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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民族可能在与大自然的共同斗争中有相似的经历或者体验，这就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例如：中文中有“同舟共济”，英文中有“inthesameboat”；中文中的“蓝图”，英文用“blueprint”来表达。但是，由于不同的民族由于处于不同的地域或者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导致他们对相同的事物和经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英文中的Heisawolf表达的含义是他是一个好色之徒，但不过英语学习者不知道相关的文化背景就会以为“他是一个很凶的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和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这就要求我们在不断增强对西方各国的文化深入了解的同时，不断强化英语水平，这也是对我国英语教学提出的要求和目标。文化的载体是语言。任何一种语言的背后都是某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文化。我们只有了解了语言中隐含的文化内涵，才能真正了解语言所承载的真正含义，我们才能够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目前，由于大部分英语教师在英语课堂上过分侧重语法、词汇的讲解，而忽略英美文化的灌输，导致我国大部分英语学习者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较为低下，对西方文化了解甚少，这是我国目前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西方文化了解的匮乏，导致英语学习者对中西文化差异缺乏敏感度、洞察力和识辨力。例如，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对一名美国女士说Youlookstrong，这种说法让这名美国女士感觉心里非常不舒服，因为strong这个词过于男性化，如果把strong改为healthy则表达的更准确，也会让这名女士感觉很开心。因此不进行文化教学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在交际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误解；另一方面，使用中文习惯进行表达，造成语用失误、交流受阻。因此，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我们不但要强化英语运用的能力，还要不断增进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语言有各种适用的场合。我们要用心体会语言的真实语义，就需要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什么情形下该说什么样的话，什么话题是禁忌话题，都和他们的文化背景有深刻的关系。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文化，同时跨文化交际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世界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英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相当重要，因为英语学习者只有了解了西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含义，才能对西方人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等深有体会，才能掌握地道的英语。
三、西方文化教学的新途径
西方文化教学的进行可以通过以下途径。首先，我们应树立正确的文化观。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某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有优势或劣势。我们在继承、发扬和传播我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要不断了解西方各国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其次，英语教师应在课堂教学中不断融入西方文化教学。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除了明确语言点以外，还要明确文化点。文化点应主要围绕影响语义和语用的各种文化因素进行讲解，包括语言承载的文化内涵以及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等。教师在课堂上应强化学生语言的运用。教师应充分利用课堂时间让学生进行分组会话、分组讨论或演剧目等。在进行不同典型话题的语言运用过程中，比如如何问候、表达谢意祝福等，学生会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教学方法能够培养学生对语言所蕴含文化的敏感度。大量阅读西方文学经典作品。通过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佳作，学生不但可以了解该作品体现出的某个民族的文化，还可以学会如何鉴赏文章。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应该相互渗透，有机结合。最后，教师在充分利用课堂时间之余，还应多组织英语课外活动，例如举办英语晚会、英文歌曲比赛、英文脱口秀、英文话剧、英语知识竞赛、英语辩论赛、英美文化专题讲座等。但这些活动的组织安排也应遵循一定的规则：英语课外活动应与课堂教学同步进行；教师只是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学生才是参加者和主导者；一切的活动要尽量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时间的安排要恰当合理。
四、英语教学改革的启示
传统的只强调语法、词汇等的英语教学已经不再适合时展的需要，我们需要对英语课堂教学进行改革。1.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教师想要向学生渗透西方文化，就必须自己先找到相应的文化点，并具备介绍和说明这些文化点的能力。因此，教师在具备扎实准确的英语语言基本功的前提下，了解西方文化，尤其是英美国家的文化，同时也要让学生不断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学生只有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才能达到用英语交际的正确有效。2.教师应加强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教师应努力培养学生的自学意识，尤其是培养在课后积极主动丰富西方文化知识的意识，这种意识的提高会增进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使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3.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教学任务的决策者和教学内容的改革者。教师应充分发挥自己的指导作用，不断加强对学生西方文化知识的灌输，并通过制定合适的教学任务和实行可行的改革方案来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4.教师要加强研究文化与语言、交际及英语教学工作的关系，不断丰富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教师在课堂上如果只教授英语的单词和语法，忽略文化知识的传授，学生就会感到枯糙乏味，跨文化交际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再加上我们的学生身处中国，很难有机会去英美国家学习英语和感受英美国家的社会文化，所以教师应尽力引导学生沉浸到英美文化中，最大程度地理解英美文化的内涵。教师的英语教学应针对课本内容和日常交际需要进行，将中西文化共性和中西文化差异融会贯通，从而使文化学习和语言学习有机结合。在课堂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教师应尽最大可能在教学中融入英美国家历史和社会生活全貌，最好配备DVD光盘，通过影像和声音传递文化信息，使语言教学的内容形象化、具体化。具有新颖性和趣味性的影像资料应展现英美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自然景观、民俗风情等。这种展示将有利于学生了解英语在实际场合中的应用。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还应设置合适的语境，组织一些可涉及英美国家社会文化层面的分组讨论或会话，话题尽量是学生感兴趣的，激发他们讲英语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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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语言是人在劳动中创造的,习语是语言特征的集中反映,是文化的载体,习语又是语言的精华。习语一词的含义甚广,一般指那些常用在一起,具有特定形式的词组,其蕴含的意义往往不能从词组中单个词的意思推测而得。习语通常包括成语、俗语、格言、歇后语、谚语、俚语、行话等。其表现形式音节优美,音律协调,或含蓄幽默,或严肃典雅,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妙趣横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习语是语言的精华,它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内涵。语言是为人类各种活动服务的,而习语恰好生动地反映出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广义的习语包含比喻性词组、俚语、格言、俗语、谚语、典故等,是语言发展的结晶。英语语言历史悠久,包含着大量的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或严肃、典雅,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形象生动,妙趣横生,给语言增色不少。
二、英语习语中隐含的历史背景
1、罗马帝国时期产生的习语。
公元前49年,罗马执政庞贝和元老院共谋进攻恺撒。当时恺撒的领地和意大利本部交界处有条小河Rubicon。恺撒不顾一切,悍然率领军队渡过此河与庞贝决战。在渡河时他说“The die is cast.”骰子已经掷下,表明义无反顾。过了河,他还烧毁了渡船,(bum the boats)逼得士兵毫无退路,只好勇往直前,打败了敌人。
就是这样一段历史故事,在英语中留下了几个常见的习语:cross the Rubicon(渡过鲁比肯河)喻意决定冒重大危险,采取断然行动;burn one's boats(烧掉自己的船)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The die is cast(骰子已经掷下)预示着事情已经决定,再也不能改变。
2、a baker's dozen:面包师的一打
典故:15世纪,英格兰出售面包是论“打”(一打十二个)的。那时面包师的名声很坏,面包常不够份量。因此,官方立下法规:凡出售不够份量面包的面包师要受重罚。手工造的面包很难每个重量一样都合标准,面包师为了避免受罚,每打面包再增加一个,故有a baker's dozen=13之说。又有人说,面包小贩以一打(12个)的价钱购进13个面包,其中一个作为赢利。
3、a bed of roses:安逸的生活;舒适的生活;玫瑰花坛
典故:玫瑰花是英格兰的国花。自古以来,玫瑰花被西方人看得特别高贵,它不仅被当作欢乐、安逸、荣誉、幸福的象征,而且被誉为尽善尽美的典型。相传古罗马人炫耀其生活的极度豪华舒适和无比欢乐安逸时,常把玫瑰花撒在床上。本语a bed of roses便来源于此。本语常用于否定句中,多含有贬义。
三、英语习语体现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习语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而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而汉语是“挥金如土”。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船和水的习语,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习语,如to rest on one's oars(暂时歇一歇),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all at sea(不知所措)等等。
