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语文论文篇1

今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和同学们进行《论语大赛》。先不告诉你比赛结果，你看到后面自然就明白了。

有一天，我们半进行了《背诵论语大赛》的活动，我们安排好先后次序就开始了，第一个就是我。我胸有成竹地走上了讲台，得意洋洋地开始背诵了起来，由于我太得意了，不小心背错了一个字，多亏平时我练得比较用心，同学们给我打了98分，这时我的心里有了一点压力，不只别人能得多少分。比赛终于结束了，结果让我大惊失色，我竟然是第一名，我的压力随之飞到的九霄云外。从此同学们都说我是“论语大师”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早读时，我端着书一遍遍地领同学们读《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忽然我的屁股挨了一下，我笑着醒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场梦呀！不过真希望有这么一天。

大一语文论文篇2

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罗常培所著《语言与文化》一书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80年代，陈建民开设“文化语言学”的课程以及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次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和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从此之后，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文化语言学得到了持续广泛的发展。

二、总论

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理论建设意识，即对其对象、任务、性质以及方法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但在近五年间，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笔者查到的资料仅有《文化语言学初探》（《时代文学》，2014）、《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青年文学家・语言研究》，2011）、《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商业文化》，2015）等，这些论文所论述的要点大多在之前学者论述的观点范围之内。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先后建立了众多较为完整的体系，现如今再想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困难；第二，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但五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创新。

由于文化语言学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其理论建设已经非常之多，所以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总结性的认识。游汝杰、周振鹤的《耦耕集（文化语言学存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为论文集，这一系列文章的结集出版进一步梳理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文化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邱智晶、任雪莲、窦晶主编的《回顾与展望：语言与文化问题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赵明发表的《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一文回顾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旨在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所以这五年中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向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体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语，金荣晃的《文化语言学》（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鲜语等。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之前就已经提到很多，但在这五年中不断得到更新。随着国外对比分析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对比的研究方法，并且这一方法几乎涉及了文化语言学的各个具体领域，比如《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男女性别语言差异研究》（《语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也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和民俗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结合，如《“真实的力量，民间的智慧”――方言节目的文化语言学思考》（《新闻知识》，2011）等。

三、分论

在近五年中，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下文分为8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词汇与词义

词汇与词义研究历来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同以往该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时期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学者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对词语文化意义的探求，开始关注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汇系统的影响，比如《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盂兰盆”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时代文学》，2012）等；其次，S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到一些新词与借词，例如赵惠霞、周憬编著的《语言与文化阐释》（西安出版社，2011）一书中将当代新词语产生的基本途径作为研究的对象之一；最后，这一时期对成语的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涉及文学作品、其他语言、动物等各种类型的成语，比如《分析来源于文学作品的俄语成语》（《北方文学旬刊》，2013）、《汉泰动物成语对比分析及其文化差异》（李智文，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二）专名

对专名的研究，伴随着文化语言学发展的整个历程。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将专名划分为人名、地名、店名和数字。这一时期对地名的研究尤为丰富，涉及各个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乡村，如海南州藏语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山东省临沂村名的语言文化研究》（颜廷花，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族姓名》（《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涉及数字的有《“二”字文化语言学考辩》（《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专名研究：研究电视节目名称的《电视栏目名称的文化语言学分析》（梁艳，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研究粉丝团名称的《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粉丝团名称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代文学》，2014），研究音乐专辑名称的《音乐专辑命名特点的文化语言学透视》（《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研究饮食名称的《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图拉，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等。

（三）语法

这一时期的关于语法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见，仅有《语法差异文化阐释》（《南方论丛》，2011）、《现代汉语对称结构的深度研究》（刘晓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和《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这几篇文章都遵从了申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从文化语言学研究语法的具体观点，从一个具体的语法角度将汉语语法研究同汉人的思维和文化心理特点联系起来，主要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汉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记载汉语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近几年学界对文字与文化的结合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它是山东省宣传文化专项基金项目，历时5年打造，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在中国文化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该丛书重新确认了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丛书中包括申小龙著的《汉字思维》和《中国网络言说的新语文》、孟华著的《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等。除了丛书，还有王宝珍的《汉字与中国文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李运富的《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等。这些著作都科学地构建了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汉字文化的论文，但总体上看，研究成果相当零散而不成系统。

（五）交际用语

在交际用语方面，称谓语仍旧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对一类的称谓语进行了系统论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汉语称谓研究》（中华书局，2011）。关于称谓语的文章非常多，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即2倾向于跨语言的称谓语的文化对比以及称谓语在不同语言中翻译的文化差异，比如《浅谈中英称谓语的文化差异》（《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中日称谓语对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等。

除了称谓语之外，在问候语、双关语、禁忌语、委婉语、惯用语、谚语、俗语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合肥谚语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初探》（《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等。

在交际用语中，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新出现的诸如对网络语和广告语的研究，比如《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泰广告语对比研究》（《中国报业》，2011）、《网络语言的谐音现象》（任莎莎，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六）语言接触与融合

语言接触与融合，顾名思义，就是文化语言学跳出汉语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比如修刚主编的《外来词汇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别从日语、英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层面，对现代汉语中存在的外来词进行了整体梳理。不过通过对近五年的资料进行梳理，本文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翻译方面。

在翻译方面，许多专著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与翻译。比如李珊、莫兴伟著的《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致力于研究语言、文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对文化以及两种语言间翻译的影响。类似的还有杨怀恩著的《文化与翻译》（新华出版社，2012）、杨蔚君著的《翻译的文化回归》（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译方面的论文则主要是论述一个具体的角度，比如《文化语言学视点的汉语词汇日译文化信息缺失解读――以井波律子日译本为文本》（《凯里学院学报》，2011）、《多角度探讨古诗英译的策略》（《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等。

（七）方言与民俗

从游汝杰、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开始，学界对于方言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由邢福义主编的《方言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该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内容纲领性地分为总论和分论，论及了方言与语言、文字、艺术、民俗等各方面的关系。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研究某一地区的方言与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与文化丛书”，该丛书涉及多个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与文化》（2015）、王世凯及杨立英著的《东北方言与文化》等。

由于文化语言学跨学科性的特点日益突出，而民俗学又是与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所以对民俗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编写的《民俗文化综论》（长春出版社，2014），全书共分八卷，内容既包含理论，也有具体民俗与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样，这一时期对该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地域民俗或某一种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编的《藏羌文化与民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维吾尔语、蒙古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民俗语义对比研究》（闹尔吉，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研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教学实质上是汉语文化语言学在汉语二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该领域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注意、从被热烈关注到趋于平稳的过程。随着国家与学界对二语教学的不断提倡，该领域发展到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文化语言学的热点及重点。

该领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文化教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根本原则的探讨，比如王鸣主编的《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姜萍编著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对文化教学方法论的研究，比如《英语为母语的中高级留学生汉语熟语的学习现状及相应教学法》（陈滢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再有就是对文化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认识，如赵明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误区和目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一文中评述了国内外对第二文化教学目标的研究现状，认为第二文化教学的目标不应该过于宽泛，而应该在梳理文化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点与难点。此外，在唐智芳编著的《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和覃俏丽发表的《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语文建设》，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认识。除了以上三个主要方面，还包括诸如对课程教材、大纲、课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认识，但都不成系统，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结语

总之，近五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原有研究领域上不断扩展与深入，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辞、翻译、语言对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文化语言学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从该学科内部来看，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研究相对深入，但对另外几个领域基本理论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对他们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谓的“研究得比较多”的方面也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从学科外部来看，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相比，文化语言学学科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仍不够丰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够。在总论中也提到过，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理论建设热潮，近几年关于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较少，这说明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理论在这几年没有创新，所以如何构建文化语言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问题。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一些论文虽然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没有充足的语料来支撑其所得出的结论。另外，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没有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那样发展迅猛，但在某一具体领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注重对比与应用研究。文化语言学若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建设，只有充足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够支撑文化语言学各具体方面的正确发展；其次，在学界应形成文化语言学风向标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较少的领域找到突破口，进而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平衡发展；最后，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换代，虽然近几年对对比研究方法的运用很频繁，但对比研究的层面亟待拓展，对比研究的视野也需扩大。同时应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综合运用，提升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高度。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大一语文论文篇3

《论语》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长期受到学界关注。自西汉以来，历代学者不断地对它进行注释与阐发。本文拟对此进行梳理与研究。

一、《论语》原著及其注释文本

《论语》有古文、今文两种：《古文论语》是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宅时从墙壁中发现的，何晏《论语集解序》载：“《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今文论语》分《齐论语》和《鲁论语》。《汉书・艺文志》载：“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本学习《鲁论》，后又讲习《齐论》。晚年他将两个本子融为一体，以《鲁论》二十篇为准，删去《齐论语》中的《问王》、《知道》二篇，编定《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有底本，校之以《古文论语》，为《论语》作注。这是不同版本《论语》的又一次融合，使《论语》定稿并最终完成。从晋到唐，它一直是人们修习《论语》的主要文本。《论语》文本的确定，为《论语》学提供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嗣后历代各种注释、研究《论语》的著作不可胜计。择要而言有以下几种：魏晋何晏等撰《论语集解》、南北朝皇侃作《论语义疏》、宋朱熹作《论语集注》、清刘宝楠作《论语正义》、近人程树德作《论语集释》、杨树达作《论语疏证》，这些注本为我们研究《论语》提供了大量材料。

二、《论语》注疏对《论语》的再创作

阐述和理解是两个场域，分别对应的是现实和文本。《论语》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中长期立于“经典”的地位，该书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辑录孔子及其学生语录而成的整理、记录，并不是孔子直接创作的作品，但在《论语》著作权上，孔子却长期被尊为作者。但不容忽视的是，孔子在《论语》、《孔子家语》等经典大部分是对孔子所处时代的、孔子已尊崇的“经典”――“五经”的理解和进一步的解读，因此孔子实际上是一个对《诗》、《书》、《礼》、《易》、《乐》、《春秋》进行进一步解释和阐发的人，从这一角度上说，孔子也是一个“解经人”。同时，《论语》的历代注书作者，是论语的读者和论语进一步的解经人，他们赋予了《论语》新的文本内涵，使《论语》能够不断得到丰富。历代《论语》注释一般分为两种：一种从解释语言文字为出发点，重在以训诂学的方法对字词、字意进行解读；另一种则专注于疏通文意，阐发思想。《论语》由于成文于先秦时期，使用的为先秦语言，文字为籀文，与后人使用的语言文字有很大差异，因此必须借助训诂对原始文本进行阅读和理解。如先秦到两汉仅仅200余年，语言文字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而后世的解读者们只能当时的语言文字对《论语》进行解读阐释，才能够逐渐缩小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阅读理解层面的鸿沟。此外，一些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名物、制度的考据也会出现在历代《论语》解读者的注释中，这同样属于文字训诂一类，都是为了帮助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论语》的时空原貌。

