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车(0)
欧美文化论文篇1
二、实际上，从整个欧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理念和来源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理念都是同等重要的精神力量，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对立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欧美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古希腊文学中，其人文理念和宗教理念是融为一体的，古希腊宗教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教规来进行宗教活动的，它是通过最富有人文色彩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深厚的宗教理念和实现宗教沉思的。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古希腊文学诸样式表达的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具有纯审美的性质，古希腊文学中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英雄主义行为的由衷崇尚，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严峻思考，无不显示出古希腊文学关注人本的特点。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古希腊文学表达的是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过程中确立父系血缘和社会关系的宗教理念。
古希腊人确立父权制的过程，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完全靠教义、宗教仪式和禁忌来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在充满审美特质的氛围中自愿去认同这种新制度和新血缘。由于古希腊人的宗教理念是一种智慧活动，因而它很快演变为哲学上的唯灵主义和怀疑主义，古希腊哲学上的唯灵主义是日后与犹太教进行融合的精神基础。而古希腊另一种人文理念由于缺乏崇高、神圣的宗教理念的支持，就逐渐退化为单纯的享乐主义。古希腊人的享乐主义在人文和宗教交织的时代还具有高贵和浪漫的性质，但到了古希腊社会后期，这种享乐主义就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泛滥。而古希腊社会的直接继承者--古罗马社会则把这种泛滥的享乐主义推向了极端，从而导致了古罗马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虚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作为古罗马社会享乐主义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了。基督教虽然长期以来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但它肩负的使命却非常崇高。对于腐败、虚伪的罗马帝国来说，基督教最大的使命在于瓦解这个帝国的基础，以使整个帝国免于更大的堕落。而对于同样愚昧和野蛮的北方蛮族来说，基督教的救世使命在于对他们野蛮和强悍心灵的驯服和皈依。由于罗马帝国的瓦解和日尔曼人的大规模迁徙，整个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惟有基督教不仅在原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发展了强大的教会组织，而且在原日尔曼人的荒蛮之地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
欧美文化论文篇2
1、美国
前不久美国布什总统签署了《2002电子政府法案》。按照该法案，美国将建立一个电子政府基金，头一年——2003年这一基金将被投入4500万美元，到2006年增长到1.5亿美元。此外，还将建立一个新机构“电子政府办公室”，以便对电子政府基金进行管理。在当前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时候，美国电子政务工程的金额之巨、规模之大令人咋舌。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美国政府的电子政务工程正在一步步落实布什前任克林顿政府“利用信息技术提升美国竞争力”的理想。
美国的电子政务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政府预算赤字很大，国会和选民都要求政府削减预算，提高效率。1994年12月，美国政府信息技术服务小组提出了《政府信息技术服务的前景》报告，要求建立以顾客为导向的电子政府，为民众提供更多获得政府服务的机会与途径。并于1997年制定了一个名为“走近美国”的计划，要求从1997年到2000年，在政府信息技术应用方面完成120余项任务；在21世纪初，政府对每个美国公民的服务都实现电子化，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政府工作的效率有极大的提高。1998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文牍精简法》，要求美国政府在5年内实现无纸工作，联邦政府所有工作和服务都将以信息网络为基础。
为确保这些应用目标的实现，近十年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文件，其中包括以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电子信息自由法案》、《个人隐私保护法》、《公共信息准则》、《削减文书法》、《消费者与投资者获取信息法》、《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电子隐私条例法案》等等；以基础设施为主要内容的《1996年电信法》；以计算机安全为主要内容的《计算机保护法》、《网上电子安全法案》、《反电子盗窃法》、《计算机欺诈及滥用法案》、《网上禁赌法案》，等等；以电子商务为主要内容《统一电子交易法》、《国际国内电子签名法》、《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网上贸易免税协议》等等；以知识产权为主要内容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反域名抢注消费者保护法》；还有，属于政策性文件的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议程》与《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这些法律和文件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程度相关联，从而从整体上构成了电子政务的法律基础和框架，这其中，可以说信息立法是电子政务立法的主要内容,信息安全立法是电子政务立法的重点，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立法是电子政务立法的基础，而电子商务与网络知识产权的立法又是电子政务立法的必要补充。
纵观美国的这一系列的围绕电子政务和信息化的法律和文件，其共同具有的几个显著特点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它们是：
（一）：完善电子政务与信息化发展的基础环境，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发展。无论是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还是总体的信息化，都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其实质是把某一层次的技术或某一系列的新技术全面地应用到社会产生和生活的各个层次，而这一工程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这种应用推广的条件是否具备，环境是否成熟。也就是说，电子政务系统工程的涉及面极广，所以所需的条件是多方面的，要求的环境也较复杂，除技术的成熟度、可靠性外，社会的认可程度，资金的支持与供给的力度与稳定性，管理机构的参与和支持，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等各方面的因素都是十分关键的，会直接影响到这一系统工程能否推进。而尽快创造这些各方面的软硬件社会环境的着眼点往往就是快速地颁布各项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性文件。反过来，完善基础环境，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发展也就成为这些法律和文件的首要目的。
美国的《1996年电信法》、《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等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宗旨和原则。在其《1996年电信法》中，打破了由原来的法律所设置的长期以来使电信业受到部门和地区限制的困扰，为促进计算机互联网和有线电视网方面的竞争排除了法律上的障碍，为其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直接酿成了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因特网服务、广播电视等信息业务各个领域内的收购兼并风潮，加深了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达到了整合力量、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目的。
《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更是一部通过完善基础环境，促进发展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分别就关税与税收、电子支付系统、统一商务法则、知识产权保护、个人隐私安全、电信基础结构、内容和技术标准等九大方面阐述了政府的立场，并提出了私营企业应起主要作用、政府应避免不恰当的限制等基本原则。
（二）排除法律上的障碍，为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提供法律上的依据。法律总是落后于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一日千里的信息技术领域，这种情形更为突出，而在这些技术与法律的一前一后、一快一慢之间，就产生了法律空白、法律盲区、法律滞后甚至法律障碍，这些空白、盲区或障碍一方面给予了探索者更广阔的活动空间，但另一方面也确实使很多商业行为和模式得不到法律的支持，或者成为了这些商业行为和模式推广的阻力。这样的例子在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与信息化领域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市场准入这一类规则方面，旧规则是以旧的经营模式为基础的，新经济的商业模式往往很难对号入座，如果严格按照旧的要求对其进行约束，那这些新经济商业模式不仅会无所适从，其长处也会荡然无存。
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在其《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中作了这样的阐述：“由于因特网的用途不断扩展，许多公司担心政府将对因特网和电子商务加以性质完全不同的范围广泛的管制，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税收和关税、对传送信息类型的限制、控制标准的制定及对所提供的服务作为公用设施加以管制。各国政府应当认识到，因特网的精华化和爆炸性的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其非集中化特性和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各国政府还应当认识到，因特网独特的结构向现有的规则模式提出了保障和技术方面的重大挑战，因而要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
为消除电子商务在行政和法规方面的阻碍，我们将：
A、鼓励政府认可和接受正式的电子通信（即合同、公证文件等）；
B、鼓励国内和国际规则的协调一致以更支持电子签名和其他身份认证的可接受性；
C、建立电子注册处；
D、推动建立其他形式的适当的、有效的国际商业交易的纠纷调解机制；
E、建立软件和电子数据的许可证交易、使用和权利转让；
F、有关的标准和任选的合同履行规则。”
当然，这些措施只是众多排除障碍的办法中的一小部分。总之，在这些方面，各国基本上都是根据国家的利益目标和价值取向，通过立法建立信息化的法律体系，为其飞速的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上的依据和支持，包括确立在网络上虚拟的环境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规定信息法律关系主体的各项权利义务，赋予以电子化、数字化形式所体现的作为和不作为的有效性及证据力，协调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等等。从而构筑旨在有效促进和保障国家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涵盖其内存规律、外在市场规则和法律规范的支撑体系。
（三）坚持技术中方原则，在立法上为技术发展留有空间。针对信息技术领域乃至所有高新技术领域的所有立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如何使千变万化、一日千里的信息技术适用单一的、稳定的法律规范。达到这样的要求的法律会与技术实现良好的包容共生关系：一方面，不同体系和模式的技术方案会在抽象的法律规范上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而另一方面，法律的良好的包容性又会为技术的发展留有充分的空间，不会把新的技术解决方案视为异物而排斥于外。在目前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信息化的发展状况下，这一类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二个方面：
第一，在法律范畴的概念中，一个词汇往往有其比较明确固定的含义，较少二义性，违法就是违法，犯罪就是犯罪，容不得半点含糊和犹豫。但针对科学技术问题的法律概念，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一些法律词汇指代的明确性和固定性受到了挑战。比如近年来，在著作权法领域，由于信息网络传播作品的广泛应用，著作权法中“复制”的概念开始变得模糊和难以认定了。因为以前复制的概念比较明确，大部分是指复印、拓印等行为，但在互联网上，复制的形态有了变化，在原作品和复制作品之间有了以“0,1”的二进制数码的形式存在的数字化的作品形态；复制的方式有了变化，在无限联接的互联网上，从服务器到终端有无数个节点可以产生复制行为；复制的结果也发生了变化，复制作品如果存在缓存中，并不能实现稳定的复制品，从而直接挑战复制的“重现并固定”的内涵。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也就是说，至少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在信息网络技术领域，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复杂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直接对一些法律术语的明确性、固定性和稳定性造成了冲击，产生了如何使一些法律术语适应一种动态性、复杂性更强的范畴的问题，我们把它称为技术中立原则第一层面的含义。当然，这样的问题肯定不仅仅只是在信息技术领域存在。
第二，技术中立原则中第二个层面的含义是在一些法律系统中要包容技术规范，法律系统在对这些技术规范的选择上要做到不偏不倚，要为技术的发展预留空间。高新技术领域的法律规范，尤其是信息技术领域的法律规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些技术规范或技术方案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步上升到标准再上升为法律的，或者说，这样的法律只是用法律化的语言表达了某种技术方案，运用法律原则和形式承认了某些技术方案的结果。最为典型的就是数字签章法，它是完完全全建立在一个技术解决方案的基础上的，在这个技术解决方案成熟与使用到亟需相应的法律予以认可和保护的时候，相应的数字签章法或电子签章法也就应运用了。而在这个法律中，除明确这个技术解决方案中各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规定法律责任外，它们很多条款和原则不得不建立在某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这是一对矛盾，一方面，法律的威信依赖于技术的成熟，需要稳定的技术的保障，使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处于一种更清晰更易于控制的状态；而另一方面，法律本身的抽象性和稳定性又要求其必须摆脱特定技术的束缚，运用于更广泛的空间。在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技术中立原则就应运而生了。我们注意到，这样的矛盾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法律规范中普遍存在，而且可能会随着时间与技术的前进更加显著。这里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计算机千年虫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技术的、具体的、偶然的问题，但基于其严重性和危害的广泛性，许多国家都为此专门出台了法律或规定加以应对，这样的法律就是信息技术领域法律法规中就事论事或完全以技术为基础的典型。
（四）在信息化立法的过程中，政府通过积极的推进者与参与者的角色定位，积极推进信息化的发展。经济合作发展组织首先于1997年提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对于促进电子商务是至关重要的，在促进电子商务和电子行政管理原则协调发展方面应建立有效的对话方式；政府应调整现行法律（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法）和法规，使其不仅适用于“有形”产品的需要也适用“无形”产品的需要，而且还应就制定政策和实施方面达成一致。在美国的发展模式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基本上是政府起引导作用，企业起主导作用。政府的引导作用很好地为新技术及新经济的引进创造了条件，做出了榜样，启动了市场和需求，更为广大消费者树立了信心；企业的主导作用不仅可以为政府解决筹集巨大资金的困难，而且也有利于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中获取相当的技术和经济效益。为企业在国内和国外的开拓发展积蓄力量，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这种引导作用还体现在美国通过政策和法律明确规定了政府在国家的信息化发展中的宏观规划指导作用，从战略的角度使用立法规划的手段对国家的信息化建设予以和支持，充分利用自由化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规则，动员企业及其他机构成为信息化建设的主导力量，大力推广普及信息技术，保护和促进企业间的竞争，建立全民参与信息化发展的机制。
