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居建筑论文篇1
1.3土族民居（1）青海土族概况：土族是青海特有民族之一，人口约20万人，占全省人口3.6%。青海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和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另外在乐都、门源、同仁县等地也有土族聚居区。土族的起源众说不一，代表性的看法是，土族是蒙元时期入居青海河湟地区的蒙古族为主体，吸收了汉、藏诸民族成份及其文化因素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土族先民信奉多神教、苯教和道教，元明以后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土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种，但其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其文字多使用汉文和藏文。（2）聚落特征：①半农半牧。土族先民多从事游牧，后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交流，学会种植后从高山游牧迁居到脑山地带，转变为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2]。②依山傍水。土族的聚落依山傍水，“依山”多是指脑山地带，“傍水”多是指山间河溪。③宗教景观。土族多信奉藏传佛教，聚落中宗教设施也是构成土族聚落特征的重要元素。（3）住居形态：①封闭紧凑。土族庄廓平面形式多采用合院形式，居住空间占据较大比例而庭院空间相对较小。②缓坡悬山屋顶。平中带缓、双面放坡以及悬山屋顶的构造形式是土族民居的主要特征。③角楼和坡顶门楼。角楼的设置主要是考虑粮食的储藏，门楼受到汉族坡顶建筑的影响多为坡顶，有直接镶嵌在庄廓墙上的单坡门楼，也有高于院墙的双坡顶门楼（图3）。
1.4撒拉族民居（1）青海撒拉族概况：撒拉族是青海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主要分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也有分散在华隆县甘都镇及其周边州区，在循化以东甘肃积石山一带也有少量分布。青海省撒拉族人口有10.7万人，占全省1.90%。撒拉族起源学术界普遍认为，元朝初年中亚撒马尔罕一带突厥乌古斯部落分支，迁徙经新疆、河西走廊定居于青海循化县境内。经过长期发展与汉、藏、回、等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3]撒拉族主要从事农业种植兼营园艺业，多数人家都有大小不等的果园，所产的冬果梨、核桃、葡萄等驰名甘青。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在生活、礼仪、习俗上均带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2）聚落特征：受到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撒拉族聚落特征同样具备“围寺而居”、“高耸的清真寺”、“尚绿的建筑文化”等伊斯兰民族聚落特征的基本要素，但从撒拉族居住的地理环境来看，依然具有本民族的建筑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河谷绿洲。撒拉族聚居的河谷谷地的川水地区，犹如一片绿洲，聚落形态沿河谷呈带状发展。②形态紧凑。撒拉族在伊斯兰“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的基础上，更强调聚落的紧凑和对空间的充分利用。③聚落类型较为单一。与藏族人口多分布广聚落类型多样的对比来看，撒拉族聚落类型较为单一，基本为紧凑型川水聚落形态。（3）住居形态：与类型单一的聚落相比，撒拉族住居空间形态却十分丰富，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篱笆楼。撒拉族传统住居建筑二层是使用当地柳条编制成篱笆，然后敷抹上草泥做围护墙面，当地人称之为“篱笆楼”。②内院园林化。撒拉族并不像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在庄廓内院设置中宫，而是在院内种植花木、果树用于观赏，庄廓入口也常设砖雕照壁，并由月洞门链接入口和内院。③空间形态丰富。撒拉族住居院落形态相对青海其他民族民居变化较大，其庄廓平面形态并不十分规整，趋向自由组合的方向发展。④“凹”字型住居平面。撒拉族民居正房平面为凹字形，但凹处上面是带屋顶的，撒拉族将这种带屋顶的凹字形住居形态称之为“虎抱头”。[4]⑤正房空间开敞。与其他民族正房空间感不同，撒拉族正房空间是联通的，中间常不设隔墙（图4）。
1.5蒙古族民居（1）青海蒙古族概况：据统计2010年底青海蒙古族人口9.98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75%。青海蒙族族主要分布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默勒乡、海晏县的哈勒景乡和托勒乡、门源县的皇城乡等地区。蒙古族进入青海的历史，可追溯到元朝。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中亚东返，灭西夏占领河湟地区蒙族族由此开始进入青海。青海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海西州的都兰、乌兰农业区的部分蒙古族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青海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受宗教文化的影响，蒙古、藏族都有祭俄博（敖包）、转山、转湖等传统习俗。（2）聚落特征：①聚落松散。青海蒙古族相对其他民族人口数量并不多，以至于没有出现类似汉族、藏族等人口较多的大型乡村聚落，蒙古族牧民多分布在牧区，以乡镇为单位分散居住。蒙古族农业方式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受生产方式的影响青海蒙古族聚落形态极为松散，在牧区即使在较为集中的乡镇，民居之间也多由牲畜圈、草料间阻隔，聚落空间宽松及形态自由发展。②放牧点。每户牧民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草场，在草场的端头是牧民的定居点，定居点沿道路两侧分布，每户之间相隔大约300m左右，每户的草场并排相联平面布局形态呈现鱼骨状发展。（3）住居形态：青海蒙古族多以蒙古包和土木房为主要住居类型，在东部河湟地区散居的蒙古族也多采用庄廓作为居住建筑，从民族特有民居类型来看，“蒙古包”仍是其典型代表。蒙古包是蒙古族特有的住宅类型，它是历史上“逐水草而居”的蒙古牧民游牧生活的一种物质载体。青海牧区往往在同一片草场同时存在藏族的帐篷和蒙古族的蒙古包，说明两种民居形态均能很好的适应高原草原的自然气候环境，但外观上两者又存在较大差异。藏族使用牦牛毛编制帐篷形状多为长方形，蒙古族多为羊毛毡为材料的圆形毡包，两者居住习惯、建造工艺各不相同，体现出民族文化在住居形态的重要影响力。
2民居建筑文化多元共生的成因分析
基于以上多元民族建筑文化的分析，青海乡土民居建筑文化具有典型的多样性特征，多样性背后的因素主要表现在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宗教文化三个方面。
2.1自然气候地理环境多样如前所述自然气候地理环境是民居类型生成的主导因素，青海地域广袤、土地类型多样，这势必形成风格多样的民居类型。青海民居建筑类型主要有庄廓、碉房、土坯房、帐篷等，它们都是基于本地区气候条件和资源环境所做出的适宜建筑模式，[5]这也是高原特色乡土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2.2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应该说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模式，青海高原多样的地质地貌类型必然形成多样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导致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根据青海土地类型，分为草地、耕地、林地、水面等，受海拔高度的影响不同海拔气候地貌条件有较大差别，由此形成了畜牧业、农耕种植业、以及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历史的长期演变发展中，各民族逐渐适应了不同海拔高度的自然环境，形成各自相对成熟的生产方式，各民族各居其位、各得其所，构成高原地区多元民族聚居团结互助的社会环境。正是因为每个民族从事着对方民族不同的生产方式，利用着其他民族不善使用的种植技术，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的社会关系。
2.3民族宗教文化多样青海世居着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民族，他们信奉着不同的宗教文化，这在他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汉族兼信儒、道、佛三教，藏族、土族和蒙古族多信奉藏传佛教，而回族和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除汉族以外其他少数民族多为全民信教，按照教义的要求，他们的生活模式、社会关系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形成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各个民族均拥有本民族的宗教文化设施，用以强化民族身份实现民族内在的凝聚力。纵观青海各民族宗教及民俗文化，他们拥有本民族的集体记忆、审美情趣以及生活方式，这些都基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建立。
民居建筑论文篇2
Keywords：CivilianHouse；Western-stylebuilding；Style
1历史背景
泉州在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阿拉伯、波斯、印度诸国异邦来此经商、传教，购地建房的人数以万计，他们建造的宅第、店铺、教堂等，形式多样，随处可见，有的外国人与当地人通婚，定居泉州，于是民居建筑中就出现了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
洋式的民居建筑，造型独特、平面布局灵活多变、功能分区合理，门窗、外廊其装饰洋味尤为突出。多数做法是以当地的传统形式为主，与外来的风格相结合，或并置相连营造。此类住宅适应当时从海外带回的最新建筑材料，有水泥（洋灰）、钢筋、水泥花砖、花玻璃等。这类建筑泉州大都称为“洋楼”、“蕃仔楼”，它们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代表着中西文化初期接触的杰出成就。
泉州西街116号的宋宅共分为两大部分，宋宅前面部分是清末所建，为泉州本地民居风格；后面部分，及宋氏小洋楼，为1915年辛亥革命以后所建成的欧式小洋楼。该建筑属宋氏家族所有。1915年，宋氏主要成员宋文普先生从印尼回到泉州，并从南洋地区（今东南亚）带回该建筑的设计施工图纸，并带回部分该建筑所用原材料，例如门、窗等。整个建筑由福建本地经验丰富的工匠施工，并于1915年完工。经历92年风雨的宋氏小洋楼，期间略加以修复，但92年风雨和战火的洗礼，使该建筑目前只留下主体和破损的外廊部分，还有那历经风雨的历史痕迹。(图1)
2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
宋氏小洋楼位于福建泉州的西街，该建筑可作为福建沿海侨乡民居的一种典型代表。
2.1拱廊式平面
整个建筑由原来传统的单层院落演变成为两层的合院，二楼正面用欧式拱廊围合，使得整个建筑内部空间更加完整。所谓拱廊实为单片拱架，使整个建筑内外空间形象大为增色，这也是其特有的处理手法。
拱廊式平面是小洋楼常用的平面形式，与西方所流行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其形体多为方正，柱廊形式有单面或者多面等形式，宋宅所采用的就是三面环绕柱廊的形式，能够起到空间过渡的作用，并且通过柱廊形式的变化可以使建筑物的形体产生虚实繁简对比以及丰富的光影变换等形式美的效果。小洋楼平面的面积仅有数百平方米，平面外形简洁明了，在变化上无强烈的大进大出，较为平缓。外形与内部功能紧密结合而又不互相矛盾，使之具有较强的整体性。
宋氏小洋楼的总体布局大致为中国传统古民居的“四房看厅”式，有主客厅，两边偏厅和护厝房组成，主客厅后的后轩被作为楼梯间，这点与传统民居又有所不同。平面布置沿主客厅中轴线对称，平面简单实用，主次分明，宽敞的客厅、廊贯穿全宅，组成各种不同情趣的院落，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居住生活环境，周围布置水井两口，一为提供饮用水，一为提供消防等用水，方便实用。(图2)
2.2外廊拱架
宋宅中最优雅的部分可以说是外廊拱架，整个拱架围绕着主体洋楼，周围立柱使用红砖砌成，配有独特的柱顶石，整体色调分明，错落有致，层次感强烈。
整个拱廊属于西式风格，券型拱廊，细致的券顶雕花，绿色的欧式圆柱栏杆，建造工艺细致，红白绿色调和谐的搭配，经历近百年的风雨沧桑仍显其优雅。拱廊在二层处与建筑楼板相连，整个拱廊内外联系着整个建筑，使得建筑显得完整而不封闭，开放而不暴露，很好地起到内外空间联系的作用。第二层西洋古典式拱廊和瓶式栏杆使得立面通透而又增加了层次，富有地方特色的雕花和山墙处理则丰富了天际线。中西形式的巧妙结合，使得整个建筑活泼而有生气。(图3、图4)
2.3入口
整个宋宅采用双层多柱廊作为建筑的入口，使得整个宋宅十分典雅，有着强烈的体积感，通过柱式平面和立面构成的变化产生了丰富的柱廊单元。（图4)
2.4门窗
宋宅内部大多为木质结构，整个宋宅的门窗，楼梯等木质构建均是从南洋定制运回国内组装完成，做工较为精细，门窗雕花，刻线均是西式风格，又兼有闽南地区的特色。
2.4.1门
其中较为典型的是门，这在国内民居中的运用并不多见，使用门不仅起到分隔房间的作用。它使被分隔的两个房间既相对独立，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图5)
2.4.2大门
独特的大门设计，宋宅的入口大门较有特色，在大门上又单开一小门，可供一人自由进出，据考证可能是用于夜间晚归人员的进出，方便而且美观，独特的外形可以看出其独具匠心的设计。（图6)
2.4.3窗户
窗户的形式作为建筑的重要元素，在宋宅中也体现了其特有的风格，木窗大多设两层窗扇，内为木质细方格窗，玻璃窗，窗套形式丰富，给人以一种厚重感，窗花的形式多样，雕刻细腻，装饰性很强。
