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教育论文篇1
一、专业教学网络与现代教育技术媒体的开发
现代教育媒体的开发，从技术角度来看是可行的全球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进步导致了新一代知识智能媒体的发展，产生了网络大学(虚拟大学)，这是远程教育的重要特点和今后的发展方向。承载教学媒体的信息可简单的分为实时性和非实时性两类。多媒体信息则非常适应非实时性的传输要求，且价格较低，利用非实时性传输中有一定的延时的特点。像文本、图片、声音、动画等形式的多媒体信息，就可以在低速网上通过电话进行传输。Internet和Intranet上大多采用这种非实时性信息传输方式浏览信息，这非常适合具有交互性的多媒体课件。
二、多媒体课件的应用前景以及精品课件的建立
先进教育论文篇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本，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所决定的。
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员的天职，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靠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实际工作去影响群众，带动群众的，从而形成千百人的实践活动。
之所以有些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恰恰是由于我们党内的极个别人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心里装的不是群众，而是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捞取好处，，最终成为人民的罪人，严重地败坏了党的形象。从这些腐败分子演变的过程看，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忘记了群众，忘记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能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私欲膨胀，争名夺利，从而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因此，必须引起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深思和警觉。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永恒的，要真正做到这一点。
首先，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以基本理论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要自觉地加强思想改造，清除头脑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真正理解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扎扎实实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第二，要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模范地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正如同志指出："领导干部讲政治，最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实践，体现在自己的日常工作和学习上"。无论自己从事什么工作，都要树立高度的责任和敬业精神，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一切都要以党和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要克服华而不实，飘浮虚荣的工作作风，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对工作勤勤恳恳，求真务实。
第三，要善于学习，掌握工作的本领。我们从事的工作，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新内容，没有雄厚的文化知识，管理知识，现代科技知识，尽管有再好的愿望，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不断地更新知识，丰富自己的工作技能和实践本领，善于在工作中开拓创新，提出新的思路和见解，这样才能把良好的愿望和实际工作效果结合起来，实现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二、党员要保持先进性，就要坚持学习，树立正确人生观。
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不是天生具备的，而是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践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总结和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才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认真、系统地学习，特别是学习政治理论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共产党员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文化，学习科学技术，才能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业务能力；只有通过学习政治理论，用马列主义、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备卓越的领导能力，防腐拒变的能力。
同志多次指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首先要讲学习。讲学习是讲政治的前提，只有不断地加强学习，才能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攻坚阶段，我们面临着复杂的形势，要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遵守政治纪律，提高政治鉴别力、政治敏感性，防止和排除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的干扰。要做到这些，不学习、不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思想是不行的。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就不能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就不可能有高度自觉的政治意识、坚强的党性和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我们要联系实际工作和思想实际，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国际国内各种各样的考验，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从根本上说靠的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靠的是全党对这一理论的学习和实践。今后，我们要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仍然要靠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仍然要靠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认真实践这一科学理论。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号召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五大的要求，进一步增强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和紧迫感，掀起学习的新高潮。
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在思想上保持高尚的境界。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但精神境界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学习和实践中培养和塑造的。讲正气，必须养正气，这就要不断的学习和读书，知识多了，本领就会增大，精神境界就会提高。读书使人高洁。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一个不读书、不学习的人，必然会鼠目寸光。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形势，一些人之所以犯错误，甚至犯罪，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读书、不学习，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学习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平，增强做好工作的本领。当前，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革命，现代化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实力的竞争。我国是发 展中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坚定不移的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因此，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习科学知识，坚持不懈地用科学精神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各方面的工作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社会的进步多作贡献。
学习是前提、是基础。不学习，政治上就不可能成熟，就不可能自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能很好的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就不会对人生观有清醒明确的认识，也就不会准确地领会、体现人生的价值。对学习的重要性，总书记还强调指出："我们面临的形势、肩负的任务和干部队伍的状况都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共产党员，他们曾有过光辉的历史与业绩，但功成名就后，却放松了学习，放松了思想改造，在物欲面前倒下了。面对前车之鉴，每个共产党员要结合自身的情况，结合自身的工作特点，抓住学习不放松，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
三、党员要保持先进性，就要身先士卒，处处起表率作用。
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要体现时代的要求，做到：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各项政策，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在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始终是冲锋在前，这当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如：全国著名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1948年5月25日，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他以身体当支架，手托炸药包，炸毁了军据守的桥型暗堡，壮烈牺牲，时年19岁。抗日战争时期的刘胡兰，十岁就参加了抗日儿童团，作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发动了内战，刘胡兰在党的教育下，投入了新的战斗，十月，她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十三岁任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十四岁的她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候补党员。不久回云周西村领导运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被捕。在敌人面前，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审庭上，以"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怕死不当共产党"的英雄气概，痛斥了敌人的利诱和威胁；刑场上，以"我死也不屈服，决不投降"的大无畏精神宣告了敌人阴谋的破产；在敌人要用机枪扫射群众的关头，以自己的身躯挡住了敌人的枪口，保护了群众的安全；铡刀前，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光荣就义。刘胡兰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壮烈牺牲，她的精神不死，英名永存。1947年春天，同志为她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全国解放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以更饱满的激情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样涌现出许多模范人物。孔繁森，1979年4月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自觉服从组织的安排，毅然放弃"高堂在，不远游"的古训，告别年逾古稀的老母、体弱多病的妻子和三个尚处幼年的孩子，首离桑梓，到海拔4700多米的自治区岗巴县任县委副书记，历时三年之久。1988年，已任聊城行署副专员的孔繁森二离桑梓，任拉萨市副市长。1992年12月，二次赴藏已期满，由于工作需要，自治区党委希望他到条件更为艰苦的阿里地区任地委书记，此时，他又一次舍"小家"顾"大家"，留了下来，到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地区任地委书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行程8万多公里，跑遍了全区106个乡中的98个，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寻求阿里地区摆脱贫困，实现富裕的振兴之路。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孔繁森同志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优秀领导干部中的杰出代表。他有着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坚强党性，热爱人民、服务人民的满腔热忱，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开拓进取、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召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建立中，共产党员更应该勇立潮头，勤于思索，敢于实践，做改革开放的弄潮儿，而不能成为观望者和懦夫。在当前的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两种价值观、人生观一碰撞，必然会产生一些消极因素，这时候就更要求我们的党员要发挥榜样的作用，冲锋陷阵，吃苦在前，处处起表率作用。
四、党员要保持进行先进性，就要克勤克俭，生活上严要求。
先进教育论文篇3
（1）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也是如此，其理论源泉不仅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而且也包含着来自各门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和启迪。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和方向是一致的，它能够容纳科学技术革命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并深刻阐述它的社会意义。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又无不体现着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发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源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开放和发展中不断自我完善，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长足发展，并形成具有各国家各民族特色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2）先进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求真的科学精神，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要求，能够促进思想道德建设。先进文化所蕴含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鲜明的体现和彻底的贯彻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在总结新时期的进展时，都把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列为第一条。任何权威、任何情感偏见，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理论的都不能作为判别真理的标准。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3）先进文化能够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先进文化对塑造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在提升人的精神、开启人的智能、变革人的思维方式等方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先进文化表现着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和能力。先进文化活动内含求真、向善、达美之内容，因而能使人感受到真善美的体验，引导人们摆脱混沌、野蛮、愚昧、无知，逐步走向自由、走向文明。文化知识掌握得越多，主体性就越强，精神境界越高，自由发展的空间越大。先进文化提供的理论和方法是人们提高认识能力的强大的精神武器。认识是理性思维的表现，是实践活动的重要前提。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先进文化的进步不仅为人们提供理论科学知识，而且也为人们提供相应的思维方式，促进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先进文化的建设作用
先进教育论文篇4
1、在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方面：
指出：在此项工作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和居于“优先发展”地位的教育，一是加大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力度，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二是要努力建设学习型社会，在全社会树立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的学习培训，使每个人都不断获得新知、增长才干，跟上时代前进步伐。
2、在培养优秀人才方面：