2、欧盟
欧盟自成立以来，已制定推出了关于构建新型科技信息社会的一整套政策，如《有关实施对电信管制一揽子计划的第五份报告》、《电子通信服务的新框架》、《电子欧洲——一个面向全体欧洲人的信息社会》等政策性文件；还有《关于聚焦电信、媒体、信息技术内容及相关规范的绿皮书》、《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信息社会的版权和有关权利的绿皮书》等对信息化产生重大影响的规范性文件。此外，欧盟还同时出台了《促进21世纪的信息产业的长期社会发展规划》及相应的行动计划。这些政策性文件涉及到因特网、电信、推行开放的通信网络、关于ISDN的数字网集成服务、卫星通讯、广播频率、通信和信息服务市场、许可证制度、信息保护、税赋及电子商务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得益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欧盟成为一个在技术、市场、资本、政策法律等方面具有集合优势的新的联盟体，与美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成为全球信息服务的一支领军团队。
除了这些政策性文件，欧盟还陆续了一系列用以规范和指导各国信息化发展的“指令”，初步建立了欧盟的信息法律体系，其中包括：《欧洲电子商务提案》、《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关于内部市场中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若干法律问题的指令》、《协调信息社会定著作权和著作邻接权指令》、《著作权/出租权指令》、《远程消费保护指令》、《电信部门的隐私保护指令》、《卫星广播指令》、《软件保护指令》，等等。同时，欧盟的各成员国作为国家，在欧盟统一法律规范的指导下，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旨在促进本国信息化发展的法律规范体系，如英国2000年的《电子通讯法》、爱尔兰的《电子商务法》、德国97年的《信息与通讯服务法》和《数字签名法》，意大利的《数字签名法》和2000年的《电子信息与文书法》等等，欧盟法律指导多成员国的法律，各成员国的法律服从和补充欧盟的法律，从而构成了由欧盟统一的法律规范和各成员国各自的法律规范两个层面的法律规范所组成的特有的法律规范体系。
纵观欧盟及欧洲各国在信息化领域的政策法律环境，我们认为，除前文已经概括的与美国的信息政策环境相同的一些特点，如完善电子政务与信息化发展的基础环境；排除法律障碍；坚持技术中立原则；注重全球一体化原则外，欧盟及欧洲各国还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较为突出的特点：
（一）采取注重欧盟整体信息化推进、法制统一与充分发挥各国特长和优势相结合的原则，从不同角度推进信息化的发展。由于历史原因，美国与西欧建立了唇亡齿寒的关系，在网络大潮面前，欧洲各重要国家都十分积极，表现出空前的热情，特别是近二年来，欧洲各国之间大型IT企业购并合作此起彼伏，日益融合交流，使得其网络与通讯业迅猛发展，估计到21世纪初，全欧洲上网人数将达到1亿左右，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议，欧盟要在今后10年内建成欧洲信息社会。
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欧洲各国各有所长，如北欧各国长于无线通信技术支持下的网上服务，德国、英国长于多媒体、数据库的开发应用服务，法国长于基于民族文化特质的内容服务，等等。借助于这种优势互补的模式，加之欧盟在宏观上对政策法律环境的建立和完善，突出既注重整体推进又充分发挥各国特长的原则，从不同的角度推进信息化，欧洲的信息化与美国形成了势均力敌之势。
（二）利用欧洲一体化的优势，协调各国的法制环境，为信息化与贸易、交流等创造无障碍的法制环境。欧洲一体化的优势在其信息化的政策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其各种各样的“令”的模式、效力都是极具特色的。如《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关于内部市场中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若干法律问题的指令》、《协调信息社会定著作权和著作邻接权指令》，等等。不仅如此，这些“令”在内容上也都有其突出的特点，比如，在欧盟《关于内部市场中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若干法律问题的指令》中，明确表示：“本指令的目的是保障内部市场的良好运行，重点在于保障信息服务得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通；为实现这个目的，本指令致力于在如下一些领域使各成员国关于信息服务的国内立法趋于统一。这些领域主要包括：内部市场制度、服务供应商的设立、商业信息传播、电子合同、服务中间商的责任、行业行为准则、争议的非诉讼解决、司法管辖和成员国间的合作；本指令旨在补充完善欧洲共同体关于信息服务的各项立法，但并不降低包括有关内部市场运行在内的其他一切欧盟立法业已确立的对公众健康和消费者的保护水平。”
这些特色在欧盟的《电子签名统一框架指令》中也得到体现。电子商务的本质决定了电子商务相关的服务必须逐步显现国际化的趋势，与电子签名相关的电子认证服务也毫不例外。从长远的角度看，电子认证在国际范围内的统一和标准化是必然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不断的协调、相互渗透、竞争和兼并，这是电子商务自身的要求，也是市场竞争的要求和结果。针对这一趋势，欧盟的该指令分别在第三条和第七条中对电子认证书服务的市场准入、电子认证服务管理的国际协调进行了规定。明确规定成员国不得为证书服务规定任何事先授权；认证服务管理应坚持客观透明、适当和非歧视的原则；成员国应保证在第三国设立的认证机构配发的资格证书能和在联盟内设立的认证机构颁发的证书一样在法律上被承认。
（三）重视信息化发展过程中信息服务内容的管制和净化。为净化因特网的内容，欧洲各国及欧盟多年来一直进行着努力的工作，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很好的借鉴的榜样。
比如，针对信息提供商（ISP），很多欧洲国家都采取了较为严格管制的态度。96年5月，法国逮捕了两家网络公司的主管，原因是在这两家公司的网站上提供了大量的儿童色情照片，而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例。所以，目前在ISP的法律责任问题上，特别是在有人在ISP提供的主页空间上有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名誉权等行为时ISP究竟要不要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上，欧盟与美国的态度差距很大。欧盟采取的是相对严格的责任原则，而美国则更多地运用了非严格即宽松的责任追究制度。例如，美国在其《数字千年版权法》中，规定ISP在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及时关闭其服务器上客户的侵权网页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但是该法对如果ISP没有做出相应的行动是否要承担责任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相比之下，欧盟则严厉得多，如果ISP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之后不立即做出有效行动关闭侵权网站，就会承担法律责任；有的成员国甚至规定ISP必须及时把侵权者的有关信息提供给权利人。
欧美文化论文篇3
19世纪下半叶，美国虽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领先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缺少历史和文化底蕴俨然成为其弊病。因此，如何在欧洲文化的笼罩和美国商业文化的熏陶之下构建一种理想的美国文化成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主要议题。作为一个长期旅欧的美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受个人经历的影响，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围绕“国际主题”展开，描述了美国人和欧洲人交往的问题，进而探讨欧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他的“国际主题”及其体现的文化理想，评论界大多止于欧美文化的冲突，没有进一步探究和挖掘他理想中的文化构建，即如何解决这种冲突。虽然两种文化的冲突几乎在詹姆斯的每一个作品里都有体现，但他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比较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差异和优劣，而是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视角，通过这些冲突和对照，摸索出一条构建理想中的美国文化构建之路，即欧美文化的融合之路。
一、欧美文化的冲突
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大多描述了天真、直率的美国人带着对欧洲文化的向往进入欧洲，踏上了文化朝圣之旅，却遭遇圆滑、世故、奸诈的欧洲的冷眼和排挤导致的个人的悲剧。个人都是特定文化和社会的产物，两个民族的人的激烈冲突往往反映了两种文化和社会的激烈冲突。而文化之间的冲突“究其实质，是两种道德观念和社会风尚的冲突”（侯维瑞，1996），由此可见，文化间的冲突是具体表现在宏观的观念以及微观的社会风尚的。亨利・詹姆斯作品中的欧美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社交礼仪与行为规范间的冲突，以及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间的冲突。
由于欧洲与美国历史不同，因此形成的行为规范和礼仪也不同。欧洲历史悠久，等级制度一直存在，因此19世纪末的欧洲的等级观念仍然很强。处在金字塔顶尖的贵族和底部的平民百姓是没有接触的，而每个人也会根据自己所处的阶级调试自己的行为和对待他人的态度。与此相反，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每个人的背景都不同，但人们更愿意将他人看成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履行不同的社会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社会构成打破了原有的等级制度和观念，使得美国社会更自由平等。因此这种对待等级的态度的不同，必然导致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交往的过程中冲突不断。在《黛西米勒》中，作为美国社会的产物，黛西没有等级观念，带着仆人去欧洲旅居，与仆人同坐一桌吃饭。她不仅将仆人带去欧洲，也将美国的自由思想带去了欧洲。这一被黛西视为正常的举动却遭到了习惯欧洲生活的斯蒂洛太太的反感，认为她没有教养，粗鄙不堪。这种平等对待仆人的行为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民族性格的不同也造成了欧美人的激烈冲突。美国人天性单纯、热爱自由、真诚直率、注重实用；而欧洲人与此相对，更注重礼节和形式，举止文雅，但世故圆滑，更传统保守，一切言行均将其他人作为模版。在《黛西米勒》中，这种民族性格和行为方式的冲突被刻画得淋漓尽致。黛西米勒是个文化象征性的人物，代表了大部分美国人，她“似乎过于大胆草率，全然不把旧欧洲大陆的清规戒律放在眼里，也没想过要向它们妥协”（周元晓，2009）。小说中温特伯恩是典型的欧洲人物形象，初见黛西的时候并没有搭讪，因为向未婚女子攀谈是不合适的。欧洲人传统保守，行为做事前总是考虑是否恰当，并且在意他人的看法。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黛西米勒认识温特伯尼的时候便热情交谈，甚至谈论家庭琐事。作为女性，她的热情率真远远超过欧洲男性，而这被斯蒂洛夫人厌恶和排斥，认为黛西是轻佻粗俗的、没有教养的。由此可见，欧美文化的冲突充斥在这些细微的礼节和行为准则里。
亨利・詹姆斯在将美国优点暴露的同时也将弱点展示给读者，那就是美国的精神匮乏。另一个欧美文化的冲突体现在欧洲高雅的精神文明和美国的物质主义中。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短暂的历史导致其缺少文化的传承和累积，而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财富的积累就能过上好生活，导致了美国举国上下追求财富，注重实用主义，但精神高度贫瘠匮乏。亨利・詹姆斯本人对此也有深刻认识。他在评论文章《论霍桑》中说道：“我们可以一一列举出那些在别的国家里存在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所具有的‘文物制度’，而它们在美国社会的生活中却难觅踪迹，直至我们会惊讶地想，美国到底还有些什么。”（James，1984）而他对美国社会这种精神贫瘠的态度在小说《黛西米勒》中也有体现。黛西米勒对欧洲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了解。在参观古堡的时候，她只关心同伴的琐事，而不在意历史；在罗马时，她只享受聚会，却忽略了这座影响欧洲大陆文明的城市历史。《美国人》中的主人公纽曼，是美国主流实业家。他逛遍欧洲的博物馆、教堂、画廊，却只关心文化产品的商业价值，而对文化审美和欣赏上没有任何提高。小说中的代表人物都反映了美国文化精神匮乏、无知狭隘的状况，以及作者对此现状忧虑与不满的态度。
亨利・詹姆斯通过不同的作品刻画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将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大到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冲突，小到社交礼仪与行为规范两个方面的冲突做了详尽而细致的描绘，使读者更深刻和直观地体会欧美文化间的冲突。
二、欧美文化的融合
詹姆斯认识到了欧美文化的不同，但他并没有评判好坏优劣，不谴责也不赞同，而是分别从两种文化中挑出他欣赏的部分，融合构建成一个他理想的文化模型。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过他关于文化融合的想法：“我们可以以任何一个民族都能更自由地对待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形式，我们可以采摘、挑选并消化吸收，简而言之，不管在哪里发现我们都可以认作自己的财产。……我觉得美国作家也可以表明世界上不同民族志趣和智力上的融合和综合不是不可能的，并且这种融合的状况会比我们所见到的成就更重要。”（亨利・詹姆，2005）这种文化融合在小说的结局中也有所体现。
小说《罗德里克・哈德森》用一位美国艺术家夭折的悲惨遭遇，揭示了美国人完全抛弃美国精神全盘接受欧洲文化却被边缘化面临身份危机的尴尬处境。小说中，哈德森一到罗马就急于抛弃自身的美国特质，全盘接受欧洲文化传统。他爱上了克里斯蒂娜・莱特，抛弃了美国的未婚妻玛丽・加兰。这两个女性形象都极具象征意味。克里斯蒂娜・莱特代表着欧洲高度发达的文明美和伴随而来的颓废。玛丽・加兰代表着美国清教传统，即极强的道德感和坚贞不渝的信念。哈德森抛弃了未婚妻意味着他抛弃了美国的道德感和勤奋耐劳的美德去迎合欧洲文化，最后迷失在欧洲的文明里。詹姆斯在这部作品里向读者表明这不是他理想中的美国人形象，构建美国文化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摒弃美国特质。
小说《美国人》通过主人公纽曼的遭遇，揭示了坚持美国文化，不接受欧洲文化不是构建新的美国文化的途径。纽曼是典型的美国人，诙谐幽默、体魄健壮、慷慨大方、满目自信，缺少文化却充满道德意识。与哈德森不同，纽曼没有摒弃美国文化，而是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并一直坚持着美国的价值体系和民族特性。尽管他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富有同情心，资助他认为的落难艺术大师，但他把三流画家错认为艺术大师的举动遭到鄙视和讥讽。他的价值观就是金钱至上，有了钱就拥有了一切，却对文化没有了解的欲望。这种缺乏对历史文化的体察和修养是不被欧洲人接受的。向贵族小姐求婚却被其家人挖苦嘲笑最后回到美国的悲惨结局向读者展示了作者的基本态度――拒绝接受欧洲文化的美国文化也不是他理想中的文化模样。
《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美国人的形象才是詹姆斯理想中的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与纽曼不同，主人公伊莎贝尔有着对知识的渴望，乐于感受欧洲文化。纽曼只是形式上逛逛画廊等文化场所，但思考更多的是商业价值。他与欧洲文化的关系是很紧张的。而伊莎贝尔与欧洲文化的关系却是非常和谐的。她走遍各个博物馆和画廊，用心欣赏着艺术品并享受这一切，积极地吸收着欧洲文化的养分。但与哈德森的全盘接受欧洲文化抛弃美国文化不同，她对两种文化的态度更理性、客观。她对梅尔夫人的转变曾评价，“她已经变得太柔顺圆滑，太纯熟，太高雅了”（亨利・詹姆斯，1984）。这个“太”字就体现了以萨贝尔的态度――不过分接受吸取欧洲文化。在保留她作为美国人热情乐观、敢于冒险、追求自由的特质的同时，适度接受欧洲文化。而伊莎贝尔最后发现丈夫的阴谋后，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选择回到丈夫的身边，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她展示了融合了欧美文化的理想美国人，吸收了欧洲的文化精髓，同时具有美国民族的热情与活力，勇于承担、敢于牺牲、追求文化、成熟优雅。而这正是作者詹姆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结局的设计向读者展示的理想的美国人和美国文化。
三、结语
作为长期旅外的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在系列国际题材的小说中一直在构建美国人和美国文化。欧洲文化在这个构建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詹姆斯挑出本土文化的羁绊，将欧洲文化作为丰富的资源，通过消化吸收欧洲文化来构建美国文化。异质文化不再是威胁而受排斥，而是作为一种正面的因素被积极地利用和吸收，即保留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也为这种深沉的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和生机。
【参考文献】
[1]James，Henry.Hawthorne[M].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Inc，1984.