泉州民居户外的窗户都用石板砌成窗框和隔条，内层加配可以开关的木板窗。宋宅的窗户与泉州本地民居相似，除此之外还在窗外采用铁条栏杆，这个设计在当时可以说是较为时髦的西式风格，而且假窗与真窗的结合较为和谐，较好地丰富了建筑的立面造型又兼顾采光通风，一举多得。（图7)
2.5楼地板
内部楼板和梁同样均为木质，木质地板冬暖夏凉，利于通风透气，木质大梁下面采用木质面板吊顶，配合技术精湛的木刻雕花，整个吊顶美轮美奂。（图8)
2.6屋顶
宋宅在屋顶的处理上采用西式小洋楼常用的多坡屋顶，其屋顶设计也相当考究，从高处俯视，红砖红瓦，使建筑产生高低错落的形体变化并呈现出优美的建筑轮廓线，在屋檐下还设有多个通气窗口，小巧玲珑，不仅利于建筑内部通气，也丰富了造型需要。
2.7墙体材料与形式
2.7.1红砖外墙
这是宋宅中西合壁的最佳写照，红砖墙是泉州民居较为普遍的墙体形式。红砖材料的名称、规格和用途，一般都有规范。墙面嵌砖，用松枝烧制的红色“雁只砖”（又称胭脂砖）质地坚硬，色彩艳丽，尤其是堆码烧制而成的砖面斜纹，使砖墙更富有自然美。在正立面和侧立面上，整垣墙用几种规格的红砖，经过泥水工横、竖、倒砌筑，拼叠出优美的图案花纹，其色泽古雅，光洁可爱。
2.7.2出砖入石
宋氏小洋楼利用建筑材料本身的物理属性、材料的质地，运用砖石混砌，即“出砖入石”技术，构成了特殊的天然“点”状美感。
“出砖入石”手法，常在建筑的北立面所采用，它是利用碎砖石混筑的墙体是泉州民居建筑中墙体砌筑最有特色的一种。据记载：“泉州在明万历年间，有一次发生八级大地震，市区民房倒塌许多，人们就利用倒塌的残砖碎石，进行有规则的混合砌筑”。石为竖砌，砖为横叠。砌筑到一定高度后，石块与砖互相对调，使其受力状态平衡，墙厚40cm左右前后砖石对搭，用土浆水泥粘合，其大块白色条石与小块红色清水条砖穿插组成变化多样的不规则构图。这种“出砖入石”的建筑材料搭配，很好地利用了石材表面与砖表面所形成的绝妙色彩与质感对比，从而造成了一种独特的装饰美感。同时，这种石块与砖缝所形成的点、面、线相结合，在民居墙面上形成了一种视觉上的美感。白色花岗岩与红色清水砖的结合，无论是石、砖的明暗度对比，还是两者色彩上的和谐共融，以其中所表达的缓和与冲突的意境，都是红砖厝的别具风格之处。（图9)
2.7.3精美的雕饰艺术
由于福建闽南地区的石雕技术闻名全国，因而雕刻在该建筑中也被广泛的运用。在建筑的立面上，尤其是正立面的砖花，用红砖组砌拼贴成各种图案，和使用红砖墙雕刻壁画，这也是闽南一种特有的装饰手法，其门洞口的雕花均表现出中国闽南传统的石雕工艺，其技术精湛，造型优美，很好地体现了地方的特色，也表现了闽南居民对石头与雕刻所特有的感情。（图10)
2.8朝向
在古代，建筑朝向的确定，除气候日照和环境景观外，还涉及到政治文化方面的因素，南面意味着皇位官爵与权利的象征。因此泉州民居不得朝向四正方向。而是多取以24分位罗盘定向的除朝四正方向外的其他方向作为房屋和大门的朝向，否则认为煞气太重。泉州民居一般以向南微偏西为多，这一取向夏天可得凉爽的东南风，是最理想的朝向。
宋宅在朝向上也并非正南正北，而是南偏西5O，这和当地建筑朝向一致。
3结语
以上乃宋氏小洋楼与泉州本地民居的联系和区别。深藏在小巷中这座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小洋楼，已不再如当年那般“鹤立鸡群”，但它作为泉州古城现存为数不多的具有闽南侨乡特色的近代标志性建筑物，仍然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它所折射出的时代信息，不仅包含了人文历史和建筑历史，更多地体现了当地的文化积淀。
宋氏小洋楼在建筑学中具有独特的建筑样式、风格特征和装饰语言，集红砖建筑以及西方建筑各种独特的风格样式于一身，它体现了区域的文脉和风貌特色，延续着当地生活的传统风俗，既是传统民居中的瑰宝，又是值得现代建筑设计借鉴的宝贵财富。对于延续城市文脉，创造富有地域文化韵味的现代建筑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黄金良.泉州民居.海风出版社.1990.1
民居建筑论文篇3
（2）对于传统民居的布局也体现出了浓厚的生态型特点，比如窑洞的布局就充分利用了周围的生态环境以达到提高自身舒适度的目的；
（3）在传统民居生态建筑设计中还体现在了其对于室内外环境的设计上，不论是室内还是室外的设计都充分的体现出了生态性，最终达到了减少耗能的目的，这些生态型的设计理念在当前我国现代化建筑设计中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
2民居生态经验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我国民居生态建筑极多，几乎各个地方都存在自身独特的民居建筑，这些建筑类型在风格上各异，但是其都具备较为明显的生态属性，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核心内容，作为生态型的建筑风格，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自然属性极为明显，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充分的体现出了融入自然、利用自然的特点，无论是在选址还是在施工过程中都会涉及到自然环境的相关内容，充分满足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以及居民自身的需求，下面我就以江浙地区的民居生态建筑为例针对民居生态经验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进行详细的阐述。对于江浙地区的民居生态建筑来说，其主要的特点有以下三点：
（1）生态保护意识较强，在民居建筑的建设过程中体现出了极为明显的生态保护意识，对于周围的生态环境极为关注；
（2）节能意识强，江浙地区的民居建筑十分注重对于能源的节约利用，这一点在当地民居的建筑中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3）江浙地区民居建筑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其所用的建筑材料大部分都是当地取材，并且都是采用的无污染、节能环保的可再生材料，这种民居建筑对于居住人群的健康十分有益。基于这些特点，江浙地区的民居生态建筑经验在我国建筑设计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2.1在选址和布局方面的应用
江浙地区民居建筑因为其所处地区独有的地形条件和气候条件，其在建筑过程中对于选址和布局极为关注，一般说来，该地区的民居建筑在选址过程中都离不开水，很多建筑都是依水而建，并且都是规模化的民居建筑，所有的民居几乎都是沿着河道而建，具有极为明显的南方特色；在建筑布局上，江浙地区的民居生态建筑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较为紧凑，占地面积很小，人口密度很大，但是其独有的建筑布局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民居建筑中通常都是把大门和大厅作为中心，然后在两边设置了各种房间、院落和天井等，这种布局格式既能够有效地利用太阳光能以及风能，还起到了美观的效果。
2.2在建筑平面设计方面的应用
江浙地区的民居生态建筑在平面设计上非常有特色，并且其类型较多，其中最为广泛的平面设计类型有以下几种：
（1）单开多进式结构，这种结构主要是建造在一些临水位置的民居建筑风格，体现出了极好的自然性；
（2）四合院式结构，四合院式的结构不仅仅存在与我国北方地区，在江浙地区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四合院风格的民居建筑，这种建筑风格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极高；
（3）厅井式建筑结构，这种平面结构是江浙地区应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对于大厅和天井的设置符合我国生态建筑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其对于排水管道等相关设施的安置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自然能源，起到了良好地节能降耗目的。
2.3在主体选材方面的应用
上文中也提到，在江浙地区对于建筑主体材料的选择上大部分都是当地取材，并且大多选取一些木质或者是竹制的材料，这种材料既美观大方，又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生态型的要求，值得我们当前一些建筑学习和借鉴。
民居建筑论文篇4
邹氏大夫第正门两侧，摆放着一对高度约为60厘米的石门当，其正面刻着由麒麟、凤鸟和花草组成的“威凤祥麟”图案，两边则是“太师少师”图。作品刻工精湛、技法娴熟，尤为突出的是凤鸟的羽毛、麒麟的鳞甲和狮子的鬃毛都采用深刻技法，整个形象被刻画得纤细如丝、流畅自如。在大夫第天井及后花园还摆放诸多造型各异的石水缸，椭圆形的石水缸外形流畅优美，长方形的石水缸稳重大气，半圆型的石水缸圆润饱满。每口石水缸都是用单块巨石雕琢而成的，表面采用浮雕工艺刻绘着吉祥图案，不仅有盛水的功能，同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此外，雕刻精美的石门也是下梅村古民居建筑雕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当年西水别业的主人别出心裁，改变了石门固有的造型，设计出异形的“圆月门”与“芭蕉门”，这种颇具创意的设计，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新潮的。
下梅村古民居建筑雕刻的装饰题材及文化内涵
因深受地理环境、宗教伦理及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梅村古民居建筑雕刻都以尊礼和祈福为主题，表达对礼教的尊崇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装饰题材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
（一）以祥禽瑞兽类吉祥图案为主的装饰题材
下梅村古民居雕刻装饰中大量出现蝙蝠、大象、鹿、马、麒麟、凤凰、狮子、仙鹤和鲤鱼等祥禽瑞兽的形象。大夫第的门樽上就刻有昂首曲鼻的大象，象背上驮着一方印玺，寓意“出将入相”，表达主人追求功名的意愿，同时“象”与“祥”谐音，又有着“吉祥如意”的寓意。在邹氏闺秀楼的门罩方框上刻有精美绝伦的“十鹿图”和“八骏图”，这两幅图案构图饱满、画面层次错落有致、工艺精湛，鹿与马或站、或卧、或进食、或嬉戏，神态各异，堪称为下梅村古民居砖雕中的精品。图案以“十鹿”通“食禄”，“八骏”通“拔俊”，寄寓了邹氏的先祖期望后代多出人才，并且能够世代永享俸禄的美好愿望。在下梅村“鲤鱼跳龙门”这类砖雕图案要数方厝门的最为精彩[4]。威武的龙门，门外几条鲤鱼飞跃而起，造型极其可爱，有呼之欲出之感，生动的形象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感官愉悦，而且还体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施政堂的门头上有一幅以喜鹊、鹿、蜂巢以及猴为题材，圆形构图的砖雕。竹节造型的外框，为图案增加了几分精彩，因“猴”与“侯”同音，“爵”与“鹊”同音，“鹿”与“禄”同音，“蜂”与“封”同音，故以谐音取意“爵禄封侯”，借谐音寓意后代子孙能够跻身王侯之列，光宗耀祖。
（二）以植物类吉祥图案为主的装饰题材
植物类吉祥图案是下梅村古民居建筑雕刻常用的题材。其中，有以牡丹、石榴、桃、荔枝、核桃、灵芝和松树等为代表的吉祥图案，表达主人对兴旺、和睦、长寿和平安等的追求，还有以梅、兰、竹、菊为代表的花中“四君子”吉祥图案和以松、竹、梅为代表的“岁寒三友”吉祥图案，表达主人坚贞高洁的志趣和情操。这些植物类图案，有的单独作为纹样的主题，也有的作为其他纹样的陪衬，无论如何使用，都是为了诠释吉祥的寓意。这是美的享受、美的升华。
（三）以器物类吉祥图案为主的装饰题材
器物类吉祥图案一般是采用在民间被视为有灵性的人造器物来组合，寓意吉祥喜庆。这类图案在下梅村古民居建筑较为多见，尤其体现在砖雕艺术上，例如一些建筑的门头上常将佛教的“八吉祥”、道教的“暗八仙”①、文人墨客的“四艺图”以及日常陈设的“博古纹”进行组合使用。体现出儒、释、道三教共融的哲学思想。在西水别业的漏窗墙上有一幅“平升一级”图案：一只直颈、圆腹花瓶里插着一把戟，象征平安升迁的吉祥寓意。
（四）以人物类吉祥图案为主的装饰题材
在下梅村古民居“三雕”作品中人物类吉祥图案取材广泛，既有传说中的各路神灵、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也有民间市井生活中的孩童嬉戏、竹报平安等。下梅村先民们常常将“八仙庆寿”、“天官赐福”、“三星高照”和“和合二仙”题材的砖雕装饰于自家的门楣上，反映了他们对神灵的敬畏，同时也表达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求。参军第门楼上有两幅以“刘海戏金蟾”、“东方朔偷桃”为主题的砖雕，这两幅作品造型生动、寓意吉祥，反映出古代匠人的聪明才智和主人盼发财、求长寿的美好愿望。在大夫第的正厅两侧的窗户上保存着许多木雕作品，其中“征战沙场”、“衣锦还乡”最为精致。“征战沙场”所表现的是五位跨骑骏马、手握兵器的将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场景，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战斗场面表现得动感十足；“衣锦还乡”这幅作品刻画的是官员荣归故里的情景场面：年迈的父母喜气洋洋地出门迎接，乡亲们正纷纷前来道贺，整个画面洋溢着喜庆气氛。这两幅图案充分体现了主人期望后代文武兼备、自强不息、家业兴旺和永保幸福的心理。
下梅村古民居建筑雕刻形成之缘由
（一）雄厚的经济基础
康熙年间，武夷山市下梅村茶市繁盛，当地的邹氏茶商与山西常氏商帮结成贸易伙伴，每逢茶期，晋商常氏在下梅村收购精致的茶叶后，在“晋商万里茶路”上几经转折，将茶叶销往欧洲各国。作为“晋商万里茶路”第一站，下梅村曾经有着辉煌的历史，特别是在清雍正年间，每年都有大量的茶叶经过下梅村被集运转销出去。他们将一部分茶叶通过水路、陆路运抵山西再经过张家口、归化和库仑直到俄罗斯恰克图，另一部分则运往福州、广州和澳门，再通过海运销往印度、英国等地。经济的发展必定带动村落的繁荣，这也为建筑的兴造、装饰的盛行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物质条件。
（二）浓郁的礼乐风尚