对优秀人才提出了三个标准，即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弹性学习的制度、高度重视实践和实训环节的教学手段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将会极大地提高学员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尤其是在提高学员的实践能力方面，职业教育相比其他教育部门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而在优秀人才的培养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在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方面：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占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一半以上。“十一五”期间，为社会输送2500多万名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1100多万名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每年培训城乡劳动者上亿人次。如果在对如此庞大数目的学生或学员进行教学或培训时，加强对他们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很显然，在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方面，职业教育将会起到十分巨大的作用。
高等职业教育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事业中的发展方向
1、在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方面，高等职业教育应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的学习暗训，使每个人都不断获得新知、增长才干，跟上时代前进步伐。
“素质教育”提出的时间不长，但论述甚多，指出的“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的学习培训”进行素质教育的这一办法，却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特长。
从现代教育学的意义上来说，高等职业教育是普通高等教育的产物，也就是说他是普通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但其实，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理论角度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高等职业教育的产生是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产物。传统的以培养“通识博学、具有高度教养和全面发展的通才”、“吸收高深领域知识”、以培养“社会精英”为目标的“象牙塔”式的普通高等教育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于是，高等职业教育应运而生。但也许是由于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先来后到”的关系或者说“师承关系”，也许是由于人的思维定势或者行为习惯，我们在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时候，不自觉地就照搬、照抄普通高等教育的模式和方法。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工作有那么点进步，那就是我们正在设法从普通高等教育的“巢臼”中摆脱出来。本人认为：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区别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其具有普通高等教育所不具有的“多种形式和渠道的学习培训”制度。比如刘淳、龙雁二位就高职教育教学模式提出了如下设想：从高职培养目标定位分析，高职课程设计应采用四级模式结构：基本文化素质、专业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岗位技能培训。其中：文化素质教育是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专业基础理论是培养学生的发展潜力：专业技能是高职教育的核心模块，是培养学生的特定技能，这个模块的课程要根据特定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群对能力的要求来设计：岗位技能培训主要通过校外实习、有针对性的模拟岗位培训来完成，旨在培养学生适用岗位的能力，以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2、在培养优秀人才方面，高等职业教育应加强如何培养有创新能力人才的研究。
提出的人才标准是有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应该承认，高等职业教育在如何培养有学习能力、特别是有实践能力的人才研究方面，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成就，也有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我们也必须坦率地承认：在如何培养有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的同时又有创新能力的学员方面，我们的研究工作却显得相当苍白，
本人认为，提出“创新能力”的背景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自主创新提到了实现科学发展、推动民族振兴的战略地位，那就是“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显然，国家着力自主创新，当然有赖于其国民的创新能力。只有大量的有创新能力的国民的出现，国家才能拥有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处于领先和不败的地位。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创新能力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仍遵循“实践――认识(包括学习)――再实践”的发生和发展模式。所以，从逻辑上说，如果我们能找到加强学员提高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方法和途径，我们就一定能找到提高学员创新能力的方法和途径。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提高学员创新能力的基础。如果我们还没有找到，那只是我们还没去找或者说还没努力去找的缘故。
先进教育论文篇5
（二）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当中国教育学者穷尽自己的力量去承接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或开始对传统文化特色予以高度重视时，尽管其价值取向是正面的，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如果他们不解决“破旧立新”的问题，就算多么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无济于事的。换言之，当代的中国教育学者一方面要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创新影响传统的继承。但是，我国教育理论本身就沿用了西方模式的大环境下，他们该如何厘清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传统教育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与先进教育理论发生碰撞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看见的东西均未超出“胚胎”、“萌芽”、“历史”的范畴。这难免会使广大中国教育者陷入理论困境中。由于无法在传统中找到可以与先进教育理论相抗衡的东西，教育学者们便只能徘徊于西方教育理论的框架中，同时也使得中国教育者即便是尽了最大努力去发展本土教育理念，但触碰到西方教育理论，却又被打回了原形［2］。其次，由历史原因引发的困境。受中国教育学者自身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会因为教育理论中国化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而陷入困境。他们熟知近现代教育理论的一切内容，而且可以轻松地阅读各种外文文献。在他们眼中，古文比英文更为复杂、陌生。目前，除了专门从事古文研究的学者之外，我国很多教育学者都不太了解古文，这已成为了我国教育学界的普遍现象。这种困境阻碍了他们传承传统文化的脚步，也切断了他们与古代文化典籍的联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研究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效果。
二、后现代教育理论下中国化文化的出路
（一）改变先进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
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感。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表明，西方文化并非“先进”的代名词，现代化也并非西化。换言之，落后并非是“传统”的代名词。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应该用“好”、“坏”二字来形容传统，只是因为人们看待传统的观点不同，因此才会产生好与坏的看法。如果简单地把西化视为现代化，将先进文化视为西方文化的话，那么异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就是坏的、落后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中的“礼”，就被视为一种落后的表现，因为它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尽管我们早就摆脱了传统礼仪的枷锁，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学校中、街道上、公共场合里，依然可以看到各种丑态百出、缺乏教养的行为。尽管在当代社会已经见不到“三跪九叩”这样的大礼，但见到长辈鞠躬、行礼也未尝不可。在教育领域中，已失去了用于划分传统与先进的界线，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特地对教育的范畴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严格来说，这种划分方式就是人们排斥落后，追求先进的一种表现，再进一步说，这种划分方式无疑是想让大家认同现代教育的先进性与传统教育的落后性。就教育而言，在不考虑社会因素的情况下，这种区分是很难明确的。就算可以根据时间区分这两种范畴，也无法明确教育观念的归属。如果再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尝试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不成熟的表现。要知道，无论哪一个时代都在努力的寻求“教育是什么”的答案，如果早已对自己时代和社会的教育实质了然于胸，又何必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教育理论和实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充满了时代性，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传承性。人们只有通过解释和补充上一代的教育观念，才能得到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新观念，如果没有上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作为支撑的话，这种解释与补充是无法实现的［3］。就拿教育组织形式来说，当今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乃班级授课制，这种组织形式是在个别教学形式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班级授课制却始终未得到现代教育史上几次大规模教育组织形式改革的认可。与传统教育相比，尽管现代教育中的个别教学在性质和复杂程度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就个别教学来说，现代和传统是高度统一的。在历届教育改革中，人们用于取代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就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二）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基础
西方教育理论中国化作为后现代教育理论中国化的代表，是以中西方文化交流为支撑的，我们要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和接受西方文化，同时又要自觉地抵制其不良文化的侵蚀。一方面，在对后现代教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进行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全面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历史结构与逻辑习惯，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后现代教育理论在中国变成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另一方面，倘若我们仅一味地接受外国教育理论的模式，而不用本民族的特性对其进行创新的话，就会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导致中华民族文化出现断层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敞开心扉地去接受和传承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拒绝、排斥。与国外教育学相比，我国教育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加之中国学者在探索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常将教育传统视为一种“落后”的东西，因而难免会对外来教育表现出崇拜之情。要知道，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教育传统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就无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鉴于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是必需的，我们不能因为其是“过去式”就不假思索地舍弃，而要是看到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4］。所以，在外国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公平地对待中西方文化，而且要努力为中、西方文化搭建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三）反思性地运用
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导致二者的发展现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中国教育，都面临前代和现代的问题。正如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说：“我们是旧病未愈，又添新病。”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当代中小学学生所接受的仍然是一种奴化的教育，一方面，他们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自己的话。相比之下，“五四”时期主张说真话、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另一方面，当今的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长辈的宠爱使他们养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思想，同时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越来越物质。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教育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遭遇了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以一种反思的态度来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5］。毫无疑问，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一些主张的确起到了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作用，当然也不乏一些不符合中国教育现状的论断，甚至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观点与主张。有些学者表示，引入后现代教育理论的目的是补充、完善现代教育，而非否定现代教育，所以现代教育理论永远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我们应该树立一种有限理性的教育观，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不余遗力地挖掘非理性的潜力，另一方面又要大胆地承认理性精神的启蒙作用；我们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去发展教育，树立与人类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教育观，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同时要正视人类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造成的破坏，反对过分夸大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批判和反思人类命运和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我们还应该树立诗意理性的教育观，既要鼓励浪漫、诗意的教育理念，又不能有失分寸，显得过于主观，这样才能赋予教育观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我们要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树立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教育观，还要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去弱化科学的技术性与工具性［6］。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不放弃现代教育主张的前提下，科学地、理性地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学会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优秀观点去对现代教育进行补充与完善，甚至创新现代教育，最终使现代教育变成一个先进的、多元化的教育理论。
（四）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每种文化之间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和”性的。所以，在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基础上，我们应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简言之，这是一种多种文化中间从“不同”达到特定意义上的“同”的过程。这里的“同”并非意味着要同化中国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或是在这些文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位置，更不是取代这些文化，而是要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集，并以此为依据，准确把握文化的多样性，并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本国传统教育文化，或是抬高西方教育文化，而是要建立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教育世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为中西双方教育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最终体现出“和而不同”中“和”的内涵。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拓宽中国教育发展的眼界，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且还能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先进教育论文篇6