[2]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欧美文化论文篇4
现代，需要人们同舟共济。人们有可能齐心协力地把世界变得更好，也可能不约而同一起毁掉世界，这取决于人们所追求的价值观、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提出的“聚点”（focal point）概念：在各种可能采用的策略中，人们最可能不约而同去选择的策略，也即最有可能实际发生的策略均衡。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各种文化之间寻找思想和行为良好积极的聚点。围绕这样的思考，由中国文化部与欧洲跨文化国际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欧跨文化高峰论坛于7月3日在巴黎卢浮宫举行。
2010年的时候，中国和欧盟决定创办跨文化高峰论坛。当时，国家总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布鲁塞尔共同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今年的论坛选址卢浮宫，并特意在其闭馆期间首次向国人开放会议。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亨利?鲁瓦海特，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所科学指导顾问安伯托?艾柯，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所主席阿兰?勒?比雄等，另有来自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德国、瑞士等国的学者30余人出席论坛。
参加本次论坛的中方代表共有七人：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历史学家刘学伟。
欧美文化论文篇5
比如，2003年5月31日，因对美英两国无视欧洲诸国的反对而出兵伊拉克不满，哈贝马斯联合德里达邀约30多位欧美知识分子所进行的那场关于“欧洲统一之路”的辩论。
最近出的简体中文版的《旧欧洲 新欧洲 核心欧洲》，让更多中国读者见识了那场辩论及其后续，也由此读到了“文化欧洲”及“公益/公共物品欧洲”之外的“意识形态欧洲”。
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搭档并发表檄文，本身就囊括了可以引起一场知识分子大辩论的要素：一个德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皆为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事关欧洲未来的话题。
欧美文化论文篇6
全书的主要目的是展现欧洲文明的发展趋势和欧洲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之处。首先从文明一词谈起，说明了文明由两大事实组成：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发展。此书的重点是展示欧洲文明的内涵以及特点，而且将仅从社会的角度来展示文明。
为什么我们对于欧洲文明如此感兴趣？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使得西方的优势不那么明显，进而在历史上体现为全球史观代替了“西方中心论”。我们不会绝对地认为欧洲文化是先进的，东方文化是落后的或者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西方在13世纪或者15世纪后是“占得先机”的。
那么欧洲为什么是“占得先机”的？从“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为什么欧洲能够占得先机这个问题。
在13世纪之前，东方在技术、经济等多方面都毫无疑问是走在前面的。但13世纪之后，欧洲开始显现出她的潜力，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大航海r代到殖民主义，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在欧美国家相继完成，欧洲在近代“占得先机”。过去我对于为什么欧美能够占得先机这个问题的思考一直局限在经济和政治层面，比如欧洲进行罪恶的三角贸易，以各种方式掠夺了殖民地，获得了资本原始积累才得到发展。我很少考虑文化或者说文明这一层次，我认为它很“虚无”，并不能够产生实质性的作用。这种思维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较大，且意识形态色彩很浓。而此书给我打开了新的思路，基佐对于欧洲文明的多样性的分析，让我不能够忽视文明的作用。
首先，只说“欧洲在近代占得先机”是不准确的，因为一战二战后欧洲衰败，美国兴起，直到今天，美国仍旧是公认的实力最强的国家，因此谈论这个问题不能避开美国。那我们就需要说明欧洲文明和美国文化的关系。我比较认同陈乐民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欧洲文明十五讲》第一讲中，有一个学生提问“美国文明是否超越了欧洲文明，怎么超越的？”，陈先生回答：“第一，美国继承了欧洲文明，它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里比较精华的部分……第二，美国人最早实现了欧洲人的理想……但是美国现在很霸道……”也就是说，美国文明的渊源是欧洲文明，只是用它自己的方式阐释、发展了欧洲文明。所以我们谈论欧洲文明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涵盖美国的。
欧洲文明是最具备多样性的。我们看欧洲的地图、欧洲的历史，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她的“破碎感”。她和大一统的中国甚至是日本、印度以及一些伊斯兰国家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无疑是多样性。而欧洲文明的多样性不止体现在这一点。在欧洲的历史上，社会组织的一切形式、一切原则都在其中并存着；宗教的和世俗的势力；神权政治的、君主政治的、贵族政治的、民主政治的成分；存在着无数程度不等的自由、财富和势力。文学艺术方面，作者认为印度等地的文学是在“同一副模子里铸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印度等地的文明也就是东方文明，是不具备多样性的。这一点我不完全认同，我认为所有的文明都是复杂的集成体，都是具备多样性的。但欧洲文明无疑是多样性特征最明显的。
那么多样性的文明为什么能够引领欧美占得先机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生物学的一些观念可以为人文学科提供借鉴。像赫胥黎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运用于社会学领域。生物多样性对于生态十分重要。物种越少的生态系统越脆弱。在森林生态系统里的蛇可以捕食鼠类和蛙类，而在草原生态系统的蛇就只能捕食鼠类，那么如果某种鼠类灭绝了，草原食物链就断裂了，森林食物链还可以维持。一个社会也是一个生态环境。政治上的多样性使得势力、原则、制度总是互相混杂、限制和无休无止地斗争；思想感情上，神权政治的、贵族政治的和平民政治的信条互相阻挠、斗争、限制和修改。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对权力的拥护者在他们的主张取得结果之前就退却了，也就是说不会出现绝对权力者，社会就在不安定因素的碰撞中向前进步。
欧美文化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101－05
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欧洲国家通过在世界范围的探索。开辟了完全区别于以前“丝绸之路”的东西交往新航线。欧、亚、美、非等世界各大洲从此开始了广泛的人口、文化、物种交流。对于如何命名这段时间，国内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众多学者认为“地理大发现”的提法属于欧洲中心论的表现，是白人优秀论、种族优秀论的产物，应该予以摒弃。因此似乎采用“新航路的开辟”一词来概括更为合适。然而客观地讲，“地理大发现”一词无论在内容涵盖上、还是时间跨度上，都超过了“新航路开辟”的词义范围，它更能传达那个时代的特征。本文在此选用“发现”一词，更是以此突出这段时间对新奇知识的记录，“发现”可以反映新知识在欧洲各个领域引起的革命，它能表达欧洲面对“新世界”时表现出的惊诧和暴力的一面。
本文主要研究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建构的美洲形象，明确美洲作为“他者”，隐喻着欧洲乃文明中心、白人乃优秀种族的观念。欧洲在塑造美洲形象时，固然有理性认知的成分，但也不乏错误的想象。美洲形象背后隐藏着欧洲人传播宗教、渴望物质金钱等心理意愿。无论美洲“新世界”是充满异国情调的乌托邦形象，还是蒙昧落后、野蛮未开化的原始社会形象。它都被纳入了欧洲强化自身文明的轨迹，由此得出欧洲人才是美洲大陆统治者、是引领美洲跨入文明大门使者的结论。本文还指出，当欧洲人以预设的框架去建构美洲形象的同时，新世界的某些现实确实也刺激着欧洲人，使他们对自身的社会和文化进行反思。
一、发现美洲的历史
欧洲很多口传文化谈到，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腓尼基人、爱尔兰人、挪威人、威尔士人等诸多欧洲民族，就曾为捕鱼或伐木涉足美洲。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吉涅，甚至还提出早在公元5世纪中国僧人慧深就已达到美洲(扶桑国)的假说。确有史料依据的美洲“发现”经历，是公元1000年左右，由维京人伊利克率领从冰岛出发，抵达纽芬兰和新英格兰岛的事件。不过这些或传言、或是信史的经历。或只是无计划、无连续性的偶然事件。它们没有对自身社会或美洲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更没有对世界历史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影响世界进程的“美洲发现史”，是从15世纪末期开始的。1492年8月3日，热那亚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fer Columbu)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的资助下，指挥三艘舰船从帕洛斯港驶向西方。他先后四次到达美洲。发现了圣萨尔瓦多诸岛、胡安娜岛和埃斯帕尼奥拉岛等地，但直至哥伦布逝世，他都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因此称所到地区为“印度诸地”(Las Indians)，当地居民为“印度人”(Indian，英语里美洲土著和印度人的拼写方式是一致的“Indian”，只是中文才将美洲土著区分为“印第安人”)。后来意大利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纠正了哥伦布的错误。1497至1502年。他以葡萄牙的名义前后四次抵达美洲，向欧洲证明新的土地不是亚洲，而是“新世界”。1507年。韦斯普奇的名字“亚美利哥”，也被德国地理学家马丁・瓦尔德斯密勒用来标注新大陆的名称。新大陆的发现，刺激着更多欧洲探险家跨越大西洋，威尼斯人约翰・卡伯特发现拉布拉多岛和新地岛，葡萄牙人佩德罗・卡布拉尔发现巴西，西班牙航海家巴克斯・巴尔博亚穿越巴拿马运河。探索发现的同时，欧洲人还走上了殖民美洲的道路，赫尔南多・科茨、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埃尔南多・科尔斯特等。都前赴后继地涌向新世界。
由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启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向西扩张运动。很快被其它欧洲国家――意大利、荷兰、英国及法国等仿效。经过三个世纪的血腥征服，西班牙最盛时期占着从北美密西西比河到南美合恩角的广大地区；葡萄牙摄取了巴西漫长海岸以及后来开发的广大内陆。英、法、荷等国，在17世纪中也抢占加勒比海和巴西北部海岸的殖民地。欧洲征服美洲的行径，最终以“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了人类编年史”。地理大发现的三百年中，欧洲人以惊人的速度涌向全球“未知的世界”，欧洲“已知世界”的范围，从荷马时代地中海区域、中世纪的欧亚非大陆部分区域。一跃发展为15世纪末期的全球范围。
二、新世界的形象
美洲发现的结果，使西方人超越了从前熟悉的与拜占庭人和穆斯林人联系的轨道，进入到与一些令人困惑的种族、教义和文化联系的轨迹中。这段时间欧洲的扩张，与其它跨越辽阔地域的交流和移民不同。抵达新大陆的欧洲人留下详细的“他者”记录、航海地图，而且在殖民征服过程中，他们始终与欧洲本土的核心家族保持联系。前往美洲的航海家、殖民者、传教士以及神学家、文学家，描述着自己的新世界感受如：哥伦布留下了航海日记：跟随科尔斯特征服美洲的士兵德・卡斯提略写下《新西班牙征服信史》；韦斯普奇1503－1504年间写下的两封书信；为航海家和征服立传的葡萄牙作家写成《发现和征服几内亚编年史》；传教士门迪埃塔写成的《新西班牙印第安人史》等。此外。甚至连一些从未涉足新世界的欧洲人也阐述着自己的新世界观点，如：戈马拉的《西印度群岛史》；奥维埃多的《西印度群岛通史和自然史》；卡萨斯的《西印度毁灭述略》等。经当时文本建构起来的美洲形象。总是掺杂着欧洲自身知识与想象的“表述”(representation)和话语(discouse)，美洲形象并非对“现实”所作的文学置换，而是由欧洲社会文学体系、社会总体想象动力支撑的，最终构成特定历史时期对异域的特定描述。还原欧洲相应文本中的美洲形象，可以发掘主导形象建构、深藏于欧洲自身社会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结构。
在欧洲人看来，美洲无疑是一个“新世界”。杰恩・德・雷瑞(Jean de lery)在著作《驶向巴西大陆和美洲的历史》中写道：“站在着这个被命名为美洲的大陆，能看见的所有事物――土著的生活、动物的种类等，一切都和欧洲、非洲、亚洲不一样，所以我们称它为‘新世界’。”这里的“新”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指欧洲发现该大陆之前，美洲根本不存在于欧洲的历史思维中。之前欧洲“已知世界”范