注释其实是一种文本再创作的过程，是将作者没有想到的深意帮读者读出来，那么注疏者创造出来的意义也就成为这个文本意义中的一部分，这样整个创作过程才会完结。“注”是原文的完结，又为“疏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所以《论语》注疏的存在使《论语》始终处于没有终结状态。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论语》中有大量历史特定的内容，会把进一步解释的场域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虽然《论语》的历代解读者们有着基于论语“再创作”的权力和自由，但是他们不能够随意“创作”，这一点是历代解读者们都不能随便跨越的。因此，在《论语》注释中，可以发现历代解读者虽然有在注疏中加入自己的观点和认识，但其全部阐释仍不能跨越《论语》原始范畴，也难以悖逆先秦的历史。如《尧曰篇第二十》：“周有大l，善人是富。m有周H，不如仁人。百姓有^，在予一人。”对上一句解释如下：《Z集解》：“周，周家也，ln也。言周家受天大n富於善人也，有y臣十人是也。”《Zx》：“此以下述武王事l予也。武王克商，大l於四海，周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序云：l所以a予善人本於此。”《Z集]纂{》：“周l大封於R也l予也言所以a予善人也。”《Z直解》：“大l是大施恩，周H是至H.@是武王受命之事武王初克商而有天下他瘴村厥紫壬⒇l粟以cF恤困而大施恩捎谒姆剑又于其中那善的人特加l不但a助其不足，尤使之So而有N也。”历代解读者都回避不了的历史事实就是“周家受天大n富於善人也，有y臣十人是也”。可见，在解读者解读《论语》时，《论语》中的特定历史内容对读者的理解形成了框定。再如《论语・为政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历代注家对该句的理解各有不同。其中，对“无邪”主要有这样两种认识：魏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包咸注曰：“思o邪，w於正也。”刑m疏曰：“思o邪者，此之一言，o篇文也。诗之为w，功德，止僻防邪，大抵皆w於正，故此一句可以之也。”在这里，邪与正相对。无邪表示思想正直而不邪恶，它是一种是非善恶的标准，强调的是道德上的正直。宋朱熹《论语集注》引宋程颐注曰：“思o邪者，诚也。”在这里，邪与诚相对。无邪表示性情的真实和情感的直接表露，它是一种真伪的标准。汉儒和宋儒对“思无邪”的不同理解，受两代儒者不同的《诗经》学主流学术思想影响。而不同的《诗经》学观点，源自于汉宋两代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差异。汉朝的学者主张依《序》说《诗》，往往将《诗经》里的作品理解成政治美刺诗，对诗歌进行道德与政治的解释。宋人则突破汉儒的诗经学体系，主张寻求诗的本义。朱熹认为，《诗经》中“辞荡而情肆者多矣”，他不否认《诗经》中存在所谓的“淫诗”，如《诗・召南・野有死》：“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兮，无使匆卜汀！币虼酥祆洳蝗衔邪代表思想邪恶。朱熹强调的是诗的作者表达情志的真实，即所谓“美恶怨刺虽有不同，而其言之发皆出于恻怛之公心，而非有他也，故‘思无邪’一语可以蔽之”（宋张颉豆锼嚷塾锝狻罚。朱熹认为诗歌是人类感情的直接表露，只要是真实的、不伪饰的诗，就是“诚”，就是“无邪”。

注疏是一种实践性的阐释而非纯理论的阐释，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者，尤其是《论语》的研究者们，通常是是述而不作，注而不作的，这一点与西方纯理论的诠释不有较大的差别。我国的注疏者往往也是思想家，他们往往站在自己所处的历史节点上去溯源，将原文设立为一个美好的初始，并用自己的时代观点进行阐释，这是历史性和实践性的结合。

三、《论语》注本与《论语》学

《论语》学是研究《论语》的专门学问。唐明贵先生在《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一文中对《论语》学的内容进行了相对具体的论述，其内容包括对《论语》名称的由来及含义的研究，对《论语》的编纂者、结集年代、文本变迁、篇章结构、海内外注本、海外传播、社会地位及影响的研究以及《论语》名物考释、文字训诂、篇章真伪、学派风气和《论语》学发展阶段的研究等。

《论语》学是在经学基础上的延伸，后者是我国古代的一门特殊学问，它指的是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和阐释。对《论语》的研究，则是中国经学体系内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它从汉代开始就居于儒家著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康有为在《论语注序》中说：“盖千年来，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皆以《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以代六经。”何晏《论语集解序》载：“《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今文论语》又分为《齐论语》、《鲁论语》。据《汉书・艺文志》载：“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本学习《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晚年他将两个本子融为一体，以《鲁论》二十篇为准，删去《齐论语》中的《问王》、《知道》二篇，编定《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有底本，校之以《古文论语》，为《论语》作注。这是不同版本《论语》的又一次融合，使《论语》得以整理并最终完成。从晋到唐，它是人们对《论语》进行研究的主要文本。

由于受传统文化环境和社会形态等的影响，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对《论语》的研究并未“著”书立说，而是“注”书立说，这一特点使中国古代《论语》学研究并未形成一个有意识的学术研究体系，学科架构仅仅局限于对于《论语》的注释和对注释的再度解读，并未有专门的研究学者为“《论语》学”这一理论体系著书立说，《论语》学研究还停留在微观的、具体的研究层面。自西汉以来，历代学者不断地对它进行注释与研究，举其大端有：魏晋时期，何晏与郑冲等人撰《论语集解》，汇集了汉代以来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等诸家解说，又加己说，成为《论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宋刑m为之作疏，列入《十三经注疏》之中；南北朝时期，皇侃作《论语义疏》；宋朱熹作《论语集注》，列于《四书章句集注》之中；清刘宝楠作《论语正义》，旁征博引，见地高明；近人程树德作《论语集释》；杨树达作《论语疏证》。《论语》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先秦出现的《论语》、后世所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而论语注本是古代学者思想家阐释原文的重要依托，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框架。建国之后，由于现代汉语的推行，注疏形式解读《论语》不再流行，大量出版书籍只有“注”没有“疏”，且注文内容以解释单纯的词义句意为主，思想性较弱。

汗牛充栋的注本为我们研究《论语》和后世的《论语》学史整理提供了丰富、繁杂甚至存在大量重复的一手资料。但正如前文提到的，历代不同学者和《论语》的解读者对《论语》的文本定位和阐释各有不同，大量注释也增加了《论语》学研究的困难，需要理清历史脉络，理性看待论语注本。

四、《论语》学的发展

《论语》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它首先具有纵向的史学特征。西汉时期的《齐说》、《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对《论语》的大义进行说解；东汉郑玄作《论语注》，麻达作《论语注》，解释《论语》中的字句，进行名物训诂；魏晋时期，《论语》研究著作数量大幅增加，前代的成果累积到这个时候，也形成了较大的规模。与汉代的说、注不同，魏晋时期的《论语》注本多为“集解”；南北朝时期，《论语》的注释体例以“义疏”为主，如皇侃《论语义疏》、褚仲都《论语义疏》、刘炫《论语述义》等。到了唐代，统治者试图用官方话语掌控学术界，利用思想统一和学术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五经正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同时，统治者还将通向仕途的科举与儒家经典联系起来，使读书人带着出仕的目的读书。因此对《论语》的研究被削弱，较大的成果不多。从宋代开始，《论语》学开始复兴，关于《论语》的论著大量增加，其中北宋邢m的《论语注疏》和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最为人所称道。而且，宋代的《论语》学尤其强调对义理的阐释，理学兴起。到了清代，由于朴学的兴起，考证、辑佚成为《论语》研究的重点。

历代的《论语》研究都具有其较为突出的特点。从纵向上看，《论语》学脉络清晰，具有一条较为明晰的历史发展线索。从横向上看，《论语》注本是注疏作者从其所在的某一个历史时间点出发的，个人的阐释带有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和社会性，是一种横向的理论阐释和思想发散。对《论语》注释进行研究，必然要将作者所处的时代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知识背景考虑在内。例如《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有两解，一说，夷狄还有贤明的君主，不像中原诸国僭越篡位，没有君主可言；另一说，文化落后的夷狄即使有君主，还不如华夏没有君主。这两种理解是截然相反的。孔子看重的东西是礼，礼是人们在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中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如果依照第一种观点，君臣是礼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如果没有君臣之礼，其他的礼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孔子认为在这方面中原还不如夷狄；如果依照第二种观点，则君臣只是礼的一部分，社会可以无君，但不可以无礼，所以孔子撇开无君这件事，认为夷狄无论如何比不上华夏。钱穆先生认为，晋室南渡之后，北方兴五胡之乱，学者门第鼎盛，蔑视王室，可谓无君，因此当时人多持第二种观点。宋代承续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积弊，如果不倡导尊王攘夷的大义，则难以维持自身统治的合理性，因此学者多主张第一种观点。

如前所说，解经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论语》及其注本共同构成了一个解经系统。后世的思想不断附着在《论语》上，使它日益丰富。我们对历代《论语》论“仁”注疏进行专题研究，把握了注本《论语》学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散，既在历史脉络中找寻注家的位置，又关注注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个人特殊经历。

注 释：

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17.

（魏）何晏撰，（唐）陆德明释文.论语集解[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该书汇集了汉代以来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等诸家解说，又加己说，成为《论语》研究的集大成者，宋刑m为之作疏，列入《十三经注疏》之中。

（梁）皇侃.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 论语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3.

（宋）朱熹.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清）刘宝楠撰；（清）皮锡瑞撰.论语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杨树达.论语疏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5.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10：2573

唐明贵.《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D].南开大学，2004.

参考文献：

〔1〕（魏）何晏撰，（唐）陆德明释文.论语集解[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2〕（梁）皇侃撰.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 论语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5）.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2573.

〔4〕（宋）朱熹撰.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5〕（清）刘宝楠撰，（清）皮锡瑞撰.论语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杨树达.论语疏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大一语文论文篇4

从2005年开始，各高校陆续进行了英语课程设置改革，使得研究生英语课程设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基本思路是在综合英语的基础上，增加文献阅读、英语文化与论文写作等课程，形成基础+文化+论文写作的课程设置模式。笔者从2012年开始对学生需求进行调查，并从学院学报入手，分析非英语专业科技人员在论文写作方面的短板，从而明确学生需求和教学努力方向，于2013年完成了科技论文写作教材的编写，并已在学院正式使用。

一、市售通用英语论文写作教材简介

目前市售英语论文写作教材主要有胡庚申的《英语论文写作与发表》、陆效用的《研究生英语论文及应用文写作》、戴福林的《英语论文写作教程》，以及胡友珍、何小平和王志芳的《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教程》。上述写作教材针对所有研究生，在语言水平和专业材料的选编上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另外，由于传统教材一般将各项规则和常用语句罗列在文中，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引起疲劳。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各院校一般自编教材，提高专业和语言水平的对应性，如俞炳丰的《科技英语论文实用写作指南》面对的就是本校制冷与空调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选用的示范及练习材料均为制冷与空调专业材料；而陈苏、黄彦的《英文科技论文写作》则针对材料化学化工专业的研究生，主要用于作者所在的南京工业大学相关专业。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军校没有专为博士生开设的用英语讲授的论文写作课，且由于专业设置的特殊性，往往没有合适的市售教材，因此，相关院校一般也是按照学校专业的设置，自行编写适合本校使用的英语论文写作教材。

二、教材编写的理论依据及实现方法

（一）理论依据。

英语论文写作教材的理论依据主要有：

1.高原现象。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语言的综合应用和抽象的归纳能力成为语言水平的体现。在高级阶段，语言水平的进度明显放慢，此称为高原现象。心理学家将学习划分为六个阶段：无进步阶段、迅速进步阶段、学习速度逐渐减慢阶段、高原阶段、再次缓慢进步阶段、进步再次减慢并临近极限阶段。博士生英语水平大致位于第四阶段，即高原阶段。到硕士阶段，学生掌握了大量的正式、书面词汇，并以英语知识的形式保留在学生记忆中，但并没有固化为学生的语言技能。这些英语知识正是博士阶段英语论文写作中需要大量运用东西，如果在博士阶段没有及时、足够地应用，这些知识将很快遗忘。

2.写作过程中的知行结合通变律。路德庆认为，写作理论与写作实践必须结合起来，将词汇和写作知识综合应用到实践中，才能最终将语言知识转变为真正的技能。写作具有实践性、操作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的特点，是一个逐渐积累提高的过程。