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东风”即是“春天的风”,夏天常与酷暑炎热联系在一起,“赤日炎炎似火烧”、“骄阳似火”是常被用来描述夏天的词语。而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英国的夏季正是温馨宜人的季节,常与“可爱”、“温和”、“美好”相连。莎士比亚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把爱人比作夏天,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四、与有关的习语
与有关的习语也大量地出在在英语语言中。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相关的习语如Go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也有Go to hell(下地狱去)这样的诅咒。
现代英语中大量习语,源于宗教活动、仪式和《圣经》故事。《圣经》已然成为英美每一个家庭必备的读物。随着基督教义的传播,《圣经》中的许多句子和短语被人们广为传颂,久而久之就成了习语。
如:Drop in the bucket/ocean沧海一粟。英语典故习语多来自《圣经》和希腊罗马神话,如Achilles' heel(唯一致命弱点)、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Penelope's web(永远完不成的工作)、a Pandora's box(潘多拉之盒枣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等。
五、结束语
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不仅仅只是书本上的语音和语法规则,还应包括对这种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及社会风俗习惯等知识的获取。因此,如果不清楚习语的文化背景,或单从字面上进行解释、翻译,难免误入歧途。
我们学习习语绝不仅仅是为了掌握它的“认知意义或词典意义”,而要了解语言词汇特定的文化内涵,也只有做到对词汇文化内涵及文化差异的深刻理解,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使用习语。习语不仅有助于英汉互译水平的提高,它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美国家的民族习惯和民族心理,所以学习语言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与之相关的一切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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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播学跨文化传播
在传播研究的广阔领地中，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是跨学科知识交叉融汇的产物。学术关怀总是基于现实关怀，跨文化传播研究也是如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地球村”正在形成的今天，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贴近时代变迁的敏感点。本文试图疏理这一学科分支的理论思想源流，并说明它的现实关切所在。
一、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论
从六十年代兴起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即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分属于不同文化范畴的人们在日常的互动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沟通；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的符号意义系统的差异和类同的传播的可能性与可变性；三、上述两个层面形成的实际传播过程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的变化，由此传播过程决定的文化的融合和变异。
早在1942年，美国哲学家和美学家苏珊·朗格（S.K.Langer）认为，传播的最根本形态是人的内在传播（intrapersonalcommunication）。人类试图通过符号了解他的存在的环境，这就是传播的起点。基本的传播研究是围绕着“符号－对象－心灵”三者的关系展开的。由于人们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不同，对于外来讯息的处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原本在同一文化范畴内，人与人沟通时会发生正常的误解；然而当人们跨越文化产生互动的时候，尤其是试图跨越那些价值体系差异较大的文化，正常的误解就会被夸大。这不仅给个人之间带来意义读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离，而且引起文化族群关系的失谐和冲突。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显得更加突出了。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特殊视角，要解除的是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它的中心课题是要研究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观念信仰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说明和理解意义。这一研究的目标有三个：1、描述特定文化之间传播的性质，揭示文化的异同；2、基于对文化异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差异的途径；3、最终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创造和分野的进程。
一般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修辞学。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着重通过对单一的或多边的文化行为作经验性的考察，进行文化的可变性的分析。人类学，主要是认知人类学（Cognitiveanthropology）深入观察社会成员之间的认知性关系的构成。认知人类学相信，文化是由决定行为的不同的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这些结构可以通过数学的或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他们采取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analysis）试图在语言范畴与指称对象、概念和事件之间确立一种相关性，进而建构出人们应对社会现实的规范模式。然而这些研究仍然碰到了元语言的问题。例如成分分析涉及到对于文化成分的分类，就受到元语言的束缚。而认知人类学比较偏重于口语和称谓（名词），对于实际的传播行为缺少分辨，将认知结构片面的等同于词语和意义的双重结构，忽略了认知也是活的生成机制。认知人类学在试图解释文化问题时，面对更加复杂的对象，显然缺乏对其研究工具的局限性的警觉。
现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关注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决定和创造意义。文化人类学同时关注到行为语言、口语和非口语等表现形态。它不只是记录观察结果，更强调行动者作为特定社会成员和文化分享者的意义。在不断的解释意义的行为中，人们彼此建立起可以预期的信任关系。文化人类学在结构功能主义之后，转向象征－符号学的方法。格尔兹（CliffordGeertz）发展出比文化可变性分析和文化成分分析方法更加经验直观的浓密描述法（thickdescription，一译作“深描”），这奠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最为突出的不同于主流传播研究的方法论面貌。格尔兹同过去的象征人类学家相区别的地方在于，过去的象征人类学家过分受到结构－功能主义传统或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制约，强调符号体系的自主性；或者采取“符号决定论”的观点。（例如，“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格尔兹却采取对某一文化事象（仪式、游戏、生活时间程序）的浓密的描述，展露出个人经验与群体经验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暴露出潜隐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忠实地记录观察结果，而是试图透过经验观察，从微观的知识层面出发而达至对整个文化体系的解密。①因此，这一立足于微观的经验观察的方法获得的不是表象的累积，而是活生生的文化机制的图景和情境。
修辞学方法一直是传播研究得以借鉴的重要的工具武库之一。布尔克（K.Burke）在60年表《作为符号行为的语言》、《动机修辞学》，拓展了古典修辞学的边界。布尔克认为，任何有意义的行为组成为连串的修辞，因而也可以将修辞视之为传播行为的分析。他的修辞学含有对文化可变性的选择。首先，有意义的行为与修辞的规定之间的同一关系，正是创造意义的过程。跨文化传播研究者正是要揭示出修辞规定（文化设定）和传播交流（行为机制）之间的对应变化。其次，修辞学不应只是研究语言，诸如音乐、舞蹈、艺术、仪式都是有意义的，因而也都可以被看作是修辞的。修辞学所要探询的是，在这些意义表达形式中，不同的文化又是如何沟通的。相比之下，认知人类学只是通过有限的语言学关注研究对象，过于局限于语言，将语言看作文化的渊藪；文化可变性分析只是关注于传播对文化变迁造成的结果，都没有集中研究主体对于现实如何形成观念的机制，正是这种观念才规定了人们的文化认同。
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启示意义的是布尔克提出的戏剧学的视角（dramatisticperspective）。所谓戏剧学的视角是将语言看作行为的基本模式，而不是当作传输信息的载体。戏剧学视角是一种分析工具，它强调，对人类行为的描写，应当将其看作由动机驱使的、创造意义或被安置意义的存在。人们是通过有意义的行为来创造现实的。现实的结构是一个分享符号的过程。人们既要用行动去安置世界的符号意义，又要不断地根据符号化的世界校正自己的行为。因此，对于文化的边界，即人们分享意义的边界，要进行反身性（reflectivity）的追问。从戏剧学的视角出发，文化可变性分析，将文化变迁孤立起来观察，忽略了文化的情境（culturalcontext）；而文化成分分析，集中研究作为认知关键的语言，分析了许多有意义的行为类型，但是忽略了语言是已经被创造出来的意义系统。事实上，意义是要通过不断的信息刺激，在人们心里引出反身性的确认才可能建立的。
二、80年代以来的理论模式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通常从1959年霍尔（E.T.Hall）发表《沉默的语言》算起。霍尔在书里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术语。他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0年中为美国的外援机构培养外事人员时使用的。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它的实践和战略训练背景。20世纪，在美国的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移民浪潮在80年代之后，更见高涨。移民带来了紧迫的和更加普遍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最近20年的美国式的跨文化传播的经验实证研究，也是基于这一背景。
罗杰斯（E.Rogers）在《传播研究史》里，追述了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的移民问题是传播研究的传统性课题。以帕克（Park）为代表的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很早就关注移民溶入新国家的文化历程。帕克从移民引起的社会问题出发，关注到传播和互动在社会分层及文化融合中的作用。霍尔则更多的从行为科学着眼，分析了分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行为类型、学习特点、接受和反应方式。霍尔并没有局限在量化和实验研究的范围，他将应用性的研究和质化分析（逻辑的分析）结合起来，在60年代中期，发表了《隐藏的维度》。进入80年代以后，代表跨文化传播研究基本趋势的是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汀-图梅（S.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Theory)以及菲力普森（G.Philipsen）的“口语代码”理论(SpeechCodesTheory)。这些理论的总的特点是将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到更加精细的水平。