围，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欧亚非“T型板块，美洲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美洲的居民也是沃尔夫表述的“没有历史的人民”：二是指欧洲人可以在这里建立新的城市、新的殖民地、新的帝国。当“新”后面缀上具体地方之时，如新西班牙、新墨西哥、新英格兰等。它表示这块土地可以在欧洲人设定的轨迹中获得新生；三是指这个大陆与“旧世界”相比较，完全是一个没有文明的野蛮世界，是一个有待被救赎和彻底垦荒的原始社会。
当“旧世界”与“新世界”相遇，欧洲白人建构“新世界”形象的基本思维模式是什么呢?借形象学研究成果，可知人们建构“他者”形象有两种思维定式：肯定的“乌托邦”形式和否定的“意识形态”形式。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指出，所有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都或多或少存在想象性的内在逻辑起点，或乌托邦式、或意识形态式，乌托邦是否定现实秩序，意识形态则是肯定维护现实秩序。保罗・利科尔进一步把曼海姆“知识”层面的分析，上升到社会想象层面。他指出社会想象在历史中的实践表现多样，但最终可以归结于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极，乌托邦是超越、颠覆性的社会形象；意识形态则是整合与巩固的社会形象。当时欧洲观念中的“新世界”，表面上看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乌托邦，那里有多样的物种、丰富的黄金矿藏、友好的土著和动人的女性，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原始野蛮、缺乏文明的社会，那里的土著极具动物特征而缺乏人性，他们生来就是奴隶。在认知美洲的过程中，欧洲人更多地怀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否定心理，他们不断用野蛮与文明的叙事方式贬低美洲、强化自身的优越，并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美洲殖民话语体系。
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虽然彼此的文化和政治制度都不尽相同，但它们认知美洲的模式。在哥伦布首次登陆美洲之时就已达成一致了。1493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得・马特(Peter Martyr)呼吁：“打起你们的精神……倾听来自新世界的声音吧!”首航归来的哥伦布向其同胞宣称：“新发现的地方有许多神奇的东西。从带回来的黄金制品来看，可以证明那里矿藏丰富”，“那里的人是如此的欢喜，少有欲望，他们用甜美的言语相互交谈。显得十分友好”。探明新世界稀奇的事物，尤其是获取丰富的财富，是欧洲探险者、殖民者前往新世界的动力，航行归来的人总是习惯于重复、复述新世界富裕的话语。各国探险家还继承发扬土著友好形象的话语，英国探险者看到“土著们都很善良友好，他们尽自己最大的限度来招待我们”。法国殖民者卡蒂尔(Jacques Cartier)也看到“不断舞蹈，表现出各种快乐表情，并渴望与我们交朋友的土著”。此外，新世界的女性也引起欧洲人强烈的兴趣，西班牙殖民者科尔斯特(Hemdn Cortes)，葡萄牙殖民者科特瑞尔(Corte Real)、卡布莱尔(Cabral)等，都多次谈到美洲的女性。在欧洲白人看来，美洲的女性大都身材匀称、面容娇好，而且毫不隐藏自己的，她们对白人十分忠诚，并听从白人的任何差遣。
“新世界”呈现出来的以上乌托邦形象，与其说是对新世界的描述，不如说是欧洲自我意愿的写照。黄金和传教是发现美洲的主要动力，哥伦布初登新世界就坦言：是黄金和上帝将我带来了这里。欧洲人在探险前就预设了一个物产丰富，尤其是黄金矿藏丰富的美洲。因此欧洲人会为发现土著的黄金饰品、黄金工具、黄金塑像而激动，也会为自己用劣质产品换回黄金而欣喜不已。欧洲人传教的欲望，则通过普遍认同土著的友好得以体现，卡蒂尔看到土著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他们如此的单纯、友好，可以很容易让他们信服基督的教义。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带回50个土著人，他相信温顺的土著经过训练，就可以为西班牙人做任何事情。而突出美洲女性的形象，体现男性居主导地位的欧洲社会对性的欲望。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欧洲人逐渐公开地追求性方面的本能需求。1534年，西班牙探险家恩瑞克・德・古兹曼(Enrfque de Guzman)，在自传中坦言：“我谈的不是我在新世界看到的、听见的，或者发生的，……我在书中记述的只是自己的经验。”这些经验就包括欧洲的传统、既有知识和预先设定的框架体系，欧洲对新世界的表述并不等同新世界的现实，它总是渗透着欧洲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意愿。
三、新世界被“野蛮化”了
处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的欧洲人，在各种思想观念的互相冲突中。从发现、认知美洲，到形成关于美洲的整套话语体系，大约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新世界事物的强烈冲击。首先让欧洲感受到一个新奇而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但经过探险家、殖民者、文学家、神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的表述。异域美洲最终被定型为一个“野蛮原始”的地方。表述野蛮的词汇，如“barbarous”、“savage”、“wild”、“bestiality”等，不断被用以指涉美洲。美洲发现初期，欧洲曾一度出现关于土著是否有“人性”的争议。因为以树根、蛇、蜘蛛、人肉等为饮食对象的新世界居民。远远超越了欧洲人既有的宇宙观和自然史观。参与哥伦布第二次航行的德・常卡(Dr Chanca)曾感叹：“在我看来，他们的兽性甚至超过之前我见过的任何一种动物。”欧洲沿袭基督教教义和古典时期知识的传统，根据和文明程度的标准对人进行划分。亚里士多德认为，即便最原始野蛮的土著在本质上也具人性，只是因长期独居森林，才失去了和社会组织。教皇保罗三世，则从美洲居民皈依基督教的目的发现，于1537年作出“印第安人(Indians)属于人类”的最后声明。所以，站在新世界的居民属于“人”的基点上，欧洲开始了“野蛮化”美洲的话语体系建构。
欧洲第一幅描绘美洲社会的图画，就概括展现了土著居民毫无羞耻、吞食同类、同性恋爱等野蛮特征。1505年，德文版《韦斯普奇航海故事》一书的插图，第一次描绘了欧洲人观看到的土著生活场景圈。图画描绘两艘葡萄牙船舰在海岸停靠之际。他们面前的八名土著情况。这些土著仅穿戴少量羽毛，几乎赤身，女性的完全暴露。图画最前方的两个土著正进行行为，最后面则是两名女性相互和亲吻的场景，在她们旁边还有一个土著正在啃食人臂。图画的中间是正在烤炙同类尸体的一名男性土著，而他身边是一个表情平静正在为小孩哺乳的妇女。图画描绘的身体、当众的画面。表述了美洲土著毫无羞耻感的人类文明前心态；吞食同类展现出土著凶恶、残忍的一面；而同性恋爱的场景则表述了一种为文明所耻的不正当行为。哺乳妇女平静的眼神。传达出这一切在美洲都是习以为常的，图画还暗示这种原始的状态还会继续在美洲存在，因为儿童正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成长。
进入美洲大陆的欧洲人，他们观察到的居民同样处于原始社会，这些土著与动物区别无几。韦斯普奇谈到：“他们的生活十分原始，他们从不在固定时间就餐，总是随时随意地乱吃东西。他们在
一个极不舒服的棉花制成的大网中睡觉，而且总是拥挤地居住在树枝搭建的屋棚里。在某一居住地，大约有六百个人挤在一个屋棚里；而另一个仅有十三间屋棚的村子。却居住着四千个人……他们没有妒忌之心，却好色无度，女性甚至比男性更加荒淫。这些女性总是很无情、残忍，当妻子对丈夫不满意，她们就会杀死腹中的胎儿，由此导致数目惊人的流产事件。”西班牙神学家塞普尔维达(Sepfilveda)也谈到：“观察这些印第安人在判断力、天赋、胸怀、习性以及宗教方面的特征，你会发现他们几乎没有人类的特征，这些人没有科学，甚至没有文字。除了一些绘画中保留着晦涩不清的记忆以外。他们没有自身的历史记载。他们也没有成文法典。只有野蛮制度和习俗。”对美洲社会进行观察的欧洲人，习惯以“他们没有……”的口吻表述“新世界”文明匮乏的特征，以“他们只有＼总是……”的口吻强化“新世界”野蛮的特征。
美洲野蛮形象的话语逐渐传回欧洲本土，借此时印刷术发展，“新世界”的信息快速在欧洲流传。哥伦布美洲航行的故事，于1493至1494一年的时间，就先后出现六个版本。一本名为《哥伦布登陆圣萨尔瓦多》的图书，把哥伦布航海的故事传遍欧洲。书中描绘的印第安人“原始、未开化”的形象还慢慢积聚，最终成为几个世纪都无法抹去的偏见。作于16世纪晚期，一副名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发现美洲》的绘画，以新旧世界对比的隐喻方式描绘了文明欧洲与原始美洲相会的场景。画中刚抵达美洲的航海家韦斯普奇穿戴整齐、持有先进航海工具。它象征着欧洲文明生活方式和理性主义；而赤身，从吊床中起身的美洲女性，则暗示着美洲的原始未开化、慵懒和被征服。现存大量的当时欧洲人编撰的有关美洲的文本，还记录有欧洲人与美洲人发生冲突的场景。尽管编著者职业不同，国籍不同，但他们都将战争的起因归结到美洲土著身上，白人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友好；而土著人则十分奸险。不断制造出抢劫和谋杀。这种固定的表述模式，传达出“白人代表善良、文明；美洲人代表凶恶、野蛮”的观点。随着土著与白人战争的进行，土著们又变得像妇女般懦弱不堪，成百上千的土著总是敌不过几个白人，这又表述出土著人胆怯、女性的形象。同时也暗示欧洲将顺利征服美洲的前景。
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几个世纪，新世界野蛮形象的内容随欧洲势力在美洲的发展，还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纯粹的野蛮人”(absolute sav-age)，主要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初，表示白人观念中人类学意义上的美洲原始人；二是“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主要在征服美洲初期，它隐喻白人需要依赖土著人的力量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和维持扩张；三是“奸诈的野蛮人”(treaeherous sav-age)，主要在殖民后期，白人与土著人真正对峙的阶段；四是“落后的野蛮人”(filthy savage)，它随着欧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最终形成。表示欧洲以绝对文明的姿态来认知美洲的落后，欧洲是美洲绝对的主人，是代替土著统治的使者。虽然美洲的现实社会确实存在落后的一面，但欧洲人对新世界野蛮性的一再强调，主要目的在于确认欧洲文明自我的优势。不管在哪个阶段，“野蛮”对于美洲社会本身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只有把“自我”的文明与“他者”的野蛮进行比较，欧洲人才能从中确认欧洲的先进地位、文明优势。
欧洲对新世界野蛮性的表述。除了确认欧洲压倒性文明优势以外，它还为欧洲的“文明话语”增添了新的内容。野蛮的美洲土著，虽然具备基本的人性，拥有上天赐予的健康有力的身体。却没有和社会组织，他们天生就具奴性：尽管他们在新世界已生活很久，但却不是新世界的主人。所以，当欧洲殖民时代的到来，“文明”就不再仅是针对欧洲内部社会，“文明”还演化为对外部野蛮世界的驯服，欧洲人要以基督教的教义、先进的政治制度来统治美洲。
欧美文化论文篇8
一、世界化妆品市场概况
1993-2003年世界化妆品和美容品的总销售额为每年24%的速度增长，2002年全球美容化妆品销售总额是200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25，西欧占30，日本占15}，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所有国家总共占30%的份额。美国《财富杂志》对全球日用化妆品行业进行排名，宝洁、吉利、欧莱雅、高露洁、雅诗兰黛、汉高、雅芳、资生堂、莱士集团、花王获得全球10大国际品牌。如图1所示，世界化妆品市场的分割图中，西欧的市场份额最大，中国未入前三名。
二、我国化妆品市场态势
(一)化妆品市场格局
1.市场产品普及率最高的为护发品
据统计，中国化妆品市场销售额平均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最高的年份达41%，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且具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2007年1-11月份化妆品累计实现零售128. 3亿元，同比增长24. 11%，其中护肤品累计实现50. 2亿元，占化妆品零售总额的39. 1%，彩妆品累计实现12. 2亿元，占化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9.5%; 2008-2009年1-11月我国化妆品制造企业销售总额达46529424千元，同比增长15. 01%:2009年中国化妆品市场规模超过1000亿元。
这些产品的主要目标对象直指白领阶层，其中主要的增长力量来自于护肤品和彩妆。六类主要化妆品之中，市场普及率最高的为护发品，美容类化妆品市场远未饱和，大部分人还是素面朝天，市场空间广阔。
2.品牌垄断愈演愈烈
目前，中国已成为亚洲第二大、世界第八大化妆品市场，行业品牌化竞争格局己经形成。在中国化妆品市场上，外资或合资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己接近80%;而国内化妆品生产只有通过中外合资，推出中低档产品才能迎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中高端市场基本被外资、合资企业所占据，欧莱雅、宝洁、资生堂、雅诗兰黛等几家国际巨头形成了寡头竞争之势。
如图3所示，化妆品占有率前十名品牌分别是:美宝莲、羽西、玉兰油、雅芳、欧莱雅、高丝、大宝、安利、小护士、资生堂。其中，排名第一的美宝莲、第二的羽西、第五的欧莱雅、第九的小护士，均属于欧莱雅集团旗下品牌。和护肤品市场相类似，彩妆品市场也是进口、合资品牌占主导地位。
(二)化妆品市场发展趋势
2009年我国化妆品市场销售总额仍高达800亿元左右。这一历史性突破意味着中国的化妆品市场己经达到了一个市场迅速扩容的临界点，即将到来的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也会拉动消费需求，未来几年市场将会表现出鲜明的跳跃特征。预计市场跳跃将主要来自以下四方面:
第一，消费需求细分的深化与不断多元化，使得市场已有主流产品的销售空间将进一步扩容，形成整个市场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竞争加剧，促使企业把产品链的重心由以往集中度较高的类别转移到关注度较低的产品类别上来，如彩妆、运动用与旅游用产品等;
第三，消费主体多元化，以往比较边缘的消费群体如儿童、老人、男性等也将获得生产企业更多的关注。
第四，大众化市场发展态势愈加明显。
三、欧莱雅集团跨文化营销战略的形成与启示
(一)欧莱雅集团简介
欧莱雅集团是世界著名的化妆品生产厂商，创立于1909年。现在的各类化妆品畅销全世界，广受欢迎。除化妆品以外，该集团还经营高档的消费品，并从事制药和皮肤病研究。欧莱雅在中国的商务始于1966年设立在香港的经销处。事实上，该公司1933年就曾对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进行过市场调查。旗下的主要有L’Oreal- Maybelline等十多个国际知名品牌。
(二)欧莱雅集团跨文化营销战略形成的理论背景
被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称为“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一个国际生产模式”的邓宁(John Dunning)的折衷理论就是体现为这样优势的理论。邓宁认为，企业只有同时具备所有权、内部化、区位的特定优势，才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FDI)的。
邓宁的理论道出了在企业跨国经营中存在一种潜在的优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社会文化习俗、信仰传统、市场状况、技术水平、人力自然资源的条件，能给国际企业创造丰富的市场机会和丰厚的利润回报。这就可体现为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所带来的“跨文化优势”。
从经营学的角度讲，企业在进行跨国经营之前，必须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作出具体的分析与评估，从而作出理性的决策。而在投资环境的因素中，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子，尤其是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这会给企业跨国经营带来一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阻碍，但从上述的分析中可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优势也是十分明显的。正确全面分析和评价跨国经营的文化风险，根据公司特性发掘文化优势而作，是企业把握机遇，实现成功跨国经营的保证。欧莱雅在中国的成功经营堪称是实现跨文化优势的典范。两国之间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信仰习俗等方面的文化差距很大，然而文化的互补性也潜隐着跨文化的巨大优势。可以说，有效分析利用跨文化优势，是欧莱雅集团全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欧莱雅集团的跨文化营销战略的启示
欧莱雅公司历来把尊重个体差异，并以多样化的产品和品牌满足各类消费者的需求当做是自身的使命。每个消费者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外表和身体特征，在年龄、肤质和发质类型上各有不同。文化的多样性同样多姿多彩。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对美。对化妆品和个人护理品都有着不同的认知，且这一认知还将随时间不断发生变化。消费者对头发造型、护肤、彩妆和香水产品的个性化选择表达了个体的独特性
欧莱雅的跨文化营销战略中给我国化妆品行业带来的最为突出的启示为以下三点:品牌跨文化、销售跨文化和研发跨文化。
1.品牌跨文化
(1)占领中国市场
从欧莱雅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欧莱雅的中国市场占领进入计划实际上是一个由多品牌管理战略和品牌当地化战略结合而成的“中国金字塔”。
金字塔第一层:收购美宝莲。1996年欧莱雅集团〔L’Oreal)以7. 58亿美元收购了市场占有率较低的美宝莲品牌后，将美宝莲总部从孟菲斯迁到纽约。从此海外市场的美宝莲商标后增加了“纽约”两个字，一些原先躺在美宝莲研发实验室里的成果，因此也迅速推向了市场。该举动宣告了科技创新将与彩妆权威更完美的溶合在一起。同年欧莱雅公司和苏州医学院合作成立了苏州欧莱雅有限公司，并且在苏州建立了第一家化妆品生产厂家，专门生产美宝莲(Maybelline)系列产品口这一时期的欧莱雅集团，显然对企业为什么出去投资了然于心。该集团发挥了美宝莲的无形资产的优势，为进军中国市场奠基。
金字塔第二层:引入巴黎欧莱雅。欧莱雅公司于1997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总代表处，负责在中国经销欧莱雅公司各类产品。两年后，欧莱雅充分利用了区位优势，在苏州建立第二家生产厂家，生产巴黎欧莱雅(L’ Oreal Paris)系列产品，以期扩大市场规模，实现利润最大化。显然，引入欧莱雅是邓宁的内部化优势的完整体现，欧莱雅集团将拥有的财产通过内部化转让到中国子公司，这样就比通过市场转让给局外人得到更多的利益。同时，该集团还将自身拥有特殊优势(peculiaradvantage)发挥得淋漓尽致，巴黎欧莱雅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技能和产品特性、商标牌号，对中国市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和影响。
金字塔第三层:收购羽西和小护士。2003年，欧莱雅中国收购了“小护士”品牌。所获包括“小护士”品牌、除了创始人李志达之外的所有管理团队、所有销售网点以及位于湖北省宜昌一生产基地等。欧莱雅的中国此举，是为了借助一个我国本土成熟低端品牌，完善其在中国竭力打造的品牌金字塔的塔基部分。欧莱雅公司邀请了华裔电影明星巩俐作为其在大中华区的形象代表，力图全方位的将欧莱雅这个集团品牌本土化。紧随其后，欧莱雅集团又宣布已经和科蒂集团签定协议，收购其旗下的品牌羽西。这一时期，欧莱雅集团利用品牌优势进行并购力图将品牌本土化的意图完全暴露在中国消费者眼前。欧莱雅收购小护士、羽西，是为了实现所有权优势中的商标权。通过对中国本土品牌的一系列并购，欧莱雅公司把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很好的结合起来运用，不断扩大在华的市场投资，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收入和发展前景。
欧莱雅在美国先后收购了Softsheen和Carson两个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美发品牌，并讲这两个品牌合二为一，从而提高运营效率，他还提出为新的品牌加强研发的支持力度。为此，欧莱雅专门在芝加哥设立了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不同族裔发质特点。
除了占据美国非洲裔消费者的市场之外，欧莱雅集团的整合举措使得Softsheen·Carson品牌可以远征非洲大陆，甚至把目光锁定在了伦敦和巴黎等欧洲城市大规模的黑人社区。
如今欧莱雅旗下的十九个国际品牌中，除了巴黎欧莱雅，还包括了日本的植村秀，中国的羽西和小护士，意大利的阿玛尼香水，法国的薇姿和雅漾，美国的美宝莲和THE BODY SHOP等多个国家的知名品牌。
欧莱雅集团利用特殊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同时，也与当地某些生产要素投入相结合，即把投资企业的优势和当地的优势结合起来，以达到取得比单纯出口得到的更多的利益。这就是欧莱雅集团在跨国经营中为什么选择一些国家而不选择其他别的国家的解释原因。
2.销售跨文化
欧莱雅的营销战略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药房专售和百货公司柜台出售相结合。化妆品入市一般会进商场、超市，很少考虑药房。而欧莱雅公司则换了一种思维，认为在化妆品上市时，可以采用迂回战术，通路选在药房，按保健品终端来操作，待取得一定赢利后，再延伸到超市、商场，这样更能扩大销售，创造佳绩。
欧莱雅旗下的品牌薇姿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药房销售的化妆品品牌。但只是药店一种营销渠道，显然不符合传统女性的消费主流市场的观念。于是欧莱雅集团将药妆品牌推向了百货专柜。通过一系列的分析调查，欧莱雅集团认为百货专柜定位对旗下的碧欧泉这个品牌更为合适。于是，开始着手强化碧欧泉在百货公司渠道的表现，用生活方式味更浓的形象，使之与倩碧和娇韵诗等竞争对手区分开来。
在美国，欧莱雅的团队正在尝试让销售渠道更加多元化，摆脱过于依赖百货商店的情况。据《金融时报》报道，欧莱雅过去在美国近80%的业务都依托于百货商店这类渠道。这样的举措也在全球很多地方展开。欧莱雅的产品正在积极进入专业化妆品连锁店销售，不但进入像了Lidl这样的折扣零售商。还强化了互联网销售这样的渠道，甚至开拓像家庭购物网(HomeShopping Network)这样的电视购物渠道。
3.研究跨文化
近年来，欧莱雅集团在公司的发展战略上，已将研发视为目前阶段优先级最高的工作。此外欧莱雅还倡导，除了科学家外，各个地区高级市场人员也会参与到产品的研发和创新中去，与科学家们共同合作，一同发掘最有趣的信息，捕获机会，而遍及全球的研发中心之间又可以共享知识。比如，亚洲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位亚洲女性在涂睫毛膏时，通常每只眼睛会涂60下，而欧洲的数据却显示，欧洲女性通常只会涂10下。这些巨大的差异，都会成为欧莱雅研发中心的科学家开发新产品的依据。
据悉，欧莱雅2008年的研发预算高达5. 8亿欧元，合8. 53亿美元，研发支出占了总销售额的3. 3%，例。这些预算不仅仅支持了位于法国的视为该行业内最高比发实验室，在该公司主要的业务地区，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和巴西，都有相应的研发中心，共有3000多位科学家在这些研发中心工作。
四、总结:
欧美文化论文篇9
一、当前欧美电影的特点
（一）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题的电影受到热捧。2008年，奥斯卡获奖影片《老无所依》、2009年《贫民窟的百万富翁》、2010年《拆弹部队》包括之前的《撞车》之类的影片，受到了专家与人们的好评，这些影片都是社会现实的精炼与升华，反映了社会与人性的真实与虚假、善良与邪恶之间的矛盾与统一，在人们心中形成共鸣，从真实的再现角度，提高了影片的感染力，这类题材的电影成为了近十年欧美拍的最多的电影。
（二）以幻想为主线的电影不断挑战人们的想象力。以《哈利波特》、《指环王》、《阿凡达》为代表的颇具玄幻色彩的电影为代表，出现了很多想象力丰富离奇，甚至构思天马行空的片子，包括之后的《盗梦空间》等，将玄幻与悬疑有效结合在一起，用完全脱离现实的幻境反应简单的故事情节，用3D的效果代替了原有的成像技术，不仅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也受到了成年人的推崇。
（三）还原历史，重提英雄与领导的力量。《国王的演讲》、《铁娘子》等获奖影片从内容来说，可以看到欧美文化强调英雄主义的文化气息很浓。尤其对于英美人，由于其文明不如中国、印度等国家这么久远，其历史题材的影片大多只追溯到了上世纪，尤其以一战、二战的影片为主线，拍摄了很多电影。此外，其宣传英雄的力量，与重溯历史，也是对欧美经济长期疲软的一个提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众的信心。
（四）多元化的文化融合。近十年的欧美电影中，东西方的文化交融非常密切。自上世纪《卧虎藏龙》的票房大卖之后，很多人开始关注东方文化，中国、印度的很多电影传入好莱坞，频频获奖，使得很多欧美人对东方电影产生了浓厚兴趣，以至于众多电影出现了东方元素，包括007系列，《碟中谍》系列，《生化危机》系列，《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获奖更是将东方题材电影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电影反映的西方文化的发展
（一）“大胆”与“冒险”的开拓精神为永久的文化支撑。“NO one stands still.If you are not moving ahead，you are falling behind.”从“阿甘”到“勇敢的心”，从“哈利波特”到“少年派”，都反映出了欧美人热衷冒险的精神，从Discovery的成功就能看出，欧美人对未知领域是多么的向往。这也跟其国家发展与文化发展历史有关，英国一直以其工业革命那段历史为傲，美国也经常以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为题材，甚至现在的欧美人对现在所生存的世界心存不满，期待对新世界的开拓。
（二）“创新”是电影阐释西方文化的最直接表述。《盗梦空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等，都是用超乎常理的逻辑，而感觉离我们并不遥远的过程来描述一些简单的道理，奇妙的思维不光是吸引人们的眼球，在内涵上更突出了创新二字。创新思维一直以来都是西方文化倡导的，其视角的突破性甚至略显叛逆，甚至颠覆了人们对影视的传统看法。
（三）不拘小节的生活习惯。我们东方最近倡导的“原生态”，是将繁杂的生活回归自然。而欧美，“不拘小节”甚至“随意”的生活与言论，仿佛代表了其更加的民主，电影中，很多细节都表现了其在礼节、规范、言论等各个方面的随心所欲，也许这就是欧美生活的原生态。
（四）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对于美国文化来讲，其文化历史并不长，但其接收的各国信息非常多，伴随着新思潮和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化成为了当今美国文化的主要方向。对于欧美电影的发展，也将海外市场作为的主要额开发方向，不但要让世界了解欧美的文化，还要让世界接受欧美的文化，在此过程中，欧美电影慢慢的也融合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尤其是亚非的文化。加上美国外来人口众多，多种族，民族的融合，改编外来文化的故事早已成为美国电影市场的致富秘诀。
