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经济论文篇1
一、充分认识转变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折射和反映出不同的发展观。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表现为高投人、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这种增长方式，是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相背离的。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采用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虽然也有发展，但这种发展是畸形的，不可持续的，我们曾为此付出过惨重的代价。因此，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尽快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切实把县域丁业和县域经济引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二)转变县域经济增长方式。是贯彻“工业反喃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护各县(市)应根据中央的要求和安排，既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又要加速转变增长方式，认真贯彻“工业反喃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把这两方面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下，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卓有成效地不断推向前进。
(三)转变县域经济增长方式，是探索和坚持走出一条适合县域特点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需要
实现工业化是县域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经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提出并阐明了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内涵，这就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展的新?}1工业化路子。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如何发展，尽管因县(市)情不同而有不同的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路子，但总体思路、根本路子则必须体现中央的要求，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然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走出一条适合县域特点新型工业化道路。
（四）转变县域经济增长方式，是实施“工业兴桂，’.“工业兴县”战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杜会建设的需要
广西“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全面实施工业兴桂战略”。实施“工业兴桂”、“工业兴县，，、“工业强县”战略，发展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啥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如果不转变增长方式，仍然按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去发展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不仅不能实现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而且还会引发和加剧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从而影响和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践证明，没有县域工业的健康发展，就没有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的和谐毛瓷定。因此，转变增长方式，必将有力地促进“工业兴桂”、“工业兴县”战略的实施，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总之，转变增长方式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和时代的要求上去深化认识，增强自觉性和紧迫感，切实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一项关系县域经济社会全局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要转变增长方式，除了充分认识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耍性和紧迫性外，还必须对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县域所造成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有一个清醒的、理性的认识。
(一)主要问题
1工盲目追求GDP增长速度，忽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
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出现了多元化、多样化的趋势。20多年来，我国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基本上走的是粗放型增长的道路。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下，许多县(市)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长速度，盲目追求上项目、增加投人、扩大生产规模，由此引发和导致个人、企业、政府都进人‘短线竞争”状态。其最大弊端就在于忽视了以人为本，没能从根本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种竞争和竞赛尽管在短期内也可能会“大见成效”但由于没有把出发点和着眼点放在人民利益的基点之上，因而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2效率仍然不高，效益相对低下
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下，人们片面追求高投人、高速度、高指标，企图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和依靠各种资源的大量消耗，去刺激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造成投人产出效率不高，效益相对低下。这种快速度增长由于缺乏科学技术支撑，缺乏质量和效益.尤其是与资源环境的突出矛盾，因而同样是不可取的，是一种有水分的、不可持续的发展速度。
3能源资源过多耗费，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多年来，县域经济的增长基本上是靠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实现的，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2005年我国GDP约占世界5%，但消费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却占世界25%至40%02004年我国消费煤炭19亿吨，原油约3亿吨，粗钢2.R亿吨，水泥9.7亿吨。这些数字说明了我国单位产出的消耗太高，也说明了粗放型增长方式的不合理性。多年来，为了发展县域经济，各地都在大力推行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涌现了大量的县域乡镇企业。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含量低，生产丁艺落后，能源资源消耗大，且污染严重。又由于县域经济的主体仍然是传统农业经济，为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大量使用甚至滥用化肥、农药，也导致水、土资源恶化，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4工业污染严重，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受到威胁
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下，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由此又带来了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以及其他废气、废水和废弃物的大量排放，从而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直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目前，我国因工业污染所造成的环境恶化状况令人担忧。2005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列第133位。在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另据中科院2006年2月28日的租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进行排序，我国位列绩效最差国家之一，排在第54位。
5.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由于县域范围内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职业教育、技能培训机构没有发展起来，企业的技术开发、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品牌意识不强，从而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当今的国际竞争十分剧烈，国际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竞争和知识产权的竞争。谁拥有人才，谁掌握了知识产权，谁就掌握了主动。如果我们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拥有更多的人才和知识产权，在复杂而剧烈的国际竞争中就将处于被动地位。
(二)原因分析
以上我们分析了采用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发展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所带来的几个主要问题。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从四个方面作简要分析。
1、片面性认识
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之所以能在县域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从认识论根源上看，主要在于各级领导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在县域范围内，对要不要发展，为什么要发展和为谁发展等问题的认识，各级领导是一致的、无争议的。但对于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这些问题的认识就有分歧了。许多领导总想通过扩大投资规模、依靠各种资源的大量消耗去实现县域经济的快速增长，把主要精力放在增长速度的提高和数量的扩大上，甚至把它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这种对发展的片面性认识，这种对速度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等关系的非理性认识，是传统增长方式普遍存在并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思想根源。
2体制性漳碍
经济增长方式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尤其与生产关系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有着紧密的联系。有什么样的经济管理体制，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的方式必然是粗放的。当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客观上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早在“九五”期间，中央就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但10多年来，这种转变进展缓慢，效果不大。其中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体制。一方面，旧体制的安全退出和新体制的建立完善，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政府的各项改革尚未完全到位，政府的职能尚未彻底转变。政府在市场竞争中的主体地位应当退出，让位给企业。政府管理经济的力式、手段应当进一步改善。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考核，应按中央的要求相应调整此外，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未完全到位，预算软约束等问题尚未解决。所有这些，都是新旧增长方式长期以来不能此消彼长、去旧留新的体制。
3历史性原因
我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增长方式是非常粗放、落后的。建国后，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与此相适应的增长方式则是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时代的最紧迫、最现实的任务，是解决有无追求总量的增长。即便发展到了今天这个水平，我闰的基础设施仍相对落后，解决住房、交通问题的任务仍很繁重，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尚有2600多万，城市中尚有2200万人口需要政府给予最低生活补贴，解决城乡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压力增大，如此等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一个相对高的发展速度，还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
4.习惯性势力
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有较强的惯性和顽固性。人们在长期的计划经济和粗放型增长方式条件下生产、生活，也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要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积以时日，而非朝夕之功，一戚而就。从世界产业发展趋势看，市场竞争将更为激烈，我国将成为未来5年世界产业竞争和发展的激烈竞争空间。从国内发展趋势看，目前以地区为竞争实体的基本格局并没改变，各地区之间的竞争所依赖的仍然主要是各种在短期内可以见效的投资项目和“优惠”政策竞赛。“开发”和“招商”仍将是地区问竞争最主要的‘主题词”。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难以完全舍弃粗放型增长方式。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自动实现，必须有根本性的观念转变和重大的举措，才能冲破旧增长方式的惯性束缚和思维定势的藩篱，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性转折。
以上的分析表明，粗放型增长方式所导致和遗留的问题很多，其原因也很复杂。尽管这种增长方式在某些地方还有存在的时问和空间，但从长远看，它是不可持续的，必然要为新的增长方式所取代。
三、转变增长方式，促进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发展
在县域范围内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便促进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任务十分艰巨，要做的工作和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浅见以为，当前应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明确方向，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县域各级领导一定要进一步树立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把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抓紧抓好，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包括解决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要克服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和绝对性，正确解决发展什么和怎么发展等县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既要争取较快的发展速度，但又不能片面追求发展速度，要坚持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对GDP的增长要有理性的认识，单纯追求GDP，一切为了GDP，把GDP作为唯一目标，作为衡量发展成败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惜以盲目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降低效益为代价，是与科学发展观相违背的。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新发展思路，落实发展举措，转变增长方式，坚持走符合县域特点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深化改革，建立健全转变增长方式的体制和机制
转变增长方式，需要有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作保障和支撑。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的同时，要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要充分鼓励市场竞争，维护良好的竞争秩序，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而地方政府要进一步规范政府的职能和行为，不能以竞争主体的角色参与市场竞争。不断地改善管理方式，努力实现由过去直接干预经济到现在的依法管理、科学管理经济的角色转换。此外还要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等。通过深化改革，以创新的体制和机制来促进、支持、确保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
(三)发展教育，加快高素质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最终取决于高素质创新型的人才。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县域教育，建立有效的教育投人机制，加强基础教育，完善农村教育体系，扩大教育覆盖面。要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和科学人才观，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在县域加快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这三支队伍建设，同时抓紧培养专业化高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县域企业是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阵地。要加快培养优秀企业家、优秀经营管理者和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使他们在转变增长方式中发挥中坚作用，使企业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能站稳脚跟，开拓创新，立于不败之地。
(四)优化结构，继续推进县域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内容。由于县域经济的主体多数仍然是传统农业经济，因而必须继续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大力发展特色农业项目，积极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大力培育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打造有鲜明特色的强势农产品品牌，提高生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要改组、改造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坚决依法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关闭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进一步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为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提供技术基础和技术支撑。
(五)立足县情，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壮会
我国资源总量较大，种类比较齐全，但人均资源量少，资源浪费现象相当严重。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左右，但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0.4,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0立方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矿产资源回收率低，总回收率仅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以上。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货车百吨公里油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123%，内河船舶油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10%-20%。
同样，我国环境形势也很严峻，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总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一些地方老百姓喝不上干净水，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受到酸雨影响，噪声扰民相当严重;生态恶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仍在发展，林地流失严重,90%以上的天然草原在退化，10%~15%的高等植物物种处于濒危状态，有害外来物种人侵加剧;各类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环境问题投诉以年均30%的速度增加。
县级经济论文篇2
