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展经济论文篇1
1.1城市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的背景
城市化最早出现于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如荷兰、英国、比利时和冰岛等国家，这些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90%以上。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大规模发展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城市化进程相对比较缓慢，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和性质受制于其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状况、历史上所形成的居住体系和自然地理等各方面的条件。城市化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把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向新的阶段，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和威胁。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不断涌现，城市病也屡屡出现。
城市病的典型特征是：众多的人口拥挤在空间有限的城市，住房拥挤、交通紧张、就业压力大大增加；由于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的集中，特别是汽车等机动交通工具的增加，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堪忧；社会分化加剧，贫富悬殊扩大，在一些地方形成“贫民区”，甚至出现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这些城市病在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城市管理的难度，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城市在经济、环境以及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使其负面的、消极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种形势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应运而生。
1.2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概念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城市区域和自然空间，以节约资源，提高技术、改善环境等为主要手段，推动城市经济增长、财富增值、社会进步，优化城市结构、功能并使其与外部的资源、环境、信息、物流和谐一致，在满足城市当前发展需求和正确评估城市未来需求的基础上，满足城市未来发展的需求。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功能、结构、规模、数量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非持续性到可持续性，不断追求其内在潜力得以实现的有序动态过程。
1.3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定位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定位：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目标是按照可持续发展原则确定的；城市的生产、消费、生活方式是资源节约型的；城市的发展既能满足当代本地人的需求，又不对本地后代人、外地人和外地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
2会展经济的资源整合功能有利于城市资源有效利用，促进城市经济快速发展
城市会展经济的整合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利于整合相关行业资源，另一方面是整合区域经济资源。
会展经济具有强大的产业联动效应，对城市交通、通讯、住宿、餐饮、旅游、购物、贸易、广告、印刷、物流等相关行业都有很强的联动性，国际上专家测算会展经济对相关产业的联动系数约为1∶9。因此，要举办一次成功的会展活动，必须将这些行业的所有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包括会展场馆、旅游景点、旅游配套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甚至城市形象等，为会展活动服务。
至于整合区域经济资源方面，大规模的国际性会展活动表现尤为突出。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会吸引游客6000万人次，之后形成了关系经济带，并保持连续10年的迅猛发展，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增长。1998年云南省为筹办昆明园艺世博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05亿元，比上年增长30.45%，拉动全省经济增长6.3个百分点。1999年昆明园艺世博会开幕前后的1-9月份期间，云南省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又增长了7个百分点，达110亿元。在长江三角洲的各城市中，上海的基础设施条件最好，商务信息最为快捷，外商光临频率最高，人才相应集中，因而上海发展会展经济，受益的将是整个长三角地区。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势必会像日本大阪和我国昆明一样，对周边地区产生显著的辐射效应，带动华东，影响全国。
3会展经济的发展可以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会展活动的开展能使会展城市各产业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优化当地的产业结构。首先，会展活动对举办会展的行业产生影响。会展活动通过聚集大量的商品、资金、技术和信息，有力于促进技术的引进，改变资本和劳动力拥有状况和资源利用效率，为产业充分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其次，会展活动对为其服务的各相关产业产生影响。会展产业通过汇集大量的人流和物流，为相关产业带来了需求，强有力地带动各相关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由于受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第三产业还很不发达，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比重还比较低，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很大。而发展会展业将促使第三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提升，有力地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以说，会展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发达程度和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素有“北方香港”美誉的大连，通过大力发展会展业，在10余年间使该市经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大连还是以重工业为主的中小城市。然而在90年代初开始，大连首先以“大连国际服装节”为突破口，打造了一个享誉全球的国际会展品牌，随后又相继开发了“大连赏槐节”和一系列包括各类高新技术成果展览会及相应的学术研讨会、各类商品交易会、旅游节、购物节在内的会展活动，从而成为初具规模的东北亚国际会展中心城市。同时，大连对原有的水泥厂、钢铁厂、制药厂等能耗高、污染大的传统企业予以调整、搬迁，使大连真正成为产业结构合理，以会展、商贸、旅游等第三产业为经济龙头的环境优美、规划科学、布局合理的现代化大都市。
会展活动直接和间接涉及的行业众多，故可增加会展举办地的各种就业机会。据测算，每增加1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就可创造近百个就业机会；而每增加20位会议代表就可创造1个就业机会。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创造了10万个就业机会。当会展形成产业和一定规模后，就能增加长期的就业的机会。如每年会展业为法国提供了20万个就业机会，为会展活动带来的其它相关产业的间接就业机会将会更多。4会展经济的城建优化功能有利于增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城市的现代化设施建设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基础性的建设。城市为了更好的发展会展经济，保证各类型会展活动的成功，必然要对城市的建设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和建设。从而促进了会展举办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卫生的维护，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近年来，努力发展会展经济，以会展兴市，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城市腾飞的首选之路。尤其对于那些本身第一、二产业能源有限，地域狭小，但在交通、通信、对外开放度以及城市特色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发展会展经济更是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尤其是大型国际展会，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世博会等规模宏大的会展和赛事，对于举办城市经济实力、环境、交通和服务设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举办者在取得了会展举办权之后均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市政建设的完善，为城市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我国举办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过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为了使博览会获得成功，在昆明市内，机场扩建、市场交通建设及滇池污染治理等各大工程几乎都同时动工，整个昆明就如同一个紧张有序的建筑工地，两年间昆明市共筹集资金30亿元，完成了城市路网建设，比原规划足足提前了10年。再如2001年上海因举办APEC会议，展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整容”行动，各景观道路建筑整容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是上海路面的平整度达到历史最好状态。可见，一个城市或地区要举办会展活动，都会积极进行综合性、全方位的城市和地区建设，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推动“人文生态”环境营造等。这些举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争取会展举办权或成功举办会展的基础条件，但客观上改善了会展举办城市的社会和自然环境。
5会展的发展可以丰富城市文化生活，提高居民素质，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文基础
一方面，大型会展活动的举行，如世博会、奥运会、世界杯、中国艺术节等，使人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尤其是丰富多彩的节事活动更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与其他会展活动不同，节事的广大参与者不是为了紧张忙碌的工作，而是纯粹地进行放松和娱乐，精神得到极大的满足，从而更加热爱生活，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大大有利于其提高工作的效率和主动性。另一方面，会展举办地在筹备会展的过程中，一般要大力宣传文明新风，并在当地居民年中掀起学习与会展活动相关的知识的热潮。此外，大型会展活动汇集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文化、不同观念的人们，会展举办地的居民在与各地的会展参与者的接触过程中，可以接受新鲜的知识和思想。因而会展活动有力于提高举办城市居民的综合素质。
6结语
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定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是实现城市的良性有序发展，即在保证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注重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产业结构优化合理和城市居民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使城市的发展始终与外界的环境、资源、信息等保持和谐一致。而会展经济恰恰具有提高居民素质、优化产业结构、安排就业、促进城市环境建设等一系列的功能作用，正好迎合了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诸多要求和目标，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大力发展会展经济，不仅可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更加快速的发展，而且将大大加快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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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经济论文篇2
归根于认识上，都是价值观念错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为何问题层出不穷，矛盾与冲突越来越尖锐呢？钟光荣研究发现：这一切都是源于经济学价值观念的错觉，所引致价值理论的错知，进而导致人们经济实践的错行。因此，他将传统经济学的形形价值理论归纳为“三域五论”：一是生产场域的要素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二是交换场域的均衡价值论；三是消费场域的效用价值论和稀缺价值论。对此，他的研究确证：这些价值理论，都是人们自利与偏私的自以为是意见。并且，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狭义的、局部的、环节的、从不同角度自知自识的主观片面事理，而不是自然本体本原的、完备和全面的客观真理。如果硬要说是真理，充其量，也仅仅只能看作一点微不足道的客观真理因素。真正客观全面的价值真理，是自然本体价值论。钟光荣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与探索，发现和确证了这一客观价值事实和规律的创造与存在。对此，他用二百多万字的原创理论著作，对这一价值自然事实和真理，作出了最为充分的论证：
一是价值即效用。但它不是传统价值理论意义上狭义的、仅仅局限于人的消费对象的效用，而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包的广义自然效用。他指出：价值本无而有，是人类交换劳动对象物时产生的幻相逻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价值不是别的，仅仅只是效用的代名词。没有效用，就没有价值。进一步说，效用是形，价值是影，价值与效用如影随形。就是说，既没有无效用的价值，也没有无价值的效用。离开效用，价值荡然无存。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不要价值，但绝对不可以不要效用。
二是价值是自然创造的，存在于自然一切事物之中。就是说，自然创造效用即价值，是从无到有的行为和过程，是从没有到实有的结果和目的，是从原有到现有的运动和存在。人和万物一样，也是被自然创造出来的物质效用，即价值之一种。自然并没有、也不可能赋予万物和人类这种被创造者，可以从无到有进行创造的功能。所以，人只能发现、认识、开发、改造和利用现成的、从有到有的自然价值，绝对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创造任何从来没有过的价值。一切将人类改造价值的行为，说成是创造价值的结果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三是人们用劳动价值获取劳动对象的价值，是劳动效用即劳动价值作用发挥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劳动价值是实体价值；这一过程完成以后，劳动价值就物化在劳动对象价值之中，变成了虚拟价值。况且，人类生活最终所需要的，并不是劳动价值，而是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劳动对象价值。这也就是说，是因为劳动对象有价值，才使人们值得为它们劳动。因此，劳动价值在本质上，是获取劳动对象价值的动力价值和工具价值；是人和人所需要的对象价值之间的桥梁价值和中介价值，并非别的价值。四是对于劳动价值的分配，必须以自然绝对公平与正义法则为第一原则。因为，所有财富与价值都为自然所创造，自然财富与价值人人有份，人人平等，人人同权，人人可用。在所有人的劳动都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时，由于自然仅仅只是区分劳动能力和努力的差别，这时的劳动获取的劳动对象的价值，应当全得。这种全得，也就是劳动应得；但当生产资料被少数人集中与垄断占有后，这时，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劳动，只能应得，不能全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生产资料占有者占有的生产资料，不仅是人人有份的自然资源，而且也是超出人均份额的自然价值。所以，他必须拿出部分超额资源收益价值，返还给丧失生产资料者和丧失劳动能力者，以确保天赋人权的自然价值平等。五是自然创造的价值即自然资源，其总量是无限的，但可供人类利用的却非常有限。因此，人类面对可利用的有限自然价值，以及面对自已利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无限性需求，面临着二重选择：一方面是，人类要确保子孙后代持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减少人口，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公正分配，确保自然价值长期利用；另一方面是，人类要满足当下无限贪婪的奢侈需求和欲望，就必然要以加速人口增长、环境破坏、资源消耗、分配不公作为代价。但这样做的后果，必然自取灭亡。正是由于传统经济学各种自以为是的价值理论存在偏颇，所以，钟光荣进一步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才是科学原则和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和有机统一。但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总原则以后，就将劳动价值科学的具体原则，交给了商品学和历史学去研究，他自已只着重研究价值的人文精神，即对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文关怀。也正是因为马克思深明商品的自然属性，即价值的自然本质，所以，他从来就没有笼统地作出过“劳动创造价值”，或者说“价值是劳动创造的”的论断。他所作出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的定论，之所以非常正确，是因为前者指的是价值的形式，即经过劳动改造后的、人为的自然效用价值的形式，而非价值的内容；后者指的是价值的职能，即经过劳动改造后的、人为交换的自然效用价值的现象，而非价值的本质。这就表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意是：劳动本身有价值，劳动可以改造和开发劳动对象的价值，但劳动并不能创造价值。而且，由于劳动对象不能自我表白其价值，所以，劳动对象的价值，只能以人的劳动时间通约，来计算其价值及其价值量。这个事实真相表明：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自身的价值和劳动对象的价值相结合而构成的。因此，他在《资本论》一开头，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生产过程上，人只能跟着自然来做，那就是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①他还说：“劳动不是它所生产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换言之，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②所以，钟光荣认为，后世有的经济学家，将“劳动创造价值”这个主观形而上学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上，是对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的极大误解。现在，我们必须还其事实真相和本来面目，以正价值的自然真理。正因为传统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劳动价值论真理原意的误解，作出了价值是人的劳动创造，而非自然创造的不当判断，并且应用于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所以，其后果必然导致人们长期不尊重自然，不敬畏天地；必然引致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把自然不当数，进而疯狂地伤害自然，即无止境地增加人口，无止境地破坏环境，无止境地消耗资源，无止境地分配不公。从而引起自然以灾害的形式，对人类进行最为严厉的惩罚和报复；引起社会以犯罪和战争等形式，对同类进行最为残酷的掠夺和伤害。然而，面对这些天灾人祸，现在，一些社会组织和个人却仍然执迷不悟。显然，对价值真理进行正本清源，将人类社会习以为常的种种传统价值观念，统统归结到自然本体价值论之中，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势在必行。