今天的会议有四项议程：一是进行大会交流发言；二是宣读表彰决定；三是对优秀论文作者代表进行颁奖；四是请市委副书记、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__*同志作重要讲话。
开展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研讨活动，是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市委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经市委同意，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专门下发通知进行部署。全市各级党组织积极响应，认真组织，围绕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主题，有效整合研究力量，组织专门人员攻关，广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研讨活动，取得了丰富成果。通过研讨活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深化了对党的先进性建设重大战略思想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初步总结了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成功经验，有力地促进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的建立健全，推动了先进性教育活动和党的先进性建设。
根据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的要求，各地、各部门向本次研讨会推荐论文233篇。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专门成立论文评审组，对这233篇论文进行评审。评审的标准主要有四条：一是紧扣“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与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个主题；二是理论联系实际，重点突出；三是勇于探索，富有新意，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四是逻辑严谨，文风朴实。经过严格认真的评审，并报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同意，最后确定入选论文50篇，其中的4篇将在今天的会上交流。从总体上说，入选论文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各地、各有关部门都有论文入选；这些论文既体现研讨主题，又各有特点，基本覆盖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主要内容，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集中反映了我市先进性建设理论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现在进行大会交流发言。
首先请__供电公司党委书记__*同志发言，他交流的题目是《——》，大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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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请__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__*同志发言，他交流的题目是《——》，大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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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请__市委党校马列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__同志发言，他交流的题目是《——》，大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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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请__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__同志发言，他交流的题目是《——》，大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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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__*同志宣读表彰决定，大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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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对优秀论文作者进行颁奖,分两批进行，首先请__*等8名同志上台领奖，大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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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请__*等8名同志上台领奖，大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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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请市委副书记、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__*同志作重要讲话，大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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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__*代表市委作了重要讲话。他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科学阐明了党的先进性建设重大战略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重要指导意义，充分肯定了我市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的丰硕成果，对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研究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用党的先进性建设重大 战略思想指导先进性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讲话立意很高，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指导性，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结合实际贯彻落实。4位同志紧紧围绕会议主题，从永葆党的先进性、服务率先发展、提高党员干部执政能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不同角度，作了交流发言，既有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探索，又有对实践经验的理性概括；既有对现实问题的具体分析，又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同志们，>！
一要传达会议精神，提高研究水平。会后，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把会议精神向党委（党组）作一次专题汇报，紧密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提出贯彻会议精神的具体意见，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要紧紧围绕__“两个率先”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实践，有计划地开展课题研究和理论研讨，抓住最需要解决、最值得总结的问题，选准研究课题，深入进行研究，努力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新观点、新思路，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进一步提高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研究的水平，不断推动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研究和先进性建设迈上新台阶。
先进教育论文篇7
Key words:lifelong education; education succeeding to the heaven; fixing the mind on learning; no graduation
涂又光先生是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高足，在冯先生晚年和过世后，不论是中文稿，还是英文稿都由涂先生整理，包括中译冯先生有名的英文著作《中国哲学简史》，编篡《三松堂文集》等。涂先生深得冯先生真传，但又自成一家，别具个性，形成了自己以道家为主根的儒、道、佛统一的哲学观。近年来，涂又光思想研究渐成气候[注:涂又光先生原是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师，现为高教所资深教授，主讲《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教育哲学》，是我博士时期的老师。近年来为传播和弘扬涂先生的教育思想，华中科技大学将“涂又光教育思想研究”专门立项，作为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涂先生所任职的教育科学研究院还专门组织了涂又光教育思想研讨会；今年涂先生80大寿之际，又准备出版涂又光教育思想研究文集。]，2006年涂先生80大寿之际，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又准备出版涂又光教育思想研究文集，以示庆贺。作为涂先生的学生，笔者深受教益，常怀感恩，不揣浅陋，特撰此文[注：为弟子的，深受老师教诲，有责任、有义务传播和弘扬老师们的思想和精神。为作此文，我重新阅读涂先生的著作以及当年听涂先生课的笔记，似乎在觉解上又进了一步，也是一种“反刍”。写作过程中，兴之所至，多次在电话中向涂先生请教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永远“不谈毕业”的学生。]，表达一种感恩之心，亦贺涂又光师健康长寿。
涂先生始终将教育定位于文化领域，站在哲学的高度，坚持实践高于认识的认识论原则，坚持特殊高于普遍的本体论原则，提出不少原创性的观点。要理解涂先生的教育思想，首先要从教育哲学的高度去理解。在其著《中国高等教育史论》和给我们的授课中，涂先生提出，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是15岁以后的、贯穿生命全过程的终身教育。这么说时，他喜欢说“不谈毕业，死而后已”，“终身教育，死而后已”。本文选择涂先生的终身教育思想来解读，论题醒目地用上涂先生的原话，如果你一见题目就有所触动或惊异，也就不难想象涂先生讲课的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和入木三分。
一、继天而教
人性论影响教育观。中国传统思想总是将人性与善恶联系起来，并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人性学说：一是“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需要通过教育，使得人性中的“善端”发挥出来；与此相反的观点则是“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需要通过教育，明辨是非，惩恶扬善，使人趋善避恶。这两种观点都从各自立场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对此，涂又光先生却认为，作为一种教育哲学，可以继承的，既不是性善论，也不是性恶论，而是性灵论。也就是说，人性既非善，也非恶，而是“灵”，万物之灵的“灵”。正因为人性灵，人才既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才需要受教育，趋善避恶；正因为人性灵，人才蕴含发展的可能性，通过教育，可使人的发展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正因为人性灵，人才有发展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不仅如此，人类的全部文明都是“灵”创造出来的。可以说，性灵论超越而且包含了性善论和性恶论；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把人性说死了，性灵论把人性说活了，体现了人性丰富灵动的生成性。
根据涂先生《中国高等教育史论》的论述，最早主张“性灵论”的是西汉“为群儒首”的大思想家董仲舒[1]。董仲舒认为：“人受命于天”，“得天之灵，贵于物也”[2]。他说：“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3]
也就是说，禾结的是谷，不是米；谷要通过人力加工才能出米；人性中的善，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外在的“王教”。“王教”也就是“教”，这里“王”是修饰词，表示神圣之意，相当于称English 为King's English。
董仲舒“性灵说”的“微言大义”，与西方哲学家提出的“人是万物之灵”不谋而合，但长期受到遮蔽，甚至1949年以后很少有人这么讲。在讲《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教育哲学》时，涂又光先生将其明确化，生动化，通俗化，而且他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说，并以此作为起点，主张“继天而教”( education succeeding to the heaven)的教育哲学，作为一种教育发源论。
涂又光先生认为，教育发源论不同于教育起源论。教育起源论，讲的是教育起源的历史，属于教育史；教育发源论，讲的是教育发源的理论，是个结构概念，不是时间概念，属于教育哲学。根据教育发源论，人是“继天而教”，是“天生之，地养之，王教成之”，是“天生之，地化之，人成之”，也就是说，人性的完成要靠教育；人一形成、一出生，就要接受教育（包括胎教）；只要是个人，就要接受教育。反过来说，人虽然天生性灵，但如果得不到教育，性灵就不能实现、不能完成，灵性就会湮灭。 “继天而教论”有着深厚的理论价值。教育是人的权利，是天赋人权，同时也是人的义务。既然教育是人的权利和义务，那么人必须受教育，社会和家庭有责任和义务让孩子受教育，“有条件要教育，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教育”。现在讲义务教育，很多人没有明白义务教育的真谛，上升到“继天而教”的高度，就容易理解得多。此其一。
“继天而教论”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现实中，一提到教育，我们口头上喊得很响：“优先发展教育！”实际上却总舍不得多投资，似乎是国家还不富裕，整个蛋糕也就这么大，能有多少给教育呢？这实际上是一种实践上的“富而后教论”，不管口头上承不承认。因为从教育哲学来说，它将教育定位于富后，给教育加上限制和条件——富了才教。那么，不富就不教了，不教如何富呢？这样看来，“继天而教论”比“富而后教论”高明得多，进步得多。此其二。
进一步来说，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自有人就有教育（但不一定有文明）。从教育史的角度看，通过教育，人才与禽兽分开，人才脱离禽兽状态。所以，文化（culture）与天然(nature)相对，文明与野蛮相对；文化是人改变天然，文明是人改造自己，克服野蛮。文化发展到脱离野蛮状态，就进入了文明。教育的一大功能，就是使人从
自然人变化为文化人，从文化人到追求完美之人。此其三。
二、志于学
根据教育发源论，教育的起点是“继天而教”，而促其贯穿终生的精神动力则是“志于学”(fixing the mind on learning)。但“志于学”不是天生的，而是要从小养成的，要化性为志，化志为行；行之终身，即为终身教育。
1志于学：终身教育的精神动力
《论语·为政》中有“吾十有五”一章：“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许多人认为这是孔子一生的自叙年谱，也是“千古作圣妙诀”[4]。涂又光先生却从其中读出终身教育的宗旨，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是15岁开始的终身教育，是一个逐步提高精神境界的过程……不谈毕业，死而后已。”[1]（P21)
这里的关键是“志于学”。这里的“学”，是指学问，不是指学校；“志”更是一个重要概念，“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子罕》）。“帅”，对于三军来说，当然重要，但“志”，对于个人，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匹夫）来说，也比将帅对于三军更为重要。综合起来，为学须立志，立志须为学，“立定脚跟，背后灵山飞不去；手持心印，眼前佛面即如来”。在《论语》中，“志”作为动词，只与三个字搭配：“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三者却都是从不同方面讲同一件事，这件事从“志于学”开始，学“道”，学“仁”。《论语·述而》中还有一段话集中地表达了这一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道、德、仁、艺，都是“学”的内容，而学得如何，则看是否有“志”。
在涂先生看来，“志于学”是一个实践过程，是个人终身教育的精神动力，基础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促使学生“志于学”，高等教育要从本人“志于学”开始。他说：“‘志于学’是小学阶段养成的精神动力，这个精神动力不是灵机一动，心血来潮，而是一个实践过程，行之终身，死而后已”[1]（P35)，“一个人的高等教育，必须从他自己‘志于学’开始；他自己若不‘志于学’，就不必往下谈了”[1]（P32)。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个人若不“志于学”，大概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而立”、“而不惑”、“而知天命”、“而耳顺”、“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了；大概也就没有完成人的灵性，成为“立”得起来的人了。英裔美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也发此高见，指出，大学的任务在于把一个孩子的知识转变为一个成人的力量[5]。
2达成“志于学”的三阶段
如何促进“志于学”呢？按中国传统，15岁前接受小学教育，学习书数，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奠定了一定的“依于仁，游于艺” 的基础，钱穆先生对此的解释是：“自此以往，始知有德可据，有道可志。”[6]也就是说，教育中并不是一开始在没有什么基础之上，就空谈什么志于学，志于道，使其失其依据，而是要在有一定的学习基础上，再谈继续学习，促其有志于学。但此说从教育学上、从方法论上看，仍嫌笼统。
对此，涂先生通过对中国经典著作的细嚼慢咽和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提出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中庸》上说：“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涂先生将这个顺序倒过来，应用到教育中，成为促进学生学习的“三阶段说”：第一阶段，“勉强而行之”，也就是勉强、强迫、约束学生学习；第二阶段，“利而行之”，也就是让学生通过权衡利益，明白学习的内在好处；第三阶段，“安而行之”，学生明白了学习的好处之后，外在诱因化为内在的动力，有志于学，进入学习的“安”的境界，心安理得，怡然自得，享受到读书的快乐[注：此说缘于同涂先生的电话交谈。]。
