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教数学论文篇1
（1）使学生能够正确的认识到长方形和正方形的概念、特点，在学习过程中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
（2）使学生们掌握求解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能够正确的运用公式求解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在学习的过程中锻炼学生的操作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
（3）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二、教学重难点
“长方形和正方形”这一节的内容的教学的重点，是使学生能够初步理解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的求解方法，正确地运用公式。难点是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学习观察和操作，自己发现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的求解公式区别，对于教学过程中需要准备课件和若干个1cm边长的正方形。
三、教学过程
“长方形和正方形”这一节的内容的教学过程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1.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实例：小鸡早上起来寻食，发现两块草地上都有虫子，两块草地一块是正方形，一块是长方形，请学生们帮助小鸡思考，去哪一边的草地才能吃到更多的虫子？进一步引出长方形和正方形的思考。
2.通过实践来发现方法将班级内的学生分为若干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分配一些课前准备好的若干个1cm边长的正方形，然后将单位长度的正方形，拼成几个不同的长方形，然后根据情况来进行记录和汇报。学生们通过自己的动手操作，对于长方形的特点和面积的大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可以通过长方形和正方形场地绕绳子的题目，将学生们进一步的思考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问题，通过学生自己的测量，思考测量的方法，让学生们逐渐去摸索，如何才能通过图形的排列，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最快的测量方法，然后进一步计算出图形的面积。在对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及面积的特点有了初步的概念之后，可以进一步的加大问题的难度，通过小组之间的讨论和交流，来发现由小正方形组成图形的规律，运用前面获得的经验来解决问题。然后每一组的学生对于三道题的求解有了一个基本认识，这个时候可以让学生们相互讨论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及面积和什么参数有关系，如何最快的求解，然后根据讨论的结果，得到面积公式：长方形的面积＝长×宽。最后，让学生们帮助第一道题的小鸡做出正确的选择。
3.提高难度，运用知识解题为了巩固学生们在上一个环节里面学到的知识，可以进一步提高例题的难度，以学生划分的小组为单位，来进行竞赛，还可以锻炼学生之间的团队精神，以三个提高难度的题为关卡：第一关：教室的周长和面积。让学生们通过观察自己身处的环境，初步计算出教室的周长和面积。第二关：课桌的面积。学生们学习的课桌，形状一般都是长方形的，通过测量和计算，进一步得到课桌的面积。第三关：书本的面积。小学数学课本的面积，通过测量书本的长与宽，采用公式进行计算。
4.总结归纳在课堂的结尾，让学生们通过对本节课堂的课堂反思，回想本节课学到了什么，然后通过布置一些作业，进一步加强练习。
四、教学反思
小学数学三年级教学过程中，长方形和正方形的认识及计算也是教学中的一个重难点，对于这一部分的教学设计，需要逐渐的摸索，通过本文作者多年的教学总结，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进行：
1.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带着兴趣去学习，往往能够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进行教学备课的时候，需要考虑到课程的重点和难点，以及学生们的实际情况，例如在课堂上，学生们探索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的时候，设计一些表格，让学生们在观察之后填写，观察长与宽之间的关系，然后再通过学生们自己举例子，举一反三的教学，这样学生们能够体验到自己收获的喜悦，思考问题就会更加的积极，同时通过长方形的面积计算，进一步推广到正方形上来，逐渐的加大难度，学生们带着学习兴趣来进行思考，往往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
2.设计教学进度，循序渐进由于小学生的接受能力有限，在进行小学数学教学的过程中，数学教师们需要注意的是，按照课程的进度，循序渐进的组织教学，切记过快，教学进度过快容易让学生们感觉到数学难学，从而引发厌学的情绪，在长方形和正方形认识的过程中，按照预先设定的例题，逐渐的深入。
3.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小学数学教师在课堂上不能采用一尘不变的教学方式，而是需要根据课堂教学的特点，灵活多变的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当按照预定的教学计划实施时，没有取得预定的效果，数学教师就需要及时的发现其中的问题，针对问题及时的调整教学方法，如在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认识的环节，摆图形的时候，首次提出长与宽的问题时，学生们可能很不容易理解，不知道从何入手，这个时候就需要及时的举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子，然后放慢语速，耐心的去引导学生们去观察，学生们逐渐的就进入状态了。
4.经常反思小学数学教师在每一次课堂教学结束的时候，都要进行反思和总结，分析课堂上已经出现的问题，及时的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在下一次备课的时候考虑进去，这样才能逐渐的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实现更高的教学目标。
冀教数学论文篇2
冀西北地区是指河北省西北部的冀西北地区及周边区县地区，东靠承德市，东南毗连北京市，西南与山西省、北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总面积3.68 万平方公里，辖7区13 县，历来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对欧贸易的重要陆路商埠，是华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和交通枢纽，有“塞外明珠”之称。近年来，依托独特的区位、交通、矿产资源和旅游等资源，冀西北地区政府全力发展现代产业，打造“京冀晋蒙交界区域中心城市”，全方位发展公路、铁路和航空交通运输网，各类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冀西北地区现代物流业发展前景看好。
随着物流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区域物流逐渐成为区域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但物流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及可行性研究等如果缺乏物流需求的定量依据，这势必会造成物流系统规划的盲目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复性等问题，从而阻碍物流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根据调研地区物流产业各指标的过往数据，对区域物流环节进行科学预测是十分有必要的。
在对物流需求进行预测时，典型的方法有聚焦预测法、指数平滑法、回归分析法、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灰色预测模型等等。其中，邓聚龙教授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能够处理“部分信息未知或者部分信息已知”的“贫信息”，“小样本”的不确定性系统，可以较高精度地预测这类系统的未来发展趋势。灰色系统理论建立以来，成功地应用于工程控制、生态系统、社会系统、未来学研究、经济管理等领域。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物流产业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影响物流产业发展的相关数据中，不可测因素干扰多，已知和未知的信息兼有，符合灰色系统理论的特征，因此可以用灰色系统理论对区域经济进行科学预测。本文根据物流信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对冀西北地区的物流需求进行量化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该地区的物流产业作出理论预测，以期对冀西北地区物流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一、灰色系统预测模型的构造
灰色系统预测模型也称为GM（Grey Model）模型，利用灰色系统预测模型能够对所研究系统的发展变化进行全局观察，分析和长期预测。下面将介绍灰色系统预测模型中极为重要一种，GM(1,1)模型，建模过程如下。第一步，数据处理。
设原始数据为时间数据数列:
这里（2）式用于计算预测值。（1）式中的a 称为发展系数，b称为内省控制灰度。GM(1,1)模型的发展系数a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深刻地影响着模型的精度，即
（1）当-α≤0.3时，GM(1,1)模型可用于中长期预测；
（2）当0.3＜-α≤0.5 时，GM(1,1)模型可用于短期预测，中长期预测慎用；
（3）当0.5＜-α≤0.8 时，GM(1,1)模型做短期预测应当十分谨慎；
（4）当0.8＜-α≤1 时，应当采用残差修正GM(1,1)模型；
（5）当-α＞1 时，不宜采用GM(1,1)模型做预测。
第三步，精度检验。
第四步，进行预测。
二、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冀西北地区物流需求预测分析
因为物流规模是能够从数量上反映物流需求和物流产业的指标，所以本文主要从物流规模角度衡量特定地区的物流发展水平。物流规模主要包括装卸搬运、包装、运输、流通加工等物流作业量。这其中运输是物流过程中最基本的活动，它贯穿于物流过程的各个方面，而运量的多少也决定着诸如搬运、装卸、包装等物流活动，因而我们可以使用货运量来预测特定地区的基本的物流需求水平。基于以上原因，在冀西北地区物流产业研究中，我们主要使用货运量的历史数据进行物流需求预测建模。
2002 年~2012 年，冀西北地区的货运统计中，公路货运量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因此我们采用公路货运量的数据来对冀西北地区的物流需求进行模拟预测。2002年~2012 年，冀西北地区货运量原始数据见表1，数据来源于2002年~2012年冀西北地区经济年鉴。
第一步，数据处理。原始数据列取自2002 年至2012年，共有11 个数据，即
第二步，建立模型。利用数学软件（这里使用的是Maple13），可以对冀西北地区物流需求规模建立~GM（1。1）~模型。
第三步，精度检验。
首先，计算出冀西北地区2002 年~2012 年物流规模的预测值，然后，将预测值与实测值进行比较，得到实测值和预测值的绝对误差序列（即残差的绝对值）和相对误差序列，如表2所示。
因为相对误差的均值=2.02%，所以模型的精度等级为二级，故可以使用我们建立的模型对冀西北地区物流规模进行预测。第四步，进行预测。
利用我们建立的模型，可以对冀西北地区未来五年物流产业的发展规模（以2013 年~2017 年的公路货运量为例）进行预测，见表3。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建立冀西北地区物流需求量预测模型，以该地区2002~2012 年货运量为依据，外推出该地区2013~2017 年货运量的值。预测的结果看，未来五年冀西北地区的物流需求水平逐步提升，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
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一些扰动因素，如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变化，大型交通运输网的变动，天灾等，将不断影响模型的预测精度，需要及时的补充新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不断地改进，使预测值与实际变化更加吻合。随着灰色系统的发展，老数据的意义将渐渐降低，应当不断补充新数据的同时及时地去掉老数据。这样我们建立的模型才能更好地反映本地区物流系统的变化，根据实际情况，不断的进行新陈代谢，以期提高预测精度。
为了使冀西北地区的物流产业能够快速走上科学、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大物流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第二、增加冀西北地区物流基础设施投资；第三、从政策税收等方面对这个新兴产业进行扶植；第四、开展具有一定产业特色的物流园区。课题项目:
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冀西北地区物流需求预测分析，张家口市2012年度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项目（No.1221012E）。
参考文献：
[1]周启蕾.物流学概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111-119.
[2]谢识予.计量经济学（第三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136-144.