（五）宗教因素的宣扬。欧美国家对于基督教的宣扬体现在方方面面，在电影中也能时时刻刻的感受到。美国是最具宗教多样性的国家，而基督教仍是美国的主流。在美国大部分电影中，都能提到上帝，甚至在美国的国歌里，谱写了“上帝保佑美国”的歌词。自然而然，基督教倡导的平等自由、友爱互助、同情弱者、自尊自爱、尊重他人等价值准则和处世哲学，都是在美国电影题材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三、文化与电影的互相影响
电影作为一项近百年最为成功的文化与娱乐结合的传媒方式，已经成为了一项世界语言。人们通过电影，接受了世界各地的文化，了解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
（一）电影的空间文化的发展，带动西方文化空间的扩展
电影在近百年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大多反应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发生的故事，反映现实与幻想，代表了人们的思潮。从乡村到城市，从时间到空间，从富贵到贫穷，电影用不同的空间符号，形成完全不同的空间语义内容。空间的不断重组，形成了稳定的文化空间。西方的文化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不断的多元化，进而影响到电影产业，也向多元化的空间拓展。
（二）以英语为主导向全球语境拓展
欧美电影的全球语境的拓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以英语为主的西方各国，开始了学习东方语言的热情。很多中、日、韩语班常常爆满。全球的语言带来的全球的文化，在多元文化选择策略下，欧美电影吸收世界各地的艺术风格、将其成功地纳入作品中，逐步影响到的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趋势。
（三）电影直接反映了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电影反映的是一个社会普遍的文化认同和人们的价值观，即便很多电影表现小众生活，却引导了大众的探讨，即使有争议的电影，也能得到一个阶层的普遍认同。多样的欧美影片虽然有局限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打开了学习西方文化的窗口，也为西方了解世界创造了条件，是时代特征最集中、最生动的反映，不但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世界人民价值观的融合与发展。（作者单位：西安外事学院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欧美文化论文篇10
美国的形象总是与外界对它或美国政府的谴责相伴，这样有趣的现象反映出人们对美国的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态。在2004年法国戛纳电影节上，成百名示威者抗议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来被警察驱散。电影《怪物史莱克2》的制作商在大街上放置了大量印刷有史莱克绿色大耳朵的袋子，为该片做宣传。示威游行者散去时，许多人顺手带走了袋子，人们喜爱史莱克的大耳朵，为它的傻气吸引。
欧美文化论文篇11
1.引言
过去20年，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显著增长，加速了生产要素跨国界地自由流动，进而是传统的以要素不可流动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失去了解释效力。这些结果可看作是跨国公司海外生产活动的分配及动机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探究同一经济一体化区域下，非成员国海外生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就可以清楚地阐释跨国公司在此番一体化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简称FDI）的效果。
由于欧洲悠久的经济一体化历史以及美国在此市场一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早年有关FDI的经济一体化效应的研究大多仅限于美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但自1980年代中期起，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欧洲经济一体化也不断深化，这样，有关日本在欧洲的直接投资及美、日FDI的比较研究产生了。特别是与日、美跨国公司在欧的活动有关的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效果，为管理学者及实践人员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启发。由此，本文探讨了日、美自1975年起对欧盟（European Union，简称EU），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变化的方式和原因。
2.文献综述：经济一体化及日、美对欧洲的FDI模式
经济一体化理论建立在巴拉萨的理论成果（Balassa,1961）基础上。其他学者如罗伯逊（Robson,1987,1993）、EI-Agraa（1977）等都对该理论进行过详细地阐述。经济一体化及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最初由传统的贸易理论发展而来，它们假设市场完全竞争，并将生产的区位分布作为第一要素（伊姆布里娅尼，Imbriani and Reganati,1997）。相比之下，国际生产理论介绍了不完全竞争市场，而将跨国公司视为其中的一个组织上的层级机构，使跨国界的中间产品市场内部化，进而主要关心生产效率的分配问题（Dunning,1993）。
Srinivasan和Mody(1998)根据美、日从1977到1992年对欧共体10国FDI流出量的数据，发现东道国变量（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凝聚要素（先前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基础设施）、经济开放程度及国家风险是解释日、美对欧共体国家FDI的重要变量。Neven和Siotis发现，日、美两国1984～1988年在四大欧共体国家（法、意、德、英）八个产业部门内的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是技术资源，它代表了日、美与东道国之间研发程度的差距。
依据1980～1990年间EC在日、美FDI存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和类型的数据分为两种，即流量和存量。FDI流量指FDI在一段有限时间内的数量，通常以年为单位；FDI存量指初期开始的FDI累积数量）中所占份额的数据，Buigues和Jacquemin研究发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间互补关系方面，日、美两国有共同之处。然而，非关税壁垒是日本对EC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但对美国企业而言却不尽然。除此之外，根据日、美1984～1989年间对欧共体的直接投资数据，Clegg和Scott Green（1999）发现一体化区域内技术密集水平对日本的投资决策具有高度的影响，而这一变量对美国FDI却有着消极的影响。他们还发现东道国公司税率积极影响着日本FDI，却消极地影响了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经验式的研究，影响日、美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已变得越来越多维化，它从一国变到另一国、从这个产业跨到另外一个产业（Casey，1998；Seyf，2001）。
3.假设前提
欧洲经济一体化对日、美MFDI的影响建立在以下假设前提的基础上：①与日本对欧洲的MFDI相比，欧洲经济一体化对美国在欧洲制造业FDI分布产生更大的影响。②日本对欧洲MFDI的决定因素更多地受它在全球MFDI的变化的影响――这是与其受欧洲一体化本身的影响相比而言的，因为后者对日本MFDI的影响并不显著。③决定美国对欧洲FDI的因素，与它受在全球FDI变化的影响相比，更多地受欧洲一体化本身的影响，因为后者对美国MFDI产生很大的影响。④由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日、美对欧洲制造业FDI的决定因素差别不大。
4.数据与研究方法
4.1 因变量
因变量是指五种产业部门与日、美1975～1996年对世界制造业FDI总存量的比例。使用FDI存量取代流量的主要原因是每年FDI存量的变动比流量更稳定些。由于本文鉴于一体化区域的扩大（1973年爱尔兰、英国加入一体化区域，其后1986年西班牙也成为EC成员国），预计到日、美FDI模式可能会发生重组，因而数据包含了1975～1984和1985～1996两段时期。这样做的基本原理不仅在于观测样本容量有限，而且在于1985年内部市场计划（IMP）的启动，以及1985年美、日、英、法、德五国集团（G-5）财政部长及五国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第一次会议（达成了有名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发生急速升值。
4.2 自变量
出口强度、全球化、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税率、基础设施、通胀率（INF）等是自变量，反映了本国与东道国相互作用的特征，其中的解释变量包括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并把它们分为自然资源、市场、效率及战略性资产寻求几类。由于无法把某些变量，特别是在L和I之间或者是市场和战略性资产寻求间进行清楚地区分，所以有些变量不止用于一种优势。
4.3 统计方法
本文采用布莱克（Bryk）和劳德布什（Raudenbush）创立发展的阶层式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对假设1进行检验。主要原理是得到回归参数的最佳估计量，模拟不同层次水平间的影响，并将方差和协方差部分从嵌套的数据中分离开来。由于HLM采用广义贝叶斯线性模型（Lindely、史密斯Smith,1972），通过用较高水平或集团的信息来估计较低水平或个体的回归参数，所以可以导出最佳的估计量（Vancouver et al., 1994）。HLM还提供了回归系数估计的迭代最大似然法。因为随即误差非独立且在估计方程中是非恒定的，方程中低水平模型的截距和斜率就变成了高水平模型的结果变量，所以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在此处不适用（布莱克和劳德布什,1992；霍夫曼Hofmann,1997）。
对2、3、4假设进行检验包括如下步骤。首先，我们采用下列假定进行两阶段（广义线性回归）估计：①所有跨国公司都受相同区位优势的推动。②它们受世界或区域经济环境影响的水平相当。③跨国公司首先决定的是FDI的范围、程度（Barrell和Pain,1996），而后才决定如何跨区域或跨国家分布（Mody和Srinivasan,1998）。
采用两阶段估计方法的主要原因是修正由混合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产生的异方差和自相关。当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时，因为变量是由方差―协方差矩阵变换而来的，所以系数和相关系数并不具备清晰的含义（Neter et.al.,1989）。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对日、美的方程进行邹氏检验1(即(ESSR-ESSUR)/K)/(ESSUR/(N+M-2K))。ESSUR=ESS1+ESS2, ESS1和ESS2代表回归方程1、2的残差平方和。ESSR表示合并1、2的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和M分别表示回归模型1、2的样本容量，K指合并方程待估参数的个数），对所得的系数等式采用标准检验。
统计结果：
（表1）显示了HLM的统计结果。表中列有方差部分的最大估计值。日、美在第一个时期FDI下，位于第一水平（产业内）的方差分别为2.2和5.4，第二个水平（产业间）的方差分别是5.6和15.4。这些估计值显示，两国FDI的方差大多数是来自产业间的，而非出自产业内部。而且，在第一、二两个时期，美国的制造业FDI的方差部分都大于日本制造业FDI的方差。因此，检验的结果是，假设1成立，即与日本对欧洲的MFDI相比，欧洲经济一体化对美国在欧洲制造业FDI分布产生更大的影响。
（表2）和（表3）反映的是分析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以及方差膨胀因子（VIF）。其中一些相关系数在0.5以上，并且方差膨胀因子足够大2（“VIF的最大值超过10通常被认为多重共线性可能对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产生不当的影响”，Neter,et. al.,1990, p387），以致应考虑多重共线性问题。日本数据中的税率以及美国的GDP和税率数据或许是值得商榷的；但是由于这个变量在理论上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决定将其包括在内。
（表4）显示了对日、美在欧洲制造业FDI决定因素的回归结果。在日本制造业FDI的情况下，第一时期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税率的估计系数在1%或5%的显著水平下都非常显著，并且第二时期除市场规模和税率以外的自变量的所有系数在1%或5%的显著水平下都显著。两个时期内劳动力成本、通胀率和税率的系数的变化方式说明，日本对欧洲制造业FDI的产业分布已经转向了在欧洲寻找更低劳动成本和更有利的商业环境。不仅如此，尽管出口强度在第二个时期成为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但GDP的变化仍然是最显著的。