这“三阶段说”步步深入，“循循然善诱人”，使学生经过“勉强”“晓以利害”“安于学习”等几个阶段，一步步前进，进而进入“志于学”的境界，这比单纯逼迫学生学习，或一味许诺只要“你好好学习，我就给你什么好处”的外在诱惑要高明得多。
例如，刚开始学习或刚开始学习一项新知识时，一定的约束或强迫不可缺少。人们常讲，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既然是“良好”，就有克服“不好”；既然是“养成”，就不是一日之功，肯定有约束。再如第二阶段，人们说得就更多了，就是孔子也是现身说法：“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论语·季氏》）；“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等。读书与功名联系起来，与现世生活联系起来，成为一种进取的驱动力。只有进入第三阶段，“安而行之”，才有了学习的自觉性，才能体味学习的快乐，“志于学”才算是真正地立起来了。
同理，《大学》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有一幅著名的对联：“合安利勉而为学，通天地人之谓才”，与此有同工之妙。
三、终身教育，死而后已
从时间来说，终身教育贯穿生命的全过程，“死而后已”；其精神实质，则反映了人类认识的无止境，体现了人类对学无止境的永恒追求，所以“不谈毕业”。综合起来，是“不谈毕业，死而后已”。这是由人类认识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教育的本质。
如何在纷繁万象中把握这一终身教育的本质呢？涂先生鞭辟入里，抓住要害，围绕中国高等教育的灵魂主轴——他称其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律——进行阐述。中国经典著作《礼记·大学》开篇说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此说历来被称为“三纲领”，贯穿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全过程。涂先生将其视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律。说它是总规律，是因为它是贯穿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全过程的规律——无论成均、私学、太学、书院、大学，尽管各有特征，都在遵循它。遵循它，高等教育就发展，就成功；不遵循它，高等教育就受挫，就失败。这与清华大学历史上有名的校长梅贻琦先生的见解有异曲同工之妙。1941年梅贻琦先生在总结中国大学50年的经验教训时写作了著名的《大学一解》，他指出：“今日大学之教育，骤视之，若与在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出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7]这一见解，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很有意思的是，当代著名教育家潘懋元教授曾创造性地提出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8]，涂先生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意味深长地指出：当代对中国高等教育总规律的研究，“若区分内外，则‘明明德’是内部规律，‘新民’是外部规律，‘止于至善’是内外合一的规律”[1]（P359)。可见，这一总规律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以贯之”之道，通透明了，是用来解释中国高等教育历史的一把金钥匙。
在中国高等教育总规律的观照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矛盾也就呼之欲出。涂先生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矛盾是“道”与“艺”的矛盾，现在叫做“人文”与“科学”的矛盾。关于人的学问是人文，关于物的学问是科技。涂先生认为，在教育发展史上有三个阶段：人文阶段科学阶段人文·科学阶段。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人文阶段，以人文教育为主；近百年来是科学阶段，注重科学教育；正在发展为且必须发展为人文·科学阶段，使人文与科学相融[9]。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永无止境，人文要为科学启示方向，使科学为人类造福。这既讲明了人文与科学的关系，也讲明了人文与科学的实质。人文求善，科学求真，探索永无止境，追求永无止境。
理解这一总规律和基本矛盾的钥匙，是对“大学”一词内涵的把握。涂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大学”有四层含义：(一)相对于童子发蒙教育，大学指成人终身教育；(二)相对于“小人”教育(学“小道”)，大学指“大人”教育(学“大道”)；(三)相对于大学校，大学指大学问；(四)相对于大学问，大学指大学校。最基本的又归为两层含义：“大学问”和“大学校”，归根到底是指“大学问”[1]（P23－28)。 大学问，又有两层含义：一是知识论系统，二是做学问的精神境界。所以“大学问”一解，一语中的，揭示出“大学”本身就包含有终身教育之义，揭示出追求永无止境，只有穷尽一生，死而后已。
接下来，也就不难理解涂先生所说的另外两个观点：其一，学校不等于教育；其二，学校教育不是教育的全部。前者说明，学校只是实施教育的机构，学校办得好，促进教育，实现教育；办得不好，阻碍教育，摧残教育。后者说明，学校之外，教育还有广阔天地；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同学校教育一起共同承担教育的责任。此外，从学制上看，教育有所谓“阶段说”，即教育区分为一个个阶段，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的基础，后一阶段需要与前一阶段衔接；从教育本质上看，教育是一种文化活动，在其中，人的知情意、德智体各方面得到发展。因此，从学制阶段上看，教育当然有毕业一说；若将教育视为生命的过程、生活的过程，也就没有毕业一说。
现在，终身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的基本理念、基本政策在国际上广为推行，通过解读涂先生的终身教育思想，我们发现，现代终身教育的理念，尽管有新的时代内涵——强调个人必须终身不断地学习，顺应时代潮流，尽管吸收了西方营养——以公共教育的观点，推行成人教育和继续学习，它仍是中国高等教育园地土生土长的深根大树，既有大学味又有中国味，“这种大学味和中国味，就是高等教育领域（包括体制和理论）的中国特色”[1]（316)，它的基本特征是不谈毕业，死而后已。
很可惜的是，现在讲大学，通常指大学校、高等学校、高等教育机构，而很少指大学问。若只谈大学校，不谈大学问，不说远离高等教育的真谛，最起码不是高等教育的全部。当年蔡元培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他对大学要追求大学问的看法，反复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0]，“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1]，“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12]，“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13]。今天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时代，大学的性质已不完全等同于蔡元培时代，但无论如何，对“大学问”的追求应该是永恒的。
总之，从“继天而教”到“志于学”再到“不谈毕业”、“死而后已”，涂又光先生的终身教育思想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内涵丰富、见解精辟、极具创造性，高度体现出涂先生作为一个文史哲大家的精深造诣和超然智慧。若要理解涂先生的终身教育思想，就要抓住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律和基本矛盾，要理解“大学”即“大学问”的深刻内涵，要理解学校不等于教育，学校教育不是全部教育的内涵。涂先生的终身教育思想，为理解中国高等教育历史的基本精神，为融合中西方的教育智慧，提供了一个有益的钥匙。当然，这些“解读”也许不能揭示涂先生丰富思想体系之万一，真正深刻的理解需要吾辈终身努力，不断体悟。
[参考文献]
[1]涂又光．中国高等教育史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2]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
[3]董仲舒．春秋繁露·实性[M]．
[4](明)顾炎武．四书讲义[M]．
[5][英]怀特海．教育的目的[A]．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160－1162．
[6]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70.
[7]涂又光．中国高等教育史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334．
[8]潘懋元．高等教育学及教育规律问题[Z]．长沙：湖南大学教务处编印．1980．
[9]涂又光．论人文精神[J]．高等教育研究，1996，（5）：6．
[10]蔡元培．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A]．蔡元培全集(第三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8．
先进教育论文篇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10-0003-04
作者简介：黄文虎(1950- )，男，江苏泰州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研究。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党中央着眼于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党校是全党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轮训的主渠道，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载体。党校教育历来同党的先进性教育密不可分，努力探索党校先进性教育的内在规律和长效机制，必将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为最终建立党的先进性教育的长效机制，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一、党校是建设学习型政党、加强党的先进性教育的重要阵地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指出：“坚持经常性教育与适当的集中教育相结合，是我们党解决自身存在问题、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1]111先进性教育活动告一段落后，人们期盼的是，怎样使先进性教育活动期间的许多好做法、好经验，能够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很显然，建设学习型政党，正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尤其是建立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的一个重要载体，是对党员进行经常性教育的一种好形式。建设学习型政党，就是要通过广大党员自觉学习与对党员的教育培训相结合，使学习在党内蔚然成风，极大地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素质和执政本领。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任务，也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题中应有之意。推进以思想理论教育为重点的学习型政党建设，对建立党的先进性教育的长效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党校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培训、轮训，是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最有效的形式。在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诸多形式中，党校是加强党的先进性教育的重要阵地。相对于党员自学或在职学习，以脱产集中学习为主要形式的党校培训、轮训更系统、更规范，无论是学习的广度还是深度，都更显其独特的优势。相对于把党员送往社会上或国外、境外的培训机构脱产学习，党校姓党名校，其特有的办学理念和课程设置，使党校教育在建设学习型政党，特别是建立党的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方面，具有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实上，党校在我党历史上一直承担着党的先进性教育的重大责任。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坚持不懈地对党员进行先进性教育，始终伴随着党校诞生、发展和壮大的全过程。当年在延安时期，中央党校一直把党性教育作为学校的必修课，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1942年，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著名演讲，着力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作风。在同志的倡导下，中央党校最终形成了实事求是的党校校训。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党才最终清除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建国以后，党中央继续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作为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中央政治局专门研究批准，将“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后改为‘增强党性’)”作为党校的十六字教学方针，使党校在对党员进行先进性教育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每当党孕育着新的重大理论成果的关键时刻，选择在中央党校由党的总书记对学员发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重要讲话，已成为一种优良传统。1992年6月9日，继当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以后，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了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重要讲话。1997年和2002年，同志又分别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结业典礼上发表了“5•29”和“5•31”重要讲话，分别为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的召开作了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党校在党的理论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中的重要作用，2005年和2006年，同志分别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两大主题，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我们党一系列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党的历史表明，思想理论先进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关键，利用党校这一阵地，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教育学员，进而武装全党，这已成为我们党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广大党员进行先进性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
总之，建设学习型政党，必须高度重视党校教育；建立党的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必须充分研究党校教育的内在规律，党校理应在全党建立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中走在前列。
二、先进理论、先进本领、鲜明党性是党校先进性教育必须突出的重点内容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实践表明，党的先进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与时俱进的。党校在教学中要能真正体现出先进性教育的要求，首先就必须弄清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先进性的总的要求。我以为，一个党员要能体现先进性，一是理论上要先进，只有用科学的世界观武装头脑，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才能比普通群众站得高、看得远；二是本领上要先进，一个党员掌握科学技术和各种专业知识越多，改革发展的能力越强，就越能创造出辉煌业绩，越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三是党性上要坚强，作为一名党员，就是要党性强、觉悟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克己奉公，以民为先，这样才能在群众中发挥出道德示范作用。为此，党校教学要突出党的先进性教育的特征和特色，就必须始终突出用先进理论、先进本领和鲜明党性教育广大党员干部。
党校的先进性教育首先要突出先进理论教育。中共中央在《关于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中，对党校的教学内容，提出了紧紧围绕邓小平理论这个中心，包含“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党性修养”在内的四位一体教学新布局，并且强调：“按照这个布局，首要的是抓好‘理论基础’，即‘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思想基本问题’和‘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在刚刚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中，再次强调干部教育培训要“以政治理论、政策法规、业务知识、文化素养和技能训练等为基本内容，并以政治理论培训为重点”。这里的政治理论培训，主要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的教育，党的历史、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党的纪律的教育，国情和形势的教育等。要特别强调的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保证。因此，党校教育中摆在首要位置的先进理论教育，一定要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是我们党紧密结合当今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只有坚持用这样的先进理论教育党员干部，才能使党员干部受到真正的先进性教育，否则，只能导致思想僵化，落后于时代。
党校的先进性教育还要突出先进本领教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围绕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创新培训方法，提高培训质量，大规模培训干部。”[1]78以此为标志，着眼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党校教育开始了从过去的素质培训向现在的素质和能力相结合的培训的历史性转变。党校教育中要突出进行的先进本领教育，就是这种素质与能力相结合的教育。其内容大体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执政能力教育。即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着重进行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的教育。二是工作本领教育。要通过培训，使党员干部不断提高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三是知识技能教育。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要致力于解决党员干部普遍存在的“知识危机”、“本领恐慌”的问题，大力加强政策法规、业务知识和文化素养的教育培训，努力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眼界宽、思路宽、心胸宽，以及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高素质干部。