武夷山是福建最早开发地之一，早在唐代，这里的学术氛围就开始日渐浓厚，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和荆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5]。到了南宋，朱熹在此讲学论道数十载，他在继承和发展孔孟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佛道思想和其他学术学派思想，建立起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的新儒学思想文化体系。当代著名学者蔡尚思教授曾题诗赞叹道：“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①儒家学说渗入每个武夷山人的思想之中，儒家伦理道德观成为他们的行事准则，无论选择仕途、从贾经商还是从事农耕，武夷山人都十分重视读圣贤之书。同时武夷山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钟爱，他们满怀激情、咏歌吟唱、作诗品茗，体现出对自然和人生热爱的“乐”感文化。在这种礼乐风尚氛围的影响下，下梅村的先民们有意识地将“仁、义、礼、智、信”的观念和“明德、修身、正心、诚意、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义以及一些祈福思想通过艺术手法转化为具体的图案，并运用到邹氏祠堂、邹氏大夫第和参军第等建筑雕刻艺术中，让世人进出瞻仰，目目激励，代代相传。
（三）精湛的刻绘技艺
民居建筑论文篇5
阿图什人为了生意漂泊在世界各地，他们在各地做生意当中吸取到各地的建筑风格，比如欧美风格、阿拉伯建筑风格和中国内地建筑的一些样式等。在建造时把这些元素融入到自己的房屋当中的各个部分，比如屋顶、窗户、门和柱子的样式和花纹有着欧美风格和阿拉伯建筑风格的特点和优点。对于欧美风格来讲，阿图什人把欧美地区的建筑装饰的花样用在自己家里的窗户和门上的花纹。将一些欧美风格大门和窗户的样式与维吾尔族建筑细部样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更好的视觉效果。对于阿拉伯建筑风格来讲，阿拉伯人从1400年前接受伊斯兰教以后，其建筑风有了浓厚的伊斯兰风格。在我国阿图什是较早接受伊斯兰教的地方，阿图什商人在阿拉伯国家生意来往中吸取了很多伊斯兰元素。比如主要展现在墙体、屋顶、大门窗户等等阿图什以农牧业、商业为主，在住宅布局上，既要考虑放置农具、粮食的贮藏室，又要考虑牛棚、羊圈的设置。农村一般的住房至少有三间，所谓“一明二暗”，多者五、六间、甚至十间、二十几间。建筑的中间布置“阿以旺”，进入“阿以旺”后可以看到一个或者多个进入内房的小门，这个内部的房间是卧室为主。主体建筑的两侧还要盖一件间或者几间房间。“阿以旺”的功能是可以接待客人，也可以举办“麦西来甫”(歌舞聚会)。维吾尔族结婚的时候大部分婚礼在自己的房子里举办，因此他们需把院子设计得大一点，以便接待一两百个客人。阿图什民居建筑不仅有外来元素，主题特色还是离不开维吾尔族的传统建筑风格的，比如花纹、院子形式及房间布置等。维吾尔族对于孩子的感情很深，每个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外面漂泊太久，都希望孩子们跟自己一块住，这样便于交流与增进感情。阿图什的维吾尔族也是维吾尔族大家庭的一部分，因此其也不想为了生意在外面长久居住，更加倾向于常与家人团聚，形成家族式居住环境及建筑。
民居建筑论文篇6
对高层建筑断肢结构墙进行结构墙的设计之前，首先要对建筑的整体的结构墙进行设计规划，以确保合理、足够长度的长肢结构墙与短肢结构墙共同构建高层建筑。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时，应该对短肢墙进行异形柱的设计，也就是断肢结构墙的变形特征框剪结构。设计师在经过准确的计算以及测量后，仅仅只有结构墙的结构形式符合短肢架构墙的条件而且应该将结构墙的参数设定为段式结构强的标准参数。由于是在居民建筑房间的间隔墙教会胡设置成断肢结构墙，因为是依据建筑间隔墙的位置进行规划设计所以断肢结构强对建筑产生不了阻碍。在短肢墙输两天不变的情况下，应该根据建筑结构的抗压力进行确定。不要把断肢结构墙设计的过多或者过少，这样都会使建筑变得太过软或硬，要坚持适度的原则，而且短肢墙的布置要均匀，以保障建筑结构钢心与质心相统一。在某些情况下，往往会出现高层民居进驻负荷过重或者是造型不规则的情况，断肢结构强应该被设计在平面之外的边角或者是建筑结构的周边，进而使建筑架构的整体性稳固，保持结构刚度的适度。另外，应该保证墙肢的厚度薄厚适宜，使间隔墙的表面没有突出的墙肢。最后，设计师要按照高层居民建筑平面抗侧刚度的标准，设计适合的中心剪力抢在高层建筑结构构中。
3高层居民建筑短肢结构设计中的要点
3.1对短肢墙的轴压比进行合理的控制
现阶段，在进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如果短肢结构墙在负荷的作用下，小偏差的条件下，说明短肢结构墙的延差，如果是大的偏压就是在大的轴压的情况下。因此，在进行施工建筑时，要特别关注混凝土的约束力以及裂缝情况。
3.2提高短肢结构墙的抗震性能
高层居民的建筑结构中，建筑的外边缘、角点的短肢结构墙的抗震性能相对较弱，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就会遭到破坏。在高层短肢结构发生变形时，结构墙原有的变形就会得到加剧，进而导致墙体的裂缝。在进行设计的时候，设计师应该着重注意短肢结构的结构性能，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进行有效的防范。比如：设计师应该减少高层建筑边角周围短肢结构墙的轴压比例，增加钢筋的配筋率，适当的对小墙肢的抗震能力进行加强，以保障建筑结构的安全与实用。
3.3正确判断短肢结构墙结构内梁的属性
在短肢结构墙的墙梁设计过程中，假如墙开洞时墙梁的跨高比小于五，应该依据梁的实行对梁进行设计。在墙梁跨高比大于五的情况下，应该依据框架梁进行设计。因为高层家主结构的整个刚度以及抗侧度都是受到短肢墙墙梁的刚度影响的，因此，有关短肢墙梁的截面选择、梁的配筋以及设计都必须科学合理，进而提高建筑结构抗震性能。在高层居建筑短肢结构墙的结构设计中，建筑设计师可以对短肢墙的刚度进行适当的减少，使短肢墙的设计符合梁截面的要求，以保障短肢结构墙结构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民居建筑论文篇7
1文化学视域下的西南
西南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包含四川、广西及云南三省，从广义范畴来看，还包含贵州、及湖南、湖北的西部地区。而现代研究中，多数还是从广义范畴出发。四川广大地区及云贵高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发展，受长江流域、西北草原及黄河流域中游三大文化区的相互交融，各时期的民族融合等，造成了西南地区文化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及异质性的特点。而地区虽然从地缘关系上也属于西南，但由于的民族文化特质线性，族群单一，所以，不包含在西南地区内。所以，本研究中，对西南地区的定义主要包含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及重庆市
2西南地区建筑学的民居研究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相关学者对西南地区典型住宅开始研究，采用西方古典建筑学方法进行调研。刘敦桢在1941年在《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完成后，被普遍认为是西南民居甚至是中国民居研究的开始。而进入40年代后，刘志平在对四川、云南地区大量民居进行实际调查以后，著作《云南一颗印》，属于中国首篇民居建筑研究的学术论文，其后在1990年出版了《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是对民居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在全国建筑界内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进入80年代后，关于西南地区民居研究的发展速度较快：云南省设计院在1986年编写《云南民居》；朱良文等于1988年完成《云南白族民居》；启燊于1989年完成《四川藏族住宅》；陈谋德、王翠兰于1992年著作《云南民居续篇》；唐璞于1994年完成著作《山地住宅建筑》；四川省勘察设计协会、四川省建设委员会及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于1996年联合编写《四川民居》；季富政于2000年编写《中国羌族建筑》；孙大章于2004年作者《中国民居研究》；李先逵于2005年著作《干栏式苗居建筑》；罗德启于2008年著作《贵州民居》等。纵观20世纪30年代至今，关于西南地区民居建筑的专著较多，也反映出我国在民居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较为丰硕，大量西南地区民居建筑著作也为西南民居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所以在本研究中，也应用到这些基础性的资料。
3文化学影响下的西南民居研究
文化热思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在学术界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对于西南地区来说，从地理特征来看，其海拔自东向西逐渐升高。西南地区有诸多少数民族，是民族聚居区，在文化特征上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所以在我国民族文化研究中，西南地区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经过多年研究，西南地区文化研究从最开始的单一文化学研究，已经发展到现阶段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及文化生态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并且由以往各省份单独研究，转变为当前的大西南研究视角。所以，在西南建筑学研究中，也应该基于大西南的视角。在文化热思潮下，建筑学界也表现出了异常的敏感性。在文化热思潮下，西南文化研究热潮直接影响到居民建筑的研究：私心直于1992年编写《西南民族建筑研究》、杨大禹于1997年完成《云南少数民族住屋—形式与文化研究》、蒋高宸于1997年著作《云南民族住屋文化》等一大批著作完成，尽管这些著作都是从民族学角度对西南少数民族建筑进行相关的研究与讨论，但其还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研究的主线均为文化视角。
4从民居到聚落的地域建筑文化研究动因
民居建筑研究在文化热思潮的影响下，在民居文化纵深方向的研究已经很难满足探索的渴求，所以地域建筑文化逐渐从民居向聚落研究的角度发展。聚落是民居建筑的集合体，包含的文化信息更全面、复杂，数量更大。所以文化研究的内在动因方面，地域建筑从民居向聚落转变本身就属于一个动因。但是，如果仅仅依靠文化热，还无法实现研究方向的转变的全部动力，这其中也包含了建筑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聚居学导论》面世，对聚落的概念进行了阐述：聚落是乡村聚居类型中复合永久性聚居的方式。进入到90年代，人类环境科学的系统综合学科理念由吴良镛提出，其中指出了建筑概念从房子到聚落的延伸，在人居环境建筑理论中，聚落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除此以外，民居到聚落研究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还包含现代建筑设计实践，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其生活空间载体就是住宅，但是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所有的活动也并非全部在家庭中进行。家庭与社区的互动、人与人的交往，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社会属性。当代建筑在信息时代文化快速传播中也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建筑内部功能逐渐增多，空间也更加复杂，建筑体量呈现出庞大化。所以在对现代建筑研究中，不能以之前民居建筑视角来对待，因为聚落更加的复杂与综合，与现代建筑功能发展更加吻合。从相关统计来看，从1994年开始，关于聚落研究的报道以及关注度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这就表明了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聚落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方向。随着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现，以及研究的深度增加，西南聚落研究方法及理论不断深入，并且研究也向着新的切入点发展，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逐渐形成。并且在西南聚落研究中，也并非只局限于建筑学，其它学科也相互交叉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如历史学、社会学等对西南聚落都有影响。至此，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以聚落为当前研究的主要方向，在研究过程中，又结合了诸多学科，使研究的深度、广度等都不断拓展。
5结语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及经历多年的研究与探索，在西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从单体居民建筑向人居环境中的聚落研究发展，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多学科交叉影响的研究视野。但在实际研究中，还存在诸多研究角度比较孤立，片段性、分散型的研究结构表现相对突出；在聚落的研究方法及历史考证中，研究理论单一，在聚落课题研究中仍然占据着主流。对于西南各民族而言，其生活以聚落为外在表现，并且聚落中涵盖了诸多文化种类，由于文化元素比较多，在研究中极易出现混乱的现象。所以，建立一种系统的、整体的研究狂下，对各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清晰的梳理，并且使各文化与聚落之间的关系能够理清，这在西南地域建筑文化研究中是非常关键的。
作者:钟陈友
参考文献
[1]郑宏飞，张瀚.地域建筑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思考———以重庆地区为例[J].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2，04（15）：35~37.
