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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行业调查报告篇1
四 调查目的：
2007年，本刊就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相关问题对近50家在华知名跨国公司进行了调研访谈，向读者系统呈现了当时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状况。4年后的今天，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中国已进入到向纵深发展的全新阶段，我们再次开展调查，以全面了解在华跨国公司中文社会责任报告(中国国别报告或中文版报告)发展所取得的进展。
本刊力求通过以真实、全面、深入的调查，展现在华跨国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领域的理念与实践，为企业提供经验分享与交流的平台，以此促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整体发展。
关键词：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跨国公司可持续发展
五 调查过程
在调查内容上，为体现延续性，本次调查以2007年调查问卷为基础，并根据近年来的发展形势新增了对报告本身的定位、周期、反馈意见以及进一步改进措施的调查。
在调查方式上，本刊选取了居于行业领先地位的79家在华跨国公司进行调查，相比2007年增加了19家。其中，实际联系到57家，比2007年增加了9家；57家公司中有5家未在截止日期前回复问卷，有7家明确表示不参加本次调查，共收回45份问卷，其中3份因填写有误被确认为无效问卷，问卷回收率为79％。已收回有效问卷的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按国别／地域分布如下：欧洲公司20家、美国公司10家，日本公司9家，韩国公司2家，中外合资公司2家，印尼公司1家。它们的业务领域涉及冶金、日化、石化、汽车、家电、电子通信、零售、制药、生物、能源与公共事业等。
两次调查问卷，均按调研对象情况不同分为三类，具体分布如下：
――已企业社会责任中国国别报告的跨国公司问卷类：2011年发出有效问卷54份，收回有效问卷17份；2007年发出有效问卷11份，收回有效问卷7份。
――已中文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全球报告的中文直译)的跨国公司问卷类：2011年发出有效问卷10份，收回有效问卷5份；2007年发出有效问卷12份，收回有效问卷6份。
――尚未以上两种报告的跨国公司问卷类：2011年发出有效问卷35份，收回有效问卷20份；2007年发出有效问卷25份，收回有效问卷16份。
六 调查报告内容、
(一)调查结果
动因
为什么要在中国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4年前一样，跨国公司报告最重要的原因是“适应中国区的发展需要”，其中，94.1％的国别报告的跨国公司选择此选项，而中文版报告的企业100％选择此选项，在2007年，这一数字分别是100％和42.9％。这表明在华跨国佘司更加看重并希望在中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其他几个选项，国别报告的跨国公司和中文版报告的跨国公司呈现出较大差异。
报告的原因是“中国区领导远见卓识”这一选项，有76.5％国别报告的跨国公司选择，而中文版报告的跨国公司则无一选择，说明中国国别报告的重要推动力量是中国区领导的倡导；而中文版报告的重要原因是“公司总部的要求”。此外，中国国别报告的动因是更能提升“企业形象”，这一选项的比率高达94.1％。
报告编制过程
由什么样的部门来负责在华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
2007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国别报告的编制中，报告编制部门主要是公关部门(42.9％)、CSE部门
(42.9％)、人力资源部(14.5％)；本次调查结果表明，负责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部门呈现多元化的现象：公关部(55.5％)、企划部(17.6％)、公共事业部
(11.8％)、宣传部(5.9％)、其他部门(35.3％)，根据企业在填答问卷上注明，“其他部门”有品质系统管理部、经营管理部对外事务科、文宣部、管理部人事总务科等。这表明在华跨国公司对于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定位与认知并不完全一致。
对于国别报告的编制方式，2007年调研中，绝大多数为“在总部指导下独立编写”，仅有1家企业是独立编制，没有一家企业选择由第三方机构协助编制；本次调查则显示，在“总部指导下独立编制”，仍是最主要的方式，但比例大幅下降至47.1％，而采取独立编制的比例则上升至41.2％，同时还有3家企业选择由第三方机构协助编制，占17.6％。调查数据的变化折射出两个趋势：其一是中国区人员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能力增强，逐步独立承担起国别报告的编制工作；其二是由于社会责任报告编制的专业性，部分公司选择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服务，以保证报告编制质量。
对于国别报告的编制依据(原则)，占第一位的还是“总部报告内容与中国区内容有机结合”(58.8％)，2007年100％的企业选择这一选项；第二位的是“GElG5指南或相关行业标准”(41.2％)，2007年调研中50％企业选择此选项；第三位的“中国区自行制定的原则和框架”(29.4％)，在2007年的调研中无一企业选择；最后是“总部要求”(25.5％)，2007年调研中16.7％的企业选择此选项。
调查数据说明企业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的依据更加多元化，也说明跨国公司更加重视本地利益相关方的需求，适应中国区的社会责任实践特点，开始尝试“中国区自行制定的原则和框架”。
报告内容
本次调查新增了“中国区报告的定位”问题，64.7％的企业选择“相对独立的报告，应全面展示中国区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措施和绩效”，29.4％的企业选择“集团报告的补充，中国区的社会责任信息是报告的重点内容之一”。表明越来越多的在华跨国公司更看重中国区在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希望报告成为全面展示中国区履行社会责任理念、措施和绩效的平台。
本次调查新增了对国别报告披露内容的调查(多选)，结果表明，企业选择最多的是全面介绍集团有特色的项目和措施(58.8％)，其次是同时披露集团数据和中国区的数据(52.9％)、主要披露中国区的绩效数据(47.1％)、最少的是只披露中国区本土化的项目和措施(29.4％)。数据说明目前在华跨国公司报告的内容仍以全面介绍集团做法为主，同时也比较注重披露本地利益相关方更为关注的中国区实践和绩效内容。
本次调查新增了对于国别报告风格的调查，一半以上的企业(52.9％)选择“应采用具有本土特色的报告风格”，47.1％的企业选择“与集团报告的风格保持一致”，17.6％的企业选择“其他”。数据说明，对于国别报告，大多数企业选择了既与全球报告保持一致，同时也融入中国区本土特色的风格。
报告编制的改进
今年新增了对于“报告编制的改进”的调查，选择将“加强报告编制过程中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的企业
占大多数，分别达到了82.4％(国别报告)和80％(中文版报告)；其次是“以报告促管理，加强报告编制的计划和监控”，分别达到70.6％(国别报告)和60％(中文版报告)；再次是“报告的内容和表述”的改进，分别有70.6％(国别报告)和20％(中文版报告)；最后是“注重报告会的宣传与推广”，分别是47.1％(国别报告)和40％(中文版报告)。说明大部分企业都已经意识到了和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重要性，并在编制报告过程中积极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也意识到了要通过报告促进管理、注重报告会的宣传与推广。
其中，58.8％的国别报告的企业选择改进报告的框架和结构，而中文版报告的企业则无一选择。这说明大部分国别报告的企业重视改进报告的框架和结构，而中文版报告的企业只能继续沿用集团报告框架。
对于国别报告编制中面临的困难，“数据收集问题”仍然是企业编制过程中最难过的一道“坎”，70.6％的企业选择了这一选项；其次是“编写人员面临的技术问题”，为58.8％；第三是“管理体制问题”(35.3％)、“中国区员工的认识问题”(17.6％)。在2007年的调查中，报告编制的困难由重到轻依次为：“数据收集问题”(50％)、“编写人员面临的技术问题”(55.5％)、“内容筛选”(16.7％)，而“管理体制问题”和“雇员认识问题”则无一选择。
可见，在企业社会责任向纵深发展之后，部分跨国公司逐渐意识到“管理体制问题”和“中国区员工的认识”对报告编制的重要影响。
报告频率
对于国别报告的频率，76.5％的企业选择了“1年一次”，有11.8％的企业选择“2年一次”或“不定期”；
方式和效果
在2011年和2007年的调查中，跨国公司报告的主要方式都是上传到公司网站，并向媒体发新闻稿。在2_007年的调查中，国别报告或中文版报告的13家企业中只有5家企业(23％)选择召开新闻会。2011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18％(国别报告或中文版报告的22家企业中只有4家企业选择这一选项)，说明跨国公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方式仍然很“低调”。
在2011年的“报告的效果如何”一题中，对于国别报告的效果大部分企业选择了“非常好，各方都很关注”以及“很好，很多媒体报道，总部也很支持”，共占到了76.5％。在2007年国别报告的调研结果中，大部分企业也选择了这两个选项，说明跨国公司报告基本上实现了报告的初衷――与利益相关方沟通的目的。数据说明，已经国别报告的在华跨国公司越来越认识到报告对于公司和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重要性。
报告反馈及处理
对于两类报告的反馈以及效果，与2007年调查有2家企业表示没有收到任何反馈相比，本次调查中所有企业均表示收到了来自不同渠道的反馈。2007年调查中显示来自媒体反馈最多，剩下依次是专业机构、其他利益相关方、公司总部的反馈，本次调查中这一顺序有所转变，在国别报告和中文版报告中，反馈意见最多的都是“其他利益相关方”，说明企业识别出的并对报告有所反馈的利益相关方有所增加。也说明利益相关方对于在华跨国公司的报告越来越关注。
今年还新增了一个调查选项，“公司对于报告的反馈意见的处理”，70.6％的国别报告企业表示“有专人负责收集意见”，而同时选择此项的中文版报告企业则仅有20％；对意见反馈及时进行回复或将意见反馈至相关部门、改进公司管理，有47.1％的国别报告企业选择此项，而同时选择此项的中文版报告企业为40％；对“在公司下一份报告中回应反馈意见”选项的，国别报告企业占35.3％，中文版报告企业占20％。以上数据中，国别报告的企业均高于中文版报告的企业，可见国别报告的企业更加重视对报告反馈意见的处理，更希望发挥报告对于改进公司管理和满足利益相关方期望的作用。
20家未报告的跨国公司对已经的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评价，70％的企业选择了“普遍或部分质量高”，而与2007年调查中选择“普遍质量高”的企业仅为6.25％相比，可见在跨国公司看来，在华跨国公司的报告整体质量呈现出较大程度的提高。
未原因
今年的调研结果显示，未报告的企业中，35％表示有计划中文版或中国国别报告(其中选择中文版报告的为20％，选择国别报告的为15％)，在2007年的调研中，这个数字是43.7％(中文版报告18％，国别报告25％)。
在今年的调查中，计划在2011或2012年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占到了20％，有一半的企业未确定，而未填答的企业则有30％。
对于中文版报告的企业来说，不能国别报告的原因，“管理体制问题”是第一位(40％)，其次是“没有必要”(25％)、成本问题(5％)、技术问题(5％)，另外，50％的企业未填答。如果有计划国别报告，20％的企业选择会在2012年，“未确定”的企业占到了50％，另有50％的企业未填答。
未报告的企业，如何向公众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呢?90％的企业选择了“通过公司网站”，75％的企业选择了“通过新闻媒体及互联网”，20％家企业选择了“其他途径”。
(二)调查结论
1.越来越多的在华跨国公司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适应中国区发展的需要是其根本的原因。
2.国别报告已成为在华跨国.公司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重要趋势。中国区领导的战略眼光，以及国别报告能更好地树立在中国的良好企业形象是国别报告的重要动因。
3.报告更加本土化。“具有本土特色的报告风格”成为中国国别报告企业最多的选择。在编制报告的依据方面，在华跨国公司不再拘泥于国际或相关行业标准或总部要求，而是开始根据“中国区自行制定的原则和框架”来编制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同时，多数在华跨国公司认为，中国国别报告是一份相对独立的报告，应全面展示中国区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措施和绩效。
4.在华跨国公司独立编制报告的能力大幅提升。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华跨国公司编制部门呈现多样化的现象。虽然在总部指导下编制报告仍然排在第一位，但是在华跨国公司独立编制报告已经成为一个主要情况。同时还出现聘请第三方机构帮助编制报告的新现象。
5.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成为在华跨国公司改进报告编制的首要选择。同时加强报告编制的计划和控制也是大多数公司拟要加强的方面。国别报告的企业还十分关注报告框架和结构的改进。
6.在华跨国公司编制中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主要挑战仍然是数据收集和编写技术问题。与此同时，管理体制问题和中国区员工社会责任意识是报告编制的新的制约因素。
7.报告的方式仍然很低调。企业大多选择上传到公司网站并向媒体新闻稿。选择新闻会方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比例比2007年调查有所下降。
出版行业调查报告篇2
1.影响力(包括关注程度、信赖程度等)
2.考察框架
本次调查主要考察都市报纸汽车周刊的新闻版面及广告版面的读者关注信赖度、信息的有效度、读者反馈度、对报纸的贡献、版面经营思路等五个方面,以期反映出汽车周刊的整体发展趋势及对成都地区都市报纸公信力的影响程度。
如图(1―1):
3.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调查区域覆盖为成都地区汽车销售集中地以及政府机关、学校、商业机构等50余个与汽车行业联系高度紧密以及汽车主要消费群体所在地等单位,总调查样本数500个,其中有效样本数473个,采取了走访调查、深度访谈、问卷调查、个别了解等调查手段,获得了大量较为翔实有效的调查数据。
如图(1―2):
4.样本采集情况
调查执行时间是2010年1月1日~2月1日,采取随机抽样调查和内容分析法之方式。对于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先确定了重点区域,然后采取电话访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以及个别了解的形式进行样本采集,对象主要是成都地区汽车营销人员、车主、公务人员、教师、公司白领等群体。我们将汽车销售经理以上高管、高级汽车营销人员、汽车售后服务人员统称为汽车营销人员,将机关工作者、教师和科研机构人员统称为机关/教师/科研人员,将自由职业者、个体/私营企业主统称为商业服务人员,将其他公司职员等行业人员统称为白领阶层。对于深度分析,采用内容分析法,将成都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两家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和《成都商报・汽车版》2009年8~12月的内容进行分类汇总,结合深度采访得来的资料进行深度分析。
如图(1―3):
5.指标分析
通过调查分析以及问卷数据的汇总可以看出,在调查区域覆盖层面上,基本上调查样本总体中汽车销售公司、4S店、机关学校和科研机构、商业机构,分别占了调查总体的18.5%、55.6%、31.7%和9.7%、7.4%,占调查单位总体的96.3%,这部分调查样本总体所涵盖的受众对象也正是与汽车行业密切相关、收入水平较高、文化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其中商业机构及机关学校和科研机构占了41.4%,调查对象占了39.8%,这部分调查对象是汽车消费的重点对象之一,这充分说明本次调查的样本总体选择基本上涵盖了都市报纸汽车周刊的核心受众群,从而保证了此次调查依据的充分性和结果的准确性。