党校的先进性教育尤其要突出鲜明党性教育。党员干部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自身的党性修养，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党校是党员干部党性锻炼的熔炉，从严治校是党校办学的基本方针，在对党员干部进行先进性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把党性教育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要教育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公仆意识，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克服，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心系群众，以民为先。要教育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使党员干部不断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常思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坚决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做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实践者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倡导者。要教育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廉政意识，自觉做到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三、努力探索和建立党校先进性教育的长效机制
要把先进理论、先进本领、鲜明党性作为党校先进性教育的重点内容长期坚持下去，关键是要以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探索并建立起一整套党校先进性教育的长效机制。
首先，要建立理论创新发展机制。同志说：“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1]202先进理论必定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用这样的理论武装党员、指导实践，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必备条件。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1]245党校要真正做到不断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训党员干部，涉及到一系列的机制创新。一是科研立项倾斜机制。在一年一度的党校校内科研规划中，要划出固定的比例，确保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创新发展的课题优先立项，并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鼓励多出成果。二是教学科研一体化机制。鼓励教学与科研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只要是教学中提炼出来的难点、热点问题转为科研课题的，在制定科研规划时应优先予以立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创新成果转化为教学专题的，应给予奖励。三是政策激励机制。科研无，教学有纪律。党校一定要坚决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倡导学术民主，鼓励理论创新，为教研人员大胆探索创造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同时，要鼓励教研人员主动开设新的教学专题，做到随着实践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学常讲常新。对开设新专题并受到好评的，给予奖励，以此形成政策引导机制。
其次，要建立教学改革激励机制。用先进本领教育培训党员干部，其实质就是要实现由传统的素质培训向素质与能力相结合的培训转变，这就对党校原有的培训理念、培训方式、师资队伍、教材内容等，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出路只有靠改革开拓，创新机制。在具体做法和制度创新层面上，主要包括：一是因人施教机制。在分类别、分层次编班培训的同时，实行分阶段编班，做到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前阶段统一上必修课，后阶段以选修课的形式分班组织教学。这样既体现了因人施教，又突出了以学员需求为主。二是自主选学机制。积极实施“菜单式选学”，将各类侧重于培养能力、增强本领的课程开列出“菜单”，供学员自主选择，以适应学员学习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要。三是多形式教学机制。广泛采用研究式教学，根据各类班次的特点，综合运用讲授式、研究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以及实地考察调研等教育方法，注重能力培训，提高教学质量。四是教学相长机制。通过举办学员论坛、专题研讨等形式，让学员谈体会、作交流，充分发挥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三，要建立党性锻炼约束机制。从严治校、从严施教、从严管理，历来是党校的优良传统。党员干部来到党校这个“大熔炉”，要使自己的党性真正受到严格的锤炼，同样必须依靠一套约束机制作保证。一是党性教育机制。党员领导干部一入校，就要转变身份，以一名普通学员的身份编入临时党支部，接受党组织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学习期间，要组织学员专门到烈士陵园举行重温入党誓词活动，进一步增强党员意识；还要结合教学内容，组织学员到井冈山、延安等老革命根据地，实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二是正面典型教育机制。动员社会资源，邀请社会各界的英模人物来党校作报告，以先进典型的光辉业绩激励学员进一步强化党员意识，增强党性观念。三是廉洁自律教育机制。反腐倡廉教育是学员的必修课，要组织学员到监狱去进行警示教育，听反面教员上课，增强学员拒腐防变的自觉性。四是考核管理机制。严格执行党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学员的学习和生活管理，不断提高学员遵章守纪的自觉性。同时，要主动配合组织部门加强对学员的考察和考核，建立学员学习档案，以此作为学员今后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先进教育论文篇9
Keywords:PanMaoyuan；masshighereducation；thought
高等教育的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实践的跨越更是需要理论的飞跃。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政府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围绕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问题和理论研究显得十分需要。潘懋元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学人，在这一宏伟的时代进程中与时俱进，立足中国现实，综观世界风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一系列的思想和观点，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于我国过去和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概要
1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意义
为什么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模型能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有没有必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些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理论界思考较多、争论较激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其立论有三：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需要培养大量的高水平的生产、管理、服务人才；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21世纪掌握高新科技的创新人才只能由大学来培养，中国本科以上的人才储备量太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第三，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人口的文化构成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城乡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如潘先生所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应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而应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争取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够迎头赶上，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高等教育大众化正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超车道。”［1］
2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具体含义
潘懋元先生在引进和接受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基础上，对大众化的理解不是坚持简单的数字标准，而是从量和质两方面来入手，坚持量与质的统一。潘先生认为，大众化的进程包含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两个方面。量的增长是人们所熟知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准确说是在校率)达到15%～50%。质的变化具有广泛的内涵，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也就是说，大众化进程包括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是两者相互统一的过程。
马丁•特罗教授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最先提出者，他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一发展观出发，提出了精英、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数量指标，并进而剖析了三个阶段高等教育观念、功能、管理和课程等方面所存在的质的变化。特罗教授同时断言，“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学生数量的增长都先于其他方面的变化”，只有量变在先，然后才有后面的质变。潘懋元先生认为，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将高等教育量的扩张与质的变化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将以往关于学生选拔与录取、课程与教学方式、行政与管理等许多离散的、孤立的问题研究综合在一起，并将其置于从精英到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大跨度的历史发展背景下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使原先只以数据表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具有了丰富的质的内涵，也使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质的飞跃有了量的参照系，这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潘先生根据世界各国学者有关该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从我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实践来看，提出了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理论，认为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进程中存在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的非均衡性。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进程中存在一个质的局部变化先于量的总体达标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高等教育的“量”的积累尚未达到西方学者所说的大众教育的“度”，即毛入学率未达到15%，但是却“超前”出现了种种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新质。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而考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提出了“过渡阶段”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要通过量的积累和总的量变过程中的许多部分质变才能完成。部分的质变需要一定量的积累,反过来部分的质变一旦发生又会促进量变，并为整个高等教育的根本质变准备条件”［2］。
3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路径
潘懋元先生关于大众化高等教育道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有涉及，自90年代末以来就开始撰写论文，特别提到起点（即资金投入）和终点（毕业生就业）这两个关隘，并以此探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条路径［3］。
（1）民办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公立高校来实施的，以此为基础的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中对于私立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进程中的作用没有涉及。显然，这种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潘懋元先生在90年代末就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潘先生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此外还有师资、设备和校舍等教育资源的短缺等，而这些问题通过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都能较易解决。
（2）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在高等教育的出口即毕业生就业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首先要转变传统思想，改变思维方式，并提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就是一条大众化的必由之路。在这里，“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不仅仅是为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而且还是在高等教育服务理念上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包括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大众化高等教育要为农村的发展提供高层次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在入学机会上，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要为城市生源服务，也要为占适龄青年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村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农村青年能够‘上得来’，城市青年能够‘下得去’，而且两者都能够‘用得上’、‘留得住’”。
4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过程问题——高等教育质量
潘懋元先生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思想非常丰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如在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上，潘懋元先生提出了全面素质质量指标和多规格、多层面的质量要求构成；在教育质量的价值取向上，坚持“社会发展需要与人的自身发展需要相统一”；在实现教育质量标准的途径上，坚持教学是实现教育质量的基本途径；在保障机制上，强调优化教育结构、立法与管理是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这里，笔者将重点阐述潘懋元先生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1)教育质量的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核心。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大众化时代，基于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是多样化的：既需要学术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也需要应用型、技术型、职业型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而后者的需要量是数以千万计的。与传统的基本上是单一的本科以上的教育、培养学术型高级专门人才、课程设置着重于传授与研究“高深学问”的精英教育相比，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办学类型的多样化，其核心就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多样化上。据此，先生提出了多层面、多规格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先生认为，高等教育质量在统一的质量标准要求下还存在依各级各类的具体培养目标所规定的质量要求，这就是“具体的质量标准”。不同高校处在不同层次，拥有不同培养目标，针对不同的社会适应面，应当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质量标准。先生非常赞同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所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中所言的“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衡量高等教育质量”。按潘懋元先生的理解,所谓“多层面”，包括博士、硕士、学士、专科等纵向层次，也包括理论型、技能型、研究型、应用型等横向层面。对于纵向层次的质量要求，人们比较清楚，而对于横向层面的质量标准,人们则较模糊或容易忽略。在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等教育时，分辨横向层面的不同质量标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能否顺利发展的要害问题”［4］。