[2]钱锡栋，周俊.现代建筑的地域文化性实践———以象山商会大厦建筑设计为例[J].浙江建筑，2012，07（21）：10~12+16.
民居建筑论文篇8
乡土建筑研究起始于1964年，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举办了一个名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展览并出版同名著作，此后，乡土建筑研究开始进入研究者和建筑师的视野。他曾试图赋予乡土性与建筑学同等的地位，但在国内外几次乡土热之后到21世纪，似乎乡土建筑研究又重新回到边缘，被看作代表着建筑的“过去”，即便不是建筑的某种落后状态，也是不可能再延续的建筑模式；过去那些经典的乡土建筑传统，尽管在设计、功能及美学层面具有显而易见的高品质，但并不被人认为与当今的建筑现实有什么关系。通常乡土建筑被认为与发展中国家相关或者与少数民族地区相关。从现代主义建筑主流来看，它更多是为特定场合的建筑创作提供一些形式或空间语言的灵感和素材，或者为旅游区或主题公园创造一些异域情调。规划师、建筑师、政治家都对乡土建造者的成就、经验和技艺或者乡土建筑在环境、文化的品质不大感兴趣，因而无论是民居研究还是设计实践都逐渐式微。究其原因，除了大众意识对乡土建筑认识存在误解之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乡土建筑研究自身存在许多问题，从而局限了研究的问题、思想和方法。因此，有必要对研究本身进行反思。新的乡土研究开始重新审视乡土建筑的内涵、作用、内容和方法，从而为乡土建筑研究开辟新的路径。
一、国内乡土研究的概述
国内民居研究起始于刘敦桢在1940年代在西南地区的建筑调查，到50年代末，他撰写的《中国住宅概论》和《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开启了中国民居的研究。上世纪结束后到八十年代初，民居研究开始复兴，开始了对民居的广泛调研。这时期民居研究者成立了自己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民居学术委员会，出版了一大批研究各个地方民居考察的书籍和论文。其主要是对各地典型民居调研测绘，对民居相关资料进行发掘和整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方面，加速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了传统民居被大规模地改造和破坏。这使得许多学者将民居视为文化传统传承和地方文化多样性保留的一个重要载体，因而注重于对优秀民居及其文化传统的挖掘和保护，如陈志华先生等人的研究。其他乡土研究主要从文化层面、环境层面、形态层面来对民居进行分类研究。研究更注重人居环境整体性，比如传统聚落、村镇、名城的研究。 另一方面，在建筑实践方面，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文化热潮，对民居特色的研究成为改变时期僵化的建筑教条与探索建筑形式多样化的一种方法。这时，莫伯治早在 1959年设计的泮溪酒家则成为新建筑设计的典范，广州新建筑设计也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岭南学派，这对全国的民居研究和建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这一时期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影响，设计界也将民居研究作为获得形式和空间设计素材的一种方式。 另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著名的古村镇和历史街区成为旅游的热点，虽促进了民居研究的热潮，但也造成了许多拙劣的“布景式”模仿民居形式的商业开发和旅游设施建设。在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开始借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理论来理解民居形态的演变及意义。例如，在云南，受到拉普普特（Amos Rapoport）著作《住屋的形式与文化》的影响，一些学者从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民居的形式逻辑、源流，比如蒋高辰先生及后来昆明理工大学一些年轻学者的研究。
20世纪 90年代后，乡土研究再度兴起，但研究的重点却有所转向，在西方发达国家则力图摆脱“乡土”这个概念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于是提出所谓“新乡土主义”。它的目的在于对过去乡土建筑中所蕴含的文化传统进行延续和发展，对其所蕴含的民间智慧进行汲取和升华。而在发展中国家譬如中国，仍将乡土建筑作为增强地区和民族文化认同的一种方法[1]，这是为现代主义建筑找寻中国式表达的一种路径。
进入本世纪，也有一些学者开始从多个维度（自然地理格局、政区地理格局、文化地理格局）来对民居的形式进行解析，试图回到建筑本体来理解民居的形式逻辑，并对全国和各个地区或者更大范围的“民系”进行民居类型的划分[2]，并从建筑空间及形式要素（材料、屋顶、山墙、院落空间大小、比例、组群的关系、结构、装饰）来定性民居的特征[3]。
国外及国内乡土建筑研究的发展历程详见表1、表2。
二、有关民居更新的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民居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愈发凸显，于是对传统村镇、历史传统街区保护更新和传统民居的更新研究和实践越来越多。民居更新（有的学者称之为民居再生）的研究开始增多，它关注如何使民居更新既符合现代社会的条件和需求又部分延续并保持传统建筑的特点。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托新民居创作和建设的民居更新研究
与传统乡土或者地区建筑研究相比，民居更新研究则更偏重于建筑实践。而与那些目的是创作所谓具有“中国特色”或“地方特色”，从城市中借用乡土建筑的形式及空间特征的研究相比，民居更新研究是“回到”民居本身，在乡村地区开展（部分在城市的传统街区和历史风貌区）开展实践工作，目的是通过现代建筑材料、设计和建设方式来提高民居品质。比较有代表性的民居更新研究和实践包括吴良镛先生提出的整体性、小规模渐进式的有机更新的理论，以及在北京旧城的规划研究和菊儿胡同的建筑更新实践[4]；单德启先生在广西、安徽等地的新民居理论建设实践；在云南则形成以朱良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西双版纳、丽江及香格里拉等地进行的新民居建设实践。
（二）注重绿色技术和适宜技术的民居更新研究
新世纪之交，随着对民居研究的逐渐深入，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一些学者开始从生态技术的层面来对传统民居形态进行量化的科学研究。结合环境及气候条件来解析传统民居的形态特征，揭示其优秀经验和存在的缺陷，进而采取当地的适宜技术来进行民居更新改造。这方面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刘加平教授对陕西窑洞的更新和新型生土技术的研究[5]，在云南则是柏文峰教授以天然建材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民居更新研究及实践[6]。
（三）注重以乡民为主体进行民居更新的乡村营造学研究
以上民居更新的研究，基本是以建筑师和相关专业人员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更新模式――它提出一系列包含在设计、技术、建造的方案和方法，然后依赖地方的施工队统一建设。这种方式是将城市建筑学的一些基本价值和方法在乡村地区的移植和运用。因此，一些学者和建筑师也开始立足于乡土，以服务于乡村本身为出发点，探索一种有引导的村民自主更新模式。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与温铁军创立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合作设立了乡村建筑工作室，采取乡民建筑教育和协作的方式来进行民居更新改造，致力于推广“常民住宅，协力造屋”，在国内开创了培训乡民自助改造居住生活的新型民居更新模式。 王冬教授在国内较早从乡村社会的角度来关注民居更新的问题，提出所谓乡村建筑学[7]的基本雏形，它以“合作建造”“过程建造”“自主建造”为核心，涵盖乡村共同建造的“历史传统”“村落建造共同体”“社会功能作用”“模式及方法”“开放体系”“过程及相关技术”六大问题。
上述学者都试图继续着晏阳初和梁漱溟等先辈开创的“平民建设理想与乡村建设”精神。这对于当前大范围大规模的民居更新来说，虽然艰巨，但也许将是一条更契合乡村民居更新需求的道路。
三、当前民居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基于自然历史的乡土建筑研究之局限
乡土建筑的研究从属性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基于自然历史研究和基于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前者是通过观察来描述研究对象的特点和属性，得到研究对象的各种现象、素材、数据和认知，研究通常更关注有关乡土建筑的现象和数据的收集和梳理。基于问题导向的研究是在前者基础之上能够发展出基本的概念、规则和机制，可以把客观对象的理解上升到更加理性的层面，并能够创造出新的知识，对现实的实践进行科学指导。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自然历史研究是乡土研究的初始和基础阶段，具体表现为以物质形态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研究、文化研究为导向，形成各种方式的民居类型划分方式；在实践层面则表现为注重文化和美学层面的品质，从形式风格层面来对乡土建筑进行分类，目的是从中提取可以借用到新建筑中的形式特征，成为创造本国文化特色和建构民族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但许多这类研究也忽视了对于真正解决乡土所存在问题的关注。
（二）注重对传统具有价值的相对少数个案而忽视或无法应对当代的大量性民居
当前国内民居研究更多关注部分有文保和经济价值的少数个案，却忽视了广大民居主体――大范围大量性由居民自主建造和使用的当代普通民居。这些城市之外主要居住形态正经历深刻的变迁，是亟需研究却又是最缺乏研究，也是目前理论体系无法应对的问题。
（三）嫁接城市经验的民居更新实践与乡土现实条件相错位
与国外发达国家乡土研究相比，国内研究最大的不同主要是缘于当前中国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的国情，在城市之外仍具有广大的乡土地域，多数民居仍然是居住形态的主体，也是仍处于不断演化的“生命体”，而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乡土建筑已成为了过去传统社会的少数建筑先例和遗迹。简而言之，“当代的”“大范围大量性的”“正在演化的”是中国民居典型存在状态，决定了乡土研究在文保和历史研究之外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实践性的需求，这也是中国存在大量的民居更新研究实践的原因。但是，目前的民居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基于建筑学专业视野和城市价值的、脱离民居使用主体和乡土实际条件自外而内的研究。类似英国工艺美术时期建筑师的实践，他们崇尚乡土建筑的人性和美学品质，却陷入乡土建筑设计的悖论：由建筑师设计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对每一个建筑琐碎的细节都要进行设计控制，“刻意”表现出一种原生自然的、“随意”的建筑形式，实际上成为与乡土建筑精神大相径庭。
（四）自发建造体系研究与当代建筑学缺乏应有的联系
一方面，受自组织理论的影响，对于乡土（地区）建筑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对民居自建体系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更多是利用自组织原理来描述和解释乡土（地区）建筑的生成过程和形态特征[8]，虽然他们试图从乡土建筑使用主体的层面来反思现代建筑学的缺陷，却较少探讨在当代建筑学的语境下如何介入乡土（地区）自组织机制。另一方面，受亚历山大所倡导的社区自建模式的启发，一些学者也尝试以乡土为主体发展乡村建筑学，对乡土建筑自建体系的探索也很有意义[9]。但这种研究的前提设定或多或少认为当代建筑学在乡村并不适用，乡土社会及其知识体系与当代城市具有很大差异，但在当今地区联系日益密切社会，二者是否可以形成更积极的结合却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乡土建筑研究的展望
针对目前国内乡土建筑研究的现状，通过借鉴当前国外乡土建筑的新趋势，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笔者认为乡土研究应该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路径：
（一）面向当代乡土问题“以积极实践为导向”（activist-oriented）的研究
过去对乡土研究的通常是以物质形态研究、社会研究、文化为导向研究，这在当今现实中并不足够，认为更加注重“以积极实践为导向”的研究。这样就要放弃认为乡土建筑承载着文化“真实性”这种观念，应把乡土认作是一种政治工程。它的基本任务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来对所谓过去进行不断的诠释和再诠释[10]。这些研究促使人们更深入了解乡土建筑的本质，以及它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地方变化的过程，是什么导致了传统乡土建筑的消亡、适应、复兴或继续发展？乡土建筑怎样才能在当今及将来发挥最大的作用？因而这类研究更加注重影响乡土建筑理论和实践的广泛问题的研究，包括认同（identity）、族群性（ethnicity族群渊源）、遗产和旅游、传统的终结和再造（reinvention）、政权和统治（power and dominance）。许多的研究着重将乡土知识运用于当代住房领域，尤其是对城市棚户区的研究，将城市非正式住宅看成乡土建筑新的研究领域。