二、调查结果及深度分析
1.读者关注与信赖程度
如图(2―1):
调查结果显示,成都地区最受读者关注和信赖的汽车周刊为《华西都市报・汽车版》,但是我们注意到《成都商报・汽车版》关注度和信赖度与《华西都报・汽车版》分别仅相差5和5.5个百分点。因为《天府早报》和《成都晚报》汽车版面少,尚不能与《华西都市报》和《成都商报》相抗衡,所以成都地区汽车周刊竞争的格局为:《华西都市报》和《成都商报》两强相争,而《华西都市报》略胜一筹。
2.信息覆盖的有效度和读者的反馈度
如图(2―2):
根据上图调查数据显示,在都市报纸汽车版、新闻版块内容方面,消费者最关注的是新车及车市介绍与自身利益关联最密切的内容,同时希望都市报纸汽车版能够提供更多的消费信息,以引导其消费行为,消费者也希望都市报纸汽车版块中得到汽车文化知识与娱乐,对汽车产业政策的解释和业界的深度评论,而车企业和经销商展示以及都市报单独或联合汽车厂商所搞的各类活动与策划这些都市报汽车版强力推出的内容,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消费者更高程度的认可,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报纸与广告商――车企和汽车经销商之间的一种默契,一种自娱自乐。
在都市报汽车版广告内容方面,消费者对大幅广告有一定程度的反感,但更期待汽车版广告能够更引人注目、引人品味,同时也能更经典,给消费者提供一种视觉上的享受。更值得都市报汽车版编采人员注意的是,消费者厌恶那种没有贴近消费者的任何见解的广告和软广告式的新闻内容,对大幅广告持“可以理解,但很烦”意见的消费者并不占多数,这足以说明消费者已经充分认可广告是汽车版赖以生存的支柱这一现实。从这一点出发,汽车版块的经营应更加注重广告内容的编采,不论是图片广告还是软广告应首先为读者提供一种可量化、可吸收、可欣赏的“物超所值”的模式,而不仅仅是报纸与广告商之间的一种交易。
3.成都地区两大都市报汽车版8―12月份内容分类汇总
如图(2―3):
根据图2―2、图2―3的内容汇总分析,《华西都市报》和《成都商报》在版面数量、新闻版面数量、广告版面数量上相差无几,《华西都市报》略多一些,但在半版以上的大幅广告数量、专栏个数及出现频度、专栏涵盖面上却有较大差距。其中,《成都商报》半版以上大幅广告数量上比《华西都市报》多出29.5个,两报比例约为2:3;专栏数量上《华西都市报》比《成都商报》多出33个,两报比例约为3:1;在专栏覆盖面上,《华西都市报》更为全面,栏目设置更为灵活多变。
4.成都地区两大都市汽车版专栏汇总
如图(2―4):
根据图2―2调查数据显示,汽车版新闻版块中消费者最关注新车及车市介绍,有62.4%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关注该版块内容。在此版块中,通过对报纸内容进行分析汇总分析,《华西都市报》共开设专栏17个,占用版面114个,在数量上《华西都市报》占有绝对优势,远远超出成都地区其他报纸。(加注)
5.成都地区都市报纸中汽车周刊对报纸贡献效果
如图(2―5):
汽车周刊对都市报纸的贡献,消费者更认同其为信息供应者和社会影响者,汽车版举办的评选与颁奖活动应更紧密联系消费者的观点。
消费者对于汽车版举办的各类评选与颁奖的评价中,排在调查结果前两位的指标是沟通商家与客户关系的良好平台和促进商家改进工作的有效武器,分别有60.9%和36.4%的消费者选择这两项指标,说明消费者对成都地区都市汽车版的高度认可和信赖,还有32.1%的消费者选择了扩大报纸与厂商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汽车版在提高自身和汽车业界经济效益方面发挥的良好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有高达19.5%的消费者认为汽车版举办的各类评选与颁奖是报纸与厂商的自娱自乐,这不能不引起都市报纸汽车版编采人员和汽车厂商的高度重视:一方面普通消费者对于这些活动的了解和参与程度不够,另一方面报纸没有完全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来进行这些评选与颁奖活动,一定程度上还只是“看广告商的脸色”行事。
6.《华西都市报》8-12月份举办的各类评选和颁奖等重要活动汇总
如图(2-6):
7.《成都商报》8―12月份举办的各类评选和颁奖等重要活动汇总
如图(2―7):
根据图2―6、图2―7对比,我们发现,《华西都市报・汽车版》和《成都商报・汽车版》均高度重视各类评选和颁奖以及车展等活动的开展,原因之一毋庸讳言是出于经济利益,每届车展均能带来大量的广告投放。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两家都市报纸都想借这些评选、颁奖等活动来提高报纸的影响力,这正是《华西都市报》举办的中国车市传媒大奖、中国汽车时尚流行趋势大调查以及《成都商报》举办的中国(成都)车市总评榜和中国西部车市总评榜等评选活动均冠以“中国”字样的原因。
8.成都地区汽车周刊经营思路的读者期待
数据显示,图文并茂、引领时尚是消费者对汽车版的最大两项期待与要求,根据图2―3中关于两家都市报配图数量的数字可知,新闻版面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华西都市报》的配图数量为2166幅,大大高于《成都商报》的1863幅。另外,在配图设计水平上,通过报刊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华西都市报》经常采用大幅的、时尚的、色彩炫目的、寓意深刻的大幅图片甚至是漫画作为配文图,特别是在像广州车展报道专版、中国汽车时尚流行趋势大调查专版等重大活动报道上以及汽车娱乐版块上经常出现,常常让人眼前一亮。
出版行业调查报告篇3
二、目录
目录依次由企业调查报告的章、节、小节、参考文献、附录等的序号、名称和页码组成。目录内容应简明扼要。
“目录”二字（三号宋体、加黑）上空一行，下空二行为第一章等等。
章、参考文献、附录均采用四号宋体、加黑，节、小节等小标题及所有页码均采用五号宋体。
章、节、小节的排列示例如下：
第一章这里是第一章的名称????????????????? 1 §1-1这里是第一章第一节的名称 ?????????????????? 1 1-1-1这里是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小节的名称 ????????????? 1
三、符号说明
企业调查报告中所用符号（包括缩写词等）都应说明其含义、单位(或量纲)。 在该页的开始，采用四号宋体、加黑、居中打印“符号说明”四字。每个符号说明占1～2行，符号后面是破折号。含义与单位之间用逗号，最后是句号。每页排1～2列，如果2列排不开，再另取一页。
四、正文
正文是企业调查报告的核心部分，占主要篇幅，一般由标题、文字段落、图、表和公式五个部分构成。实事求是，准确完备，合乎逻辑，层次分明，简练可读。 正文的编写格式如下。
1.标题
每章的标题采用三号宋体、加黑、居中打印；“章”下空二行为“节”，采用四号宋体、加黑、居中打印；“节”下空一行为“小节”，采用小四号宋体、加黑、左起打印。换行后，采用小四号宋体打印文字段落。
2.图
图题采用中英文对照，中文在上，英文在下。中文字体为五号楷体，英文字体为五号 Times New Roman，且第一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图题紧接图的下
一行左起打印。图中的标注一律采用英文。被引用的图应在图题右上角用方括号标出参考文献序号。
图号按章顺序编号，例如，图3.2（英文为Fig. 3.2）即为第三章第二图。如果图中含有几个不同部分，应将分图号（如“图3.2.1”表示图3.2的第一个分图）居中标注在分图下一行，并在图题下列出各部分内容（不写英文）。
绘图必须工整、清晰、规范。其中机械零件图按机械制图规格要求；示意图应能清楚反映图示内容；对于照片，如有必要，应在右下角给出放大标尺；试验结果曲线图应制成方框图。
应将图尽可能置于某页的开始或结尾，并且在图之前的文字段落中有“如图x.x”的字样。
3. 表
表的编排，一般是内容和测试项目由左至右横读，数据按内容或项目依序对齐竖排。表中只用长度相同、粗细适中的横线（居中），禁止使用竖线。
表按章顺序编号，如表5.4为第五章第四表。编号的后面空一格，居中打印表的简短确切的标题，且置于表的上方。在中文表标题和表之间，居中打印英文表标题，如“Table 5.4 xxxxxxxx”。中、英文标题分别采用五号楷体、Times New Roman。
表内的缩写词和符号等，必须与文字段落中的一致。各符号的单位应尽可能标出。表内不宜用“同上”、“同左”等类似词，一律填入数字或文字。表内空白处代表无此项内容。
如果数据已绘成曲线图等，可不再列表。
应将表尽可能置于某页的开始或结尾，并且在表之前的文字段落中有“如表x.x”的字样。
4. 数学、物理和化学式
数学、物理和化学式在正文中另起一行打印。式的序号按章顺序编排，如(4.2)表示第四章的第二式，并标注在该式所在行（当有续行时，应标注于最后一行）的最右边。
较长的式，另行居中横排。如果式必须转行，只能在＋、－、×、÷、<、>处转行，上下式尽可能在等号“=”处对齐。
五、参考文献
按正文中参考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在方括号内连续编号，同时，所列的参考文献都应在正文中出现。
视具体情况，将参考文献序号作为上角标，或作为文字段落的组成部分。如“某某人[1，3，7～9]对此作了研究、数学模型见文献[1，5，9～12]”。
参考文献中每条项目应齐全。文献中的作者不超过三位时全部列出；超过三位时只列前三位，后面加“等”字或“et al”；作者姓名之间用逗号分开，在“等”字或“et al”前加逗号；中外人名一律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著录法。著录时应特别注意各国人的姓名写法，如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葡萄牙人和巴西人的姓前有词头或冠词。名可以缩写为首字母（大写），但不加编写点“.”。
参考文献的第一页编排是先空一行、采用三号宋体加黑居中打印“参考文献”四字，再空一行，采用五号宋体、左起、悬挂缩进、依次打印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示例
1. 连续出版物
序号作者. 题名. 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引文所在的起始或起止页码
2. 著作
序号作者. 书名. 版本(第1版不标注).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引文所在的起始或起止页码
3. 企业调查报告集
序号作者. 题名. 见(英文用In)：主编. 企业调查报告集名.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引文所在的起始或起止页码
4. 企业调查报告
序号作者. 题名：[博士或硕士企业调查报告](英文用[Dissertation]). 保存地点: 保存单位，年份
5. 专利
序号专利申请者. 题名. 专利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 出版日期
6. 技术标准
序号起草责任者. 标准代号，标准顺序号－年，标准名称. 出版地: 出版者，出版年
六、附录
附录是作为企业调查报告主体的补充部分，并不是必要的。
1．下列内容可以作为附录编于企业调查报告后：
(1) 为了企业调查报告的完整，但编入正文又有损于编排的条理和逻辑性，这一类材料包括比正文更为详尽的信息、研究方法和技术更深入的叙述，对了解正文内容有用的补充信息等；
(2) 由于篇幅过大或取材于复制品而不便于编入正文的材料；
(3) 某些重要的原始数据、数学推导、计算程序、框图、结构图、注释、统计表、计算机打印输出件、重复性数据图表等。
2. 附录中的有关格式
企业调查报告的附录依次为“附录A”，“附录B”，“附录C”等编号。如果只有一个附录，也写成“附录A”。采用三号宋体、加黑、居中打印“附录A”。在“附录A”下一行，采用三号宋体、加黑、居中打印附录的题名。
在附录题名下空一行，采用五号宋体打印附录正文。如果有小标题或更低一级的标题，则采用五号宋体、左起、加黑打印“A.1 ??”或“A.1.1 ??”。在每一小标题的上面空一行。
附录中的图、表、式的编号与正文分开，即将A、B、C或?取代编号中“章”的序号。例如图A.1、表B.2、式（C.3）分别表示附录A中的第1个图、附录B中的第2个表、附录C中的第3个式。
七、其他要求
（一）企业调查报告内容一律采用激光打印机双面打印，在正文中有彩色图形更好。纸张大小为A4复印纸，页边距采用：上2.5cm、下2.0cm、左2.5cm、右2.0cm。
（二）页码编排：自中文摘要开始，到符号说明，采用i、ii、iii、iv、?编排页码；自正文开始，到企业调查报告的最后一页，采用阿拉伯数字编排页码。页码一律采用五号宋体，置于页面底端外侧。
（三）页眉设置：在页眉的下端画一条双横线（两条横线的间距为0.5mm），双横线左、右边距分别为2.5cm和2.0cm。在单页面双横线的上面采用小五号宋体居中打印“河北工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企业调查报告”； 在双页面双横线的上面采用小五号宋体居中打印“企业调查报告题目”。除了封面、封二外，其他页面均打印此页眉。
（四）编写企业调查报告时，行间距一般采用1.25倍行距。作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做适当调整，但行间距不可太大或太小。
河北工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
企业调查报告
报告题目
出版行业调查报告篇4
2008最受广告商青睐媒体奖被誉为2008年中国颇具分量的媒体荣誉，使获奖媒体迅速得到广告主广告商的青睐，对媒体广告额的增长起到推动作用。
出版行业调查报告篇5
报告类型日趋集中
30余年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类型是不断演变的。20世纪90年代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出现的早期，基本上以环境报告为主；后来，逐渐有企业在年度财报中增加专门的环境或社会报告；随着2001、2002年商业丑闻的不断曝光，企业更进一步意识到必须对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负责，有必要系统地针对企业的环境、社会、经济绩效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以此来提高透明度、赢得公众的信任。因此，报告类型的演变，从1999年前以单项环境报告为主，到1999～2003年期间表现出多元化的类型，2003年之后则是明显地以综合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为主流。
报告地域分布日益广泛，增长速度存在差异
在国别发展趋势方面，根据毕马威的调查，过去10年中，大部分被调查国家报告企业的比例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但各国发展趋势仍存在差别。其中，日本从2002 年开始出现快速增长趋势，分别以72％、80％的比例排名第一；英国则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一直也处于较领先的地位；而德国、挪威和美国却有所起伏，排名出现下滑；总体上，日本、英国、美国、德国、瑞典、荷兰、挪威、芬兰、加拿大和法国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方面都是领先者。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亚洲的发展是缓慢而集中的，但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有关调查显示，1990～2003年间的报告中，来自东亚和东南亚企业的占56％，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占43％，南亚占1％，且一半以上是环境报告，这种趋势的形成与各国政策是分不开的。就最新趋势而言，日本已经成为全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领先国家，韩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展迅速，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和泰国正在起步。
在美洲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发展迅速，但主要来自北美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拉丁美洲和南美洲还处于发展初期。2001～2003年间的报告中，美国占63％，加拿大31％，南美洲占6％。2005年，南美洲地区共20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80％来自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大型企业，并且主要集中于烟草、采矿、建筑与林业几大行业。