3.学习过程中的母语迁移。根据二语习得理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克服”母语规则，以避免对目标语的学习造成影响，此为母语负迁移；如果母语固有的语音、词法、句法与目标语相同，学生就可借助母语顺利进行目标语的学习，此为母语正迁移。

（二）实现方法。

根据以上理论，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采取的主要方法有：

1.克服高原现象。在教材内容的编排上，不再进行单一的知识灌输和条框罗列。本教材每一课分为若干部分，每一部分由若干task组成，通过这些task的练习，学生由被动方转为主动方，在学习过程中不会感到枯燥，在练习过程中有很强的成就感，学习乐趣和教学效率都得到很大提高。

2.根据写作教学规律进行教材内容设计。笔者根据知行结合通变律和写作活动的四个特点，在设计练习时环环相扣，逐步提高。学生对学过的知识进行了大量操练，对科技论文的结构、常用句型有了较深刻了解，可积极运用学到的知识写出合格的英语论文。

3.利用母语正迁移，克服母语负迁移。博士生对汉语论文的结构和常用句型已有大致了解，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对照英语论文范文进行语篇结构的构筑。范文材料全部选自权威期刊，语言简洁准确流畅，一些常用语句，如文献综述、论文结构叙述、研究结果的表述和结论部分的常用句型，可在范文中找到对应段落，对学生掌握英语论文结构和以上部分语言表述十分有利。另外，中国学生在进行论文写作时，很容易受到汉语的影响，在题目翻译、摘要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笔者提供了大量的批判性材料供学生推敲、评判和改进。这些批判性材料全部选自与学生专业相关的学术期刊，具有语言错误比较典型的特点，可对学生起到很好的警醒作用。

三、根据以上理论所编教材的特点

（一）实用性。

本教材根据教育心理学理论和写作规律理论，参照国家教委《非英语专业博士研究生英语学位课程考试大纲》的要求，在语言上符合非英语专业博士生的外语水平，适合课堂应用。

（二）专业针对性强，具有鲜明的军事特点。

本教材所选材料覆盖了本院博士生各专业，对于学生熟悉本专业论文结构和常用句式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符合写作课程教学规律，针对中国人学习英语语言的特征设计练习。

本教材选材精细，学生可通过阅读范文较快掌握英语论文的结构和常用句法，并接触大量的专业词汇。另外，教材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批判性材料供推敲、评判和改进，可让学生在今后的论文写作过程中避免中国式英语的错误。

（四）理论讲述和练习不枯燥。

本教材用大量的引导性、适应性和提高性练习克服了传统写作教材的沉闷枯燥，学生通过练习熟悉了写作理论，强化了成就感，提高了学习论文写作的兴趣。

结语

博士研究生论文写作教材的编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工作，需要教师针对学生所学专业进行内容上的选编，在编写过程中既要考虑学生实际水平，又要避免课程内容的枯燥。按照高原理论、写作过程中的知行结合通变律和母语正负迁移规律编写的论文写作教材针对性强，趣味性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充分浸润在本学科或相近学科的语言材料中，有利于熟悉专业词汇和句法，避免中国式英语，写出符合国际规范的英语论文。

参考文献：

[1]胡庚申.英语论文写作与发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大一语文论文篇5

如果说“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的语言观，从而引发了对于传统载体论语言观的反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则实现了本体论语言观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思想卷土重来，文学语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学批评的焦点。“新批评”倡导对文本进行语义分析，主张文本细读，从而使文学批评回到文学语言形式本身。这一理论的重申大大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视野，新时期的批评家反思传统的载体论语言观，开始从本体论的高度定位文学语言，不仅表现在批评实践上，还表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从而掀起了“语言本体论”的热潮。从“新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本体论语言观建构的关系来看，“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来源于“新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陆续地翻译、介绍“新批评”的相关理论和批评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新批评”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呈现出系统化、规模化态势，其中杨周翰、赵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们撰书立著和发表重要论文，介绍和传播“新批评”理论。赵毅衡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当时国内研究“新批评”的扛鼎之作《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对“新批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还陆续出现一批“新批评”的译介，如刘象愚翻译的《文学理论》、赵毅衡编译的《“新批评”文集》等，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新批评”的知识谱系。后来有评论家称：“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是我国文学理论最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本体论的来源之一，国内的文学本体论的呼唤者也自觉地向‘新批评’派寻觅理论武器。”［4］从此处可以得知，中国文学批评呼唤语言本体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有极大的关联。“新批评”的价值，在于为中国文学批评回归本体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是，它不是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来证明的，而是通过对统治中国已久的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批判来实现的。其次，“新批评”本体论语言观是对“反映论”的纠偏，是对载体论语言观的颠覆。自“五四”以来，一直统治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是反映论的文艺观。“反映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最为抵牾，“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反映论的，这被认为与新批评的本体论主张截然对立”［5］69。在此基础上，“新批评”作为一种“清道夫”式的文论，主要的使命是扰乱学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们对传统反映论文艺观的怀疑，对载体论语言观的批判。因此，“新批评”的存在意义是通过对“反映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学批评界的既定秩序，使人们对权威和传统产生怀疑，为中西文论的融合开拓空间。故而，“新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凭借“文学本体论”阐释文学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反映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秩序。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在“新批评”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批评批判了载体论的语言观，转而关注文学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建构本体论的语言观。在进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时，对于文学的本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体经过了由“作品本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变。“作品本体论”以作品为核心，其主要理论内涵是文学活动以作品为重，文学批评应面对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内部进行研究，才可窥见文学的本质，文学研究与作者、世界、读者等无关。持“作品本体论”的批评家主要有陈晓明、胡经之等。“作品本体论”的观念主要来自“新批评”的韦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现代语言学派的影响，不难看出“作品本体论”中包含着“语言本体论”的影子。“语言本体论”的一派则以语言为旨归，高扬文学语言的本体价值。1985年底，黄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须重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6］这既是对文学语言的本体意义的强调，也是对传统的语言载体论、工具论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所谓文学，在其本体意义上，首先是文学语言的创作，然后才可能带来其他别的什么。由于文学语言之于文学的这种本质性，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7］“语言本体论”将把语言与形式合二为一，形式是内容化了的形式，内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语言建构了文学的本质，建构了人类世界，批判了语言意识薄弱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界，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也开始秉持本体论的语言观。语言在文学创作中不再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承载内容的载体。语言就是文学本身，是文学的本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语言与内容相互依存、融为一体，文学创作的生命就是语言革新。在“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背景下涌现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现出了对于语言形式创新的关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先锋系列小说、于坚的诗歌，都醉心于语言的革新。他们以语言形式的创新为文学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空间。作家们不仅在创作实践中关注语言，而且在批评实践上也阐发了他们对语言意识的重视。汪曾祺提出：“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8］1从汪曾祺的这段话看来，语言于文学处于显要的地位，而当时创作界对语言开始充分地重视，其语言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创作界共同致力于语言意识的转变，文学语言观由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为文学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新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其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不如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以本体论批评为主调的时代”［9］。而西方各种文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或多或少暗藏着“新批评”的潜流，“尽管在它之后，西方还涌现了诸如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等等批评流派，但这些批评流派在形式本体的意义上基本都是沿着‘新批评’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发展”［9］。因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实现了从语言载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向，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既有型态，促进了文学语言观念的全面变化，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语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只是一种理论倡导，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即从文学内部、文学形式来探讨文学，却未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无论是“作品本体论”还是“语言本体论”，都是文学研究的一种中介，旨在将已被割裂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连接起来。被“新批评”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理论重构过程中，遮蔽了“新批评”自身的理论丰富性，“新批评”被后世所诟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细读”法等也渐渐地与“文学本体论”大讨论之后中国的理论氛围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只是暂时的“亲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没有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走向“本体论”，而是最终走向了“主体论”。

大一语文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06209

诸子文献是先秦散文史发展的重要环节，它们在文体形态方面所呈现的特征以及变迁对于先秦散文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形态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及专论体三种类型，并且认为这些类型是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之方向演进的，这一观点长期主导人们对先秦诸子文献形态及其演进的认知。然而，随着出土文献等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这一认识框架，比如陈桐生在《新的先秦说理散文发展观》、《中国说理散文之源：历史记言文》、《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等文章中就明确提出先秦说理散文发轫于《尚书》、《国语》等历史记言文，而纯粹的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后学手中已经成型。这些看法无疑丰富了对先秦诸子文体生成的认识，但是，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这三种文体是不是包罗诸子文献形态的全部，诸子文献是不是按照“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之单线方向演进的，这些问题还有待做进一步的思考。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试图从《论语》类文献这一维度出发，通过在形态学意义上分析《论语》及其相关文献的类型及其生成，重新思考先秦诸子文献的形态，并借此清理、描叙先秦诸子文体变迁的实际进程。

一、问题回顾

我们通常将先秦散文划分为史传与诸子两个层次，关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及其演变，其间之认识显然经历一个过程，对此聂永华在《20世纪先秦诸子散文研究之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只略举两种比较典型的认识。傅斯年认为记言是战国文体的初步，《论语》、《孟子》、《庄子》、《管子》、《晏子》中若干部分，及《墨子》的演说体都属于这一系列；进一步发展是舍去记言之体而据题抒论，如《商君书》、《荀子》、《韩非子》等，著论虽改变记言的形式，形成独立的论，但仍然只有篇的观念，到了战国晚年，书的观念才出现，如《吕氏春秋》。[1]（P136

138）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成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2]（P60）这两种观点由于视角的不同而存在一些差异。傅斯年主要着眼于战国文籍体式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记言

著论

大一语文论文篇7

大一语文论文篇8

正名——概念的诠释

毫无疑问，有太多的教师在谈论新语文教学时，会产生一些困惑，那就是：“新语文”之“新”从何开始计算？“新”究竟包括哪些内涵？确实，学者们对新语文或者新语文教学的研究很多，但能给新语文或新语文教学以明确定义的几乎没有。蔡伟教授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许多怀疑甚至反对新语文或新语文教学的人，大多将矛头对准其无明确定义这一缺陷，为此，蔡伟教授在其论文与论著中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他在《“新语文教学”辩证》一文中论道：“新语文教学”是指相对于以往的语文教学模式而构建的一种全新的语文教学体系，它以培养具有高超的语文素养、丰厚的人文精神、充分的个性发展的现代真人为目标（为什么需要语文教学），以语感和文感的培养为核心（语文教什么），以主体化、艺术化、情感化、实践化为操作内容（语文怎样教），以语文教学资源的全面拓展和现代教育技术的有效应用为途径，形成视阈无限开阔、理念新颖超前、内容新鲜立诚、形式生动丰富的立体、全息、互动的教学范式。①蔡教授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几个方面给新语文教育以明确的界定。而蔡伟教授的论著《新语文教学研究》更是系统介绍了新语文教学的各个要素，成为当今新语文教学领域的一本具有纲领性意义的重要著作，对于深化语文新课程改革，推荐新语文教学研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艺术化——新语文教学的标杆