结合当今中国，民居更新虽也算是某种“积极实践”，但是往往只是关注有文化保护价值的聚落和民居，对于乡土中那些正处于深刻变化的大量性普通民居则很少给予关注，而这恰恰是当前乡土建筑研究最重要也最急迫的问题。另外，乡土研究通常关注的是建筑物质环境，而很少关注物质环境背后隐藏的社会公正、生态危机等问题。还有与民居自发营造密切相关的居民和社区如何参与设计，传统工匠在现代建筑体系的角色和发展等问题，均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二）乡土建筑作为解决当代问题的模型系统
鲁道夫斯基曾认为乡土建筑比现代建筑蕴含更多的实践智慧，对比现代建筑给人性带来的许多问题，将其视为解决与自然相和谐关系的建筑良方。然而，这在以现代主义建筑理论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很少能得到人们的认同与重视。拉普普特[11]在“向乡土建筑学习――乡土建筑作为一种模型系统”一文中认为乡土建筑应对环境、文化、技术变化等方面问题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通过研究、分析乡土建筑在面对以上问题时的动态变化、它的成功和失败，发现其中的基本规律和机制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设计的本质。
通过在思想、情感、形式与空间之间建立联系，乡土中“原生性”的概念（它们是基于蕴含于乡土建筑中原生的和具有创造性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将会产生特定的建筑思想，形成坚实的建筑原型。它们在不同社会中具有普遍的规律性，而且又具有某个社会的特定性。这促使现代设计可以从中汲取营养，有助于促进将来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三）着眼未来注重人居环境可持续性的研究
在 1999年一场名为“21世纪的乡土建筑”的演讲中，奥利弗提出应该使建筑学者和大众改变对乡土建筑的思维定势。他们把乡土建筑视为一种过去的、落后和贫穷的代表，这种看法实际是一种短视的思想。当今全球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满足亿万人的居住需求。而当今仍有 90%的住所属于传统的和不断演化的乡土建筑，如果要使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居住需求，就必须不能忽视对乡土建筑的研究。这代表了当今乡土建筑研究向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转向。这也引出了一系列问题：当今生态的、文化的和技术的变化对乡土建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乡土建筑在其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乡土建筑是否可以应对或适应这种变化，从而能够符合新的生态和文化环境？还是乡土建筑不得不消失，正如上一个世纪许多业已消失的传统那样？传统中某些特定的部分是否更加适应这种变化而相对其它方面可以存留下来？
在当前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全国广大乡村聚落和建筑如何良性发展，是影响社会和民生的重要问题，然而当前的各种应对措施却具有很多问题。例如，2011年建设部村镇司提出将“建立健全村镇规划制度和标准体系，规范村镇规划编制”作为一项工作要点，要求各省抓紧出台《镇、乡和村庄规划编制办法》。然而，中国大约有行政村69.2万个，自然村535万个（百度百科）。面对如此大量的村庄，要按照城市的方式来编制规划和进行民居设计，几乎是难以实施的，即便是实施了也未必能形成理想的结果。另外，在少数民族或贫困地区，有许多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民房改造和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如何激发地方自下而上的力量，避免现在由政府统建造成的在物质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许多负面问题？会对广大的乡村地区的社会和生态产生怎样巨大深远的影响？如何建立一种适应于乡土转型的建筑知识体系，引导大量的民居能可持续的发展？这些都是乡土建筑研究所应该关注的问题。
五、结论
综上所述，对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1）价值错位：乡土研究中移植城市的、现代的技术体系及价值标准；（2）专业偏向：研究偏向于物质的、美学的、有价值的、少数个案；（3）外部介入：专家、政府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操作方式；（4）主体空缺：缺乏居民和工匠自下而上的有效参与的研究；（5）城乡分离：基于自主营造的乡土建筑设计体系与现代建筑学的分离；（6）偏离现实：没能结合当前城乡现实条件变化对乡土建筑的影响和新的可能性。
要应对这些问题，除了上文建议的三条路径之外，从根本上应转变当前乡土建筑研究和实践基于“特色攫取”的“潜意识”和基于城市的思维模式来衡量乡土建筑的“价值取向”，从而回到乡土问题本身。基于乡土建筑具体情境和发展趋势，应从注重自然历史式的考据研究到注重民居形态逻辑、动态发展和内生机制的研究；从注重个体民居（聚落）典范的个案式研究到关注广泛一般民居的普遍发展规律和问题的研究；从以专家或政府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局外人”介入方式的研究转变到在新的社会经济技术语境下结合并民居内生力量的乡村建筑知识体系的研究，最终拓展当前乡土建筑研究和实践的视野，并为其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KH*2/3D]
参考文献：
[1]吴志宏.对现代建筑“中国性”思想中本质主义的解析[C]// 张复合.中国近代建筑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683-687.
[2]蒋高辰.四大谱系统[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11-18.
[3]陆元鼎. 世界民族建筑国际会议论文集[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6-10.
[4]吴良镛.北京旧城居住区的整治途径――城市细胞的有机更新与“新四合院”的探索[J].建筑学报， 1989（7）：7-14.
[5]刘加平.传统民居生态建筑经验的科学化与再生[J].中国科学基金，2003（8）：234-236.
[6]柏文峰.云南民居结构更新与天然建材可持续利用[D].北京：清华大学，2009：101.
[7]王冬.族群、社群与乡村聚落营造：以云南少数民族村落为例[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188，255.
[8]卢健松. 自发性建造视野下建筑的地域性[J]. 建筑学报，2009（学术专刊）：49-54..
民居建筑论文篇9
地区性是建筑的本质属性,在讨论建筑时地区的概念不可回避。从20世纪50年代对民族形式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地区建筑风格的探求,到20世纪90年代追求地区特色的建筑创作,建筑的地区性与地区主义建筑创作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建筑界关注和讨论的重点。而云南地处我国的西南边疆,神奇独特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以及多元交融的民族文化,为创作出独具特色的云南地区主义建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云南本土建筑师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关注云南乡土民居的研究,不断地从云南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民居中吸取智慧,融入到当代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当中。然而由于认识的局限,早期云南建筑的地区性研究以及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实践也一度陷于过于“形式化”的倾向之中；简单地将建筑的地区性与民族性等同,狭义地将建筑的地区主义理解为附着于建筑外部的某种符号象征,曾一度导致建筑设计在形式摹仿和符号拼贴上大做文章。虽然这些现象基本上已成为过去,但它却反映了一段时期内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的真实状况。
20世纪90年代是国内地区主义建筑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此时云南本土建筑师在地区主义建筑创作中开始自觉地转向对建筑内在本质的探讨,而云南楚雄州民族博物馆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品。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回顾历史审视过去,将对今后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的探索与实践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 云南本土建筑的地区主义探索
几十年来地区主义建筑一直是云南本土建筑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许多本土建筑师和学者为之付出了长达几十年的努力。下面结合地区主义建筑理论对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的探索历程进行简要回顾。
1.1 从自发到自觉
云南地区主义建筑的研究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云南民居调研。由云南省设计院组成的云南少数民族民居调查组具体负责,先后对云南的十六个主要少数民族民居进行了详细调查。多年的调查收集整理并撰写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拍摄绘制了大量的图片,最终于80年代集成出版了《云南民居》及其《续篇》,成为国内早期研究民居建筑的主要专著之一。建筑师是民居调研工作的主体,他们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自觉地将设计与调研工作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早期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的基本特点。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地区文化在西方得到广泛认同,“乡土建筑”这种土生土长、自发的、匿名的建筑成为了地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当代地区主义建筑创作提供了基本的“原型”。与此同时,从乡土民居建筑元素中提炼和转换得到新的建筑语汇并运用到建筑创作中,成为了七八十年代云南本土建筑寻求地区特色的基本创作手法。虽然在当时的中小型建筑创作中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例如云南阿庐古洞洞外景区、西双版纳主楼式宾馆等。但是由于这种设计方法简单易操作,大量的使用也导致了早期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陷入了盲目追求“形式”的误区。随着对建筑地区性理解的加深,这种单纯追求形式的摹仿而忽略建筑文化内涵的做法显出了弊端。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云南本土建筑师开始以更为自觉而理性的方法进行地区主义建筑创作。例如将建筑类型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到乡土民居的研究当中,通过对乡土民居形式结构的深层解析归纳出建筑的基本“原型”,再从原型类推出建筑无限变化的形式,从而摆脱了早期对乡土民居建筑元素简单模仿与拼贴的肤浅做法。
1.2 从外在到内在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云南地区主义建筑、乡土建筑的研究主体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的建筑设计单位和建筑师转变为以昆明理工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和学者。这样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云南地区主义建筑的研究与创作产生了影响,使得理论研究与建筑创作实践之间结合的更为紧密。这一时期云南的地区主义建筑探索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外在的地区性向内在的地区性转变的趋势。
在这一时期场所理论和批判的地区主义对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在海德格尔哲学现象学理论基础上,为讨论建筑的地区性而提出了场所理论。舒尔茨在场所理论中讨论了“存在空间”、“场所精神”等重要概念,并进一步指出了建筑的本质是建筑的“地点性”而不是空间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建筑理论家亚历山大•楚尼斯针对地区主义思想中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以及怀旧、乡愁的情结提出了批判的地区主义。他主张理性的批判,从传统建筑、乡土建筑中抽象和还原出地区建筑的“本质”；在抽象、还原和转换过程中运用现代建筑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对传统建筑的空间、形式做进一步的提炼、概括,以寻找出属于该地区建筑的“特质”；同时也将建筑本身的营造看做是建构场所精神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的不断深入,云南本土建筑师开始自觉的关注建筑理论并从建筑与场地环境的整体关系入手思考建筑设计,在建筑与场地之间建构“场所精神”；开始运用现代建筑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对乡土民居建筑元素加以提炼、转换形成云南地区主义建筑的“特质”。从这些现象中可以看出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2 案例解析
2.1 项目概况