欧洲一直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先驱，目前全球的报告超过一半以上来自该地区。最新趋势表明，政治转轨以及融入全球经济的趋势，带来提升企业透明度的外在压力，新的转机正悄然在东欧和中欧出现。在俄罗斯，一些有前瞻性的公司开始形成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许多公司正在介入社会与环境领域的特定项目，公众和政府对社会责任报告的兴趣也正在提高。
非洲在社会责任报告方面的发展要领先于中东，实际上，中东地区报告的企业非常少。而在非洲地区，南非在社会责任报告方面尤其引人瞩目，许多采矿、食品和饮料、零售业和保险行业的公司都过环境或企业公民报告。在报告质量方面，南非也没有落后。南非之所以有此表现，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因素，但重要的驱动因素是公司治理国王守则(King Cod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的颁布。
行业分布越来越广，金融行业异军突起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展进程显示，最早报告的企业是来自那些受到媒体和公众特别关注的、特别是对环境和消费者有着广泛影响的传统行业。调查发现，过去十几年来，几乎各个行业中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和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最近三年的趋势表明，银行和保险企业所的报告数量出现大幅度增长，这一趋势改变了传统上金融业在社会责任方面落后于其他行业的状况。在毕马威的G250样本中，金融企业报告的比例分别是：1999年为17％、2002年为25 ％、2005年为57％；2001～2003年间，金融企业报告数量增长率居各行业之首。此外，其他如零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所的报告数量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这些趋势表明，履行社会责任已不再是在环境方面 “有问题”行业的特定议题。
报告关注的议题不断拓展
社会责任报告的传统议题主要包括环境、雇员关系和慈善捐赠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报告关注对以下几个议题内容的披露：
国际标准和守则：大部分报告都谈到支持或遵守联合国有关机构所设立的各类标准，包括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国际劳工标准、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以及全球契约；其次是经合组织的跨国公司指南；还有其他机构制定的管理体系或标准，如SA8000或AA1000。毕马威最新调查显示：在现有报告中所提及的各类标准和守则中，全球契约占35％、ILO占19％、联合国人权宣言占16％、经合组织的跨国公司指南占11％、赤道原则占7％、其他联合国宣言占5％、SA8000和AA1000都只各占4％、ICC商业占4％、全球苏利文原则占3％、责任关怀(Responsible Care)占4％，其余小于1％。
经济议题：就目前来看，大部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会提供经济绩效的基本信息，如销售额和利润；但只有少数报告中涉及企业社会责任行动所造成的更加广泛的经济绩效，即非股东利益相关方的经济收益或影响，或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公司财务绩效。最新进展表明，当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带来价值创造的观点日益得到认可之后，越来越多的报告开始关注这一议题。
供应链议题：低成本经营的战略促进跨国公司产品与服务的外包，全球化的进程深化了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使供应链管理日益成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几年，国际及地区机构、各国政府、NGO、媒体和公众逐渐向跨国公司施加压力，要求企业不仅自身要承担社会责任，也有责任敦促其供应链上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而使供应链议题逐渐成为社会责任报告的新领域。当前，80％的报告中提到供应链议题，披露供应商在人权、童工和强制劳动、工作场所和环境等方面的信息；近70％的报告提到某种形式的供应商声明，例如，公司要求供应商遵守统一的行为守则；16％的报告宣称他们对供应商进行引导以便供应商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但就目前报告内容分析，对供应链议题的披露仍缺乏深度、缺乏针对性，很少报告能提供关于对供应商审核与管理的信息，这或许可以说明实际上企业对此仍缺乏有力措施来实施，依然面临诸多困难。
气候变化：随着1992年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上《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以及1997年《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签署，尤其是2005年1月《欧盟排放贸易计划》(Emission Trading Scheme)的出台，说明了气候变暖对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表现出政府与公众正努力寻求更加有效的国际合作与行动，因此也促使企业更加关注这一全球性议题。根据毕马威2005年度的调查，大约85％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提到气候变化，67％的报告披露有关企业经营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信息，但针对如何改善气候变化，报告中较少有相应对策的披露。
价值创造日益成为社会责任报告关注点
依据报告的目的，可持续发展咨询公司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报告主要是为了回应法规的要求，第二阶段是为了履行企业作为社会公民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第三个阶段则将报告看作是为企业和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的一种新理念和新方式。譬如，可持续发展咨询公司、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标准普尔公司共同合作的调查报告，2004年以“风险与机会”、2006年以“明日的价值”为标题，说明报告的目的，已经从风险规避转变为获得市场机会，再到价值创造，即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报告能够为企业创造新的价值并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如飞利浦公司2005年的报告便以“创造价值”为标题。
报告审验比例有所提高
加拿大Stratos公司2005年的调查显示：CorporateRegister. com上所收集的于1990～2003年期间的报告中，提供第三方审验、纸制版本的报告共有1485份，其中1995年不足50份， 1999年约170份，2003年约270份；而此期间，出现审验报告增加较快的两个时期分别是1996～1999年及2001～2003年期间。在毕马威的调查中，全球250强企业的报告中，有第三方审验声明的比例2002年为29％，2005年为30％；在N100样本中，2002年为27％，2005年为33％。
上述调查表明，有第三方审验的报告比例从20世纪 90年代中期的10％～20％，提高到目前30％～40％之间，与报告数量的增长速度相比，尽管报告审验比例逐年有所提高，但增长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经过审验的报告比例总体水平仍比较低。
报告的读者群和影响面不断扩大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响面逐步扩大，对报告感兴趣的人数逐渐增加，股东和投资者是报告最主要的读者群，其次是雇员、消费者和客户；此外，对报告感兴趣的群体还可能包括媒体、非政府组织、社区、管理部门、商业界、供应商、学术界等。
报告形式变化
首先，以独立形式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形式，尽管仍有些企业只是在年度报告中以专门一部分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但这种非独立报告形式的数量日趋减少。
其次，报告的篇幅尽管长短不一、详略不同，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报告的时候，通常会一份概要的纸制版本，同时，详尽而完整的电子版本。因为，一份包罗万象的、详尽的报告可能有利于满足各利益相关方的要求，却可能使报告缺乏可读性；而一份过于简单的报告则可能无法提供利益相关方所需要的信息，从而无法实现报告所要达到的目的。总体变化趋势是：完整报告的平均篇幅仍在增加，优秀报告的篇幅一般较长。据统计，所收集报告的篇幅平均为45页，而在SustainAbility等机构联合评选出的全球50份优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2004年的平均篇幅为72页，而2006年则超过90页。
出版行业调查报告篇6
2012年，全球印刷版报纸发行量比上年下滑0.9%，其中，北美地区下滑6.6%，西欧下滑5.3%，东欧下滑8.2%，中东和北非地区下滑1.4%，亚洲上涨1.2%，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涨3.5%，拉丁美洲增长0.1%。若与2008年相比，2012年全球印刷版报纸的发行量下滑2.2%，其中，北美地区印刷版报纸发行量下滑13%，拉丁美洲下滑0.8%，西欧下滑24.8%，东欧下滑27.4%，亚洲上涨9.8%，中东和北非地区上涨10.5%，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涨1%。
2.报纸广告收益负增长
在广告收益方面，2012年，全球报纸广告收益同比下滑2%，与2008年相比共下降22个百分点。广告收益下滑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世界最大广告市场――美国的报纸广告收益大幅缩减。2008～2012年，美国印刷版报纸的广告收益下滑了42%。美国报纸广告收益的下滑直接影响到出版商的收益，据预测，下降的广告收益中有80%投向了数字媒体。
从各地区看，2012年北美地区报纸广告收益下滑7.6%，西欧下滑3.4%，东欧下滑5.6%，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下滑8.3%，拉丁美洲则增长9.1%，亚洲增长3.6%，中东和北非地区增长2.3%。与2008年相比，2012年北美地区报纸广告收益总计下滑42.1%，西欧下滑23.3%，东欧下滑30.2%，中东和北非地区下滑22.7%，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下滑24.9%，拉丁美洲增长37.6%，亚洲增长6.2%。
盈利模式 仍需探索
传统报纸出版商在发展数字化战略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增加其数字平台的读者数量和收益。调查报告显示：有超过一半的数字媒体读者会浏览报纸网站，但是报纸网站的收益是整个网络收益的很小一部分，在所有网络消费群体中愿意为数字报纸付费的仅占7%，而付费的数字报纸页面仅占所有网站页面的0.9%。
尽管如此，传统报纸出版商仍然在竭力通过非传统模式盈利。在美国，有27%的传统报纸出版商正在通过非传统渠道获得收益（11%通过数字平台，8%通过其他资源，比如为客户提供额外广告宣传，8%通过非出版方式带来收益，如电子商务）。
如今，对数字报纸内容收费仍被报纸出版商看作是收益增长的新主体。相关统计数据显示，40%的报纸出版商选用“咪表模式”（读者每月只能免费阅读一定数量的文章，超出部分便需付费）盈利，约33%的报纸出版商选用收费浏览部分内容的模式盈利，17%的报纸出版商选用收费可浏览任何内容的模式盈利，另外10%则选用其他营销模式盈利。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正在快速成为许多年轻读者青睐的阅读方式，调查显示，从移动终端上浏览数字报纸的读者大概占报纸全部读者的20%。而WAN-IFRA对美国、德国和法国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在传播新闻信息方面，移动终端与印刷媒体的作用和价值几乎相等。
总体来看，数字平台是很多传统报纸出版商期待增加营收的领域，但是能从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成功者寥寥。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报纸媒体在零售量和订阅量上存在明显区别。在过去4年里，报纸零售量下滑26%，而订阅客户数量却仅下滑8%。由此可见，订阅印刷版/数字版报纸的模式仍比较成功。
出版行业调查报告篇7
报业正面临结构性改变的挑战，报纸的付费发行量从长期来看处于下降趋势，广告客户持续从报纸转向网络渠道和一些新的媒体形式。这些趋势预计将持续下去，而且结构性的改变正因为全球经济的衰退而恶化和加剧。
尽管从长期来看，在线媒体的潜力是巨大的，但印刷版报纸仍是报纸出版业收入的主要驱动者，这样的态势将持续一段时间。如今报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印刷媒体和其在线媒体的广告收入、报纸订阅和零售收入、以及付费在线浏览的收入。
印刷版报纸和报纸网站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国家各有不同，高度依赖于本国新媒体技术的普及程度。然而总的来说，2007年，调查范围内各国报业80%～97%的收入仍旧来源于印刷版报纸的销售和广告收入，比2003年的90%～99%有所下降。
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影响了报纸出版市场的前景。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迅速普及都促进了新的在线媒体商业模式的引入，并创造了一个大的移动设备市场。对于那些依赖信息传递平台的报纸发行人来说，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使用率是带来不同机会的关键因素。
例如，荷兰的互联网使用率在世界各国中处于前列，这为通过移动网络传输视频和数据创造了机会；而在加拿大，数据传输市场的供不应求被认为是妨碍移动技术迅速应用的主要因素；瑞士的报纸发行人最近才开始投资于在线网站的行动，因为这个国家有很强的印刷媒体传统；由于新的3G移动通讯技术的引入使用，德国人正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在他们的手机上，这需要报纸发行人花费更多的精力来提供手机在线内容。
作为技术发展的结果，新的设备、概念和媒体平台出现了，在过去的10年中，这明显改变了媒体间的竞争态势。像Google、YouTube和Facebook这样的公司已经从这些发展中受益，并从传统媒体那里攫取了市场份额。与此同时，传统报纸媒体的运营商特别是报纸发行人发现自己很难适应新技术并利用新技术为其赢利。
世界经济正进入大衰退。对于全球报业市场的冲击将是巨大的，特别是减少了印刷版报纸的广告收入，大多数报纸发行人都认为这种状态到2011年之前很难改变。
报业的应对之策
全球报业市场规模在2009年将下降10.2%，并将以每年2%的速度下降，直到2013年。印刷版报纸的广告收入在2004～2007年间呈现了温和增长，但是伴随着经济衰退的恶化和读者、广告客户持续向在线媒体转移，印刷版报纸广告收入在2009～2013年间将以每年4.5%的速度下降。同时，在线广告在2004～2008年间，已有两位数的增长，尽管在2009年其经营预期将受到经济下滑的影响，但长期来看，前景很好。
几乎所有地区的报业经营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现在的经济形势暗淡的冲击，北美、欧洲等地的成熟的报业市场面临着更明显的发行量下降，特别是广告收入的下降。
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挽救经营形势的恶化。在一些国家，包括法国、荷兰和美国，报纸价格的上涨抵消了发行量下滑造成的收入减少。对于一些美国报纸来说，报纸的需求非常具有弹性。欧洲和北美的窄众报纸和免费报纸在2004～2007年保持赢利，但是今后两年免费纸质报纸广告收入将减少。在一些国家，比如瑞典，周日版报纸仍旧保持赢利，一些发行人已经通过各种不同的订阅方式，成功地增加了发行量。英国有历史悠久的家庭投递模式，地方报刊经销商收取一定的投递费，把报纸送达订户家中。如今，一些英国报业集团正试图发展自己的家庭投递服务。《泰晤士报》和《金融时报》已经开始了家庭直投服务，不过仅限于伦敦地区，以维持订户的忠诚度。