三、启示之三：凡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与社会冲突
在人性本质上，都是经济道德下滑钟光荣研究认为，经济道德是自然的经济法则，即自然经济规律，也即自然经济规则。对于自然的经济法则、规律和规则，人类跟其他自然事物一样，只能服从和遵守，不能悖逆和违反。这就是说，人类要在自然经济道德律令的规制下，克守本分地生存和发展。但是，由于人类进化出了超越万物的聪明，尤其是优先获得了自然恩赐的智慧，所以，源于自然，高于万物的人类，也就必然要突破自然发出的道德律令，超越万物，非常强势地生存和发展。为了限制人类的这种违背自然法则的行为，自然给予人类以理性，命其自觉遵守自然的道德律令。然而，人类将事物自我保存的强大者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扩展到了无限化和极端化的程度以后，不仅不能自我抑制，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人类这种悖天逆道的经济行为，正地应验着“上帝要谁死，必先让谁疯狂”的可怕诅咒。现在，社会人口过度增长，自然环境过度破坏，自然资源过度消耗，财富分配过度不公的经济事实已经证明，人类恰恰忘记和抛弃的，是自然赋予的经济道德理性。因此，在自然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并将大量自然资源转化为堆积如山的商品的今天，使得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经济虚荣中，都在努力地追逐着自已永不满足的贪欲和欲望。可是，在获得这种无限享受的同时，也就将自然赋予人的经济道德理性，早已从自已的经济意识形态中驱赶出去了。余下来的，就只有绝对自利与偏私的感性功利主义意识。这种经济道德的严重下滑，在有的地方和有的个人的经济意识中，已经达到谷底，甚至完全丧失。面对这一可怕的严竣情势，钟光荣在他的《经济学本理》这部八十万字的巨著中，苦心孤旨地探寻到了最佳解决办法。
第一，从理论层面上说，是他所建立的“自然实在论的经济理论总模型”。在这一总模型中，他将天、物、人，社会化为政府、富人、穷人三个层级。于是，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复兴人类的自然道德本性，即人的自然道德理性，就必须象天赋事物道德一样，按其伦理和秩序，从政府永恒垂范、富人永远示范开始，然后达至穷人永久效范。
第二，从实践层面上说，是他所建立的“人口自恰、环境依赖、资源依赖、公正依赖”四个子模型。在这四个子模型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人口自恰，就是人口恰合自然的生态，应当保持生态学确证的合理比例；所谓环境依赖，就是人口对环境要素指数的依赖，应当改善到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状态；所谓资源依赖，就是人口数量对资源数量的依赖，应当达到可持续代际利用时间的最大当量；所谓公正依赖，就是对社会化的自然财富与价值分配的依赖，应当始终坚持以自然绝对公平与正义作为第一原则。钟光荣在研究自然价值运动时，还发现和证明了绝对公正的“自然分配律”。他将这一分配律应用于对劳动获取的自然价值，在社会相对公正分配过程中，效法自然法则的根据，就是他在《财富的价值》下卷提出并建立的：“国家及其政府、企业、家庭三位一体的新福利主义‘价阶分配制度’模式”：即设立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生存与发展帐户”，将个人自谋和政府补贴两项收入，分解为可动收入流量支出和不动收入存量储蓄。然后，再将不动收入存量储蓄分作医疗支出和养老支出。这样，就能有效地解决自然财富与价值社会分配越来越不公，穷人生老病死没有经济保障的根本问题。这也就是说，他的这一符合自然科学方法论与自然和谐目的论的自然真理认识论，特别是效法“自然分配律”的公平与正义价值分配原则，实行起来，也就好比唐僧给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只要我们将自然道德律令，转变为社会法律制度，并将这个制度之真“经”，不断地念下去，就会使人类悖逆自然道德理性的、无法无天的经济意识和行为，真正受到自然道德律令的约束。
会展经济论文篇3
首先要从公共服务的词源上来准确把握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公共服务是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提出来的。这一概念是从西方经济学和政府管理理论中引进的一个新概念。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认为,在人们结成政治关系,进入政治状态之前存在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由于人们天生中存在“荣誉感、骄傲或是虚荣心”以及人们自我保全的欲求,于是人们之间产生纷争,由自然状态进入战争状态。为了避免相互间的倾轧、残杀,人们集结在一起达成协定,这就是“社会契约”,政府的职能就是保证“社会契约”的履行,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政治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1723-1790)在其《国富论》一书中,将政府的职能定为“守夜人”的角色。他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尽到三种职能:一是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二是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三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而应该让价值规律自发对微观主体的行为进行调节。经济学家根据商品有无竞争性和排他性把社会产品的提供和来源分为了两个途径。一个是途径是市场主体。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需要,生产者就会组织生产。市场需求减少,产品生产就会随之减少;还有一些产品是市场主体不愿意承担或无法承担的,必须有社会组织或政府组织负责买单,进行治理或提供服务。他们将这一概念运用到政府管理中,认为商品应该通过市场渠道获得。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弥补市场不足,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由此可见,公共服务是作为一种新的执政理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管理的,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尽管公共服务与为人民服务、公共管理在内容上有共同之处,都有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相同内涵,但公共服务反映的是政府的角色定位、行为方式及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与公民的关系变化等,侧重的是政府职责。主要针对的是面对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主体,履行自身职责,积极主动地运用公共权力、配置公共资源,满足公共需求的问题。
其次要从基本特征上来准确把握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公共”与“私人”是相对的。从哲学、法学和政治理论层次上,即从国家或政府的角度来讲,“公共”涉及的是、合法性、福利一类的问题;从经验层次上,即从公共职能和公共活动的范围上来界定,“公共”与多数人的利益相关,有较多的社会公众参与;从政府执行活动或职能的对象来讲,“公共”表示一个众人的事务领域。用更加简单通俗的说法就是“众人事众人治”。公共服务关注的主要是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公共服务(物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对公共物品的消费进行收费困难。公共物品规模效益大、初始投资量大。私人企业或市场不愿意提供、难以提供。公共服务不仅包括政府提供的有形物品,也包括法律、制度、秩序、公平正义等无形的服务。如果将公共服务仅仅理解为就业、就学、医疗服务等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就会陷于狭隘论的境地,将社会治理必须重视的公平正义、机会平等一些非常重要的服务放到不正确的位置,从而使一些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
三是要从划分类型上来准确把握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按照竞争性、非竞争性、排他性、非排他性的物品属性对产品进行归类,可以把产品和服务划分为私有私益、私有公益、公有私益、公有公益产品。显然,私有私益产品是纯粹的私益性物品,如市场上的肉、菜;而公有公益物品则是纯粹的公益性物品,如国防、社会治安。私有公益物品和公有私益物品,则是非纯粹的公益物品或不纯粹的私益物品。纯公共物品,如国防、公共安全、消防等公共服务,由于供给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能够做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它可以采用免费方式供社会公众无偿消费,服务产品成本的补偿从国家税收收入中提取,是通过税收形式由全社会强制分摊生产费用。尽管一些准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基本医疗服务等,虽然不具有纯公共产品的性质,市场可以生产和提供,但是这些基本服务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征,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稳定,因此合理配置资源使公民共享这些服务也成为国家的责任。从公共服务的效果来看,又可以将公共服务分为有关生存的公共服务和有关发展的公共服务。有关生存的公共服务是指国民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公共服务,如国民基本的医疗保障、供水、供暖、住房等,为残疾人、老年人提供特殊的照顾,为失业工人提供失业保障金以使其能够生存也属于种类公共服务。有关发展的公共服务是指对国民的工作和生活能力起促进作用的公共服务,如为国民提供必要的公共图书馆、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以及修路、通讯和义务教育等。可见,如果有关生存的公共服务没有实现均等化,社会公正的第二个方面就难以实现。因为政府没有为全体公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以保障其生存,市场机制导致的收入差距没有得到有效调节,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就会陷入贫困甚至无法生存,最终会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同样如果有关发展的公共服务没有实现均等化,则社会公正的第一个方面就难以实现,社会公众没有均等的有关发展的公共服务,也就失去了均等的发展机会,市场竞争也因此失去了公平的基础。
四是要从对“基本”的正确理解上来准确把握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从公共服务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来看,符合的东西很多。大到国防,小到路灯。既包括有形的公共设施,如公路、桥梁;也包括无形的法律制度等。但目前要努力达到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就是群众最关心、亟需解决的问题,反映着群众的期盼,群众心声。从消费的层次来看,基本与低层次消费有直接关联,就是要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类似于马斯洛解释的人的基本需求。从消费需求的同质性看,人们无差异消费需求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如对食品和药品的消费,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要求保证质量安全,尽可能减少对健康带来的危害。同时,基本也反映着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作为一个国家应该提供。“基本”就是人的生存权、健康权、居住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和资产形成权,对公民来讲是不可或缺,甚至是没有退路的最底线的权利,是政府和社会必须保障和必须承担的责任。
五是要从“均等”上来准确把握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为什么要提均等,提均等的原因就是不均等。正如有人评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主要原因是“不知礼”的问题突出。当前要强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键的原因,一方面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矛盾突出,公共服务总量不足;另一方面是公共服务分配失衡,城乡、区域、社会不同群体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不一样。
由此可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国家为保障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社会权利和基础利水平,规定一定阶段上公共服务应覆盖的最小范围和边界,不是所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是指在统一的制度安排下,确保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机会、大致相等的结果,将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同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是一种基本趋势和走向。其内容和范围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和扩展,从生存型服务走向发展型服务、从纯公共服务走向准公共服务、从较低水平的均等化走向较高水平的均等化。
二、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充分认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大意义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是人类20世纪所建立的最重要的制度文明之一,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发明,反映和体现着国家的实力、文明程度,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谐稳定的基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主动向西方国家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先进治国理论,推动政府治理科学化的一项重大战略。
首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区域之间、各社会群体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有利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增加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既能减少竞争性领域的政府投资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又有助于增加居民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提高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开发,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保障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
其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民生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路,不难发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集中财力发展国计民生的重大工业项目,弱化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甚至在公共服务领域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恰当地把一些本来应该由政府来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推向市场,使得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不断呈扩大趋势,造成了复杂的、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近年来,个人承担基本公共服务的费用上涨太快,大大超过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上房”等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已经演变成了社会公共性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有效解决当前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长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引发的各种社会不公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就会加剧,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的差距,坚持发展成果共享,使不同社会阶层均衡受益;有助于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减少绝对贫困,形成有效的社会安全网,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
第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任务。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和长期导向,努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利于各级政府转变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的长期惯性,从不适合直接参与的领域中坚决退出来,把主要精力转向公共服务领域,切实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必须充分考虑发展实际,确立正确的工作原则和步骤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项系统、复杂、庞大的工程。一是城乡统筹难度较大。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较为滞后,基础设施仍然薄弱,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公共服务水平相对偏低。而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面临着布点分散、成本较大等难题。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受历史原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功能定位等因素影响,不同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较为突出,整体均等化推进难度较大。三是不同群体实现均等化任务繁重。不同阶层和群体对公共服务的预期差异较大,一些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还比较困难,诸多民生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各地都面临着维护社会公平和控制人口总量的“两难”困境。四是公共服务体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公共服务的绩效改善过多地依赖于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而不是公共服务体系自身的改革和发展;以职能和部门为导向的分工体系使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相对分散,缺乏有效的整合和协调,整体效能没有充分发挥;基层缺乏基础平台和服务网络,资源配置不合理;公共服务供给和投资渠道单一,基础设施建成后管理运营不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考虑这些实际情况,按照统一规划,先易后难,先低层次后高层次的原则和步骤推进。