楚雄州是一个以彝族为主，苗族、哈尼族等多个民族聚居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是世界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为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实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楚雄州民族博物馆位于楚雄市郊与万家坝相连的鹿城南路一侧山坡上,地形上下高差20多米，场地条件极为复杂。博物馆建造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云南当代地区主义建筑走向“内在”地区性探索的代表作品之一,下面就从三个方面对作品进行深入解析。
2.2 乡土建筑“原型”的提炼与转换
乡土建筑是地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植根于本土,自发的传统建筑形式为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实践提供了质朴的创作灵感。博物馆建筑创作并未直接从乡土民居中提取建筑元素和符号进行拼接,而是从当地民居中提炼、转换出基本“原型”即建筑的基本形式和基本空间,并结合现代博物馆功能需求以找寻“内在”的地区主义建筑的生成之道。(见图1)彝族逐山而居的独特生产生活方式与山地自然景观一道构成了其特有的山地人居环境――山地聚落与大地景观的有机融合。当地彝族民居以质朴的土掌房、一颗印(合院式)最具代表性,因此成为建筑师“原型”提炼的对象。
博物馆建筑设计首先从场地分析开始,由于等高线密集场地高差较大不利于博物馆展厅空间的水平展开；遵循“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设计原则将博物馆的大体量空间分解成多个较小体量,变不利场地条件为有利。于是建筑师从土掌房和一颗印民居若干较小的建筑体量顺等高线联排布置,上下高低错落的布局中提炼、抽取出建筑的基本“原型”,并转换构成了博物馆展厅单元的建筑基本形式。分置在不同地坪标高的展厅单元由室外连廊相连,自上而下错落丰富的轮廓变化构成了整体建筑群最基本的“建筑意向”(见图2)。土掌房民居是一种典型的由开放空间向围合空间过渡的民居形式,“L”型的建筑平面及院墙形成了半封闭内院和半开放外院结合的空间类型。建筑创作从民居中提取、还原出传统建筑的基本空间“原型”。围合封闭的展厅体量与轻盈、通透的连廊形成对比,环绕中央庭院的连廊在联系各展厅的同时形成了一种清晰的“边界”,围合出半开放的室外空间。这种提炼、转换民居“原型”的设计方法,已在当代云南 “内在的”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实践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见图3)
2.3 场所的建构
“场所”具有空间的一般特性,是由于人在特定空间中活动对周边环境赋予价值后形成的,是人们长期生活、经营的产物；为此可以把“场所”理解为：人与特定地点(空间)之间的某种特殊存在关系。因此,“场所”的建构成为建筑“内在”地区性的重要实现方式,博物馆建筑创作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相关的探索。
由于场地条件复杂,博物馆建筑布局要协调好场地环境、建筑功能、建筑造型之间的关系。建筑群体在布置上通常采取建筑轴线垂直于道路而建筑体量平行于道路的布置方式。但这种常规的方法在这块场地上却遇到许多问题：首先主轴线方向的水平距离较短,在较陡的坡度上建筑群体难以水平展开；其次建筑群面向西南方向,西南方向用地较小不利于建筑群布置。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筑师主动适应场地条件采取了主轴线转折的方式布置建筑群,主体建筑由西南向南偏转45°平行于等高线布置。在减缓坡度延长水平距离的同时建筑群主立面朝向城市方向争取到较好的城市景观。主轴线两侧场地开阔顺势布置建筑体量,主轴线一直延伸至坡脚的博物馆序厅处转折,使之与道路产生垂直关系并在此处组织入口前区广场与城市道路自然衔接。这种从场地出发的应答式设计方法,使得建筑群与场地间从此建立起特殊的“锚固”关系,也为建筑和场地赋予了真正的意义。(见图4、图5)
2.4 地区主义建筑的批判性思考
建筑的地区性是地区文化在物质和空间上的具体体现,在地区主义建筑的创作过程中建筑地区性的表达成为了作品的关键。建筑地区性的表达在建筑创作过程中也有“内在”和“外在”之分,内在的地区性主要涉及建筑的空间类型以及场所建构,而外在的地区性主要是建筑的外部形式。然而任何建筑作品的评论都离不开对其形式的讨论,因此地区主义建筑的形式表达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历史的局限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多呈现出“具象的地区主义”特点,即在建筑创作中过于强调对乡土建筑外观、构件或整体形式的模仿,从而也容易导致地区建筑批判价值的缺失。
在民族博物馆的创作过程中,建筑师通过对彝族民居“原型”的提炼以及对场所的建构,较好地表达了建筑内在的地区性。然而,建筑外在的地区性表达上仍有遗憾之处。例如：博物馆屋顶设计在方案创作之初便围绕形式引发争论,方案最终选择了将坡屋顶与平屋顶相结合的折中做法。展厅单元利用前低后高的体量形成两块屋面,将前部体量的女儿墙适当升高显示出土掌房的屋顶意向,而后部体量构架与双坡屋面的结合做法则抽象地表达了彝族瓦房的屋顶形式。根据总图设计的需要,建筑群主轴线两端分别布置了民族厅和序厅。由于位置关系需要对其屋顶加以强调,于是采取了构架和四坡顶结合四角镂空的处理方式。这种从现代建筑功能、材料和建造出发,对大量乡土建筑元素进行提炼、转换以实现建筑地区性表达的做法成了当时的流行,然而这也让作品在外在形式表达上陷入了过于具象的地区主义。
3 结 论
多年以来地区主义建筑一直是云南本土建筑创作的重要努力方向。在全球化导致全球文化趋同的今天,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正面临着“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文章结合当代地区主义建筑理论对典型案例进行解析,从而发现当代云南“内在”的地区主义建筑创作探索的一般性规律。即崇尚自然、尊重地区文化，从地区视角出发实现建筑场所精神的建构；从乡土民居中不断提炼、转换出建筑的基本“原型”以现代方式加以再阐释；采取批判的态度处理建筑创作中传统与现代、内在与外在之间的复杂关系。
参考文献：
［1］单军.建筑与城市的地区性――一种人居环境理念的地区建筑学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2］郝曙光.当代中国建筑思潮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2006.
［3］云南省设计院编.云南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4］沈克宁.当代建筑设计理论――有关意义的探索［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5］肯尼斯•弗兰姆普顿.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M］.张钦楠,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
［6］饶维纯.彝州建筑文化的探求――楚雄州民族博物馆创作谈［J］.新建筑,1996(4)：3-6.
民居建筑论文篇10
我们在大街上可以看见很多建筑都是似曾相识，相同的建筑表现手法被滥用，没有独特建筑韵味。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我们应该从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建筑特色文化。要想从困境中走出来，我们只有研究国外的先进经验，研究自己的传统建筑文化并建立自己的建筑理论体系。中国的建筑必须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建筑文化、建筑传统、建筑创新进行交流和比较，才能有突破和创新。皖南民居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研究皖南民居最终目的是如何认识和继承传统文化，只有将人类的传统文明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才能具有深厚的创新基础，才能在实践中持续不断的创新。
一 中国建筑的现状
（一）自身发展现状
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有着丰富的建筑文化。可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旧民居像丢垃圾一样被废弃，以旧城改造为借口，大面积的拆除旧民居，中国原有传统特色的民居被高楼大厦所取代，与欧洲齐名的名城和乡村小镇的旧式民居已经渐渐消失，一味地推崇新式建筑，取消中国传统建筑中值得学习的东西和地方特色。当人们对旧式建筑进行拆除后，又开始对旧式民居怀念，人们运用一切科技手段对一些传统现存的旧式建筑进行包装和设计，一些旧式建筑拆除后又重新建造，建筑没有合理的规划，一些新建的新民居套上一些一味的复古、仿古，追求飞檐翘角的平庸摹仿，乱施装新，显得杂乱而平庸，这些拆除又重新建设建筑，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形式上缺乏文化意蕴，更谈不上在传统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
（二）西方建筑理论的影响
在中国建筑史上，建筑的样式虽然长期拥有其自身的东方特色，但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今天的一些建筑业，为了追求片面的经济效益，其设计理念可谓贫乏之至，一味刻意模仿所谓“欧美风格”，什么拜占庭风格，歌特式风格、文艺复兴风格、巴洛克风格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个营销概念，从外观上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但是还很不纯粹，包括建筑造型、细部设计等都显得较为粗糙，有的直接将国外的设计图纸拿过来拷贝，体现了国内建筑行业想象力、创造力的匮乏。
西方现代建筑理论有现代主义建筑、多样并存多元共生理论、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结构主义建筑理论等，这些建筑理论对国际建筑理论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中国的国情比较特殊，发展速度较慢，中国建筑界与国际上的差距非常巨大，国外建筑师及其作品进入中国，从设计思路、建筑观念及运作机制上产生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新的设计观念、设计元素、设计方法进入了中国市场，给中国带来了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但我们不能如盲目追求，否则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将会流失。
二 皖南古民居特点
皖南民居，指安徽省境内长江以南地区清末（1911年）前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民居、祠堂、书院、牌坊、楼台亭阁水系等民用建筑群体。这些星罗棋布地散落着的许多古村落就是以徽商资本为经济基础，宗族观念为社会基础，及微文化熏陶下造就的具有典型地方文化特色地村落，优美的自然风情和个性鲜明的居住形态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仍然保持着原始面貌。尤其是在黟县一批古民居村落，全县有715个自然村落，尚存明代民居30余幢，清代民居3590余幢，明代祠堂3幢，清代祠堂118幢。
皖南民居有着独特建筑艺术魅力，它依山傍水，巧妙地利用大自然环境和大自然的特点，因地制宜，运用大自然的不同的地形，造成高低错落，空灵通透地特色建筑群，利用地形的落差来制造水系，水系的出现可以解决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用水，也为防止火灾接近了水源。皖南民居的马头墙、天井以及链接巷弄的街道，都是具有传统色调的，充满生活气息的，使皖南民居有空间的层次感和韵律感。
除了建筑艺术还有装饰艺术，这主要表现在砖雕、木雕、石雕，甚至，把三者融为一体与木柱、梁结构巧妙的综合运用，形成一种技艺独特、气韵生动、自成一体的建筑装饰艺术风格。这种砖雕、木雕、石雕形式使皖南古建筑群发出璀璨的光芒，深深吸引着现代人不断的思考。
三 如何将皖南古民居传统元素运用到现代建筑中去
当今的中国建筑师处境可以说较为尴尬，面临着无所适从的境地。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科技水平暂时相对落后，社会意识形态也不同于西方，因而一时间建立不了能体现现代精神的“先进”设计思想，只能追随西方建筑师的作法。一方面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建筑出现后现代主义建筑热潮，使国内建筑界争相效仿，于是中国设计师们也就跟随西方建筑后现代主义建筑热潮，在中国设计出一些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建筑”。这些不过是一味模仿和抄袭国外的建筑式样，对国外的建筑翻版或复制。在这样的环境下无疑会产生一大批不伦不类，不土不洋的“四不像”建筑，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处于不利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探得本源而治理，创造出自己的建筑理论，将传统元素运用到现代建筑中去。
（一）生态上
皖南传统民居技术思想中贯彻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风水理论。皖南民居的水系以及天井就体现出其生态适应性，这种适应性是皖南民居建筑发展延续的原因之一，我们现代建筑中应该从皖南民居中吸取这种发展机制，使现代建筑能与外界环境得到协调。改造自然环境，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另外对自然资源要少费多用，包括节约土地，在能源和材料的选择上，贯彻减少使用、重复使用、循环使用以及用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等原则。减少排放和妥善处理有害废弃物（包括固体垃圾、污水、有害气体）以及减少光污染、声污染等等。以建筑设计为着眼点，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注重自然通风，自然采光与遮阴，为改善小气候采用多种绿化方式，增强空间适应性，采用大跨度轻型结构，水的循环利用，垃圾分类、处理，以及充分利用建筑废弃物等，让有建筑与外在环境相适合、协调、平衡的发展，保持持续性、和谐性。