冀教数学论文篇3
一、目前京津冀三地高校的比较分析
（一）数量比较
从高校数量与人口总数相比较看，京津冀三地每百万人拥有大学数量分别是：5.22，4.18，1.47。也就是说，在北京，每一百万人就有5所大学，即差不多20万人就拥有1所大学；在天津，每一百万人有4所大学，即25万人就拥有1 所大学；在河北，每一百万人只有1.5所大学，即近70万人才拥有1所大学。
从高校数量与地域面积相比较看，京津冀三地每万平方公里拥有大学数量分别是：64.29，52.21，5.70.也就是说，在北京和天津，每万平方公里拥有大学数量是河北的11倍和9倍。
可见，从数量看，河北高校数量与北京、天津高校数量有很大差距。但同时也反映出北京、天津的高校发展从空间和生源看存在相对弱小趋势。从长远看，北京、天津的高校可能会存在地域空间狭小和生源不足的问题。
（二）质量比较
大学质量比较涉及大学评价，不同的大学评价体系可能有不同结论。但总体看，还有时一些相似结论。我们这里可从武书连的大学评价来粗略了解京津冀三地高校办学质量差异情况是十分明显的：全国排名前100的高校，北京15所，天津、河北各有2所；全国排名前200的高校，北京26所，河北、天津各6所。
河北工业大学属于河北省管辖，但办学地点在天津市区，实际上河北地面上一所211学校都没有。当然，河北也没有985高校。985高校和211高校不仅在办学上具有国家直接支持的优势，而且在招生、就业等方面也越来越具有政策优势和社会认可优势。由于国家实施211、985、部属等大学办学措施，推进了我国高校的分类办学，但也给非211、非985、非部属高校办学实际上造成了不公平待遇，不论是经费、招生、就业，还是管理、福利等诸多方面，都处于不同地位。从一个角度看，非985高校和非211高校已经被政策排斥到我国高等教育非中心地位或核心地位。而现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只有有关大学，言必称211、985。211、985已经成为我国高校办学一个基本门槛，这样态势还会持续下去。
河北有4所部属院校，分别属于司法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中国地震局，但没有1所是教育部所属院校。教育所属院校在经费、科研、学科建设、招生等多个方面具有办学优势和发展先势。
河北开办有17所独立学院，其中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是北京高校在河北开办的独立学院。天津的独立学院有10所，而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是北京高校在天津开办的独立学院。北京的独立学院只有5所。这说明，北京高校开办独立学院还有潜力。
天津天狮学院是天津唯一的民办普通高校，也是本科高校。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吉利学院是北京的民办本科普通高校。
总体看，北京高校雄踞全国领先地位，天津高校也有相当的地位，而河北省高校在全国地位较低和影响力弱小；不论从数量上看，还是质量上看，三地高校严重分布不均衡。
二、京津冀三地高校如何协调发展
（一）北京高校优质资源向河北转移或传递
在国家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京津冀三地应该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推进北京高校优质资源向河北转移或传递：是鼓励一些高校到河北办学，可以建立分校、设立学院、开办校区、合办校区、合办研究生院或研究院、建立办学共同体。
据有关报道，北京化工大学将在北戴河新区建立北京化工大学秦皇岛校区，预计于2017年开始招生。另外北京、天津的一些高校在河北以前就设置有校区或培训基地，例如北京理工大学在北戴河就有校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等在北戴河也有培训基地等，尽管占地面积不大，但可以作为立脚点加以拓展。
据了解，河北省秦皇岛设立了北戴河新区，以及唐山曹妃甸新区，都以极大的优惠政策接纳高校到这些地区办学。这些地区的地理、气候、自然环境优越，土地面积大、成本低廉，非常适合高校扩张办学和优质办学资源转移。据估计，在北京所属市县开办校区的成本是在北戴河等地开办校区的4到5倍。而随着高铁开通，北京、天津到北戴河的交通时间在1小时左右。北戴河机场也即将开通。这都有利于学校的师生的往来。
在秦皇岛开设校区一个成功例子是，东北大学在秦皇岛开设的分校，办学10多年来，在校学生已经达1万人，全部是1本招生，而且录取分数线与东北大学校本地（沈阳）已经差不多。
随着交通便利进一步提高，北京高校到北京周边的河北地市办学，具有越来越大的优越性。北京高校在河北地市设立校区后，可以将本科生教育教学或研究生教育教学整体转移到这些校区，实现北京校区与河北校区的功能分工。这有利于北京高校进一步转型升级，促进跻身全国一流或世界一流大学、著名大学之列。
（二）推动京津冀三地高校的合作办学和合并办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的合并办学，尽快有不同议论，但在总体看是成功的。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等一大批高校通过合并，进一步提升了办学规模、办学定位和学术影响力。京津冀三地高校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诸多原因，可以考虑一些高校合并办学。
一是强弱联合办学。北京的211、985高校可以合并河北、天津的高校成为一个办学实地，河北高校成为一个校区或分校。河北的一些高校有这样的愿望。例如，作者所在的燕山大学。1958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型机械系及相关专业成建制迁至工业重镇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组建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型机械学院。1960年独立办学，定名为东北重型机械学院。197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1985年至1997年学校整体南迁秦皇岛市。1997年1月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更名为燕山大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燕山大学在河北高校排名前列，具有5个国家重点学科和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1个博士后流动站、11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占地4000多亩、学生4万人、教职工3000多人，但苦于未能进入211序列，再向前发展举步维艰，一直在寻求与985高校合并办学，把燕山大学合并为一个985高校的校区或分校。如果能与北京、天津的985高校（例如天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不仅燕山大学将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合并后主校也会有迎来新的发展，这对京津冀的高等教育都将产生积极作用。
二是弱弱联合办学。京津冀三地的职业教育高校，可以考虑合并组建应用型大学――本科办学层次的职业大学，这不仅由于京津冀三地的高等职业教育实现规模发展、转型发展，而且也十分符合目前国家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和十分迎合社会、企业对高等职业教育人才需求。京津冀三地一般非211、985本科院校也可以考虑合并组建为新型应用型大学，以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如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主体，推进京津冀三地职业成为全国的领头羊，为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层职业技术人才提供保障。
三是京津高校帮扶河北高校办学。建立京津冀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协调工作机制，推动京津冀三地不同层次高校之间建立联系，实行对口帮扶，还可以让北京、天津的211、985重点高校在河北的某些院校设立分院（例如研究生分院），或者把某些系、科、专业设在河北院校，扩大高等教育的发展空间和辐射能力。
（三）河北省应该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承担主动性
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水平依次递减，优势互补，京津两地高等教育发展成熟，河北省相对弱势，应该积极主动地出台相关政策、做出制度安排，引导河北省高校主动出击，寻求发展。
同时，目前国家层面或者京津冀三地还没有建立顺畅的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协调与激励机制：一方面，河北一些高校寻求合作办学、合并办学的愿望十分突出、积极主动，北京、天津的一些高校可能“高大上”的思想和眼光还很突出，看不起河北的高校，不愿意与河北高校合作，这一对矛盾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京津冀三地高校的办学主体也比较复杂，有些高校属于各省市、有些高校属于教育部或其它部委所属，办学主体有10多个，要实现合并办学和合作办学，还需要跨越各省市、各部委管辖各高校的体制。
在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中可能出现政府和高校的不协调、不同步的情况――政府呼声很高，高校积极性不大，或者高校主动出击，政府不予支持。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河北省政府有必要率先启动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推进计划，力求尽快在京津冀三地政府签署的一体化合作章程，明确合作理念、组织机构、经费投入、合作规划与合作方式、合作实施方案、监督与评价等内容，特别要规定各方政府必须每年从财政预算中拨出专门项目经费成立共同基金支持高校开展合作，并使之制度化，设立不同合作项目，例如科研与研究生教育合作、教师学生互派互访、资源数据网上共享等等，鼓励高校在一定框架下开展多元合作。
参考文献：
冀教数学论文篇4
（一）国外研究
西方关于高等教育与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亚当·斯密首次把人的经验、知识和能力视为国民财富的主要内容和生产要素。李斯特认为“培养和促进教育、宗教、科学、艺术的人的精神活动具有生产性”。马歇尔指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指明教育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揭示教育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世纪70年代，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的西方教育经济学受到了挑战，出现了由迈克尔·斯潘思和思罗等为代表的“筛选理论”、由多林格和皮奥里为首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和鲍里斯与金梯斯的“社会化理论”等学说。总体而言，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在广度、深度上有一定发展，对教育成本及分担、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教育个人收益率，以及政府对学校拨款方式、教师供求及工资等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专门针对高等法学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的研究则较少。
（二）我国研究
我国教育经济效益研究一直未受重视。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该项研究才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此后翻译出版的一批国外名著（《教育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等）使人们了解了西方和东欧国家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二、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领域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把资本分为物质和人力资本，计算一定时期内因教育水平提高而增加的教育资本存量和教育资本收益率来测量教育的经济效益。丹尼森把教育水平提高看作是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的研究也逐渐开始。张光斗（1998）提出必须坚持发展高等教育和经济建设，加强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结合与合作。刘贤龙（1998）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当与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罗海丰（2004）指出高等教育要针对经济发展的现有水平，更要面向未来，实现高等教育的区域化发展。此后，我国学者主要从高校规模效益、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高等教育投资比例和高等教育外部效益四方面对高等教育发展进行研究。从现有成果看，我国学者对高等教育与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且以定性分析为主。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均较少专门就高等法学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细化研究，更多是从宏观的视角探讨相关问题，并已有一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基础。
三、京津冀高校法学教育协同发展的意义
高等法学教育的发展与当地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法学教育资源也根据各自主体功能区的划定进行配置和流动。构建京津冀法学教育一体化机制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部署的实际举措，是教育者和学生交流思想、合作共赢、共同促进法学理论和教育事业繁荣发展的实际举措。全面提高京津冀高校法学教育质量和竞争力，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资源聚集和配置中的作用，促进区域内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打造与区域大格局相适应、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区域空间新布局，是当前京津冀法学教育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因此，京津冀地区高校法学教育一体化研究应采取理论与实证、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根据定性分析的初始结果，进行数据采集、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定量研究，对定量研究的结果进行分析和综合，以得出量化的结论来完善定性分析的结论。从目前三地发展现状来看，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域内高校法学教育对京津冀经济的推动作用研究，即分析法学教育对区域政治、文化、经济的影响。二是京津冀经济对高校法学教育的促进作用，分析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在教育投入、办学条件、教育质量、人才种类等方面的影响。三是域内法学教育与京津冀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优规模，研究最优规模下高校法学教育发展的最佳路径选择。四是提出高校法学教育与京津冀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五是在对天津市高校法学教育对本市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提出两者良性互动的政策与建议。具体而言，可研究的内容应包括：
第一，京津冀经济、社会、法学教育概况比较研究。三地产业结构特点为区域经济资源互补、社会资源互换、产业链的完备对接、知识与技术的交流與共享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二，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包括对高等教育的概念和内涵、区域经济的概念、法学教育的内涵以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作用的探讨与分析。
第三，法学教育与京津冀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论证法学教育和京津冀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充分说明域内法学教育的规模与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第四，法学教育对京津冀经济影响研究。定性分析了法学教育的发展对京津冀经济发展诸多方面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法学教育规模对京津冀经济影响的定量分析。
第五，法学教育与京津冀经济协调发展的适度规模研究。法学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的合理确定必须切实考虑当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和教育现状，提出“适度超前发展”的法学教育发展战略。
第六，京津冀高校法学教育发展协同机制构建。深入实施“互联网+”战略，建立健全法学教师互访互聘、学生课程互选、学分互认的协同标准，形成教育资源无障碍开放共享；建立一批京津冀法学协同创新中心和激励制度，实现由学校到社会，由民间到政府，由法律到经济的逐渐融合。从教学资源共享、科研资源共享、毕业生就业信息互通、建立区域教育厅局长联系会议制度四个层面具体展开。
第七，天津市高校法学教育与经济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对我市法学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量化分析，提出两者良性互动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王守法.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高兵.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现代化路径探索[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5（22）.