首先是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均等化是一个一直隐含于历史长河之中,到了近现代才显性化为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治理理念的。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是现代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价值观和理念的形成具有复杂性,历数我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基本口号就是要求平等。过去通过暴力体现均等诉求,现代国家通过制度安排把它融入到政府基本职能当中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文明。考虑公共财政支出能力和政府失灵的程度、市场的发育程度、非营利部门的成熟状况、公共部门交易费用的高低等诸多因素,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发展阶段或时期,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特点是不一样的。“每个社会都会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市场和制度环境,以及实际的公共需求,来做出合理的选择”。现阶段,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条件仍然很不发达,所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要量力而行。在总体上应注意两点:一是范围要适中不能过宽或过窄;二是标准要适度不能过高或过低。标准过高、范围过宽,不仅没有经济保证;同时也可能会因此带来劳动积极性边际效益衰减等问题。如社会保障支出,只要建立了就必须支出,而且是只能增长,不能减少,具有钢性增长的特点,同时也不是标准越高越好。标准过高,就会出现过度依赖其生活的群体。标准过低、范围过宽,就会出现有限的资金撒“胡椒面”的情况。针对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严重滞后的突出问题,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精心测算,运好公共权利,合理配置好公共资源,使其发挥应有效益。
其二要突出重点,循序展开。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维护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利,是政府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但要从人民群众基础性、广泛性、迫切性、可行性方面考虑。要确定好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建立起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随着经济总量增加和财政能力提高的自然增长机制,明确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均等化的地区和领域,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支出奠定技术基础;要根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状况,评估需要均等化地区的财力和财政支付能力;要调整和改革政府间关系,明确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其三要体现公正、公平、公开、机会均等的原则。公正性是指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合法性。公开性指公共政策在公共领域中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公众要具有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公平是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要兼顾和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和诉求,考虑支出公平,受益公平。目前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群体差距较大,认真分析,根本的原因是制度不公平造成的。譬如农民,由于其出生地在农村,是农业户口,由此丧失许多机会,即使出来打工,也受许多限制,这种境遇仅靠劳动者个人的努力是无法消除的。国际经验证明,缩小区域间、城乡间收入差距,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快培育更加开放、更有利于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通过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平抑不同地区的工资差异,以机会均等实现结果均等。面对复杂的国情,既要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努力推动各项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区域接轨。
其四要坚持政府主导和各方参与的原则。在我国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我们要系统规划,统筹安排分步骤地推进。既要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好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要做好社会组织的培育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积极学习和运用新的治理模式。
四、必须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解决好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取决于四个变量,一是经济能力,二是认识能力,三是体制设计,四是制度安排。目前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出现的问题,客观上讲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能力、思想认识、体制设计、制度安排都有关系。
一要坚持将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夯实服务的实力。均等化的过程是发展的过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离不开发展。只有做大经济“蛋糕”才能很好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果经济实力上不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缺乏财力支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层次、水平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要比以往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以更大的气力,更加有效的措施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二要转变观念,树立起科学的发展理念。要纠正盲目的GDP崇拜和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事业发展的错误做法和片面认识,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在重视经济政策研究的同时,加强社会政策的研究,切实将发展转移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三要调整和改革政府间关系,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按照公共服务的层次性划分政府事权。政府间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主要应该解决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例如,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由于涉及面广和具有更大的外部性,主要应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提供,由县级政府管理;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应由中央、省和县三级政府共同承担,各级政府承担的比例,应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定。在经济贫困地区,应全部由中央与省级政府承担;在经济中等发展地区,应由三级政府共同承担,中央和省级政府应负担50%以上;在经济发达地区,应由三级政府共同承担,但以县级政府承担为主。总之,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划分上,应改变过去传统的按事务的隶属关系划分的办法,以便使财力与事权能够相匹配。
四要完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网络。建立统筹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的网络体系,扩大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加快社区、农村等基层服务网络的建设速度。
五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要继续推进政企、政资、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杜绝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把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政府不能以牺牲提供公共服务为代价专注发展经济,更不能介入市场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与民争利。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按照权责一致原则,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理顺各层级政府之间的职责关系,避免“小马拉大车”和“大马拉小车”,解决好政府间的非对称性分权问题,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去做,将政府职能进一步转移到为社会成员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上来。
六要推进阳光服务,增强政府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近年来,英、德、荷兰等国政府采取的简化服务手续、制订并公布服务标准、在某一级行政区域和某些部门或行业开办“一站商店”服务等,就是在这种新的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体措施。针对目前群众迫切需求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且效率低下的情况,我们应充分尊重群众作为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主体的作用,改革现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决策制度,完善“自下而上”的、能够有效反映群众需求真实偏好的表达机制。鼓励群众参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过程决策,形成政府与群众共同决策与管理的模式,以群众的需要为导向确立供给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水平和标准,防止供给内容和基本需求脱节。要形成制度化的参与和监督渠道,对于市民广泛关注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要事先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保证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充分实行村民(居民)自治,通过村民(居民)委员会和乡(街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群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意见。就政府而言,当前应重点推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创新,整合相近公共服务职能,解决部门之间衔接不够、交叉重复、效率不高等突出问题,强化对公共服务行为的监督和约束。
七要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立法和制度建设,依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要积极推动立法工作,以法律的形式将各级政府必须履行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责、标准、履行职责必须遵守的程序等固定下来,切实推动法律条款由一般号召和倡议向责任可监督、可追究转变,努力形成基本公共服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局面,以便使每一个环节工作切实落到实处。
八要加强公共服务形式创新,积极推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向社会化、产业化、民营化转变。尽管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是政府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公共服务都需要通过政府部门直接提供。政府除对国防、公共安全等纯公共服务采用免费方式供社会公众无偿消费,服务产品成本的补偿从国家税收收入中提取,通过税收形式由全社会强制分摊生产费用外,对于具有私人物品特征的准公共物品,可考虑实行市场提供,适当收取费用,利用市场机制来引导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其中“私人性”程度较强的准公共物品。市场提供不仅可以制约个人对准公共物品的过度消费,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搭便车”现象,防止对稀缺资源需求导致的无序竞争,从而实现公共消费成本费用的全部或部分补偿。要积极借鉴学习新公共管理理论,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积极运用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财政补贴、创造可交换的产权、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方式,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九要实行绩效评估,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要建立起以结果为导向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建立起由政府、研究部门和媒体(公众)组成的三元评价机制;设立一套合理的评价指标和权重,特别要围绕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状况,将诸如入学率、社会保障覆盖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居民收入增长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刑事案件发案数、重大事故发生率及城乡居民满意度、幸福感等衡量公共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要加强对公共服务决策活动的监督,完善决策的监督制度和机制,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规范问责操作程序,加大社会透明度,完善社情民意沟通渠道,扩大公众在公共服务问责制度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责,促使政府发挥好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公共管理学》陈振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会
[2]《以制度创新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樊继达董书芳《学习时报》
[3]促进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8年8月27日
会展经济论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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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一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出分析。
在该文中，姜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单从时间上看，中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之时，就确立起了"民得买卖"的地权原则，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而在西欧，到公元11世纪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内，起初不能让渡和不能分割的''''贵族''''土地，渐渐变为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的；实际上，它已被分割到漫无止境。"（注：［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页。）土地买卖才发展起来。显然，中国历史上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确实比西欧要早得多。进一步来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买卖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买卖的。在中国，西周就确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权原则；而在西欧，由于土地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不能买卖，马克思曾称之为"不动产"。
然而，分析土地的买卖不能离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析，在西欧，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是领主制阶段。伴随着土地的买卖，领主制解体，整个社会进入了地主制阶段；在中国，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战国的领主制阶段。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和地主制的到来，土地买卖发展了起来。换言之，土地买卖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经济现象；从地主制产生之日起，就会有土地买卖，并无此先彼后之分。认为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大特点的观点，主要是将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作了对比之故，故而这种对比显然是不妥的（详后）。如果用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地主制作对比，那么，根本就无此一说。因为，土地买卖与地主制是同步的，并无此先彼后之分。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其根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具备成为小生产者的必要条件；而西欧庄园制下的农奴则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农业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属自然经济范畴，其商品生产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者。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交换的发达和商品生产的不发展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页。）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城市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但大多数商品则是来自于各生产部门的产品。由于封建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占社会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农民，尽管中西方农民在人身自由和经营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应是社会商品的主要生产者。