古迪昆斯特从对于“陌生人”的传播困境的发现开始研究。所谓“陌生人”，包括侨民、新到者、新成员、暂时逗留者、闯入者、边缘人、新移民、旅居者等。这是随着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古迪昆斯特发展出一套对“陌生人”进行描述的技术，集中研究他们的伦理认同、交游类型、话语类型、感知习惯、自我意识和自我训诫。古迪昆斯特发现，所谓陌生人现象，只是跨文化传播的普遍规律的表现。对于陌生人传播困境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要发现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效的传播是经由何种条件达到的。他指出，三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虑和未确定性。三组表面性因素是：动机因素（需求、吸引、社会义务、自我概念、对新的信息的开放程度）、知识因素（知识期待、信息网络的分享、对多种观点的知识、对可供选择的解释的知识、关于同一的和差异的知识）、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种观点的能力、适应沟通的能力、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调适行为的能力、搜集适用信息的能力）。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导致陌生人面临传播情境产生焦虑或未确定性。有效的传播是对焦虑和未确定性的管理的结果，是将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②
汀-图梅的“面子-协商”理论对于东西方文化造成的传播差异作出了有趣的解释。她指出，在每一种文化里都有某种用于协商的“面子”。面子是一个关于在公众中建立的自我形象的隐喻。营造面子是一套操作，包括面子策略的扮演、语言和非语言的动作、自我表现行为、印象管理互动等。霍尔曾经把文化分为“高度语境文化”（highcontextculture）和“低度语境文化”（lowcontextculture）。汀-图梅则作了更具体的解释。“高度语境文化”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统中解释信息时，强调意义对语境（context）的关联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任何解释都是联系到语境的解释，从而没有绝对固定的解释；意义依赖于语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语词。“低度语境文化”如美国、欧洲等西方文化，则是更加重视语言符号本身既定的意义和意思。语言和符号的既定意义在“高度语境文化”中，不是意义的最重要的来源，意义只是隐含在语境和关系当中的。隶属于“高度语境文化”的成员，崇尚集体需求和目标，将它置于个体需求和目标之上。假定说，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个体的决定都会影响到群体中的每个人，那么，个体的行为就理所应当受到群体规范的控制。是“我们”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认同。相反，在“低度语境文化”中，个体的价值、需求、目标均高于群体。个人权利比群体责任更值得重视。“我”自身的认同才是最高的认同。霍尔以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差异为例，指出“高度语境文化”更多的依靠非语言传达，更习惯于将人群区分为“我们”或“他们”，更关心外来者进入“我们”的圈子时，是否能举止恰当，并不关心外来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实的态度或感情如何。“低度语境文化”则认为，人们所用语言表达的就应是他真实的思想感情，沟通成败全系于能否恰当和准确的表达。因此，在后者看来，“高度语境文化”是含义暧昧的文化。在既定的语词辞典中，很难掌握到确切的解答。这样，分属于两种文化的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误解。问题是，这两种文化如何达到沟通？汀-图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对“自我面子关切”和“他者面子关切”的协商式行为，达到沟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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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图梅认为“面子”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类。“低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极的面子，“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积极的面子。所谓消极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义为“消极”或“被动”性的，是因为这类面子，主要作用是维护自我的最起码的尊严，不具有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所谓积极的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给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认为是最合理的。“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在心理动因方面，显然消极的面子谋求“个体自治”，积极的面子谋求“群体包容”。不同的文化类型决定了不同的保全面子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处理冲突的方式。群体价值导向的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积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亲切随和、协商妥协、退缩、避免冲突，也就是通过不断的“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个体价值导向的低度语境文化，追求消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决问题式的，或者通过竞争，谋求独断权威。③也就是说，彼此都要保全面子、找回面子，只能订立契约；或者订立基本游戏规则，按照规则竞争。只要是按照规则竞争的，无论输赢，都有面子。汀-图梅对于两类面子的分别，实际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众形象）是个体在群体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号资源。这种符号资源，深刻地联系着个体的心灵-人格结构、关于安全和恐惧的潜意识（消极面子），还深刻地联系着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权力支配关系、礼仪交换关系（积极面子）。
菲里普森的口语代码理论，是通过对于各种亚文化群（如街角青少年、酒吧男人、少数民族）的观察研究提炼出来的。他发现，口语是最为突出、隐秘的文化代码。日常口语的语速、语调、语词、语气、语句、口音等包含了心理、社会、修辞的文化区隔。讲话的意义是通过言说者和倾听者在沟通时使用口语代码而创造和解释出来的。意义不是固定在语言当中。口语交谈的亲近距离，反映了交谈者之间的或亲密或疏离或共谋的关系。菲里普森指出，符号、意谓、约定、规则的文化意义通常是存在于口语代码里，而不是在正规的交谈里。他将这些意义归纳为三个高度结构化的文化形式：1、口语里的文化神话——这是占据着人的想象，并向人提供着各种解释、讲述着关于他们和别人的故事的叙述模式；2、口语里的社会戏剧——在特定的口语代码里，深嵌着生活的规则；这种规则是经由人与人的交流反复考量确证才证明了合法性的；这种社会戏剧是一种公开的对质，它包含着针对他人行为作出评判的道德规则；3、口语里的图腾仪式——这是一种传播的仪式（communicationritual），口语交谈是一连串由行为组成的语句，它是精心的表演，表现出对于值得敬畏的对象的敬意；一场好的谈话是将自我、沟通和关系融为一体的极大的彼此尊敬，它使参与谈话者完全沉浸其间，建立起一个听觉的私密空间；谈话不是要解决每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而是要将人们聚拢来，表达他们的个性，建立彼此的认同，体验某种亲昵之情。菲里普森的理论，受到来自批判学派、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学派的批判和补充，以至将口语代码与两种基本文化的分类相对应：集体主义的文化——等级体制——寻求敬意的口语代码——男性的世界；个人主义的文化——平等体制——寻求尊严的口语代码——女性的世界。菲里普森的理论的价值在于，他将口语共同体和文化的边界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精致地观察文化的传播机制。④
三、学科前沿和现实关切
如果说，跨文化传播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分支，是与玛格丽特·米德、本尼迪克特、霍尔、古迪昆斯特等人的名字相联系的话，它的兴起显然不只是纯粹的学术兴趣。它是同殖民、世界大战及其战后改制、后殖民、现代性、全球化趋势等人类历史的极其深刻和广泛的变迁联系的。这就决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现实关切正是它的学科推进的动力。
关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的比较由来已久。当美国占领日本强迫这个东方法西斯国家接受现代改制时，占领者就在保护日本的原有文化和将它改为一个建设性的现代国家二者之间，反复权衡。固然文化寄身在制度里，但是，制度也是由文化所派生。20世纪多少冲突是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几乎难以胜数。文化，也不是简单的与国家概念相同一，更不是与疆域概念相一致。如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揭示出文化的类型差异，可以是全球的、国家范围的，也可以表现为一国内部的、甚至是一家内部的。即使在个人的行为和心灵中，也会有文化的冲突。
在所谓高度语境文化的国家里，现代教育有时扩大了代沟，增加了个人的文化困扰。因为，传统的教育是通过文化语境的教育，是生活实践的教育，不只是认字识数。现代教育基本上是西式教育，即采用低度语境文化的教育模式，注重科学技术知识、研究物理，照本宣科。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人们仍按照传统习惯行事，讲究人际关系、潜移默化、心照不宣。这样，受过系统现代教育的人，到了社会上，反而显得不会办事。教育模式与文化语境的断裂，自然导致个人的生活实践和人际交流的困扰。更加麻烦的是，随着全球覆盖的传播网络的延伸，信息大量地快速流通，个人被负载着不同的文化意义的符号所包围。个人的价值系统、认知系统、行为系统发生紊乱，文化的冲突从外部转到内部，跨文化传播也就成为内在传播的一个新现象。这导致了我们今天特别关注的文化认同（文化身份）危机。
西方和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欧洲文化研究理论，都将文化认同危机看作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边缘文化价值的发掘、多元文化主张、重返民族主义都是比较激进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跨文化传播研究要温和得多。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早期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今天，它仍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潜在的影响。但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似乎抱持着关于人类文化共同体的理想，怀着文化对话、理解直至达成共识的浪漫期盼。
现代性和全球化瓦解了文化的边界，瓦解了文化的防护系统。当文化日益成为拼盘，文化是否还成其为文化？跨文化传播研究所要获得的知识，与其说是建构新的文化，不如说是寻求调适文化差距或文化冲突的策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原理，转化成为一种自我管理调适技术、人与人沟通的技巧、不同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的协商谈判策略；转化成跨国促销的形象设计和诉求方式等等。