（二）技术上
皖南的传统民居建筑中体现出传统民居的发展特点，体现出生态的适应性，对技术的可持续性。皖南民居减少不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的使用，充分利用日照采光和自然通风等可再生能源，充分利用大自然的资源，一些防火、防腐、防潮、防虫等工艺技术使皖南传统的木质结构得以保存，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体现的皖南人民的聪明才智，这些人民的才智还表现在：利用一些当地的建筑材料对老建筑进行修复和建设，这些材料的使用使这些传统建筑的生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而且这种传统的木质结构较为灵活，便于统一制作、装卸维修和重复利用，当地的人们为了满足不同时期和不同人们的需要，对建筑空间的设计与处理也是较为灵活的。现代建筑也应从中学到防火、防腐、防潮、防虫和一些维修技术等工艺，这可以使现代建筑的木质结构能够保存较长时间。
皖南民居是底层建筑，现代建筑中要考虑到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的层高特点，利用高层建筑的裙房和主楼的进退部分作为皖南特色的体现平台，灵活搭配坡屋顶和马头墙符号，房顶可以由于采用“人”字坡式屋顶，这样比西式别墅“丁”字坡顶要节省许多。
（三）艺术上
皖南民居对村落选址的地形、地貌、流水、风向都有严格的要求，现代建筑中也应从中学到皖南古民居的布局经验。现代建筑中还可以继承东方理念以中轴线对称布局，雍容大观，伦理分明，又切合现代人居新观念，采光、通风、保温、动线流畅，诸多方面均达到人性化设计标准，艺术装饰上可局部石雕砖刻、天井格局，如厢房“小姐窗”，东西莲花门可简化为玻璃门，可用二层玻璃夹木雕、铁花防尘，或直接改用刻花玻璃。卧室窗下均设空调机出风座，风口以黔石镂雕保持皖南民居遗风。在建筑物的主入口和进人部位采用“三雕”（砖雕、石雕、木雕）装饰，使人感受到皖南建筑的氛围。皖南民居体积一般都不是很大，而现代建筑一般较大，这就要考虑体积大小的问题，现代建筑一般体量较大，有较长的连续性墙面，可通过线条分割、墙面凸凹等多做方法化大为“小”。现代建筑的色彩一般较为丰富，而皖南传统民居色彩则较为淡雅，以黑白灰为主，现代建筑就要色彩力求统一、清新、明快。这是我们要积极探寻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城市建设之间的结合点。
我们从以上从生态环境、技术手段、艺术手段的运用可以看出皖南民居使包含了很多建筑手法，而现代建筑也应同时使用一些传统技术手段来达到自然条件和自身风格的并存，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
既然我们有了这么好的皖南建筑文化，那么如何继承传统与创新呢？这就要我们避免伪历史、民俗的建筑在商业的利益下兴建，合理运用皖南传统元素，避免不完善的建筑市场对建筑继承与创新的冲击，要我们在设计理念上做细致的推敲。
四 皖南古民居传统元素的继承与创新
现在的中国建筑吸取皖南传统元素之后，也吸取西方现代的生活理念，中西融合之后，发挥各自的结构特点，使现代建筑具有传统的语言也可以有新的尝试。
作为传统的建筑流派，皖南的建筑一直保持着其古雅、简洁、富丽于一体的独特艺术风格。我们可以将皖南建筑中有特色的建筑元素运用到现代建筑中去，在现代建筑中表现出传统的形状、色调、质感、线条、纹样，或是将传统的元素将其抽象为符号，局部运用于创作中去，减少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合理处理外来文化和本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强调建筑的协调统一性、整体性，避免建筑元素间相互脱节。仔细推敲每一个细节运用，尽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促使每个元素都是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使现代建筑实用、经济、美观。
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弘扬皖南建筑风格，传承皖南建筑文化精髓，是发展中国自主建筑的新起点。皖南人民用他们的智慧的结晶创造出这份伟大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这份遗产在地方特色上为中国建筑史上独树一帜，他不仅仅是皖南人民的，也是中国人民的，更是世界人民的。
民居建筑论文篇11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民居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愈发凸显，于是对传统村镇、历史传统街区保护更新和传统民居的更新研究和实践越来越多。民居更新(有的学者称之为民居再生)的研究开始增多，它关注如何使民居更新既符合现代社会的条件和需求又部分延续并保持传统建筑的特点。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依托新民居创作和建设的民居更新研究与传统乡土或者地区建筑研究相比，民居更新研究则更偏重于建筑实践。而与那些目的是创作所谓具有“中国特色”或“地方特色”，从城市中借用乡土建筑的形式及空间特征的研究相比，民居更新研究是“回到”民居本身，在乡村地区开展(部分在城市的传统街区和历史风貌区)开展实践工作，目的是通过现代建筑材料、设计和建设方式来提高民居品质。比较有代表性的民居更新研究和实践包括吴良镛先生提出的整体性、小规模渐进式的有机更新的理论，以及在北京旧城的规划研究和菊儿胡同的建筑更新实践［4］;单德启先生在广西、安徽等地的新民居理论建设实践;在云南则形成以朱良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西双版纳、丽江及香格里拉等地进行的新民居建设实践。(二)注重绿色技术和适宜技术的民居更新研究新世纪之交，随着对民居研究的逐渐深入，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一些学者开始从生态技术的层面来对传统民居形态进行量化的科学研究。结合环境及气候条件来解析传统民居的形态特征，揭示其优秀经验和存在的缺陷，进而采取当地的适宜技术来进行民居更新改造。这方面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刘加平教授对陕西窑洞的更新和新型生土技术的研究［5］，在云南则是柏文峰教授以天然建材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民居更新研究及实践［6］。(三)注重以乡民为主体进行民居更新的乡村营造学研究以上民居更新的研究，基本是以建筑师和相关专业人员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更新模式———它提出一系列包含在设计、技术、建造的方案和方法，然后依赖地方的施工队统一建设。这种方式是将城市建筑学的一些基本价值和方法在乡村地区的移植和运用。因此，一些学者和建筑师也开始立足于乡土，以服务于乡村本身为出发点，探索一种有引导的村民自主更新模式。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与温铁军创立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合作设立了乡村建筑工作室，采取乡民建筑教育和协作的方式来进行民居更新改造，致力于推广“常民住宅，协力造屋”，在国内开创了培训乡民自助改造居住生活的新型民居更新模式。王冬教授在国内较早从乡村社会的角度来关注民居更新的问题，提出所谓乡村建筑学［7］的基本雏形，它以“合作建造”“过程建造”“自主建造”为核心，涵盖乡村共同建造的“历史传统”“村落建造共同体”“社会功能作用”“模式及方法”“开放体系”“过程及相关技术”六大问题。上述学者都试图继续着晏阳初和梁漱溟等先辈开创的“平民建设理想与乡村建设”精神。这对于当前大范围大规模的民居更新来说，虽然艰巨，但也许将是一条更契合乡村民居更新需求的道路。
三、当前民居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基于自然历史的乡土建筑研究之局限乡土建筑的研究从属性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基于自然历史研究和基于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前者是通过观察来描述研究对象的特点和属性，得到研究对象的各种现象、素材、数据和认知，研究通常更关注有关乡土建筑的现象和数据的收集和梳理。基于问题导向的研究是在前者基础之上能够发展出基本的概念、规则和机制，可以把客观对象的理解上升到更加理性的层面，并能够创造出新的知识，对现实的实践进行科学指导。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自然历史研究是乡土研究的初始和基础阶段，具体表现为以物质形态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研究、文化研究为导向，形成各种方式的民居类型划分方式;在实践层面则表现为注重文化和美学层面的品质，从形式风格层面来对乡土建筑进行分类，目的是从中提取可以借用到新建筑中的形式特征，成为创造本国文化特色和建构民族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但许多这类研究也忽视了对于真正解决乡土所存在问题的关注。(二)注重对传统具有价值的相对少数个案而忽视或无法应对当代的大量性民居当前国内民居研究更多关注部分有文保和经济价值的少数个案，却忽视了广大民居主体———大范围大量性由居民自主建造和使用的当代普通民居。这些城市之外主要居住形态正经历深刻的变迁，是亟需研究却又是最缺乏研究，也是目前理论体系无法应对的问题。(三)嫁接城市经验的民居更新实践与乡土现实条件相错位与国外发达国家乡土研究相比，国内研究最大的不同主要是缘于当前中国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的国情，在城市之外仍具有广大的乡土地域，多数民居仍然是居住形态的主体，也是仍处于不断演化的“生命体”，而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乡土建筑已成为了过去传统社会的少数建筑先例和遗迹。简而言之，“当代的”“大范围大量性的”“正在演化的”是中国民居典型存在状态，决定了乡土研究在文保和历史研究之外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实践性的需求，这也是中国存在大量的民居更新研究实践的原因。但是，目前的民居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基于建筑学专业视野和城市价值的、脱离民居使用主体和乡土实际条件自外而内的研究。类似英国工艺美术时期建筑师的实践，他们崇尚乡土建筑的人性和美学品质，却陷入乡土建筑设计的悖论:由建筑师设计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对每一个建筑琐碎的细节都要进行设计控制，“刻意”表现出一种原生自然的、“随意”的建筑形式，实际上成为与乡土建筑精神大相径庭。(四)自发建造体系研究与当代建筑学缺乏应有的联系一方面，受自组织理论的影响，对于乡土(地区)建筑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对民居自建体系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更多是利用自组织原理来描述和解释乡土(地区)建筑的生成过程和形态特征［8］，虽然他们试图从乡土建筑使用主体的层面来反思现代建筑学的缺陷，却较少探讨在当代建筑学的语境下如何介入乡土(地区)自组织机制。另一方面，受亚历山大所倡导的社区自建模式的启发，一些学者也尝试以乡土为主体发展乡村建筑学，对乡土建筑自建体系的探索也很有意义［9］。但这种研究的前提设定或多或少认为当代建筑学在乡村并不适用，乡土社会及其知识体系与当代城市具有很大差异，但在当今地区联系日益密切社会，二者是否可以形成更积极的结合却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乡土建筑研究的展望