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充分说明，农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会里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除盐、铁等大宗商品是来自于手工业部门之外，很多商品都来自农业部门，出自农民之手。粮食、纺织品、茶叶等农产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大多数商品是庄园中人身并不自由的农奴生产的产品。据12世纪留传下来的商税税则记载，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马、腌肉和熏肉、腌鱼或熏鱼、麦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盐、金属、毛皮、武器、颜料、羊毛、线、磨石等。在中世纪最为著名的香宾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业品和来自东方的丝绸及珍奇品外，还有粮食、饮料、皮革、各种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丝、丝棉、大麻、亚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大多应是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注：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下册，第23章"中世纪的商人旅行、市场和市集、香宾市集、贸易管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6～199页。）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而西欧则是手工业者的观点，不仅与以上事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始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这一基本规律。
第三，"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商业比较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得出这一结论，其推论前提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流通贝币，春秋战国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宋代出现纸币，白银逐渐成为货币，货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而在西欧，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出现发达的货币经济。其实，西欧的货币经济虽然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纪时，随着捷克、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银矿的相继发现和大量开采，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信用业和金融业，形成了十分发达的市场网络。试想，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西欧怎么能够率先发展到资本主义？而且，即使在西欧中世纪的初期，蛮族的入侵也没有立即使商品经济衰落，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有商业活动。那种认为西欧中世纪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观点，大大低估了西欧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更何况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也是处于"抱布贸丝"的交换水平之中吗？
再者，从货币介入交换这一角度来看，货币是从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货币。尽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因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币材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中国从商周之时起开始用贝币。在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蛮族已用亚麻布条作为货币，后来还一度铸行硬币。（注：［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第8章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因此，把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看作中国封建社会有别于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并不妥当。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特点的问题上，从据以分析特点的基本思路到具体概括出的诸多特点，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往往将中西方封建社会作简单的类比，并由此推衍出结论。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应加以避免。
二
众所周知，特点是通过比较而得出来的。讲到比较，自然就有一个比较对象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将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与中国的地主制社会作对比，从而得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缺乏可比性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历来有"典型"和"变态"之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把奴隶社会分为早期不发达奴隶制阶段和发达奴隶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难道封建社会会例外吗？而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地租形态的演进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立消长来看，从领主制到地主制，都显示出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注：林文勋：《试论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刊《东陆学林》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世界各国、各地区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我们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和西欧来说，中国西周为领主制社会，进入战国，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中国进入了地主制。在西欧，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城市也早已衰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例如，"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西欧领主制（农奴制）解体后，并没有立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发展到其它的历史阶段，而是进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论述西欧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说："在大多数农村中，虽然还存在着古老朴素的自然经济，但已有许多整片的地区，比如在荷兰、比利时和莱茵河下游，农民都不用徭役和实物献纳，而以货币向领主交付；领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们自己分别变成地主和佃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步骤，……。"（注：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页。）
既然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那么，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与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作对比就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只能用双方的领主制阶段与领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地主制阶段与地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否则，对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在研究其特点时，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它的经济结构、经济要素。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它都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与其它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时，还需要克服就经济关系而言经济关系的局限，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去加以认识。这也是本文特别偏重从发展的过程去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特点的重要原因。三
本着上述基本思路，通过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同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相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商品经济何时出现于中国社会，还需要探讨，但在商周时期，它的发展程度还是较为有限的。进入春秋战国，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市场不断拓展，交换空前扩大；金属货币广为流行；商人和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当时，富商大贾不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经济力量无所不在，确乎达于极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统治。到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预商业的政策，商品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发展势头嘎然而止。汉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脆弱。盐铁为大宗商品，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汉武帝的政策体系完整，从生产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连续不断的战乱又使商品经济失去良好的发展环境。商品经济急剧衰退，竟出现了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流通的反常情况。直到唐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城市坊市制崩溃，草市镇兴起；货币流通不断进步，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人和商人资本再度崛起。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时期，茶叶迅猛发展为与盐铁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镇遍及全国，海外贸易取代了传统的陆上贸易，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与第一个高峰相比，此时商品经济的基础更为广阔，发展水平更高。
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受一定的影响，曾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不仅很快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第三个发展高峰。这时，交换进一步扩大，市场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量迈上又一新台阶，形成了商帮。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点。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政治力量的影响较大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大一统的形成，消除了原来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的币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讲的就是大一统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的形成，又使得统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不利的作用。
在整个封建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对商品经济的干预极为突出。主要是通过重农抑商和禁榷制度对商品经济实施干预。所谓"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自战国商鞅、韩非等人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后，部分诸侯国及继起的秦汉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丝织衣服，禁止商人骑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谪发商人戍边等。而后，由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种抑商、轻商的观念意识。重农抑商形成一个从政策到思想再到观念的有机整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基本国策。到了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从根本上还没有完全动摇。即使到了明清，重农抑商仍然不时推出。明清两代都还曾重申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及不得仕宦的旧规。重农抑商的实施，抑制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类似例子不在少数。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禁榷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将它归入重农抑商政策之中，这是不对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国家通过官营商业，与商人争利；它是官府充当大商人的结果，与重农抑商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政策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继推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措施，将禁榷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行。历代统治者对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实行专卖，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果说重农抑商政策是通过压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禁榷制度则是通过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产运销，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自己所允许的范围和轨道。
不过，虽然这两项政策的出发点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却是异曲同工，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政策双管齐下，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中国是一个疆域十分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征。这其中，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起点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这种多层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内地与边疆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等等。以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同处于中原内地的南北两方，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就相当悬殊。至于城市和农村，在唐宋时期，一些大城市已发生了市场革命，处于较发达的状态，但许多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幼弱，尚处于自然经济之中。而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就更大。