什么是有效的语文教学？语文教学的内容与形式哪个更重要？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称得上是新语文教学？面对这一系列的难题，蔡伟教授给予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在蔡伟教授看来，基础教育界并不缺语文必修课程的基本的教育内容——那几乎是已经被规定好了的，如有差异，也只是在某些细节上。语文教学一直欠缺的是如何将这些内容以适当的方式生动活泼准确有效地传达到学生一端，即科学的、可操作的教学形式。他强调：“能否熟练掌握各种类型的教学形式，是教师是否成熟并获得成功的重要标志，因此，追求教学形式系统的丰富完整，提高教学形式的完美程度，是每个中小学一线老师尤其是文科教师重要的任务。”②为此，蔡伟教授提出了艺术化语文教学的理念，作为新语文教学的一大标杆。他强调，新语文教学对于传统语文教学的突破的最大标志，不仅仅在于突破了单一工具性和简单化教学模式，更重要的是，其多元化教学中以艺术性来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走艺术化之路是新语文教学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开展艺术化的语文教学才能彻底改变语文教学的贫血现象。蔡教授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艺术化语文教学的研究与实践》中系统论述了如何开展艺术化语文教学。在长达二十年的研究与实践之后，艺术化语文已成为蔡伟教授新语文教学理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在《论艺术化语文的建构》一文中提出的“宣教、定标、析艺、寻径、施艺、反思”六大策略③，更为广大一线教师实施新语文教学提供了有效指导。蔡教授孜孜不倦地追寻语文的艺术化之路，有时会亲自示范艺术化语文的课堂，他的课堂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深情款款，音乐感画面感十足。现今，蔡教授提倡的艺术化语文得到许多语文教师的认同。如浙江特级教师肖培东、陈益林，江苏的名师寇永升、刘祥等老师都是艺术化语文的实践者，他们也成为蔡伟教授新语文教学之路上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文感论——新语文教学的核心

蔡伟教授认为，新语文教学最大特点就是其包容性，它从来不拒绝任何值得借鉴的理论与模式，同时它自身也在不断创造着新的理念与方法。因此，体验论、协同论、对话论经常出现在其课程教学与研究中。而文感理论的提出与系统阐释，是蔡伟教授对新语文教学的新的贡献，也是其发现并验证的语文教学新的突破口。蔡教授发现语感教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陷入困境，这表明语感不能单独承担语文教学的大任；而文感的出现，能够解决语文教学中语感所难以解决的问题。蔡教授认为文感就是个体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通过长期的读写积累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对文本直接快速感悟与理解的心智技能。文感的稳定性、个体性、选择性、积累性的特征及其文体感、文化感、语体感、整体感、全息感等组成部分，都显示出文感的语文教学魅力，它和语感一起成为语文教学的“双核”。④文感理论的提出对语文教学来说无疑是幸运的，它立足于文本的整体，着眼于学生高质量的语文生活，注重学生的语文素养，文感的培养无疑有利于医治当下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痼疾，促进语文素质教育的提升。

二、 实践探索，播撒新语文教学种子

蔡伟教授对于新语文教学的贡献除了表现在其系统的理论阐述外，作为一名曾经拥有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称号的名教师，他还努力通过广泛的实践，播散新语文教学的种子。正是他身体力行地将新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新语文教学为更多的一线教师所接受，同时，也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足资借鉴的材料与经验。新语文教学也得以在纷繁芜杂的教学研究中独树一帜，稳步前行。

聚英集粹——通过全国性论坛推进新语文教学

为了推进新语文教学理论的不断深化，提升其实践价值，蔡伟教授想方设法凝聚国内语文教学精英，实现资源共享，思维共振。他联手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自2010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全国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至今已办三届，期间他还与江苏教育出版社、浙江省教研室等合作，组织了以新语文教学理念为核心的“江浙台高考语文命题与复习研讨会”“浙江省语文新课程疑难问题解决研讨会”等。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既为新语文教学研究者与实践者提供了极佳的交流平台，特别是论文评奖、论文集编印、课堂实录光盘刻制，均获得了参会者的好评。而语文教学界一流专家苏立康、顾之川、倪文锦、王尚文、林于弘（台湾）的相继到会，使全国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成为语文教学界最高规格的盛会。新语文教学的理念通过这些专家的传播，深入到众多教师的学术世界，进而渗透到诸多班级、广大学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蔡伟教授一方面需要应付繁琐的会务，另一方面仍不忘亲自操刀，开设新语文教学示范课。为使艺术化语文能让更多的教师接受，蔡伟教授通俗地将之归结为一个“玩”字。在他眼里，“玩”不但是一种对待语文的态度，更是一种学习语文的行为。他阐明“玩”的内涵，强调“玩”的艺术元素，突出“玩味、玩赏”的现代性。他认为，具备了“玩”的精神与素质，可以开创语文教学新天地，可以使语文教学走出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最终实现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价值性的融合。他在第二届全国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上执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便充满了“玩”的创意与精髓，⑤通过介入多种艺术元素，令全场师生为之动容，为之鼓舞。蔡教授的付出没有白费，与会教师觉得自己收获颇多，有代表在博客上发文说：“短短的三天时间收获很多，让我认识到一位风趣幽默的学者，也让我真正理解了何为新语文教学，怎样真正上好一堂语文课。”而刘祥老师的说法也许更切合蔡教授的艺术韵味：“蔡伟教授是个善于营造高潮的人。听他演说，但凡音调提高八度之际，玫瑰、海棠、百合等等鲜花便一起蓬勃而出，比之于口吐莲花者又胜数筹。自然掌声雷动，群情激奋……”⑥

华山论剑——在实施国培计划中倡导新语文教学

在今天蔡伟教授可能以国培专家而为大家熟知。他是浙江师范大学第一个申报成功国培计划的教授，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国培计划高中语文班、一届语文培训团队培训班，而且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在实施国培计划中，他不把参训教师当作纯粹的学员，而是充分利用参训教师丰富的教学经验，创立了以角色转换为核心的全动型培训模式。他发现参训教师对新语文教学有着较为深刻的见解，能够熟练开展课堂教学创新，因此，他努力将培训的舞台让位给参训的学员，使之成为华山论剑的场所，让每个国培学员走向前台，发表自己的新语文教学见解；让他们开设示范课，展示新语文教学的风采；与本硕生互动，推行新语文教学理念。而他自己却退居幕后，做好服务工作。通过国培，许多语文教师不但从专家学者中汲取了新语文教学的理论养料，更重要的是自己也在蔡伟教授提供的平台上逐步实现了新语文教学构想。搞教师培训是十分辛苦的，三年国培下来，蔡伟教授人瘦了、显老了，也影响了他的科研绩效，有人为他不值，他却乐此不疲。他认为一个人的新语文无论怎样新都不是真的“新”，只有当中国的语文教学界都来突破传统的语文教学樊篱，创造新的模式，才有新语文教学的真正的春天。他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一方面国培学员以累累硕果报答了他的付出，例如寇永升老师，参加国培后，不断历练，终于在全国课堂教学大赛中凭借精湛的新语文教学艺术获得第一名；刘祥老师走出国培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相继出版了两本充满新语文教学思想的专著；而几乎每位国培学员回单位后，都在不同的范围作了多场新语文教学的讲座。另一方面，通过数百位种子教师的宣传实践，新语文教学理念不断扩散，新语文教学模式与方法也层出不穷，新语文教学正走出某些误读误解甚至是恶意诽谤的困境，逐步迈向教育领域的最高境界。正如福建师大附中王云慧老师在其国培总结中所写的那样：这次国培有太多的忘不了，因为有太多的感触，太多的收获。但更忘不了的是那“角色互换”中的一个环节——大学的教授们走上中学的讲台，真实地面对中学生，为我们上了颇具深意的语文课。从来不敢想象大学的教授会为我们开语文课——是语文课，而非讲座。蔡伟教授带给我的绝不仅仅是语文课，感动、感慨、感佩、感悟，不知是否足以表达我的心情。蔡教授把自己的理论运用于课堂教学的实践，用实实在在的例子告诉我们，他的理论并不只是写在纸上的；告诉我们，语文课原来还可以这么上。是的，蔡伟教授在其为国培学员执教的示范课中，无论是素材选择，还是语言运用，无论是课堂结构安排，还是点拨引导，都充满了艺术的特征和文学的风味。⑦

智慧生成——以技能训练发展新语文教学

新语文教学需要发展，发展就需要新人，蔡伟教授把新语文教学的发展寄托到年轻一代身上。他认为语文教学要真正获得新的春天，出现新的浪潮，只有依靠新生的力量，但他遗憾地看到，经过长达四年的师范教育，师范生并不能在实践中承担起改革语文教学、发展新语文教学的重任。原因在于师范教育仍然过分注重理论说教忽略了基于智慧生成的技能训练，从而导致师范生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知如何应其然。为此他突破一般教授的大忌，将大量精力投入于本科生教学，开设了“现代说课艺术”“师范生教学预见能力训练”“语文学科案例教学”“语文微格教学”等技能性十分突出的课程。然而，蔡伟教授对于新语文教学技能的训练，并不仅仅停留在一招一式的传授上，而是从人文理想的高度出发，以智慧生成为目标，实施灵活多元指向未来的低耗高效的训练。蔡伟教授在其著作《语文课堂教学技能训练》中指出，语文教学技能训练的总目标便是智慧生成。同时，蔡教授赋予智慧生成以丰富的内涵，分别是理论智慧、情感智慧、实践智慧。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情感智慧。蔡教授用到了“动情”这个词，动情于教材、动情于学生。在对师范生的培养中，蔡伟教授很好地示范了他的“动情理论”，对语文动情，他的举手投足间都透露出他对语文的深厚感情，正所谓无招胜有招，在不知不觉中，师范生们开始对语文动情。此外，蔡伟教授非常重视对师范生实践智慧的培养，讲求教学的低耗和高效。蔡伟教授尤其注重对学生教学方法的培养，他认为方法不是“雕虫小技”，而是教师智慧的结晶，是教师实践智慧的核心；有法与无法，得法与失法，结果大相径庭。⑨蔡伟教授将其多年在中学教学中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学生，帮助学生总结教学方法并讲究教学方法的创新性，模拟实际课堂，让师范生们独自处理这些课堂上的突发状况，逐个点评。蔡伟教授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师范生，更成就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语文人，在这一过程中有辛酸、有疲惫，但对他来说更多的是欢乐和满足，因为师范生们的成长正寄托着他对未来语文教学满满的期望。

蔡伟教授是中了一种无法医治的“语文之蛊”，因蛊而“玩”语文，即始终不玩弄语文，也不被语文玩弄。⑧确实，他对新语文教学的执着与热爱是我们无法用苍白的文字表达出的，那就让我们静静地伴随岁月的流逝，见证这位语文达人在新语文教学的道路上坚韧地奔跑吧。

参考文献：

①蔡伟、方蓉.新语文教学辩证[J].语文建设，2010（10）：3133

②蔡伟.论教学形式系统[J].课程教材教法，2005（5）：1925

③蔡伟.论艺术化语文的构建[J].新语文学习，2009（6）：2632

④蔡伟.走向“文感”：后“语感”时代语文教学的出路[J].全球教育展望，2008（2）：7277

⑤蔡伟.《念奴娇·赤壁怀古》课堂实录[J].新语文学习，2012（4）：4851

⑥⑧刘祥.蔡伟教授其人[J].新语文学习，2012（3）：2930

大一语文论文篇9

一、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现状

语文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质的突破，内容不断丰富。语文教学作为整个教育界的一大支流，从当前的研究数据来看，还是十分薄弱的，在教学理论跟教学模式上存在很多缺陷，还不足以对今天的工作进行指导。笔者认为主要存在如下不足：

（一）缺少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近代知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虽就语文教育提出过诸多理论见解，但仍未为我国语文教育建立起一个成熟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我国近年来对语文教育的投放力度不断地提高，大批人才涌入到这个潮流当中来，如魏书生、钱梦龙、宁鸿彬等人，他们一生都奉献给了语文教育行业，但是单单依靠他们几个人的力量还未对语文教育改革起到本质上的作用。从近些年来看，语文建设之所以停滞不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未能够对语文教育建设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理论体系[1]。