由于分税制改革并未规定省级以下政府的财政关系，市管县模式下，地级市往往倾向于收紧财权而下放事权，造成“饥饿财政”（孙学玉 等，2004[1]），同时偏向于市区经济的发展，通过“市卡县”“市压县”截留县的资源集中投放给市区（王庭槐 等，1995[2]）。它们带来的后果就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首先是过程上的，其次是结果上的。张毅（2010）[3]、李建豹 等（2011）[4]、林寿富（2011）[5]等学者的研究均认为县域经济单位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考虑到区县争利的严峻性，从21世纪初开始由点及面地在部分省份推行省直管县改革，这一改革将省-市-县的隔级传导模式变为省-县的直接传导模式，有利于保护市辖县在区县之争中的利益独立性。刘金东和靳连峰（2011）[6]、李兆友和陈亮（2012）[7]等研究者均认为，省直管县改革将成为县域经济差异冲高回落的分水岭。在本文看来，这一看法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根源在于政治权的不平等而非经济权的不平等，经济管理权限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属地化管理模式下，市级政府仍然保留了行政、人事等政治权力，获得了独立的经济管理权的县城在“政治锦标赛”制度下依然要服从于市级政府的管理，市辖县在区县之争中仍然将不可避免地处于被动地位。从这一点来看，省直管县改革非常类似于1994年中国的“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的同时却保留了政治集权，地方政府的发展依然要服从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大局。换言之，省直管县改革是一个并不彻底的分权改革。
针对省直管县改革对试点县的实效检验也得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结果。如刘佳 等（2011）基于六省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倍差法的分析结果显示，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提升效应虽然存在，但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同时，省直管县改革对不同县级单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相比之下，县级市、富裕县和规模较大的县的政策效应更为明显[8]。利用同样方法，郑新业 等（2011）对河南省县级单位面板数据的结果发现，直管县在实施省直管县改革前后的经济增长趋势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意味着，省直管县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没有获得实证支持[9]。贾俊雪 等（2013）利用1997―2005年中国县级单位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有助于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解困，但却显著抑制了县域经济增长[10]。
以上研究虽然对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效应提出了质疑，但却没有找到解释这种谜题的关键。一方面，他们的研究过多偏重于财政自给率的过程公平，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结果公平；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没有针对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的变化以及区县之间互动效应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基于此，本文在三个方面做了创新：一是构建数理模型，指出县域经济体尤其是区县之间资源非对等竞争的排挤效应发生的内在动因在省直管县改革前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二是对全国县级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以人口为权重进行三阶嵌套分解，衡量了县域经济差异水平在省直管县前后是否发生显著变化；三是利用面板门限回归论证了省直管县改革后区县之间以及县县之间的排挤效应仍然存在。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模型讨论并定义市管县体制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排挤效应，并讨论了省直管县改革之后排挤效应的变化；第三部分运用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衡量省直管县改革前后我国县域经济差异水平是否显著缩小；第四部分运用面板门限分析省直管县改革之后市辖县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有效性，论证了市县、县县之间仍然存在排挤效应；最后得出本文结论，认为政治权力下放的有限性是省直管县改革中期失效的根本原因。
三、县域经济差异在省直管县改革后缩小了吗？
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对省直管县改革做逻辑分析，而缺乏针对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实证测算，省直管县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没有直观的数据来呈现，这本身就是研究的缺位。基于此，我们遵循由表及里的原则，这一部分将首先利用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来衡量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的变化，从根本上推翻研究者对“县域经济差异将随省直管县改革而缩小”的推断，然后在第四部分做深入的理论分析和验证。
本文使用的泰尔指数（Theil index）最早由Theil（1967）[14]提出，相比基尼系数等不平等指数工具，它的长处在于能对差异值进行空间分解，Akita（2003）在传统的一阶泰尔指数分解基础上提出了嵌套分解方法，能够满足多个层次的空间分解要求[15]。由于中国经济分层涉及地带、省、市、县四个层级，这一部分拟运用泰尔指数对总体经济差异进行三阶嵌套分解，既能够测算和比较各个层级内的差异水平的绝对值，还能够测算和比较各个层级内差异水平对总差异的贡献率。
我们假设i、j、k、l，分别为地带、省、市、县的标号，Y为分地区生产总值，y为分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最终可以将泰尔指数分解为如下形式：
T=■■log■+■■■log■+■■■■log■+■■■■■log■（6）
这四部分依次为地带间差异、带内省间差异、省内市间差异、市内县间差异。
本文泰尔指数嵌套分解在1998―2006年阶段的计算数据均引用自刘金东和靳连峰（2011）的研究，而在2007―2009年的分解数据则是根据全国除直辖市之外的27个省、自治区合计2716个县级单位人口和生产总值计算得出。与刘金东和靳连峰（2011）一致，我们之所以剔除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是因为其行政级别太高，下属区县无法实现统一分解。本文中所有县、区、县级市均认定为县级单位，同时将市内高新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开发区等常住居民人口与生产总值严重不符的同级单位剔除。所有的地级市包括15个副省级城市均被认定为市级单位，计算简便起见，将中部和西部地带合并处理，即只区分东部沿海地带和中西部内陆地带，其中东部地带包括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9省，其他均为中西部地带省份。2007―2009年全国县级单位数据均来自各年《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由于该资料目前出版更新较慢，只能将数据计算至2009年。
根据计算，1998―2009年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结果如下表1所示：
从我们计算出的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结果可以发现，中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水平不断扩大，地带间差异、带内省间差异相对稳定，在我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中的贡献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省内市间差异累年增加，2004年以来才有所减少，在我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中的贡献率最高，是地区经济差异的最主要因素。相比较而言，各市内县级单位之间的经济差异水平自1998年开始快速增加，在2002年达到近期最高值，此后出现小幅下降，从2004年开始又进入小幅上升趋势（见图1），在我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中的贡献率从最初的10.79%上涨到25.06%，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差异中不可小视的作用力量。
追溯历史的话，2002年是我国进行省直管县改革的转折点，浙江、湖北等省陆续启动了“强县扩权”改革，尝试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重点县。2005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了省直管县的方向，明确提出“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试点”。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明确要“减少行政层级”“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这意味着，2002年开始，省直管县改革进度越来越快，也走得越来越远。但对比上文中的县域经济差异变化，却表现出轻微下降后又轻微反弹的趋势，这意味着省直管县改革并没有有效缩小县域经济差异，其根源就在于，由于政治权力的存在，市级政府主导下的区县之争以及县县之争的排挤效应仍然没有被消除。
四、县域经济发展排挤效应的门限分析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推断，“以城带乡”策略的实现缺乏时效性保障，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后，当市区发展出现饱和状态时才能自发达到，而这一点对我国大部分地级市来说尚难成立。而第三部分的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结果也已证实，省直管县改革并没有显著缩小县域经济差异，相反，县域经济差异在经历了短暂的小幅下降后重新进入上升轨道，这意味着前述研究者关于省直管县赋予县城经济管理权从而消除市县发展不对等的论断是值得怀疑的。回到本文的论点，经济权力不对等并不是市县发展不对等的根源，唯有从根本性解决政治权力不对等，消除市县发展、县县发展的排挤效应，才能真正缩小县域经济差异。为了使我们的论点更有说服力，第四部分将运用面板门限回归着重考察两点内容：一是省直管县改革后，是否仍然存在显著的排挤效应；二是直管县要实现自身发展是否需要满足一定的先决条件。
这一部分将使用Hansen（2000）[16]提出的新面板门限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该方面有两大优点：一是不需要预先设定非线性方程的形式，门限值及其数量完全是内生决定；二是该门限回归方法使用渐进分布理论和“自举法”估计门限值的统计显著性，估计过程更合理。除生产总值、人口、各项财政收支之外，其他的全国县级单位更详尽的数据无法通过资料全面获取，囿于此，本文第四部分只能选取山东省、安徽省共计32个直管县2009―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面板门限回归分析，人均生产总值等指标均整理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按照上述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思想，首先建立如下以市区人均生产总值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限模型：
LGSit=α0+α1HHIit+α2NEIBit+α3LFAit+β1LGUit?I（LGUit≤γ1）+β2LGUit?I（LGUit>γ2）+……+βn+1LGUit?I（LGUit
其中，GS为县人均生产总值，FA为固定资产投资，GU为市区人均生产总值，为缩小数量级之间的差距并使数据尽量平稳，对它们进行了对数化处理。HHI为根据各县行业生产总值计算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用以衡量各县支柱产业的规模化发展程度。NEIB为虚拟变量，NEIB为1表示该县与市区接邻，为0表示该县与市区不直接相邻。FA、HHI用来描述县自身具备的内部资源，而NEIB则作为工具变量体现县可以获取的外部资源，正如前文所言，一般靠近市区的县常常获得较多的发展机会，更容易进入地级市发展规划中的一级区域中，从而被赋予较大的经济发展权重。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μi为无法观察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省份虚拟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I（?）为指示函数，γ1，γ2…γn表示n个不同水平的门限值。我们选取的2009年之后的时期也是已经全面推行省直管县改革的阶段。
运用Stata10.0软件进行稳健估计，对面板数据检验以确定是否存在门限效应。为此，这里设置了200个网格搜寻点并进行2000次的“自举法”重复。表2中LM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表明，门限变量LGU存在至少3个门限值。在检验中，考虑到我们使用的面板数据时间长度有限，只有4年，在确定了两个门限之后，各时间序列长度越来越短，因此出于统计势的考虑，不再进行两个及两个以上门限值的检验。
表3列出了针对上述模型求到的门限值位置及其每个区间对应的估计参数。可以看到，HHI和LFA对应系数均显著为正，可见县域经济内规模化的支柱产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对自身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NEIB系数为0.004，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接邻市区能为县域经济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这显示了县与县之间的排挤效应也是存在的。
对于门限变量的研究更为直接地揭示了市区经济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二者的发展呈现非线性趋势：当市区经济处于第一门限区间LGU≤9.782内，即市区人均GDP≤17 712元时，它对县经济的作用系数为-0.030，有显著的排挤效应；当市区经济发展到第二门限区间内，即市区人均GDP介于17 712元至45 652元之间，它对县经济发展的排挤效应略微趋弱，系数为-0.015，但系数显著性不足；只有当市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到第三门限区间时，即人均GDP高于45 652元后，它对县经济的排挤效应才消失，变为显著的促进效应，对应系数为0.011，而纵观我们研究的32个县级单位，仅有山东省青岛的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等少数几个市区能够达到。由上述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市区经济对县经济的带动作用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一是在与之接邻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微弱的带动作用，二是当市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够带动县经济发展。但是，这种带动效应的条件是很难得到满足的，这意味着，大多数情况下，直管县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市区经济的负面排挤效应，这一结果更加验证了前文的论断。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了我国县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根源，认为政治权力的不平等而非经济权力的不平等是造成县域经济不对等发展的根本原因。市管县模式下的县要绝对服从市级政府的领导，有很强的经济发展动机，却缺乏相对独立的权限空间，在经济发展中一旦碰触到市区利益，就会受到自上而下的排斥。然而，这种排挤效应并没有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推进而消失，究其原因，在于省直管县改革并不彻底，仅仅局限于财权等经济权的下放，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区县之间的发展关系。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根源在于政治权的不平等而非经济权的不平等，经济管理权限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行政、人事权力依旧掌握在市级政府手中，获得了经济管理权的县城在“政治锦标赛”制度下依然要服从于市级政府发展规划，市辖区挤占县城发展空间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县域经济差异扩大问题将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推进而得到根本解决，但本文利用泰尔指数嵌套分解的结果却显示，无论是中国县域经济差异的绝对值还是其在总体经济差异中的相对贡献率，均没有随省直管县改革缩小，而是持续小幅攀升，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进一步对山东、安徽两省32个县的面板门限回归结果显示，即使在省直管县改革之后，市辖区对县城、邻近市区的县城对一般县城仍然存在显著的排挤效应，县城要发展自身经济，往往要依赖于支柱产业和固定资产投资。这意味着，省直管县改革前后，排挤效应并没有随之消失，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是促成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不降反升的重要原因。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现有的省直管县改革并不彻底，惟有实现包括行政、人事在内的全面性的政治权上移才可能缩小县域经济差异。
县级经济论文篇3
自秦朝开始的郡县制发展到清代，县一直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层级，县级政府也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根据瞿同祖（2011）的研究，州县政府所有职能都由州县官一人负责，州县官才是真正的行“政”之官，县级政府就是“一人政府”，也被曾任清代县学教谕的谢金銮称为与京师的内阁大学士齐为帝国最重要的两种官员[1]。因此，对我国历史上县级政府的研究往往是以州县官的职责及其行为为关注对象。从清末至民国，再到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逐渐向地方放权，我国逐渐实现了县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现代县级行政组织也逐渐健全，同时也出现了地方自治停滞、机构膨胀、效率低等问题（魏光奇，2010）[2]，成为新形势下执政者及研究者新的关注点。
对当代县级政府的研究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需要依托现代政府的研究范式并结合当前我国县级政府的实际展开。我们首先需要对县级政府进行界定，根据县级政府所包含范围的大小，其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研究的对象为所有县级政府部门的行为，因此采用广义定义，即：县或相当于县的行政区各级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共同组成的全部机构。关于政府行为也有多种界定方法，本文采用的是政治学或经济学的概念，即：政府在管理社会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行为，其中既有为履行其职能发生的行为，也有为政府自身的组织利益或个人利益而产生的行为，而且某种情况下的“不为”也是一种政府行为（刘天旭，2010）[3]，这是也广义的政府行为概念。本文以文献综述的形式，首先分析县级政府地位的变化，其次研究县级政府当代的行为特征，最后梳理地位变化及行为特征形成的成因，并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
1、县级政府的地位
县级政府的地位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探讨，一是县级政府在辖区治理中的作用，一是由于县域在整个国民社会中的地位变化引起的县级政府地位的变化。引言中已经提到，历史上州县政府在辖区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的转轨时期，县级政府是县域活动的管理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控主体，县域社会内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直接对其实施治理的县级政府的制度供给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刘伟章，2010）[4]。因此，县级政府在其辖区内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作为研究对象越来越受到关注主要是受第二个原因的影响，即由于近年来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的提升而致使其主要管理者——县级政府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将对县域地位的变化及县级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展开讨论。
1.1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升
县域几乎包括了主要的国民经济部门与经济活动，是国民经济的缩影，是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性经济系统（王淼，2006）[5]。关于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已有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是郑炎成（2007）对此进行了详细梳理，认为以往研究成果只是从县域经济的基础性、县域经济的规模性、县域工业的活力以及县域经济体制的重要性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县域经济的理论地位，但没有认识到县域经济地位的双重性，即县域经济地位有理论地位和现实地位之分，致使他们无法提出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他不仅重新系统地梳理了当前县域经济的理论重要性，而且实证证明了1988-2004年我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县域经济的重视越来越少，得出了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在不断下降的结论[6]。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缓解城乡差距，2002年党的十六大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口号，县域经济实际地位受到政府管理者、研究者等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县域经济的理论地位也又一次得到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纷纷将县域经济作为重要发展战略（陈志德，2006；薄锡年，2007；朱孔来，2007；田宝，2008；许华，2010）[7][8] [9][10] [11]，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全国GDP的60%在县域，而山东省2011年更是89.7%的GDP以及61%的财政收入在县域。另外，根据马国霞（2007）[12]、苏良军（2007）[13]、陈芳（2011）[14]等研究，我国县域经济差异也出现了条件收敛特征，这与各地政府，尤其是熟悉本地特征的县级政府的积极参与有着巨大的关系。张五常（2008）在惊叹县级政府行为方式的同时，也指出县域间竞争是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的关键所在[15]。