一些美国报纸已经不得不采取比较激进的方式来维持生存。《西雅图情报人》2009年3月印发了其最后一期，之后转型为互联网新闻的提供者。这一行动使报纸将雇员由165人缩减为20人。2009年2月份关闭的《落基山新闻》的雇员们，计划发起一个在线新闻出版物。这个网站将会提供一些免费新闻，用获得的广告收入覆盖一部分成本。付费读者需要以每月4.99美元的价格进行为期1年的订阅，订户将会收到更多的特稿，包括专栏、互动专题、手机版报纸等订户特别内容。很多其他的美国报纸，比如《费城问询者》和《明尼阿波利斯星论坛报》，正在进行组织机构重组，拥有《洛杉矶时报》等的芝加哥论坛报业公司，已经于2008年11月申请了破产保护。
地方报纸面临的问题在全球各不相同。比如，在美国和英国，这一领域被认为有很大的风险。近日有预测说，今后5年中，英国地方报纸的2万个工作岗位中有一半将会被裁员。然而在加拿大，地方报纸市场特别大，并且仍旧相对健康。
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性报纸的广告量都在下降，这导致大的成本削减和组织重构。
相对于上面提到的一些趋势，报业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仍在成长之中。比如在印度，2008年他们的经济相对发展比较顺利，报纸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继续稳步增长。印度报业非常分散，并且地方化严重。印度有超过6万种注册报纸，分别以22种印度语言印刷。近年来，阿拉伯国家的报纸规模显示了稳定的增长，而且未来年份的前景看好。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报纸的发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几个被访问者指出，他们已经拿出了几个更加“绿色”的解决方案。报纸转向互联网将会减轻人们关于报纸造成资源浪费和污染的指责。这种指责尤其针对免费报纸，因为这种报纸造成了大量浪费，并产生垃圾。
“首选媒体”之争
在线调查的受访者被要求指出比较钟情于哪一种媒体来获得新闻和背景信息，以及他们这样选择的原因、他们喜欢在报纸上读到的新闻内容的类型；也要求他们指出愿意为不同内容付费的意愿，包括在线和传统报纸，以及他们在读了关于商品的评论后，是否愿意从报纸网站购买商品和服务。
调查结果显示，电视和互联网如今代表了受众用来收获新闻和背景信息的主要组合。关于人们每天花费在不同媒体上，用来获取新闻和信息的时间，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电视、互联网的免费内容、报纸上花费的时间最多。电视是人们最常使用的媒体，每天平均收视时间为43分钟，大约是一期有背景信息和深度报道的晚间新闻节目的时长。报纸排名第二，每天花费33分钟。消费者花费在付费网络内容上的时间大约是平均每天20分钟，花费在免费互联网内容上的时间为每天15分钟。每天花费在杂志和广播上的平均时间不到10分钟。
然而，假如价格不作为受众选择媒体的考虑因素，并且如果他们的媒体选择被局限在报纸、互联网、电子墨水报纸和移动电话范围内，调查结果显示报纸将是新闻消费的第一选择。来自7个不同受访国家的69%的受访者认为报纸将会成为最受欢迎的选择，29%选择互联网作为第一来源，其余2%选择电子报纸或者移动设备。
在接受调查的那些把忽略价格因素的报纸当作第一选择的人中，90%的人指出在线新闻来源将是他们新闻消费的第二选择。对传统报纸的选择在被调查的7个国家中相对一致。在这方面，美国是唯一的例外，只有53%的受访者认为报纸是他们的第一选择。美国的受访者中有43%的人把互联网作为新闻消费的首选。这比加拿大、英国和德国高10%，比荷兰和瑞典高20%。
这种在印刷媒体和在线媒体间的平衡说明了全球的报纸发行人需满足同时使用这两种媒体的大量受众的需求。具体到美国发行人，平衡这些需求的能力是在将来获得成功的关键。现在仅有2%的受访者把电子墨水技术的报纸或者移动终端作为新闻消费的首选，70%的受访者把移动终端作为其新闻消费的最末选择，主要的原因是消费者对这些技术不熟悉和终端难以阅读，开发市场通常是艰难的。受访者选择传统报纸的3个主要的原因：深度报道、可快速阅读和易读。
深度报道是年长读者选择传统报纸的主要原因。那些选择互联网的受访者提到，互联网提供了新闻的快速浏览，但是视频的使用和为客户量身定制内容，也是他们选择互联网的主要原因。需要指出的很有意思的是，视频内容给在线新闻赋予了电视媒体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被访问者没有提及关于接受实时新闻（包括重大突发新闻）的需求。
只有很少的受访者把电子墨水报纸和其他移动设备作为他们的替代报纸的第一选择，不将它们作为第一选择的原因如下图所示：
根据调查结果，受访者之所以不把移动设备作为他们的第一选择，主要原因是不易阅读，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移动设备不能达到他们的阅读目的。与包含报纸的所有内容有所区别，移动媒体头条或者突发新闻可能有比较广阔的市场前景，但这不在本次调查的范围之内。不将电子墨水报纸作为第一选择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这种媒体还不够熟悉。
这次消费者调查同时显示了受访者对于报纸内容类型的选择。根据调查，综合新闻是大多数受访者对于报纸新闻内容的最大期待。
这些结果在7个受调查的国家中是一致的。年长的受访者对付费的高质量财经信息和体育内容的感兴趣程度要超过年轻受访者。高学历受访者也比较偏爱财经信息。
对于性别差异的调查显示，男性更倾向于财经和体育内容，娱乐内容更受女性欢迎。超过半数的男性和女性同时偏好体育和娱乐内容。
付费意愿调查
此次消费者调查还包括他们对传统报纸、在线媒体、电子墨水报纸和移动设备等不同内容平台付费意愿的调查。“付费意愿”被定义为受访者为产品付费的最大数额。然而在这个数额之内，如果质量相当，他们将选择最便宜的可供使用的产品。
为了估计受访者的付费意愿，调查使用了相关性分析的方法，允许参与者在不同的新闻选择方面进行多选。总的结果是，如果传统报纸与互联网新闻的内容相同，参与者只愿意为高质量的互联网新闻付出相当于报纸的62%的价格。
有趣的是，对体育和财经内容感兴趣的消费者，更愿意为体育和财经内容的在线版付费。
出版行业调查报告篇8
2.与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相结合，强调政策性;
3.要求新颖、适时，是当今社会的一些热点、难点，强调时效性;
4.参考选题只是列出一个参考范围，本身不是调查题目。
二、调查
(一)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的开头要简要写出调查的目的、意图、与被调查者是否有利害关系、谢词、调查者的身份等信息。
问卷字体、间距、排版等要规范、整齐、美观。
问题设计要精要、通俗、明确，总数量一般不超过20个。 问题选项要合理区分层次，如果是判断调查对象的满意度，从肯定到否定要依次推进;如果是调查事件的真相，则明确肯定与否定、知道与不知道。调查选项的设计一般是4个。需要被调查者发表个人意见的，则列出第五个选项，由被调查者自己填写。
调查过程中，可以根据条件给调查对象一些象征性礼物(笔、纸、毛巾、灌装可乐、小袋洗衣粉和清洁剂等，也可以给钱，多少自行确定，但不给烟、酒、化妆品)。
(二)访谈
可以采取集体访谈和个人访谈。集体访谈就是开调查会。个人访谈就是专访，为获取对某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可以采取个人访谈的方式。如果是要求获得共识的，则采取座谈会的方式。
(三)网络调查
将调查问卷通过互联网，网民自愿填写，然后统计调查结果。网络调查的效果、真实性不如实地调查。
(四)注意事项
调查一般三个人左右，一个发问卷，一个说明问卷填写方式，一个解答临时问题，做好现场控制。
访谈的题目要事先定好，也可以临时变动，访谈一般也要三个人，切忌单独由女同志组成调查组，对女同志调查时，一般要女同志在场。调查一个提问，两个记录，以防遗漏。
在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和访谈，最好有一名熟悉民族语言的人员在场。调查的过程中要带齐介绍信、身份证、调查材料，事先和有关部门联系和沟通，并征得同意。
对调查对象要进行选择，在年龄、男女、文化程度、生活区域、家庭成员、职业等方面要有选择性，尽可能做到有代表性。
调查过程中要谦虚谨慎，每次调查完成后及时进行整理、统计。一般而言，问卷和访谈应该交互进行、相互补充。
对一些敏感性的问题不要直接和调查对象说出来，要讲究艺术。调查是一种理论，一种方法，也是一门科学，一门艺术。
结果统计一般以百分比的方式进行，统计方法有SPSS电脑统计方法，也有手工统计方法。
三、社会调查报告的写作
(一)内容
l.题目;2.摘要(中文、英文);3.关键词(中文、英文);4.正文;5.注释;6.参考文献;7致谢;7附录(问卷表、访谈题目等)
(二)撰写要求
1.题目：应该简短、明确、有概括性;字数要适当，一般不宜超过20个汉字。如有特殊要求，可加注副标题。
2.摘要：以浓缩的形式概括全文的内容，中文摘为300-500字。
3.关键词：是表述调查报告主题内容信息的单词或术语，关键词数量一般为5个。每一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最后一个关键词后不用标点符号。
4.正文：正文一般包括序言、正文主体两部分。序言说明调查报告的意义、目的、内容、范围及应解决的问题。正文主体是对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详细表述，一般由标题、文字、图、表格和公式等部分组成。注意插入图、表时要和文字材料的大小、格式相匹配。
5.注释：正文中引用他人的观点及原话、主要数据等必须注明出处，有需要解释的内容，可以加注说明，用脚注或尾注的方式标出。
6.参考文献：标注参考文献时应按文中引用出现的顺序列全，附于文末，在文章中间用相应的符号进行上标。
7.附录：是对调查问卷和访谈题目的说明性文字、图、表，或调查结果统计，不宜放在正文中。
四、撰写规范
1.题目、摘要、关键词
题目为3号黑体字，可以分为1或2行居中打印。例：关于浙江省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调查报告 ——副标题(四号楷体)
题目下空一行左起空二格打印“摘要”二字(小四号黑体，字间空一格)。“摘要”二字后打印中文摘要内容(小四号楷体)。例：
摘 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综合运用企业内外部的经营和竞争资源而形成的……
中文关键词置于中文摘要文后，另起一行，中文关键词前应冠以“关键词：”(小四号黑体)，后接关键词内容(小四号楷体)。例：
关键词：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集群 一级标题以三号字黑体居中打印;二级标题以四号黑体左起空二格打印;三级标题以小四号黑体左起空二格打印。
2.正文
采用小四号宋体字打印。中文关键词下空二行为正文。
3.图
为五号楷体。引用图应在图题正下方标出文献来源;图号按顺序编号，如“图l”为第一图。如图中含有几个不同部分应将分图号标注在分图的正下方，并在图题下列出各部分内容。
4.表格
按顺序编号，如“表1”为第一表。表应有标题，表内必须按规定的符号注明单位。
5.公式
公式书写应在文中另起一行。公式后应注明该公式序号。
6.标点符号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的规定。
7.数字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8.注释
注释一般用页末注，即将注文放于加注页下端，不夹在正文中注释。注释只限于写在注释符号出现的同页。注释格式见下例(与参考文献著录格式相同)。
例如：文中“199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80422亿元①。” 页下端：
①国家统计局：《2019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9月版，第53页。
9.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按在社会调查报告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列于文后，以“参考文献” 居中排作为标识;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并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如„1‟，„2‟，…。每一参考文献条目的最后均以“。”结束。参考文献著录格式示例
(1)连续出版物(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刊名》，××年第×期。 „1‟ 袁庆龙、候文义：《Ni-P合金镀层组织形貌及显微硬度研究》，《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2)著作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出版社，版次，起止页码。 „3‟刘国钧、王连成：《图书馆史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5-18页。
(3)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报纸名》，出版日期，第×版。 „13‟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思路》，《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5日第10版。
10.致谢
出版行业调查报告篇9
出版行业调查报告篇10
政策因素带来广告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一些相关政策出台，使得纸质媒体的广告经营出现了暂时的低迷。但于大公表示，政策的出台实际上是国家通过宏观调控以便使经济走向良性循环，同时也会给纸质媒体的广告经营带来可持续增长。
媒体和广告主共渡难关
于大公谈到，某些行业的发展可能出现了一个阶段性放缓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北青报》希望和广告主共渡难关。
这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方面是《北青报》在原有服务的基础上为客户提供更多增值服务。
比如去年对房地产行业进行的大规模市场调查，调查从广告主的视点出发，针对潜在购房者的现有房及居住特征、潜在购房者的购买行为及购房预期、生活形态等等信息进行了收集，并形成报告提供给《北青报》的房地产类广告主，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房子，什么位置、什么价位、什么户型。
房地产行业仅是一个试点，在2005年《北青报》还准备做一个更大范围的调查，虽然目前该调查还是锁定在地产行业，但从现在开始这种对广告主的增值服务会逐年继续下去，明年后年，这种增值服务的范围还可能会扩展到汽车、快速消费品等行业。
另外在增值服务方面，《北青报》还和广告主一起推出一些活动，配合《北青报》本报报道，帮助广告主推广自己的项目。
如最近的暑假促销活动中，《北青报》和笔记本电脑生产商，mp3生产商等学生比较喜欢的消费品生产商联合推出的“我最喜爱的数码产品”评选活动。
另一方面就是降低成本。从去年开始，《北青报》就没有推出过大型的研讨会、论坛等活动，从而为自身和广告主在支出方面进行节流，共渡难关。
《北青报》的广告主生态群落
广告主分布
《北青报》广告主主要集中在地产、汽车、IT产品、招生招聘类企业。其中主要是国内的地产商，大型制造商，如建材等方面在《北青报》上都有大量的广告投放。此外，民用国际品牌，如汽车品牌、航空公司、银行在《北青报》也有投放。
广告投放周期
于大公总结说，广告主的广告投放行为和报纸的内容有相结合的特点。
《北青报》在周一有个《人才时代》专刊，所以在周一招聘广告多一些，周三配合《汽车时代》，汽车广告最多，周四版面有个《地产专刊》，所以地产商广告高峰集中在周四，地产广告投放周四也便于读者看到广告之后在周末去看房，增强地产广告的投放效果。但最近由于地产广告太多，地产类的广告主突然有种感觉，就是都挤在一起，谁大谁厉害，谁高看得见谁，那么有一些广告主就开始向两边转移，周三和周五也多了地产广告。
广告主的广告目的
据于大公分析，广告主在《北青报》上投放广告，目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树立品牌，二是促进销售。这和广告主的生命周期和所属行业有关。
首先知名度还不是特别高的广告主，它需要树立品牌，为此可能会选择《北青报》。因为《北青报》有一定的权威性，它不仅受到了读者的认同，而且受到了政府的认同。举个简单的例子，北京最大的地产开发商，如首创集团、华润、万科等在北青报都有非常大的广告投放，《北青报》的品牌、读者定位，对企业而言是和它自身的高端形象相吻合的。
有的品牌知名度非常高，比如宝马等，它们在报纸上更多的是销售类的广告，品牌形象更多的是通过电视来体现，这也符合他们的产品状态，因为汽车动起来才有美感，所以它们在电视上做形象广告，但促销还是在报纸上。电视的画面一瞬即逝，一些价格、经销商等信息两秒钟过去谁也记不住，而报纸正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广告主选择媒介，是根据广告的诉求点来决定的。什么样的诉求点更适合在什么媒体上表现，广告主对此的认识日益提高，在报纸上它们甚至把品牌的宣传和销售一体化，比如某车的广告，图片尽展形象，下面会有经销商的电话和地址、价格，既有品牌又有销售。
广告版面