（二）研究意识薄弱

当前的语文教育中许多内容都是由以往的经验得来的。理论经过时间的沉淀后会变得苍白无力，加上后续的教育者们无法对此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而缺乏创新，教育会常常出现停滞的现象。当前的理论教育往往过于片面，只讲到什么应该怎样，而没有具体的方法来告诉大家应该怎么样去做。在实践工作中，这些观点根本不能较好地为大家解决相关的问题，更加无法形成一个大的框架理论来指导工作的进行。

（三）思维方式死板，缺乏变革

科学的思维是实现理论建构的前提，不同的思维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结果。当前语文教育理论思想保守，教师教学理论多为经验之谈，缺乏整体的思维方式。

（四）理论研究脱离实际

当前有些学者过于浮躁，不能对语文教育理论进行深入的探索，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生搬硬套在语文教育研究上，对语文教育理论的建设起不到实际的效果；还有一些学者的语文教育研究过于注重外在包装，缺少对理论的深入研究，对实践不能起到很好的促进效果。

二、关于促进语文教育理论建设的几点思考

为促进我国语文教育理论的建设，提高语文教学水平，笔者就促进语文教育理论建设的措施提出几点自己的思考，以期为语文教育的研究与变革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一）建立新的汉语言教育的理论体系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人们对语文教育的研究投资力度的加大，对其研究更加深入。语文研究者们更加专注教育理论研究，发表了诸多此方面的理论著作。但是从当前来看，语文建设尚待加强。以传统语文教育理论为主体，借鉴国外语文教育理论中的精华，结合我国当前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现状，构建一套符合国情的科学完善的语文教育理论体系。该体系要涵盖对语文教育研究的准则、内容、对象、方法、作用及意义等方面的研究理论，同时也要对语文教育与科学、时代和人三者之间的关系给出相应的理论研究。该体系作为语文教育的理论依据，可称之为“语文教育学”[2]。它是一项系统性较强的工程，需要相关部门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不是单方面、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另外，这也并不是意味着新理论架构建立之前，我们就不能在语文领域做出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了。恰好相反，语文教育方面的很多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

（二）赋予现代内涵的研究意识

当前的理论研究工作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满足不了实践的要求，无法对实践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当前进行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缺乏现代内涵的意识。笔者认为，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工作的进行需要具备以下三点意识：

1.竞争意识。当前进行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之间的竞争较之教学竞争要弱很多。很多语文教师无法意识到，一个合格、优秀的教师不仅要在教学上有所建树，在教育理论上也要有所研究。他们对学生、对自己的教学成果的低要求导致语文教育理论缺乏来自基层的研究，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发展缓慢。他们在工作中普遍缺乏成就感和上进心，主要就是因为缺乏竞争意识。另外，在政策方面还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激励机制，无法激发教师主动去思考的意识和想法。所以，学校要高度重视教育理论的研究工作，并将其作为评选优秀教师以及给予激励或者处罚的重要评定依据。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促进学科和教学水平的发展。

2.民主意识。民主是保持良好学科和学术氛围的前提条件。要坚持广纳言路、百花齐放的方针，在教师队伍中建立一种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讨论气氛，要鼓励年轻教师大胆创新。

3.前瞻意识。在以前，人们对语文教师和社会发展适应性的研究较少，并且很多都是局限在短期时间里，时间上的跨度不大。很多教师经常是当前需要研究什么课题才会一窝蜂地去研究。而关于语文教育对科学、社会的意义以及如何培养未来社会需求的语文教育人才等方面的研究严重不足。例如在语文教学方面，如何培养综合实用型人才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客观发展规律告诉我们，要想促进一门学科和教育体制的发展，语文教育理论界研究的现代性和前瞻性需要更多人关注。

（三）思维模式的改革

思维模式的变化牵涉到很多方面，从上面的现状来看，我们必须要重视三个方面的变化。

1.个体思维向整体思维转变。我们在探讨语文教学改革和整个教育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时，受个体思维方式影响严重，往往会忽视整体和个体间的联系。不注重整体思维的存在，整体和个体间的辩证关系将无法获得。语文教育也是如此，语文教育的整体是人生活的全部、民族文化的全部，无论小学、中学等哪一时期的语文教育都无法完全替代之[3]。

2.经验思维向系统思维转变。经验思维层次较浅，是系统思维的前提，它无法提供认知客观事物的规律。系统思维的目标性和规律性强，有可遵循的计划程序。将经验思维与系统思维结合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前提。语文教育来源于生活，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获取知识、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所以，在提升全民素质水平的同时，还要掌握语文教育的位置。用经验思维去感知，用系统思维去执行，促进这一学科教育的发展与深化。

3.反馈思维向发展思维转变。反馈思维能够帮助我们在古今文化对比中发掘出有利的东西，促进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发展思维是对未来进行预测，就可能出现的变动做出相应调整的一种思维模式。不同思维方式的着眼点不同，而发展思维方式的着眼点在于未来。教育本就是面向未来的一项事业，所以教育理论的研究也要关注未来社会的需求，培养跨世界的综合型人才。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不能继续沿用落后的封闭思想，必须及时采用发展思维方式，以改善我国语文教学多年不变的现状。

（四）结合实际，加强语文教育理论建设的重点部分研究

1.目的和任务。第一是要明确这一学科的教学任务、任务的联系和性质。不同学科承担的教学任务和目的不同。语文学科具备着工具属性和人文属性，这就要求在使用功能教育上大力下工夫进行改变。也就是让学生尽可能多地争取使用汉字进行应用，提升其综合素质。总而言之，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提升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语文教育的根本目的。

2.教学内容。选定语文教育的内容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对学习语文教材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传授语文知识，一定要做到具有计划性，因为只有做到量身定做，才可以让语文教育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2）对琳琅满目的课本进行精选。经济水平提高之后，人们对教育力度也加大了投资，但是面对堆积如山的课本，我们应该要学会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在学习语言阶段，一定要注重每个阶段的侧重点。但是唯一需要确定的就是，无论是哪个阶段，都不能够减少课本的数量，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才可以让大家更加清晰地了解到其中的精华所在[4]。

（3）严格筛选教材课文。历来，语言因素和文章素材的好坏决定着这篇文章能否被选入教材中。我们所学习的所有语言，都有“伙伴语言”、“目标语言”之分，因此，我们选的课文一定要适合当时年龄段的人们所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读物。

三、注重语文教育的阶段性

教育需要始终以人为本，将人当作主体部分。人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需要接受不同阶段的不同知识，语文建设也是如此，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需要进行阶段性筹备工作。古人讲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古人注意对教师在传道方面的作用做一个高度强调，在语言方面，只是一个辅助作用[5]。由此我们可以充分地看出，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之所以不够发达，是因为对此重视力度不够，并且方法也不够科学。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语文建设在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其不同的发展和要求。它与人类的成长是一致性的，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养分，而语文教育也是如此，不同时期，所需要侧重点是截然不同的。随着人们见识的不断增长，人们对语文建设方面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

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进行一切教学研究的前提条件。新时期的到来，要求大家要以一个全新的姿态走向社会，在面对社会日新月异之后，需要不断地进行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为此，语文教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语文教育的作用还要在时代和科学的发展中去认识。从对当前语文建设的研究上来看，语文建设的主要任务仍是为了培养出更多适合社会发展的人才出来。我们需要坚定不移地加大对语文建设方面的投资力度，力争做到为社会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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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冯桂华.语文教育理论的反思与建构[J].教育研究与评论（中学教育教学），2009（11）.

〔2〕王显槐.立足教育创新构建语文教育理论[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1）.

大一语文论文篇10

辩论赛是辩手们思想的碰撞，语言的交锋，赛场上的辩论体现辩手的团队合作以及辩手的思辩能力、语言表达，更体现辩手的文化素养。BP制辩论赛是British Parliamentary（英国议会制）的简称，是仿照英国议会开会议事模式而设计的一系列辩论赛规则的总称，是全世界范围内使用最广泛的辩论规则。目前，国内很多大学生英语辩论赛采用的都是英国议会制辩论赛规则。

英语语言文化与BP辩论赛

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在1967年哈佛的讲座中指出，谈话是受一定条件制约的。辩论赛是围绕某一话题展开辩论的一种特殊的谈话方式，同样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Nancy V. Wood 在其著作《辩论面面观》中，提出辩论需客观上的满足以下6个条件：“1）an arguable issue，2） a person who will argue，3） an audience that will listen，4） some common ground between the arguer and the audience，5）a forum in which the argument can take place，and 6） some changes in the audience.”同樱在英国议会制的辩论赛中，也需要满足以上六点；1）一个可辨的话题 2）辩手 3）听众 4）辩手与听众之间的共同背景 5）辩论的平台 6）听众的变化。可以看出，必须与对方辩手或听众之间存在共同背景，这样双方才能架起沟通的桥梁，才能更加有效的进行思想交流。共同背景的实现首先是依赖于语言表达，双方需要一种共同语言来传达自己的信息。遵守相应的辩论规则，对辩题中或者辩论过程中的专业术语有基本的了解，对相应的文化背景，有基本的理解和尊重，也就是说辩手之间或是辩手与听众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共同的“知识背景”。

在共同的知识背景中，辩手的文化背景直接影响着辩手的辩论，BP制英语辩论要求英语语言形式与英语思维的结合，这一模式才能能够更好地展示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也是目前我们英语教育迫切需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刘亚猛曾说：“我觉得就国家当前的发展而言，我们急需的是那种能使用外语应对和说服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尽可能改变对方的看法和态度的人才。”但是应对和说服对方，仅仅依赖于语言方面的表达是完全不够的，支撑语言表达的背后的强大武器应该是辩手的知识框架，是滋养语言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土壤。目前，很多大学生认为只要能认真学习英语，就能进行英语辩论，殊不知要更好地进行辩论，更应该建构承载语言的文化框架。文化是一个比较广而宽的范畴。与英语辩论相关的文化内容包括需要了解说英语国家人们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更多涉及的是操英语国家人们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英语语言表达习惯于“小头大肚”，从点到线再到面的表达方式。学生需熟练掌握英语语言表达习惯，才能更好地运用英语这个语言工具进行辩论。否则，英语辩论赛就会像中国人穿着洋服表演，无法达到英语辩论的目的。

由于地理方式、生产方式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东西方的文化不同，因而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语言表达方面。中国人谈话习惯于铺垫；而后讲出重点，而操英语的英美人，谈话习惯于开门见山，直抒观点，而后给予论证。在辩论的过程中，遵守操英语的人们的思维习惯，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英语思辩能力，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国际视野。当然，为了更好地实现BP辩论赛中，还需日积月累英语国家人们的生活习惯、人生观、价值观等等文化常识。这些文化常识无论在辩论赛中还是日后的工作协商中，都能让对方感受到被了解和被尊重，这些因素也是辩论和协商中重要的因素。

结语

语言的积累，尤其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累积，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长期积淀的过程。为了通过英语辩论赛更好地发挥辩论的本质，达到辩论的目的，需要教师的正确指引和学生的积极投入。本文阐述英语语言文化的重要作用，论证、展示了英语思辨能力的核心作用，旨为引起英语辩手及指导教师的注意，以期培养出具有语言素质过硬及思辨能力出色的辩手。

参考文献：

[1]Nancy V.Wood.Perspectives on Argument.Prentice Hall：8.

[2]蔡荣寿，丁薇元.辩论及其文化解读[J].广西大学学报，2009 （5）.

[3]周耀东.西方修辞学与中国的外语教育-刘亚猛教授访谈录[J].外国语言文学，2004（1）.