1.2 县域社会管理在国家治理中地位的提升
县域社会是我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单元，古今执政者和知识分子都以“郡县治则天下安”来强调县域治理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县域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高达73%，绝大部分农业人口的活动在县域内，国家有责任为这些人口创造通过积极参与而分享工业化成果的机会，否则中国经济发展中会出现超过社会承载力的不协调和不和谐（郑炎成，2007）[6]31-32。刘守亮（2012）认为县级政府作为承上启下的中枢环节，既要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又要化解社会冲突、消除社会紧张[16]。但是，目前县域存在着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王丽慧，2009）[17]以及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能力不足（王晖，2011）[18]等管理问题，其中由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均而引起的县域内成为焦点之一。据杨帅、温铁军（2010）估计，近年来，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事件是因土地问题，其中由征用农民土地而引起的高达60%以上[19]。“三农”问题、城乡差距、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县域社会管理问题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与我国处于转型期，新型社会问题不断增多以及基层政府观念转变滞后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县级政府缺乏必要的治县资源有关，也即于建嵘（2008，2010，）提出的“县政悖论”。基于此，于建嵘甚至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县域上层建筑，将“县政自治”作为中国县政改革的目标，由此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并认为这一方式可行且风险较小[20][21]。张立荣（2010）在对湖北、江西两省进行了调研之后也认为，县级政府的规划能力、执行能力、危机管理能力等仅次于资源汲取能力，需要不断提升[22]。王敬尧（2008）也指出，县级政府嵌套于所在社会环境之中，随着社会转型，民众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也将要随之转变，其应急反应机制成为评价县级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方面[23]。
1.3 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见，县域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经济单元，国家发展战略向县域层级倾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张军扩、侯永志（2010）甚至建议在已有四大板块和主体功能区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县为基本单位，根据同质性特征，将临近县域划分为标准经济区[24]。另外，考虑到县域改革风险小、可操作性强等特点，政界、学术界等也基本同意将县域作为政改的试点单元。因此，作为其管理者的县级政府的重要地位也就日益明显，这一方面国家需要进一步激活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县级政府也需要根据本地区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自身实际，及时地、主动地调整管理方式，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2、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
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即其在治理辖区内事务过程中行政运作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清代，关于州县官的行为方式就有过讨论，他们思考和议论的角度是州县官到底是“无权”还是权力过大：一种说法认为，州县官权力过大，受不到什么限制；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州县官受到繁密“文法”的束缚和多层上司的制约、干扰，施政能力被严重削弱，权力很小（魏光奇，2010）[2]414-415。本部分也根据此角度，根据县级政府面对对象的不同，从其对上、对下两个个角度的县级政府行为方式展开文献梳理及评述，而暂不考虑同一县域内政府部门之间以及不同县域的县级政府之间的行为。
2.1 县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行为方式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大致将县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行为分为服从行为、博弈行为和欺瞒行为。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军队组织的经验以及传统治理理念，目前形成的五级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各级政府都是下管一级，又向上一级负责，形成一个层层向下约束、层层向上负责的嵌套机制。从中央与地方纵向权力关系看，县级政府权力来源于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授予性分权，但权力层层传递，层层截留，县级政府在管理权力分配中处于明显弱势。另外，征稽、运管、电业、公路、银行、税收、工商等十几个重要的行政部门已经从县级政府序列中退出（黄海蓉，2011）[25]。以上都使得县域政府管理权限受限，不得不听命与上级政府及垂直管理部门的安排，往往在考评及应付接待事务中疲于奔命，难以有足够时间考虑、规划辖区内其他事务。王淼（2006）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指出，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关系集中表现在隶属关系、事权划分、财权划分三个方面，但其还进一步指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深入，放权让利和“分灶吃饭”等一系列改革，强化了地方利益，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既是上下级关系，同时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利益博弈关系，博弈行为表现在争取利益、争取权利和争取扩大投资三个方面[26]。在与上级政府的交往中，县级政府有明显的扩权倾向：他们或争取试点改革或强调地区特殊性进行政策寻租；或通过积极跟踪上级和国家政策变化，提前做好项目包装，做好配套承诺。另外，由于信息传递和权力来源两方面的不一致，造成越是上级政府越不具备信息优势，下级政府具有信息优势但又没有直接权力，县级政府在向上级政府汇报时常常报喜不报忧，虚报、瞒报、谎报经济发展水平和各项社会发展指标。同时，还肆意扭曲上级政策，将其变通为为本地利益服务（范柏乃，2009）[27]，造成普遍存在的下级政府欺骗隐藏行动或信息的行为。县级政府在执行上级政策时往往以自己的利益受损值作为对策参数，得益愈多，愈乐于执行；受损愈多，愈不乐于执行，甚至抵制、替换。但是，由于上级政府与县级政府存在行政隶属关系，这一博弈过程一般又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是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下执行力受到影响（李院力，2008）[28]。
2.2 县级政府在管辖区内的行为方式
王德祥（2010）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政府（县级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提供本地居民所需要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29]。但是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县级政府的行为并非完全如此，抑或是其工作重点并未在公共服务上，目前其对辖区的管理可以大致可以总结为“重经济、轻民生”，行为方式则具有威权与妥协、失范与无序的特征。王淼（2006）认为，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不仅担当“守夜人”、“道德人”的角色，也担当一定的“经济人”角色，县级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国有企业运行、提供公共产品以及直接干预等手段影响县域经济的运行[26]22-23，其在行使其经济管理职能时，管理手段虽然有从以行政干预为主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趋势，但是仍然存在着与企业和市场分工不清的错位、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企业的越位以及应该由政府去做而没做的缺位表现（徐井万，2008）[30]。目前，全国县级政府发展本地经济手段的一致性、规律性比较明显，表现为通过给予尽可能优惠的政策大力引进、发展大项目，从而拉动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也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强征耕地、产业重复、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等（蔡昉，2010）[31]。县级政府对辖区内民生内容的关注则显得动力不足，成为目前大部分学者关注的焦点，而党政官吏却有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将自己提升到“中产阶级”地位的强大动力，比如几乎所有县的党政办公大楼都现代化了，招待所都宾馆化了，甚至大部分乡镇也在效仿（曹锦清，2010）[32]，这也成为县级政府行政管理成本逐年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县级政府的权利如此之大，以至于有的学者用“地方国家”（local state）来形容，但县级政府的管理者仍然普遍抱怨没有实权、上级干预过多等。一项针对近800位县委书记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有91.7%的县委书记赞同“县乡政府承担了无限责任，但只拥有有限权力”，而有78.5%的县委书记认为“县乡政府是一个功能不完全的残缺政府，县里没有多少实权，管理手段软”（肖立辉，2008）[33]。
2.3 小结
综上所述，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既有对上的服从与博弈，又有对下的威权与妥协，具有鲜明的特征。因此，其产生的背景、成因以及未来发展趋势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展开研究，从而形成研究转轨期县级行政的理论框架，来更好地指导县制改革，以保证县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3、县级政府行为方式的成因
分析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的成因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本文将该问题放入历史经验里加以考察，重点分析该问题的形成背景以及在现实运行中的变化。从宏大叙事角度（曹锦清，2010）[32]21来分析，目前大部分研究都指向在国家现代化追赶战略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分析框架，可以说地方政府的一切行为起点在此。在此现实背景下，国家的策略安排与县级政府的自身特征的交叉就形成了目前县级政府独具特色的行为方式。
激励是任何行为的起点，只有在合适的激励下，人们才会采取符合预期的行为，才能缔造出最优的经济绩效（唐志军，2011）[34]。而县域经济成为一种经济现象的前提，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政府“甩包袱”式的三项宏观改革政策，即利改税、拨改贷和财政分灶吃饭。温铁军（2005）[35]分析认为，这三项改革的推行，客观上打破了中央集权体制，构成了“部门经济”、企业经济和地方经济的重新划分。孙广厦（2012）也指出，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的时间镜头应首先定格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经济性与行政性的分权化改革，这不但重构了政府间关系以及政府行为的动力机制，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并且使县级政府发展成为拥有自我意识的利益主体[36]。在目前我国以“目标管理”为特征的行政管理方式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目标则层层分解，县级政府成为最终的执行者。而从财政的意义看，政府管理经济的目的最终是为了稳定税基，并在此基础上尽量不断扩大税基，以保证稳定的财政收入。综合上述分析，“围绕财源抓经济”成为县级政府的主要行为特征（刘天旭，2010）[3]110-112，而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最大化的驱动、社会转型期存在制度变迁预期的潜在租金、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规律以及政治竞争规律等内外因（李春安，2004）[37]，又造成了县级政府间的竞争行为，也即形成了县级政府一切行为方式的起点。
但由于中央制度设计的不健全、法律的缺失以及县级政府自身的缺陷，又造成了地方竞争的失范与无序，这也成为大部分县域问题的根源。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自己关注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成果较多。唐志军（2011）提出了地方政府竞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逻辑体系，并指出，经济上的财政分权、政治上的晋升锦标赛制度、事务上的属地化逐级发包、组织上的党政双重领导、混合型地区组织结构和诸如传统为官之道等非正式制度，形成了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和制度约束。但是，这也会带来地方保护、投资过度、产业同构（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和偏向城市的政策等负面作用[34]48。唐的分析比较全面系统，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自成体系，基本把地方政府竞争的成因、机制以及影响研究的比较透彻，为我们理解县际竞争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但在一些细节方面，别人的成果可以作为该框架进一步的补充。曹锦清（2010）认为，县级官员的任期制度也是影响县级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调查了十几个县的一、二把手发现，中共十七大规定县、乡这一级任期延长到5年，并且可以连任第二届，但实际情况是，有的地方5年未到就已经转任了[32]10，这往往会造成县级政府的短期行为。徐井万（2008）则认为，县级政府在总供求平衡、通货膨胀和紧缩、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方面并没有干预手段，也没有制定经济法律法规的职权，以及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外贸政策的制定权，只有制定财政政策的权利[30]；黄海蓉（2011）则进一步指出，征稽、运管、电业、公路、银行、税收、工商等十几个重要的行政部门已经从县级政府序列中退出[25]。这些都造成了县级政府行政手段的缺乏，也成为县级政府行政失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根据温铁军（2011）[38]的“政府公司主义”理论，县级政府行为是由于人口与资源关系过度紧张而衍生出来的中国特色的内向型原始积累所派生出来的制度类型，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
4、结论及讨论
通过以上三部分综述式的分析我们认为，县级政府目前地位的提升除了其在辖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原因外，更重要的是由于近年来县域这一行政单元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战略中地位的大幅提升造成的。作为县域管理者的县级政府的行为在此背景下则形成了独有的特征，具体来说则是，对上具有服从、博弈、欺瞒性，对下则具有威权与妥协、失范与无序的特征。从宏大叙事角度来分析县级政府行为方式的成因，则国家现代化追赶战略引起的地方政府竞争是县级政府一切行为起点，而国家的策略安排与县级政府的自身特征的交叉造成了目前县级政府独具特色的行为方式。
现有县级政府地位及行为方式的形成是在我国百年以来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从中引申出的行政效率问题、完善的行政体制问题、省管县问题、中央-地方关系问题，甚至未来政改的理念及方式问题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提。这就需要我们综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进行理论创新，构建完善的研究县级政府的理论体系，从而能更好地对县级政府的行为进行规范管理，保障县域社会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6-28.
[2] 魏光奇.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M].北京：商务出版社，2010：422-427.
[3] 刘天旭.财政压力、政府行为与社会秩序[M].北京：权出版社，2010：28-29.
[4] 刘伟章.转轨期中国县级政府制度供给行为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2008：5.
[5] 王淼.县域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职能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2006：20.
[6] 郑炎成.转轨期我国县域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2007：41-53.
[7] 陈志德.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机制与模式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6.
[8] 薄锡年.河北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D].河北农业大学，2007.12.
[9] 朱孔来，薛占胜.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特点、问题及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07，（5）：57-61.
[10] 田宝.甘肃县域经济增长的金融支持研究[D].兰州大学，2008.4.
[11] 许华，路正南.江苏省县域经济及产业结构差异实证研究[J].商业时代，2010：133-134.
[12] 马国霞，徐勇，田玉军.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收敛机制的空间分析[J].地理研究，2007，26（3）：590-598.
[13] 苏良军，王芸.中国经济增长空间相关性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2）：26-38.
[14] 陈芳，龙志和.中国县域经济差距的收敛性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J].中国科技论坛，2011，（4）：140-155.
[15] 张五常.学术生涯的终结[Z].2008，.
[16] 刘守亮，朝克.积极建构与稳妥解构：加强县域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路径选择[J].山东社会科学，2012，（3）：132-135.
[17] 王丽慧.县级政府管理困境与管理方式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9，（5）：60-63.
[18] 王晖，何振.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与县级政府应急能力研究[J].探索，2011，（1）：60-62.
[19] 杨帅，温铁军.经济波动、财税体制变迁与土地资源资本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圈地运动”相关问题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0，（4）：32-42.
[20] 于建嵘，蔡永飞.县政改革是中国革新的突破口[J].东南学术，2008，（1）.
[21] 于建嵘.县政改革的目标和路线图[J].东南学术，2010，（1）.
[22] 张立荣，李晓园.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结构的理论构建、实证监测及政策建议-基于湖北、江西两省的问卷调查与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0，（5）：120-123.
[23] 王敬尧.财政与庶政：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8，8：2.
[24] 张军扩，侯永志.中国区域政策与区域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3：20.
[25] 黄海蓉.“强权扩权”视角下的县级政府权力强化与制约[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1，18（2）：40-43.
[26] 王淼.县域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职能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2006，12：13.
[27] 范柏乃，汤亚玲.县级政府信用缺失的博弈分析[J].行政与法，2009，9：1-4.
[28] 李院力.我国县级政府执行力的博弈分析[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8，24（2）：13-15.
[29] 王德祥，李建军.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县级机构改革[J]，经济体制改革，2010，（6）.
[30] 徐井万.论县级政府经济职能的特点和创新[J].经济体制改革，2008，（5）：107-110.
[31] 蔡昉.三农、民生与经济增长：中国特色改革与发展探索[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
[32] 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98.
[33] 肖立辉.县委书记眼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4）：88.
[34] 唐志军.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经济增长：对中国之“谜”中的若干谜现的解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4：53.
[35]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5.7：325.