近些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的是新的时代背景：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网络社区的形成、全球和区域经济组织与跨国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民族国家、信息技术对军事冲突的控制能力增强、大规模的移民、急速推进的城市化、网络技术和自然语言的结合、全球文化市场扩张、国际品牌的形象认同……跨文化传播的紧迫性凸现出来。这一学科的前沿性的课题是：1、从霍尔的跨文化传播训练发展为量化的训练，在跨文化传播中引入人际传播、心理控制的技术；⑤2、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继续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提出普遍适应性理论，忽略移民或其他新来者的行为动机，着眼于人们对于共同的适应经验的分享，集中研究如何适应；3、安德森（M.L.Anderson）、科林斯（P.H.Collins）等人代表着一种多元文化的和文化播散的观念。他们关注的中心是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偏见、自我观念、权利等差如何在人的内在的传播互动中发生影响；⑥4、发展传播研究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结合，集中研究政府、各种组织的经济、政治、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与另一种文化相比较的标准，特别是研究“创新—扩散”模式，新的观念和方法如何有效的得到推广；⑦5、分析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如媒介网络、市场跨度的全球化和形象、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本土化；全球媒介环境对国家政治稳定、社会改革的影响；6、提出多元化还是单极化的争论，在政治传播层面，是人权与国家孰先孰后；在文化层面，是文化多元还是文化霸权；民族语言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的护持问题；民族语言的国际化的可能性；7、左翼传播学者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扩张的警觉；关于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分析；8、关注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问题。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问题随着全球信息传播和人员流动加速而变得十分普遍和深刻，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形的、拼接性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深度的文化依存（亲密关系结构、情感心理依恋、意象和意义分享、仪式和习俗效应、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情怀、代际传承关系、历时性等）正在由横跨度的文化配置取代。横跨度的文化配置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按照功能角色搭配的、在交往的情境中展现的、缺乏固定结构的漂浮的文化、模仿的追随时尚的文化、仰慕强势和世俗成功的文化、共时态的混杂的文化。只有当横跨度的文化配置成为人们的主要文化生存方式时，文化认同危机自然会发生。应当说，文化认同问题是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跨文化传播研究正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课题进行探索，以求有助于人类的跨越文化边界的沟通和自我拯救。
注释：
①C.Gree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BasicBooks.1973.《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W.B.Gudykunst,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CurrentStatus,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ory,R.L.Wiseman(ed.),Sage,ThousandOaks,Calif.,1995,
③S.Ting-Toomey,InterculturalConflictStyles:AFace-NegotiationTheory,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YoungYunKimandWilliamGudykunst(eds.),Sage,NewburyPark,Calif.,1988.
④G.Philipsen,ATheoryofSpeechCodes,inDevelopingCommunicationTheory,SUNY,Albany,N.Y.,1997.
篇5
在外语学习中，社会文化因素对学习者及其学习效果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国内外不少学者从这一角度出发研究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构建了各种理论。其中很具影响力的是Schumann提出的文化适应模式(acculturationmodel)。Schumann将社会文化因素视为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变量，认为二语习得者对目的语文化的适应融合程度决定着二语习得的成败。文化适应模式理论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跨文化交际的心理过程和二语习得中社会文化因素。
文化适应是跨文化交际领域中一个探讨较多的概念，它是“对一种新文化的适应过程”［1］，是对“新文化的思想、信仰和感情系统及其交际系统的理解过程”［2］，是“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的社会和心理结合”［3］。Schumann认为导致文化适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二语习得者和目的语使用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
社会距离指一个人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另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相同或不同。群体之间或社团之间的社会距离影响着他们之间的交流，还会影响一个群体学习另一个群体的语言方式。社会距离由许多因素决定，如：1)社会显性，指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领域里，学习者社团与目的语社团的地位是平等的，不是一方优于另一方的；2)结合方式，指学习者社团是被目的语社团同化，还是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或是既适应目的语文化，又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沿袭自己的文化方式；3)封闭性，指学习者社团与目的语社团被各自的学校、教堂、医院等社会设施隔离的程度；4)凝聚性，指学习者社团以圈内交往还是圈际交往为主；5)学习者社团规模的大小；6)文化和谐性，指两社团文化是相近还是相异；7)社团的态度，指两社团对彼此所持的态度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8)打算居留时限，指学习者社团打算在目的语社区居留时间的长短。
心理距离指学习者个人对目的语及其社团的总体心理感受，影响它的因素有：1)语言震惊，指学习者在使用目的语时所体验的困惑和恐惧；2)文化震惊，指学习者在接触一种新文化时所产生的焦虑和失落感；3)动机，指学习者学习目的语的目的以及为达到该目的而做出的努力；4)自我渗透，指学习者的语言自我塑性和僵化程度。
二、文化导入
1．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在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中，Schumann都强调了社会文化背景知识这一影响外语学习的重要因素。“学习外语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人们内心世界的一个变化发展过程”，“学习外语还是不同文化系统沟通融合的过程，是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语言方式的碰撞、理解、吸收和融合的过程”［4］。而文化知识和文化适应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姆斯提出的交际能力的四个重要参数——合语法性、适宜性、得体性和实际操作性，其中适宜性和得体性的实质就是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能力。一个人如果不具备某语言社团的文化背景知识是不能与该社团的人顺利地进行语言交际的。语言交际能力实际上是获得进一步的文化知识的必要前提和手段。外语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进一步学习外族文化的能力。要消除外语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之间存在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即消除由于缺乏社会文化背景知识而造成的心理障碍，就应该把文化融入教学，提高学习者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2.文化导入的主要内容
知识中心模式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模式之一，目前在我国的外语教学中占主导地位。“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是如何在目的文化情境中适宜地使用目的语的知识，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可称为目的语社会文化能力。由此视角来看，跨文化交际能力突出了交际能力的核心部分，即有关谈话规则和适宜性的知识。下面的公式可以概括这种观点。跨文化交际能力(目的语社会文化能力)＝目的语适宜性＝目的文化知识”［5］。知识中心模式强调文化知识的传授和测试，即文化导入。根据这一概念，文化似乎是某种外在的物质存在，需要被人为地导入语言教学之中。陈光磊先生主张在外语教学中移入与目的语语义、语用相关的文化内容，它包括以下内容：1)一个民族文化有的事物和特有的概念在词汇与语义上的呈现；2)不同语言中指称意义或语面意义相同的词语在文化上可能有不同的内涵意义；3)词语在文化含义上的不等值性；4)不同文化对同一对象所作的概念划分的差别在词语及语义上的显示；5)体现一定文化内容的定型的习惯用语，主要包括成语、歇后语、俗语、谚语、格言等。
3.文化导入的局限
知识中心模式的文化导入集中于认识层面。在课程设置、课堂教学和测试等各个教学环节都易于操作，但往往灌输性强，启发性弱，学习者本人缺乏切身的体验。另外，这一模式难以处理文化的多元性、发展性，所传授的文化知识往往流于文化定型。
三、文化定型的建立与打破
Dodd(1991)提出，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与三个因素紧密相关：第一，情感因素，指拥有积极的态度，包括自我肯定、自尊意识、信赖、安全感等。第二，认知因素，指跨文化接触中的感知与认识，包括期望、定型观念、不确定感等。第三，操作因素，指所采取的行为与交际技巧，包括言语与非言语技巧。作为认知因素之一的定型观念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它指人们在跨文化交际研究或跨文化交往中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国家成员的笼统的、简单的看法。文化定型对跨文化交际影响很大，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文化定型被认为是人类应付复杂的外部世界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基本认知策略［6］。
1．文化定型的建立