从报纸的版面来说，广告主的广告投放行为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一个地产新项目，通常都会选择A叠的前24版，并且一般都放在右手版，右手版是封面、第五版、第九版等，封面版比较多，而且外版放的也比较多。在版面上，地产广告很少是低于半版的，通常有跨页半版、整版、跨页整版等，这样做出来一般都比较大气。汽车最小有1／4版．销售广告可能版面稍小一点，但汽车的品牌广告都不会低于1／4版。
广告风格
《北青报》在广告风格上比较新颖。这同广告主的猎奇心理比较强有关。广告风格更多地是求异，突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语言很极端，设计也比较极端。
读者资源决定广告资源
于大公表示，经过了这么几年的发展，广告主选择媒体投放已有相当的理性成分，他们会根据每个报纸的定位、读者群来确定自己的媒体投放方向。
实际在北京的媒体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广告主群落，《北青报》的读者群从2000年往后比较稳定，广告主也以地产、汽车、肝产品、招生招聘类为主，其他兄弟媒体有的以家电为主、以商场服务为主，有的以医疗为主。
北京由于其特殊的地位，而成为各个媒体竞相争夺的制高点。北京媒体的生态环境在全国来讲是最丰富的。这种百花齐放的竞争格局，对于媒体自身的经营、对广告主、读者来讲都是有利的。
于大公表示，“读者群是你的，那么广告主就会是你的。我个人认为，当别人都说北京媒体广告竞争激烈，甚至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自身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实际上我自己感觉还是要把自己的主流经营项目做好，精耕细作。保有自己主流客户的同时，根据客户的需求，开发新的客户。”
报纸网络版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掘
于大公表示，目前《北青报》的网络版对广告经营的影响不大，网络版的优势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在网络版广告价值的开发上，《纽约时报》是做得比较完善的一家报纸。通过电子邮件定期给网上订户发当日报纸的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报纸中的广告信息，从而使自己的广告覆盖率进一步扩大。
报纸网络版广告是对自身广告资源的一个立体式地开发。但于大公表示，由于目前配置方面还存在问题，进而使得报纸和网络版互相之间的协调并进还没有体现出来。
系统评估以便更好地服务读者和广告主
《北青报》非常重视读者和广告主的反馈，积极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以便更好地服务读者和广告主。
《北青报》开通了热线电话，对读者意见有专人纪录，然后反馈给各个部门，各部门还要有一个回馈意见。
目前《北青报》和四家调查公司都有合作，请AC尼尔森、慧聪、央视―索福瑞做一些阶段性的调查，请新生代做专项调查。这些调查可以让《北青报》更清楚地知道，报纸在发行量、读者反馈等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以便更好地了解应该做哪些改进。
新技术含量是媒体竞争的大势所趋
出版行业调查报告篇11
量刑调查制度,又称为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是指为了在刑事程序上对每个犯罪人都能选择恰当的处遇方法,使法院能在判决前的审理中,对被告人的素质和环境做出科学的分析而制定的制度。[2]量刑调查制度自诞生以来,在刑事政策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被学者誉为“量刑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是犯罪人处遇个别化的出发点”[3]。量刑调查制度之所以获此殊荣,是因为其奠基于深厚的理论之上:人格刑法学的滥觞、教育刑主义的盛行和刑罚个别化理念的提倡为人格调查制度的生成和发展奠定了正当性根基。
(一)人格刑法学的滥觞
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刑事法领域长期存在两种制度,即以行为为中心的行为刑法与以行为人为中心的行为人刑法的博弈。“二战”以后,出现了二者整合的趋势。但是,时至今日,从总体上说,行为刑法制度仍然在世界上占据着主导地位。[4]
滥觞于19世纪的行为刑法制度,是对中世纪任意刑法制度的反动,对于防止罪刑擅断、保障人权具有积极意义。但“行为刑法对犯罪人的认识是肤浅的、片面的,充其量只拥有半个真理”。[5]这是因为其在理论上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犯罪人是千人一面的没有灵与肉差异的抽象的“理性人”,而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体人;同时其在实践中是有害的,行为刑法语境下的刑事司法必然导致机械化,即不考虑行为人的人格状况,仅仅根据行为人的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按照刑法的规定定罪量刑。在这种司法制度中,“犯罪人不过是一个由人摆布的‘活的模特’,法官先将刑法典的某一条款的号码贴在其背上,然后再由监狱管理部门为其贴上‘牢房的门号’。”[6]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应对西方社会的犯罪攀升态势,行为人刑法应运而生。近代学派重视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在他们看来,客观危害行为只是行为人性的征表,应受刑事责任制裁者系行为人,而非行为。但行为人刑法也存在难以操作的弊病,这就是作为其理论核心的人身危险性缺乏一个客观的鉴定标准,容易被人滥用而侵犯人权。因此,要解决行为人刑法的危机,就必须找到能够鉴定人身危险性的客观标准。于是,这种需要推动刑法理论继续向前演进,导致人格刑法学的产生。
人格刑法学是日本刑法学者大家仁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强调“既重视客观行为,也考虑主观的人格,以此两者为核心对整个刑法学理论的重新思考,即为人格刑法学之精义”。[7]人格刑法学是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整合的结晶,代表了刑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人格的刑法化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赞誉:“意大利刑法学界认为,承认犯罪者人格是一个与犯罪行为并存的现实,强调犯罪者的人格在刑法中的作用,是现代刑法最具灵性、最有人性的部分。”[8]我国学者预言,从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的缺陷及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发展历程和今后思潮来看,人格刑法无疑是刑法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必然路径。[9]正是刑法学研究视角的转换,作为了解犯罪人“个性”的人格调查制度才获得其滥觞的理论土壤与正当性根据。可以预见的是,人格刑法学占据刑法史主导地位之日,便是量刑调查制度的兴盛之时。
(二)教育刑主义的兴盛
自刑罚产生以来,围绕着刑罚目的的争论中,先后产生了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两大阵营的分庭抗礼。19世纪中叶以前,报应主义一直是主宰人类历史的刑罚目的学说。报应主义刑罚观的核心思想是:犯罪是刑罚的绝对原因,刑罚是犯罪的当然结果,刑罚只是由于犯罪而被科处,此外不应追求任何其它目的。在报应主义成为主流的刑罚哲学时代,难有人格调查制度生成的理论土壤和环境。
19世纪中叶开始,目的主义的兴起为刑罚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目的主义把刑罚的目的表述为预防犯罪,其实现路径可分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前者通过刑罚的适用威吓社会上的一般人不敢实施犯罪;后者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使其改过迁善而不愿实施犯罪。特殊预防论比较重视犯罪人内心性格的转化,希望通过刑罚的教育功能,改善犯罪人的性格。在特殊预防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教育刑论则进一步主张,刑罚的目的在于改造和教育犯罪人,消除其危险性,使之重返一般市民生活之中。在此理念下,刑罚关注的重点应当是犯罪人的“个性”与复归可能性。由对犯罪人“教育为主”的处遇理念,自然引申出以人格调查为主要内容的量刑调查制度的必要性。因为,唯有调查了解犯罪人的个性特征,才能有的放矢地对其进行改造和教育。
(三)刑罚个别化理念的张扬
刑罚个别化理念是近代实证学派在批判古典学派主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刑事实证学派认为,犯罪并非是行为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行为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生理、心理交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不应以犯罪行为的外部表现和客观危害来量定刑罚,刑事责任的基础在于犯罪人的主观性格,即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由于犯罪人的性格和心理状况不同,科处的刑罚也应当有所差异。这种以犯罪人的个性为标准,个别地量定刑罚的理论,是谓刑罚个别化。
由于早期的刑罚个别化理论过于倚重人身危险性理论,而人身危险性又难以捉摸,因而受到了报应刑论者的激烈批评。为了回应这种批评,刑事新派不断完善刑罚个别化理论,提出刑罚个别化应当是刑罚与罪犯的犯罪人格相一致。因此,刑事实证学派所倡导的刑罚个别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使行为人人格与行为结合起来,从而促使人格调查制度的发展。随后,新社会防卫论的倡导者、法国刑法学家安塞尔调和旧派与新派的观点,认 为人格可以将道义责任论与人身危险性理论有机融合起来,犯罪人格理论遂为多数人所接受。安塞尔从寻求与不同种类的罪犯作斗争的新方法的需要出发,对罪犯人格问题采取了新的立场,主张在定罪与量刑中间引入人格调查制度,同时行刑阶段也应与罪犯的人格调查相配合。[10]在安塞尔的诠释下,刑罚个别化从刑罚的量定阶段引申至刑罚的执行阶段,拓展为行刑个别化和处遇个别化。可见,刑罚个别化理念的张扬使人格调查制度得以诞生并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他山之石:量刑调查制度的域外视角
学者普遍认为,现代量刑调查制度起源于美国,其创始人是被后人称为“现代缓刑之父”的约翰·奥古斯都。最初的量刑调查是针对拟适用缓刑的未成人犯而展开的一项活动。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缓刑调查演变成为整个量刑提供“量刑前调查报告”。1945年起草的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2条正式规定了科刑前的调查制度。此时,量刑调查制度已经突破仅仅为法官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提供资料和评估的单一任务,发展为对整个量刑提供“量刑前报告”。美国的“量刑前调查报告”由缓刑监督官员完成,报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犯罪人情况报告”,另一部分为“犯罪行为情况报告”。量刑前调查完成后,缓刑官负责制作量刑前报告。[11]几经改革,目前人格调查已经成为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调查报告亦已成了量刑的标准形式,有固定的格式。
由于量刑调查制度有助于法官量刑的个别化和科学化,因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1950年在海牙召开的第12届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会议就判决前的人格调查进行专门的讨论。经充分讨论后会议作出如下结论:在近代司法上,作为刑之宣告、矫正的处置及释放等的基础者,不但包括犯罪的情况,而且包括犯罪人的身体、性格等,社会极希望司法机关就犯罪人的身体、身份、性格及社会教育的背景等,在判决前具有报告。[12]在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的推介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行量刑调查制度。如新西兰的法律规定,判决前要对犯罪人的品行、个案历史以及其他事实调查。1958年的《法国刑事诉讼法》第81条明文规定,预审法官要对被告人的人格、物质状况、家庭、社会状况进行调查;1994年的《法国刑法典》第132-24条进一步规定:“法院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依据犯罪情节及罪犯之人格,宣告刑罚并规定刑罚制度。”在德国,法官被要求在判决理由中对被告人的人格作叙述。韩国1988年颁布的《保护观察法》首次确立了对未成年犯的“判决前调查制度”,该法规定由保护观察官代替法官对少年犯犯罪动向和生活环境等进行调查并向法院提交调查报告。2008年12月26日新修订的《保护观察法》确立了成年人犯的“判决前调查制度”的法律依据,法院由此将对所有被告人实施判决前调查制度,并依据调查资料作出判决。此外,为配合2009年4月施行的“量刑基准制度”,韩国还拟推动《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确立“量刑调查官制度”。[13]
量刑调查制度在域外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量刑调查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是未成年犯罪人案件和缓刑案件
量刑调查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两类:一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许多国家在未成年人案件中为体现对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保护的原则,相继规定人格调查制度。如1899年美国芝加哥少年法院制度、1970年英国《治安法院(少年儿童)规则》、日本《少年法》均规定对未成年刑事案件进行审判前,必须施行人格调查。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了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最适合他本人的矫正措施,法律要求法官在判决时要充分考虑青少年犯罪人的个性、体能、精神状态等情况。二是缓刑案件,人格调查制度起源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其最初目的是为法院提供被告人个人的历史和犯罪行为的信息,以便确认该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时至今日,缓刑是一种被广泛适用的社区矫正措施,对罪犯无需关押而放在社区改造,其人身危险性的评估关涉社区的安全,因而人格调查报告对缓刑裁决意义更大。在美国,如果法官拟对某个犯罪人适用缓刑,必须由缓刑官进行人格调查。英国《2003年刑事司法法》规定,法庭在判处监禁刑、社区刑时必须获得判刑前报告,法庭有责任获得并考虑判刑前报告。在德国,法官在作出缓刑判决前,必须综合考虑被判决人的人格、以前的生活经历、行为状况、行为后的举动、生活环境等各种因素,以对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进行合理的预测,进而决定是否适用缓刑。[14]
(二)量刑调查的主体是社区刑罚执行机构
从推行量刑调查制度的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做法看,量刑调查大都是由一个中立的机构负责,而这一机构一般就是社区刑罚执行机构。如在英美,量刑调查是缓刑官职责之一。在欧洲,量刑调查则交由缓刑局负责。之所以把量刑调查交给社区刑罚执行机构来完成,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量刑调查的专业性,决定其应由掌握法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的专门人士来操作。在英美国家,缓刑官必须经过考试才能担当量刑调查的重任,二是刑罚执行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植根于社区,占有地利人和的优势,便于调查工作的开展,也易于获得第一手的真实资料。