(2)关于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思考。潘懋元先生认为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既是真命题，也是假命题。从前者来说，高等学校由于连续不断的扩招，学生数量的增长与学校教育资源的增长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为了应对质量的下降，先生提出了改变两条政策性原则（第一，在规模速度上,变“稳步发展”与“快速发展”为“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第二,在增长方式上，变“内涵式发展”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以外延式发展为主”）、采取两项适当对策（第一，扩充教育资源；第二，政府切实履行财政性经费增长的承诺，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教育，开放海外“招商引资”）。从后者来说，是由于用传统的、精英教育的标准衡量当前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所引起的认识偏差。先生提出了要树立正确的质量观，实现两个转变：要把传统的唯知识质量观和西方流行的唯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括知识能力在内的素质质量观；要把精英教育时期的单一化的教育质量观转变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同时要根据社会对各层次、各类型专门人才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标准，评价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教育与教学质量［5］。
5中国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
《高等教育法》提出：“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是以“采取多种形式”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以多样化为前提的。没有多样化，只采取全日制这一单一形式，不可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只采用一个传统的本科的精英教育标准来衡量多种形式教育的质量，会对大众化的发展方向产生误导。因此，在多样化的框架下就存在着进行分类定位的必要了：
(1)从大的方面来说，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同时包含着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潘懋元先生认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并不是两个矛盾对立、非此即彼的概念。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既包含了大量的旨在培养专业性的、应用性的、职业性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服务人才的大众教育，也还存在一定比例的从事高深学问学习和研究的传统精英教育。只不过两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一个朝提高方向发展，一个朝普及方向发展。无论是朝着哪一个方向发展，都是科教兴国战略必要的组成部分，哪一个方面也不能缺少［6］。潘先生进一步认为，尽管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包含了精英教育，但是对于一所具体的高等院校而言，必须存在较为明确的分工和定位，研究型的大学必须着重发展精英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而一般的高等学校，尤其是高专高职，应该全心全意承担大众高等教育的任务，培养应用型的各类人才。因此，有必要改变当前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定位不明、分工不清的局面。
(2)从具体的高等院校来说，要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多层次、多类型需求进行正确定位，避免统一，寻求特色。潘懋元先生认为“单一化的发展方向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的矛盾，从全国来说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如当前的共同趋向就是在类型定位上重学轻术，在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学科定位上综合求全，在发展目标上定位北大、清华、哈佛、牛桥(牛津、剑桥)。所以当务之急，应当做好分类指导工作。要使高等学校定位明确，各就各位，各定发展方向。分类指导的前提是科学的、恰当的分类。先生比较国内外几种主要的高校分类方法，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比较适合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分类和高等学校的定位。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中国高等学校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相当于5A1)，他们遵循“本科(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顺序提升其学习层次；(2)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型(应用性)大学或学院(相当于5A2),他们依循“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专业硕士(学位或文凭)专业博士(学位或文凭)或进入研究型博士”的学习阶梯；(3)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或技能型)高校(相当于5B),它们走“专科(副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进入专业硕士”的培养阶梯。每一种类型都有重点高校，都可以办出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国内(省内)知名、国际(国内)有影响的高校。这样，高等教育的发展就可以各就各位，避免大家都追随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路子［7］。在学校的定位上，先生提出，每所高校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学校所处的客观环境、社会需要状况和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在各自的层次和类型中争创一流。
二、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特色
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内容广博，从入口到出口都囊括在内；思考全面，从大学的分类定位到具体的教学问题都有涉及；视野开阔，从世界反思到中国国情考察，思想深邃，逻辑清晰，系统深刻，自成体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思想体系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是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最早在美国提出，其据以为本的仅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而“对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相当比重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基本没有涉及”［8］，也没有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大众化发展方式［9］，因此视野自然具有局限性，甚至对同是发达地区的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也不能进行准确的指导。如马丁•特罗教授在1978年自己也承认“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着美国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的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明显的错误”［10］。显然，将美国的大众化理论简单移植过来指导本国高等教育发展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样，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的学者都对大众化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在我国，90年代末开始进行大众化发展首先需要的就是理论的指导，潘懋元先生在引进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出了中国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个性：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薄弱，他认为按照特罗的依靠政府举办公立高校来实现大众化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所以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中国是后发外生国家，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还没有达到大众化门槛的时候就已经局部出现大众化的“质”；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学轻术，崇尚“动口不动手”，这就要求对高等学校进行符合实际的分类定位等等。可以说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是符合我国国情、建诸于我国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2是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丰富、发展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以马丁•特罗教授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基本反映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它提出的数据模型和量变带动质变的论据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是采用归纳法提炼出来的，该理论的实际基础非常狭窄，现在看来，有些观点具有明显的缺陷：由于该理论提出至今的几十年中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经济全球化、网络技术的发展等使许多原先正确的观点现在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现实而显得有点过时；由于特罗教授本人的精力和视野的有限而使得该理论的问题考虑得不全，具有片面性。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无疑首先是对马丁•特罗教授理论的继承，但同时也是对该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创新和发展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思想，如提出了大众化发展的“过渡阶段”理论和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思想；二是从现时代的形势出发，与时俱进，促进大众化理论的时展，如根据今天国际竞争的需要提出了“教育——人”才是21世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从整体把握，论述马丁•特罗教授没有顾及或涉及不深的方面，如进一步研究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理论等。
3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存在。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基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的需要和现实，以指导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为目的发展起来的，其思想既来源于中国高教实践，又超前于中国高教实践，因此，既是对实践的把握与升华，又对未来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早在我国政府决定开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之前，以潘懋元先生为首的厦门大学高教所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已经看到了大众化发展的必要性，开始着手引进并研究西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奔走呼号。1999年扩招成为事实后，高等教育由于规模扩张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潘先生从这些问题中觉察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于西方理论论述的地方，并提出了“过渡阶段”一说，开始引导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关注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质的变化，以期尽量减少突然启动的大众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潘先生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实施路径，是对我国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结构的准确把握。同时，面对公众和学界对大众化高等教育中质量问题的批评和责难，先生又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质量观，提出了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今天，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人才培养质量以及与社会需求衔接的问题，他对高等教育结构分化、功能定位的高度重视就是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延续。从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来看，应该说，这一理论体系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它有力地指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实践。
今天，86岁高龄的潘懋元先生仍以他矍铄的精神和睿智的头脑在高等教育这块广袤的田野上孜孜不倦地耕耘，每年仍以数量不菲的思想成果服务于高等教育这一他为之毕生奉献的事业。“人不下鞍，马不停蹄”仍然是今天先生的真实写照。我们深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不断前进，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会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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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398．
［4］潘懋元.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3，（6）：3．
［5］潘懋元.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J］．中国大学教学，2004，（1）：4-8．
［6］潘懋元.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中国高教研究［J］．2001，（12）：16．
［7］潘懋元.分类、定位、特点、质量［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5，（4）：106．
先进教育论文篇10
一、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我党我军的指导思想，必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但同时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虽然有着鲜明的阶级性，然而其阶级性与其真理性并不矛盾，因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是真理。马克思自己就曾讲过，“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正因为如此，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不能仅仅突出其政治性的一面，也要彰显其科学性的一面；既要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来掌握，也要作为人类的共同文明成果来学习；既要作为政治理论来灌输，让人们学习、信仰，也要作为科学真理来讲授，让人们信服、接受。只有真正做到把政治性与科学性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实践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要让人们接受它乃至信仰它，仅仅满足于概念化、公式化和颂扬式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掩盖甚至抹杀其真理的光芒。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政治性、思想性的同时，还应重视在充分揭示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上下功夫。这应该成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个着力点。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要学习领会其科学结论和科学预言，也要学习掌握其得出科学结论、作出科学预言的科学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灵魂，是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的理论依据，是我们从事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科学指南。只有领会掌握了这一科学方法，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才有了科学基础和科学源头。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指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还包括贯穿其中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集中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归结起来，就是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实践的理论和开放的体系，所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才能成为一种真正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二、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担负起弘扬主旋律、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历史使命，而决不能被许多复杂关系所困扰。同时必须看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多样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繁荣的表征。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先进性，就不能忽视对教育广泛性的关注，必须贯彻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统一的原则，坚持统一思想与尊重差异相结合，坚持鼓励先进与照顾多数相结合，坚持最终目标与阶段目标相结合。一方面，要坚持教育要求的层次性。对群众中的先进群体、代表人物，要敢于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来规范和要求，引导他们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对广大人民、普通群众，则要从他们实际具有的思想道德基础出发，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来要求和规范，重点引导他们正确对待自身利益，自觉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起来，并鼓励引导他们向更高层次发展。另一方面，还要坚持教育目标的阶段性。人的成长的阶段性特点决定人的教育不是一次完成的。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也要求人们在思想道德观念上不断进行更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着眼教育对象特别是青少年在不同成长时期的思想特点，着眼不同时代背景对教育对象思想政治素质的特殊要求，提出阶段性目标，实施分阶段指导，坚持循序渐进，由浅人深，保持理论教育的连续性，实现理论教育的全程化。