唐代货币史上有所谓"钱帛兼行"之说。其实，除铜钱和绢帛这两种货币外，在四川和岭南的部分地区，还流通着实物货币；实际情况比"钱帛兼行"还要复杂。单以铜钱和绢帛来说，铜钱是形态较高的金属铸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层次；而绢帛只是一种形态较低的实物货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的层次。可是，就是这两种形态不同的货币，竟然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长期共存，流通上百年。这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是高低层次的共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应作为正确估价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长期以来，在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上，不论是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还是就某个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据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结论，而一部分人则举出了商品经济不太发展的诸多证据。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只注意了一个方面，难免以偏概全。鉴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在估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第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都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换言之，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种作用又更为明显和深刻。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峰相呼应，春秋战国、唐宋、明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重大转折和变革时期。这三个时期，虽然社会变革的内容不同，但从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看，则有很大的共同点。即，商品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变革是由商品经济引发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变革转折时期。在地主制到来之前，到处都是井田制这种农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两部分，由农奴耕种，但土地所有权均属最高统治者所有，实行层层分封，"田里不鬻"。广大农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内，互耕互助，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即几乎不与市场发生交换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的拉动下，农民逐渐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交换关系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从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渐渗入到公社内部。起初，公社成员用于与外部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后，在交换的席卷下，土地逐渐卷入交换。于是，"田里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经济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公社，领主制解体，地主制确立和发展了起来。
会展经济论文篇5
论文摘要：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分析了西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探讨了西藏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提出西藏实施可持续发展必须提倡计划生育，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坚持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强环境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在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既是当前要集中解决好的关系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实现西藏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根本任务。 一、西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意义 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胡锦涛同志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江泽民同志指出：“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要求，现在已成为许多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更加具有紧迫性。”我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经济基础和技术能力很薄弱的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比其它任何国家更需要选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西藏而言，地处世界屋脊，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十分特殊，不仅是我国、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江河源”和“生态源”，还是我国及至东半球气候的“调节区”和“启动器”，全球生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西藏虽然广裹无垠，但海拔高度超过4000米的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86%以上，在全区总面积中约有一半属荒漠、石山或永久性冰山，自然生态环境相对较差。大部分地区虽位于亚热带区域，但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绝大部分地区干早少雨，高寒缺氧，大气氧气低于平原地区的75%，生物生存环境十分脆弱，单位面积生物量很低。西藏总土地中草原约占54%，森林约占10.5%，湿地约占3.1%，冰川约占2.1%，这些生态环境由于受高寒、干旱等气候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十分脆弱，一旦过度开发或遭受破坏很难恢复，加上绝大部分群众缺乏生态环境意识，生产生活方式落后，刀耕火种毁坏大片的原始森林，造成泥石流和局部地区崩塌；大肆挖掘干旱地区的灌林作为薪材，造成严重水土流失；无节制的狩猎致使许多珍稀动物濒危，超限采挖使许多珍贵药材资源濒临枯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西藏的人口持续增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比较突出。近年来，西藏虽然也提倡讨一划生育，但人口出生率仍继续上升，人口年均增长率在2%以上，高于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由于历史和自然等方面的原因，农牧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们的生活还不富裕，脱贫致富的任务还相当艰巨，而且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农牧区巧岁及巧岁以上的人口中，文盲比例高达54.24%，未上过学的农牧区人口占52.96%，而小学文化程度就占34.58%。西藏的农牧业职业教育水平低，许多农牧区未能升人高一级学校的初高中毕业生，缺乏应有的农牧业职业技术教育，成为既不能升人高一级学校，又不能回乡务农或无任何一技之长的低素质农村人口。人口的科技素质不高，致使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很低，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靠天种地、放牧。因此，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保护生态环境与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西藏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进而实现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小康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 二、西藏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江泽民同志还指出：“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攻方向和基本内容，结合西藏实际，积极探索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坚持环境保护 的基本政策，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和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长期可利用的自然资源，人类将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经济社会也难以长期持续发展。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而不注意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发展是不能持续的。因此，我们要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在规划和实施经济发展时，必须充分估量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使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相协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为了切实做好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一是要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率。要制定和实施有利于节约资源的产业政策，严格限制那些能源消耗高、资源浪费大、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发展，大力发展质量效益型、资源节约型产业。严格审批建设用地，建立和完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确保耕地面积基本稳定。二是要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所有建设项目都要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在实施经济布局、城市和乡村建设时，要按照环境保护规划进行，力求做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保护环境，改善环境。要统筹规划国土资源的开发和整治，严格实施土地、水、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三是要努力改善生态环境，要动员全民植树种草，千方百计地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覆盖率。要有效地保护和利用矿产资源，坚决制止乱采滥挖的现象。对过度开垦的土地，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还林、还草。要搞好水土保护工作，防止荒漠化。四是要加强法制建设。加强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方面的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我们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为加强环境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要加强执法力度，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要加强环境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提高依法加强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自觉性，树立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观念，为环境执法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西藏的资源丰富而独特，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加快优势资源的开发，是振兴西藏经济的关键所在。但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开发缓慢，丰富的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严重影响了西藏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把西藏的资源优势和内地的人才、资金、技术等优势结合起来，大力发展西藏五大特色产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一是充分发挥西藏气候独特，生物多样性优势，积极推进高原生物资源开发，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畜产品加工业，推进农牧业产业化；二是发挥好西藏在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亚，把西藏建成国际精品旅游圣地；三是大力发展藏药业，把藏药传统优势与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工艺结合起来，把藏药业做大做强，使西藏成为全国的藏医藏药科研、生产中心；四是做好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文章，大力拓展啤酒、矿泉水市场，积极开发具有西藏特色的系列绿色饮料产品；五是重点开发有市场需求的矿产资源，科学规划，规范管理，使西藏的矿产业走集团化发展的路子。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才能使西藏的各项事业得到快速持续发展。 （三）提倡计划生育，提高人口素质。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社会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作为生产者，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因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和力量；人作为消费者，又会消耗很多资料，人口多消耗也多，就会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因素。因此，正确处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保持二者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 首先，要坚持“两种生产”一起抓，切实控制人口数量。在重视物质生产的同时，也要重视人口再生产，认真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严格控制多胎生育，控制人口数量。要深入持久地开展全民性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普及有关科学知识，不断提高干部和群众的人口意识和人均观念，把计划生育指标同经济增长指标一起纳人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指标中，形成一个人人重视计划生育，人人为控制人口增长做出贡献的新局面。 其次，要加快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科学技术与教育水平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基础之一。没有较高水平的科技和 教育的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很难实现。要继续实施“科教兴藏”的战略，坚持把科技和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增强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社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转道上来。发展科技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要加强科学技术的引进，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向生产力的转化。西藏生产力水平低，一旦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就能够实现发展层次上的跨越。根据西藏科研力量薄弱的情况，应广泛应用国内外科技资源，围绕发展特色经济，调整经济结构这一主线，积极引进农牧业先进适用技术、特色资源和新能源开发等方面的技术，加大科技创新、推广、普及力度，提高生产力水平，实现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 再次，发展科技，要以教育为本。根据西藏教育的总体水平不高、人口科技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采取国家扶持、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办好教育，加大义务教育的力度，加快扫除青壮年文盲。高度重视农牧区和边远贫困地区的教育工作，实施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在大力兴办基础教育的同时，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 三、加强环境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提高人的素质从两个方面来说对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只有人们的环境意识提高了，才能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第二，人力资本是影响发展的各种要素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无论从国家经济的宏观管理还是到微观企业的生产与项目建设的科研、开发、设计、管理、施工、运行的全过程，仅有好的硬件设施而缺乏较高素质的各类人力资源在各个岗位上进行工作，资源开发的层次就无法得到提高，经济活动中的投入产出效益就很难得以改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学校教育的基础作用，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从儿童抓起，使珍惜资源、爱护环境的意识植根于年轻一代的心中。 提高环境意识，开展环境教育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层次的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来进行。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应着重就如何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通过组织环境问题的报告、讲座或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专题研究讨论，运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介绍国内外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经验，开阔视野，增强环境意识。对于广大群众，应当把环境教育和文化教育结合起来，积极提倡节约资源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消费方式，鼓励群众消费不损害环境的商品，引导群众自觉支持自然资源的循环再利用，通过电影、电视、图片、实物展览等形式教育群众，形成全社会关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氛围
会展经济论文篇6
在实施低碳经济的背景下,通过实施绿色会计,能够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环境资源利用不合理而造成的诸多问题通过事前、事中控制而降低其限度,更好地增进企业自身的效益,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通过实施绿色会计可以充分考虑社会生态环境的成本,准确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
一、我国绿色会计发展现状
(一)绿色会计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还比较模糊
绿色会计(GreenAccounting),亦称环境会计(EnvironmentalAccounting),它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专门方法,对企业给社会资源环境造成的收益和损失进行确认、计量揭示、分析,以便为决策者提供环境信息的会计理论和方法,是环境科学与会计和实物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全新的应用科学。
(二)研究方法单一
总体看来,目前我国会计界绿色会计的研究是以规范性研究为主,多数研究涉猎的是绿色会计的必要性、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要素确认等内容,但实证研究仍凤毛麟角。
(三)绿色会计核算方法缺乏可操作性和科学性
由于绿色会计目标定位过高,过于追求理想化的绿色会计模式,以至于绿色会计的核算如会计科目、记账方法、会计报告的设计和使用方法都没有走出套用传统会计的模式。一方面,我国在绿色会计的制度和准则制订上才刚起步,缺少可执行的部级的相关制度的约束力。另一方面,缺乏具有我国特色的绿色会计理论与实践体系作为绿色会计实践的支撑。
(四)专业人才储备缺乏