(三)量刑调查报告对法官量刑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在美国,缓刑官在完成调查之后,以科刑前的报告形式向量刑法官提供关于犯罪人的危险程度的资料,并提出适合于已经定罪的被告人的量刑的建议。通常情况下,只有缓刑官提出了缓刑的建议,并且提供了缓刑实施计划,量刑法官才可能作出缓刑判决。而在英国,缓刑官原则上不得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唯一的例外是,对于缓刑判决和社区命令,法院当以缓刑官提出的该种具体的量刑建议为前提[15]。在我国香港地区,惩教署的职能之一就是向法庭提供判决前评估服务,即对有关犯罪人是否适合羁留在特定的行刑机构向法庭提出建议。
三、制度建构:量刑调查制 度的中国境遇
任何制度设计除却理念支撑外,均不能脱离现实的考量,基层司法智慧同样是司法改革的源泉,是量刑制度建构的动力。[16]1989年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区法院设立“少年刑事案社会调查制度”,开创了量刑调查风气之先。此后,各地基层法院纷纷效仿,在少年司法审判中掀起了开展量刑调查的热潮。藉由基层司法机关的推动,大量运行于我国少年司法实践中的量刑调查制度已然成为量刑制度改革的先行者。然“司法实践先行,刑事立法滞后”的现实境遇使得量刑调查制度在初显制度绩效的同时,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
(一)量刑调查制度在实践中的困惑
1.实施主体不统一。我国已实施量刑调查制度的基层法院在社会调查主体的配置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各相关的不相关的部门都热衷于量刑调查制度的创设,有政法委牵头的、有公检法联合的、有团干部打头的、有志愿者奉献的、有检察官单打的、有法官独斗的、更有同区域检法分别调查的。有学者担忧,这种多部门插手、各有所图的操作模式,易流变为部门间争权夺誉的做秀大战,从而有损量刑调查制度的科学性。[17]
2.程序设置不规范。由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未设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以及相应的原则与制度,与量刑调查制度相关的程序规定只能“土法上马”、自行其是。首先,各地在庭审中对量刑调查员的角色定位不一。有的基层法院将社会调查员定位于证人和法官之间;而在另外的基层法院,社会调查员是不被视为证人的,可是在出庭方式以及在法庭上的停留时间却又等同于证人。[18]其次,对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程序做法不一。有些法院规定至少一名社会调查员出庭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并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有些法院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证据,且由于是法官亲自调查或者委托中立的第三方进行的调查,因此报告的中立性能够得到保障,所以一般不在法庭上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并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而直接作为量刑的参考材料;还有一些法院则将社会调查报告交予控方或辩方,由该方宣读,并接受对方的质证。[19]程序设置的不规范,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量刑调查报告的实体效果。
3.实施效果不理想。量刑调查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准确全面地评估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为法官准确量刑提供依据。但实事求是地说,试点中的量刑调查制度,制度现实与制度预期之间存在较大的距离。由于社会调查员缺乏专业素养,加上调查不深入、方法不科学,导致调查过场化、形式化的弊端非常明显,许多调查报告“重述普遍真理,难及问题实质”、“习惯于格式化结论,有违客观与中立本分”。[20]这样的调查结果,其科学性和可靠性已打了折扣,难以堪当量刑依据的大任。
(二)量刑调查制度的未来建构
苏力教授指出:“法治的理想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和技术层面。没有具体的制度和技术保障,任何伟大的理想都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可能出现重大的失误。”[21]各地试点实践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亟需从制度和技术的层面进行回应。因此,解决实践中的困惑及其由此诱发的难题,就成为我国量刑调查制度建构中的紧迫任务。由于量刑调查制度建构涉及很多具体程序细节,本文只能举其要者而论之。
1.独立的量刑程序:量刑调查制度依存的前提
秉承大陆法系传统,我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在这种“量刑依附于定罪”的制度格局下,刑事审判的中心是法庭的定罪过程,裁判者所关心的主要是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所要审查的也主要是那些与犯罪构成有关的事实信息,而对于那些与定罪无关却影响量刑的事实情节,却没有通过专门的程序进行深入的调查。法庭最终是通过一种“办公室作业”式的决策过程,对量刑问题做出草率的认定。[22]因此,这种将定罪与量刑在裁判程序上合二为一的制度设计,使得量刑调查制度不仅难有用武之地,而且在实践中可能增大错误定罪的风险。因为“那些包含被告人前科和不良品行的社会调查报告很可能会导致法官的预断和偏见,最终可能使无罪的人被错误定罪”。[23]其实,实践中一贯运行的“重定罪,轻量刑”的程序模式与我国刑事司法现实是背道而驰的。多年来刑事司法的经验显示,中国刑事司法的核心问题恰恰是量刑问题,而不是定罪问题。因此,为了强化量刑在刑事审判中的主导地位,有必要将量刑与定罪在程序上加以分离,赋予量刑在程序上的独立性。在独立的量刑程序中,法官可以对那些与量刑有关的事实、情节进行专门的调查,以便全面审查各种法定的和酌定的量刑信息,准确地对各种有利于或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进行综合调查,根据其犯罪原因、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关系、平常表现、前科劣迹等事实信息,来确定一个恰如其分的刑罚,以体现刑罚个别化理念。[24]而这些一定程度上关乎被告人命运的量刑信息,必须通过事先的全面调查才能获取,由此就必须设置一个独立的量刑调查环节,委托专门的机构开展量刑调查。可见,只有在独立的量刑阶段,开展以被告人人格调查为主要内容的量刑调查才有用武之地,才能凸显其程序意义。
2.中立的调查机构:量刑调查制度实施的主体
量刑调查主体的确定是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量刑调查主体的选择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中立性,域外经验表明,调查主体的利益无涉是确保量刑调查报告内容真实性、结论可靠性的前提。因此,调查主体应当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二是专业性,就国外法制先进国家的量刑调查制度而言,职业化和专业化是调查人员的显着特征。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员的基本特点就是职业化不够、专业化不足[25]。鉴于此,笔者建议我国未来量刑调查主体建构的方向和思路是:由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来承担量刑调查的任务。这种方案既符合国外通行的做法,也与我国正在推行社区矫正试点的实践相契合。该方案的优势在于:其一,调查主体稳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基层司法所是目前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配备专门人员从事社区矫正工作。这些人员大多经过培训,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尤其是社区矫正工作者所积累的矫正对象风险评估经验对量刑调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二,调查的相对独立性。较之公安、检察机关在诉讼中容易陷入控诉化倾向,司法行政机构的地位相对独立,能够确保调查的公正性[26]。其三,调查的预后效应。由于调查报告主要涉及被告人的人格状况,而人格是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准确评估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对于行刑机关科学设计矫正方案和处遇措施是至关重要的。基层司法所承担着对矫正对象的改造、帮教工作。被调查对象如果被判处社区刑罚,先前的调查工作对于随后矫正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便于矫正机构有的放矢地提出矫正方案。如果被调查对象被判处监禁刑,由于服刑人员最终要复归社会,量刑前的调查报告对于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的延伸帮教也有借鉴意义。[27]鉴于基层司法行政机构的优势,由其担当人格调查工作是适宜的。因此,笔者建议将来可通过立法形式,赋予基层司法行政机构量刑调查的职能。
至于调查人员的配置,笔者建议条件具备时,每个基层司法所都要配备专职人员负责量刑调查,量刑调查员除从事社会调查外,还承担矫正对象风险评估工作。调查员上岗前需经专业培训以熟练掌握科学的调查方法和技能;与此同时,应当努力吸引高校和科研机构力量的加盟。高校、科研院所和医疗机构具有大量从事刑法学、犯罪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病医学的专业人员和专家学者,他们最具理论创新和技术开发能力,聘请专家学者成立量刑调查专家咨询委员会,对量刑调查工作进行专业指导和把关。
3.科学的调查量表:量刑调查报告 呈现的内容
量刑调查的核心内容是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而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虽然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的人格为基础,但犯罪倾向性人格的形成、具有犯罪倾向性人格的人是否犯罪、何时犯罪,以及这种倾向性人格将如何变化,都与其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因此,量刑调查不仅是对被告人人格的调查,还需要对被告人再犯的环境因素进行调查。可见,量刑调查根据影响再犯可能性的因素的不同,可分为社会危险性调查和人身危险性调查。前者是对来自环境的影响犯罪率的各因素的聚合状态的调查,后者是对来自于个体的影响犯罪可能性的各因素的聚合状态的调查。
社会危险性调查的内容包括被告人的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和居住环境。(1)家庭环境。主要涉及:①家庭结构。首先了解家庭成员构成,被调查人的家庭结构是否存在缺陷,缺损家庭要比完整家庭更容易使孩子造成人格障碍;其次还要了解被告人家庭的和睦情况,调查被告人父母关系与行为表现,家庭内氛围等。②家庭教育状况,家庭教育方式对子女的人格发展具有很大影响。在一项关于人格障碍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研究中发现,父母的不当教育易使子女成为人格障碍的高危人群。而人格障碍与负责行为具有相关性已经为许多调查所证实。[28](2)教育环境。包括被告人的受教育程度、学习成绩、老师及同学对其的评价、是否存在逃学、旷课、作弊等不良学习习惯、学校周边环境等因素。(3)居住环境。主要调查社区治安状况、邻里和睦情况、居住地基层组织对被告人的评价、帮教条件等。
人身危险性调查涉及被告人个体情况与犯罪情况两个方面:(1)个体情况。主要是反映被告人身心的诸多因素,如年龄、健康状况、智力状况、需要状况、气质和性格、兴趣爱好或不良嗜好、人际交往等。(2)犯罪情况。被告人的犯罪情况根据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犯罪前的行为表现、犯罪中的行为表现和犯罪后的行为表现。犯罪前的行为表现主要考察被告人的前科情况,是初犯还是累犯、是偶犯还是惯犯、有无受过纪律处分或治安处罚等;犯罪中的行为表现主要了解本次犯罪动机和目的、犯罪手段、与被害人的关系、被害人有无过错等;犯罪后的行为表现主要考察是否有自首、立功情节,自愿认罪、悔罪情况,是否退赃,对被害人有无赔偿等。
鉴于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行格式化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不再是叙述性的文字,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表格,法官无需解读冗长的文字就可以获得对被告人所需的重要信息。[29]人格调查制度的域外走向,值得我国在构建该制度时借鉴和采纳。
【注释】
[1]陈瑞华:《论量刑程序的独立性》,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
[2][日]菊田幸一:《犯罪学》,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页。
[3][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4][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114页。
[5]张文:《刑事司法人格化初论》,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2期。
[6][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7]张文、刘艳红:《刑法思潮变迁与未来发展的探索》,载《北京大学文存(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8]林:《意大利刑法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
[9]张文等:《人格刑法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10]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
[11]李玉萍:《量刑与社会调查报告》,载《法制资讯》2008年第6期。
[12]翟中东:《刑法中的人格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13]杜向前:《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载《西部法学评论》2009年第5期。
[14]翟中东:《自由刑变革》,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15]陈岚:《西方国家的量刑建议制度及其比较》,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
[16]姜涛:《量刑听证制度研究》,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7]陈海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冷思考》,载《海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8]杨飞雪:《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3期。
[19]汪贻飞:《论社会调查报告对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借鉴》,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1期。
[20]陈海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冷思考》,载《海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1]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2]陈瑞华:《论量刑程序的独立性》,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
[23]Gerhard 0. W : 《Muller, Sentencing Process and Purpose》,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1997.