三、坚持系统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系统形式存在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坚持系统性原则，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的普遍功能和改造世界的积极功能。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保持相对固定的基础内容、相对稳定的课程设置和比较规范的基本教材，对于建设一个成熟、完备的教育体系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必须明确的是，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系统性，并不是说它是静止的、封闭的，相反，它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体系。要使这项教育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就不能固守既定内容不变，也不能仅陷于自我论证，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教育放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之中，以开放的态度搞好教育。在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曾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思维习惯和研究环境。现在，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和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许多丰富的、崭新的时代内容，思想的开放与活跃也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既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又要敢于与各种挑战和错误思想进行碰撞、斗争。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才能真正保持生命力、富有时代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同步发展。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断更新内容的自我开放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自己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就必须根据时代特点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不断更新教育的具体内容体系。既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各种现实问题，指导社会主义实践；又要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始终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紧跟时展变化，紧跟理论创新步伐，紧贴党的中心任务，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教育内容的更新，是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生命力的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相比较、相竞争才能存在，才能具有说服力。正确的思想总是同错误的思想对立而存在的，人们接受一个思想往往也是在两种思想激烈碰撞、相互比较之后进行取舍的。引导人们在比较中鉴别，能够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满足人们自我认知、自我选择的主体性心理需求，从而达到在比较、鉴别中接受教育的良好效果。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相互交织、进步的观念与落后的观念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面对这种形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和探索真理的勇气，正确引导人们开展理论交锋和思想斗争，分清正确谬误，划清是非界限，真正认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切实增强人们的鉴别力和免疫力。
四、坚持灌输性与自主性的统一
先进教育论文篇11
1.“以美育代宗教”的基本思想
《论集》中有三篇文章题目为“以美育代宗教”，是专门论述这一观点的，互有重叠、补充。细读这三篇，基本思想已显轮廓，加以其它文章、日记、访谈作参考完善，可以大致把此观点进行归纳：首先，文中所提的“美”是包罗万象的。“我向来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而引者或改美育为美术，误也。”作者认为“美育是广义的，而美术则意义太狭。”不难发现，文中“美育”的美，在涵盖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的同时，当然也包括音乐、文学、电影、园林景观、城市规划等众多广义的艺术门类，甚至“社会的组织，学术团体以及其他种种社会现状。”显然，这个“美”是艺术、美学、社会学等内容的大融合。其次，“美育”是借着将之前依附于宗教的美学和艺术从宗教中脱离出来，进而取代长久以来宗教在教育方面的主导地位和功能。“在最初的时候宗教完全是教育……；譬如基督教青年会讲智德体三育。”“以前都是宗教代教育”，但随着科学发展，宗教逐渐成为教育的“障碍”。故此可以用“美育”取而代之。可见，“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和实践是以教育为领域和目的的，用“科学”的方法改造社会，提升国民素养。再次，文中对“美育”与“宗教”的对比概括为：“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在历史上，宗教一度把美学和艺术用作“诱人信仰之方法。”“及文艺复兴以后，各种美术，渐离宗教而尚人文”。可以看出，蔡元培先生对中外宗教之弊端和陋习相当了解，并在当时“科学”口号日益响亮的时代背景下，敏锐的把握住了中国社会和教育在审美领域的发展取向。
更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读《论集》，在此就不过多介绍。蔡元培先生的观点可概括为“古代的宗教代替美育，而现代的美育可以代替宗教。”①
2.“以美育代宗教”的积极意义
蔡元培先生一生践行美育，“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宝贵之处，就是以科学的态度，通过介绍优秀的艺术作品，推广一种与时俱进的审美价值观，对我国旧社会陈腐守旧的教育制度和国民习性进行改良。
2.1将艺术带下“神坛”，还以自由
“以美育代宗教”在我国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15世纪的“文艺复兴”有相似之处，即借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艺术，并对宗教长期在人思想、审美领域的统治和禁锢进行批判。这一方面是作者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积累下来，借宗教实施奴化教育，以致近代中国国力日衰，国民素质不高之现象的深刻反思。“在宗教专制之下，审美总不很自由。”“甚至为护法起见，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专制。”艺术、美育的普及与社会的进步常受“宗教之为累”。显然，这些观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纵观中外艺术的历史，其起源、发展都与宗教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受益于宗教的同时也受制于宗教。对艺术与“美”的最求是人的自有天性，是人自由的权利。所以，艺术若长期依附于宗教而不能自由的表现人本身丰富的思想情感，发挥其在教育方面的积极功能，就会受宗教狭隘、保守等弊端所累，失去生命力，沦为奴化人的工具。蔡元培先生主张的，将艺术从与宗教“神坛”带回归到现实世界，不论在东西方，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不但体现着艺术发展的自由，更体现着人自身发展的自由。
2.2将中西文化融汇，借以育人
“在我们看来，本属相悖的中西道德伦理，在他那儿，即经由择善而从的筛选，得到浑然一体的自然融合。”②正是这种“中西融汇、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成就了蔡元培先生在教育领域的辉煌功绩。《论集》中对中外艺术与美学思想的介绍，既有对比又有联系。“以美育代宗教”论述中更是对中西方在宗教、艺术、美学、科学等领域中的可取之处进行列举分析，并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现状，付诸于教育实践。例如，文中肯定了宗教教育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方面的积极意义，并借鉴这样教育分类方式，提倡建立以科学技术、道德伦理、运动旅行、美学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教育体系。作为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始终不忘自己的历史使命，通过“美育”将中西方文明中一切的优秀成果，借着“拿来主义”而消化吸收，落实到国民素质教育的实践中。这种开放包容的育人理念，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一样，直接推动了我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
3.“以美育代宗教”的不足之处
“二十世纪的中国学界，谈论文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蔡元培均非首选，其若干著述，也并非不可代替……。但这丝毫不影响蔡元培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卓越地位。”③由于研究领域的宽泛，以及深处社会、时代的特殊性，蔡元培先生的一些思想和主张难免有些局限性。然而，多年来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许多艺术教育者未作深入研究，就盲目附和。及至今日，在艺术教育中仍有将宗教与迷信混为一谈者，以至于许多中外优秀的传统文化、道德理念和审美意识得不到弘扬和发展。鉴于此，有必要提一下“以美育代宗教”观点的不足之处。
3.1研究领域的局限性
如上所言，蔡元培先生的这一主张主要是在教育学领域内的讨论，其学术观点也主要是受欧洲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至于宗教学、心理学和艺术学等领域的研究则相对浅薄，在《论集》中，他强调“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我到现在还在研究中。”可见，“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是一个开放、发展的话题，而不应看做是一个定论。当这一观点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宗教流派、美学思想、艺术门类和不同心理需求、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社会阅历的人的时候，就会发现其自身理论的局限性。美育和宗教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毕竟还是有诸多差别，《文集》中陈述在教育目的和功能上彼此的代替，确实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但超越这个领域，显得不切实际了。
3.2历史、社会的局限性
蔡元培先生身处中国历史上较为特殊的年代（1868―1940年），一生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立宪改革、辛亥革命、、军阀统治等社会运动的跌宕起伏，受中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与当时许多学者一样，在动荡的社会中摸索强国之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美育代宗教”作为国民教育的一个亮点，也未尝不是一个值得推崇的实践方式。然而，纵观百年来中外社会之发展，虽科技、艺术、教育都在进步，却未见宗教消亡之势，反而在当今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在调节社会和疏导心理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面对许多社会的不良现象，也开始意识到其与社会公民的“信仰缺失”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以美育代宗教”的社会实践，有其在历史时代、社会环境方面的局限性。
3.3对科学、艺术与宗教之间关系认识的局限性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科学、艺术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引发了很多的争议，“以美育代宗教”的提出就是建立于此。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结合当前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更清晰的看出，这三者之间不是相互矛盾、此消彼长、取而代之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彼此制约、协调发展的关系。科学在于求真去伪；艺术在于求美去丑；而宗教则在于求善去恶。过多注重宗教，势必无法兼顾科学的求真；过多依赖科学，也必无法兼顾宗教的求善；艺术只有在恰当平衡“宗教的善”和“科学的真”时，才会体现自身的“美”。《论集》中片面夸大科学功能的论断，“盖宗教之内容，现皆经学者以科学的研究解决之矣。”体现了对宗教认识的浅薄。作为人类文明中时间最古老、空间最普及的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所关注的许多内容：人的生与死；人生所经历的苦难和需要的慰藉；人灵魂的终极归属等关于人最切身、实际的问题，是科学、艺术，甚至哲学、美学所无法完全解释的。另一面，客观的分析历史上许多宗教由于自身体制的种种弊端，而招致的攻击，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在进步过程中对自身寻求真、善、美之态度的反思与调整。如西方文艺复兴对天主教批判的“戏剧性结果”乃是：借着宗教改革进一步促进了新教――基督教的形成于发展，并成就了基督教在近代欧洲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巴赫与亨德尔在音乐创作上的成就，也在艺术领域证实了这样的结果。即便在当今，因片面注重科技发展而带来的道德、伦理、环境、安全、心理等方面的争议与危机，许多科学家也坦言无能为力。在艺术领域又何尝不是：与许多“现代艺术”的空洞与颓废相比，或许大多数人还是更愿意欣赏历史上那些“受过宗教思想与宗教审美观培育、指导、限制过的”经典艺术作品吧。因此，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忽视了这三者的平衡关系，这样的美育主张与其倡导“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4.结语
著名学者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蔡元培先生：“论著作，北大很多教授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④正是基于这样的初衷，笔者个人认为：“以美育代宗教”思想主张的启发意义要大于实践意义。许多评论也都能说明，蔡元培先生是伟大的教育家，在许多学术研究方面是“杂家”而非“专家”。故此，今天我们在继承、弘扬蔡元培先生通过艺术教育，美学教育来提升国民素养，强化国家文化实力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兼容并包”的学习方法和教育理念，通过客观、深入的研究，为当前我国的“文化的发展、文化大繁荣”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 杨家友《宗教在席勒和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中的作用比较》，载《美学与艺术研究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第481页
先进教育论文篇12
(一)先进性别文化
先进性别文化是历史形成人们对男女两性社会价值、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正确的客观认识，是能够促进男女平等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先进文化它的核心内涵是男女平等，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
先进的性别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当代先进性别文化的核心理念体现为两性间的平等与尊重，尤其体现在男性对女性的尊重上当代先进性别文化，主要是以女性为主体的性别文化走向新的过程中的文化因此，建设先进性别文化要特别重视先进的女性文化，把先进的女性文化作为先进性别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倡导发挥文化在培养人、塑造人方面的特殊作用，倡导广大女性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推进社会发展与进步做贡献，实现女性与社会协调发展。
(二)先进性别文化教育
性别文化教育的根本是教育我们认为先进性别文化教育是属于人文素质教育，是指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引导人们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去看待自然的性别差异和分工中非自然的由社会结构性、文化性、制度性带来的性别歧视和性别霸权，摈弃落后的性别文化观念，培养和形成先进的性别文化观念的活动。
作为专门培养女性人才的女子高职院校，积极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活动，积极探索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如何体现先进性别文化，倡导发挥先进性别文化在培养人、塑造人方面的特殊作用，倡导广大女性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女子高职院校发挥育人功能的应有之义。