绿色会计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一种新生事物,理论上讲是一个边缘性学科,发展绿色会计需要跨学科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既要深谙会计理论,又要掌握一定的资源、环保知识。我国目前相当缺乏这样的人才,高校相关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也相对滞后。现有的会计人员由于知识结构有限,很少有在环境、生物等方面有所研究的,所以就企业目前财会人员的现有的素质来看,难以恰当处理环境问题,以及环境绩效问题。
二、完善绿色会计实施的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自1979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以来,已颁布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法律十余部,行政法规30余部,国家环境标准360多项,地方法规600多项,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20余项。
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一些环境保护法规,但是,一方面这些法规本身不完整,实施细则不明确,可操作性差;另一方面,对于法规执行起来很不得利。为此,国务院在《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切实履行环境保护工作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加强环境监理执法队伍的建设,严格环保执法,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执法程序,提高执法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法律的效力,才能使法规落到实处。
(二)树立绿色经营理念
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那样的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经济行为。在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情况下,只要企业的经济活动能够带来纯利润,只要这种经济行为的边际利润大于零,企业就会选择这种经济行为,甚至会扩大经济规模。但是企业在新的运营形式下,考虑了环境因素的影响,其成本结构必然发生了变化。在绿色成本核算要求下,企业必须为牺牲和维护环境付出代价。因此企业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就必须考虑这部分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于企业的总成本(包括绿色成本)有一个综合的测算。在此基础上,企业的管理者才能决定是否扩大生产和生产的规模,以使企业的该种经济行为达到一种最优的环境污染水平。
(三)完善绿色信息披露
信息披露是绿色会计核算发挥重要影响的主要途径。要提高我国绿色会计的信息披露的质量,还要尽快大力发展和完善绿色会计的信息披露及报表。绿色会计报表的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利用资源是否有效、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环境成本的发生情况、环境损益形成情况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带来的影响等。绿色会计报表包括绿色资产负债表、绿色成本报表、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排放表及环境政策报告。由于目前企业对绿色会计信息披露还处于认识和起步阶段,可以借鉴财务报告的模式,即在现行会计报表内增加与环境有关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指标进行单独披露。即单独设置“绿色资产”、“绿色负债”、“绿色权益”项目,分别列示在资产负债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中,再单独设置“绿色成本”和“绿色效益”项目,列示在利润表中。让报表使用者在了解企业财务业绩的同时,知晓该企业的环境状况。同时,企业还应在会计报告的附注中披露相关的环境信息,如企业的绿色会计政策治理措施企业的资源环境管理系统企业对环境的损害情况及处理措施企业采用的环境标准及其变化对数据的影响企业控制污染的措施及其效果企业对有害的环境影响结果进行保险,以及政府对此补助金的运用情况,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四)加大绿色会计的宣传和教育力度
实施绿色会计不仅是一个会计问题,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既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效益,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抛弃经济发展。要广泛开展可持续理论、绿色会计知识的普及教育,增强全民的环保意识,尤其是国家行政部门和企业的环保意识,以促使政府加强环保执法力度,促使企业认识环保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自觉建立并实行绿色会计核算体系。应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提高社会的环保意识教育,使绿色会计逐步被公众、企业和市场接受。
(五)完善绿色会计理论的研究
绿色会计实务操作存在的问题,反映出绿色会计理论的不成熟。绿色会计所依赖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多元化,尤其在计量环节上没能突破,使得当前绿色会计缺乏与实务相结合的理论支点。如果政府或相关部门能结合当地引导会计理论界在绿色会计方面加大研究,成立绿色会计理论及应用专题课题组,认真研究得出相应成果,将会提高我国企业绿色会计理论水平,促进
会展经济论文篇7
一、抓住服务业这个薄弱环节，保持和谐的经济结构
目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经济质量改善、结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增强三大瓶颈，其中，重中之重是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就三大产业来看，2004年我国三大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5.2∶53.0∶31.8，服务业产出占GDP的比重比2002年下降了1.8％，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其服务业的产出与就业比重也相对较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首先是第一产业占绝对优势的农业经济时代；其次是第二产业逐渐成为GDP的主要构成部分的工业经济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第二产业一统天下的地位又逐渐被服务业所取代的后工业时代。由于信息产业成了服务业的重要组织部分，因而又称为信息经济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是劳动分工发展和深化的自然结果，服务业效率和水平的提高对其他产业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有重要意义。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业能否有突破性地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我国服务业发展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和增长速度趋缓等矛盾，致使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占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目前，“全世界第一产业占5％，第二产业占32％，第三产业占63％。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其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差距也很大：34个低水平国家为36％，48个中等收入国家为50％，22个高收入国家为65％。而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服务业产出比重已经上升到70％以上。”我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全面协调、健康稳定的社会，服务业的比重应达到50％～60％左右。能否实现服务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也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目前，我国服务业还比较落后，与上中等收入国家有一定距离，与高收入国家差距更远。发展服务业除了要靠有关的政策环境、人力资源、资金、技术外，最有效的办法是开放。开放提供了加快我国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业竞争力的重要机遇，有利于服务业的改革、创新和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环境的改善，扩大开放是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各类服务业与实际先进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服务业已成为我国继续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新热点。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放宽市场准入，优化市场环境，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充分发挥服务业在扩大就业、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重大作用。
二、努力实现劳动者的充分就业，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决定》指出：“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和谐拉动关系。”就业是民生之本，居民主要通过就业参与社会经济生活、获得收入来源、提高生活质量。实现充分就业，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就、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无疑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同时也对我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挑战。今后十年内我国劳动力总供给将会增加到7.8193亿的峰值，此后缓慢下降，到2020年可降至7.7574亿；按照7％～8％的经济增长率和比较理想的0.1707就业弹性系数测算，20年内劳动力总需求将从5.761亿增长到7.414亿。预计在15～20年后我国的就业矛盾才有望缓解。我国不仅劳动力人口总量大，而且结构也很不完善。在全部劳动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高达70％，而英国早在1992年农业的就业比重就降为2％，德国和美国为3％，在日本为7％，韩国也仅为17％。与此同时，我国目前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只有27.7％，世界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一般在45％左右，发达国家大都在70％左右。全面小康社会农业劳动力也不能超过15％，农村人口不能超过50％，而第三产业要超过45％。如果我国服务业就业比重达到45％，就可以吸纳1.3亿人就业，这意味着可以基本上解决今后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目前，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的就业开发不足，导致就业的不充分同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并存，劳动力转移难度加大。因此，我国要加强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大幅度转移农业劳动力，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以吸纳劳动力就业。
要充分认识服务业在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产业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识服务业的重要性。服务业投资少、回报快、无污染，又能极大地增加就业，只要深化改革、扩大开发，政策因势利导、消除影响服务业的各种体制，宏观控制导向明确、手段有力，服务业相对容易发展起来，就业问题也会随之缓解并逐步得到解决。三、缩小贫富差距，保持和谐的收入公平关系
和谐是一个公平、公正、结构合理，社会各阶层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互惠互利，各自的利益都能得到基本满足，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协调的社会。目前，我国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增多，有的还比较激烈。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极不合理。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要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使居民的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差别缩小，使城乡居民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缩小，力争到2020年使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使收入差距明显缩小，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家庭财产普遍增加，城乡居民总体生活质量将进一步提高，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的文明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要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要加强对过高收入的税收调节，规范垄断行业收入，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取缔非法收入。建立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国家再分配应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要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的面向所有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体系，消除城乡差距中贫困居民受助权益的不平等，并使贫富差距扩大化趋势得到相应的控制；通过健全社会保险制度并扩大到应当覆盖的全体劳动者，解除劳动者的养老、失业、疾病医疗、职业伤害等后顾之忧，并使之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获得相应的安全保障；通过动员各方力量，大力发展各项社会福利事业，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等不断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使其生活质量得到相应的改善。只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保障体系，社会才能保持和谐。
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关系
《决定》指出：“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节约能源资源。”构建和谐社会，既要实现经济富裕，又要保持环境友好。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资源约束不断增强，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然而，我国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至今没有根本转变，GDP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来维持。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增大了40多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能源消费翻一番，牺牲环境的代价支撑了GDP翻两番。到2020年，要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使按照能源再翻一番测算，保障能源供给也有很大的困难，而且环境也难以承受。
目前，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资源产出率低、资源利用效率低。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环境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水环境每况愈下，大气环境不容乐观，固体废物污染日益突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农村环境问题严重。水、大气、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大量产生，与资源利用水平密切相关，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内在联系。为了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的压力，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会展经济论文篇8
1.3财务会计核算原则的要求。从会计核算原则方面来看，现行会计对人力资源的处理存在着两方面突出问题。一是当期费用中包含了人力资源投资，这样也就是违背了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先应与资本化是权责发生制的原则，而企业在人力资源投资者以方面上甚至其收益期往往被超过一个会计期间，而这就属于资本性支出。二是导致企业各期亏损报告失实、决策失误、裁员减薪、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就是将人力资源的投资支出被费用化，并被计入当期费用。而现行的会计无法对其损失进行反映，这就必然会造成经营者决策失误。所以实行人力资源会计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2实行人力资源会计的重要意义
2.1建立和发展人力资源会计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21世纪是人才资源需求到来的时代，企业的发展和生存离不开人才，而人才就是本文所讨论的人力资源，企业在这个时代只靠传统的会计是无法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因此，人力资源会计的引入迫在眉睫。同样在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如何有效的开发利用，合理的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是决定是否使我国经济和社会保持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
2.2推广人力资源会计是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
（1）提高人才使用效率促进人才合理消费。造成企业严重的人才浪费、人力资源反而成为企业负担的原因是没能把人力资源的投资所带来的效益放在第一位。所以要抓好人力资源会计的核算，只有在结合人力资源利润率、人力资产比率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实际数据，做出正确选择，使一切因素达到优化配置，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效益。
（2）有利于健全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企业的兴衰成败是与经营者的管理和创新能力密不可分的。同时，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经济目标之间难免出现矛盾分歧，经营者有可能为了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与所有者的利益相矛盾。所以，企业所有者必须重视经营者的人力资源价值，健全激励机制。
（3）促进科学化人事管理。决策者如果想了解和掌握人力资源重要信息，就必须要合理运用人力资源的资产档案，帮助企业决策者制定与员工适当的合同期限。同时，为了弥补员工违约所给企业带来的损失，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会计所提供的信息就会提供制定违约处罚的金额，用来以补偿。