[24]陈瑞华:《论量刑程序的独立性》,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
[25]陈海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冷思考》,载《海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6]杨飞雪:《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3期。
出版行业调查报告篇12
引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等都纳入广义的“生产”范围，在集中考察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题时，也多处关注到“精神生产”、“最高的精神生产”、“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等方面。①因此我们可以把他本人的《资本论》创作视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
《资本论》初版序言强调该项研究在英国才可能完成。因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本文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目前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释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②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当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得最确实”的地点。然而，如果我们从《资本论》据以考察英国“生产方式”的具体途径分析，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一个基本事实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过程中很少直接进入资本主义工厂作实地考察，《资本论》分析所据大部分资料也并非马克思本人实地考察所得，相关传记资料鲜有马克思进行实地考察的记载。③《资本论》所据资料主要是相关的纸质文献出版物。物理学家的研究是在实验室中进行，马克思的实验室则主要是拥有丰富文献资料的英国伦敦博物馆。马克思本人多次谈论他撰写《资本论》的过程：“这一切都是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的”，“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英国博物馆里。”1863年5月29日与6月2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6、354页。
根据《资本论》对人类生产活动之共性的分析，任何生产过程都至少包含两方面简单要素：一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二是劳动赖以进行的“生产资料”（第202页）。《资本论》的“生产资料”显然不是农业耕作的土地，不是工业所需的煤炭棉花，也不是公司银行等“资本”运营操作的现场设施，而主要是起源于“资本”生产方式的、以纸质出版物为载体的、与“资本”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
马克思指出：在工业社会中，“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已被劳动过滤过的劳动对象，这些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例如农业中的种子作为劳动资料，“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第206页）。这个分析也可移用于作为《资本论》分析对象的文献资料，因为这些文献资料已经包含了前人涉及“资本”对象的脑力工作。作为客观存在的“资本”现象，在这些文献资料中已经被先前的脑力工作“过滤过”，已被观念地表现于出版文献中。对于《资本论》生产过程来说，它们是“已经通过先前的劳动而发生变化的原料”（第206页）。马克思主要依赖英国伦敦博物馆的文献资料来从事《资本论》研究，这一事实意味着，没有这些相关出版物作为“生产资料”，他就不可能实际进行撰写《资本论》的“生产过程”。
这一事实在《资本论》完成形态中也留下了直接而鲜明的印记。据统计，《资本论》诸卷引用涉及近800本著作和蓝皮书文献等。[德]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李成毅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277页。《资本论》第一卷是由马克思本人全部完成并校对付印，其中马克思本人标明的文献引注数多达270余条。根据中译编者所附参考文献目录，马克思直接引用涉及的文献资料有三类：著作类、报刊杂志类、官方文件（蓝皮书）类。基于《资本论》的“生产资料”主要是纸质出版物，笔者期望从这个角度考察《资本论》的生产条件，并由此解答：它为什么能够产生于英国这个“最典型地点”。
一、《资本论》创作与“最典型地点”的出版物
《资本论》引涉文献绝大部分出版于英国。就著作类而言，出版地涉及十多个国家（详后），总计365种，其中英国出版者计223种，占总数的60%强。位居第二的法国59项，仅为英国出版数223种的26%。在英国出版著作中，伦敦出版者为199种，占英国出版数223种的近90%；其余10%的出版地点分别为爱丁堡、格拉斯哥、牛津、都柏林等城市。可见仅就《资本论》引用著作的出版地而言，英国已经是“最典型的地点”了。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所居住的伦敦则处于这个最典型地点的中心。
《资本论》贯穿使用的是“历史与逻辑的方法”，马克思从“资本”的细胞形态即“商品”开始分析，而商品现象早在古代已经出现，因而《资本论》引涉最早的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资本论》开首《商品与货币》篇就两次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商品观：“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第74页）；“每种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直接使用的“自然用途”，另一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第103页）。这两个观点分别见于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和《政治学》中。虽然亚里士多德著作早已存在，但是就马克思直接阅读的亚氏著作的文本而言，它们是1837年在英国牛津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伊・贝克尔编）。换言之，就《资本论》生产过程中直接使用过的文献资料而言，它们是19世纪的出版物。但是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形式而言，它乃是欧洲近代产物。因而严格地说，作为“资本”现象之观念形态载体的文献资料，是近代以后才可能出现。如果说研究现实的经济形式尚可能采取实地考察的方法，那么要“历史”地把握该方式的发展过程，就必须而且只能依靠相关的历史文献（当时尚未出现影像产品），马克思在搜集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例如他1858年5月31日致信恩格斯请求帮助购买一本可能有参考价值的书：“这本书图书馆还没有，……也许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6页。恩格斯在1869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传记提纲中写道：“马克思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之前……决不以系统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德]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李成毅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7页。我们可以预设，如果将《资本论》引涉的文献资料按历时顺序编排，可望某种程度上获得关于“资本”主题的文献出版史概况。据此也可能切实认知，马克思是通过哪些文献资料来“历史”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下面按《资本论》引涉所据文本的出版年代（世纪序）排列英国出版的相关著作类文献。
116世纪英国出版的相关文献《资本论》第1卷引涉16世纪出版文献计4部，另一部为德国出版的路德・马《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维登堡版，1540年。
著者文献出版时间
福特斯居・约《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1537年首次发表
斯泰福・威《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一些抱怨的考察》伦敦版，1581年
哈里逊・威《英国概述》（载《编年史》第1、2卷）伦敦版，1587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于15世纪末，《资本论》指出，最初的“世界市场”出现于15世纪末的意大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页。）英国在16世纪开始出现这个“新兴生产力的产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6页。因此，《资本论》引用最早文献是出版于16世纪这一事实并非偶然；而其时相关文献稀少也正是当时该生产方式萌芽期的表征。上列3部著作都出版于英国伦敦，其中1537年的《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触及的是15世纪生产方式特点，其时“人民的财富排斥资本的财富”（第786页）。1581年的《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一些抱怨的考察》，被马克思引用说明的是“16世纪货币贬值”的社会影响（第812页）。1587年的《英国概述》被三次引用，其中之一为：
我们对照一下每一个骑士领地的旧财产的清单，就会发现，无数的房屋和小农户消失了；现在土地供养的人口少得多了；虽然有一些城市繁荣起来，但是很多城市衰弱了……城市和乡村为了作牧羊场而被毁坏，只有领主的房屋被保存下来。（第786页）
这段引文叙述的是英国骑士领地在中世纪末逐渐转变为新兴城市，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城乡之间巨大变化的过程。马克思是据此文献记载而了解英国最初“资本”历史形态的。
上列著作大多直接与经济学问题相关，少数著作虽非属于政治经济学，却包含着相关内容。例如《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为新教创始人路德的布道之作，马克思引用的是其中涉及货币买卖的内容：“路德把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区别开来。”（第155页）荷兰来顿出版的《动物界论》被马克思评价为“详尽无遗地论述了现代人口理论”（第677页）。意大利威尼斯出版的《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被引用的是其中记载机器发明引起劳动者恐慌的事件：“一台非常精巧的机器，它能同时织4～6条花边；但是由于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因而压抑了这项发明，并让人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死。”（第468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论手工业者的疾病》及其译本之流传过程的叙述：
意大利医学教授拉马志尼1713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论手工业者的疾病》，1777年该书译成法文，1841年又转载在《医学百科全书・古典作家》中。自然，大工业时期使工人患病的病例大大增加。参看《一般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城工人的生理卫生和精神卫生》（安・路・丰特雷医生编，1858年巴黎版）和罗・亨・罗哈奇《不同阶层、年龄、性别的人所特有的疾病》（六卷集，1840年乌尔姆版）。在1854年，艺术和手工业协会任命了一个工业病理学调查委员会。在“特威克楠经济博物馆”的目录中可以找到这个委员会所搜集的文件的目录。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是十分重要的。参看医学博士爱德华・赖希《论人类的退化》，1868年厄兰根版。（第402页）《资本论》指出，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是像霍布斯、洛克、休谟一类的哲学家，像托马斯・莫尔、富兰克林那样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最早在理论上作出贡献的是配第、魁奈一类的医生。（第677页）
这段说明文字提到了该书的三个版本以及与其主题相关的四种后出书目，涉及的出版国有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这表明马克思即便是在考察某一专门问题时，其文献视域也是超国别的。
与著作类的世界性分布相同构的是报刊杂志类的文献资料。《资本论》引涉后者总计35种，其中英国出版者22种（其中21种为伦敦出版），分别为：《晨报》《晨星报》《工人辩护士报》《外交评论》《观察家报》《纪事晨报》《今日》《经济学家》《雷诺新闻》《麦克米伦杂志》《每日电讯》《派尔-麦尔新闻》《旁观者》《旗帜报》《旗帜晚报》《社会科学评论》《泰晤士报》《韦斯明斯特评论》《新莱茵报》《艺术协会杂志》《星期六评论》（以上皆伦敦出版），《格拉斯哥每日邮报》（格拉斯哥出版）。
英国以外出版的报刊杂志数13种，分别为：《经济学杂志》《实证哲学评论》《巴黎革命》《德法年鉴》（以上巴黎），《贝里卫报》（法国贝里）《民主周刊》《人民国家报》（以上来比锡），《工人问题杂志》（柏林），《纽约每日论坛》（纽约），《圣彼得堡消息报》《欧洲通报》（圣彼得堡），《孟加拉公报》（加尔各答）。
以上各种报刊杂志的出版地点首先是集中于英国，占总数的2/3以上，其余也主要分布于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等欧美地区。报刊杂志较之专门的学术著作，其特点在于能够提供时间上更为迅速、空间上更为遥远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身居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主要是借助它们的媒介及时地了解“资本”的动态变化。例如《资本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其分析对象包括1866～1867年期间英国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当时正是该书行将交付出版之际。马克思是通过报纸才及时了解该危机之发生与势态的。下面是他从当时伦敦《旗帜报》1867年4月5日报道中摘录的一个片段：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的是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的财富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4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中略，第735页）
这篇报道中的“昨天”事件和场景在当时的专著文献中显然无法及时反映；虽然该事件发生于马克思居住的伦敦市，但是其具体场所的伦敦东头却离马克思居住的郊区相隔颇远。正如今天的城市居民如果不借助报刊等传媒就难以及时了解本地事件一样，如果没有报纸，居住伦敦偏远郊区的马克思未必能及时知道该事件。即便他能够直接观察或亲自参加该事件，至少在获取并加工该事件信息的过程中，其“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会大大增加。
《资本论》所引最边远地区的报刊是出版于孟加拉国加尔各答市的《孟加拉公报》。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一章的“协作”节，马克思分析英国殖民统治造成东印度地区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现象时，引用了来自该地区该报1861年7月22日的报道：
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劳动力输出比世界上任何地区（也许中国和印度地区除外）都多的国家里，所发生的一种祸害竟是：找不到足够数量的人手来收摘棉花。结果是大量棉花在田野腐烂。由于在适当季节缺少劳动者，植棉者实际上不得不损失大量棉花，而这些棉花正是英国所十分渴望的。（第365页）
再如《资本论》第三版中，马克思补充了他在第一、第二版中未知的新材料，新材料得自于《泰晤士报》1873年9月3日一位英国议员对经济势态的分析：
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么欧洲的劳动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第659页）
马克思根据他的这番议论，对英国资本的变化作了新的判断：“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欧洲大陆的低工资，而是中国的低工资了。”（第659页）
《资本论》引涉文献的出版地点广泛分布于“世界市场”的众多国别与城市。因此，英国这个“最典型地点”提供《资本论》创作的不仅是英国本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原料，而且包括英国本土以外的世界市场中的信息资料。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信息生产和信息流通之发达程度与该国的物质生产水平具有同构对应关系，那么《资本论》生产过程中所享有的信息资料，归根结底也是得益于英国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言之，身居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读到如此众多国别的相关著作，首先是依托了英国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其次是依靠了伦敦这个现代大城市所特有的“世界市场”的流通条件。正是这种条件，为马克思《资本论》生产过程提供了其他国度和地区难以企及和媲美的、丰富而及时的“生产资料”。
三、《资本论》创作与“最典型地点”的官方蓝皮书
《资本论》考察焦点是工厂机器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依据主要来源于此）；众所周知，其鲜明特征是基于工厂劳动者生存状况极端恶化的批判倾向。然而马克思本人很少直接调查工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从《资本论》引用文献中足以判断，他主要是通过英国官方定期公开的、被称为“蓝皮书”的调查报告而了解把握的。《资本论》评价最高且引用最多的出版文献也是此类官方出版的“蓝皮书”文献。马克思高度赞扬：“其中有关于无产阶级生活条件的非常详细的调查材料”，“1850年以来，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没有受到过比这些蓝皮书更沉重的打击。”1866年7月21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2页。下面是《资本论》引涉的英国官方组织的“工厂调查委员会”部分文件的标题：
《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一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56年4月15日的质问》、《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问》、《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12月5日的质问》
这四篇调查报告标题中的时间，最早者1833年，最晚者于《资本论》初版的1867年，可见英国官方的工厂调查是作为制度而持续实施，该制度在马克思发表《资本论》之前至少持续存在了30多年。《资本论》引用1833年报告中的一段资料是：
