挖取眼睛”。
人们相信，这些传教士来中国，拉拢教民，去拐骗良家小儿挖眼睛做药，或者用来炼金银。
“各省闹教之由，实由匿名揭帖最为祸首，挖眼残害诸事，有图有歌，谣传一播，愚民竟谓目前真有是事，有触即发。”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说。
恐慌最终诉诸暴力。长江沿岸，从内地的湖南、湖北，到江苏，被恐惧和愤怒蛊惑的人们砸开教堂，纵火焚烧，成为轰动一时的“长江教案”。
虽然不久教案就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渐渐平息，然而这种在变动之世的恐慌并未结束，在十年后，它以更加暴戾的形式爆发出来。
1950年：割蛋、毛人水鬼与原子弹
到1950年代初，又一场跟外国人有关的谣言恐慌在华北和华东地区散播开来，涉及人口数千万。
1950年4月，绥远桃林县的居民，开始听到一些隐隐绰绰的传言：“苏联要造原子弹，原料是男人的、女人的和子宫、小孩的肠子。政府答应供给苏联，于是派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的人化装成和尚、道士、商人、农夫，他们都经过专门训练，能飞檐走壁，白天侦查，晚上动手。”
这一年春夏之交，华北地区因此不得安宁。村庄里的男丁在夜里站岗，村民结伴而眠，出门结伴而行，不敢下地干活。一有风吹草动，就数村惊扰。由于谣传割蛋的人是政府派来，交给公安局也没用，一些无辜者在被认为是割蛋人之后，遭殴打致死。
而差不多同时，在华东，类似的谣言也在制造着恐慌。谣言的主角是浑身长毛的水鬼，他们同样要挖走人身上的器官，提供给苏联制造原子弹。安徽无为县，因为传闻毛人变成乡干部，数千人冲击乡政府，捉拿毛人。
1950年前后，正在推进，朝鲜战争又迫在眉睫。农村以前经历过的变动、斗争，以及遥远的战争恐惧，在人们心头压下一片阴影，经不起轻轻的撩拨。
长城谣教案篇13
群体极化是指在群体中进行决策时，人们往往会比个人决策时更倾向于冒险或保守，向某一个极端偏斜，从而背离最佳决策。在公共事件发生后，网络上会出现大量与事件相关的舆论观点，这些观点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多数网民都盲目直接参与传播而很少去质疑真实性，再加上网络传播的爆炸式传播效果，就很容易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对一些司法案件造成网络媒介审判，对司法审判产生影响。
一、网络媒介审判中群体极化倾向的表现
“媒介审判”是来自西方新闻传播法中的一个概念，我国学者魏永征将“媒介审判”界定为“新闻媒体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期或胜诉、败诉等结论的现象”。①笔者认为，网络媒介审判可以界定为公众通过网络表达对公共事件的态度、意见等个人看法，在网络这个言论自由集散的公共领域中形成能代表公共舆论的一致意见，影响事件的发展和最终结果。
网络传播中，网民总是试图从环境中寻求支持，避免陷入孤立状态。当网民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时，他们会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甚至会有“法不责众”的心理，言辞更加肆无忌惮；反之，当自己的意见与多数人意见相反的时候，可能会迫于群体压力少发表甚至不发表观点。即使发表了观点，也会被多数人的意见所淹没，最终形成多数人观点占优势的舆论场，表现出群体极化的倾向。
二、群体极化倾向的成因
群体极化倾向的成因除了受众媒介素养不足外，还有法律、媒体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法治不健全
法学家季卫东认为，我国的法律体系在2011年就已基本建成，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司法独立还没有实现。审判受到政府权力和司法腐败的干预使公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导致人们诉诸舆论。特别是弱势群体，在常规的司法道路走不通时，他们就需要通过舆论获得支持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就出现了“权力绑架司法导致舆论沸腾、舆论绑架司法导致司法难以独立”②的情况。在社会正义与司法正义相冲突时，司法不断丧失权威，舆论却可以左右审判结果。但舆论是非理性的力量，非但不能促成和谐，反而可能加剧冲突，增强社会的不确定性。
目前我国的法律还不够完善，在一些特殊案件中没有固定的量刑标准，也会有法理与情理相矛盾的情况，判决结果难以让公众信服。如唐慧案中，唐慧的女儿被迫，涉案人员企图通过法律漏洞和制造假证据逃避死刑，案件历时六年都没有结案。唐慧对判决结果不满多次进行上访，行政机关却以“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决定对她进行劳教。类似的例子还有刺死城管的小贩夏俊峰被判死刑、虐童教师颜艳红被以寻衅滋事罪拘留22天后又被释放、和药家鑫同样有自首情节的李昌奎二审时被改判死缓等。这些案件都曾在网络上引起极大的关注，网络舆论也影响了案件结果。司法机关遵照法律进行处理，公众则是从道德和情理角度进行判断。在法治不健全，没有固定量刑标准甚至司法审判缺席的情况下，公众通过网络集结而成的强大舆论力量会倒逼司法，造成网络媒介审判。
（二）新媒体碎片化传播方式
新媒体时代显著的传播特点就是传播方式的碎片化。媒体为了传播效果，会对事件进行分割式的处理，重点传播会吸引受众注意力的内容，“标题党”就是典型的做法，这样会误导受众对事件的理解。微博也有每条140字的限制，140字不一定能完全呈现出事件的真相，但网民在获知一个事件后会立刻产生一种意见的倾向性，当多种不同意见出现的时候，难免会有错误的信息和意见产生。网民在传播过程中会倾向于和自己的意见相同的信息而很少去考虑正确性，因此一些极端化的言论就不断集合起来，这种集体无意识就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2013年5月3日，安徽籍女青年袁某在北京京温商城坠楼身亡。经丰台公安分局查明袁某排除被侵害，系自主高坠死亡，依法将查证结果通报死者家属，并提供相关视频资料。期间，网络上出现“女青年离奇死亡”、“被保安先奸后杀”等大量谣言及煽动帮助死者亲友“讨说法”的言论，而且被大量的加V账号转发。8日，其家属及部分同乡相互邀集到京温商城门前反映问题，并引发围观。经公安机关调查，死者的男友彭某在袁某自杀后，因对京温商城善后处置不满，利用互联网散布袁某“离奇”死亡信息，煽动同乡帮助向商城“讨说法”，导致袁某死因谣言在网上持续发酵，迅速蔓延。彭某等13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被警方逮捕。在这个案件中，袁某的“北漂”打工身份触发了公众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理，大量加V账号在警方没有得出结论之前就表明态度进行转发导致谣言不断扩散。在警方正式辟谣并公布现场录像后，在网络上仍有大量言论称“事件有猫腻”“真相被掩盖”。