县级经济论文篇4
1市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下发文件提出合并地委行政公署，推行市管县体制改革试点。首先在江苏省进行试点改革，撤销所有的地区而改建市，原地区所辖的县归地级市领导。随即在全国推行市管县体制。截止2014年底，全国共有地级行政建制333个，其中地级市283个，占地级行政建制总数的85%；地级市所领导县的数量占全国县级单位总数的70%以上，人口占总人口80%以上，市管县体制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主导性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至此，也形成了我国省、市、县、乡，四级地方行政层级管理体制。
纵观国内外的行政层级的设立，我国是世界上行政层级最多的国家。四级行政层级制度的设立时基于当时的具体国情，我国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四级行政层级制度有利于政府的行政管理①。虽然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等具体国情不同，行政层级的设立也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地方行政层级设置的总体状况及其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趋势。
市管县体制在改革之初顺应了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趋势。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同时，对于统筹城乡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市管县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市县矛盾越来越突出，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这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设立的行政体制已不适合时代的发展，成为当前我国推进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障碍。
2市管县体制存在的问题
市管县作为一种行政组织制度，不仅存在管理方面的缺陷，也制约着县域经济的发展。
2.1行政体制存在的问题
在行政效率方面，根据管理扁平化理论，在组织的领导层和执行层之间的过渡层级应当尽量简化，这样可以使决策最快地传递至底层，从而提高组织的效率。中间管理层级的减少，领导层能清晰地掌握组织的运行状况。同样管理扁平化理论适用于行政机构中，层级越少，越有利于命令的准确传达，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首先，市管县降低了中央、省的决策命令向基层的传达速度和效率，影响了上级政府对基层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和反馈。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应用，信息的传达越来越快捷方便，通讯的及时有利于上级行政掌握下级的动态，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使上级扩大管理弧度提供了可能，信息技术的及时性，快捷性，更加要求信息的传达要有直达性，中间层级的存在只会降低行政效率，市管县体制已不适应信息化发展的要求。其次，市管县体制增加行政审批的手续、时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审批手续的繁多，严重制约企业对市场的反应机制，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县政府缺乏一定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许多的行政权限需要向上级政府请示批准，不利于政府职能的发挥。第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县政府需要更多的资金、资源来发展本区域内的经济，需要更多的决策权限来改革政治经济制度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行政层级由层级化向扁平化过渡，减少中间层级，扩大管理弧度，提高行政效率，成为行政区划改革的方向。
地级市在履行对所在县的管理职能时，制定的行政决策，无法兼顾到各县的具体情况。在市领导县的体制中，市处于中心地位，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医疗文化水平往往处于优先的地位，导致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其他乡镇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许多领导为在有限的期限内，做出明显的政绩，往往集中力量大力建设市的基础设施，发展市域经济，截留县的有限资源，甚至利用县的经济发展资源资本来建设地级市，出现所谓的“市压县，市刮县”“小马拉大车”的现象。
2.2引导经济能力不足
地级市作为一定区域的中心城市，是区域内经济文化中心，医疗卫生及第三产业服务中心，物资资料，工农业产品生产加工集散中心。在经济文化上对区域内具有聚集力，向心力和吸引力。而县城也作为一定区域的中心，其经济职能更偏向于对农业的服务，为农业提供工业支持，同时加工农产品，是农业物资的聚散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县城作为区域中心的职能逐渐完善，经济文化，医疗卫生，工业产品，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就全国范围来说，县城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农民的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等需求。地级市和县的经济辐射范围和关联度本应该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但市管县体制，在政治制度上将市的经济腹地扩大，削弱了县的经济向心力。
2.3限制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是经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迅速发展。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达到9 亿，人口集中向大城市流动，尤其是直辖市，省会城市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人口的集中给大中型城市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人口的增加给城市基础设施，文化、卫生、医疗、教育、带来压力，过度的城市化也推动了房价的飞快上涨。
为减少城市化的压力，城市化方针国务院出台文件是鼓励中小城市的发展，同时推行就地城镇化。所谓“就地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不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以中小城镇为依托，加快和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镇，通过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发展社会事业，提高自身素质，改变生活方式，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取消市管县体制，推行省管县，提高县、镇的行政地位，鼓励县域经济发展，引导人口向县城集中，推动就地“城镇化”，是县向市的方向发展，走出另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
3市管县体制改革的方向
市管县体制的改革主要是强县扩权，取消市县分等，推行省管县，实现市县平级，在推行改革中不能一刀切，应注意以下几点：
（1）取消市管县体制，推行省管县，保留现行市县等级。行政层级的减少，会使公务人员职位晋升更加困难。同时，市作为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生产服务上的功能是县无法替代的，具有重要作用。保留现在的市县等级也是人事干部制度和司法制度改革的需要，若完全实现市县的平等平级，干部管理升迁制度发生改变，干部的升迁空间压缩，打击了干部的积极性。省管县的推行必将影响到现行司法制度，给两审终审制带来困难，在司法制度上是否继续维持 “市管县”体制，还是一起由省司法系统管辖，还需要充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摸索。
（2）在市管县体制改革中，要给予市一定的经济腹地，不能所有的县都由省来管辖。根据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的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理论，其认为后工业化空间区域结构的基本特征是经济中心与其地区缩小差距形成功能一体化的空间结构体系。随着中心与地区界限的逐渐消失，区域将最终走向空间一体化。对于和所在市经济联系密切，关联度较高，地域相邻，交通联系方便，在经济上相互促进，具有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的县，应该仍然归由原来市管辖，市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其经济发展具有聚集和扩散效应，在经济扩散过程中将会与周围经济联系密切的县形成网络式空间结构，最终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但依然要在市所管辖的县进行扩权，推动县的经济发展。
（3）重新合理划分各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和权限。改革市管县，推行省管县，四级行政层级变为了三级地方行政层级，管理幅度扩大。必须重新合理调整各级政府的管理职能。对于省政府来说，应该是宏观的经济社会规划，分配各个县的发展资源，将更大的权力下放到市县。
（4）在现阶段，县的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趋势。未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的聚集，县都会达到建市的标准，县这一行政层级将会消失，将会形成省，市，镇，三级地方行政体制。对于镇的发展，从浙江省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县对周围城镇是经济的聚集与吸引，辐射强度，关联度高，城镇将会利用自身优势朝着经济职能专门化发展，随着就地城镇化的推进，将不会有城镇升级为县，最终将会形成省，市，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这是未来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征。
参考文献
县级经济论文篇5
本文研究丰富了县级政府管理理论的研究内容。从县级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及管理方式的诸多方面较为系统地研究德庆县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并以当前农村综合改革的契机，从德庆县级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实践中，总结探索出县级政府管理模式，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发展的有益经验总结，在研究创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中积累了一点的行政改革的理论。
县级经济论文篇6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054-02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郡县治则天下安”，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政府纵向管理体制经历了“省管县”、“市管县”等多种制度，各个省份正在积极实行或试点“省管县”财政体制、行政体制。财政部2009年7月《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12年底，除了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外，全部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党的十七大报告和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省直管县的大政方针，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彰显出中央鼓励地方大胆探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心。近年来，各省积极探索省直管县改革，已取得的较为丰硕成果。如自2012年10月1日开始，江苏省昆山、泰兴、沭阳将试点省直管县，3县（市）将直接向江苏省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与此前该省曾尝试过的财政“省管县”相比，这次试点工作更进一步，改革内容涉及“调整行政管理体制、扩大行政管理权限”等，原省辖市审批或管理的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均由试点县（市）自行审批、管理；须经省辖市审核、报省审批的，均由试点县（市）直接报省审批。
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省管县的代表性成果有：[1]省管县体制运行中的矛盾：陈庆海（2010）、骆祖春（2010）、姜秀敏、戴圣良（2011）等客观地分析了省管县造成县级政府与市级政府的摩擦、省级管理幅度过大、公共产品供应职责划分不清等问题。[2]改革的动力机制：汪玉凯（2009，2012）、吴金群（2010）等从统筹城乡发展、上移公共服务统筹权、完善省市县职责配置、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等角度论述了省管县改革的动力机制。[3]省管县类型的总结成果：袁建军，金太军（2010）将代表性省管县分为全面覆盖型、强县扩权型、多样坚固型、扩市辖区型；韩春晖（2011，2012）将其分为“扩权强县”的浙江模式、行政县市分治的海南模式、“强县扩权”+“弱县倾斜”的山东模式、行政+财政“省管县”的湖北模式、依事权定财权的吉林模式。吴金群（2010）采用计量方法将全国26个实行省管县的省份按照量化指标进行聚类分析。[4]省管县的积极效应：鉴于市管县造成市抽取过多县级财力的“抽水机”效应以及城乡割裂等不利效果，王雪珍（2012）、项怀诚（2011）等总结了省管县实施有利于缓解县级财政困难、降低行政成本、促进城乡共同发展、提高公共服务供应水平等效应。[5]省管县改革的建议：鉴于省管县能够简化地方政府层级，提高管理效率，贾康等（2003，2010）提出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举债权”的思路来构建“五级政府、三级财政（中央—省——市县）”管理模式。于建嵘（2012），王国红、瞿磊（2010）等从县政改革的视角提出全方位构建县域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张占斌（2012）认为加强省管县体制的顶层设计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政府管理效能的提高、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广泛的改革共识、各地试点经验的积累等为省直管县的全面开展铺平了道路。
二、实施“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厘清中央、省、县市政府的职责权限，管理扁平化模式有利于政府间信息对流。我国当前的政府层次世界最多，五级政府下权责划分的结果是“无解”（贾康，2003）。省管县是纵向政府间利害关系的重构，通过明确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责任，推动管理重心的下移，将中央政策“一竿子插到底”，实现中央、省级、市县三级政府“信息对称”，才能促进市县级财力事权和行政能力相匹配，进而创新政府管理模式。
（二）有利于充分考量制度变迁的各种改革成本，释放出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完善有利于通过审慎地推进行政区划改革，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省管县实现了省直接对县（市）的管理，减少了财政层级与行政层级，通过优化组合行政区与经济区，有利于降低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三）有利于在省域内配置各类公共资源。省管县突破了在狭小的市域内城乡分割式配置资源的瓶颈，有利于统筹省域内城乡综合协调发展所需的各种公共资源，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等。在全省范围内配置公共资源有利于减少行政层级，理顺条块关系，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增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和县域经济发展步伐。
三、省管县财政体制研究应廓清的主要方面
（一）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动力机制
当前，在总结纵向政府管理体制历史沿革、市管县形成与发展、弊端和省管县体制模式的开展状况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从统筹城乡发展、提高政府效能、富民强县、政府职责及财力事权的合理划分等角度探讨省管县改革推行的动力机制及其实施的条件性和积极效应。而对浙江、海南、重庆、湖北、广西、江苏等代表性省管县模式进行“解剖麻雀式”的探究有助于探究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动力机制。
（二）分析基于经济利益的各级政府博弈行为特点
由于改革预期成本与收益的不同，各级政府对省管县改革的态度迥异：中央政府不失时机地助推着，省级政府努力实践着，县级政府积极期待配合着，市级政府被动参与乃至排斥着。理论研究需要将制度变迁理论嵌入到省管县改革进程中，构建各级各类型政府博弈行为的效用函数，结合经济发展程度、省级人口面积规模等各种现实要素，利用政府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全面分析短期与长期内省级与市级、省级与县级、特别是代表性县（市）政府与其上级市政府所采取的自利性策略行为表现、成本收益、博弈均衡以及社会福利等热点问题。
（三）对省管县运行状况进行聚类分析，合理确定省级有效管理半径
按照辖区面积人口与经济规模、县市数量、人均GDP、市场化指数、民族状况等因素对省管县开展状况进行科学化聚类分析，充分考虑东部沿海省份、中部地区、西部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等不同区域实施省管县的现实条件，从而探讨省对市县级政府最佳的管理规模与管理幅度，进而确定各地开展省管县的相对成熟程度及其适用性。
四、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地方政府的局部实践日趋丰富，而中央大手笔、全方位的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尚未真正开始；只有本着先试点后推广，先局部后全局，先财政经济领域后政治、社会领域，稳步实施，分类推进，审慎地“切一刀”，不搞“一刀切”，才能有效降低改革阻力。地方政府要“划好浆”，在财政省管县的基础上，适时实施行政省管县。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省域面积越小，市级辐射能力越弱，县域经济比重越高，越容易实施省管县。
（一）明确改革的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
近期目标：一是管理体制方面，试点先行，逐步完善，市县分等、分治。充分积累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经验后，因地制宜地推行省管县行政体制；统筹考虑政府管理规模和层次，审慎地调整行政区划。二要理顺条块管理体制，健全县级政府对垂直管理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夯实县级政府职能，增强其推动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远期目标是基于政府间纵向行政分权与横向政治权力制衡，实现县政民主自治。一是纵向行政分权方面，解决好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间合理的权力配置，目标是把县政自治作为省管县改革的根本方向与出路。二是横向政治分权方面，解决好市县的政治权力制衡架构和权力来源问题。主要是要通过政治改革建立一整套干部管理制度中地方官员的激励约束制度问题，如实现市县级党政主要官员的直接选举、司法管理垂直化等。
（二）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研究重点内容
一是结合全国各地“强县扩权改革”的经验，挖掘省管县改革的潜在收益及其动力机制。二是要分析在不同经济信息条件下市级政府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省级政府管理半径过大给省管县往纵深发展造成的困难。利用制度变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经济学知识分析省管县在新形势下遇到的各种阻力所造成的改革成本和长期内通过优化省与市县政府管理制度所带来制度创新收益。探讨省管县制度演进过程中各级政府基于经济利益的策略性反应、行为特点、博弈均衡等前沿问题。结合各级政府的行为特点，紧紧抓住省管县改革的动力和阻力这个核心问题展开，即以制度变迁条件下省—市—县级经济利益变动为切入点，结合各级政府的博弈行为，运用路径依赖理论、政府博弈理论、管理效能理论等剖析市管县体制的弊端和创新省管县的动力机制、各种困难阻力，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考察省管县体制创新的成本收益。三是利用聚类分析法对各省份开展省管县状况进行分类，从而实证分析省管县的效果，并为明确省管县改革的实施条件提供客观依据。为了减少改革成本，提高管理效能，如何设计调整相对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即审慎设计分省、并县、整合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以及小城镇的发展。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总结在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状况条件下的适应性、推广价值以及尚需要完善的地方。
（三）实施省管县财政体制的难题
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面临着诸多问题，一是市级政府可能采取的机会主义道德危害行为。短期内“财政省管县体制”与行政市管县体制并存必然导致诸多摩擦与纠葛，还会产生中心城市与县域协调发展、发达市帮扶贫困边远县积极性下降等难题。二是省级管理半径过大所致管理效果变弱的问题。省市县职责转变过慢与改革成本加大的难题；县政自治与司法体制垂直化管理的难题；市直管县模式所构筑的“行政区经济边界过窄”与大一统市场体系配置资源的矛盾；全国统一建构与多种模式并存的难题。
只有明确省管县改革中激励约束机制、制度创新收益、制度变迁成本等关键问题，从而明确省管县推行的具体步骤、优化路径。
参考文献：
[1] 贾 康，白景明.中国地方财政体制安排的基本思路[J]. 财政研究，2003（8）.