冀教数学论文篇5
推动京津冀一体化、有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进京津冀三地间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京津冀三地间地域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相近、交往半径相宜，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资源相互流动、经济相互交叉、社会相互影响的京津冀生态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中央决策和国家战略的相关要求，也是京津冀三地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客观需求。作为国内第三大区域增长极，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无论是在经济一体化、贸易一体化还是在人员一体化、技术一体化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在经济一体化方面，京津冀三地间在经济增长速度、人均收入水平上仍有很大差距，尤其在近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三地间的差距不仅没有逐步缩小，反而呈现逐年扩大之势（张树建，2012；张亚平等，2016）。分析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现状，探究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因素，特别是人力资本要素在促进京津冀经济收敛（又称趋同，convergence）中的作用及对三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探究。王静丽（2016）、耿树海（2015）等认为，北京强大的“虹吸效应”和“集聚效应”在区域内形成了“厚己薄彼”的现状。魏进平等（2014）分别从区域关系论、政治体制论、市场论以及文化论等方面阐述了协同效果差的原因。吴群刚等（2009）在分析区域空间、制度安排、顶层规划等因素的基础上，得出了只有从产业协同、人口迁移等方面着手，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京津冀发展现状的结论。贾冀南（2008）、孙翠兰（2009）等认为，造成京津冀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不容忽视且需要引起学界、政界高度重视的是人力资本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尤其是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
关于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国内外研究已达成广泛共识，并主要围绕两个视角来展开：一是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视角。Lucas（1988）和Romer（1990）认为，人力资本内生于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人力资本不仅具有要素功能，而且还能抑制其他要素的边际递减，发挥出正向外部作用和规模递增效应。Stokey（1991）、Murphy（1992）和Lutz G.Arnold（1998）等在此基础上，相继提出人力资本增长的“干中学”模型、专业化人力资本模型以及“R&D-人力资本”模型等。王金营（2013）和高素英（2005）等人也结合国内实际，完善了人力资本有效劳动模型和人力资本外部模型。二是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视角。Benhabib&Spiegel（1994）和Murphy&Chien（1997）等分别证实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边雅静（2004）、姚先国等（2008）也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一致结论。
关于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收敛的相关关系，国内外也形成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Barro和Sala-I-Martin提出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σ收敛和β绝对收敛、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Michael（2009）以93个国家为样本，证实了人力资本对欠发达国家经济收敛性的显著作用。蔡P、都阳（2000）和王小鲁、樊纲（2004）等利用国内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数据，分析验证了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显著作用。
M管目前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收敛中的作用以及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相关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人力资本统计上的偏差（张晓蓓等，2008），研究样本的经济稳态要素不同（许和连等，2007），造成了研究结论的差异化甚至对立。因此，需要针对某一区域的具体情况，选用特定的人力资本数值，开展聚焦式的细化研究，以确保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和科学性，而目前涉及该类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并不多（张树建，2012）。
二、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本描述性分析
Theodore Schult认为，人力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通过多样投资方式所形成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的集合体，一般人力资本包含教育、培训、医疗（健康）、迁移等多方面的内容。由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各个要素的异质性和独立性，所以无法用标准统一的单位直接对其衡量，需要通过构建一个综合的丰裕评价指标体系，以便直观的对不同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进行对比分析。
为全面反映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本现状，本文将丰裕评价指标划分为六大类：A为教育；B为科技水平；C为职业培训；D为医疗健康；E为人口迁移；F为收入与就业情况。具体描述和细分子指标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京津冀三地的人力资本水平参差不齐且差异较大。特别是北京与河北之间的差距，在8项细分子指标中差值倍数均大于2，在“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数”“年度人均教育经费”“迁入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等5个指标中差值倍数甚至大于3。这里面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问题，北京基于自身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对天津市、河北省等地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且未对周边产生相应的“扩散效应”和“反梯度效应”①。长期以来，人力资本，特别是高端人力资本不断从河北等地流入北京，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累积效应②，产生了“路径依赖”，持续拉大了北京与河北等地间的人力资本差距。
三、人力资本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证分析
研究人力资本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需要剖析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京津冀三地间是否呈现了经济收敛趋势，且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二是如果人力资本有助于弥合京津冀三地间的经济差距、促进三地经济收敛，则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具体的贡献程度如何，与其他要素有何不同？围绕以上两个问题，本文展开如下相关实证分析与研究。
（一）模型选取与构建
1. Barro和Sala-I-Martin模型。经济收敛（或趋同）反映的是地区间的收入水平或经济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缩小，直至达到一定稳定状态的趋势过程。根据Barro和Sala-I-Martin（1991，1992）的研究成果，可将经济收敛分为σ收敛和β收敛，其中β收敛又根据是否有控制变量，细分为β绝对收敛和β条件收敛③。
σ收敛指的是地区间人均收入水平上的收敛，具体表现为人均收入离差指标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缩小。一般应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系数、基尼系数等来测度检验地区间经济是否存在σ收敛。本文选取应用最为普遍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来直观测度京津冀三地的收敛现象。其中，变异系数的计算方法为：
C.V变异系数=（SD标准差/Mean平均值）×100%（1）
β收敛指的是地区间经济增长率或人均收入增长率上的收敛，具体表现为人均收入相对落后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只有保持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或经济增长率，才能随时间推移不断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除初始人均收入等条件外，根据是否需要其他经济特征（储蓄率、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或技术水平等）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可将β收敛又分为β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
β绝对收敛的模型为：
[In（Yit）-In（Yi0）]/T=αi+βInYi0+εi
YGROW=αi+βInYi0+εi（2）
在模型（1）中，i表示某一地区（城市），Y代表人均收入水平，t和0分别代表i地区（城市）期末与期初，[In（Yit）-In（Yi0）]/T可以解释为T时间段内i地区（城市）的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可用YGROW缩写表示），β代表i地区（城市）期初人均收入水平Yi0与YGROW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αi为截距项，εi为随机扰动项。当β0时，意味着地区间并不存在经济水平或收入水平的收敛现象。
β条件收敛模型为：
[In（Yit）-In（Yi0）]/T=αi+βInYi0+λXi+εi
YGROW=αi+βInYi0+λXi+εi（3）
模型（3）与模型（2）的各个要项基本相同，只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了影响收敛性的控制变量Xi，λ为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一般看来，Xi可以代表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储蓄率、劳动生产率等。其中，人力资本是其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蔡P等，2000）。本文也只将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经济收敛实证研究中。
2. 人力资本有效劳动模型和外部性模型。为有效检验人力资本在促进京津冀经济发展中的具体贡献程度，对比人力资本与固定资本两要素的不同产出弹性，本文应用王金营（2013）的有效劳动模型和外部性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第一，人力资本有效劳动模型。
Yt=AtKtαHtβet
同时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可得到
InYt=InAt+αInKt+βInHt+εt（4）
其中，Yt表示某区域t年的GDP，At为常数，Kt表示t年物质资本存量，Ht表示t年人力资本存量，εt表示随机扰动项。α、β分别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一般情况下，α+β=1
第二，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
Yt=AtKtαHt1-αhεβet
同时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可得到
InYt=InAt+αInKt+（1-α）InHt+βInht+εt
将该式两边变换整理得到
InYt-InHt=InAt+α（InKt-InHt）+βInht+εt（5）
模型（5）与模型（4）的各个要项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ht人力资本水平变量，β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的产出弹性系数。
人力资本有效劳动模型与外部性模型的区别在于：有效劳动模型中的人力资本只发挥出了作为生产要素的一般属性，而外部性模型不仅考虑了人力资本的一般要素作用，还将人力资本水平作为独立生产要素纳入其中，充分考虑了人力资本对其他生产要素产生的“外部效应”与“溢出作用”。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0―2015年京津冀三地省级经济数据展开相关研究。选用指标与计算方法如表2所示。
在Barro和Sala-I-Martin σ、β收敛检验以及人力资本有效劳动和外部性模型检验过程中，所用GDP和相关人口总量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00―2015年统计年鉴。其中GDP指标以2000年为基准，以GDP总值指数（上年=100）为乘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得出。计算人均GDP指标时所用人口总数，以每年末12月31日人数为准。
由于人力资本包含教育、培训、医疗和迁移等多方面的内容，对人力资本进行全面、科学、精确度量，既是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目前多数学者采用单一的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人力资本及其水平的指标，难免会带来统计数值的缺漏，造成统计上的偏差。为此，本文借鉴采用国际上较为流行的Jorgenson-Fraumeni（J-F）终身收入法来测度京津冀三地的人力资本存量与水平。该方法主要通过个体预期的终身收入现值来衡量人力资本的存量与水平，实现了对教育、培训、迁移、干中学等人力资本要素的有效覆盖。为保障统计数据的一致性，本文选用《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6年）》（李海峥，2016）中京津冀三地的人力资本总量、人均人力资本用于实证研究。对于报告中缺失的2015年数据，通过线性内插得出。
（三）人力资本与京津冀经济收敛关系实证
1. σ收敛检验。由Barro和Sala-I-Martin理论可知，检验京津冀三地之间是否存在σ收敛，主要是观察京津冀三地间人均GDP差距是否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变小。根据2000―2015年的统计资料，可得表3和图1。图1更加清晰直观的反映了京津冀2000―2015年间人均GDP标准差、变异系数的变化波动与发展趋势。从中可知，2000―2015年京津冀三地人均GDP的水平差距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其中变异系数自2000年起逐渐下降，在2009年左右出现拐点并开始平稳上升，呈现出阶段性波动。综合分析标准差、变异系数等发展趋势，可知京津冀三地人均GDP的绝对差距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缩小，反而逐渐扩大。因此，可以判断近年来京津冀三地之间的经济水平并没有呈现σ收敛。
2. β收敛检验。β收敛检验可划分为β绝对收敛和β条件收敛。文中的β绝对收敛，是以T时间段内的年人均GDP增长率YGROW为因变量、以期初Y0人均GDP水平为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检验。在这一检验过程中，本文将2000―2015年的数据平均每4年划分为一个计算周期，共计4个子时间段。这样一方面增加了样本的统计数量，另一方面也尽可能消除截面数据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张晓蓓等，2014）。利用SPSS19工具和最小二乘估计法，对模型②估计可得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常数项和LOG（Y0）的标准化系统分别通过了5%和10%水平下的检验，整体模型的DW也在合理的置信区间，因此检验结果可以接受。其中LOG（Y0）的系数值大于0，反映了初始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地区，并没有获得更高的年增长率。据此，可以说明在2000―2015年，京津冀三地之间并不存在β绝对收敛。
为进一步检验人力资本要素在京津冀三地间的收敛作用，本文将人力资本水平h作为控制变量带入到检验模型中，其中人力资本h的数据为2000―2015年4子时间段的期初水平。利用SPSS19工具和最小二乘估计法，对模型（3）估计可得表5。
从表5中可以看出，LOG（Y0）和LOG（h0）均通过了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整体模型的DW也在合理的置信区间，因此检验结果可以接受。值得注意的是LOG（Y0）的系数为负且LOG（h0）系数为正，表明在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的前提下，京津冀三地之间呈现出了β条件收敛，且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关于这一结论，也可以从图2的走势图中得到进一步印证。
图2是2000―2015年京津冀三地人均GDP标准差与人力资本水平标准差的变化趋势散点图。从图中可以直观看出，京津冀人均GDP标准差与人力资本水平标准差之间呈现了非常显著的趋同性，即人均GDP标准差高时，人力资本水平标准差也较高，反之亦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证明了人力资本水平与京津冀三地经济收敛性的密切关系。
（四）人力资本对京津冀经济发展贡献的实证
人力资本在缩小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差距、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但人力资本在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中具体贡献程度如何，与物资资本有何区别，是否很好的发挥了“外部效应”和“溢出效应”？这些问题仍需要通过人力资本的有效劳动模型（4）和外部性模型（5）做进一步验证。
利用SPSS软件对模型（4）、模型（5）进行回归分析，可整理形成表6、表7。
从表6中可知，人力资本在促进京津冀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比较显著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北京，在相同的资源投入下，人力资本的贡献程度（产出弹性0.577）已经大于了物质资本的贡献程度（产出弹性为0.425），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助推当地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相比之下，天津市和河北省两地的物质资本产出弹性却仍然高于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特别是河北，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是人力资本的1.5倍之多。这表明天津市、河北省两地的经济发展仍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投入来拉动，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提升作用需要进一步的发挥与提高。