二、女子高职院校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女子高职院校既是高等教育的重要阵地，也是职业教育的重要阵地，更是女性教育的重要阵地在社会转型期，面对多元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态势，职业院校女大学生面临着性别角色的选择和定位的困惑与焦虑，迫切需要加强先进性别文化的教育与引导女子高职院校应自觉引领先进性别文化、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对加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推进男女平等进程;提升学院品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先进性别文化构建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和实践的可能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我国性别文化教育起着引领作用，先进性别文化教育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先进性别文化以性别平等为核心，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只有男女两性人格与尊严平等，才能真正地、具体地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通过先进文化教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人生观、道德价值导向成为女性人生观、道德价值取向中的主流意识通过先进文化教育，以女性四自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女性正确的职业观与经济、政治价值观。
男女平等是先进性别文化的核心内容先进性别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体现，只有把先进性别文化统一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才有可能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先进性别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摒弃了落后的性别文化中的腐朽成分，发扬了传统性别文化中的合理性因素，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性别文化规范，是一种促使女性与社会同步发展的先进文化它是正确评价男女两性社会价值作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积淀，积极有效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精神保障。
(二)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需要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落后的性别文化还有相当的市场，严重影响女性成长发展女子高职院校既是先进性别文化教育的主阵地，又是先进性别文化的集散地，提升包括性别文化在内的文化竞争力，促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女子高职院校把先进性别文化教育与高职教学改革结合起来，开发女性特色课程，自编女性教育教材让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消除腐朽落后性别文化影响，避免性别文化精神枯萎，树立先进性别观，帮助学生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把握正确方向，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以增强女性主体意识和性别自尊感和自豪感，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过程中做出积极贡献，是女子高职院校传播先进性别文化的关键之所在。
(三)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是加快实现男女平等进程的需要
我国提出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已十多年，并制定了相关政策法律，但现实中男女不平等问题依然突出，与传统性别文化中的落后观念的消极影响是分不开的社会上对男女平等的性别文化认识存在着三大误区也影响男女平等实现的进程。
我国是一个有着1.8亿文自，其中70%是女性的国家如果女性自身都没有与男性平等发展的主观愿望和主体意识，那么不论国家为妇女解放提供多么优越的制度和政策，也不论生产力的发展为妇女解放创造多么有力的条件，都不会形成男女平等的现实所以我们要实现真正意义男女平等，建设性别文化，当务之急要在女性群体中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唤醒女性主体意识，促使她们加入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队伍中来。
(四)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是提升女子高职院校品质的现实需要
追求卓越，提升大学品质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大学品质即大学的品格与气质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构建先进性别文化对提升女子高职院校自身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女子高职院校只有打造特色鲜明的女性文化，丰富先进性别文化的底蕴，提升自身大学品质，才能在日益竞争激烈的高职教育中支撑起自己的一片蓝天，增强独特的核心竞争力而女子高职院校学生将成为先进性别文化的最大受益群体，女子高职院校也将因性别文化教育在高职院校中独树一帜，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三、女子高职院校开展先进性别文化教育的实施策略
女子高职院校作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培养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建设者的重要阵地，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应充分利用和发挥女性教育特色和优势，认真做好先进性别文化三进工作，不断推进先进性别文化教育，切实担负起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发展的历史责任，做出自己应有贡献。
(一)先进性别文化进课堂
开发女性特色课程，让性别文化立起来课堂教学是学生学习先进性别文化的主渠道，开发校本课程或特色课程、专题讲座，创新高职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纳入教学计划，确立应有的教学地位。
通过开发女子高职院校特色课程和女性关注的热点专题讲座，如《女性成才》《女大学生成才学》《高职女生素养》《女性文化讲堂》等特色课程或讲座，边缘化甚至隐形化的许多与女性有关的问题纳入女子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并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对大学时期女性进行性别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生指导的重要课程特色课程的开设为女性先进文化教育融入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由边缘走向主流核心，成为真正的知识主体，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二)先进性别文化进校园
积极营造有利于女性成长的校园氛围，使先进性别文化活起来通过开展富有女子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实现性别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培养四自精神，健全女性人格和健康心理，让先进的性别文化理念在校园文化活动中传播，充分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为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建设注入活力。
一是积极开展以女性为主体的校园文化活动，我的青春我做主青春助力我成长等系列实践教育活动不断增强女大学生的主体意识。
二是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女性主题实践活动，魅力女生，精彩人生青春手拉手，姐妹向前走创先争优金牌女院人等形式多样活动舒展女性美的天性，升华女性爱的人格，增强女性自豪、进取精神风范，提高女性综合素质。
三是组织女性教育论坛和女性热点探讨，女性学法论坛女性美德论坛女性教育论坛女性职业发展论坛女性礼仪论坛，树四自精神，做睿智女性，提炼女校特色校园文化，引导并培育女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先进性别文化进头脑
在高等职业内涵建设中，女子高职院校深刻认识到，先进性别文化教育是女子高职院校的发展动力，也是女子高职院校教育的特色与优势为此，整合多方资源，利用多种形式手段和活动平台，将先进性别文化知识灌输与活动渗透并重，进入高职女院学生头脑中，让先进性别文化兴起来。
先进教育论文篇13
在教育研究中，对大师和专家的研究是教育研究中重要的部分，研究大师和专家不仅可以深入地了解大师和专家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而且对于我们年轻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教育意义。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积极开展对南国农先生电化教育学术思想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还汇聚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中国电化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南国农先生与中国电化教育发展》一书。该书的作者们从学科理论体系，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电化教育事业及产业，电化教育实践等方面对南国农先生的学术思想做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了解南国农先生的人生经历和学习南国农先生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南国农先生的学术思想是我国电化教育发展历程中宝贵思想财富，通过对先生学术论文的拜读和学习，发现南国农先生学术思想中包含着许多系统思想，这些系统思想对电化教育的深入研究有很重要的作用。本文就南国农先生学术思想中的系统思想做了一些研究，探讨一下系统科学对于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的作用。
二、信息化教育是“思想与技术”系统功能的涌现
南国农先生在信息化教育方面的研究包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背景下，人们积极探讨现代信息技术对教育改革发展的作用。南先生在信息化教育中提出的“双翼说”包含系统功能的涌现思想。南国农先生认为信息化教育是信息时代的电化教育，而信息化教育的本质是现代教育思想理论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并且提出了“现代教育思想理论x现代信息技术=信息化教育”这一公式；强调只有实现现代教育思想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才能使电化教育事业取得成功；他把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比作电化教育的两只翅膀，提出“电教要发展、要腾飞要靠两只翅膀，一只翅膀飞不起来，只有两只翅膀才能腾飞”。[1]
系统科学是关于整体涌现性的科学。整体性是系统的一个重要特性，但是系统的整体性包括加和整体性和组合整体性。[2]加和整体性只是简单的数量上相加，组合整体性却依赖于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强调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南国农先生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x现代信息技术=信息化教育”这一公式中强调的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的相互融合，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体现了系统的组合整体性。系统的组合整体性具有各个要素及数量总和不具有的特性，这正是系统的整体涌现性。
另外，在信息化教育发展方面，南国农先生提出的公式2>1+1（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强调在信息化教育工作中必须重视团结协作。即信息化教育需要把硬件环境建设、软件资源开发、新型模式建立、基本理论研究等多方进行合作才可能取得成功。[3]这也是体现了系统的整体涌现性，是系统思维的直接体现。
三、科学人才培养思想中的系统思想
南国农先生提出信息化教育工作者的基本任务不仅使自己还要帮助他人学会数字化学习，学会创新，不断提高信息素质和创新素质，特别是信息能力和创新能力，做一个创造型的人。他还指出创造型人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人脑+电脑’，不仅善于用人脑，充分发挥大脑的聪明才智；还要善于用电脑，能用电脑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4]
人类的学习具有复杂性，南国农先生提出运用人脑与电脑相结合来促进学习以解决学习这一复杂性问题，与我国科学家钱学森、于景元等人提出的利用“人―机”结合体系解决复杂性问题的综合集成方法论思想是一致的，它们都是系统思维在问题解决中的具体应用。综合集成方法论的实质是将专家群体和信息与知识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体系；它能把人的思维以及思维的成果，人的经验、知识、智慧以及各种资料和信息全部集成起来，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实现从多方面的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认识，从而解决复杂性问题。[5]正是如此，欧阳明等界定了教育技术“人―机”系统的概念：即教育技术“人―机”系统是人（包括教师、学习者、管理者以及教辅工作者）和机（包括硬件和媒体材料）两个要素组成，人机、人人、机机之间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交互关系，具有促进学习者学习的功能，并且具有人机特性的他组织系统合称为教育技术“人―机”系统。[6]如此看来，南国农提出的“人脑+电脑”思想蕴含着充分利用“人―机”系统促进人类的学习之意，这也正是系统思想在人才培养思想中的体现。
四、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建立与发展中的系统思想
一个理论之所以称为科学理论，就在于它具有严格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是理论系统化的结果，理论的系统化就是根据科学理论的一般结构要求，对某个研究领域所积累的知识，运用一定的逻辑手段进行合理重建，以构成严谨的系统性理论体系的过程。[7]所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系统思维的应用过程。
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是电化教育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南国农先生多次撰文就理论体系构建的指导思想及理论体系的构成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先生指出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为总原则，以“你我不同，你我都好”为发展理念。[8]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就充分体现了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的原则，系统论认为整体性、协调性、开放性等是所有系统共同的基本特征。这些既是系统所具有的基本思想观点，也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9]另外，先生提出的以“六论”构成的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更是系统思维应用的结晶。理论体系将电化教育领域研究积累的知识分层次，按基础、技术、模式、方法、管理、总论的逻辑结构进行重建，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结构。由此可以看出，从先生提出的构建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到先生提出的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都包含着系统思想的应用。
除了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在南国农先生提出的“大电教”、协同教育、信息化教育工作者使命等方面也包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先生从系统的视角认为电化教育系统是一个大系统，2006年在对以前提出的电化教育系统进一步梳理后提出了该系统由普通学校电化教育系统、高等学校电化教育系统、成人电化教育系统、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四个子系统构成。[10]在协同教育研究方面，先生同样从系统的角度对协同教育系统的构建进行了划分，提出了协同教育的“六要素”和“三主体”。[11]南国农先生提出的新世纪信息化教育工作者的使命“14345 工程”更是先生应用系统思想对信息化教育的发展提出的一个系统工程规划。
五、总结
系统科学作为一个横断性科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而且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无论是在教育技术学学科中还是在其他学科中，系统科学都有广泛的应用。刘美凤教授还曾提出系统方法是技术学的核心和灵魂，因此也是教育技术及其科学的核心和灵魂[12]，甚至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本身是一项解决教育问题的系统技术[13]；教育技术是一种教育系统的构造技术。[14]
通过对南国农先生的学术论文研读，无论是在在信息化教育理论研究还是在电化教育人才培养方面都包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南国农先生电化教育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不仅如此，教育技术学学科领域有许多学者都在使用系统科学思维或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解决教育技术学中的问题，例如黄荣怀教授以系统辨证论的观点对教育技术的定义及其发展等问题做了研究[15]；高铁刚借鉴系统理论分析教育技术进化的内涵[16]；何克抗教授提出运用“新三论”的系统方法促进教学设计理论与应用的深入发展[17]；欧阳明等提出的教育技术“人―机”系统等等。[18]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发现系统科学在教育技术学中的应用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用系统思维来识物想事，认知教育技术学。系统思维就是在系统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系统的观点来认识对象、整理思绪的思维方式，[19]它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性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研究的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扬弃了传统科学中还原论或分析思维，强调整体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相结合，注重系统的整体性和涌现性。系统思维是当前探索复杂问题的有效手段。教育技术学自身以及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往往是一些复杂性问题。复杂性不仅是教育技术的基本特征，而且在教育技术学领域复杂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这已被许多学者所共识。面对这些复杂性问题利用系统思维方式从整体上把握，重视多种因素的相互协调，利用系统的一些特性（如整体性、涌现性、系统与环境的关系、系统的进化等），来深入的认识教育技术以及教育技术学面对的一些问题，对于研究教育技术学中的复杂性有很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