定型最早时由Lippman作为消极概念使用的，他认为定型是错误的、非理性的。但更多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定型是一个中性概念，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合理的认知心理过程。文化定型是贯穿群体之间实际差异的结果或媒体、学校、家长、同辈群体等社会影响的结果［7］。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必须要了解目的语文化，因为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习得主要来自于家庭、学校、朋友以及大众媒体。我们对一个群体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人们会采取更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这样的概括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这样的定型可以帮助我们加快信息加工过程。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存在的事物和现象的认知总是建立在“假设证伪否定假设建立新的假设再证伪再假设直至逼近真理”［8］。为了更好地理解各国不同的文化和进行跨文化交际，我们必须建立一些文化定型来概括文化差异。只有给某种文化贴上了标签，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才有可能进一步了解其他民族的特点，加速信息处理，加强跨文化间的交流。比如我们了解美国人交谈时一般不会问对方的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等问题。在文化学习过程中，如果不建立这样的一些定型，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就根本无法了解和认识异国文化。2.文化定型的弊端
(1)夸大群体差异，忽略个体差异
文化定型往往是将群体的文化特征强加在个体身上，给交际者带来困惑，妨碍对他民族文化有更深的了解，甚至形成偏见。其极端形式是，群体之间完全不等，群体内部的个体完全相等，也就是：中国人甲＝中国人乙＝中国人丙；美国人A＝美国人B＝美国人C［9］。定型思维顽固的人常以群体的概括取代对个体的具体观察、分析和判断，常给人贴上固定的标签，比如：凡是英国人一律保守，凡是犹太人一律精明、勤奋，凡是法国人一律浪漫等。
(2)产生种族中心言语及偏见言谈
在所有的定型观念中，种族定型观念对跨文化交际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种族定型观念导致种族偏见，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一种种族中心言语及偏见言谈，最终造成跨文化交际距离或交际中断。种族中心言语源于种族中心主义意识，种族中心主义者在跨文化交际中用自己群体文化的准则、社会规范、行为方式来解释和评判其他文化群体的行为，总是认为自己的群体优于其他群体，自己群体的价值具有普遍性，适应于任何人，否定其他群体价值观念，并与其他群体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跨文化交际中便产生了种族中心言语及偏见言谈，用特有的语速、语调及用词以表示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距离。
(3)忽略文化的动态多变性
文化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交往模式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关注这些变化，否则我们先前形成的一些正确的观点和概念就会变成一种文化定型，影响我们成功的交际。文化定型是用静止的眼光看待发展变化中的人和事物，高一虹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越”与“超越”》一文中举过这样的例子。《讲给年轻人听的东方故事》(YoungPeople''''sStoryoftheOrient)是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教科书，其目的是让英语国家的年轻人了解“东方文化”或“东方人”的特征。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以及文化内部亚文化的多样性，使任何有关“A文化如何如何”、“B文化如何如何”都难以称为正确的概括。有关中国物质贫困的描述，如果说在20世纪60年代不失为典型特征的话，在21世纪的今天则早已过时了。美国文化也是如此。美国是一个由多文化群体组成的社会，多元文化群体并存，文化内容丰富复杂，美国人曾经用“大熔炉”(meltingpot)来比喻他们的多元文化社会，而现在他们用更为恰当的“色拉盘”(agardensalad)来比喻自己的文化。我们平常所指的美国文化只是针对某一文化层面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偏概全的，忽略了文化动态的多变性和复杂性。
3.文化定型的打破
在承认文化定型存在的基础上，我们应大胆而谨慎地建立定型，进而向定型挑战。
(1)注意个体之间的差异
在对不同文化差异进行概括或同目的语社团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我们应对可能具有的文化偏见保持清醒的意识，警觉那些整齐划一、忽视个性的文化定型，注意个体之间的差异，充分意识到定型给人们带来的认识上的局限性。
（2）保留独立探索的空间
在讨论问题时，应介绍尽可能多的观点和看法以及研究的方法。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对象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观点可以刺激人的思维，以便独立探索。介绍研究方法可以帮助学习者掌握评价标准和分析手段，甚至可以鼓励他们自己做一下文化对比研究，从而更多地意识到文化的异同，更坦然地接受差异。
（3）采取宽容的态度
在跨文化交际中，，对其他文化应该采取尊重和宽容的态度。要更多地与有不同文化的人接触，广泛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尊重对方的习俗，与对方建立平等的关系，尽量改变已经形成的偏见，克服种族中心意识，避免在交际中因为定型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结语
living(1986)指出，设有文化，我们不能观察，有了文化，我们却永远都是盲人。在文化导入过程中，在文化意识没有被充分唤醒的情况下，对文化特征的过分强调可能会使学习者误以为这些特征就是事实本身，从而在交际过程中生搬硬套，忽略个体特征。这样，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的的教学，所建立的不是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桥，而是阻碍文化交流的墙。而建立定型又是必要酌，不是一开始就应该避免定型，关键是如何向定型挑战，拆墙搭桥，解决定型的建立与打破这一矛盾。
参考文献：
［1］Brown,H．PrinciplesofLanguageLearningandTeaching［M］．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80.
［2］Ellis,R.Understanding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5．
［3］Schumann,J．TheAcculturationModelfor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inR.Gingras(ed.)［C］．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andForeignLanguageTeaching.Artington,VA:CenterforAppliedLinguistics,1978．
［4］黄晓红．外语学习心理和心理训练［J］．厦门大学学报，1992(1)．
［5］高一虹．距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越”与“超越”［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10)．
［6］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篇6
在《点击职业英语》基础英语模块每一单元都通过图片讲述故事，给学生提供语言情景，让学生充分体验英语口语，体会中西文化差异。同时在课堂中设计多种形式的小组活动，如给学生模拟情景，并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对话演练。在练习过程中让学生充分了解西方文化及中西文化差异。文化知识内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学生通过完成任务和活动训练即巩固所学内容。根据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帮助学生查找出在交流过程中出现文化差异的真正原因，使学生学会遣词造句。例如，学生在模拟面试情景进行对话，在对话结束时其中一位扮演面试官的学生说‘“Youcangotowork..”（你可以去工作了。）学生在对话过程中，受自己母语影响，所说的英语都是中国式英语，不是地道的英语。而在西方国家给人以答复时所用的语言比较委婉，可以说Thankyouforyourinterestinginourcompany.Youwillbehearfromusverysoon（.感谢你对我们公司感兴趣，我们会尽快给你答复的。）/Well,I’llletyouhaveourdecisioninoneortwodays.Thankyouforcoming.Goodluck（!我们会在一两天之内给你答复，谢谢你来面试，祝你好运！）在用英语表达的过程中，委婉谦和的语言比较符合西方文化。
3观看影片
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都是在母语氛围中进行学习。理论上的学习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学习西方文化知识的真正需求，在课堂教学中引入英文原版影片，图文并茂，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差异并获取文化背景知识。在选择影片的过程中，可以选取一些文化信息量比较大的经典影片，如《燃情岁月》、《海上钢琴师》等，也可以选择一些由英美名著改编的影片，如《傲慢与偏见》、《情感与理智》等。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观看影片的过程是：搜集影片——与课本内容相结合，查找适合课堂播放片段——给学生播放——检查课堂效果——达到交流目的。
篇7
“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亘古而常新的话题，不同的人对之有不同的解读，从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文明论。“卢梭的文明批判论，孔德的实证文明论，摩尔根的文明起源论，福泽渝吉的文明进化论，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马尔库塞的批判文明史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文明具有以下三种特质：
（一）从创造性方面而言：文明象征的是人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打下的印记，是人类自己创造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
（二）从进步性方面而言，文明作为人类创造活动的结果，指的是一种积极的文明成果，具有能够推动社会和人自身朝积极方面转化的功能，如果人类所创造的成果对于自然和人是一种消极成果的话，那就不是文明。
（三）就变化性方面而言，我们说文明是一种进步状态，也就是说，文明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而且这种发展是没有止境的。
综上所述，文明具有创造性、进步性和变化性三个特质，正是这些特质推动着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向前发展，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
二、文化的基本内涵及特质
从总体上而言，“文化”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整个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事物的总和。也就是说，一切自然的现象和事物，只要经过人的认识和创造，即“人化”，便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和意义。狭义的文化则是指以文字或其他手段为媒介所记载和保留下来的人类所创造的繁荣文明成果。
通过对文化的基本内涵进行概括之后，我们可以窥探出文化的三点特质：
（一）就其社会历史性而言：文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就其本质而言，它不是单个人所创造的，而是出于复杂社会关系之中的所有人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是全体人辛勤劳动的社会财富的总和。