GDP系数明显增大代表了日本FDI全面分布具有相似的模式，即从资源寻求转向了市场寻求。这似乎证明了，由于日本是欧洲的一位后来者，日本跨国公司与EU的关系更多是以贸易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投资为基础（UN，1990），而且它对欧洲的FDI自1970年代初就完全以开发欧洲市场为目标（邓宁，1994）。在第二个时期，一体化的影响、EXFDI与其他变量相比变得相对次要。换句话说，此次检验的结果能够预知到，EU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已经使日本FDI的类型变为在EU那些日本已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产业（如汽车、电气和电子设备）进行的防御性出口替资，以及进攻性出口替资，目的是提升并使经营更加合理化。
因此，检验结果是支持假设2，即日本对欧洲FDI的决定因素与其受欧洲一体化本身的影响相比，更多地受它在全球MFDI的变化的影响。
在美国对欧洲制造业FDI的情况下，第一时期除税率和出口强度以外，所有变量系数在统计意义上都是显著的，这表明美国跨国公司投资欧洲的动机是基于其所有权优势的市场寻求型。但是，在第二个时期，反映市场规模的GDP的重要性明显降低，而税率、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在1%的显著水平上有所增加，这表明此段时期美国跨国公司的动机变为寻求高效率或战略性的资产。最引人注意的变化还是属一体化的影响了，出口强度在第一时期并不是重要的变量，但在第二个时期却变为了最具说服力的变量。在1960年代初期，美国大多数流入欧洲的FDI，以防御性出口替资为特征，在交易成本理论、寡头垄断理论的基础上供应当地市场（UN，1990）。这看似证明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使美国FDI类型改变为合理化投资和进攻性出口替资（邓宁，1988；UN，1990）。
应变量是制造业FDI在五类产业部门的份额，产业部门的最大年度观测样本容量为5。第一个（1975、1977年）样本观测值是由每个产业部门自相关修正时简化而来的（实际观测值是变化的）。
因此，检验结果是，假设3成立，即决定美国对欧洲MFDI的因素，与它受在全球MFDI变化的影响相比，更多地受欧洲一体化本身的影响。
（表5）是对日、美方程的相关系数等式进行标准检验的结果。从统计意义上说，日本第一时期（1975、1977～1984）和第二时期（1985～1996）之间的FDI决定因素，以及美、日在这两个时期的决定因素，这些所有的情形可以拒绝零假设，即两段时期间及两国之间的决定因素在1%的显著水平下是相同的。但是，F值显著程度从第一时期的583降低到第二时期的274，这表明日、美对欧洲制造业FDI的差异已经变小。
因此，检验结果是，假设4成立，即鉴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日、美对欧洲制造业FDI的决定因素差别不大。
5.启示及局限性
我们的调查为FDI理论和管理实践者提供了用武之地。首先，经济一体化通过激发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在彼此之间进行更多的跨边界的经济活动，明显地增强了欧洲的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就日本的情况而言，区位特征变量，如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税率在第一个时期在统计意义上都非常显著。但到第二时期，与O、L、I相关的所有变量都变得相当重要。而美国在这两个时期中有许多不同的趋势。市场规模、通货膨胀的重要性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发生了显著的降低，这明显地反映了市场寻求不再成为美国对欧洲制造业FDI的主要动机。它暗示了用全部O、L、I要素的配置解释FDI活动的折中范式，它仅关注三个要素中的一个或两个要素，发挥了比其他FDI理论更重要的作用。
其次，对管理实践者来说，本研究或许并没能提供直接的应用成果，但是，它的确为反映日、美对欧盟FDI决定因素变化的战略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欧洲经济一体化对日、美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的影响（EXFDI）只有在第二时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明显表明，从第一时期（1975/77～1984）到第二时期（1985～1996），欧洲经济一体化影响了日、美对欧盟制造业FDI的决定因素。但是，一体化变量EXFDI与其他变量相比，它在第二时期对美国FDI的影响比对日本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由于美国对欧洲的投资有着较久的历史，因而经济一体化在第一时期，对在欧洲范围内重构原有的FDI产生的影响比激发新FDI的影响更深。相比之下，由于日本在1970年代初才开始对欧洲进行直接投资，而且一直以开发欧洲市场为目标，所以，经济一体化对日本制造业FDI的影响在第一时期并不显著，只有在第二时期才产生较深的影响。
本研究的缺陷不在于数据不易获得，而是检验经济一体化对FDI决定因素的影响非常困难。经济一体化对FDI决定因素的主要影响在于具体的产业类别，影响来自于其他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如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稳定程度，以及成员国之中或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企业内贸易。而非来自于一体化本身。对所有可能的要素进行全面考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经济一体化对FDI决定因素的影响。
6.结论
第二时期（1985～1996年）日、美对欧制造业FDI的决定因素与第一时期相比较，其相似的模式不仅可以由欧洲经济一体化解释，而且还可以由19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的变化来解释。首先，经济实体（国家和企业）越来越紧密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以增强其竞争力。全球化促使经济联系的纽带更加紧密并且相互依赖，它又被自由化、市场开放及新技术进一步地激化。其次，日本跨国公司不断增强的全球化特征是另外的原因。由于跨国公司是在其国界以外开发所有权优势的主要力量，所以跨国公司相似的国际参与度导致了FDI相似的决定因素。由于重构和重造的帮助以及1980年代日元增值，日本跨国公司赶上并达到了美国跨国公司全球化较高的水平。再次，发达国家当中宏观经济集中的趋势也可以导致相似的FDI决定因素的模式。相似的宏观经济条件如生活水平、工作条件和收入结构，通过创造全球消费者和产品，为日本和美国提供了崭新的机会。
参考文献：
［1］ ［英］尼尔•胡德，斯蒂芬•扬.跨国企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2］ 王述祖.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 王林生.跨国经营理论与战略［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4］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Promoting link―ages, United nations, Geneva and New York,2001.
［5］ Ethier，Markusen，1996“multinational firms，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1；
欧美文化论文篇12
“欧洲中心论”，也称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出现于18世纪中后期，在19世纪得以发展，并且最终形成为一种人文科学领域的教育思想偏见。欧洲中心论由于其视角上的偏狭性，近年来在学理上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由于“欧洲中心论”并不是一套完整而固定不变的原则体系，而是由各种不同表现形式而呈现出松散的观念系列，因此对于“欧洲中心论”并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相关研究和评论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纷繁混乱的局面。因此，在对“欧洲中心论”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对“欧洲中心论”的内涵做出界定，否则这场讨论将无法展开。
当代美国学者J·M·布劳特的说法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在其近著《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基本上指出这一信仰的概念，指的是欧洲文明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优越性，某种种族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灵的或者精神上的特质，这一特质是欧洲人群在所有历史时代直至当今时代，永远比其他人群优越[1]。从上述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或者叫种族中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也叫种族中心主义，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常有的一种倾向，即易与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看成是最好的，是优于其他人的。这种文化中心主义自古就有，可以说世界各族群文化相处上文明发展处于先对先进位置的民族常有的状态。
春秋时居民中有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区分，各诸侯国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华夏，他们把较为落后的小国或部称之为戎、狄、蛮、夷。而欧洲中心论则把文化中心主义的精神发展到了极致，并利用强大的历史哲学和理论、方法将“欧洲中心”变成一种信仰，以最不易于察觉的方式向世界扩张。欧洲中心论，作为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世界的影响是多层面的：让欧洲以及非欧洲世界无视历史真相的存在，也忽视其他地区的文明贡献，因而导致欧洲对西方以外的世界缺乏理解，而非西方世界学者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最终造成整个世界，包含学术界在内，长久以来都是以西方意识作为主体意识的现象。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拟分析这种文化中心主义——“欧洲中心论”和世界史体系之间的关系。
二、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学的影响
欧洲中心论对于世界史学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既有赤裸裸的显示，又有温情的，不易察觉的影响。因此，我们将“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学的影响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1.显性的影响。表现在世界通史编纂的内容比重和世界史体系方面。表现在以往编纂的世界通史的欧洲的内容比例过重，世界史成了以欧洲式为主轴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我国学界早有察觉。早在1928年，雷海宗先生在评论韦尔斯所著的《世界史纲》时，就提出该书作者在谋篇布局、篇幅比例方面存在着问题。吴齐本《世界史》是一本整体史观指导下的开创之作，但在近代史编纂的比例上，仍存在严重的不平衡问题。该书的近代史编上下两卷共6章24节中910页，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合在一起大约只占21%的篇幅，其中79%的是关于欧洲和北美的内容，因此，认为该著作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例如早期对世界历史的分期问题，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世界由多个文明中心组成，每个文明的发展过程有早有晚，有急有缓，世界历史进行统一的分期是没有意义的。
2.隐性的影响。表现在世界史的逻辑前提和研究方法上。这一切要归功于西方强大的历史哲学。西方学者从宗教、种族的、环境、文化的维度来阐释欧洲文明的优越，并把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设为世界历史的前提假定，由于宗教、种族的、环境、文化是变化较慢的因素，因此欧洲的先进是永恒的。认为欧洲的道路具有普遍性，把其他一切文明的欧洲化是说成具有绝对的“世界意义”。此外，还表现在创造了一系列基于欧洲自身的发展经验的概念。这导致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在承认西方的先进性的同时，对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进行分析时，往往以西方为标准，非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的阐释都以西方确定的标准为圭臬。西方文明成了参照体系，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往往被机械地表述为对西方历史和发展道路的模仿和赶超。
三、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批判和超越
“欧洲中心论”的危害是巨大的，如果我们不对此警惕，我们的历史叙事将会被同质化，而一个无法真正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悲哀的。对此我们要反思、批判和超越。反思是批判的前提，批判又是超越的前提。反思什么?为何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已持续有年，为何仍不能走出这种文化中心论的影子?