从表7中可知，人力资本及其外部性对京津冀经济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拉动作用，三地人力资本水平的产出弹性均在一定程度上大于人力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北京0.621大于0.553；天津0.517大于0.416；河北0.402大于0.338）。可见，人力资本除具有一般生产要素的属性外，还会产生较高的“外部效应”和“溢出效应”，通过有效抑制各要素的边际递减，从根本上保障和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小结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与目标是促进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协同和均衡化发展。研究表明，在2000―2015年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差距不是在逐渐缩小、而是在不断拉大（α收敛检验，β绝对收敛检验）。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的依赖路径，需要重新认识并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在促进区域经济收敛中的地位与作用（以人力资本为控制变量的β条件收敛检验）。只有牵住了人力资本这个“牛鼻子”，才能有效破解、补齐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不足与短板，促进京津冀三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人力资本有效劳动模型和外部性模型验证）。
四、建议与对策
（一）合理配置资源，促进人力资本的均衡化
人力资本在京津冀三地中呈现了明显的极化趋势，即北京、天津两地依托丰富的教育、卫生和科技资源，产生了大量的、高端的人力资本积聚，形成了人力资本的“天然高地”。而河北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且流失严重，造成了人力资本长期处于“水平洼地”。合理配置京津冀三地资源，促进京津各类优质资源向河北倾斜，实现京津冀人力资本的均衡化，成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是要促进京津两地优质教育、卫生资源向河北的倾斜投入。支持北京、天津等高校通过建立分校、联合办学、共建学科等方式，促进教学、科研等优质资源向河北流动。鼓励京津通过对口支援、合作办医、远程医疗、专业协作等方式，与河北展开全面、深入的医疗卫生合作，助力河北有效承接与内化京津的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二是要促进创新资源的共创与共享。引导北京、天津两地通过与河北共建科技创新中心、产业技术研发基地、科技成果孵化园等措施，直接带动河北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全面促进河北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实现优秀科技创新成果在三地间的共创与共享。三是要促进高端人才的互动与交流。京津要逐渐打破人才流动的藩篱，通过采用挂职锻炼、异地交流、联合培养等方式，不断降低对河北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本的“虹吸效应”，助力河北人力资本结构的转型与优化。
（二）补齐河北短板，提升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在京津不断加大优质资源转移与疏解的背景下，河北不应仅仅做资源的承接者，还要积极将外部资源与内在优势有效结合，做资源的使用者和开创者，实现由“被动输血”向“主动造血”的转型升级。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不断提高河北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改善河北的人力资本结构、持续提升河北的人力资本效能。
一是要做好人力资本的“开源”，即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加大河北省本地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从京津冀丰裕评价指标体系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人均水平还是在投资总量上，河北均落后于京津傻兀这主要是由于河北对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不够且投资力度不足造成。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就需要河北采用积极的行政和财政手段，广范围、深层次、多元化的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二是要做好人力资本的“节流”，即努力营造人力资本的培育与发展环境，减少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本的外流。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河北应全面贯彻落实“人才兴冀”“人才强冀”的人才发展战略，通过调结构、转方式、换动能等，切实改善河北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确保本地人才育得出、留得住、用得好，最大限度减少人力资本的流失，促进本地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三是要做好人力资本的“借力”，即充分借助京津两地的人才优势，做好人才引进与智力引入等工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在北京、天津优质资源不断向河北倾斜的前提下，河北应着力用实、用足、用活各项人才发展政策，通过柔性引进、项目合作、互惠互利等方式，广泛深入推进京津人才和智力引进，促进更多京津人才“为我所有”“为我所用”，全面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水平。
（三）创新体制机制，完善人力资本要素市场
促进京津冀人力资本均衡化发展，离不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基础作用，更离不开体制机制在推动协同发展中形成的制度保障。为更好盘活京津冀人力资本资源、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一是要逐步消除阻碍人力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藩篱，构建统一、开放、规范的京津冀人力资本市场，促进三地间的职称互认、资质互认、成果互认和产权互认，打通人力资本自由流动的通道与路径。二是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完善由京津冀各主要领导积极参与、各主要部门主要贡献、各相关单位参与落实的领导小组协调机制，统筹开展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工作。通过定期协商与合力推动，有效促进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本的均衡化发展。三是要搭建区域性的综合服务平台，促进人力资本相关信息的共用共享。通过共同制定人力资本发展规划和需求目录，促进人力资本的科学化投资与合理化流动。
注释：
①王金营（2014）指出，人力资本有两种趋势，即梯度流和反梯度流。梯度流主要是指人力资本由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反梯度流则与之相反。
②Gunnar 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论”指出，社会经济中各因素间存在着一定的循环往复因果关系。在特定因素的影响下，区域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现逐渐扩大趋势，且一旦差距出现，发达地区就会持续不断的获得累积竞争优势。
③除σ收敛和β收敛外，还有一类为俱乐部收敛，其主要侧重研究地区内部之间经济发展的收敛性，如在研究国内东、中、西部的经济收敛情况时，同时需要考虑东、中、西部内部省份的收敛现象（蔡P等，2000）。由于本文侧重研究京津冀三地间的经济收敛现象，加之京津又是直辖市，内部经济结构较为一致，所以本文未对京津冀三地的俱乐部收敛现象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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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the Coord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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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Liang1， Su Jianning2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冀教数学论文篇6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加速重点领域一体化的进程，包括经济圈一体化、交通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人才体系一体化等。其中，金融一体化是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首要环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金融业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对金融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高素质创新型金融人才不仅可以提升金融业的综合竞争力，而且是推动京津冀三地金融业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分析
1、对金融人才数量需求的趋势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业劳动力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目前，我国金融从业人员总数约为762.7万人，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而金融业增加值约占GDP的5.5%，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2.4%，金融从业人员在经济增长中做出了较高的贡献。2015年4月30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正式通过，在此之前，三地已经在不断推进区域金融合作，2012年京冀围绕要素市场、科技金融创新、信用体系建设、金融后台服务基地、金融风险防范等九个方面开展合作，签署区域金融合作协议；2013年，津冀、京冀先后签署《天津市河北省深化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和《北京市河北省2013～2015年合作框架协议》，京津冀三地从政府层面提出了加强区域金融合作的相关措施。在此种机遇之下，大量的金融机构将会整合业务资源，以更优质的金融服务争夺市场和客户，中小银行营业网点、信用担保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创司、基金公司将会迅速布局和扩张，对金融人才的需求量将会急剧增加。
2、对金融人才质量的需求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京津冀三地金融发展的功能做出了明确的定位。北京是全国的金融决策管理中心和信息中心。天津作为港口城市，利用其发达的物流业进行金融创新，着力发展产业金融和贸易金融等特色金融服务业，实现集聚化、产业化、体系化发展，定位为北方金融创新运营中心。河北省产业资源丰富，金融业的后续发展空间非常广阔，定位在建设中国北方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和重点金融街区，建设多家金融后台服务、数据备份中心和培训等机构，形成集聚发展优势。虽然三地在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中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但是随着金融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三地对于人才培养的诉求都是一致的，传统的一般性、操作性、单一性的金融人才已经不适应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的需要，在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所需要的是高层次的金融人才。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模式下对金融人才需求的特征
1、创新型金融人才
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必然加速金融业的竞争，而金融业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在金融业日益走向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金融人才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无法满足金融行业的飞速发展。由于金融行业自身具备一些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点，这决定了金融行业更需要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所谓创新型金融人才，是指在金融业中具有深厚的金融理论功底、较强的金融创新能力，在学习和工作中能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破旧立新，用于开拓和探索，不断创建对社会具有独特价值，并为金融改革、建设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不管是全国还是京津冀三地，在金融队伍中都存在一般性人才多，高层次人才少，操作性人才多，创新性人才少的突出问题。因此，京津冀要想加速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必然要培养大量的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
2、复合型金融人才
京津冀金融一体化步伐在加快，区域间多种合作在加强，因此培养复合型人才是当务之急。随着互联网金融和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这对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如互联网金融经过不断发展与完善，在2015年形成了相对成熟、稳定的服务体系，众多跨领域复合型人才积极加入。据金融英才网数据显示，互联网金融人才需求在3年内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2013-2015年同比增幅分别为55%，48%，35.6%。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的分论坛上，探索农村金融改革新模式的“普惠金融”受到业内各界的关注。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金融机构必须跳出传统金融运作模式的框架，力争提供更精准、更细致的金融服务，这就需要有一批既懂金融，又了解相关领域问题的人才加入金融机构，以推动金融行业进一步的发展。金融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中枢地位决定了其对从业人员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即“知识+能力”的复合型金融人才，所谓“知识”是以金融学为专业，精通相应金融领域专业理论知识，具备较强的应用实践技能，同时熟悉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经济法学等与其具体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与业务技能的金融人才。除此之外，还需要能力上的复合，即具备较高的专业能力外还需具备管理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等。
3、国际型金融人才
培养具有国际化和国际视野的高端金融人才是京津冀金融一体化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北京的金融决策管理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地位，决定了其国际化和国际视野的人才培养方向。现阶段，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下，各类跨国投资企业、跨国银行和政府监管部门（银监会、证监会、发改委商务部）必然会急需高层次的国际型金融人才。这就要求金融从业人员要具有广阔的国际文化视野、较高的中英文沟通能力、合理的知识结构、精深的专业知识，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岗位竞争。但是，目前在国际会议等场合能够用流利英文表达观点高管人员有限，拓展银行海外业务的银行高管缺乏，具有国际并购和管理经验的企业高管不足，掌握和运用国际金融复杂工具和产品的专业人士稀缺，具有复合型、全能型的金融创新人才稀少。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模式下金融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1、政府要在京津冀地区加强人才流动的法制和法规建设
随着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与人才流动相适应的政策法规制度也应该与之相匹配。京津冀三地应消除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态势，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进一步健全包括人才流动、人事关系、社会保险、劳动保护、争议仲裁等内容的政策法规体系，使人才流动有法可依，以便保障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建立完善的人才市场，建立强有力的人才市场监管机制，建立行业诚信体系，从而促使人才合理、有序的流动。
2、高等院校要创新高层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
从京津冀三地金融改革与发展对人才和人力资源的需求结构来看，京津冀三地在金融一体化过程中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不同的诉求，既需要创新型金融人才、国际型卓越人才、高级管理人才，也需要大批适应第一线实际工作的、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应用型骨干人才。高等院校是金融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金融院校必须结合金融理论专业的发展及其对人才的需求，积极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目前，高校在教学方面过分侧重专业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忽视了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即人才培养的“广度”，以及理论性与应用性的融合。在教学方法上，要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推行案例教学和实践模式，着重培养学生分析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金融人才培养的外部环境
创新不仅需要高校的努力，也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把政府、企业、媒体三方协同起来。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最了解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导向，媒体能够让人才的创新有用武之地，所以三者的协同，必然能够优化创新人才培养的外部环境。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将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进行实际应用，从而创新需要实践的检验和认证，而高校往往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政府、企业就需要联合起来，利用各自独特的资源，不仅让在校学生有了更多更好的实战经验，还能让学生在使用这些资源时树立为金融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努力的意识，为企业输送更优秀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与媒体联合，让从业者的创新有用武之地，有鼓励，就会有更大的动力。总之，外部环境对于金融行业的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傅钰：新媒体背景下高校金融人才的培养[J].新闻战线，2015（5）.
[2] 秦洪军、孙龙建、王僚：金融人才产学研联动培养模式研究[J].金融教育研究，2012（5）.