[2] 吴金群.省管县的条件及对我国26个省区的聚类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3] 王雪珍.从财政省管县到行政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思考[J].经济体制改革，2011（2）.
县级经济论文篇7
目前，在对中国当代县政改革的研究中主要存在四大进路：一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论述县政的改革，即对“强县扩权”、改革“市管县”体制的研究。二是从县职能转变、完善机制等角度提出的县政改革。三是从县级财政解困角度对县政改革的探讨。四是从农村综合治理角度提出的县政改革。下面我们逐一予以分述：
一、从县域经济发展角度展开的对“强县扩权”、改革“市管县”体制的研究
从县域经济发展角度讲，不少学者认为目前的“市管县”体制存在诸多问题，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弊端和局限性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第一，规模小、辐射功能弱的地级市，“小马拉大车”，并未带动所辖县发展。第二，普遍存在市“吃”县、市“刮”县、市“卡”县、市“压”县、市“挤”县现象，市县矛盾突出。第三，经济绩效并不突出，等等。[2]
基于此，目前，在我国许多省区都开始了“强县扩权”的改革。即在暂时不涉及行政区划层级的情况下，将一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子经济强县（市），以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许多学者对此寄予厚望[3]。
刘君德提出要理性看待“强县扩权”改革，认为它只是在现有行政管理体制框架下对市县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的调整，具有过渡性质。在市场化进程中“市管县”体制由于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支撑条件和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其体制绩效越来越不明显，暴露出制约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一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变迁进程的行政管理体制，就成为当前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他认为，通过行政区划体制创新，构建“省直管县（市）”的扁平化公共行政体制，减少行政层级，可以较好地克服市管县体制的弊端，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4]
此外，杜钢健、吴理财、孙学玉、宫桂芝等论者也主张改变市管县体制，实行省直管县。也有学者对“省管县”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了担忧。[5]
王健、鲍静等则认为，由于目前我国行政区经济现象的存在，在不改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单靠行政区划的调整解决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冲突，只能陷入行政区划调整―――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的冲突――行政区划再调整的恶性循环。同样，市管县体制之所以难以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要求，关键不在于行政区划，而在于背后的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问题。根据上述理由，他们认为“复合行政”是解决行政区经济问题上的一种新思路。[6]
二、从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机制等角度提出的县政改革建议
我国县级政府就自身而言，面对外部行政生态环境的变化，自身在职能、机构、能力等方面也存在诸多的不足，需要不断地加以改进。宋德福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县级政府的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国家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不断作出调整，以保持与外部环境条件相适应，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7]。尹廷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县政府行为能力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县政府的权威影响不足；二是县政府的自组织能力不足，主要是县政府自主管理权力不足，决策体系不完善、财政自给程度不高；三是县政府的执行能力不足，包括中观调控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不足[8]。有学者提出了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县级政府的回应能力明显不足。[9]
而要如何使政府转变职能并完善机制，学者也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唐代望认为：县级政府职能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政府机构数量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管理理念由传统社会的“‘自’本位”向现代社会的“民本位”转变。[10]
毛寿龙、李梅指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政府是强者，市场是弱者，根据弱者优先的原则，必须优先考虑市场，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县级政府。如果一项事务，由私人干比县级政府干好，那么就应该由私人干；如果两者干得一样好，为了鼓励私人的积极性，并避免的危害，也应该由私人干。[11]
宋亚平根据自身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书记的工作经验，认为要改革当前县行政体制弊端，一是要重新审视政府责任和重新整合政府职能。从中央到地方都应该树立“有限能力政府”和“有限责任政府”的新观念；二是全面清理和大幅减少行政性审批；三是积极引入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包括竞争激励机制和淘汰机制、成本核算机制等；四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机构改革顺利进行；五是完善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建立公共财政、实行“县财省管”等。[12]
与上述改革思路不同的是，于建嵘、李连江提出：一是按照地方自治原则建立县域政治，其二是按照分权原则建立县域司法制衡。建立县域自治，一是要重新对县政领导进行政治定位，建立民众对县政领导的政治授权程序，同时让他们负起刚性的政治责任；二是发挥地方政治精英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具体到制度层面的要求，就是要改变目前县级政权的异地为官和任期制度。而建立县域司法制衡就是在一个县的区域内，司法部门与县政权分离。为了防止县法院和县检察院与县级政权建立不合法的关系，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实行司法人员的流动回避制。[13]这些探讨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此外，陆凯阳、刘中连、尤光付、邵英华等在他们的学位论文中也对完善县政府机制进行了探讨。
三、从县级财政解困角度展开的县政改革研究
暴景升《当代中国县政改革研究》是目前看到的明确地从县财政改革的切入点论述中国当代县政改革的专著。他认为县级政府作为一级重要的地方政府，和其他政府层级一样经历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转型过程，目前仍处于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但是，不论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似乎都不到位，经济的市场化水平仍然较低，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依然强而有力。看来，单纯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者经济体制改革无法解决县级政府所面临的挑战。而且不管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如近年来所面临的财政困境、政治腐败、领导体制上的个人专断问题，都集中反映在财政上。因此，通过财政制度改革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是解决县级问题的根本出路。[14]
张若愚《论当前行政层级改革》从市管县体制的弊端出发，在分析了中国古代传统县政区与国外的经验后，提出：行政区划改革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利益调整问题。所包含的核心内容是各级政府行政权（包括事权财权、资源配置权等）和行政责任的界定。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直接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可以首先对财政层级结构进行改革，即财政层级改革先行于行政层级改革，以前者带动后者，最终实现行政区划改革的既定目标。并提出了“扁平化财政管理体制”，即：一是缩减财政层级，避免财政浪费；二是在缩减财政层级的同时，规范各级问财权划分；三是按照效率和公平的原则，进一步规范事权划分。[15]
闫天池、杨松建认为：解决当前县级财政困难单靠中央政府财政扶贫是不行的，最根本出路在于县本级，贫困县要大力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出发，解决县级财政困难问题。[16]
四、从农村综合治理角度提出的县政改革设想
近年来，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提出，农村综合治理改革问题已进入政府和学者的议事议程。徐勇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提出“县政―乡派―村治”的构想。其中，“县政”是指县成为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直接对本县政务和人民负责。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县拥有更多的自，主要根据规则――遵守而不是命令――服从关系行使权力。即国家明确规定县所拥有的权限，并主要运用法律等方式管辖县政事务，而不是直接的行政干预。为了保证县级政府成为一级责任政府，在县一级实行县人大代表和县长双直接选举。县人大代表职业化，专事议事与监督。县长民选，对本县行政事务全面负责。为了防止地方主义和离心倾向，可以通过垂直式的党组织系统和司法系统的影响，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在县域内的贯彻实施。[17]
于建嵘认为农村综合治理改革的突破口在县。因为乡镇虽然是一级政府，但不是完整的政府，人大没有办法开会，没有检察院、没有法院也没有公安，有很多职能他承担不了。所以不能总抓着乡镇这一方面来做文章，乡镇改革一定要和整个县的改革相结合。农村综合改革实际上考察的是县的改革。主导中国农村发展的是县而不是乡镇，这一点应该首先树立起来。先考虑好县的定位，再考虑乡的定位。[18]
张德元也提出“变乡镇改革为县政改革如何？”他认为，如果不改革县政只改乡镇是不能起到较大效果的。并从县政改革与乡镇改革相比的重要性、可行性、安全性等角度作了论述。[19]
除了以上对建国后县政的研究之外，政府官员、学者、媒体记者等也对现实中进行的一些较为敏感的县政改革试验做了报道和关注。如宋亚平在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旨在塑造“有限责任政府”的政府机关干部“下海”分流等内容的“咸安改革”、张锦明县人大代表常任制等内容的“雅安改革”、仇和整顿县政的改革等等[20]。
总之，近30年来对建国后县政，学者在县级政权的运行体制、决策过程、行政生态、县政府职能、县政改革等问题上展开了研究。与前两个时段的研究相比，学界对建国后县政的研究不仅在研究县政的时代、主题上发生了变化，在运用的方法上也逐步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色；不仅对当代中国县政的现状予以关注与研究，学者们也在试图借鉴西方的学术资源，如“有限政府”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政府行为“决策―输出”理论等，并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尝试。然而，从所研究的主题和取得的成果来看，仍显零散。尚没有形成明显的较为统一的研究方法、研究概念、研究问题与研究范式等。综上所述，近30年来，学界对中国县政的研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县政、民国时期的县政、建国后的县政及其改革等方面都有涉及并不断深化。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丰富我国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相关理论知识具有重要意义，并已初步形成为中国学界理
论研究的一个独立领域，而所存在的不足则为我们继续拓展、深化和提高提供了新的空间。
注释：
[1]在我国传统古代社会，就可散见时人、学者对县政的议论与记述，如海瑞《海瑞集》、名幕汪祖辉《病榻梦痕录》等，但却是比较零散、不系统的。在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中国县政研究的第一批成果，如程方《中国县政概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陈柏心《中国县政改造》（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胡次威《民国县制史》（大东出版社1948年版）等。但之后，随着战争与革命带来的社会宏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急剧变革，人们所关注的焦点自然也转向了这些宏大的事项上，而对作为社会、政治基层单元的县政研究则出现了停顿。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学界对中国县政的研究才又重新开始。
[2]王吉平.理论界对市管县体制改革的探讨[J].兰州学刊，2005（5）.
[3]如《廉政望》2006年第1期登载了一组“中国进入‘扩权强县’”的文章.
[4]刘君德.论“强县扩权”与政区体制改革[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6）.
[5]孙学玉.当代中国行政结构扁平化的战略构想[J].中国行政管理，2004（3）.
[6]王健，鲍静，刘小康，等.“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冲突的新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04（3）.
[7]宋德福.中国行政管理与改革[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2-33.
[8]尹廷.浅议县级政府行为能力之不足[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1999（4）.
[9]王凤云.提升我国县级政府回应能力的途径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04（4）.
[10]唐代望.现代政府的历史性转变[N].广州日报，1998-05-19.
[11]毛寿龙，李梅.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115.
[12]宋亚平.解决县级行政体制弊端的几点建议[J].决策咨询，2002（2）.
[13]于建嵘，蔡永飞.对话：县政改革是中国改革新的突破口[N].南方周末，2007-09-12.
[14]暴景升.当代中国县政改革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349-356.
[15]张若愚.论当前行政层级改革――对取消“市管县”的思考[J].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007（8）.
[16]闫天池，杨松建.我国县级财政困难的解决对策[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3（5）.
[17]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J].江苏社会科学，2002（2）.