现时工厂制度最大弊病，在于它必然把儿童劳动延长到成年人工作日的极限。克服这个弊端的唯一办法，看来就是实行儿童分两班做工的方案，而不是去限制成年人的劳动，因为那样造成的弊端比要求消除的弊端更大。（第309页）
这段文字大体可以表明，“工厂调查委员会”的基本意图是为了消除工厂劳动中的“弊端”。这个意图与马克思的期望大体相近。
《资本论》引用率最高的是《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达30余份之多。其中最早的一份是1842年出版，最晚的一份是1867年出版。其起迄时间的跨度与《资本论》撰写过程的时间大体相吻合（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学著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类蓝皮书出版时间为每半年一期，这意味着其调查具有及时性，马克思借此可以定期了解和随时阅读其调查结果并了解新近发展动态。《资本论》引用最新的该蓝皮书计5次，其中一段是署名罗伯特・贝克的英格兰工厂视察员调查爱尔兰情况所见个案：
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约翰逊说：我是一个清棉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上6点干到夜里11点；星期六下干到下午6点，有3个钟点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5个孩子。我每周劳动的收入是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5先令。我们有三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花费1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9便士，泥碳和燃料每周至少也要1先令6便士。（中略，第777页）
马克思引述后仅作简要点评：“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马克思对此报告的真实性显然深信无疑，他是据此了解和评判与伦敦隔海而居的爱尔兰岛上工厂劳动生活的。马克思引用工厂视察员报告中也有相反情况，例如一位把缩短工厂劳动时间的措施称为“祸害”的苏格兰工厂视察员，马克思批评“他与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相反，已完全为资本主义思维方式所俘虏。”（第345页）但是在马克思引用资料中，这种“相反”情况不多。
《资本论》揭露工厂劳动最痛切之处在于对童工劳动的描述与分析。这方面的资料来源也主要是依据官方调查。马克思直接引用过的至少有：
《联合王国儿童劳动调整法案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2年8月8日刊印）、《限制工作日的长度和禁止雇佣十岁以下儿童做工的法令》（1853年伦敦版）、《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6号（1863～1867年，伦敦版）等三种。
从标题中“限制”、“禁止”的关键词可见，该类调查是旨在限制乃至禁止使用童工从事劳动。上列调查报告进行和完成的时间跨度为1832～1867年，其间历时30多年。这表明当时英国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是持久关注着童工现象。
英国官方蓝皮书中还有从“公共卫生”专业角度的系列调查。《资本论》引述的有《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报告・第3～8号》（根据下院决定刊印，伦敦版1861～1866年）。这类调查报告的执行者都是专业医生，其中所引汉特医师一项报告中“调查过5375座农业工人小屋”（第751页），另一位担任主编的西蒙医师写道：
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允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如果想让处在于这种环境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心身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中略，第723页）
可见作为调查员的医师，他们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灾祸”方面，其人道感与马克思的批判倾向可谓一致。
就《资本论》引用官方蓝皮书文献所涉范围而言，它们遍及各行各业。例如：《爱尔兰农业工人状况・答可尊敬的下院的1861年3月8日征询》、《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第二次报告》（1863年，伦敦版）、《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66年7月23日刊印）、《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的报告》（1867年，伦敦版）等。从标题可见，调查范围涉及农业、面包业、矿山业、铁路业等多行业。《资本论》所引关于矿山妇女劳动状况的一段引文，其中所涉文件编号达千位数以上：
虽然1842年以来已经不再在井下使用女工，但是她们仍被用来在井上装卸煤炭等物，把煤桶拉到运河边和火车旁，选煤等。最近3～4年来使用的女工大量增加。（第1727号）这些女工大多数是矿工的妻子、寡妇和女儿，年龄从12岁至50、60岁。（第647、1779、1781号）（第545页）
《资本论》引用的官方蓝皮书广泛涉及英国社会经济各方面，例如：《我们英国羊毛业的诉讼案・索美塞特郡大陪审团的陈述：敬呈议会》（1685年，伦敦版）、《王国谷物法情愿特别委员会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7月26日刊印）、《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商业危机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48年7月28日刊印）、《剑桥大学委员会・皇家委员调查剑桥大学课程和收入等状况的报告》（1852年，伦敦版）、《食物等搀假调查特别委员会第1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55年7月27日刊印）、《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57年7月30日刊印）、《联合王国从1846年至1860年的15年简要统计一览》第8卷（1861年，伦敦版）、《英国出生、死亡和结婚中央注册局局长第22号年度报告》（1861年，伦敦版）、《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徒刑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1866年，伦敦版）、《联合王国从1846年至1860年的15年简要统计一览》第13卷（1866年，伦敦版）、《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1867年，伦敦版）、《工联及其他团体的组织和章程调查委员会第10号报告，附证词》（1868年，伦敦版）等。这些官方文件最早者是1685年，最晚者1868年，时间跨度近两个世纪。由此不难想见，可供马克思阅览的官方文件数远远超过马克思实际引用过的数量。
《资本论》引用的“蓝皮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通常是一个文件多处引用；短则数行，长则整页乃至以上；《资本论》不少页码中，页底引注的篇幅常常超过正文叙述的篇幅，有的章节的正文叙述主要是借助引用这些资料而构成（例如“工作日”章）。因此，仅从引用数量和频度就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蓝皮书文献，《资本论》至少在篇幅容量上会大大缩水，不会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巨著规模。
《资本论》所引的这些官方文献表明，当时英国政府（女王和议会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不乏直面关注、深入调查、积极改善的努力。诸如《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公共卫生报告》等系列文献说明，英国官方的积极努力已经实施为常规的制度性措施。没有这些措施，就不可能有这些及时反映、定期出版的调查报告；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所据以分析论证的文献资料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资本论》引用的官方文献还表明，具体承担实施调查任务的工厂视察员、公共卫生医师等，其中不乏具有责任感、同情心和人道意识的人士。没有他们的敬业、诚实和努力，至少他们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会大打折扣，从而《资本论》的引用文献、马克思的观察分析也就缺乏真实依据。
《资本论》所引蓝皮书文献是公开出版物，并且是英国官方批准的公开出版物，其中有些直接标明“根据下院的决定刊印”；甚至包括《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商业危机报告》这类机密文件（第954页）。这表明，当时英国官方掌握的政治经济状况的资料对公众具有相当公开性和透明度。如果说没有这种公开性和透明度，英国的一般公众就难以知情，而身为英国侨居者的德裔学者马克思就更不可能读到这些出版文献。
余说
马克思《资本论》初版序言中将其祖国德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条件与英国作过比较，他指出，差别不仅在于德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英国，更在于德国官方的态度和提供的研究条件与英国难以比肩而语：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能够看见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这帮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的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条件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么，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用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第11页）
出版行业调查报告篇13
七十多年过去,研究美国的次贷危机,上述譬喻依然鲜活。
章乃器是中国征信业的开拓者,被称为“中国资信业第一人”。马洪先生认为,章乃器是中国近代经济学家中少有的货币专家和理财家,是首倡创建中国现代资金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学者之一。
章乃器强调信用对金融市场的调节作用,并首倡“信用膨胀”说,主张把信用放款改为票据贴现,使呆滞的“账面债权”化为可以流通的“票面债权”,以加快资本的流通。他呼吁:“以稳健的扩张信用之手段,代替不健全的通货膨胀手段”;“推行票据承兑和贴现,使短期资金市场现代化;同时推行股票和公司债票,使长期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国民经济化”。
竞争中的思考
章乃器1916年从浙江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银行界,从练习生做起,经过十几年的奋斗,逐步升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他熟悉金融业务,精于银行管理,对业务多有创新,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著,成为一位成功的银行家和知名经济学家。
1927~1937年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黄金十年”。在远东金融中心上海,中国、交通、通商、浙兴、浙实、金城、上海等华资银行,与被称为“外滩银行”的汇丰、麦加利、花旗、东方汇理、横滨正金等洋商银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据当时同在金融界服务的李文杰先生回忆:章乃器是“银行实务研究会”和“银行学会”主持人之一,他曾协助银行同事朱博泉先生,联合上海银行公会旗下多家银行,组建了联合准备库及票据交换所、票据承兑所。“为了适应银行收受国内外财政金融市场信息,调查研究掌握客户信用状况,确保投放贷款的安全回收”,章乃器建议组设征信所,作为同业的横向联合的科学管理机构。
从20世纪初开始,征信所作为一种个人及机构资信的调查机构,逐渐在欧美和日本普及。民国初年财政部颁布《银行公会章程》时,即规定银行公会应该办理征信机构。20年代,国内银行界曾草拟征信所章程,提出过设立征信所的议案,但一直没有付诸实施。
上海在1932年前,已有5家外商征信机构,其中日商3家、美商2家,但一直没有国人自办的同类机构。华商银行的信用调查各自为政,规模及资讯有限。这种现象引发了章乃器的思考:“为什么在上海,我们仍要用外人办理的信用调查机构?”
少壮派联手创业
章乃器与当时上海金融界中的一批新锐,被公认为上海金融界的少壮派。其中有中国银行的张禹九、祝仰辰,浙江兴业银行的吴承禧、方培寿,新华银行的孙瑞璜,以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资耀华、侯厚培、章植等人。
据资耀华先生回忆:他与章乃器一见如故,倾谈甚亲,“总想设法在上海金融界创立一个‘中流砥柱’的组织,既不像目前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那样,勾心斗角,尔诈我虞,一盘散沙,浪费精力,又不要受南京蒋、宋、孔、陈的政治特权所支配,而能特立独行,发展金融经济。”但他们都不是银行的当权者,殊感有心无力。
1931年天津“协和公司案”引发的金融大风潮,意外地成为中国征信所的催生剂。
天津协和贸易公司,是祁仍奚及段祺瑞的女婿奚东曙等开办的,经营进出口业务。该公司背景深厚,排场阔绰,以印刷精美的栈单,到处向银行做抵押放款。各大银行经理趋之若鹜,但又互相保密,不通声气。不料协和公司债台高筑,突然破产,两家银行因之倒闭,其他各行不同程度地蒙受损失,全市金融几乎崩溃。
风潮轰动全国,上海金融界深受震撼。章乃器、资耀华等大声疾呼,批评行业积弊,主张各行联合组建中国征信所,掌握市场变化,抵御金融风险。
1932年3月,张禹九、祝仰辰、资耀华、章乃器、孙瑞璜、方培寿等银行界精英,组成学术团体――中国兴信社,目标为“研究信用调查的方法,促进信用调查的技术,交换信用调查的资料”。为实现上述目标,公推章乃器、祝仰辰、资耀华三位干事,指导中国征信所工作的进行。资耀华回忆说:“章乃器当时勇气很大,说我们银行也要革命,不能老是墨守成规。”
由于在中国无先例可援,许多人担心这个事业太空洞。而章乃器等则以为:“倘使外国人设立的机关有法子调查,我们必然也有法子调查。而过去对于调查工作的实际经验,也使我们感觉到这个事业是有相当的把握的。”
创立这种联合机构,需要上海全体金融业排除私见,出资合作,过去很难取得一致。但在天津金融风潮的冲击下,这个主张立即获得了金融界实力人物张嘉、李馥荪、陈光甫、秦润卿、钱新之、徐新六、徐寄、林康侯、贝淞荪等的支持和赞助。
1932年6月6日,中国征信所在上海香港路4号银行公会内正式成立。该所由12家基本会员共同组成董事会,章乃器出任董事长,潘仰尧任经理。当时中外报纸对这一新生事物都很关注,发表了不少鼓励的社评。
“真、善、美”的服务标准
中国征信所主要业务为:报告市场实况;受会员或外界委托,调查工厂商店及个人身家事业之财产信用状况,于最短时间内将调查结果报告给委托者。企业或个人均可加入征信所成为会员,除基本会员外,普通会员分为甲、乙、丙三种,享受不同标准的服务。非会员也可请征信所做调查业务,但费用较高且手续繁复。
章乃器将调查工作譬喻为搜集旧邮票,只要不断努力,持之以恒,自然就会有惊人的成绩,成为极有价值的府库。他主张:“优美的工作成绩,是事业的生命”,制定了科学严密的工作制度,一切调查工作按照调查、复查、审查三步程序进行,其工作规条是:审慎以求“真”,详尽明晰以求“美”,忠实公正以求“善”。
“真”即调查报告的正确,在事务组织上,调查者与委查者之间,复查者与调查者之间,相互不知道身份。各自以不受拘束的客观态度,充分提供资料和意见,再由熟悉该业的人员严加审查。最后整理成报告书。
“美”被概括为“详尽明晰”四字,报告书应多叙事实,少下批评。无关宏旨的微言细行,片鳞只爪的数字记录,都尽量容纳。令使用者可以因小见大,见仁见智――批评最好还是让别人来下。
他认为“善”是“真”和“美”的基础,“征信所负责调查信用的重责,倘使自身没有一种光明磊落的态度,怎能判断别人的信用程度,而取得社会对我们的报告的信仰呢?所以,这种忠实公正的空气,在征信所当中是顷刻都不能缺少的。”他主张在用人上摈弃染有习气的人物,任用勤奋努力,清白自好的人,并以严密的组织去维持他们对于工作的兴趣和信仰,才能有把握获得“善”果。
“积极猛进”的事业拓展
在发展方针上,章乃器提出一个原则:“一切的事业要从积极的方面找出路。”他主张高投入高产出,认为中国人对于事业观念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守家产”和“做事业”混为一谈;把大部分的精神,用在消极的节流的工作上面,而对于积极的发展事业,反放在脑后。结果会越来越消极。“不日进则日退”,学业然,事业亦然。
他以“积极猛进”的作风迅速拓展事业,开业4个月后,业务量增加了约3倍。1934年初,中国征信所迁入圆明园路133号底层大厅,业务发展到鼎盛时期,在天津、汉口设立了两个分所。全所职工上百人,基本上都具有大学文化水平及信用调查的专业知识。
章乃器除照常在浙江实业银行处理公务外,每天中午驾车来所办公两小时,从未支取过分文薪酬和车马费,这在当时工商界是史无前例的。所内有中英文秘书各一人,负责行政事务。下设信用调查、资料档案、编审、行名录编辑及总务五个部门及一个小型印刷所。
在提供常规调查报告的同时,中国征信所还从事商品研究、市场预测,出版“每日商情报告”供会员参考,提供各种超值服务。当市场发生特别变化,或有商业欺诈等危险事项发生,立即派员调查,分析事件原因、影响及补救办法,在最短时间内制成报告分送各会员。最著名的例子是:1935年一家外国纸商行投机失败后隐瞒真情,继续接受订货收取定金,并向银行贷款。经该所查明向会员通报,避免了一场危机的发生。
除日常业务外,该所的一项重要业务是编纂《征信工商行名录》,这与信用调查也有密切关系。当时上海出版之行名录有七八种之多,编辑者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立场不同,详略互异,可用者不过二三种,一个机构往往要同时购备几种才能应付业务之需。
当时经常出版且有参考价值的中国经济调查,只有一份洋人主编的海关报告。中国人从未连续出版过两期以上的中国年鉴,而英国人胡德海氏的英文版中国年鉴,已持续出版十年以上。章乃器指出,这表明中国人并不愿意或者需要了解中国的事情,而外国人反比我们注意。《征信工商行名录》预定的目标,是内容要超过外国人办的。倘使我们不能出产精美的作品,就情愿不做。
《征信工商行名录》出版后,以其编辑周密、内容宏富、印制精美的特色,一举压倒了几十年间影响最大的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行名录》,成为那个年代工商界必备的工具书。抗战爆发前,中国征信所已拥有公司行号调查档案3万户,工商界个人档案1万多户,并积累了一大批经济资料。除每年推出行名录外,该所还编纂出版了《上海工商名人录》,并在《申报》辟有专栏,不定期刊登商品及市场研究报告,后来又负责上海《大公报》经济版的采编。
征信业从兴盛走向衰亡
中国征信所开幕时,基本会员为12家,4个月后增加到18家,几乎囊括了重要的华商银行和官方控股银行;同时还发展了普通会员29家,其中洋商22家、华商7家,共拥有会员47家。会员数量跃居上海信用调查机构之首。
不少华商开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要求先作个案调查,及至看过明晰翔实的调查报告书,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汇丰、麦加利、花旗、横滨正金等洋商银行,怡和、亚细亚、德士古、三菱、三井、卜内门等一些大洋行,也纷纷加入成为特别会员。上海原有的几家外商征信所,因无力竞争相继倒闭,中国征信所遂成为全国的独占事业。
一部分人批评中国征信所,不该把中国工商业家的信息,向洋商会员和盘托出。章乃器反问道:“我们和外人的营业竞争,是应该靠组织上的秘密性呢?还是应该靠营业方法的敏捷和知识的充分?我想一个正当的营业机关,决不拒绝把组织的内容告人。”他以一堆品质高低混杂的商品为喻:“征信所的报告也许要告诉别人若干内容不良的工商业者,然而同时告诉别人许多内容优良的工商业家。这样,我们把这大堆的‘统货’按等级整理清楚了,总价格自然马上要抬高。”
1936年夏,章乃器因从事救国运动受到当局压迫,辞去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职务。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所业务萎缩陷入困境。抗战胜利后业务曾一度回升,旋因内战和金融危机而再度跌落。1949年5月上海易手,中国征信所于同年8月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