（二）就继承性而言：文化虽然具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特点，但是，文化的这种历史特性并没有使文化完全脱离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大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凭空而产生的，它总是在前人积累的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的，是在前人所累积的文化营养成分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后一种文化是对前一种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站在前一种文化的肩膀上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形态。
（三）就其功能性而言：文化也具有文德和教化的功能。由于文化归根到底是人们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综上所述，文化具有历史性、继承性和功能性，文化的功能性是在文化的历史性和发展性之中彰显出来的，而文化的发展史则是以变化的功能性为前提的，并且是历史性地发展着的。
三、文明与文化的关系
（一）二者之间的联系
1.文明和文化的主体都是人。文明和文化都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他的核心都是人，他们都是作为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以及认识和改造人类自身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社会财富的表征。
2.文明和文化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文明和文化都是人类为了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而活动的结果，他们包含着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原始的实践劳动产生了人，劳动实践在类人猿转化为人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人类得以不断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以及人类自身。
3.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一般说来，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而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于文化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文明是文化的历史积淀，而文化则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从一定的社会意义上而言，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越高，社会的文明水平也就越高。当然，在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成果之中，自有积极的进步的成分才能称之为文明。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讲，文明是从属于文化的。
(二)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
1.从二者的来源上来看，文化的产生要早于文明的产生。文化是伴随着人类产生之日起就有的，当人类从类人猿通过实践活动而脱离动物状态，进行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时，当人类赋予自然物以人的“目的性”的标志和观念的时候，原有的自然物便有了文化的意蕴。具备了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可能性。从而使人类的活动进入了文化的领域。可以这样说，自从人类社会脱离动物界利用和改造自然界进行创造活动的时候，就有了文化。
而文明从总体上而言，是人类文化发展到有了文字记录以后才开始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文化始终是贯穿三个时代的始终，同人类相伴而行；而文明则是从第三个时代开始的，即始于奴隶社会，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可见，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是有先后差异的。
2.从二者的定义看，文化的外延性要广于文明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认识自我和改造自我的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社会成果的总称。而文明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认识自我和改造自我的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是和野蛮蒙昧相对立而言的。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成果涵盖了物质的、精神的和其他方面的一切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既有精华的、进步的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不朽内容，又不乏有糟粕的和落后的。所有的这些都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的一部分，均可称之为文化。但是，只有真正的反映时代精神和推动人类文明的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才能称之为文明。而那些落后的腐朽的糟粕是不属于文明的范畴的。可以说，文化是多样的，具有精华和糟粕，先进和落后之别，而文明是文化中先进和精华的部分。所以从定义上而言，文化的外延性要大于文明的。
3.传播的途径和方式不同。文明和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所创造的成果都具有可传播性。是可以被相互借鉴和学习的。但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而言，文明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强制性的特点，有些时候往往不择手段。这一点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在19世纪表现得相当的突出，经过几次科技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着传播先进文化的旗帜，用坚船利炮轰开了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大门。虽然此举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他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侵略也是造成这些国家和地区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而文化的传播则是具有可选择性的，对于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人们既可以选择某一文化，也可以选择其他文化。因此，文明的传播具有强制性，而文化的传播不具有强制性。
参考文献：
篇8
文化;文化教育;全民性;创造性;历史传承性
“文化”的含义因语境而异，有的指精神，有的指物质，有的指文学艺术，有的指民俗技艺，有的指政治经济，有的指科学技术，有的指历史宗教，有的指先进思想作风，有的指不良风俗习惯，而且中外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观又存在众多需要厘辩之处。
一、文化的共通特点
1.文化的社会全民性特点。文化必定是全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财富成果，并共同接受认可，个人的创作只有汇入文化的宝库之中，才能成为文化的反映或代表。文化这种智慧的结晶绝不是一人一时一处的佳作，终将融入全民社会群体中去被检验，造福于人类社会的必为社会成员认可接受，少数人反对或者是违背，不能否定文化的全民性。文化是全社会的，不是某一些人的，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对文化的认识是有阶级性的。一些利益阶层，对正义与邪恶、正确与错误的认识可能会改变其对文化的认识。如某些权力阶层利益阶层受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的制约导致他们权欲膨胀，利欲熏心，完全按自己的需要来解读文化，中国古今穷奢极欲的帝王、残害忠良百姓的奸臣、巧取豪夺污蔑群众的强权者，他们所倡导支持的所谓文化绝不是真正的全民性的文化，一切无视他人的自私占有都为人们所唾弃。文学史上也有一些崇尚贵族文化、否定群众文化，甚至以说人民群众的语言为耻的作品，他们无论是盛行一时，还是强权推广，也只不过是自诩为雅和小众自娱，绝非文化。
2.文化的历史传承性特点。文化是财富，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有益于公众，有益于人类社会，可以成为子孙后代的珍贵遗产，人民自觉习得并世代传承，也因此，文化是要经过时间检验的。毋庸置疑，历史上凡是被认定为经典的都需要实践检验，哪些东西能被人们传承认可是要被时间检验的，汉语中流传已久的众多熟语、文学作品，即使当时不为人所认识，最后经过时间的传承，都被当之无愧地称为文化。刚兴起的科学技术，刚流行的艺术形式，如树皮画、羽毛画、麦秸画等是不是文化，尚需等待时间检验，剪纸画应该是经时间和大众的认可，等待传承的艺术，书法自然已经是文化，其他一些书写的方法，还需传承的考证。文化有精神影响力(包括价值观念、道德思想)和物质表现力(包括事物表现、行为表现)，教育可以扩大文化的影响，传承主要靠言传身教，接受是自觉习得的。而且人类文化是开放的，一经接触，会广泛传播、代代相传。传播的途径多样，重要的如语言、文学、艺术、宗教、衣食住行等。在传承过程中，文化的内容和影响会不断发展、融合、壮大，然而，我们所说的文化传承性必须是其历史文化内涵的传承，而不仅是形式的保留。
3.文化的创造性特点。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也就是智慧与劳动的结晶，是在人类争取美好生活的生产、斗争中创造的宝贵成果。巧取豪夺、坐享其成的东西不是文化。失败文化是不存在的。不生产、只消费不能称其为文化，而刺激消费、过度消费、公款消费只会为商人带来利益，而造成社会的消耗和浪费，非但不属于文化，而且可能是犯罪，因而毫无创造性而言。而如经典作品《雷雨》中塑造的男、女主人公，通过他们的悲剧命运反映什么是真正的爱恨情仇，折射出灵魂中的高尚与卑鄙，是社会中人们真正所向往追求的人的生存环境。作品中与现实的背离、人性的扭曲反映社会的异化，追求自由、平等、博爱永远散发着文化的馨香。文化的创造性还体现在对社会有益方面，文化因其公益性而被人们自觉追随，也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有阶段性，但无阶级性，任何社会和群体创造的文化都不只属于那个社会。中华传统文化是社会从古到今、从富到贫，不同阶级都普遍接受的。我们说文化是财富，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其创作的目的都是有益于公众，有益于人类社会，可以成为为子孙后代的珍贵遗产，人民自觉习得并世代传承。美国总统里根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里就曾引用老子在《道德经》中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一句作为制定美国国策的佐证;英国卫生部部长也呼吁学习中国孝道文化，吸取中国人照顾老人的经验。
二、中西方文化教育观辨析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厘清文化的内涵、外延，明确文化应该是优秀物质产品、民族精神的概括反映，是社会主体共识的审美意识，具有总体性。一方面，物质体现精神，文化必有文化内容，不能只有形式。一座建筑作为文化代表，其外表一定体现内涵，其物质实体必然表现其造型设计、技艺理念。因而，文化是精神的，是情感性共识，虽然人们常把有代表性的各种创作和经典作品等视为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具有整体性。文化可以是有普遍性的纯朴的民风民俗、符合客观规律的思想，但个别的风俗、思想不等于文化，即使是名人的、大国的也不行。英语辞书对文化的解释却与汉语不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culture”义项:
1.生活方式(wayoflife):(1)文化、文明(指国家或群体的风格、信仰、艺术生活方式及社会组织);(2)文化(指拥有特定信仰的国家、群体等)。
2．艺术、音乐、文学(art/music/literature):文化(艺术、音乐、文学等的统称)。
3.看法、态度(beliefs/attitudes):文化(某群体或组织的一致看法和态度)。英语中culture的这三个义项是与汉语辞书中的义项1对应的。文化(cul-ture)被解释为生活方式、艺术、音乐、文学、看法、态度，这与汉语解释的第一个区别是:具体列举，而非抽象概括;而由此导致的更大的差异是“可此可彼，可好可坏”，“某群体或组织的一致看法和态度”。我们不禁要问:任何群体和组织宣称的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看法和态度都是文化吗?况且“看法”和“态度”又是那么明显地带有主观倾向。英语中对“culture”的认识看起来表达自由，实则容易令人误解，也会给一些别有用心的文化误读者以借口。《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还有一个颇耐人寻味的例子:孩子们受到的教育叫他们要尊重不同文化(Thechildrenaretaughttorespectdifferentcultures)。这是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也许会被认为体现宽容。但言外之意是不管好不好，也要尊重(而不是接受)。如果出于某种需要，既可以说“虽不好但是文化”，也可以说“虽是文化但不好”。英语中对概念理解上得宽泛，导致“culture”一词内含太大、外延过宽，而这种认识的两重性已经导致模糊正误界限的结果。受其影响，西方的文化教育观从历史到现在都存在某些致命的倾向性，即对文化的认识存在文化和非文化、文化和文化垃圾之分，但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之说。文化的“优劣说”既是一种违背伦理道德的思想，也是违背文化本质的观念。它是一种否定文化多样性的思想。而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其多样性特征都是很鲜明的，尤其是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它既包容东西方文化的一些特点，同时在自身文化发展上也鼓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也正是这种文化，才能将众多民族团结在一个大的文化团体中。
三、走出当代文化教育意识中的误区
“文化”是对物质精神文明成果的审美认同，即一民族、社会传承的对美好事物的共识。其传承性习得性、情感性共识性体现在崇尚、追求、传播共同认可的各种美，“美意、美心、美食、美事、美谈、美言、美誉、美术、美文、美德”，这一系列的汉语词汇的产生、传播就是典型的文化审美认同。然而受西方文化观念双重性的影响，我国也出现一些误读文化、滥用文化的倾向，导致当代文化教育观念走进种种误区。本文仅从高科技产品带来的巨变能否称之为文化谈起。以当下的智能手机为例，我们从中国的情况看，似乎人手一机，无论老少，不分职业和性别。殊不知，在很多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并不像中国一样，智能手机的使用有明显的年龄界限，在职业分布上也明显不均，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环境里，由于人与人之间相对较为独立，日常交流相对较少，手机的需求就变得相对较低。类似的文化返璞归真现象，还有中国台湾地区的“小确幸(微小而确实的幸福)”的生活追求。这种返璞归真更多地表现为，对人性的观照，无论是工业设计与生产、经济生活、政府的社会管理，只要明显地照顾到人“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都是受欢迎的。即便是一些青年才俊也同样意识到这种人性关怀的意义所在，其中不乏放弃子承父业的优越条件，而选择那些没有盈利空间、为众多商家所不屑的、不具备商业价值的人文项目，例如，我国台湾青年创业者黄沂雯在上海创立“失智人群(智力障碍人士)”体验中心。企业家及社会观察人士将大部分台湾年轻人的所谓“不思进取，安于小确幸”归为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不振。“导致新一代的年轻人很多没有了上一代的拼搏进取精神，他们更想做舒适和有兴趣的事情”。出现这种判断与现实的反差，并不是那些企业家的商业头脑不够，而恰恰是他们没有真正地意识到，文化才是人类的根本，商业及其成果只是人类文化中微不足道的一分子，它对于文化的影响力远没有经济学家们估量的那么重。电子书没有像人们预判的那样而替代纸媒，移动视频也没有像商家所期望的那样而取代传统的电视和广播。总之，现代科技及其产品并没有成为文化的趋势，并不是使用的人多了，就成为文化。文化不是世俗化，更不是简单的商业或物质需求。
作者：张利红 单位：黑龙江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M］．吕叔湘，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苏］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3］［法］孔狄亚克．人类知识起源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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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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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色与蓝色的中西文化差异理解
除了上述提到的中国文化中黄色与西方文化中蓝色的相似之处，这两种颜色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还有其它的内涵意义，而且大不相同。
（1）黄色在中西文化里的差异黄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居“五色之中”，代表了一种勇敢干练的性格。例如，在中国戏剧脸谱中，典韦、张飞这样的勇猛干将就是用黄色作为他们的脸谱颜色。在心理学上的“黄色性格”，是指那些行动迅速、活力充沛、意志坚强、自信坦率的性格。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明亮的颜色，代表着光明和希望，又与金同色，“黄灿灿”、“黄花闺女”这些词语内含其义。“黄”在传统文化中还有结束的象征。例如，“人老珠黄”形容人老了就不受重视，像珠子一样发黄失去光彩，英语翻译为“toloseone''''slooks”。总体来说，“黄”在中国文化中还是褒义居多，贬义含义也是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影响，但是黄色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待遇，黄色在英语里常带有胆小的、令人讨厌的含义。例如“yellowdog”指卑劣的人；“ayellowlivered”在美语里是胆小鬼的意思。另外，“yellowbook”绝对不是“黄色书刊”的意思，而是指黄页，就是通常说的电话号码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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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信息文化有利于全民族文化的个性化发展文化创作力得到充分展现是文化发展的标志，文化个性化发展为文化创作提供了新思想、新动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来源于全民族文化的个性化发展。信息文化具有创作活力持续迸发的特点，借助于信息文化创作主体的全民化，它可以融合全民族文化的共性，也可以为全民族文化个性化发展提供平台，让民族文化创作主体的文化创意持续迸发，从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作品。
1.3信息文化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文化作品为民喜闻乐见可以提升全民的幸福感，提高全民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感。因为优秀的文化作品可以鼓舞人，可以为民众提供既反映现实生活，又可以为民众在社会转型期所遇到的困难与困惑提供解决方案。从结果为导向的视角看，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目的都是以文化创作成果为民喜闻乐见为落脚点，而信息文化创作成果为民喜闻乐见，因此也可以推论出信息文化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有利于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1.4信息文化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影响力和外交影响力，树立中国的文化形象是中国文化强国战略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之一，也是我国文化实力彰显的关键。信息文化具有的文化影响力国际化和全球化特点，非常有助于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增进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增强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增强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1.5信息文化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需要在既有文化基础上的文化传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变革和创新。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增强离不开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发展的历史，首先是文化传承的历史”。信息文化是一种与世界文化共同的传播与继承形式，通过这种共同的文化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就很容易地超出本国本民族的范围在世界上传播与继承，以至让中国的民族文化影响世界。
2以信息文化增强我国民族文化创造活力需要注意的问题
信息文化作为信息社会的主流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信息文化在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和在加快扩大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和交往等方面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信息文化也增大了全球文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给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