(1)欧洲中心论史观在意识形态上对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研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短时间内是难以清除的。这是这种文化中心主义长期浸淫的结果。在西方的世界史编纂方面，以反欧洲中心论为根基的世界历史的解释，具体表现形式为以全球史观，人类中心史观和多中心史观。
例如威廉·莫克尼尔通过考察和对比通讯和运输网络，认为欧洲的先进与它得天独厚的位置密切相关，这与黑格尔的“地理决定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人类中心的史观代表认为是贡德·弗兰克和巴里·吉尔斯，他们主张以涵盖面较广的世界人类中心论来代替欧洲中心论，认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能够也必然会超越意识形态上的文化自我肯定，通过多样性认识到我们历史的整体性和时代的统一性。关注人与资源和环境为核心，人类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
多中心史观则走得更为极端，如萨米尔·阿明的东地中海沿岸理论和以及非裔美国学者提出的“非洲中心论”。强调非洲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以及非裔美国人对美国的贡献。前者故意回避“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这个问题，后者则是用另外一种文化中心主义来代替“欧洲中心论”，而且其论据的落脚点仍落在西方文明上，强调非洲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从而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
(2)世界学术格局严重失衡。在学科、理论方法以及在知识贡献上，西方世界建树颇丰，非西方世界在批判欧洲中心论时，知识储备则显得单薄，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J·M·布劳特在其《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列举了八位对欧洲中心论有重大贡献的学者，他们各自从不同的维度论证了欧洲文化的先进地位和优越性，这其中包括文化决定论者马克斯·韦伯的《新教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林恩·怀特的《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化》，认为欧洲人有着举世无双的发明才智和伟大科学技术，等等。而与此相对的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则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显得不足。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理论和方法大多是由衷的崇拜，他们引进多元化的理论，用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模仿现代西方的模式构建了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叙事，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欧洲中心论，这种局面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的编纂和叙事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中心论”批判意识增强，甚至一度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局面，但在批判的理论和方法储备上则显得薄弱。由此可见，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那么怎样批判“欧洲中心论”呢?其内涵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不可以对其全盘否定。对此，马世力将“欧洲中心论”的合理部分和不合理部分剥离开来，将“欧洲中心论”分为“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和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
(1)二者的内涵不同。马世力认为，“欧洲中心论”在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展的中心的这个层面是合理的[2]。怎样理解“欧洲中心论”的“欧洲是世界近现展的中心”这个层面呢?马世力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有中心的，这里的发展中心定义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的先进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示范作用以及地位”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来证明中心存在的合理性，“中心的存在恰恰是历史发展不平衡的必然产物和表现形式”，只有历史发展还不能消除不平衡性，也就不能没有历史发展的中心，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一种发展形态的示范作用，并比较二者的区别：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建立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方面，这种“中心”具有暂时性和阶段性，而“欧洲中心论”则是建立在地理决定论和种族优越论基础上，因此具有永恒性，因此是不合理的，要坚决批判的。
(2)在研究方法上。“承认欧洲曾经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中心”是遵循了从个别到一般的思维方法。西欧或者欧洲，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因此，它才能起到示范作用，在一定时间内占有中心地位。而“欧洲中心论”者使用的则是以个别代替一般的方法，认为西欧或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就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完全否认和抹杀了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与贡献。
(3)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内容的界定的不同。这里的“欧洲”包括欧洲各民族、各进步阶层，尤其是无产阶级，而不仅仅是欧洲的资产阶级。
欧美文化论文篇13
应该说，欧盟东扩本身，是欧美共同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取得胜利的结果。冷战的结束，是欧美密切配合的产物，而这便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前提。此番加入欧盟10个国家有8个是前苏联经互会成员，而在这些国家中推广市场经济、建立民主制度、维持稳定局面，显然也是欧美共同追求的目标。然而，这样的共同利益并不能遮蔽正在实现的东扩给跨大西洋关系带来的现实挑战。
在行而下的基础，欧盟的扩容，是欧洲式的市场经济的扩展，是欧盟经济势力范围的延伸，而这则是以多年的经济实际发展作为支撑的。从外贸结构看，新成员对欧盟的出口大都占了其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2002年统计，波兰75％，捷克66％，立陶宛50％，匈牙利76％），它们对欧盟市场的占有则从1990年代中的9.5％上升到了近年的13％。以上数字证明了新成员与欧盟、而非美国的经济亲缘。在欧美经济摩擦日益激烈的今天，这种关系无疑将在竞争的天平上为欧洲增添砝码。
仅以上述几句话说明新成员加入可能给欧美经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然失于简单。事实上，政治甚至舆论的走向，都会有其经济的表现。当下，欧洲人一个相当普遍的心态是，东扩是欧盟十年来投入大量资源和心血的结果，而由美国牵头的北约却坐享其成。与此同时进行的北约东扩，先行一步已经将大体相同的中东欧成员国纳入这个冷战遗留下来的战略合作组织之中。在不少欧盟成员看来，这不是没有“我播种，你收获”的感觉的。美国人常常取笑欧洲人“好搭便车”，如今这一话柄倒是落入了欧洲人的手中。
取笑归取笑，北约与欧盟确实是功能不同的两个地区性组织。前者强调战略合作，或可称为集体安全组织；后者则主要是一个经济政治合作组织，战略问题暂时还不是欧盟的主要功能。这种不同既为两个组织的同时存在（同时东扩）提供了依据，也带来了两者关系中一个较“心态”更为实质性的问题——欧盟希望新加盟的成员国将本国资源集中投入到各自的社会经济改革当中，以便更快地追赶一般成员国的发展水平，更好地融入“欧洲”；而北约则要求这些国家将国家资源用于军事改革，全面提升国防能力，以达到北约的一般标准。当然，北约不等于美国，而它与欧盟也都有着发展战略防务和加强安全合作的诉求，但是，它们对于新成员国的不同期许，势必对未来的美欧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外，新成员国，尤其是波兰，其内部发展也有值得瞩目之处。多年来，美国把波兰作为中东欧的“领袖国家”加以栽培，宣扬波兰“天然地具有大西洋主义的情结”，而波兰的改革进程中也颇多美国的烙印。这一态势的发展，不但令欧盟一些现有成员国侧目，也使得近旁的捷克和匈牙利等国感到不安，而波兰对伊拉克战争的全力支持，更令欧洲舆论惊呼：美国要分化欧洲！而近来，尤其是西班牙“3·11”爆炸案后，波兰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开始松动，并趋向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老欧洲”，甚至可能在西班牙之后从伊拉克撤出军队。而这，显然不是美国喜闻乐见的。可以预见，在伊拉克战争中“表现积极”的欧盟新成员立场的回摆，会进一步借欧盟东扩之机作用于微妙变化中的欧美关系。
如果说欧盟东扩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还只在微妙的开始，那么它给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政治环境带来的变数则已相当明显。伊拉克战争后，俄欧的疏离世人有目共睹，国际舆论对此也没有太多争论。
然而，特立独行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总是叫人吃惊。这几日，他一改对欧盟对俄政策的批评，称“欧盟的扩大不是问题”，令来访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及贸易代表拉米大为高兴，而就不久前，他还公开指责欧盟主席国的轮值制度“不合时宜”。一时间，对俄欧关系感到悲观的政治评论家们纷纷调转笔锋，欢呼俄欧之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调处大国关系的一个特色就在于“回到欧洲”——坚持自己是欧洲的一员，刻意接近欧洲和欧盟。三年前，笔者在华盛顿目睹的一场辩论可为佐证。当时，俄罗斯议会外委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卢金热情洋溢地将欧盟称为“和平的表征”，至于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他则颇不以为然地指为“冷战的最大遗产”。此语立即遭到布热金斯基的反唇相讥，他预言：加入北约，将成为中东欧国家自己的愿望。
而历史似乎总喜欢站在美国人一边。“9·11”后，普京抓住机会，通过合作反恐，大幅度推进了与美国的关系，直至2002年，布热金斯基的预言成真——俄罗斯以非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加入北约，双方签署《罗马宣言》进行合作。而俄欧关系在伊拉克战争之后陷入了低谷，表面上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加里宁格勒“飞地”、俄罗斯加入WTO等问题，但归根结底，这仍是对一种正在发生的改变的不适应——欧盟东扩之后，该如何发展俄欧关系？双方显然都还不甚明了。
那么，欧盟东扩到底给俄欧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困扰？一是1997年俄欧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的适用范围的问题。协议签订时，欧盟只有15个成员国，此番扩容就带来了旧协议是否使用于新成员的问题。显然，俄罗斯方面希望的答案是“否”，由于欧盟吸纳的多是中东欧原属苏联阵营的国家，莫斯科担心协议一旦适用，则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这些国家原有经济联系的中断，失去从苏联继承下来的一些特权。而欧盟的答案则是明明白白的“是”，因这本身是欧洲一体化的要求。目前双方已就此展开谈判，考虑协议适用的过渡时期和对俄罗斯的补偿等。
二是加里宁格勒“飞地”问题。依据旧制，加里宁格勒居民可直接通过波兰、立陶宛进入俄罗斯腹地。但随着波兰、立陶宛加入欧盟，它们与加里宁格勒的边界将成为欧盟的对外边界，而依据欧盟的申报协议，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腹地的往来将变得相当困难。为此，俄罗斯与欧盟发生了激烈争执。
三是俄与欧盟新成员的贸易关系。在俄方看来，欧盟东扩将使它遭受多方面的经济损失，包括新成员按照全欧标准执行比过去更高的关税，俄粮食和畜牧产品的出口也将受限制，而这样的损失将达到每年3－15欧元。另外，欧盟东扩还引出了在新成员如何保护讲俄语人群的权益的问题。
而如前所述，俄欧关系在历经数月的低潮后出现了转机。前天，俄罗斯方面宣布，俄欧间新的合作协议文本已经敲定。据称，除了加里宁格勒问题与保护俄语弱势群体的问题尚待解决之外，其余问题都已经迎刃而解。由此看来，虽俄罗斯对一些欧洲国家固执己见仍有不满，甚至暗示备下后手以应不时之需，但妥协已成定局。
俄罗斯对欧盟关系历经一番争执，依旧回到了后冷战的的一般逻辑上来。应该说，在对欧洲的问题上，多数俄罗斯人是抱着“被攻击者”的心态的，这也使得双方关系虽有多年苦心经营，仍不免受挫。但在欧盟与北约同时东扩，而俄罗斯却无力抵抗的背景之下，虚与委蛇、在美欧之间巧妙周旋，似乎仍是普京唯一的外交出路。最近，有俄罗斯友人告知：“欧盟东扩对俄罗斯而言，冲击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欧盟与俄罗斯相得益彰。”也许，在一个长时空中，欧俄相对接近仍是定势。
从欧盟东扩所引发或蕴含的大国关系变化大体上是朝着戴维·卡莱欧教授所揭示的“三极泛欧洲体系”构架在发展着。其实质是以欧、美、俄三大块都保持各自的特征，以自觉或不自觉地构建均势体系来确保欧洲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和平与稳定；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欧洲竞争态势的相对上升，俄罗斯仍然拥有大国间斡旋的巨大空间，而美国则是无近虑、有远忧，真正要象布热津斯基先生所云：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但也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在往后的15—20年中，要学会与欧洲，中国等国平起平坐。
大国关系的这种日积月累的缓慢变化在欧盟东扩的推动下显然是加快了脚步。而这种变化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机会大大地多于挑战。
首先，欧盟东扩的结果是一大批非典型欧洲文化国家，或称之为是属于欧亚文明结合部国家加入了欧盟，这样使得欧盟原有的单一西欧文明背景显得五光十色。法、德、意、英这样一类典型的传统西欧文明国家开始与来自中东欧地区、东南欧地区、波罗的海已将各种语言各种文明背景的新成员国同坐同桌旁边商讨欧盟一体化的大业。欧盟文化背景的迅速多样化，使得欧盟不光将有更大的空间来扩散欧洲文化的影响力，而且也使得自身从欧洲偏远、边缘地区文明获得更多滋养。这样的一种趋于多样化、尊重多元文明的发展趋势必定产生外溢，使得欧盟在与非欧文明国家交往时更具有建设性态度。欧盟政治文化的这种宽容态度无疑为中国与欧洲间的提升交往水平提供了基础，为此作了注脚。 其次，欧盟新吸收入盟的十个成员国大部分都是与中国有着较为紧密的传统关系的原“东欧国家”。多年以来，在欧盟社会经济标准线的导引，推动之下，这些前东欧国家的转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笔者数月之前前往东欧访问，特别是捷、波、匈等“维谢格拉德”国家蓬勃向上的相当振作的精神状态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作为传统市场，如果这里的经济发展态势顺当，那么，对于希望扩大海外市场的中国来说，也无疑是一大福音。
此外，随着欧盟向东扩展，处于欧亚大陆两端的西欧与中国的共同利益也日益彰显。当年，德法各曾有大力发展欧亚大陆心脏部位基础设施、特别是大幅度推入进公路、铁路建设的宏伟理想。欧盟这一构想的实施方向甚至还包括俄罗斯、中亚等独联体国家这样的一种发展计划是以打通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到出海口通道为目标，从长期看，中国显然是受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