冀教数学论文篇7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生的数量急剧增加，就业问题日益凸显，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大约有756万大学毕业生，将有近千万人参与就业。与此同时，国际经济环境变幻莫测，中国深受其影响，市场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有所减少。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大学生就业压力不会减弱。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不断出台促进就业创业的相关政策措施，实施以创业促进就业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给大学生创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作为创业的接班人和主力军，大学生创业胜任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创业成功与否，也恰恰说明探讨大学生创业胜任力提升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学生创业胜任力的内涵
“胜任力”作为区别同等工作环境中绩优员工与绩差员工的标志性特征，关于此概念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教育管理领域学者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1973年，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麦克利兰提出了“胜任力”一词，之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被引用到不同行业分析不同群体的胜任能力。当前在“双创”背景下，国内关于创业胜任力的研究逐渐增多，涵盖了创意设计、创业理念、创业品质、创业资源、创业能力、创业实训、机会能力、关系能力、组织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等诸多领域。在应对策略方面，创业胜任力的提升大多在创业者自身和外在环境两个方面进行深度和广度的挖掘，不断探索，梳理路径方法，最终达到创业胜任力提升的目标。
大学生创业胜任力是指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所展示出的并能扮演好创业者这个角色、保证正在进行的创业项目良好发展所需要的才能、素质及知识等。大学生创业胜任力不应该与一般创业群体一概而论，要在共有特点的基础上体现自己的独特特征。一方面，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要遵守创业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大学生有其群体特点，他们朝气蓬勃、受教育程度高、容易接触和接受先进技术，但多数大学生创业者缺乏足够的创业启动资金和必要的实践能力，大学生群体人生经验不足，社会关系网简单，由此相对于其他一般创业者而言，大学生创业者在实践中会遭遇更多坎坷，怎样应对并解决这些坎坷，对创业过程以及创业最终成功与否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二、京津冀大学生创业胜任力现状分析
（一）京津冀大学生创业胜任力现状
笔者通过实地调研京津冀三地多所高校，发放问卷，与在校大学生、创业相关指导教师、高校创业主管部门领导等进行沟通交流，并利用网络资源、统计软件（SPSS）、图书文献等，对京津冀大学生创业胜任力进行深入调研后发现，大学生创业已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在各方鼓励下，越来越多的创业项目由理论变为了实际，实现了市场与技术、资本的融合。在市场发展中，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企业经营也在逐步走上正轨。同时，日趋多样化的创业大赛使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得到锻炼与提高，也丰富了素质教育的内涵。通过创业实践，大学生自身的知识结构得到完善，处理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创新意识及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这正响应了教育部加强素质教育、培育复合型人才的号召，同时也使产学研成果转化率得到提升，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促进了大学生就业，具有极高的社会财富价值。这也使得各级政府部门加大了对大学生创业的鼓励支持力度，不断出台相关政策保障大学生创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下，京津冀三地政府为了鼓励大学生进行创业，纷纷成立大学生创业教育培训中心、创业园区等机构，很多高校也建立了自己的创业孵化基地。近年来，京津冀大学生创业环境日趋良好，但不足之处也依然存在。
1.京津冀大学生创业热情较高，但自身创业素质有待提升
京津冀大学生创业热情逐渐增强。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本科生中，一年级与四年级学生创业意愿较高，自信心较强。而且一年级学生更加倾向于主动接触和了解创业，对国家的创业政策比较了解，具体如图一所示。不同年级学生对创业的了解程度也不同，部分大学生将创业等同于创意，试图用独特的创意吸引投资者，敢于去创新，勇于去冒险。但是从大学生创业的实际情况看，以2015年北京高校毕业生为例，毕业生总人数达23.3万，其中大约有15%的毕业生有创业的意愿，但最后仅有2%的人能够选择创业道路。
创业热情无法等同于创业能力。放眼全球，从创业成功率来看，美国的创业成功率大约为20%，而我国与美国相差7倍，仅为3%，可见我国大学生创业水平有待提高。仅有一腔热情无法解决创业路上遇到的问题。调查显示，京津冀大学生创业的目的主要是锻炼能力、挣钱、实现自身价值等，但如图2所示的调研结果显示，京津冀大学生创业目标还不明确，对创业的理解仍停留在不切实际的观念上，对于创业所要具备的心理品质、社会竞争意识、经营决策管理能力、风险承受能力、交往协调能力、创新能力等素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2.高校创业教育普及性较高，但创业教育体系有待完善
近年来，京津冀高校越来越重视创业教育，创业教育的普及性大幅提高，教育类型也逐渐走向多样化。2015年3月，清华大学利用“学堂在线”网络教育平台开设了专门创业频道，还上传了一些精品创业课程。只要在“学堂在线”上注册成功，就可以直接使用其资源。同年，河北工业大学等高校也成立了创新创业教育学院，旨在改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另外，一系列精品创业课程在京津冀三地高校广泛推行，如“大学生KAB创业基础”、“创业学”等。
《创业教育中国报告（2015）》显示，目前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仍属“业余教育”，师资匮乏。京津冀高校缺乏系统性的创业教育，存在疲于应付、理念与实践相脱节等现象。创业教育更多停留在单一的教师授课、撰写创业计划书的层次，缺乏实践内容和创业的可操作性。部分高校采用考试的方式进行创业评估，这种评价机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与创业教育的目标背道而行，这种创业教育的评价机制存在较大问题。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功利化观念的影响下，京津冀部分高校的创业教育具有明显的“工具取向”，以此为指导建立创业园，培养出来的人才基本上属于“速成式的企业家”。很多师生把创立公司作为创业的唯一出路，这种狭隘的认识和想法是创业教育存在缺陷的主要原因。
3.政府创业政策有所完善，但对创业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近年来，由政府引领、联合高校举办的各种创新创业比赛，例如“挑战杯”和“全国大学生创业高峰论坛”，在我国各地都得到很多支持，通过这些大赛，每年都会筛选出很多突出的创业项目及创业团队。此外，为了提高大学生创业成功率，政府出台了很多与创业相关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与创业相关的贷款、税收、登记注册、教育等等方面。
但是，现有的京津冀地区创业政策较为零散，体系性不强，而且重复率较高，一些政策适用性和实用性较差。同时，创业平台不够系统化，政府在挖掘、培育、服务大学生创业项目方面的力度还不够。由于刚毕业的大学生缺乏市场经验、对自己能力认识不清等原因，对发展前景良好的创业项目不了解，仅仅是靠兴趣爱好等盲目地进行创业，由此导致创业成功率下降。另外，政府要加快由“领导型”向“服务型”的职能转变，加强创业服务，充分发挥政府在创业中的作用。调查发现，25%的京津冀大学生对于创业资金问题表现出明显的担忧，在创业融资方面，创业者选择团队合伙出资的比例占24%，而选择银行贷款的比例仅占19%。这反映出相比较于申请国家或者社会创业资金支持，依靠自身或者创业团队的力量筹集资金的做法更广泛地存在于大学生创业者中，从而使得很多大学生对创业望而止步，也反映出政府在大学生创业融资方面的政策有待完善。
4.大学生创业氛围良好，但外界支持力度有待提高
京津冀大学生创业整体氛围较好，不仅校内增设了许多与创业相关的课程，社会上还出现了专门的创业教育机构，好多组织建立了创业园区，许多企业家也会投资大学生创业项目。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导向，大学生创业也得到更多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在媒体的正面引导下，大学生创业的舆论导向持续看好。另外，近年来，支持子女创业的家庭也呈上升趋势。
但是多数家庭对子女创业的看法存在误区。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是“父母教，应顺从”，家人不支持，大学生就会对创业缺乏信心。随着创业浪潮的到来和创业活动的活跃，越来越多的创业社会组织不断涌现，而我国京津冀三地社会组织对创业的支持力度不够，缺乏积极性。另外，现有的社会支持也没有达到专业化、规模化的程度。京津冀的创业氛围还不够，大部分大学生更愿意自主择业，而不是自主创业，创业的外部环境还有待加强，缺少与国外创业机构的沟通交流，全球化意识也有待加强，尚未形成完整可行的创业体系。大学生对创业在认识层面上也存在问题，这些都影响了京津冀大学生创业胜任力的提升。
三、京津冀大学生创业胜任力提升路径的探讨
（一）京津冀大学生要注重提升自身创业素质
1.要注重提高实践能力
俗话说：“实践出真知。”京津冀大学生要主动投身到各类创业培训和创业类比赛中，在实践过程中将创业理论和观念变为实际行动，而不能只是“纸上谈兵”。要敢于冒险，不断尝试，敢于开辟新领域，探索未知领域，以饱满的热情、高昂的斗志投身于创业这条康庄大道上。
2.要注重丰富自身涵养
京津冀大学生面对创业中的挑战和艰难，要学会坚持，全方位提高自身素质，除了解专业知识外，多涉猎其他领域，开拓视野，为创业夯实基础；可参与理财的相关活动，使自身创业能力全面提升。
3.要准确掌握最新创业动向
就目前而言，大学生可以从高科技领域、校园服务业领域等方面入手开展创业。一方面，由于大学生受教育程度高，能够接触并创造高新科技，因此选择高科技领域进行自主创业优势明显。另一方面，大学生最大的凭借是其智力，因此大学生创业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在这方面的优势，从家教、翻译以及编辑等方面入手进行创业。除此之外，大学生还可以在校园服务领域进行创业，这样做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学生这个稳定的消费群体，另外还因为大学生创业者本身对于同龄人的眼光和消费习惯很熟悉，会使创业成功率大大提高。
（二）京津冀高校要完善创业教育体系
1.增设创业平台，实现高校创业教育的良性发展
京津冀高校要强化区域联动，加大对创业教育的投资力度，分部门、分体系管理创业教育教学系统，如宣传部负责宣传、组织部负责组织人事调动和活动事宜、团委负责举办有关创业的活动等。同时，各高校之间也应该加强沟通交流，分享经验。学校创业教育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创业园区并寻求社会、政府等各方面的支持，推进创业项目化运作，加强创业教育的学术交流。
2.拓宽融资渠道，营造良好的校园创业文化
冀教数学论文篇8
随着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构建区域共同市场，实现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与深层次整合成为必然要求。2015年5月31日，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发展联盟成立，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作为理事长单位，邀请来自京津冀地区的17所职业院校和21所医院、企业参与了联盟建设。联盟以“协同发展、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原则，全面整合卫生职业教育和行业优质资源，形成规模优势，在专业建设、教育教学、校院合作、社会服务和科研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促进卫生职业教育与健康服务业对接，为京津冀健康服务业人才培养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
通过建立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资源共享机制，整合京津冀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能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智力保障[1]。京津冀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科技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不均衡，在l生职业教育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资源配置不平衡。因此，突破区域格局，实现京津冀地区卫生职业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可以有效提升京津冀城市群教育资源集群与规模效应，实现区域性的卫生职业教育资源优势互补。
一、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一体化产生的背景
京津冀区域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国家区域化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其重要地位与作用不断凸显。2013年，该区域晋升为国家主体功能区，承担起我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重任，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2014年，京津冀区域的一体化发展迎来了新的重大历史机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使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步入实质性发展阶段。京津冀区域拥有我国最强的高等教育与医疗资源，教育、医疗协同发展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内容，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手段。然而其发展也存在诸多挑战，如区域内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差距悬殊，区域教育、医疗发展结构有待优化，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等等。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京津冀区域内教育、医疗如何充分认识自身发展的优势与挑战，准确识别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需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与自身发展之间构建更高的契合度，实现提高区域内教育质量和医疗水平，是摆在京津冀面前亟需破解的重大课题。
京津冀区域教育、医疗合作与协同发展起步较早，但成效甚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行政壁垒的阻碍、要素资源流动积极性低的掣肘、协同效益显现周期较长的顾虑等。新时期，应不断加深对协同发展的认识，积极探索协同发展的有效方式。
二、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教学资源现状
选取6所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成员单位为研究对象，对其教学资源现状进行分析。其中，天津1所，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北京1所，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河北4所，分别是承德护理职业学院、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廊坊卫生职业学院、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一）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专业结构现状
2015年，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开设护理、药学、检验、影像、中药、康疗6个专业。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开设包括临床医学、护理学、药学、医学技术、卫生管理、财政金融、制药技术、食品药品、机电设备等类别的19个专业。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涵盖高职医药卫生大类7个专业类别，分别为临床医学类3个、护理类2个、药学类2个、医学技术类4个、健康管理与促进类3个、康复治疗类1个、食品药品管理类1个。廊坊卫生职业学院紧贴区域产业布局和人才供求关系，设置护理、医学营养、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在内的13个专业。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开设临床医学类、护理类、药学类、医学技术类、卫生管理类、机电设备类、市场营销类和公共服务类等8类17个专科专业。承德护理职业学院临床医学类、护理类、药学类、医学技术类、康复治疗类、卫生管理类和健康管理与促进类等7个类别12个专业。
（二）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师资结构现状
师资力量是推动卫生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决定了卫生职业教育的力量，通过生师比、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可以衡量学校的师资力量[2]。各院校为提升院校办学水平，实现快速可持续发展，都在积极引进卫生人才队伍，2015年北京卫生职业学校生师比为15.471，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为12.071，廊坊卫生职业学院为9.101，如图1所示。几所卫生职业院校专业教师具有高级职称者超过35%，其中，天津医专为45%、邢台医专为38%、廊坊卫生职业学院达50%。天津医专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者为32%，廊坊卫生职业学院为29%、邢台医专达68%。
近年来，各职业院校为提升学生培养质量，促进教师专业技能发展，广泛开展“双师型”专任教师建设，“双师型”专任教师均达到了30%，天津医专高达83%。同时，坚持校院、校企合作办学，合作育人，采取专任教师到企业实践和企业人员到学校任教的方式来提升教学质量，见图1。
（三）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课程建设现状
各卫生职业院校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作用，积极探索和构建构信息化环境下的教育教学新模式，积极进行精品课程和部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目前，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建成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9门，包括成人护理、护理学基本技术、临床检验技术、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母婴护理、实用药物学基础、药事管理实务、药物检测分析技术、正常人体结构等课程，省级精品课程10门；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建有医学类教指委精品课程1门、省级精品课程4门；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建成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门，分别是基础护理技术和临床物理诊断基本技术，省级精品课9门。 三、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相应的组织机构和有针对性的管理体制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校际数字化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的重视程度不足，尚未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和有效的管理体制，使共建共享缺乏全局性的引导与协调。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建设涉及多个院校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是一项跨区域、跨院校的系统工程。如果缺乏必要的组织机构进行自上而下的指挥和协调，并通过有效的管理w制平衡各方面的关系，许多问题就难以得到解决。
（二）校际间教学资源难以共享