2.3推行人力资源会计是人力资源转化为财富的需要。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使之众多的人口成为福利，是一项艰巨任务。世界各国都已经开始了人才争夺战，人才是未来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谁赢得了人才，也就赢得了未来。虽然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但文化素质水平比较起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我国还是处于人力资本比较匮乏的国家，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与人力资本稀缺的矛盾，决定着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人力资源丰富这一现象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有较大优势，另一方面却又造成就业压力大的难题。为缓解就业压力，只能放慢物质资本的积累和重进程。同时由于多方面原因所至，这些丰富的劳动力又很难“开发升级”为高水品人力资本，最后导致很多先进管理办法和科技文化难以实施和普及。更难转化为生产力。因此，我国当下最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过剩”的人力资源转化为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生产能力的高级“人力资本”，从而达到化劣势为优势，最终到达推动整个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
3在我国建立人力资源会计面临的突出问题
3.1理论研究的局限性。任何一种理论研究，都必须紧密依靠现实来联系，而目前我国的想要建立起完善的会计体制这一目标还尚未具备充分条件，很多理论来源还是靠一些西方著作来支持，在这方面上，可以说是影响人力资源会计发展的重要问题。
3.2人力资源法制不完善。由于我国整体法制体系不够完善，人力资源就会缺少确认依据和相关的法律保障，使得企业对拥有人力资源这一方面还不能用法律法规加以确认，对其交换也缺乏一定的法律规范，导致不能确保企业所雇佣的劳动者的劳动所有权，对其违约的劳动者不能有效处罚，难以确保企业人力资源的相对稳定性。
3.3人力资源核算问题。人力资源会计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是劳动者权益确定是人力资源会计的核心和本质所在。从投资者立场看似应属于企业所有者，但人力资产上的那部分支出恐怕并不足以说明所有权的归属。另外人力资源会计并未突破传统会计的范围，对“人力资源”的归集和分配，只是做了原有会计的改革，因为账面上人力资产的价值并不代表人所创造出的价值。以现时重置成本计价，出现了重置标准和不同企业的可比性问题。与财务会计的结合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3.4人力资源会计如何量化和计量。搞清人力资产是相对于物质资产而言的这一前提，是正确提供人力信息的基本前提。企业一旦拥有某种物质资产后，企业就会享有对其所有和控制的权力，但人这一特殊资产却不可与物同等对待，企业不可能对其拥有和控制，所以在计量人力资产时，如果把人本身作为计量对象是有所不妥的。因此，在在人力资源的确认与计量问题上。至今还仍未做到与传统财务会计较好的融合，只作为管理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提供信息阻碍了会计整体功能的发挥。
4人力资源会计在我国建立的对策
4.1加强理论研究。明确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人力资产各概念的特点范畴及其相互间的联系是人力资源会计的基础，人力资源成本项目及资本化、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模式是人力资源会计的核心。人力资源能否被视为一项资产，是人力资源会计能否成立的关键。
4.2建立我国人力资源会计理论和制度。我国的会计界要努力出去实地考察，不要停留在书本中，只做一般性的了解，因地制宜努力为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会计打下基础，通过与实际相结合建立包括会计核算原则。报告准则、会计核算需设置的账户等内容的人力资源会计制度。
会展经济论文篇9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作过一些科学的预测，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在那里，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1]。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在直接的有计划的调节下进行的。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人们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的矛盾，因此，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都是简单明了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用于生产，每一个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可以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可以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2]。通过上述一系列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全社会的单一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第二，个别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第三，每个人都成为“自由人”。具备这些条件需要相当丰富的物质基础，并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现在看来，没有一个国家具备这些条件，不能用这些论述来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首先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的是列宁。列宁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利用对个人经济利益的关心、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经济核算制等一系列中介环节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列宁看来，对于市场的利用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特殊情况，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还应保留商品货币和市场机制，他没有来得及对理论作进一步的修正。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建立是在斯大林时期完成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最终确立的。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发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特种商品生产，它注定要与货币经济一起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指出价值规律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它使我们的干部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真正领导者。但是，斯大林对市场的这种认识仍然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从总体上还没有超出传统计划经济的认识框框。斯大林在苏联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和模式，被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并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模式的确立，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的计划经济思想，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客观要求。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日益缓慢，计划经济中运行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僵化、经济效率低下的弊病日益明显。引入市场成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些改革，从而使传统的计划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种改革过程中，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在逐渐被冲破。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从那时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逐步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大大推动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总体上看是以前苏联模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是，当时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有时由于实践的需要在经济政策上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市场因素，但这只是度过经济困难的策略，一旦经济情况好转，主张取消限制市场的思想又会占上风。在我国，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问题的认识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就开始了。但是，当时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从总体上没有超出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突破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大胆探索，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不断深化的过程，开始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认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正确理解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针对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首先提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改革原则，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改革措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农村改革和城市企业改革的经验，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明确表示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又提出了改革计划体制，加强市场调节的改革思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在现实的经济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基于这些新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即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自198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与此相适应，在经济体制上，也着力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改革。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明确地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是“体制性”的范畴，而不是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的标志。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详细论述了改革的理论原则。由此开始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世纪初建立起新的体制，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五大则进一步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终于找到了在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第348页。
会展经济论文篇10
摘 要：参考美国政府通过“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提出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原则，中国电子政务改革可以从做好灾备方案，确保信息安全、政府市场联动，强化信息管理、协同政务建设，攻克关键技术、依法管理政务，制度职能创新和高效优质服务，狠抓绩效评估等方面着手，以更好地服务经济和服务社会。 论文关键词：电子政务；服务经济；服务社会 1 美国“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概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被提上日程，并取得显著成效，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的协调成为信息化发展的一大趋势。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协同实现的整体效应必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1997年7月1日，克林顿总统颁布了联邦政府促进、支持电子商务发展的“全球电子商务框架”。该框架确立了联邦政府政策的基本框架，对于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中，联邦政府提出了发展电子商务的原则和建议。发展电子商务主要原则包括因特网发展是市场驱动的所以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在通过因特网进行产品或者服务买卖并达成合法协议的过程中政府应该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政府必须参与时政府参与的目标应该是支持和创造一种可以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为商业发展营造合适的环境、政府必须深化对因特网的特性的认识从而对现有的一些可能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律法规重新进行审议、修改或者废止、打破网上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地区、国家和国际之间的界限促进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发展。 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表现为互动关系， 经过研究发现美国“全球电子商务框架”对我国电子政务的改革提供了参考。 2 “全球电子商务框架”对我国电子政务改革的启示 2.1 做好灾备方案，确保信息安全 经济社会中存在大量数据，WestWorld 公司的报告指出，在每500个数据中心中就有1个每年要经历一次灾难。电子政务建设离不开数据，数字信息是源头活水。刘家真教授提出了制定网络环境下的电子文件管理规范，必须考虑管理者的责任和办公自动化网络上运行的电子消息必须作为凭证加以管理。刘家真教授在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文献的档案数据面临的风险，根据国情提出文献的档案数据宜采用同城异地备份与远端异地储存其离线备份的灾备方案，并对远端异地离线灾备基地的建设、管理与可持续运作提出了建议。刘家真教授还深入研究了更新与迁移在档案保护中的广泛应用，以及更新与迁移可能带来的档案内容信息损失风险，并提出了如何规避这类风险的管理策略。这些策略对于信息的更新与迁移过程中的丢失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刘家真教授指出，“保护数字文献的关键在于维护数字信息的长期可存取性，为维护数字信息的长期可存取，还提出了3M策略：数字媒体的选择与维护、科学管理以及技术迁移。”因此，要建立信息安全平台，保护网上政务资源。搭建安全支撑平台和安全应用支撑平台。电子政务的数据处理与保护必须放在第一位，数据丢失了，或者被删改了，起不到应有作用，甚至会起到负作用。 2.2 政府市场联动，强化信息管理 电子政务信息共享已成为公务员及社会公众日益紧迫的需求。然而，由于行政体制、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原因，电子政务信息共享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和问题。为了提高电子政务信息共享的效率，各级政府部门应当针对这些原因和表现，采取相应的对策。因此必须强化电子政务的信息管理。 电子政务的信息管理要引入市场机制、把握好电子政务的市场定位、确立客户关系管理和赢利模式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市场化建设。电子政务建设中要发挥多方面的作用，尤其要让第三部门、企业集团甚至民间组织加入，让他们成为电子政务建设的主体之一。 电子政务信息管理是一个巨大工程，短期的规划是注重解决眼下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要制订中长远规划，做好成本效益分析。建造电子政务的经济效益模型，熟练掌握电子政务对经济效益影响的几种主要方式和内容，间接影响至少要考虑建设、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效益，直接影响应考虑到电子政务对政府、相关企业及咨询机构等方面的影响。 电子政务信息管理的好坏标准要交给市场而不是政府，这样政府才能牢牢抓住主动权。国内外信息化的实践证
会展经济论文篇11
在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态势下，抓好反腐倡廉教育，增强全民反腐倡廉意识显得极为紧迫。在严格自律的同时又不忘他律，形成全社会的反腐倡廉氛围。我们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的目的是要从思想上为人们筑起一道防线。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社会是由无数个体的人所组成的。只有人们普遍增强了反腐倡廉意识，崇尚廉洁，厌恶腐败，经济社会才能朝着稳健的方向发展。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地位、金钱、美女、利益等各种诱惑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人们的灵魂，在激烈的竞争中，一些意志薄弱者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直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是需要警觉和防范的。我们在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应该揭露和查找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源和危害，告诫人们如何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尤其是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反腐倡廉教育，一方面用勤廉兼优的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激励人们，另一方面用犯错误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的反面典型的案例告诫人们，帮助人们不断增强自律意识、法纪观念和思想道德观念，在头脑中产生“抗菌素”，强化抵抗力，不留产生腐败病毒的土壤和氛围。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为什么有的人在各种诱惑面前不动心，除了组织上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之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廉洁自律意识强。洁身自爱是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力的一剂良方。如果我们每一个体的人都能把握好自己，那么，全社会的风气好转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就好做多了。这是我们所期盼已久的。