大一语文论文篇11

毕业论文在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强调，“毕业论文是考察学生综合能力、评估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方式。”[1]11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14]14号）也指出，“毕业论文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也是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因此，“各校要加强对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指导和评审，使之对学生真正有所裨益，防止流于形式。”[1]11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为毕业论文选题和写作提供了明确的导向。教育部2012年的《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标准》进一步指出，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要有50%左右的选题与实践性、应用性挂钩，该标准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具体的指标。本文以滨州学院英语专业2014—2016届的毕业论文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质量。

二、存在的问题

《大纲》规定“毕业论文一般应用英语撰写，长度为3000~5000个单词，要求文字通顺、思路清晰、内容充实，有一定的独立见解。评分时除了考虑语言表达能力外，还应把独立见解和创新意识作为重要依据。”[1]11笔者以此为标准，对英语专业2014—2016届的毕业论文进行系统分析，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论文选题不当，缺乏新意，应用性不强毕业论文选题要适中，最好能够做到“小题大做”，而部分论文选题过大过泛，没有研究焦点，根本无法完成，如“莎士比亚诗歌研究”；选题不能紧跟本专业研究前沿，过于陈旧，缺乏新意，如对颜色词的研究、英语习语跨文化比较等；有些选题与英语专业没有密切关系，相差甚远，如“中美婚姻观的比较”；有些选题未达到严格意义上“一人一题，不得重题”的要求，如“任务型教学法在初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和“任务型教学法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实践性和应用性的选题比例不高，与50%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写作基本功不扎实，语言表达能力不够强毕业论文写作属于学术论文写作，需要较扎实的写作基本功和较高的语言表达能力，而大多数毕业论文在语言表达上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专业术语不准确，书面语和口语混合使用，文字不通顺、表达不准确，汉式英语较多，串句、主谓不一致、结构不完整、悬垂现象、搭配错误等语法错误时有出现，甚至还有单词拼写错误、首字母大小写错误等细节问题。

（三）论文思路不清，逻辑混乱，思辨缺席毕业论文是学生围绕研究问题形成的一个立论正确、结构合理、思路清晰、逻辑性强、论证合理的语篇，而多数毕业论文思路不清、逻辑混乱、结构松散、论点不清、论证乏力，思辨缺席现象较为严重。黄源深指出思辨缺席对毕业论文的影响，“在二三十篇论文中难得有一两篇像样的，大多数论文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往往论文的题目就暴露出很多思维上的负面信息。”[2]12

（四）体例不够统一，格式不够规范毕业论文属于正式文体，需要按照规定的体例和规范撰写，以显示其严谨性和规范性。有些学生没有意识到体例和格式的重要性，不注重论文写作规范，随心所欲地撰写，体例和格式较为混乱，主要体现在参考书目没有按照学校规定的APA格式撰写，文内引文格式混用，标题首字母大小写不恰当，字体、字号、行间距不符合规范，中英文标点符号混用等方面。

三、对策

（一）加强毕业论文选题指导，增设专业选修课程，建设论文选题库，多渠道拓宽选题范围。英语专业选题范围较广，主要包括语言学、文学、文化、教学、跨文化交际和翻译等方面，指导教师应该加强选题指导，避免题目过大、过泛和过旧。增设专业选修课程，扩宽学生视野，便于学生扩宽选题范围。另外，可以根据历年选题情况，结合指导教师专业特长，建设毕业论文选题库，供学生选题参考。最为重要的是，可将毕业论文选题与指导教师承担的各类教科研项目、毕业实习、大学生研究训练项目、大学生创业计划和大学生学科竞赛等相结合，更好地体现毕业论文的应用性和实践性。

（二）改革和完善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毕业论文课程群，做到英语写作四年不断线，夯实学生写作基本功。语言表达能力是英语专业学生的基本能力。庄智象曾指出，“既然称之为英语专业，那么对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方面应该有更高的要求。我认为这是英语专业学生基本的、首要的要求，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而目前更显得必要。”[3]216而英语写作能力的培养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仅靠“学术论文写作”这门课程远远不够，需要调整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毕业论文课程群（包括英语基础写作、英语高级写作、英语语法、英语修辞和学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做到英语写作四年不断线，夯实学生写作基本功，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为能够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

（三）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不断加强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钱宁指出，“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之一在于学生的思维方式不合理。”[4]103因此，方琼强调“高校英语专业应重视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将其放在和传授知识、培养技能同等重要的位置。”[5]91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应该调整英语专业的课程结构，增加英语演讲、英语辩论等课程；任课教师应该更新教学理念，改变教学方法，课内加强逻辑思维训练；坚持“本科生导师制”，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高质量撰写学年论文，增强学生的科研意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英语沙龙、专题讨论和英语演讲、英语辩论、英语写作等各类学科竞赛，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不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加强论文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强化过程管理，确保毕业论文的质量。毕业论文质量是学生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体现，更是指导教师学术视野和学术水平的体现，所以《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手册（外语卷）》指出，“高校外语专业的毕业论文写作是衡量、评估高校外语专业教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6]3论文指导教师的水平直接影响到毕业论文的质量，应遴选具有丰富科研经验和实际指导经验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加强对学生文献检索与搜集、选题、开题答辩、初稿、二稿、定稿和毕业答辩各个环节的指导，尤其是文献检索与搜集、研究方法、数据统计和数据分析方面的指导，强化论文写作过程的动态管理，确保毕业论文质量。另外，还需要规范毕业论文管理制度，优化毕业论文管理流程，健全毕业论文管理方式，提高毕业论文工作效率。毕业论文教材建设也是指导教师需要考虑的问题。张春芳曾指出，“英语毕业论文写作教材建设有待加强，目前国内关于学术论文（包括毕业论文）写作的中英文编著至少有20部，但是教师们仍然抱怨难以选到合适的教材。因此，指导教师要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导向，结合本校毕业论文的相关规定，编写符合专业特点、操作性和实践性强的毕业论文教材。

四、结语

毕业论文是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应用型人才培养为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滨州学院为例，探讨了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论文选题、语言表达、思辨能力和格式规范四个方面，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工作提供参考，实现应用型英语人才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2]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J].外语界,2010,(1):11-16.

[3]庄智象.外语教育名家谈[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4]钱宁.浅析高校加强思维训练的重要性—以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为例[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4,(4):100-103.

[5]方琼.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中的思辨缺席[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12):90-92.

大一语文论文篇12

刘永康教授的“方法论”为语文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教学方法论是以教学活动中各种教学方法与不同层次的教学对象性质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揭示已有教学方法及其体系背后的理论基础、核心构成与教学对象的各种复杂关系，以构建和解决教学方法和教学对象之间的新型关系和相应的新理论基础为核心任务”[1] 王尚文、王荣生和刘永康三位教授分别从语文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三方面对语文教学进行研究，分别提出了“语感论”、“内容论”和“方法论”。其研究成果已形成语文教学论的一个有机而较为完整的整体。

一、语文教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1.辩证法思想

语文教育“方法论”的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体的哲学方法论为其可靠的基础，“方法论”方法论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体系或系统，学术界一般把“方法论”总结为三个分类：哲学方法论、一般方法论、科学方法论。哲学方法论讨论科学对象、理论和方法的关系，一般方法论属于一种共同性学科的方法，介于哲学和具体科学方法之间，科学方法论是一定的科学研究对象决定的，研究对象不同，方法也不同，语文教育“方法论”涉及多种关系，如师生关系、语言与思维关系、导学与自学关系、课内与课外关系、继承与创新关系、智力与非智力关系、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等。

2.教育学理论

语文教育“方法论”继承了孔子、老子和《学记》的教育思想，针对传统语文“少慢差费”的弊端，探索有利于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教学方法，

3.心理学理论

语文教育“方法论”有鲜明的心理学特征，注重根据一般心理认知规律，去把握学生的认知特征和学习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教法的本质就是学法，要以学定教，即从学生学习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考虑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

二、语文教育“方法论”对新课程改革的实践价值。

1、从克服原型启发式的局限性中去突破与超越原状启发式原型启发式主张并实施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 《学记》中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亦说：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在研究西方方法论时，刘教授发现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的一些缺陷，如我国古代的原型启发式教育理论，其合理性表现在着眼于引发矛盾，开启思路，诱导教学对象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获取知识。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思想，《学记》中“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观点都体现了这些精神。孔子的“克己”、“自律”以求得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这种儒家的人本思想与西方那种尊重个人的价值和自由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大相径庭，这种人本思想给启发式原则若干束缚，把启发式局限在仅仅是引导学生领悟已有的知识上面，从根本上说即不鼓励学生去发前人所未发，向新的知识领域探索，这就可能导致学生墨守陈规，安于现状，缺乏开拓创新的能力，这与发展的现代科学教育观是相违背的。刘永康教授在研究中发现“人本主义、发现法、接受美学等西方方法论均能启发学生以积极的求异思维为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可以弥补以求同思维为特征的我国传统的原型启发式教学的缺陷。”[2]

2、语文教育“方法论”的本土化、民族化就是把外来思想文化与本民族思想文化有机结合、相互融通，是本土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同化和顺应，面对西方各类方法，要反对两种倾向（盲目崇拜的、失语症、和孤芳自赏的封闭症，刘永康语文教育“方法论”引入了对语文教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十余种理论，包括建构主义、格式塔理论、模糊理论、纲要信号等，尤其是心理学（格式塔）语言学（符号学）和美学（接受美学）方法引入阅读教学的文本分析，大大拓展了文本理解的视阈，能使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化静态为动态，化单一为丰富，化枯燥为生动。

我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各国的文化教育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西方方法论必须与我国教育改革实际结合，尤其是语文新课程改革中必须实现西方方法的本土化和民族法。实际上，西方的很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统教育话语系统中都能找到踪影，格式塔整体性强调的是“部分相加不等于整体，一个事物的性质不决定于任何一个部分，而依赖于整体，这个从该事物整体中产生的性质，即所谓格式塔质”[3]

三、语文教育#方法论、拓展了语文新课程改革的视野。

20世纪50年代以来，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对我国语文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消极影响是明显的，它不仅没有弥补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缺陷，反而淡化甚至取消了我国传统语文教学中许多行之有效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严重扭曲了我国的语文教学，导致重讲练轻诵读，重肢解轻整体，重读写轻听说，重课内轻课外，重共性轻个性等弊端。刘永康语文教育“方法论”全面调整原有的思维模式，大胆地有选择地移植西方近现代方法论中对语文教学有启迪作用的科学理论，与我国语文教学的特点相结合，使之逐步民族化、本土化。对语文学科文本解读的贡献。《语文教学探赜索隐》一书中“符号论美学与语文教学”、“纲要信号与语文教学”、“模糊理论与语文教学”紧扣汉语母语特点，提供了大量破解文本含义的方法。如在“符号论美学与语文教学”一章，训练学生破译汉语符号的“本文”提供了切合母语特点的方法，注意语言符号的变异性，把握语境，注意背景；理解句子的组合原则；认识“本文”的结构及表现手法。

语文教育学经历了经验描述期、历史转型期，至今已发展为一门渐成规模的理论学科教育学，由于方法论教学的原理是建立在哲学、心理学、管理学和教学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因此，作者认为，方法论教学法是一种适用范围很广、启发功能很强的现代化的科学的教学与教育方法，具有极强的生命力。21世纪的教育教学都要现代化，现行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因此，方法论教学法就很值得推广和运用。