联盟内的各院校教学资源丰富，且各有特色，但出于知识产权保护和共享平台建设缺乏，难于实现资源共享，使得资源重复建设、使用率不高，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同时，由于缺乏相关保障制度，各校对于共同开发建设教学资源缺乏积极性。
（三）资源开发主体及类型单一
教学资源开发多数以学校为主体，企业参与度不够，不能实现校企共建，且在资源的分布上存在不均衡，在数量上，优势专业资源丰富，小专业及新开办专业资源较为匮乏；在类型上，文本类资源相对较多，媒体类资源相对较少，如动画、微课、幕课等在线课程。
（四）课程建设技术标准不统一
缺乏统一的建设标准和技术标准，也是导致校际间教学资源成果难以实现共享的重要原因。在制作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发行为规范、制作内容要求、管理平台功能、对资源数据标准支持等方面没有供各院校共同参照的标准。这就导致各院校的教育技术人员、教师在资源建设中没有统一的构建理念与开发思路，更不可能站在校际共建共享的角度去进行教学媒体资源和资源管理平台的建设，使得同一教学资源重复建设，且造成了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对于资源的后续维护也相对缺乏，造成资源的使用率不高，成效不明显。
四、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共享机制的构建策略
京津冀地区的卫生职业教育发展并不均衡，构建本区域内的教学资源共享机制，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势共享与优势互补，不仅可以高效率、高质量地建设满足卫生类高职教育需要，并能有效促进区域卫生类教育均衡协调发展的教学资源，同时对推动其他领域内的高职教育进行区域性优质教学资源的整合共享和优化配置、提升整体应用效益，同样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一）教学资源共享机制的构建前提
成立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并建立相应的运行机制，是构建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并使之能长期稳定运行的前提。实现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的目的，是要在不断增强教学资源建设的优质性与先进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扩大优质教学资源的受益面，同时避免教学资源盲目性与重复性建设，为进一步实现联盟内教育教学的互联、互通、共管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进行共享教学资源建设之前，应该首先对京津冀区域内的卫生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建设现状进行充分调研、统一规划，并建立统一的教学资源建设标准、监控机制和评估标准。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成立责任明确的组织机构来实现。因此，由联盟内各院校推荐教学资源建设方面的专家作为委员，成立隶属于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发展联盟的教学资源联盟工作委员会（下简称委员会）是非常必要的。在资源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委员会所制定的资源建设标准，并在经委员会评估通过后方可在联盟平台上进行、共享。
（二）教学资源共享机制的构建原则
1.优势共享原则
京津冀卫生高职院校，因服务环境与服务方向的侧重不同，各具优势和特色。对于那些在学科或专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或特色的院校，应成为此类资源建设开发的主体，其他院校也可以进行补充，起到辅助作用。经委员会评估合格后上传至联盟平台，从而实现各院校优势教学资源的共享。
2.协作互补原则
对于不具明显优势的相同学科或专业而言，联盟院校所拥有的教学资源各有所长。对于此类教学资源则可以进行联合开发建设，从而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在此过程中，委员会则应充分做好协调工作。
3.权责共担原则
为了保障联盟院校及院校教师的知识产权、经济等利益，充分调动院校及教师参与的积极性，平台经审核后上传的所有独立知识产权资源都进行唯一性编码，并根据劳动附加值赋予相应价值，联盟内院校教师对资源的使用可以根据约定采取免费、互换、付费等原则，同时产权单位或个人承担资源原创的责任。
（三）教学资源共享机制的基本内容
构建区域教学资源的共享机制，在相应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保障下，其实质的内涵建设核心即是建立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1.网络课程及资源共享建设
网络课程是传统课堂教学的辅助和延伸，在构建网络课程时需要集中优势资源，使之成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3]。京津冀一些卫生类高职院校已经开设了国家和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拥有自己的课程资源共享平台。借助网络技术，可以将各院校的课程资源共享平台对接到统一建设的联盟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分享优质教育资源。同时，利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平台，进一步联合开发建设在线优质课程及课程资源。打破传统授课地点和时间限制，供广大师生自由学习，实现学校之间的共享课程及资源的建设[4]。
京津冀各卫生职业院校可根据自身专业与课程实际情况，将各院校优势资源充分整合，通过视频讲授、线上讨论、答疑、作业批改、学生互评、考试等形式让教师、师生、生生之间进行交流互动。可以依托现有的大学网络资源平台建立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共享课程模块，再以建课单位为依托，建立班级管理，建课院校学生以实际班级为单位进行线上线下学习，其他院校学生通过网络选课方式，进行自主学习，可以通过访问量与使用量给予建课单位相应补贴。
2.人力资源共享建设
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的生师比有所差异，针对这一现状可以建立合理的师资流动模式，改变教师分布不均，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可以设立联合教授，使专业带头人和学科紧缺教师成为京津冀卫生职业教育领域的共同教师，根据预先安排好的授课计划在区域学校之间流动授课，缓解优质教师资源不足的现状[5]。推动院校之间优质人力资源共享，鼓励各所院校之间进行合作教学。在师资共享方面，应当转变传统的人才观念和管理观念，破除传统的人才单位所有制，积极推进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教师资源共享网的建立。
3.课程认证共享建设
在京津冀卫生职业院校推行课程认证和课程学分互认，相同专业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认证管理办法》，以“课程标准”为依据，以达到“教学目标”为准则，打破教学时间、教学场所、教学形式、教学内容的刚性要求。由委员会专家依据《课程认证管理办法》评估认证课程。
各卫生职业院校之间以课程为基础试行学分互任和转换，不同高校课程选修经过认证的并通过考试所得学分能够得到京津冀联盟高校的认可。学生学习网络共享课程并达到一定要求，通过本校认定后，也可转换为本校相应的课程学分。
参 考 文 献
[1]韩庆峰.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机制研究[J].图书馆学刊，2015（1）：37-38，42.
[2]梁旭，张凝宁，郝晶晶.京津冀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现状及评价体系研究[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6（3）：133-136.
冀教数学论文篇9
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重点是将教学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态度和价值观三方面实现三维目标的整合，从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质量、效果评估等方面构建京津冀农经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建立和完善联培监督、评价和调控机制，能显著提升京津冀地区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
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的重要性
联合培养不仅可以让硕士研究生享受更多更好的教学资源，开阔视野，也能同时获得企业实战的锻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能够实现教育资源互补。由于京津冀所拥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发展水平存在差距。有学者用高等教育规模（高等学校在校生或毕业生数）与经济规模（GDP）之比反映高等教育发展是否与经济发展同步，结果发现京津冀区域都低于全国水平，说明京津冀高等教育规模落后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随着首都行政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外移，这一矛盾将在北京得到逐步改善。相对而言，天津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当地经济发展比较同步。京津冀三地间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协调，区域内的分布也不均衡。教育资源呈单向流动，北京和天津的区域“双中心”吸引了河北省大量的优秀教育资源，限制了河北省的教育发展。受制度机制约束，京津冀区域教育合作机制缺乏，合作缺乏对接点，合作交流水平较低，区域内院校的办学定位模糊，专业设置重复，造成有限教育资源的浪费。构建京津冀农经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是实现京津冀教育资源互补的基本要求。
2.能提升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推进现代农业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在京津冀三方推动下的签署，提出共同探索都市农业的多种实现形式，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走出去”等方面大背景下，亟需大批优秀的硕士研究生人才。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的建立，既注重科学前沿，又面向国家需求，将教学实践与科研实践相结合，能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突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及时效性，能够解决硕士研究生培养与社会、企业需求脱节的矛盾。
3.有利于加快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目前，京津冀区域内总人口已超过1亿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驱动，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是面向未来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尤其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对于全国教育系统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构建京津冀农经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有助于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目标和框架
1.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目标。加强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是高等教育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有效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是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更是高校自身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基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构建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要坚持京津冀高校为区域经济建设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的培养方向，以“科教兴国”方针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按照“以人为本”、“共建共享、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硕士研究生教育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逐步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从而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的培养目标是遵循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通过培养模式与运行机制的创新，形成一个以高等院校为主体、以企业为依托、以研究生为中心，参与主体多元化、多元主体协同化、合作形式多样化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旨在凝聚各方雄厚的人才、产业和科研优势，加强资源共享，为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实行全方位、深层次的产学研结合，形成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新结构，探索出一条培养高层次创新应用型人才的新道路。
2.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框架。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是由政府搭台，财政出资、引资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高等院校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其组成部分主要包括：①高等院校在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中起着非常的重要地位，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在联合培养平台构建中的主导作用。②企业在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过程中具有在资金、设备、创新机制、实践场地等方面的优势，要充分调动企业在联合培养平台构建中的积极性。③高等院校导师要认真思考硕士研究生在联合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交流教学经验，引导研究生深入思考，真正明确需要把握哪些内容，如何处理问题，真正让他们听懂、看懂、做懂，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业意识，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④硕士研究生要注重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根据社会多样性需求确定研究内容，多参与创新项目的决策、选择和监测评价过程，构建研究生在联合培养中的主体地位。
三、构建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的运行机制
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建设是一项突破性的改革，也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要使平台建设合作各方协调配合良好，富有成效，就必须制定完整规范的平台运行机制，共同遵守并维护。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要率先成立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培管理”办公室，不断强化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积极推行“多元”导师制，“两段式”教学以及实行学分互认制度。
1.“联培管理”办公室是京津冀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联合机构。北京、天津和河北三方政府牵头，成立由教育局、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部门组成的京津冀农经硕士研究生“联培管理”办公室，负责平台运行的有关工作，具体制定研究生联合培养的培养计划和培养目标，监管培养过程，决策研究项目，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等。更重要的是，管理办公室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总结“联培”的阶段性成果。
2.联合培养过程的实施是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质量保证的基础。京津冀农经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要充分认识到培养过程的重要性，“联培方”要协调配合，确立共同的合作原则，并共同遵守共同维护。联合培养的整个过程，要以农经硕士研究生为本的原则，从培养计划的制定到实施，科研项目的参与和深化，再到毕业融入社会，“联培平台”都需要为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提高创造广阔舞台。不仅加强其科研学术能力及实践能力，还要培养其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提升个人素质；建立联合培养平台，要充分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根据农业院校不同学科、特点，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和作法，并根据实际情况的改变而随时调整。
3.“多元导师”制的推行是京津冀硕士研究生素质提高的保障。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一律实行“多元导师”制，高等院校、农业企业和科研院所为每个农经硕士研究生各指派一名导师。企业导师一般应是长期从事与农业相关的管理工作，熟悉掌握市场需要，高校和科研院所导师应具有教授以上职称并承担一定级别和层次科研项目的专业人员。所有导师不仅要有培养学生所需的经费，还要有足够的时间指导研究生进行学业学习和毕业论文的研究。因采取“多元导师”制，硕士研究生能够领略到各位导师的不同风格，并把三者的优势结合起来，不仅掌握了扎实的理论知识，并在实践上得到了锤炼。
4.“两段式”教学的落实为京津冀硕士研究生提供了制度保障。硕士研究生培养年限一般采取3年制，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的主要过程综合来说可以是采用“两段式”的培养形式，即把整个培养阶段分为课程学习和在平台研究两个阶段。第一学年主要是在各自高校进行课程学习，后两年主要利用平台进行课题研究并完成论文写作。用第一年的时间学习课程，可为以后的学习研究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更符合具体操作，避免了学生又要做科研又要去学校上课的困境。后两年利用联合培养广泛的教育资源，充分实现自我的升华，既科学前沿，又参与到课题研究，全方面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四、结论
发挥各方优势联合培养研究生，是迅速提升硕士研究生创新水平和实践能力，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是以促进京津冀教育与科技、经济紧密结合为出发点，以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为主体，联合具有优质资源的大型企业集团或科研院所，建立以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企业与科研院所中具有研究前景的工程项目或技术创新为支撑，以培养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应用复合型人才为重点，多学科相互融合的研究生培养平台，是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进行专业实践的主要场所，是京津冀地区产学结合的重要载体。京津冀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的构建是京津冀高校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实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战略，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平台的构建将有助于优化京津冀的教育结构，实现京津冀丰富教学资源的互补，加快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步伐，逐步提高京津冀硕士研究生的人才质量。
参考文献：
[1]李金龙，张淑林.协同创新环境下的研究生联合培养机制改革[D].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4，（9）.