2.1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它主要有四层含义：“一是坚持以为指导；二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三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才能充分挖掘出蕴藏在人民群众中深厚的文化创造源泉，才能激发人民群众高昂的文化创造热情与活力。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同时，也让中华民族各族同胞心连心紧密团结在一起，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贡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要求人民群众不断增强文化创造活力，只有不断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化才能反映出人民群众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断展现出人民群众的新风貌，在文化创新中有新的收获和喜悦，使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善于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指导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中国信息文化的理论基础，成为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行动指南。所以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增强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全民族文化创造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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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的基本理念是把孩子培养成能够适应各种外部环境(顺境或逆境皆有)及能够独立生存的个体。基于这种理念，西方国家的家长在孩子的幼儿时期就开始培养孩子的自身能力，即通过自己亲身经历来积累经验，在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进而成长。西方人从小就得到这种独立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从小即从生活中得到锻炼，形成独立生存的能力和做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因此，当孩子长大，进入大学校园，这一教育观念就给学生提供了一种非常积极的学习态度。西方国家的大学教育大多都是开放式的，教师上课时教给学生的是一种方法，有的时候是一个解题方法，有时只是一种思维方式，课后教师会留给学生一个问题，并且介绍很多书目，要求学生在一定而时间段内阅读这些书，认真思考，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完成教师布置的题目。中国的家庭教育大多致力于孩子的未来发展，要有好的职业、理想的收入、顺达的人生轨迹。基于这种父母强加给孩子的心愿，多数中国家长认为，父母对孩子最大的责任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让孩子生活在平顺的环境当中，尽可能少地经历挫折和磨难，只要孩子好，自己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罪也心甘情愿，自己辛苦打拼一辈子就是为了给孩子一个优越的生活环境。因此在这样的理念下，孩子从小被家长精心呵护，加倍关怀，只要学习好，家长在其他方面对孩子极大满足，在心理、道德品质方面却关心甚少。至于孩子独立生存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更是不予考量。当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成长的孩子长大，进入大学，他们的问题就会凸现出来。在中国目前的大学课堂上，大多数授课方式还是停留在“填鸭式”教学方法上，即教师在前面讲授知识点，学生坐在教室“认真”听讲，课后教师布置作业，学生按时完成作业，答案大多都是唯一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在这样一系列的教学方式下，中国的学生大多不会，也不用去思考，他们只是需要“听话”即可。
3．中国与西方国家教育的若干比较
第一，对孩子的社会交往保护过度。不少家长抱着怕孩子跟别人学坏或吃亏的想法限制孩子与外界接触，一旦孩子在幼儿园、学校或与朋友间发生争执或不愉快，家长多会偏袒自己的孩子，且代替孩子去解决矛盾，甚至把矛盾升级为家长间矛盾。此种做法却给孩子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就如中国家长最怕自己的孩子“早恋”，可是往往事与愿违，越是防范却有更多的孩子踏入。第二，生活上的过度关心从而形成一切包办。中国的家长，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家长，在生活上怕孩子脏着、累着而不让他们沾家务劳动的边。无论衣食住行，总是怕孩子这样怕孩子那样，应不应该家长做的事都一力承担了。因此就出现了三四岁的孩子还不自己吃饭、五六岁不会自己系鞋带，上小学需要家长接送、代背书包等现象。在公交车上市场看到这样的场景，白发苍苍的老人背着书包，旁边是空手的孙子或是外孙，当有人给让座时，肯定是老人让什么都没拿的孩子坐着，而自己依然背着书包站着;大学新生需要家长陪同入学，家长负责铺床等等。总之，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是一站式全包，单纯从生活方面过度关怀，确保孩子万无一失，这才是做父母的责任。第三，经济放任。中国不少的家长对孩子提出的要求有求必应，即使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也有“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想法，都竭尽全力满足孩子的要求。这一行为助长的是孩子不懂珍惜、不知感恩、互相攀比的不良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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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语与历史发展
社会历史的发展对语言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旧的语言逐渐衰亡,新的语言不断产生。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的痕迹主要反映在英语习语中。
例如在英国,罗马人、诺曼底人的征服对英语习语的影响是巨大的。翻开一本中型英语词典,在Rome(罗马)的词条下就会找到至少三条与“罗马”有关谚语:Do in Rome as the Romans do.――在罗马就要过罗马人的生活。(喻:入乡随俗);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喻:伟业非一日之功);All roads lead to Rome.――条条道路通罗马。(喻:殊途同归)。由此可见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1]
二、习语与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是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地区的习俗就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中的组成部分,成为该地区人的生活中的某些思想和准则。
1.饮食习俗对英语习语的影响
一个民族的饮食文化与该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面包(bread)、牛油(butter)、奶酪(cheese)都是西方人的家常食品,围绕这些产品出现了许多习语,辐射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如bread and butter(生活必需品,生计),面包和牛油是西方人的主食,所以,bread and butter就转义成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的“谋生之道”。又如:bread and circuses(安抚物),有了面包就不会饿肚子了,但是“人不能光靠面包生活”,还要有精神生活,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防止人民闹事,就要让人民吃饱喝足,再加上马戏表演,供老百姓观赏。这两样东西(bread and circuses)加起来,就可保天下太平了。[6]
围绕着“牛奶文化”又出现了不少习语。如come home with the milk这是一条英语谚语,比喻某人在外“彻夜不归”,玩了个通宵后,天亮才同清晨送来的牛奶一起回家。又如:bring somebody to his milk这是一条美国口语习语,喻指“使某人头脑清醒起来,迫使某人屈服(或默许)”的意思。再如:mother’s milk(母亲的奶),这条习语比喻“好酒”、“生来喜欢的东西”。[1]
2.人名习俗对英语习语的影响
在英语中,人名出现在习语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历史文化事件中的人名形成典故,在长期的使用中形成习语;另一种是风俗习惯、民间传说中出现的由人名构成的习语。在后一种情况中,习语的人名并不特指某一个人,而是泛指普通人或传说中的人。在英语中,构成习语最多的人名有Adam,Jack,Jill,John,Tom等。例如指since Adam was a boy指老早、自古;the old Adam指人类犯罪的本性、私欲;Adam’s apple指喉结;a Jack in office指自命不凡的小官吏,摆架子的官吏;the Union Jack指英国国旗;Jack and Jill指少男少女;John Bull指约翰牛(典型的英国人);Your John Hancock指请签上你的大名;Tom and Jerry是美国的习语,指吃喝玩乐的浪荡公子;Tom boy指顽皮的姑娘;Joe Blow指老百姓;like a Rip Van Winkle指跟不上时代的人;plain Jane指纯朴少女。[2]
三、习语与
宗教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语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更能折射出宗教对语言的影响。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后期已被定为国教,后来传播到整个欧洲及世界其他地方。这在英语习语中就得到了体现。如:doubting Thomas(怀疑的托马斯),该习语出自《新约》中的一个故事: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第三天复活,出现在门徒面前,但门徒之一的托马斯刚巧那天不在,因没有亲眼看到基督,他不相信别人的话,不相信基督已经复活。后来人们就用doubting Thomas指那些“多疑的人”、“不肯轻易相信别人的人”。又如:clean hands(双手干净)源自《旧约》,指“双手越干净的人会越来越有力”,表示“两袖清风”、“廉洁”;sow the wind and reap the whirl wind(种的是风,收的是风暴)出自《旧约》中,上帝不满以色列人的偶像崇拜,告诫他们:“他们种的是风,收的是风暴”,后来人们用这个习语表达“恶有恶报,干坏事必将受到加倍惩罚”。也有一些习语出自基督教的仪式和历史。如go to the church(到教堂去)意思是去教堂做礼拜、结婚,因为西方的婚礼多在教堂举行。[4]
四、习语与体育娱乐
体育娱乐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英语习语中就有很多以体育娱乐为主题的习语。以美国为例,棒球(baseball)是美国最具普遍性的体育项目之一,被称作美国的“国球”。它是美国男女老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仅大、中学校有校棒球队,而且社会上还有职业棒球队。每到比赛的季节,美国几乎全民沸腾,万人空巷。新闻媒体更是成篇报道有关消息。棒球运动已深入到每个美国人的生活,美国人的许多习惯用语都出自棒球运动。如at full bat指在全力击球,俚语为“很快”;not get to the first base with指连一垒也没跑到,现表示“连第一步都没成功”;hit a home run指打了个本垒打,现表示“大为成功”;off one’s base(离垒),现表示“大错特错的”“神智错乱的”。[7]打扑克牌是美国人的一种传统性消遣活动,因此许多牌桌上的说法也就渐渐成了习语。poker face的意思是面无表情,不露生色。玩牌的时候,把牌放在胸口的地方,免得被别人偷看,这在英文里就是close to the vest,意思是一个人非常谨慎,不让别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人们把电视迷叫做couch potatoes。couch指沙发,potato指土豆,是指那些一有时间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他们坐在那里一声也不吭,一动也不动,就像土豆一样。[2]
英语习语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所以,习语翻译要做到绝对等值是不可能的。译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引导读者接受异域文化,使译文在读者头脑中显现的形象和产生的联想都尽量接近原文读者得到的效果。英语习语中很多说法形象生动、寓意深刻,表现手法新颖独特。例如“In the country of the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the king.”“The devil may get in by the keyhole,but the door won’t let him out.”译成汉语分别为“盲人国里,独眼为王”和“魔鬼从锁孔里进去,开着门也请不出”。[3]
总之,西方文化对英语习语具有深远的影响,全面了解西方文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好英语这门世界语言,轻松地学习英语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