参考文献：

大一语文论文篇13

“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 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产物。清代以前的高等教育只有经学课程，而无文学课程。清代只有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创办的学海堂(广州) ， 讲授过《文选》、《杜诗》和《昌黎集》， 其他的学堂书院在文科的教学方面， 仍跳不出经学的樊篱。进入20 世纪， “远法德国， 近采日本， 以定学制” (康有为) ① ， 引入国外现代教育体制以后， 情形才有所改变。1902 年， 在《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 虽设有“文学科”， 但实际讲授的内容还是传统的“词章学”。1903 年， 在《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 设置了“中国文学”学科。同年， 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 文学科大学分设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和日本国文学门。尤其是在中国文学门中， 开设了“文学研究法”和“古人论文要言”两门课程。前者虽然内容庞杂， 但也涉及到了文体、文法、风格， 以及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文学与地理之关系和文学与道德之关系等， 可以看作是“文学概论”课程的萌芽。后者涉及到《文心雕龙》等内容， 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滥觞。新的文学观念正在孕育之中。到1913 年， 现代文学观念便呼之欲出了。这一年有两个重要的文件值得一提: 一个是《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规定， 在文学门的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和言语学类等， 均设置了“文学概论”课程; 一个是《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指出: “国文部及英语部之豫科， 每周宜减他科目二时， 教授文学概论。”②但是， 国文学类当时还是开设“文学研究法”， 直到1917 年才开设了“文学概论”。由于“文学概论”是从国外新引进的课程， 所以师资奇缺， 就连北京大学都找不到专任教师③。1920 年， 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概论”课程④; 同年， 梅光迪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课程中讲授“文学概论”。我国高校正式开设“文学概论”课程大概就从此时开始。从这个时间算起， 可将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撰和出版分为三个时期:

1920 年至1946 年为第一个时期， 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40 多种。从沈天葆《文学概论》(1926) 、马仲殊《文学概论》(1930) 、曹百川《文学概论》(1931) 、赵景深《文学概论》(1932) 、陈穆如《文学理论》(1934) 、谭正璧《文学概论讲话》(1934) 、陈君冶《新文学概论讲话》(1935) 和张长弓《文学新论》(1946) 等10 多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看， 其关键词有定义、特质、起源、情感、思想、想象、形式、国民性、时代、人生、道德和个性等。这些关键词都渊源于西方文学理论。其中“思想”、“想象”、“感情”和“形式”来源于美国学者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 年， 傅东华译) 。后来， 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1922 年， 钱新、景昌极译) 据此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说”。这两部书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梅光迪在东南大学开设文学概论课时， 就是直接采用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作为教材的。此外， 还有丹纳《艺术哲学》提出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 也影响到我国早期文学理论教材体系的建构。

1947 年至1979 年为第二个时期， 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18 种。从林焕平《文学论教程》(1948) 、刘衍文《文学概论》(1957) 、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文艺学新论》(1959) 、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 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1979) 等影响较大的几部教材来看，其关键词有三大系列: 一是本质论系列， 以“意识形态”为核心， 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反映、社会性、阶级性、党性、人民性、世界观、倾向性和社会生活等; 二是创作论系列， 以“创作方法”为核心， 有形象思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创作个性、流派、文学思潮、个性化和典型化等; 三是本体论系列， 以“形象”(人物形象或艺术形象) 为核心， 有性格、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 、真实性、艺术性、内容和形式等。这些关键词大多来源于苏联文论。这个时期先后译介苏联文论教科书10 多种， 其中影响大的有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1952) 、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1953) 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1958) 等。

1980 年至2000 年为第三个时期， 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40 多种。其中80 年代前半期所出版的几部教材， 如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1981) 、郑国铨主编《文学理论》(1981) 、李衍柱主编《文学理论基础知识》(1981) 和黄世瑜主编《文学理论新编》(1986) 等， 还基本上使用着前一个时期的文论话语。从80 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第三次西化浪潮的迭起， 大量的新话语应运而生。据统计，平均每年产生800 多个新词语， 共约有7000 多个新词出现⑤。这当然包括新的文论话语在内。从此间所出版的几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诸如钱中文等《文学原理》(三卷本， 1989) 、畅广元主编《文艺学导论》(1991)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1992) 、姚文放著《文学理论》(1996) 、吴中杰著《文艺学导论》(1998) 、王先霈主编《文学理论》(1999) 和顾祖钊著《文学原理新释》(2000) 等来看， 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关键词有文学活动、文学生产、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消费、文学接受、世界、作品、作者、读者、文本、话语、符号、主体、客体、再现、表现、意象、阐释、期待视野、召唤结构、隐含的读者、对话、言语、细读、误读、语境和传播等。

至于这些关键词的来源却比较复杂。80 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也译介了几部外国文学理论教材，但影响似乎都不大。人们感兴趣的只是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1984) “内部研究”的理念和浜田正秀《文艺学概论》(1985) 灵活多样的研究方法。尽管， 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1985) 在苏联文论界自成一派， 但仍是“意识形态论”的调子， 使已厌倦了苏式文论的学者们大减胃口。只有艾布拉姆斯《镜与灯》(1989) 是个例外。当然， 严格说它并不是一部文学理论教材。这部出版于1953 年的文论名著， 经过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1987) 的咀嚼， 成为我国正在寻找新路的文论家们的精神食粮。他的文学理论“四要素说”成为一些教材建构体系框架的参照。这个时期人们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西方当代的文学理论之上。所以， 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1988)便格外受到人们的青睐。

然而， 这些都还不是这个时期关键词的来源。此时， 从启蒙时期和成熟时期的文论背景下诞生的新一代文学理论研究者， 已经不满足于从西方文学理论教科书中去寻找话语资源的模仿行为， 而是将目光移向更为广阔的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界。所以，这个时期文学理论教材中关键词的来源便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 要逐一考察起来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只有写出类似韦勒克《批评的概念》那样的专著， 才能说个明白。因此， 这里只能大概而言了。诸如来源于表现主义文论的有“表现”、“再现”， 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有“陌生化”， 来源于新批评文论的有“细读”、“构架”、“张力”，来源于符号学文论的有“符号”、“能指”、“所指”，来源于结构主义文论的有“言语”、“历时”、“共时”， 来源于接受理论的有“期待视野”、“召唤结构”、“隐含的读者”， 来源于精神分析学文论的有“无意识”、“情结”、“原始意象”， 来源于原型批评文论的有“集体无意识”、“个体无意识”、“原型”，来源于阐释学文论的有“话语”、“对话”、“视野融合”， 来源于对立实用批评文论的有“误读”， 来源于女权主义文论的有“反思”、“缺席”， 来源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活动”、“生产”、“审美意识形态”等等。还有“主体”、“本体”、“本文”、“文本”⑥、“语境”、“意象”、“在场”和“不在场”等话语各家都在用， 一时还难以考辨出它们的本源。

总之， 近百年来， 我国学者共编撰和出版文学理论教材近百部， 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现代文论的建设，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教材中的关键词大多取自西方文论。由于这些教材也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的文学理论发展状况， 所以我国现代文论关键词的来源路向也基本上与此相同。欧美文论、苏联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 是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关键词的重要资源。

二

我国现代文论话语“西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这虽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 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就是外国文论话语都是我们主动拿来， 而不是人家送来的。这里似乎不存在什么“文化侵略”和“殖民色彩”。为什么要去拿? 道理很简单: “需要”。所以， 我国现代文论话语“西化”的内在原因只有两个字: “需要”。

首先， 是培养人材、改革教育的需要。明清以来， 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主要文体， 流弊日深。诸生的知识视野愈来愈狭窄， 不知经学之外还有其它学问， 八股之外还有其它文章， 更不知中国之外还有世界。有的考官， 以为“贞观”是“西京年号”，“佛寺”是“西土经文”; 一代名臣， 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 甚至有人入了翰林， 还闹出“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的大笑话⑦; 若有人问起“亚非之舆地， 欧美之政学， 张口瞪目， 不知何语矣”⑧ ， 可见其孤陋寡闻到何种地步! 因此， 近代有识之士无不认为， 中国的落后主要在教育。当年， 康有为曾忧愤填膺地说， 这样的教育是愚弄人民， 甚至是杀人， “徒令其不识不知， 无才无用， 盲聋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长平赵卒四十万， 尚十倍之。”“中国之割地败兵也， 非他为之， 而八股致之也。”⑨所以，此时改革教育的呼声， 此起彼伏， 不绝于耳。但是， 如何改革? 虽议论纷纷， 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 就是向西方学习。因为， 人们发现: “凡泰西之所以富强、横绝地球者， 不在其炮械军兵， 而在其学校也。”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我国不断引进“西学”，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现代的教育体制。“文学概论”课程的引入和开设就是其中的一项内容。所以， 引入西方文论话语和关键词， 完全是为了适应培养人材和改革教育的需要。

其次， 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自明末清初开始以至现代， 引进西学往往与富国强兵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徐光启是这样， 华蘅芳是这样， 现代的学者也是这样。我国留学生教育的先行者容闳说， 他赴美留学的志愿是: “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1 这代表了当时一代学者的共同心愿。因此， 引进西学有两条基本原则， 一是对内而言， 我们需要不需要; 二是对外而言， 西学有用还是无用。其实， 归结起来便是一条原则， 即“实用”的原则。这是选择译介对象和判断西学价值的基本原则。徐光启那一代学人引进西方自然科学， 是为了实用; 梁启超那一代学人引进西方文艺美学， 也是为了实用。所谓“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最终目的， 并不在诗、文和小说， 而在于改良， 在于革命自身。至于现代学者对西方文论话语的引进， 还是为了实用。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实用”不是用于一己之私， 而是用于民， 用于国， 用于实现富民强国的崇高理想。

具体说， 第一个时期所引进的西方文论话语，主要是满足两方面的需求。一是满足文学知识启蒙的需求。诸如文学的“定义”、“特质”、“起源”、“分类”等。这方面的问题在传统文论中讲得不多，而且分散在各处， 不成体系。当然，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个奇迹般的孤例。他受佛经影响， “释名以章义” (《序志》) ， 从定义出发谈论文学的问题。但是， 这样的东西不多。我们传统的文论更习惯于在形而下的层面谈论问题， 而不习惯在形而上的层面建构体系。所以， 西方文论话语的引入， 在当时不仅使国人耳目一新， 而且在文学知识上具有启蒙的重大意义。至少在这些教材的编著者和受教者的心目中， 建立了文学的基本观念， 诸如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感情”， 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是“想象”，文学的表达媒介是“形式” (文体和语言) 等。另一个是满足民族救亡的需求。“五四”时期乃至后来的一段时间， “人生”、“个性”、“国民性”、“时代”、“道德”等是社会文化的热点话语， 故在文学理论教材中也反映了出来。当时， 国难当头， 文学理论工作者不可能超然尘外， 只从事文学知识的启蒙， 而不去从事民族的救亡工作。

诸如“国民性”在当时不仅是一个社会学话语， 也是一个文艺学话语。前者， 如海尔巴脱的《国民性及其他问题》， 日本学者芳贺的《国民性十论》等。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一书中， 剖析了日本国民性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病， 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他说: “对于国民性竭力加以大改造， 则正是生活于新时代的人们的任务。……没有将国民性这东西改造， 我们的生活改造能成功的么?”这差不多也是当时我国学者的共识。鲁迅先生认为， 厨川白村不仅揭到了日本国民性的要害处， 也揭到了中国国民性的要害处。所以， 他翻译了厨川白村的作品， 其目的是借“从外国药房贩来的一帖泻药”12， 治中国的国民性弊病。这也是“五四”时期的一个热门话语。后者， 日本学者本间久雄将“国民性”作为一个文艺学话语， 引入其所著的《文学概论》之中。本间氏的著作于1920年引入我国后， 影响很大。曹百川、赵景深、方光焘、夏炎德、薛祥绥、张长弓等人， 都将“国民性”一词建构在各自的文学理论教材中。因此， 引入“国民性”一词， 不仅是社会革命的需要， 也是文学理论自身建设的需要。