[2]王世斌.关于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思考[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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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Beijing-Tianjin-and-Hebei Reg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 Industrial structure
一、引言
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为推动这一战略的实施解开了序幕。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对环渤海都市圈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和分析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是十分必要的，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决策和天津自贸区的发展策略具有指导意义。
学者们多角度分析了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问题。孙虎[1]提出应重视京津冀三地增量利益共享机制、环境保护治理及新兴产业培育等。林健[2]提出了一个基于粗集理论和SVM的区域经济走势预测方法。本文分析了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路径，并采用数据挖掘的SVM方法分析天津产业，为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提出借鉴。
二、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路径
实现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的路径包括：
第一，打造产业协同创新与转型升级，促进产业分工协作；
第二，推动区域性产业转移对接，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和区域协调发展；
第三，加强产业协同机制，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利益合作机制，搭建协同创新平台；
第四，调控城市人口规模，优化城市布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明晰三地产业定位；
第五，实现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提高城市群的一体化水平；
第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构建完善和谐的生态环境。
三、天津产业结构的数据挖掘分析
天津作为直辖市，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其发展在京津冀一体化系统发展和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本文以天津为例，采用SVM方法挖掘分析其近年来的产业结构数据，并进行预测，从而揭示相关产业对于天津经济的影响，对天津经济发展决策和自贸区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1.指标构建
评价产业的指标包括：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大中型工业企业资产及工业总产值、小微型工业企业资产及工业总产值、大中型及小微型企业固定资产及主营业务收入、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及平均工资、煤炭、汽柴油、热力、电力和天然气等。
2.算法实现
SVM算法是基于统计学习理论发展出来的学习算法，在解决小样本、高维度及非线性问题上优势明显[3]，利用不同的核函数将复杂分类任务转变成高维特征空间中的线性分类超平面问题[4]。本研究采用径向基核函数（RBF）：
K（Xi，Xj）=exp（-γXi-Xj）2
RBF核函数对于低维、高维、小样本、大样本等情况均十分适用，并且其具有较大的收敛域，是较为理想的分类依据函数。
本文将数据集进行预处理，采用SVM的RBF核函数，执行训练及预测，实现过程如下：
四、数据分析
1.数据集
整理天津统计局的2014年年鉴，确定数据集产业包括： 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品制造业，纺织业，皮革、毛皮制品和制鞋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媒介复制业，文教、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业，化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实验结果及分析
采用SVM算法进行训练和预测，得到性能参数，其实验结果为：正确率97.06%，特异性83.33%，敏感性100%。结果表明，矿采选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对经济拉动作用较弱，其他产业相对较强。以上结果准确度较高，模型建立较合理。理论预测结果较好地符合实际值，进而说明该方法有效而可行。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分析了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路径，并采用SVM算法对天津产业结构进行数据挖掘分析。本文通过对天津产业发展的研究，对调整京津冀的产业结构协同创新起到启示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本文受天津社会科学基金项目（No.tjyy15-017）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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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京津冀区域的人口流动的总量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地之一，北京市和天津市为流动人口的集中流向地。京津冀区域内人口流动规模远大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2015年初，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流动人口总量已经超过1 400万人。
根据第五、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京津冀三地的人口流动情况（见表1～3），通过表1可以看出，2000―2010年北京市流入人口有245.6万增加到704.5万，增加了458.9万人，其中由河北流入北京的人口有2000年的55.5万增加到2010年的155.9万，年均增长10万人，占北京人口总流入的22%，这个比例十年间基本不变；河北流入天津的人口十年间也增长了55.3万，年均增长5.5万人，占河北人口总流出的比例由2000年的16.7%增长到2010年的21.6%。
根据《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5―2016）》称，自2010―2014年四年间，北京市户籍人口机械增长总量为455 132人。其中，由河北省净迁入80 032人，占四年来北京市户籍人口机械增长率的17.58%，四年间增长比率持续增加。在北京市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北京市户籍人口年均增长率中近1/5来自河北省。此外，河北籍流动人口占北京市流动人口的1/5强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截至2014年初，河北籍在京流动人口数为181.97万人，占北京市流动人口总数的22.69%。在2010年至2014年间，在京河北籍流动人口占全市流动人口的比重呈持续上升趋势。
相比之下，北京流入河北、天津的人口骤减，2000年北京流入河北人口2.9万人，占北京人口流出比例的31.6%，流入天津仅仅0.5万人，占北京人口流出比例的4.8%；2010年北京北京流入河北的人口增长到7.5万人，这只是河北流入北京人口的1/20，2010年流入天津2.3万人，占北京人口总流出的8.3%。
2 京津冀区域人才流动的受教育状况
京津冀区域流动人口的数量差异巨大，但是，未来各地对流动人口的竞争不再是数量的竞争，而是流动人口素质的高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间接的反映了流动人口的素质・，而一个地区流动人口素质的高低不仅与当地的就业需求有关，也与当地吸引人才的政策和措施有关。
从表4可以看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地区流动人口中具有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56.1%，而具有大学专科的比例为11%，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占13.3%；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比，特别是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9.88%迅速提升到2010年的24.35%，增长了14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学历水平的提升，折射出北京市吸纳高层次就业人口的能力在提升。
与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相比，津冀略差尤其是津，天津地区流动人口中具有具有初8.9%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71.6%，而河北地区的这个比例为67.9%，两个地区的这个比例相差不大；而具有大学专科的比例天津为6.2%，低于河北的8.9%，与北京相比，低于北京近5个百分点；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天津仅为3.6%，低于北京近10个百分点，河北的这个比例为8.1%。
单独从高受教育程度和低受教育程度两个处于极端的比例来看，不好对总体受教育水平的高低进行精确的比较，为此引用北京大学乔晓春教授的《中国跨省流动人口状况―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计算出各类受教育完成的年限，计算了不同省份15岁以上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北京最高为10.87年，其次是河北的9.87年，天津最低。
3 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以及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了京津两地大量人力资本的迁入，相对于周边的河北省，京津两地对人才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人才流动的根本原因是人才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对最大化的追求，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趋势分析来看，2014年京津冀三地该指标依次达到44 488.6、28 832.3、16 647.4元，北京和天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相当于河北的2.67倍、1.73倍。从职工工资来看，2014年北京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02 268元，天津为72 773元，相当于河北45 114元的2.27倍和1.61倍。2014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为56 360元，高于河北11 246元，可以看出，河北的工资水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更别说与京津的比较了。由于对未来没有很好的预期，人才被京津两地高薪所吸引，大量高层次人才流失，“人才洼地”现象严重。
参考文献
[1] 孙蕊，温孝卿.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产业转移与人才聚集系统动态演进机制[J].社会科学家，2015（8）：64-68.