其次，要帮助人们尤其是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发展观。党的十六大向我们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没有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发展观，就不敢发展、不会发展，甚至要阻碍发展和破坏发展。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坚持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扎实实为党、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那种为了某种私利，不惜牺牲一切代价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甚至贴金的做法是令人不齿的。最终将被人们所唾弃。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就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就要按客观规律办事，按中国国情和本地区本单位实情办事，把规划制定好，把措施落实好，让效果充分显示出来。真正让国家得好处，人民得实惠，社会得进步。那种盲目行事、装腔作势的行为注定是要成为历史笑柄的。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发展观，就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成败的标准。
二、实现反腐倡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把握好制度建设环节
制度是落实政策的措施，是确保目标实现的“紧箍咒”。没有制度就没有约束力，最终会导致计划的落空和事业的失败。
纵观古往今来许多腐败现象的产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腐败分子通过钻制度上的空子而越轨犯规，最终陷入囹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组织加快了制度建设的步伐，力求堵塞漏洞，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反腐倡廉正是从制度上为遏制腐败设立了“”和“雷池”，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保证。中央制定的党政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和系列“条例”，是反腐倡廉的大政方针，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近年来各地建立了对人、财、物等方面的一系列管理制度、监督制度、公示制度，比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内监督制度，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谈话制度、诫勉制度、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公示制，建设工程施工监理和大件物品采购公开招投标制，政务（事务）公开制度等等,确实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为了防止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走样或落空，许多单位还制定了“关于执行制度的制度”，对此进行规范化操作，执行好的且取得成绩的予以褒扬，对执行不好甚至违规的给予惩戒。这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人们的行政行为，即有所为有所不为，真正做到令行禁止。人们的思想支配他们的行动，而制度的执行要靠当事人的自觉意识去实现。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型时期，法制还不健全，各项制度也还有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做遵纪守法的模范、执行制度的模范。许多勤廉兼优党员领导干部的先进事迹也在昭示我们，身教重于言教。要想把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做好，就必须领导干部带头，遵守纪律不动摇，执行制度不走样。
反腐倡廉要靠制度，经济社会发展也要靠制度。在所有制度中，群众最为关注的就是行政审批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颁布施行，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都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公务员是行政行为的主体，担负着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重要职责。当务之急，就是要使公务员学习、掌握行政许可法，提高其法律素养和依法行政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搞懂行政许可的基本涵义、基本原则、设定事项、设定依据、实施机关、一般程序、特别规定、费用、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严格依法办事，杜绝“吃、拿、卡、要、报”和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为，遏制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实现反腐倡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把握好多层监督环节
监督是目标赖以实现的保障,是对制度有效性的控制。失去监督就会造成行为的失范、决策的失误。
会展经济论文篇12
一、小企业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
1．1会计科目使用不规范。如今，在小企业的会计队伍中，无证上岗无人过问，有的虽有会计证，但业务技能不高。如在提交税金的会计核算上，将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综合基金混为一谈，一起列入“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科目内，提取时借记“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贷记“应交税金”；交纳时借记“应交税金”；贷记“银行存款”。结果，将这笔会计业务应分别在“应交税金—城建税”“其他应交款”、“营业外支出”核算的内容，都在“应交税金”中核算。
1．2乱提折旧。小企业的固定资产，有的只有几万元，有的超过百万元，企业与企业之间提取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也不一样。固定资产在短期提完折旧后，账面上的固定资产原值就等于了“累计折旧”的余额。对此，有的会计认为，这两个账户的余额相同，在资产负债表上，其固定资产部分的列示己没有意义，即“固定资产原值”减“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净值为零。将固定资产原值和累计折旧的余额填上去或不填上去，固定资产净值都为零，为了省事，会计人品干脆在资产负债表的固定资产部分，什么也不填，既不影响此表的平衡，又能节约编表时间，可谓一举两得。更有甚者，在下年度换新账时，总账上的“固定资产和“累计折旧”也被取消。实际上，固定资产折旧虽已提完，或已提足，但企业实物形态的固定资产仍然存在，有的依然能正常使用多年，而将总账和资产负债表上的“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抹去，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1．3费用开支无标准。小企业，一般是老板当家，在费用开支上，一切由老板说了算，哪些费用能开支，哪些不能开支，乃至用多用少，会计人员在核算上不好监督，也无法监督，老板们也理直气壮，反正是花的我自己的钱，会计管不了。企业内部如此，企业与企业间也是这样，没有统一的费用开支标准，最明显的表现在企业的出差费、业务费和广告费上。
1．4利润不分配。只要我们看一看小企业的会计报表，便能知道大多数小企业实现的利润，年复一年的在“未分配利润”账户内，而“资本公积”、“盈余公积”之类的会计科目，其余额永远为零。我们说除了亏损企业，凡是有利润的企业，在交纳企业所得税之后，会计人员都应当按照制度规定，将企业的税后利润进行合理、规范的分配，不但能反映企业会计核算的真实情况，而且也是会计核算完整性的需要，更是一项非做不可的工作。
二、规范小企业会计核算途径
2．1建立小企业会计核算模式。依据《小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可以建立其相应的会计核算模式。只有建立简洁明了、可操作性强的小企业会计核算模式后，小企业的会计人员才有可能按要求、门类记账；按会计制度中设置好的会计科目对业务进行分类、整理，才能提高小企业的会计信息质录，防止偷税漏税行为的发生。另外，会计核算模式建立后还能够健全小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内部监督。
2．2整顿小企业会计核算和财会人员。首先，从账簿、凭证管理入手，严格规范小企业的会计核算。《小企业会计制度》、《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会计制度》的及有关会计核算办法的出台，从而使我国会计核算制度体系更加健全。
2．3促进小企业会计人员索质的提高。提高小企业会计人员的索质，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强化小企业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其次，加强对会计人员的培训，认真学习《小企业会计制度》，促进会计人员专业技能的提高。
其具体操作主要有：一是各地财政部门要配合小企业业务主管部门和工商联等有关部门制定有效措施，积极组织“小企业会计制度)培训工作，将小企业会计人员的培训纳入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二是从小企业自身做起，完善用人机制，敢于推陈出新、摒弃陋习，积极为年轻的、业务素质高的会计人员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对高素质会计人才的待遇应予倾斜，吸引会计本科生、研究生到中小企业去工作，逐步改善其会计人员结构。
会展经济论文篇13
中国是有着长远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其历史文化遗产可以算是多如天上的繁星。一直被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财富。当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不断的转变为城市人口，已经导致原有城市在结构和规模方面的不适应，新的城市化建设要求对城市用地规模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得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理论与方法方面提出新的质疑。使得保护文化遗产与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成为一对难解的矛盾问题。
一、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排斥或共生
在纯粹经济利益所驱使下，把经济发展作为硬道理、硬指标，认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先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努力发展经济为目的，然后再修复重建一些被破坏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博物馆，这样的理论依据的确在当前据有相称大的市场，并且这也是当前很多数已经实施，或者是正在实施的开发项目的真实写照。这成为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考虑到城市要发展，人们要生存，往往就必需要革旧迎新。这种说法是在强盛经济利益驱使下，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的保护持以推脱之词。我们究竟是朝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让步呢，还是应该以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呢？这成为备受争论的问题。因为另一种开发者的观点是持强烈反对的立场，认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与否，或者是谁对谁有更有理，我们来看看现存文化被保护和没有被保护地区是怎么样的。
纵观世界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曾经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花大力气的地方，如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较好的地方。在意大利，如今保存有大量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遗产，在经过政府花大资本修复保护后，已经成为意大利“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并且每年带来的旅游外汇收入超过90亿美元，而且就是一个庞贝古城，每年接待的游客就超过了200万人次之多。再如法国普罗万小城，曾经是欧洲商旅往来于北海与地中海城市间的必经之地。到现在这座小城从整体布局到每个建筑的独特风格，都保持着中世纪时期欧洲古城的浓厚韵味。在山上是上城，集中了教堂、谷仓、钟楼等中世纪建筑；在山下是下城，分布着民宅和商店等现代生活设施，这些地区是游人络绎不绝，使得世界各地的人都向往这个地方，快速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又如西班牙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投入，平均每年都是数以10亿元计，在投入与产出上，他们在旅游业方面取得了丰厚的回报。
在那些被毁坏的文化遗产上，我们可以看看这里经济是怎么样，博爱县寨豁乡六堆寓村境内的一处3万年前的人类文化遗址――六堆寓旧石器文化遗址。六堆寓因处在6个山峰环抱之中而得名。2008年6月，六堆寓旧石器文化遗址就已经被省政府批准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前正在申报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可是采矿者不惜铤而走险，理直气壮地毁坏了位于博爱县寨豁乡六堆寓村境内的一处3万年前的人类文化遗址――六堆寓旧石器文化遗址。为何非要在3万年前的遗址上开山炸石？究其原因是经济利益在作怪。因为这里有丰富的铁矿石和矸石。极个别的采矿者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毁坏文化遗产，他们把铁矿石每吨能卖300元左右，矸石每吨在100元左右。一辆大车能拉铁矿石50吨，一车出来就是1.5万元的收益，这样就使得一天一夜的工夫采矿者就能摇身变为百万富翁。但是这个地方永远成为历史，没有人会记得这个地方，富裕的采矿者毁坏了这个地方，已经远走。留下的还是破旧的矮房，没有生气的街道，集市上留下的是蹒跚的老人和不会走路的小孩，青壮年已经之外漂泊。
所以说保护好古文化遗存，一方面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更是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其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还体现在教育、科技、新闻出版、设计、景观利用、文化娱乐等文化产业的诸多领域。并且通过对古文化遗存的保护，才能够为后代留下一份历史的记忆，达到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目的。
二、文化遗产保护能够推动城市价值增值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建设已经成为城市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地部门在开辟城市的新功能方面，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往往就是发展旅游业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因为旅游是以文化为先导的振兴策略鼓励将城市中的历史遗产用于发展旅游业，旅游业之所以被看作是一个朝阳产业，其关键原因是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和旅游机动性的提高；最重要是它有助于改善城市形象，达到提高城市的品牌知名度，以此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这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尤其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在城市核心区发展一定程度的旅游和文化活动。如西安大明宫遗址区，就带动了西安的旅游业及相关工业的发展，而且其附近区域产生很强的辐射作用。西安众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建成，在门票收入的经济收益外就已经使得更多的是对旅游的拉动，参观者观游览过程中因吃、住、行、游、购、娱和通信、保险等所产生的一系列经济效益。今年西安旅游人数达到了5000万，文化遗产创造的价值功不可没。文化遗产建设项目对西安经济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以其巨大的文化附加值及其对相关工业的带动作用，其原因就大唐芙蓉园和曲江池遗址公园、寒窑遗址公园等方面产生的综合效应，曲江文化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所创造的产值大幅晋升。
在西安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公布出来，就吸引了国内众多知名企业的目光。中海外发展有限公司与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就签订了《大明宫遗址保护和周边开发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金地集团、恒大地产集团都携巨资参与大明宫建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就大明宫遗址的保护与改造和西安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就体现投资西安、参与西安城市建设的决心。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同时还积极参与大明宫遗址公园的设计规划、旅游设施建设，并且为大明宫遗址公园建设的人员培训提供支持，以此来对大明宫遗址区内的垃圾处理、水处理、环保等项目开展合作，这些无不体现了化遗产保护能够推动城市价值增值效果。
三、结论与建议
在上文的认识中，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不存在的，也不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对于文化遗产，我们一方面应该尽量保护，因为它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值得我们应该珍惜和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要进一步增强时代意识、社会意识、群众意识和服务意识，尽力挖掘文化遗产的经济、文化等价值，这样的遗产保护才是有意义的，可持续的。同时还不断增加陈列展览等文化产品的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互动性和可参与性，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为着力点，努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我们应该是深入挖掘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科学价值，不断朝深度、广度拓展，把破碎的、间断的、表面的实物概念发展，还原成连贯的、完整的、厚重的历史文化”， 在文化保护研究方面要系统反映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反映重要历史发展阶段，反映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教育等方面具有标志性的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展陈内容的比较性，可以通过中外文物、中外历史的对比，古今演变的对比，采取不同类型文物的对比的多种方式进行，才能更好地揭示文物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还要增强展陈内容的生动性，可以采取介绍文物发现、发掘的过程，文物的历史背景，做到与文物有关的历史人物的故事等多方面的信息，才能够让静止的展品活起来、动起来，让高深的专业知识生动化、形象化，引导人们在参观中增加历史知识和文物知识，提高观赏兴趣。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发扬我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的建造我国现代化文明古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