县级经济论文篇8
一、引言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全面实现小康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县级政府作为直接面对广大农村和基层的,承担着对中央政府、上级政府所制定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对本地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管理职能的一级行政建制,是我国农村基本的区域性政权设置,是农村经济基础、政治生活的区域性枢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县域经济中起着领导和服务作用。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也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论述表明我们必须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明显加大”[1]的困境,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与关注民生、促进就业息息相关。我国绝大多数县域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于城市社会,具有“弱社会”的典型特征,在基本条件相差不大的县,县级政府首长差异往往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本文定义的县级政府首长是指县级政府领导班子的核心人物,即县委书记与县长。中国是一个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这种文化特别重视人情关系。费孝通先生在其《乡村中国》中指出中国社会是学历性和关系型社会,其中学历与人力资本有关,关系则与社会资本有关,研究表明,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强关系在社会资源获得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除了政治素质外,县级政府首长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哪些要素与所在县域经济发展有影响?有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对有关部门配置县级政府首长及当前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有什么启示?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二、县级政府首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县域经济发展: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人力资本理论与研究假设
1.人力资本概念
人力资本概念萌芽于20 世纪60 年代初,由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 •舒尔茨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人力资本投资及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自此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注重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关于人力资本的概念争议颇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从人力资本的内容定义人力资本。西奥多•W •舒尔茨认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2],一些学者以此为依据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的总和。如萨洛认为人力资本应定义为“个体的生产技术、才能和知识”(Thurow,1970)。
二是从人力资本形成角度定义人力资本。贝克尔指出:“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的货币和消费能力的投资为人力资本投资”,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在教育、职业培训、健康、移民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
三是从人力和资本两方面定义人力资本。《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
由于本文要研究的是县级政府首长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采用第二种定义来对本文进行假设。
2.人力资本计量综述
人力资本计量的研究主要是与人力资本的主体收益联系在一起,因此大多数人力资本的计量是从形成人力资本的投入角度、人力资本的收益角度或者人力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贡献角度等等进行计量。但是人力资本的计量除了人力资源会计以确定的价值计量外,还包括其他非货币化计量形式,如人力资本变量模型综合定价,它是以影响人力资本存量的因素作为变量。通常在决定人力资本价值的各种因素中,主要因素有:受教育年限(EY)、工作时间(WT)、工作变换次数(WF)、性别(S)、工作地点(WA)等,因此,可以将人力资本的价值(Y)表述为这些因素的函数:Y=f(EY+WT+WF+S+WA+…)+ ε(其中ε为随机变量)。这一定价模型既考虑了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成本补偿(受教育年限),又考虑了人力资本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不同收益,或者说同样的人力资本由于受随机因素影响可能产生不同的收益(由随机变量决定),自然其定价应该不同,这符合人力资本的异质性特征(李红松2003)。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它不仅带来个人收益,而且带来很大的社会收益,人力资源作为具有创造性和主观能力性的“活的资源”,是第一生产力已获得普遍认同。
3.基于人力资本的研究假设
根据上述人力资本概念和人力资本计量研究理论,本研究对县级政府首长人力资本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1. 县级政府首长学历高,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2. 县级政府首长接受培训的次数多,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3.县级政府首长工作地点变动多,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4. 县级政府首长任期长,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二)社会资本理论与研究假设
1.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是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于70年代提出来的,但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则是科尔曼(James Coleman) 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的《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一文,这是在美国社会学界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 他认为 “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组成,而且为在社会结构中个体的某些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3]。自布尔迪厄和科尔曼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资本概念,指的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这里指的稀缺资源包括权力、地位、财富、资金、学识、机会、信息等等。当这些资源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变得稀缺时,行为者可以通过两种社会联系摄取。第一种社会联系是个人作为社会团体或组织的成员与这些团体和组织所建立起来的稳定的联系,第二种社会联系是人际社会网络。前者以“社会成员关系”获取社会资源,后者则以社会网络摄取社会资源(转引边燕杰,丘海雄 2000)。
我国学者也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如“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能够通过这些联系而摄取稀缺资源是企业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企业的社会资本” (边燕杰、丘海雄 2000)、“社会资本研究有三种范式:一是社会网络……二是社会聚集……三是信任”(丘海雄、徐建牛2002) “社会资本是指以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常青2001)、“所谓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通过促使行动者进行交易与协作等特定活动而产生效益的资源,这些资源表现为社会网络及其某些特征,诸如信任与规范”(郭毅、朱熹2001)等等。
2.社会资本的测量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肯尼思•阿罗认为社会资本最大的问题就是定义的模糊性及其无法测度性。社会资本的测量虽然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学者们提出不同的测量方法,如詹姆斯•科尔曼提出要从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三个方面来衡量个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认为个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与个人参加的社会团体数量、个人的社会网规模和异质性程度、个人从社会网络摄取资源的能力成正比,这几个方面表现的值越高或越多,其社会资本的个人拥有量就越多。林南将社会资本视为网络资产来测量,他认为可以从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个体的网络位置两个要素来测量社会资本。罗特利奇(Bryan R Rortledge)和艾姆斯伯格(Joachim von Amsberg)根据社会资本与交易目标实现的关系,提出并建立了内生社会资本模型。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探索社会资本测量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如周小虎(2002)提出了测量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指标体系,包括关系网络、企业家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和企业家所处的环境等方面。边燕杰和丘海雄设计了3个指标测量企业的社会资本: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过职、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跨行业的其他任何企业工作过及出任过管理、经营等领导职务、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是否广泛。
社会资本对经济具有促进作用这已成为共识。Putnam断言,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惯例和公民参与所体现的社会资本是一国经济发展以及有效政府的前提条件[4]。Knack和Keefer(1997)认为,成员关系对经济作用不同,基于个人诚信的人际关系、公民合作的准则对经济绩效起作用[5]; Richard Rose(1999)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了社会资本促进生活福利的提高[6]。Whitely(1997)则认为,个体间的诚信与国民收入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为0.56[7]。
3.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假设
近年来,社会资本概念虽有宽泛化倾向,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范围是社会网络、准则、个体诚信[8]。社会网络通过个人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团体关系获得,与社会网络的信任和规范特征有关。由于人际社会网络主要有业缘、地缘和亲缘获得,而以业缘和地缘为主。业缘是人们在社会群体中由于从事共同的、或在关联的社会工作中结成的人际关系,有上下级关系、师生关系、师徒关系、同事关系和同学关系,据有关研究表明,在影响个人社会资本投资的众多因子中,多年的学校教育和个人的社团成员资格的粗略关联度为0.22;在参与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方面,取得大学学位的人比只念到高中即辍学的人,其参与率要高30% (Glaeser等,2000)。地缘关系是以地缘为纽带而结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有邻里关系、老乡关系;亲缘关系一般是指以血缘姻缘为纽带而结成的关系。亲缘关系对县级政府首长工作一般而言关联性不大,而且其资料获得也比较困难,因此在本研究中不予考虑。此外县级政府首长参加社会团体有一定局限性,本文认为社会团体网络这方面的关系也予以忽略。因此我们对县级政府首长社会资本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如下假设:
假设1. 县级政府首长学历高,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2. 县级政府首长接受培训的次数多,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3.县级政府首长工作地点变动多,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4. 县级政府首长在上一级政府部门任职,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5.县级政府首长在基层工作过,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
假设6. 县级政府首长任期长,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假设7. 县级政府首长得到民众的信任度越高,越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文献查阅获得有关信息,同时借助SPS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问卷主要调查县级政府首长在民众中的威信,其他资料是通过个别访谈、查阅政府网站和地市统计年鉴获得。
(一)样本
本项研究样本为江西省11个县。2006年江西省县级干部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2007年进行部分调整,2008年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官员的频繁调动带来了研究的困难。因此为了统计的方便,本文所选取11个样本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均在该县工作了两年。这十个县分别为永修县、都昌县、湖口县、彭泽县、芦溪县、广丰县、崇仁县、宜丰县、吉安县、石城县和赣县,每县发放150―200份调查问卷,见下表1:
综合县级政府首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县域经济发展影响所做出的假设,本文提出研究模型如下:
1.自变量[9]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选取民众对县级政府首长的信任、学历、培训、工作地点变迁次数、在上级部门和基层组织任职情况、任期作为自变量。
信任度测量:根据奈翰(Ronald Nyhan)、波德赛考夫(Podsakeoff,1990)等人对信任感的论述,从其诚信、工作能力和关心民众等三个方面测量民众对县委书记和县长(作为一个整体)的信任度。采用李科特五点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不确定,4―同意,5―非常同意。取值从1到5。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如性别、所在县、学历等和关于对当地县级政府首长的信任度评价(此内容是作者《公民本位的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课题调查问卷一部分)。
学历测量:根据县级政府首长学历特点分大专及其下,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本研究取党政干部从政前的第一学历作为其学历,从样本来看,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学历组合有四种:本科与专科(记为Dbz),均为专科及专科以下(记为Dzz),本科与本科(记为Dbb)、本科与研究生(记为Dby)。由于学历是类别变量,为此在进行SPSS统计分析时引入虚拟变量,当每一类别为1时,其他类别的值均为0。
培训、工作地点变迁次数和上级政府跨部门任职情况、任期变量的测量:这些变量均以实际数字输入,如无则计为零;每个县的自变量数字均以县委书记和县长二人数字的平均数计,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培训以在各类党校学习和在职读研究生以及挂职锻炼的次数计。工作地点变迁次数则是指在不同性质部门和不同地方任职的次数。在上级部门任职情况则是指在地级市及以上政府任职,以不同部门计数。任期则是指以县级政府首长身份主持工作的时间,包括县级政府首长职务。
2.因变量
在本项研究中,因变量为各县2005年至2007年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记为RGDP11。
四、数据分析及解释
(一)数据可靠性分析
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又叫做可靠性分析,通过该检验可以测试资料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也可以评价在统计过程中,资料受到干扰因素所造成的随机误差的大小。信度分析关系到数据处理结果是否有效。美国统计学家Joseph等(1998)也认为克龙巴赫系数大于0.7,表明数据可靠性高,而当计量尺度中的测量项目数小于6个时,克龙巴赫系数大于0.6,表明数据可靠。
本研究自变量中民众对县级政府首长的信任度通过调查问卷获得,采用Cronbach's alpha信度分析。通过样本分析,民众对县级政府首长信任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52。因此我们认为本研究中民众信任度数据是可靠的。
(二)模型检验
本项研究用SPSS13.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表3显示各模型的拟合情况,模型4的复相关系数为0.985,表明县域经济增长率与民众信任度、学历、上级部门任职和工作变迁有很强的相关性。根据表5,我们得到如下方程:
RGDP=19.888C-5.096D+1.457 S+2.593P-43.256
其中RGDP为县域生产总值的增长率,C为民众信任度, S为上级政府部门任职跨部门数,P为工作变迁次数,D为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学历结构,当二者均为专科及其下学历时,取值为1,否则为0。
建立的多元回归分析方程后,需要进行显著性检验,以确认建立的数据模型是否很好的拟合了原始数据。本研究构建的模型经方差分析,F=48.242,sig=0.000,按α=0.05水平,说明所检验的自变量能够描述因变量,县域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民众信任度、县长和县委书记的大专学历、跨部门工作数、工作变迁次数之间有直线关系。
同时经T检验:四个变量的P值分别为0.00,0.029,0.029,0.0945,按a =0.省略tv.省略/china/20090129/100218.shtml.
[2] (美)西奥多•W •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56) .
[3](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354).
[4]Putnam,R.D.(2000)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5]Knack Stephen and Keefer Philip (1997)“DoesSocial Capital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2.No.4.
[6]Richard Rose (1998)“Getting Thinks Done in an Anti-modern Society: Social Capital Networks in Russia”. World Bank SCI Working Paper. No.6.
[7]Whitely Paul (1997)“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apital”.ECPR Workshop on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o-Economic Performance, University of Bern, Switzerland.
[8]陈全功,程蹊.“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新进展[J].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3(5).
[9]除民众信任度外其他所有自变量的数据均根据县级政府网站和军政在线网站省略/资料整理所得.
[10]数据来源于江西省统计局:《数说江西三十年―江西改革开放30年统计资料》.
[1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15―345.
[12]李红松.人力资本的价值确认与计量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03,(9):23.
[13]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中国社会科学,2000,(2): 88.
[14]李晓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野中的女性职业问题 [J].上海经济与研究,2005,(9): 68―69.
[15]丘海雄,徐建牛,吴凌芳.专业产品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视角[J].学术研究,2002,(7):13―15.
[16]常青.社会资本概念论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专辑),2001,52―55.
[17]郭毅,朱熹.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对企业家研究的深化[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1):13―17.