（三）社会转型期公众负面情绪多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环境污染、医疗纠纷、就业压力、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造成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社会不满和冲突现象日益增多。民众有较多的负面情绪，网络的低门槛与匿名性为他们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渠道。如果有些事件触碰到了这些矛盾集中的领域，就会在网民内心引起共鸣，激发出他们对这些矛盾的不满情绪，在网络中形成不满情绪的集中表达和相互传递。如果在这过程中公众对事件特别关注，意见特别强烈，倾向性基本一致，就会对司法审判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
在社会上容易引发集体关注的身份敏感群体，容易在传播中被贴标签，最典型的例子是官员和富人。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网友论述，只要涉及到公务员的治安案件，必然是“以权压人”；与富人有关的纠纷，常常就是“为富不仁”或者“富二代横行”。在新闻报道中，当事人一旦被贴上标签，就会受到舆论一边倒的指责与声讨。严重时甚至会出现平常事件发酵为公共事件，成为公众发泄情绪的导火索的情况。当公共事件中有身份敏感的人物出现时，公众就会把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借由对他的审判来发泄对这个群体和对现实的不满。
三、对群体极化倾向的调节策略
（一）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很容易让网民产生不负责任的言论，认为可以免于追究。目前网络实名制正在推行，增加了造谣的风险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作用。但是由于网络传播环境的复杂性，对网络媒介的管理、对传播行为的规范还需要系统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调节。目前，我国每天新增3000家网站，其中90%为体制外的商业网站。对他们传播转载不实信息，应依法管理，而现在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
可以发现，出现网络媒介审判的公共事件多是量刑存在争议或是有司法不公正的情况。《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认为，媒介的“越位”与我国司法功能、行政功能一定程度的不完善有关。从根本上讲，法律监督才是最根本最有力的监督手段，舆论监督是辅的。但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问题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长期积累，就容易诱发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在这种情下，舆论补充司法的地位产生网络媒介审判是必然的。这就要求立法机关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让司法和行政过程都有法可依，消除不确定性，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二）及时回应负面声音
危机事件往往会产生涟漪效应，危机发生后，危机就像一颗石头投进池水中引起阵阵涟漪，对外部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涟漪效应不能有效控制，一些初始危机往往会引发更大的危机。在公共事件中，官方信息没有公布的前提下，一些小道消息被广泛传播，在群体极化倾向的作用下成为谣言。曾经“谣言止于智者“，而在新媒体时代变成了“谣言止于公开”。要对谣言进行治理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做到信息公开、做到政府政务透明，从根本建立及时有效的信息应对模式，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最大限度地压缩谣言传播空间，自然也就没有恶劣的社会影响了。
（三）善用新媒体，打通舆论场
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提出，在当下中国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人们在网络上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长期以来政府对于民间舆论场不够重视，认为这不能代表民意，造成工作脱离群众，引起民众的抵触情绪。而目前各地逐渐建立起来的新闻制度，虽然能够第一时间将政府的决策通报给社会，但有些因为内容文件化倾向太严重，基层群众又无法互动交流，传播的效果反而偏弱。
近年来不少机构开始利用政务微博这个新媒体平台，网民对此持非常正面的评价态度。此外，许多法律法规和行政决策事先上网征求意见的做法，也得到网友们的普遍好评。在微博上及时公开信息和了解负面意见，可以使传播更有针对性，能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新媒体的使用能打通“两个舆论场”，使政府与网民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流，在公共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稳定社会舆论和安抚公众情绪。
（四）增强责任感，扩大影响力
在微博上有一些名人用户，这些名人用户里不乏各领域的专业人士，在公共事件发生后，他们往往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他们的意见对公众的看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对舆论走向起直接的引导作用。因此意见领袖要慎言，明白自己言论的影响力，增强传播中的责任感。
主流媒体的微博也在网络中担负着意见领袖的作用。专业媒体在微博上应该体现出专业的素养，对公共事件不能只进行内容的报道，更应该给出专业客观的分析和判断，对碎片化的信息进行整合，以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引导舆论。
四、结语
新媒体环境下，极易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引发舆论和社会的动荡。网络可以成为公众实现舆论监督的有效工具，而网络媒介审判虽然有舆论监督的意义，但它只适用于法治不完善这个特殊情况，不应该以此来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司法审判应该是由理性思想指导，非理性的网络媒介审判不能代替法律的指导作用。只有用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公正独立的司法来取代网络媒介审判，才能有效避免群体极化现象，防止社会矛盾激化。
注 释：
①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09.
②季卫东.舆论审判的陷阱[J].中国改革，2011（11）.
参考文献：
〔1〕李金慧，武建敏.媒介与司法：一种理论的视角[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2〕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