第二个时期“一边倒”地从苏联文论中引入话语和关键词， 也是由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或者说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早在20 年代，鲁迅、冯雪峰、夏衍、成仿吾、蒋光慈和李初梨等人， 就对苏联文论进行了翻译和介绍， 并具有相当的影响。由于当时国内国际斗争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以“个性”为中心的关键词还占居主导地位， 所以苏联文论话语还未进入教材建构。到了第二个时期， 中国革命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作为刚刚走上国家领导地位的第一代领导人， 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政权和发展社会主义。战时文化的色彩并未淡化。于是， 这些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苏联文论话语， 便成为中国学者唯一的选择。于是便出现了由第一时期的文论话语向第二时期文论话语转换。具体说来， 就是文学的本质话语由“思想”转换为“意识形态”， 本体话语由“感情”转换为“形象”， 思维方式话语由“想象”转换为“形象思维”， 表现对象话语由“人生”转换为“社会生活”， 甚至还有从“国民性”转换为“人民性”等等。至于体系框架的转换则更为明显。如巴人说， 他的《文学初步》(1950) “全书的纲要， 大致取之于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13。类似的情形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这其中实用的目的性是很明确的。

苏联的文学理论是以“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为主流的文学理论， 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它产生在苏联特殊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上。与欧美文论和日本文论相比， 苏联文论具有鲜明的特色， 形成了新的文论体系。由于我国政治制度与苏联有某种相似性， 因而苏联文论成为我国这个时期文学理论关键词的主要来源。与上个时期相比， 这个时期的关键词显得更加丰富多样， 尤其是在本质论(意识形态) 、本体论(形象和典型) 和创作论(形象思维和创作方法) 等方面有了实质性发展。我国文论家也由此显得更加成熟了。如果说上个时期是文学理论学科的启蒙期， 那么这个时期则是文学理论学科的成熟期了。但是， “文革”期间， 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 阶级斗争话语浸染了文学理论教材， 造成了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荒漠状态。这当然不能说是文学理论自身的错误， 而是政治运动干涉文学理论后所产生的一种畸形现象。

再次， 是为了满足我国现代文论建设自身的需要。前两个时期的西方文论话语的引进， 虽有适应时代需要的实用目的， 但也不能忽视它在文论建设方面的意义。特别是第三个时期的到来， 由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文论界真正获得了宽松和自由， 开创了理论建设“百花齐放”的新局面。我们在对外来文论话语的态度上，虽然淡化了政治意识和实用意识， 却并没有淡化“需要”意识。这时期引入的众多文论话语和关键词， 虽不再是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 但却是为了满足新时期文论建设自身的需要。它基本上是通过三条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的， 一是恢复和重提过去不占主流的或被扼杀的文论话语， 诸如“文学是人学”、“写真实”、“共同人性”、“形象思维”等; 二是营造新的话语， 诸如方法论的洗礼， 性格组合论的提出， 主体论的讨论， 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强调和文艺心理研究的掘进等; 三是对西方现代文论和后现代文论话语的接纳， 诸如“符号”、“本文”、“期待视野”、“召唤结构”、“解构”、“颠覆”和“权力”等。

总之， 我国现代文论话语的“西化”， 是在适应我国现代社会需要和文论建设自身需要的前提下， 由我国学人主动选择的结果。这里不存在被动接受， 也不存在“文化侵略”。正如尼采所说: “求古源尽者， 将求新源。”14　当传统文论的话语资源不能够满足文学理论发展的需要时， 从国外引进新的文论话语是势所必然的历史选择。所以， 应该看到， “西化”在我国文论话语现代化过程中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目前， 人们对此多持贬否之词， 是不正确的。试想想， 如果没有“西化”， 很可能我们还在传统文论的十字路口上徘徊着， 中国现代文论的出现将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三

说到这里， 我们还要结合本文论题， 对“失语症”一说谈点看法。

文学理论教材中的关键词是文学观念的载体，理论的含载量颇高， 具有较强的理论建构力。这些关键词既是我们观照文学风景的窗口， 又是反映一个时代文学观念演化的晴雨表。所以， 文学界的风云变幻最先都会从关键词中反映出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新潮之进中国， 往往只有几个名词。”15　也就是说， 我国现代文论中的新话语和关键词， 大都是伴随着文学新潮而引入的。这种情形在过去的百年中， 主要有三次: 一次是20 世纪初， 一次是50 年代， 一次是80 至90 年代。那么， 一个世纪以来， 我们从外国文论中引进的新话语和关键词有多少呢? 我依据最新出版的《世界文学术语大辞典》附录I. 《外来术语英汉对照表》16　作一统计， 共引进文学术语2018 个， 其中文论术语有533 个， 常用文论关键词有126 个。此表中文论关键词的内容和数量与本文所论及的关键词大致相符， 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百年来引进外国文论话语的实际情形。

这些文论关键词的引进， 是通过“翻译”实现的， 也就是将外文关键词译成中文关键词。“翻译”实际上是一种对话， 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沟通、交换和对等的双边对话活动。我国学者历来对此态度是很严谨的。1903 年， 《奏定译学馆章程》中规定:“专科学术名词， 非精其学者不能翻译。”17　再说，一个文论关键词的最后译定， 往往不是凭藉一人之力， 而是经过学界同仁长期商榷、磨合乃至约定俗成的。

比如英文术语“inspiration”在上个世纪20 年代传入我国时， 开始音译为“烟士披里纯”。当时一些赶时髦的文人， 一谈文艺创作， 就要大讲特讲“烟士披里纯”。后来， 人们才感觉到此种译法非但不雅， 而且令人费解。于是， 才译定为“灵感”。朱荻先生说: “单从术语翻译的角度来看， 把‘烟士披里纯’从音译翻成‘灵感’， 是译得极好的。灵感的灵， 繁体字灵， 从巫。《说文》: ‘巫以玉事神’曰灵。照许慎的解释: ‘巫， 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所以， 灵感这个词的翻译， 可谓与柏拉图时代的含义相近， 一是有通神的意思， 二是与巫有关。”18

又如英文术语“romanticism”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传入我国时， 最初有两种译法。一种是梁启超和王国维从日语中转译为“理想”， 与“写实”相对应。又有人译作“理想主义”。这基本上是采用了意译法。另一种是鲁迅于1908 年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 采用梵文之意， 音译为“摩罗派”或“罗曼派”。又有人译作“罗曼主义”。这基本上是采用了音译法。当时， 两种译法难分高下， 故并行于文坛之上。直到1930 年， 才译定为“浪漫主义”。

由此可见， 作为对话的翻译， 就不仅只有外语在场， 而且汉语也在场， 是外语与汉语之间对等地沟通和交换。两种语言的对话是否成功和有效， 关键要看“翻译”的水平。一般来说， 翻译者不仅要精通两种语言， 还要精通两种语言的文学和文化;不仅要“专其学”， 而且要“精其学”。所以， 翻译者要完成一次对话， 便要使出浑身的解数， 调动母语方的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广博知识积累。翻译者代表母语方参与对话， 并用汉语的表达方式将对话的成果固定下来。诸如上文所说的“灵感”、“浪漫主义”等就是如此。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种对话的有效性， 我们组织了下面的一场对话。这场对话是用图表形式进行的。对话的一方是陈慧、黄宏煦主编的《世界文学术语大辞典外来术语》， 另一方是彭会资主编的《中国文论大辞典》(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 年版)和《辞源》(合订本) 。

序号《世界文学术语大辞典外来术语(英) 》《中国文论大辞典》《辞源》

l Literature (文学) 文学 文学

2 Imagery (意象) 意象 意象

3 Imagination (想象) 想象 想象

4 Style (风格) 风格 风格

5 Structure (结构) 结构 结构

6 Form (体裁) (体裁) 体裁

7 Empathy (移情) 移情 移情

8 Taste (趣味) 趣味 趣味

9 Satire (讽刺) (讽刺) 讽刺

10 Plot (情节) (情节) 情节

11 Feigning (虚构) (虚构) 虚构

12 Tone (格调) (格调) 格调

13 Euphemism (委婉) (委婉) 委婉

14 Grotesque (怪诞) (怪诞) 怪诞

15 Humours (幽默) (幽默) 幽默

上表纵列II 括号中的文字是译名; 纵列Ⅲ括号中的文字是该辞典虽未收入， 但在中国文论里又存在的话语。

其实， 在中文与西文(主要是英文) 的对话中， 存在着三种情形。一是在中国语言和文论中有现成的词语来作为译名， 如上表所列出的15 个译名。其中大多数译名语义与西文相近， 也有不尽相同的， 如“幽默”， 它的本义是“静寂无声”。这部分译名最容易给读者造成错觉， 以为在中国语言和文论中存在着与西文完全一样的术语。有人甚至将译名与西文等同起来， 并认为译名就是西文， 西文就是译名。这样就忽视和遮蔽了西文的存在。正确的说法是: 译名与西文在语义层面上是大致相近的， 但在语言层面上又绝不相同， 即西文是西文，译名是译名。如在英文中只有“imagery”而无“意象”， “意象”只是它的中文译名。二是在中国语言和文论中没有现成的词语来作为译名， 只有另造新词来译它。如“灵感”、“语境”、“解构”、“通感”、“召唤结构”、“期待视野”等。三是模拟西文的音译， 如“沙龙”、“罗曼”、“烟士披里纯”、“洛可可式”等。

总之， 在以上三种情形中， 除了音译是有特殊的需要之外， 应该说译者们调动了浑身解数， 站在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立场上， 使用汉语的方式来参与对话。这场对话， 汉语不仅始终在场， 而且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所以， 尽管我们在西方文论中引进了大量的话语， 但这些话语大都“中国化”了， 变成了中国文论的血肉。这是“得语”而不是“失语”，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

那么，什么是“失语症”呢? 时下议论较多。按我们的理解，所谓“失语”’就是丧失了说话的权力。它是指我们没有能够创造出代表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或曰特色) 的新话语，去参与世界文论的对话。在这层意思上说“失语”，说“缺席”，都是对的。但是，这与我们引进西方文论话语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也就是说，“得语”之因，并不一定会结出“失语”之果。因此，我们认为，西方文论话语的引进者和使用者，都不需要为“失语症”负责。我国从东汉以来曾大量译介佛经，佛学话语已浸透到中国文化话语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失语”，倒是带来了汉语的极大繁荣。所以，“失语症”不应该记在引进西方文论话语的帐上。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更远大的目光，更开放的胸怀，更理直气壮地去接纳世界各国文论的优秀话语，并以此作为养料，去创造中国文论的辉煌!

①⑧⑨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年版， 第150、37、38 页。

②17　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年版， 第646、729、638 页。

③旷新年: 《中国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 第二部下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年版， 第67 - 68 页。

④傅莹: 《中国现代文学基本理论的发轫及检讨》，《文艺报》2001 年4 月3 日第3 版。

⑤引自张宏梁《科技词语:飞入当代文坛的彩蝶》，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1 年第2 期。

⑥对于“本文”和“文本”， 国内学者一般不加区分， 常常混用。在西方文论界也有这种情况。但是， 索绪尔认为，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本文”就是所指(事实、存在) ， 而“文本”只是能指(语言、符号) 。如果按这样理解， 文学作品就只能是“文本”， 而不是“本文了。

⑦⑩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年版， 第956 页、951 - 952页。

11　容闳: 《西学东渐记》，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 第89 页。

12　厨川白村: 《苦闷的象征》(鲁迅译) ，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 第125、260 页。

13　毛其庆、谭志图汇辑《文艺理论教材史料汇编》(内部刊印， 1981) ， 第23 页。

14　引自鲁迅:《摩罗诗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