县级经济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1-0080-04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层次的区域经济，是宏观与微观经济的结合点，属于中观经济范畴。它能够有力地结合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为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延伸拓展提供平台。可见，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健调控的关键环节，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不可替代性。我国的县域经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已逐渐向高层次发展，如中国的“百强县”等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带动落后地区也将是县域经济发展重点，尝试以县域经济转型带动整体经济发展，中央更是在县域经济的制度规范、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倾斜。但同时，由于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很多县域缺乏合理的规划与产业布局，导致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产业趋同，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尤其以中西部更为严重，导致县域经济的综合发展区域非均衡问题日益突显，成为影响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所以，进行县域经济综合评价研究，不仅是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社会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强化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减少城乡差距、合理区域布局、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所在。可以说，县域经济发展的好坏可以作为衡量我国“十二五”规划完成效果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栋生教授认为：县级市经济是区域经济的范畴。它是一个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具有地方特色，以小城市为依托的，城乡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体系，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法棠认为：县域经济是指县市区这一行政区划内开展的全部经济活动，是按行政区划认定的区域经济。综上观点，县域经济问题首先是区域经济问题。相对比而言，大区域的发展主要是以资源和第二、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模式，而县域经济的产业都过于单一。由于其行政区划和经济发展的环境特点，市场体系并不健全，环境因素、体制因素和政策因素成为制约县域经济的主要因素。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具有代表性的有：谢自奋等（1996）从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的角度，广大乡村经济为基础的区域性经济网络，从经济管理网络关系角度对县域经济进行了研究。凌耀初（2005）论述了县域经济的特征、地位和存在的问题，并参考国外农村区域发展经验，提出了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思路。陈志德（2006）从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入手，针对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背景以及现状，提出了吉林省发展县域经济主要运行机制的创新机制及创新模式。禹新荣（2010）基于竞争力理论，从中观的层次和产业的视角，首次完整提出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命题，对其基本理论、形成机制和评价体系进行阐述和分析，创新产业竞争力研究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模式，构建了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轮动模型。崔征（2011）通过寻找落后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经验，利用2004年到2009年的数据对通榆县的经济发展进行了静态、动态的对比分析，寻找县域经济的发展规律。王鹤春等（2012）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探讨分析了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县域经济发展的G-R-I-E模型，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及对策。朱士鹏等（2013）采用主成分和ESDA技术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以县级行政区（县、区、市）为研究单元，以2000年到2009年的县域经济数据为基础数据，对贵州省10年来的县域经济实力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差异显著，并有所扩大。
从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县域经济发展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和发展状态的相对封闭性，折射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性。大区域由于资源秉赋和产业结构等因素所形成的经济非均衡发展会直接引致县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每个县由于先前的自然条件、政策扶持力度、社会结构等都不尽相同，彼此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相差较大。为了能够科学地了解和反映我国各县的经济、社会活动状况，本文从县域经济水平、县域经济活力和县域人民生活三方面构建综合指标体系，用以研究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找出县域经济发展的短板因素，从而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思路和对策。
二、指标体系
由于县域经济本身既属于综合性经济，又属于区域性经济，又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单位，故本文综合其所具有的上述特征，选取14个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来进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研究，指标体系见表1。
其中，县域经济水平指标用以反映各县的经济水平在其所在市域经济水平的重要性，主要通过各宏观经济指标占市域指标比来实现；县域经济活力指标用以反映县域的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状况间接反映其经济活力和潜力；县域人民生活主要通过城乡人口结构和收入状况直接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差距（其中城乡收入比和城乡人口比是逆指标）。
我国整体处于经济转型期，而以山西省这一资源型省份的转型更具有代表性，所以，本文以山西省为例，通过对山西省县域经济进行综合评价，探讨全国县域经济综合评价的研究方法。本文所用指标均来自于《山西统计年鉴2012》，为实现指标评价过程中的可比性，各指标均转换为相对指标形式。利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上述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对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大致分类和综合排名，并且对影响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
三、综合评价
利用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关键是要获取各级指标权重并通过加权平均获得上级指标。指标权重获取的方法主要分为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两大类方法，其中主观赋权法主要利用专家打分进行，而客观赋权法更能通过数据信息体现指标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指标赋权时综合了两种方法，既利用主观评价将指标进行分类，又利用客观数据信息为指标赋权，这样更能使信息科学、有效。
第一步，依据各一级指标下所包含的二级指标计算主成分，依各指标在其相应主成分中的载荷系数大小，进而计算各二级指标的主成分即为一级指标。以县域经济水平为例，其包括六个二级指标，依据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计提主成分，依其特征向量矩阵可将Y1表示为
Y1=0.4864X1*+0.4796X2*+0.3244X3*+0.4597X4*+0.455X5*
其中，Xi*分别为Xi经过标准化之后的数据，经计算后即可得县域经济水平的总得分。其他一级指标Y2，Y3均按此方法计算。
第二步，再视Y1、Y2、Y3为三个变量，重复之前的赋权过程，可得各指标Y1、Y2、Y3的权重。测算结果分别为0.326、0.328、0.346，权衡考虑这三个一级指标对县域经济评价的作用。本文认为三个指标均反映了县域经济的不同方面，所以视三个指标具有同等权重。最后的综合评价指数得分为：
Y=（Y1+Y2+Y3）/3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分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名可以看出：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排名的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评价指数得分大于1的，这些地区的县域经济水平得分和县域人民生活水平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县域，说明经济水平的发展在县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均衡状态，而这些地区恰好是山西省资源分布较为密集的县域。以孝义市为例，孝义市以综合得分4.8625居于榜首，说明孝义市的县域经济的发展处于全省先进水平，尤其是孝义市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为7.8685，遥遥领先于其他县市，表明孝义市的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很高。但是，孝义市的县域经济活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其他各地区差异并不明显，说明其经济发展过多依赖资源，其发展动力不足，也没有实现真正的惠民。这表明孝义市的县域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亟需转型发展以求谋取持续繁荣发展。整体看，这些县域的发展取决于对资源的开发，在经济转型时期，这些区域是否具有后续动力将成为这些县域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二类是评价指数得分大于0小于1的，从各一级指标得分可知，该类县域的经济动力和潜力得分相对其他两个指标较高，同时可以看出，介休、应县、右玉、平遥等旅游资源开发较好的县域均在此类，说明其经济发展的后劲较大，具有可持续性。第三类是评价指数得分小于0的，从指标得分的结果看。该类县域在三项指标得分均偏低，属于县域经济中发展严重滞后的群体。
由主成分分析求得山西省各县综合评价指数分值，得出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排名，本文进一步运用快速聚类分析方法验证主成分分析的结论，其聚类结果见表2。
从表2中的结果可以看出，聚类分析与主成分分析中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综合评价方法是有效的。结合聚类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对各县市的发展特征作进一步的讨论。第一类是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市，但正由于其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更多地是建立在资源依赖的基础上，所以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会出现诸多问题。第一类县市由于过多地重视工业的发展，而忽略了农业的发展，导致该类县市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乡人口比的得分是最低的，说明在农业和城乡结构方面存在较严重的问题，工业畸重发展势必会带来后序的一系列经济问题。所以，此类县市应成为山西省经济转型的重点城市。第二类是经济活力较好的县市，这些县市在各项指标的表现居于第一类和第三类之间。虽然这些县市目前在市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突出，但其具有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均劳动生产率较高，如果能够加大经济投入，合理规划经济结构，其未来的经济将会有较大的发展。第三类是整体发展水平均较弱的地区，说明这些地区是山西省今后经济整体水平提高的着手点，这些县市缺少资源禀赋，产业发展优势不突出，说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缺少合理的规划，没有明确其在山西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应该对这些县市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构建了县域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山西省为例，通过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对山西省96个县（含县级市）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分类和综合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1.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14个指标进行赋权计算，通过其结果与聚类分析对比，并结合各县域实际发展水平，说明该方法可行，能够有效地对各县市的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进行评价。
县级经济论文篇10
所谓市管县体制，是指地级市对其周围县实施领导的体制。它以经济发达的城市为核心，依据行政权力关系，带动周围农村地区共同发展，形成城乡一体的区域整体。建国后，随着城市行政区的发展，市领导县体制开始出现。1958年，国务院先后批准京、津、沪三市和辽宁省全部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并逐步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试点并推广。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推进行政机构改革，1982年，中央下达了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体制的通知。此后，地市合并，城市升格，建立市管县体制成为行政改革的主要取向。目前来看，市管县体制已成为各省市区最基本的区划模式，构成了最基本的纵向权力结构体系。这一体制的施行，使我国行政区划由宪法规定的四级制向五级制转化，成为世界上少数的多级制国家之一。
二、改革的必要性
1.市管县体制违背宪法
我国宪法第三十条规定，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自治州、县、市)、乡(民族乡、镇)三级制。但是，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我们看到在省、县之间又多了一级建制——地区或地级市，并逐渐演变成了“市管县”格局，使我国实际运行中的地方行政区划转化为四级制，这在本质上是违背宪法原则的。
2.市管县体制运行中的弊端
1)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大。增加和强化地方行政层次，不仅影响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而且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没有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增加行政层级反而可能加剧城乡之间的矛盾。在市领导县体制下，县的自较小，资源配置成本增高、效益低，而且，增设一个地级行政层次，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增多，管理成本加大。
2)市职能定位不清，市县竞争加剧。市管县限制了县级政府自治能力的发挥，市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对县的主动辐射与带动作用有限。由于市县财政体制的相对独立，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市县在经济发展中竞争多于合作，其结果往往是县(县级市)被束缚，缺乏应有的活力。不改变现有体制，各种经济利益冲突就会加剧，制约地区经济发展。
3)管理幅度不平衡，违背科学管理原则。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数量多、规模大，市领导的县数量少；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市领导的县数量反而多。这与行政管理原则相悖。管理幅度过小，会使管理事务繁琐化，增加管理负担。
4)实行城乡统一治理，不符合国际规律。由城乡合治走向城乡分治，是各国行政管理的一个客观规律。城市和农村是有着本质差异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地域，在人口结构与密度、产业结构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实行市管县体制，不利于针对城乡的各自特点进行分类管理。
三、改革理论概述
在市管县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学者们提出很多独创性意见，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省直管县论。这种观点在理论界较为盛行，按照进行程度和改革规模的不同可分为市县分治和缩省扩县两种观点，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推进。
1)市县分治。建立省管县体制的实质是省直接领导县，市县分治，这也是省管县体制实行的最基本方式。市县分治只是撤销市管县行政体制，地级市仍然保留，把市和县处于同一竞争平台，共同受治于省。在市县分治体制下，要加强地级市的建设，发挥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2)缩省扩县。在市县分治基础上，实施省直管县体制，实质上扩大了省一级的管理幅度。为了保持合理的管理幅度，理论上有两种选择：缩省或者并县。戴均良认为从国内外的经验和管理需要出发全国可以设50～60个省级建制，在划小省区的同时，可以合并规模过小的县。学术界对此观点意见不一，大多数认为大规模重新划分和调整省级区划不可行，但可以适当调整个别省级行政区划。
2.市协县论。这是在取消“市管县”传统概念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型的城乡综合协作概念，即取消市县之间的上下行政隶属关系，建立互相协作的平行互动关系。统筹城乡规划，建立城乡协作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通过改革探索，加快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3.扩权强县论。扩权强县也是改革“市管县”体制弊端的有效途径，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操作方式是在中央政策和法律允许以及原有行政区划不变的情况下，赋予部分县与市相同的经济、社会管理权，包括审批权、税收权和人事任免权等“扩权强县”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是原有“市管县”体制下处于弱势或不公平待遇的县级地区，它们在改革中获得了更大的经济发展权限，并得以重新分配资源。
4.复合行政论。所谓复合行政，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跨行政区公共服务，跨行政区划、跨行政层级的不同政府之间，吸纳非政府组织参与，经交叠、嵌套而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的合作机制。复合行政旨在转变政府职能，注重政府内部职能的整合与转化，引入公共治理理念，协调城乡合作以实现发展目标。
四、体制改革的理性思考与设想
从实践中看，扩权强县的改革模式在各地方应用较为广泛，但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强县扩权政策与国家体制与法律法规不适应，权力难以真正下放；经济强县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基础财政压力日益增大；土地、工商、税务等垂直管理部门在扩权政策中定位模糊；县级政府扩权后，省级政府管理半径增加，缺乏对县级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此外，在省直管县试点改革方面，据调查结果显示，总体效果不错，但也同样面临着政策与法律、法规不适应、省级政府管理压力大等问题。另外几种市管县改革的理论方法，也在理论解释和具体实践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进一步探讨解决。
可见，对市管县体制改革现有理论进行理性思考和改革创新十分必要。本文在结合省直管县和扩权强县等多种理论的优势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扩权自治”的改革设想，以期对市管县改革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扩权与自治相结合，自上而下扩权，自下而上推进自治，二者同时进行、相互补充，最终达到减少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充分肯定省直管县体制的优越性，撤销地级市行政级别，实行城市级别统一化，并且市、县分治，处于同一行政级别并且接受省的直接领导管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省、市县级行政单位的数量和管理幅度，增加省级行政单位数量，限制市管辖的区域范围，实行县级行政单位的升级与合并。给予市、县更多的行政权力，充分发挥地方自主性，提高地方活力。逐步扩大县级以下自治范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乡镇将逐渐融入县，自治体系也将随之提升，最终取消乡、镇行政层级，实现从中央到地方三级制。具体操作如下：
(1)升级扩权
首先，增加省级行政单位数量，减少管理幅度，提高管理效率。重点考虑增加新的直辖市，将各省市中经济发展程度高、人口多的较大城市，比如从大连、青岛、南京、武汉、深圳、广州、西安等增设为直辖市，不再受原所在省管辖，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辖。这些城市的选择都有一定的理由和基础，至少应有10～20个左右省级单位的空间，从原所在省剥离出来之后，将大大减少省级政府的管理压力。