[2] 王海旦.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透视[J]. 经济论坛，2014（9）：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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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一般针对的是当地基础设施、教育、公共文化服务和医疗卫生等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在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随着财政支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不断提高，这种作用更加明显。财政效率是效率在财政领域的特殊体现，从理论上来讲，财政效率应包含财政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两个方面[1]。地方财政效率的高低直接体现了地方公共服务质量和行政效率的高低。
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利用DEA的方法对财政支出的整体效率进行研究。如Borger和Kerstens运用DEA和FDH在内的五种方法对比利时自治市的财政效率进行了测算，得出地方税率和教育水平对财政效率有积极作用，而收人水平产生相反的作用[2]。Afonso和Fernandes采用DEA方法对葡萄牙各个自治市的财政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实证检验，指出大部分地区财政效率还有较大改进空间，其中，人均购买力和受教育水平与财政效率呈正相关的关系[]。Boetti、Piacenza和Turati采用随机前沿(SFA)方法对意大利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研究[]。
国内对财政支出效率的研究多是针对省级地方政府。陈诗一和张军利用DEA非参数技术和受限Tobit模型，核算了财政分权改革后我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得出了我国大部分省级政府的财政支出都不是很有效率的结论，并且跟西部地区相比较，东中部地区的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具有高且差距小的特点[]。唐滔在运用非参数核回归方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支出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唐齐鸣和王彪采用随机前沿方法对我国26个省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测算，发现中部地区财政支出效率最高，人均GDP、人均预算内财政收人和财政自主性与财政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人口密度对地方政府财政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7]。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专门针对财政支出的一个方面进行了效率研究。如杨伯坚对中国财政农业支出效率进行了分析。王宝顺、梁淑美、杨林、朱浩等均采用DEA和Tobit的方法，以公共卫生、财政科技、公共文化服务和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测度。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可以发现:衡量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指标体系的建立相对比较成熟;财政效率测度方面，DEA-Tobit和SFA方法是运用比较广泛的一种方法;评估层面多是省级地方政府，而针对某个特定区域的研究相对较少。
借鉴前人研究的经验，本文首先利用超效率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10个城市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评价，其次采用Tobit分析方法从社会、经济等方面研究其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本文试图找出影响京津冀城市群财政支出效率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提高京津冀城市群财政支出效率的有效对策。
三、京津冀城市群财政支出效率的测度
(一)模型和方法
1.数据包络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由Charnes等1978年首次提出的一种以相对概念为基础，以凸分析和线性规划为格局的一种评价方法，该方法是根据多投入、多产出指标对相同类型决策单元DMU的相对有效性进行测度的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13]。根据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DEA模型可以分为固定规模报酬的(CCR)模型和基于可变规模报酬的(BCC)模型，BCC在CCR的基础上对模型的使用范围和观念上进行修正，解决了实际决策单元规模报酬可能处于递增或递减的情形。从效率衡量角度，DEA可以被分为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投入导向是指在不改变产出变量的情况下，如何减少投入要素，使投入最小;产出导向是指在不改变投入要素的情况下使产出最大化。
超效率DEA模型是在DEA模型的基础上，针对有效决策单元效率值的比较问题提出来的。解决了传统DEA模型在评价决策单元的效率时，出现多个评价单元都处于生产前沿面而无法进一步进行评价的问题。超效率DEA模型有助于了解连续时间段内决策单元动态效率变化情况和导致效率变化的因素。
(二)研究指标和数据选取
京津冀城市群主要包含了以下城市: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和廊坊。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京津冀城市群的财政支出效率，故本文将城市群所包含的10个城市的地方财政支出系统作为10个决策单元。由于2003年之前的财政支出指标数据比较零散，所以本文选择2003—2013年作为研究时期。
估计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函数前首先要确定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陈诗一和张军、唐齐鸣和王彪、代娟和甘金龙等认为我国财政支出体系包括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两者提供的公共服务侧重点不同[5’6’14]。中央政府负责外部性较大的国防、外交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地方政府承担的力度比较大。因此，研究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将主要考察地方政府对本地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社会管理这六类公共品的财政支出效率。“十二五”期间，我国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①。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它与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息息相关。随着我国民生建设的不断深入，公共文化服务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本文在建立指标体系时，把公共文化服务考虑在内，作为财政支出效率的产出指标。
本文的投入变量为各城市2003—2013年的人均一般预算支出和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本文产出变量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服务、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社会管理这七大类，并且对每一类指标都选取了几项子指标，子指标通常以“人均”、“每万人”和“比例”等形式给出，以避免因城市人口规模的不一致而影响到测算结果，从而试图做到科学、全面地评价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
其中，在基础设施类指标中：邮电业务量说明的是一定时期内地方邮电通信业务发展的成果和发达程度;居民人均生活用电量说明的是地方能源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铺装道路面积和公共汽电车拥有量说明的是交通和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绿地面积说明的是人们居住环境基础设施的改善程度。在教育类指标中:在校大学生数说明的是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的付出和重视程度;高等学校生师比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占总人口比例和小学专任教师数占总人口比例反映了地方义务教育资源的水平。在医疗卫生类指标中：医生数，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和医院、卫生院数均反映了地方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在公共文化服务类指标中: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和剧场、影剧院数衡量的是地方对公共文化服务和娱乐设施的建设水平。在社会保障类指标中: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人数衡量的是地方社会保障的水平。在环境保护类指标中: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率和森林覆盖率反映的是地方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社会管理类指标中:火灾发生率、人口出生率和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反映的是地方行政管理支出绩效水平。
四、京津冀城市群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设定和指标选取
上面已经通过超效DEA方法获得各个城市的财政支出效率值，但是哪些因素影响财政支出效率仍然值得进一步讨论。
本文参考已有的文献和财政支出的差异性，主要考虑这几个影响因素。
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人)用gdP表示，该指标用以衡量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L0ikkanen和Susilu〇to提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的部门和人员会不断扩张，政府开支转向粗放型增长，从而失去进一步控制成本的动力，导致财政支出效率的恶化[2°]。Afonso和Fermandes的研究则表明，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能督促地方政府以高效率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因此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效率相对会更高[3]。
2.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元/人)用rev表示。该指标可衡量地区的税收收入水平，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论，财富水平较高居民的需求层次会发生变化，自然会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有着更高的要求。如Davis和Hayes研究得出的结论: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往往面临比较严格的监督，较高的预算内财政收入会增强纳税人监督意识，从而可以促进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1]。但Borger和Ker-stens认为政府的税收收入与财政支出效率是呈负相关关系的，因为当税收收入较高时，缺乏有效利用这些税收资源的激励[2]。
3.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万美元)用fdi表示。该指标代表各市政府招商引资的努力程度、利用外资的效率和城市的开放度。陈诗一和张军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支出效率的影响是负的，但是不怎么显著，因此他们认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努力在改善地方政府效率中所起的作用还不能
确定[]。
4.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用pop表示。根据统计年鉴上的指标解释，人口密度指的是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这可以反映出一个地区的人口统计特征。Athanassopoulos和Triantis等通过研究认为人口密度越小的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越高[18]。Philip等却提出，地方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成本与地区的人口密度是呈负相关关系的，即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政府支出的规模效应越显著，越有利于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规模经济效应越容易出现。
5.中小学在校生占总人口比例(人/万人)用edu表示。该指标反映了地区人口的义务教育水平。Borger等的经验研究都先后证实，政府支出效率与居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2]。Hayes等的研究也提出，当地居民给政府施加的压力越大，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就越高，而受教育水平高的居民才能有这种给政府施加压力的能力[1]。教育的外部性，其中一个潜在的正外部性就是增加受教育者的政治行动力。因此他们认为，教育能够更好地促进居民选择能干的官员以及增强对官员腐败的监督。
(二)实证分析
首先，可以看出模型的rho值为0.121，rho值代表了个体效应的方差占总方差的比例，说明个体效应变化不是引起公共文化服务支出效率变化的主要原因。其次，从各变量的系数显著性来看，除了人均gdp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并不显著，其他的变量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人均gdp系数为负，说明随着地区的收入水平提高，反而造成了财政支出效率的下降。这与唐齐鸣、王彪结论相同[7]。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对政府支出效率的影响为正，说明正规的预算内收支可以增进财政资金配置的效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反映了一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京津冀城市群地理位置优越，经济较为发达，凭借独特的政治地位，容易吸收外资资本，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系数为负，说明京津冀城市群的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提高财政的支出效率，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财政支出效率反而降低0.2%。人口密度的系数为正，说明地区的人口密度越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余越集中，支出规模经济效益越明显，越有利于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受教育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受教育的人数越多，对政府财政支出施加的监督压力也就越大，从而越有利于财政支出效率提高。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京津冀城市群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方法对10个城市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评价，并运用Malmquist指数对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动态分析，再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Tobit回归分析，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与启示。
1.京津冀城市群的财政支出存在着技术无效率现象，技术进步衰退成为影响财政支出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虽然近年来财政支出效率有上升的趋势，但总体仍然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因此，首先，政府要根据新的《预算法》规定，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预算和规模;其次，政府需要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效率考核体系和监督约束机制，将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和方向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确保每一笔财政支出都是将效率放在第一位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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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天津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因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河北高，使得它们在三地的人才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大量的资金和资源向京津两地集聚，带动了人才和技术的集聚。因此，在京津冀区域内，人才流动的主要方向是由河北到京津，导致京津冀的人才在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等大中城市高度集中。这是北京、天津和石家庄在区域内经济地位的体现。人才资源配置不均衡不仅仅体现在不同城市之间，而且体现在同一个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
12京津冀区域内人才资源流动不畅
在京津冀区域内，三地的综合实力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实力悬殊。北京和天津的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水平高，而且具有一定的政治优势，它们所拥有的人才比较充裕；河北的综合实力较为薄弱，与京津两地的发展水平差距大，在人才利用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利用上处于不利地位。人才流动会影响一个人的户口、档案、工作待遇和发展环境等许多方面，所以三地之间的人才流动率比较低，常常处于静态模式。这不利于京津两地科技和人才优势的发挥，不利于三地的一体化发展。
13京津冀区域的高端人才数量不足
虽然京津冀地位的人才总量很大，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三地的高端人才还显得很不足，特别是新兴行业的高端人才。这种局面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虽然每年培养的人才数量大、素质高，但大多进入了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京津冀的高端人才需求还会增长，使得综合人才的缺口会更大。
14京津冀区域的人才利用率低
与京津冀区域人才配置不均衡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区域的人才利用率不高。这一方面导致人才的闲置严重，另一方面导致人才的浪费。
2京津冀三地高校艺术专业师资人才协作交流的可能性
21艺术文化多元，互补性强
京津冀三地虽然地理位置十分接近，历史渊源的关联性较强，其文化的相通性较高。但是，京津冀三地毕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各自的发展规划和定位也不同，导致它们的艺术又各具特色。阳刚质朴是河北太行山文化的特征，正统是北京文化的特征，开放是天津文化的特征。这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可以以一定的平台为载体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为京津冀都市圈的文化繁荣做出贡献。
22师资背景的关联度高
河北籍的著名画家数量很多，在中国画坛中独树一帜。河北的水土养育了他们，造就了他们。北京和天津的美术学院有很多河北籍的大师，他们与河北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比如，史国良、何家英和贾浩义等都是河北人，现在在天津美术学院从教。
23地缘优势较大
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历史渊源很深，邻居和亲戚是三地关系的真实写照。清朝在燕赵大地设直隶省，北京和天津是直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民国初年，在京津冀地区设京兆和直隶两个省，天津依然包含在直隶省中。
中华民国后期，撤销了京兆，把北京和天津都划归河北。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和天津北被划成直辖市，形成了现在的行政格局。从区内各地的距离看，石家庄和北京相距200多公里，天津与石家庄相距300多公里，保定离北京更近，只有100多公里。石家庄和保定是河北省高校的集聚地，而这两地与京津的距离都很近，这为三地高校艺术专业师资人才协作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三地之间的交通也比较方便，区域内火车的数量多，速度快，出行时间短；公路也四通八达。
3京津冀三地高校艺术专业师资人才协作交流的途径
31转变人才管理模式，加大政府引导力度
要实现京津冀三地高校艺术专业师资人才的协作交流，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推动人才一体化中的作用。政府要对现有的人才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创新，突破行政区域的限制，建立新的统一的区域人才市场。要使得京津冀三地高校艺术专业师资人才能够合理有序流动，国家要整合统一现有的人才政策法规，使人才的培养、使用、激励和流动都有统一的法规政策，最终形成开发统一、运行规范和体制健全的人才市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京津冀三地高校人才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为京津冀一体化注入新的活力。
32更新艺术教育培训理念，树立新的协同共享的教育培训理念
在艺术人才培养上，京津冀三地坚持协同和共赢的原则，使统一的高层次人力资源库得以建立。要实现高端艺术人才的智力共享，应该把主要着力点放在有关项目合作上；实现高端人才的柔性流动，可以采用科技攻关和研发创新、项目论证与项目合作、学术研讨和专家讲学、兼职等多种形式。实现京津冀人才的协同发展，要使高端艺术人才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他们通过成果转化、知识创新和产业培育等方式为京津冀三地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33优化艺术人才的素质结构，为三地高校的发展需要服务
京津冀艺术人才的一体化发展可以借鉴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的有关成功的经验，把握三地的共同点，做到调剂余缺、优势互补，最终实现三地人才的一体化发展。在“环勃海经济圈”的大战略下，京津冀三地应该分析不同点，找到合作点，创造共赢点，对京津冀三地的人才发展战略进行有效整合和优化，积极实施一体化人才发展规则和战略，在区域人才协调发展中走出一条对三方都有利的新道路。
34鼓励高校艺术专业师资的互相交流，推动形成常态化交流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