针对目前国内乡土建筑研究的现状，通过借鉴当前国外乡土建筑的新趋势，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笔者认为乡土研究应该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路径:(一)面向当代乡土问题“以积极实践为导向”(activist－oriented)的研究过去对乡土研究的通常是以物质形态研究、社会研究、文化为导向研究，这在当今现实中并不足够，认为更加注重“以积极实践为导向”的研究。这样就要放弃认为乡土建筑承载着文化“真实性”这种观念，应把乡土认作是一种政治工程。它的基本任务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来对所谓过去进行不断的诠释和再诠释［10］。这些研究促使人们更深入了解乡土建筑的本质，以及它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地方变化的过程，是什么导致了传统乡土建筑的消亡、适应、复兴或继续发展?乡土建筑怎样才能在当今及将来发挥最大的作用?因而这类研究更加注重影响乡土建筑理论和实践的广泛问题的研究，包括认同(identity)、族群性(ethnicity族群渊源)、遗产和旅游、传统的终结和再造(reinvention)、政权和统治(poweranddominance)。许多的研究着重将乡土知识运用于当代住房领域，尤其是对城市棚户区的研究，将城市非正式住宅看成乡土建筑新的研究领域。结合当今中国，民居更新虽也算是某种“积极实践”，但是往往只是关注有文化保护价值的聚落和民居，对于乡土中那些正处于深刻变化的大量性普通民居则很少给予关注，而这恰恰是当前乡土建筑研究最重要也最急迫的问题。另外，乡土研究通常关注的是建筑物质环境，而很少关注物质环境背后隐藏的社会公正、生态危机等问题。还有与民居自发营造密切相关的居民和社区如何参与设计，传统工匠在现代建筑体系的角色和发展等问题，均是值得研究的方向。(二)乡土建筑作为解决当代问题的模型系统鲁道夫斯基曾认为乡土建筑比现代建筑蕴含更多的实践智慧，对比现代建筑给人性带来的许多问题，将其视为解决与自然相和谐关系的建筑良方。然而，这在以现代主义建筑理论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很少能得到人们的认同与重视。拉普普特［11］在“向乡土建筑学习———乡土建筑作为一种模型系统”一文中认为乡土建筑应对环境、文化、技术变化等方面问题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通过研究、分析乡土建筑在面对以上问题时的动态变化、它的成功和失败，发现其中的基本规律和机制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设计的本质。通过在思想、情感、形式与空间之间建立联系，乡土中“原生性”的概念(它们是基于蕴含于乡土建筑中原生的和具有创造性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将会产生特定的建筑思想，形成坚实的建筑原型。它们在不同社会中具有普遍的规律性，而且又具有某个社会的特定性。这促使现代设计可以从中汲取营养，有助于促进将来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三)着眼未来注重人居环境可持续性的研究在1999年一场名为“21世纪的乡土建筑”的演讲中，奥利弗提出应该使建筑学者和大众改变对乡土建筑的思维定势。他们把乡土建筑视为一种过去的、落后和贫穷的代表，这种看法实际是一种短视的思想。当今全球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满足亿万人的居住需求。而当今仍有90%的住所属于传统的和不断演化的乡土建筑，如果要使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居住需求，就必须不能忽视对乡土建筑的研究。这代表了当今乡土建筑研究向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转向。这也引出了一系列问题:当今生态的、文化的和技术的变化对乡土建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乡土建筑在其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乡土建筑是否可以应对或适应这种变化，从而能够符合新的生态和文化环境?还是乡土建筑不得不消失，正如上一个世纪许多业已消失的传统那样?传统中某些特定的部分是否更加适应这种变化而相对其它方面可以存留下来?在当前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全国广大乡村聚落和建筑如何良性发展，是影响社会和民生的重要问题，然而当前的各种应对措施却具有很多问题。例如，2011年建设部村镇司提出将“建立健全村镇规划制度和标准体系，规范村镇规划编制”作为一项工作要点，要求各省抓紧出台《镇、乡和村庄规划编制办法》。然而，中国大约有行政村69.2万个，自然村535万个(百度百科)。面对如此大量的村庄，要按照城市的方式来编制规划和进行民居设计，几乎是难以实施的，即便是实施了也未必能形成理想的结果。另外，在少数民族或贫困地区，有许多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民房改造和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如何激发地方自下而上的力量，避免现在由政府统建造成的在物质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许多负面问题?会对广大的乡村地区的社会和生态产生怎样巨大深远的影响?如何建立一种适应于乡土转型的建筑知识体系，引导大量的民居能可持续的发展?这些都是乡土建筑研究所应该关注的问题。
民居建筑论文篇12
1皖南古村落的保护开发研究
1.1皖南古村落、民居概况
皖南古村落是指安徽省长江以南地域范围内具有共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历史传统村落[m。明清时代，徽州府的辖区包括祁门、休宁、黔县、款县、绩溪以及江西姿源六县，在这六县所形成的“徽州文化圈”范围内存在许多形态、意境相近，而又特色鲜明的古村落。
皖南古村落的择地选址讲究风水理论，背山面水，负阴抱阳，依山势水势灵活建设，以山水为依托，与自然相融合。村落空间独具特色，因土地资源紧缺，村落多密集建设，街巷狭窄，房屋紧密相邻，且多带二层楼阁，加之两侧挺拔高耸的马头墙，街巷愈发显得狭窄幽深(见图1，图2)。民居的典型单元形制是三开间一庭院，建筑平面左右对称，尊卑有序。中为厅堂，待客礼仪之所;两侧厢房为卧室;楼梯在中厅后或左右两侧。人口狭小的天井用于通风采光，当地人巧妙地运用造园手法，在咫尺之间营造出意趣昂然的生活情趣。室内装修多清雅简洁，重视文化品位，随处可见楹联匾额，体现了居住者的文化艺术素养以及对高尚情操的向往与追求(见图3)。
1.2保护开况
战略措施:1)保护第一，永续利用。西递是世界文化遗产，只有将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妥善的保护才能继续发挥它们的作用，体现它们的价值;2)政府统筹，多方合作。古村落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保证资金到位，但是政府必须做好统筹工作，监管保护开发的各个环节，防止盲目运作;3)权责利平衡。由政府带头，制定一套规范的权责利平衡关系，包括政府、出资人以及村民等的利益分配与责任制度;4)弹性发展。按步骤、按情况酌情进行发展，每一步都要谨慎小心、设想周到。 保护措施:首先将历史风貌地区划分为环境协调区、建设控制区和保护区。环境协调区内严格控制大中型项目的建设，保护山体植被，维护村落的周边环境风貌。建设控制区范围内建筑建造的尺度、风格、材料等必须与传统风貌建筑相协调。保护区范围内严格保护村落原有风貌与格局，对新建建筑严格把关，并且对建筑进行分级保护，分为重点保护建筑、保护建筑与改建建筑。
西递在保护村落空间实体等物质文化的同时，更注重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鼓励人们继续生活在村落中，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有效地保护了村落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使村落特有的传统历史文化得以继承发扬。
2晋中古村落民居的保护开发研究
2. 1晋中村落、民居概况
自古以来山西地薄人稠，人们在本土上不易生存，纷纷外出经商以谋生计，衣锦还乡后便建造了大批建筑艺术价值极高的地主庄园。山西地区古村落较多，但格局比较完整、建筑比较完美的村落主要集中在晋中地区。
晋中地主庄园择址科学，讲究风水。灵石静升镇王家大院占据当地居高临下的北山坡，一则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二则坡间形成一条条天然的排水沟，无水患之虞;三则宅后生态自然风光调节小气候。庄园多采用严整的规划布局，以经济实力为依托，筑就高大坚固的围墙，城防设施严密(见图4)。高大封闭的院墙划分内外，形成外雄内秀、外封内敞的空间体系。山西合院的基本构成元素有正房、厢房、倒座、宅门几部分，它们通过过厅和垂花门串联成多进规模较大的院落，形成前堂后宅、前园后院的合院类型(见图5，图6)。民居院落中轴对称、空间布局等级严明，反映着尊卑、男女、长幼的区别，传统的封建礼制思想得到充分的体现。
2.2保护开况
蜚声海内外的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乔家堡，现为祁县民俗博物馆。大院门前修建的商业一条街凌乱地延伸到了新建的停车场边，加之几处随意设置的酒店旅馆，破坏了村落的环境氛围，给古朴的村落蒙上了一层商业俗气。王家大院位于灵石县静升镇，现为中国民居艺术馆，居民已经迁出，只留下了豪华富丽却略显坚硬生冷的房子，没有了人的生活，整个建筑群失去了动人的灵性。曹家三多堂博物馆位于太谷县北恍村中，村中拆掉了老房子，新建了成片的平顶红砖房，而城堡式的三多堂就唐突地立于这一片红砖房之中，孤独地晚视着村落中陌生的一切。
仅将各处大院中的单体建筑完好的保护起来，却迁出了里面的居民，使之变成各种博物馆，这样做改变了其原本的功能属性;同时大院外部的村落环境也遭到一些不协调因素的破坏。大院虽然依然矗立在那里，但内外环境的改变，使其失去了生命的律动，脱离了乡土和村落环境，大院的文化与内涵就略显单薄，剩下的仅仅是一组建筑而已。
3皖南、晋中地区古村落民居的保护开发比较
1)皖南古村落采用“动态”的保护模式，村落就地保护，公众参与其中;晋中大院采取“静态”保护模式，迁出生活在里面的居民，只单纯的保护建筑本身。
2)皖南古村落的保护内容包括村落的环境、格局及民居，并且在改善村落基础设施、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村落的民俗生活。晋中大院只保留建筑本身，忽略了所在的村落环境与乡土生活，把这些原本活生生的居住性大院变成了静悄悄的博物馆。
3)皖南古村落采取的动态保护模式的难度很大，需要完备的管理措施与较高的基础设施水平，在进行村落保护的同时，还要改善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保护与发展的双重要求。晋中大院的静态保护模式运作起来比较简单，没有居民生活在里面，减少了人为的不必要的破坏，对建筑的保护而言是有利的并且效果是显著的，但不利于村落历史文化的延承。
民居建筑论文篇13
1皖南古村落的保护开发研究
1.1皖南古村落、民居概况
皖南古村落是指安徽省长江以南地域范围内具有共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历史传统村落[m。明清时代，徽州府的辖区包括祁门、休宁、黔县、款县、绩溪以及江西姿源六县，在这六县所形成的“徽州文化圈”范围内存在许多形态、意境相近，而又特色鲜明的古村落。
皖南古村落的择地选址讲究风水理论，背山面水，负阴抱阳，依山势水势灵活建设，以山水为依托，与自然相融合。村落空间独具特色，因土地资源紧缺，村落多密集建设，街巷狭窄，房屋紧密相邻，且多带二层楼阁，加之两侧挺拔高耸的马头墙，街巷愈发显得狭窄幽深(见图1，图2)。民居的典型单元形制是三开间一庭院，建筑平面左右对称，尊卑有序。中为厅堂，待客礼仪之所;两侧厢房为卧室;楼梯在中厅后或左右两侧。人口狭小的天井用于通风采光，当地人巧妙地运用造园手法，在咫尺之间营造出意趣昂然的生活情趣。室内装修多清雅简洁，重视文化品位，随处可见楹联匾额，体现了居住者的文化艺术素养以及对高尚情操的向往与追求(见图3)。
1.2保护开发情况
战略措施:1)保护第一，永续利用。西递是世界文化遗产，只有将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妥善的保护才能继续发挥它们的作用，体现它们的价值;2)政府统筹，多方合作。古村落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保证资金到位，但是政府必须做好统筹工作，监管保护开发的各个环节，防止盲目运作;3)权责利平衡。由政府带头，制定一套规范的权责利平衡关系，包括政府、出资人以及村民等的利益分配与责任制度;4)弹性发展。按步骤、按情况酌情进行发展，每一步都要谨慎小心、设想周到。
保护措施:首先将历史风貌地区划分为环境协调区、建设控制区和保护区。环境协调区内严格控制大中型项目的建设，保护山体植被，维护村落的周边环境风貌。建设控制区范围内建筑建造的尺度、风格、材料等必须与传统风貌建筑相协调。保护区范围内严格保护村落原有风貌与格局，对新建建筑严格把关，并且对建筑进行分级保护，分为重点保护建筑、保护建筑与改建建筑。
西递在保护村落空间实体等物质文化的同时，更注重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鼓励人们继续生活在村落中，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有效地保护了村落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使村落特有的传统历史文化得以继承发扬。
2晋中古村落民居的保护开发研究
2. 1晋中村落、民居概况
自古以来山西地薄人稠，人们在本土上不易生存，纷纷外出经商以谋生计，衣锦还乡后便建造了大批建筑艺术价值极高的地主庄园。山西地区古村落较多，但格局比较完整、建筑比较完美的村落主要集中在晋中地区。 晋中地主庄园择址科学，讲究风水。灵石静升镇王家大院占据当地居高临下的北山坡，一则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二则坡间形成一条条天然的排水沟，无水患之虞;三则宅后生态自然风光调节小气候。庄园多采用严整的规划布局，以经济实力为依托，筑就高大坚固的围墙，城防设施严密(见图4)。高大封闭的院墙划分内外，形成外雄内秀、外封内敞的空间体系。山西合院的基本构成元素有正房、厢房、倒座、宅门几部分，它们通过过厅和垂花门串联成多进规模较大的院落，形成前堂后宅、前园后院的合院类型(见图5，图6)。民居院落中轴对称、空间布局等级严明，反映着尊卑、男女、长幼的区别，传统的封建礼制思想得到充分的体现。
2.2保护开发情况
蜚声海内外的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乔家堡，现为祁县民俗博物馆。大院门前修建的商业一条街凌乱地延伸到了新建的停车场边，加之几处随意设置的酒店旅馆，破坏了村落的环境氛围，给古朴的村落蒙上了一层商业俗气。王家大院位于灵石县静升镇，现为中国民居艺术馆，居民已经迁出，只留下了豪华富丽却略显坚硬生冷的房子，没有了人的生活，整个建筑群失去了动人的灵性。曹家三多堂博物馆位于太谷县北恍村中，村中拆掉了老房子，新建了成片的平顶红砖房，而城堡式的三多堂就唐突地立于这一片红砖房之中，孤独地晚视着村落中陌生的一切。
仅将各处大院中的单体建筑完好的保护起来，却迁出了里面的居民，使之变成各种博物馆，这样做改变了其原本的功能属性;同时大院外部的村落环境也遭到一些不协调因素的破坏。大院虽然依然矗立在那里，但内外环境的改变，使其失去了生命的律动，脱离了乡土和村落环境，大院的文化与内涵就略显单薄，剩下的仅仅是一组建筑而已。
3皖南、晋中地区古村落民居的保护开发比较
1)皖南古村落采用“动态”的保护模式，村落就地保护，公众参与其中;晋中大院采取“静态”保护模式，迁出生活在里面的居民，只单纯的保护建筑本身。
2)皖南古村落的保护内容包括村落的环境、格局及民居，并且在改善村落基础设施、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村落的民俗生活。晋中大院只保留建筑本身，忽略了所在的村落环境与乡土生活，把这些原本活生生的居住性大院变成了静悄悄的博物馆。
3)皖南古村落采取的动态保护模式的难度很大，需要完备的管理措施与较高的基础设施水平，在进行村落保护的同时，还要改善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保护与发展的双重要求。晋中大院的静态保护模式运作起来比较简单，没有居民生活在里面，减少了人为的不必要的破坏，对建筑的保护而言是有利的并且效果是显著的，但不利于村落历史文化的延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