其次，取消副省级和地级政权层次，市、县同级。本着城乡分治的原则，可将一些与中心城市有着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县、市转型为市辖区，规定城市的行政管辖区域仅限于城市中心区域及其周边与其依托关系密切、可作为其郊区或者卫星城的地区。既减少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也解决了中心城市发展空间问题；原地级市管辖下的县或县级市按照大小和城市化发展程度进行升级或合并，面积较大、人口较多、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县级行政单位可以升格为市；面积较小的、地理位置相邻的县适度合并，与其余不适合合并的县同样保留县级行政级别，并且与市同级，直接受省管辖。省直管市、县的有效管理应保持在在40～50个范围内，否则将导致管理失效。
(2)推进民主自治
市、县作为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行政层级之下的第三级别，享有相同的自治权利。市下设区和卫星城，城市可以行使其各项法定职能以保证所辖区域的健康、高效、有序发展，实现辖区内部的民主自治，即将社区管理模式放大，自下而上进行扩大自治范围。至于县，短期内，仍要以乡、镇政府为下一级行政单位，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基层民主范围的不断扩大、自治权的不断提升，如增强县乡领导干部选举的公开性、竞争性、选择性，有条件的地方进行直选试点，逐步建立对下问责制，建立县、乡，村民主的有效衔接，最终将实现从村级自治到乡镇自治，最后到县级政府的民主自治，从而取消乡、镇层级，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行政区划。
五、结语
行政区划事关中央与地方关系、条块关系、各级政府职能的合理设定以及未来民主体制、民主成本等重要问题，既要积极探索，有所创新，又要保持稳定，谨慎从事。实行“省管县”的改革，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必须按照中央的精神，按照“试点先行”的原则，在加强诸多配套改革的情况下，稳步推进，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孙学玉，当代中国行政结构扁平化的战略构想(J]，中国行政管理，2004，(3)
[2]周琦，析“市管县”体制的利弊，构“市协县”体制的设想(J]，传承，2008，(3)
县级经济论文篇11
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更有行政建制经济特色。以往县（市）作为行政建单位，虽也提出发展县（市）经济，但明确提出发展县域经济却是近几年事情。根据县域经济研究的进展，县域经济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萌芽时期（1978年～1985年）。十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我国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往被忽视的县域经济的也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这一时期，县域经济研究却还处于萌芽时期，各方面特别是理论工作者对此关注得比较少，主要是各级实际工作者为了本县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一些对策建议等，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
二是成长时期（1986年～1991年）。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经济建设力度的加大，胡福明教授于1986年撰写出版了《中国县域经济学》，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出版的县域经济方面研究的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县域经济的研究正式确立。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一个分支正式发展起来。《中国县域经济学》发表，标志着中国县域经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由于当时我国还在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基层的县域单位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因此，关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不多。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对区域经济研究的比较多，而对专门研究县域经济的则相对较少。既是有相关方面的文章也主要是工作计划、工作要点等之类的文章，缺少理论深度。主要研究成果就是199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由孙学文等著的《中国县经济学》，这本书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反映了当时我国县域经济研究的情况。
三是快速发展时期（1992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发表，到下半年中共十四大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正式确立。经济发展实现了由计划到市场的突破，县域经济的发展也迎来新的时代。伴随着快速发展的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研究也步入一黄金时期，县域经济研究在全国得到了重视。先是一些实际工作者结合工作实际写出了一些研究县域经济的文章。一些理论工作也参与到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发表了一批文章、出版了一批专著。1993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又出版了由王长远主编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一书。199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谢自奋、凌耀初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这是继胡福明的《中国县域经济学》后的又一全面研究县域经济发展的专著。1997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高级经济师王占国的研究专著《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是这一时期县域经济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这是全国第一部研究边境县域经济发展的学术著作。”199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王铮等著的《走向县域可持续发展》；2001年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朱舜的《县域经济学通论》和王怀岳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实论》等两本专著；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熊跃平著的《县域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战略》。据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从1994年到2002年之间就发表文章2000多篇。各期刊、报纸、网站也纷纷开辟“县域经济”专栏，经济日报还办一个县域经济专刊，并办了一个县域经济网。经用“百度”搜索工具检索，网上共县域经济类网站10多个。宁夏、河北、湖北等一些省区还召开了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研讨会。可以说我国县域经济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代。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谈到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时，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提到了要“壮大县域经济”。此前，尽管在党和政府的文件报告中，也曾多次使用县（市）经济这一提法，但明确使用县域经济这个概念这还是首次。这是党和政府对理论界、实践界的多年研究的成果的认可，这必将促进县域经济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县域经济研究中的成绩与问题
通过对有关县域经济研究方面文献、专著的研究，我们发现，前一段时期我国县域经济研究取得了不小成绩，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得比较全面，所发文章和专著几乎涉及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二是研究队伍比较庞大。由于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基层单元，对这一经济领域的研究既有县乡一级的实际工作者，又有专门的理论工作者，有领导干部，有经济学家，有工人、农民、学生等，研究队伍很是庞大。三是研究进展比较迅速。从1986年胡福明发表第一本专著到现在，仅有10多年的时间，大规模的研究也只从近几年才开始，但发展很快，出版了一批专著，发表了不少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文章。
我国县域经济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低水平重复。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发表的文章比较多，但大都是一些工作计划、工作总结之类的文章，造成一些措施、对策相似也在所难免。由此带来大量文章的低水平重复;二是理论性不强。文章缺乏理论深度，只是停留在表面，浮光掠影，没有深入。2000年以前的文章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三是定性的研究比较多，定量的研究比较少。县域经济的研究在我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处于发展阶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更多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的参与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县域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三、县域经济研究的发展方向
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论断，即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这一重要论述，是总书记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实践出发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主题的展开和深化细化具体化，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这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我国县域经济研究要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不断地拓宽县域经济的研究的“面”和“点”。比如，由于县级区域经济增长的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县域经济投入产出的效率还不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不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难以避免的，有些则是由于发展观的偏差所导致的或者所加剧的。因此，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县域经济工作者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县域经济经济发展建立在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建立在人口数量控制和质量提高的基础上，建立在资源节约的基础上，建立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建立在生态改善的基础上，促进县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全面提高。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也是适应新阶段的新任务、新环境和新条件提出来的。县域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县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县域经济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地、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新任务，是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就要求从过去那种侧重于解决县域经济温饱问题、偏重于沿海地区发展、偏重于经济建设的发展观，转变到更全面、更高层次、更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观上来；必须以和谐社会理念，回答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特别是解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胡福明:中国县域经济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
[3]孙学文等:中国县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
县级经济论文篇12
市政府部署、区县政府部署、市级部门发文安排和支持配合经济普查工作；市政府经济普查工作会议；市政府与区县政府签订经济普查目标责任书；市政府经济普查电视电话会议；市政府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市政府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全体会议；区县政府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组长会议；区县统计局长、普查中心主任会议；区县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主任会议；经济普查专项和片区工作会议、座谈会、调研会。
三、编写制定工作细则和文件（*年3月～2010年3月）
制定*经济普查办法、*经济普查补充规定、*经济普查小区地图绘制实施细则、*经济普查清查摸底工作细则、*经济普查基础整顿工作细则、*经济普查阶段质量控制标准和验收办法、*经济普查数据处理工作细则、*经济普查物资印制和发放工作细则、*经济普查宣传工作细则、*经济普查普查员选调培训实施细则、*经济普查数据评估论证实施细则、*经济普查目标考核实施细则、*经济普查数据实施细则、*经济普查资料开发实施细则、市政府经普办与有关部门经济普查联合文件；制定统计目录、统计标准；*经济普查问题解答。
四、试点工作（*年3月～12月）
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市级试点（综合、个体户、清查摸底、基础整顿、宣传、数据处理）、区县试点、乡镇（街道）试点。
五、业务培训（*年3月～12月）
制定培训工作方案；参加省级培训；开展市级综合业务培训、市级专项业务培训；区县综合业务培训、区县专项业务培训、区县年报单位培训；乡镇（街道）业务培训。
六、清查摸底（*年3月～12月）
制定清查摸底工作方案、制发清查摸底工作文件、召开清查摸底工作会议；市级部门资料清理、区县部门资料清理、划分小区和编写地址码；部门清理资料上报；绘制普查小区地图（手工、电子地图）；普查小区逐户清查填表；条块结合核对清查底册；摸底资料上报反馈；清查摸底复查和审核。
七、普查宣传动员（*年12月～2009年3月）
制定宣传规划和工作方案、制定宣传工作文件、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开展*经济普查知识竞赛；制发宣传用品及材料；全面启动宣传项目开展宣传活动[市、区县、部门、乡镇(街道)、社区、单位]；开展全国经济普查宣传月活动（市、县、乡镇、街道、单位）；*经济普查宣传效果测评。
八、基础工作整顿(（*年3月～12月）
制订基础资料整顿工作方案、发基础整顿工作文件；区县制订实施细则和启动准备工作；召开基础整顿工作会议；实施基础整顿工作；基础整顿资料工作复查、验收资料。
九、普查经费物资（*年10月～*年12月）
编制市级经费预算、编制市级物资预算；制定全市经济普查物资生产方案；组织普查物资政府采购和生产；组织普查物资派送和分发。
十、现场入户登记和复查（*年12月～2009年5月）
市政府经济普查公告；市长发表经济普查电视讲话；个体户登记；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登记；党委、政府、参与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视察经济普查；开展入户登记工作；区县复查；国家、省、市复查。
十一、质量检查、抽查和验收（2009年3月～5月）
质量检查验收（乡镇、街道、县）；事后质量抽查（国家、省、市）。
十二、普查执法检查和违法案件查处（2009年1月～12月）
十三、普查数据处理（*年3月～2009年5月）
制定数据处理方案；筹划数据处理设备；编写数据处理审核程序和辅助程序；培训数据处理程序；设备软件安装调试；普查表手工汇总数据；普查表手工汇总数据上报；普查表审查编码；普查表数据录入；经济普查数据汇总查询上报。
十四、普查数据评估论证（2009年4月～8月）
乡镇（街道）普查数据评估论证、区县普查数据评估论证、市级普查数据评估论证；各级普查数据评估论证流程：普查办公室（专业）评估论证、部门（行业）评估论证、政府（综合）评审论证。
十五、普查数据资料（2009年9月～2010年6月）
*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编印《*经济普查数据提要》、《*经济普查年鉴》、《*经济普查国内生产总值历史资料》、《*基本单位年鉴》；建立*经济普查数据系统；规范整理提供经济普查数据。
十六、成果开发应用（*年6月～2010年6月）
制定成果开发应用工作方案；规范经济普查基础成果；组织资料开发应用培训（综合、专项）；集中开展简明信息、专题分析和课题研究；全面更新基本单位名录库（市、县）；建立经济普查数据库（市、县）；建立经济普查地理信息系统（市、县）；编印《*经济普查优秀课题选编》。
十七、总结表彰（*年10月～2010年12月）
县级经济论文篇13
现阶段，伴随我国传媒行业的迅速发展，电视行业的发展也突飞猛进，尤其是县级电视台数量越来越多，由于新的传媒渠道也日益繁多，从报纸、广播、电视到网络信息传媒，导致传媒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县级电视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堪忧。综合县级电视台的发生发展历程来看，县级电视台在资金投资及专业人才资源方面严重缺乏，电视台发展自身管理及发展意识薄弱，另一方面县级电视台数量庞大，电视节目制作混乱，综合实力弱，我国相关政策对县级电视台资源进行了打压和缩减，约束了县级电视台的发展空间，同时也造成县级电视台发展缓慢甚至入不敷出。县级电视台作为本土传媒信息行业的一部分，是政府监督与舆论的宣传平台，虽然规模小，但是数量大，占我国广电传媒行业的70%，有一定的发展前景，因此加强县级电视行业内部管理，巩固本土文化信息产业势在必行。
1 县级电视台生存发展现状及困境
我国针对广播电视行业系统依据行政级别分为“四级”，分别是中央广播电视、省级广播电视、地市级广播电视和县级广播电视。其中，中央级广播电视因政策优厚、经济条件较好等因素备受关注，是国内电视行业的老大。地方电视节目均以优秀的影视制作节目而受关注，对比来说县级广电行业规模较小，专业水平不足，属于传媒行业弱势群体。
伴随着传媒文化的发展，县级电视台数量发展迅猛，继四级办电视政策之后，国内基本每个县区都有电视台。在我国广电行业占较大比例，县级电视台师资力量薄弱，经济条件及专业人才方面明显不足，加上县级电视行业内部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县级电视台发展举步维艰。现阶段新兴媒体如手机、互联网等通讯设备的大量涌现致使电视媒体颇受大众忽略。县级电视台市场占有率日渐下降，节目制作更新慢，制作设备落后，进一步使县级电视台发展困难重重。
我国人口众多，各个地方本土色彩浓厚，各省市地域文化有鲜明特色，各地经济文化水平及社会发展不一，各县级电视行业发展水平呈不平衡状态。县级电视行业以宣传当地本土文化为主，强化本土文化信息，因此电视节目内容较为单一。
2 县级电视产业经营发展管理措施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传媒行业的发展也日趋完善，国家政策支持传媒产业多元化发展。
国家政策的调整促进了县级电视行业的发展，要彻底解决县级电视行业发展困境，在保证做好政府舆论监督导向及宣传工作的同时，发展本土传媒行业需要以下措施。
加强县级电视行业管理体制改革。县级电视立于省市电视系统而存在，因此县级电视可以集当地文化、新闻出版社、互联网等联合进行政治宣传及优秀电视节目等事业。也可以将电视广告或网络等广告业务分离独立成立公司，进行多元化发展。
深化电视台内部管理机制。良好的内部管理机制决定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及工作效率，完善县级电视台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人事部门管理机制。人事改革及内部管理机制改革，可以不断提高专业技术人员水平及综合素质，为电视台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实行人才聘用制度。逐步实行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面向大众公开招聘，并引入人才竞争机制，建立员工晋升发展制度。
按需设岗，将部门分工专业化并制定合理的岗位管理规范。科学有效的岗位管理制度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完善员工岗位管理规章，要考虑到员工工作内容、任职条件、晋升条件、工资待遇等方面。
强化人力资源部门管理。做到人尽其才，进行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够及时预测部门内部人员需求动态及招聘人员条件，同时结合企业与个人需求进行有效开发，通过一定的绩效考核、报酬支付等使企业获得最优绩效。
组织者自身树立强烈的经营管理意识，拥有强烈的企业效益意识及经营意识才能占领市场并取得企业效益最大化。
将广告经营模式赋予创新化。我国电视广告经营模式较为固定化，即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分散经营；统一管理，混合经营；统一管理，公司化经营四种。因此要进行市场化发展就要创新电视广告经营模式。
实行多样化经营方式。县级电视广告一般投放地方性商业广告，也可以通过拉通赞助举办各种活动提高知名度。或者县级电视台成立广告文化类股份制经营公司，用于承接电视活动广告或者各类活动策划等。比如可以在县级电视上的黄金时间，设置点播频道，以电影为主题进行点播，点播可以是某人的生日点播，或者某个活动进行点播，实现特色化经营。
制定合理的财务预算，一段时间的经营账目明细要及时进行财务核对及管理。
3 县级电视台发展方向及目标
县级电视台的主要行政功能是发挥县级媒体在基层所起的舆论导向作用，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宣传平台，同时又稳定基层政权的宣传喉舌作用。提高、深化改革县级电视台，不仅方便当地民众娱乐消费，也可以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强化本土文化信息宣传，凸显地域性文化色彩及经济水平。
4 结论
近几年，县级电视台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备受争议，正面负面影响颇多，概括总结出来不外乎两种，一种认为应该取缔县级电视台，因为县级电视节目制作专业人才不多，制作水平有限，导致电视台投资收益甚微。另一种认为县级电视台作为当地政府部门唯一的传媒平台，也是传播县级政府新闻及农村经济信息的有效渠道，节目制作水平高低与否并不影响发展农村经济信息传媒。笔者针对目前困境，提出了相关措施，希望能够促进县级电视台的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