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承教育论文篇1
2.师徒传承美术教育模式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师徒传承美术教育模式在教学内容上主要包括画法、画技、画理的传授，这些内容主要来自师父的个人经验以及一些绘画论著，绘画论著主要记述的是前代画家的经验和心得，内容包括画理、画技、品鉴三大部分。在以师徒传承美术教育模式为主的中国传统美术教育中，绘画论著对于掌握中国绘画的技巧、领悟中国绘画的审美精神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如果缺乏传统绘画理论的指导，代之以西方绘画理论，势必造成国画的变味。师徒传承美术教育模式在教学方法上具有注重临摹的特点。临摹也是学习传统中国绘画的主要途径，主要是为了训练学生掌握中国绘画的表现模式，融入中国画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看待自然、表现自然。这突出了传统中国绘画的意象性、继承性以及程式性等特点。与西方古典绘画不同的是，传统中国绘画在学习上首先要掌握在纸绢上用笔、用墨、施色等基本方法和程式，中国绘画讲究的是“功夫”。因此，以临摹作为主要教学方式有其合理性。
3.师徒传承美术教育模式的评价与借鉴
诚然，与学校制相比，师徒制有自身的局限和缺陷，但是，师徒传承美术教育模式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其蕴含的优良传统在现代美术教育教学中仍然值得继承和发扬。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种教育模式的教学效果，教师首先要准确地把握中国绘画的理论与技法，不能忽视传统的绘画理论；其次，教师要注重言传身教，这既是师徒传承美术教育模式的内在要求，也是其主要优势。在该模式下，师父不仅传授徒弟绘画技法，更重要的是以自身高尚的学养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此外，还有因材施教的问题，中国绘画强调灵性与悟性，师徒传承美术教育模式有助于启发学生的灵性和悟性。如今，在提倡素质教育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借鉴师徒传承美术教育模式中的精华部分，改变一些家长和学生急功近利的思想，更好地引导学生感受和领悟中国绘画中的精神境界和人文情怀。
师承教育论文篇2
国医大师朱良春于2011年4月21日在《中国中医药报》第3499期发表《发展中医 师承教育不可或缺》中表达了借中医师承教育弥补院校教育不足的思想。国医大师李振华在为《中医师承心悟》的题词中写道：“发扬中医传统师承方法；吸取古今诊治经验；振兴祖国医药科学”。可见，中医师承教育运用到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培养模式当中是顺应时代潮流，本文就结合方式给出几点合理化建议。
1 合理引用师承教育
1.1 寻求最佳契合点
寻求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的最佳契合点，将师承教育融入合理的院校教育形式，从而使中医师承教育与中医院校教育都能发挥其优势，相互弥补不足之处，使双方优点淋漓尽致的发挥，如传统师承教育师带徒形式与院校教育导师制相结合、传统师承理论学习与院校课时制度相结合，传统跟师临诊与临床实习制相结合等，从形式到内容、从理论到实践皆研究出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的契合点，提升中医药院校的教育水平，培养合格的中医类学生。
1.2 探索合理的教育方法
古代传统师承教育中老师在培养学生方法上随意性强，带领学生时除学习中医经典名著之外，要学什么，以什么方式授受学业均有很大的主观性。这种方式方法不利于运用于中医药院校医学类大学生的培养；中医药院校的院校教育则有以课堂和教材为中心、重心的状况，因此需要改良。
师承教育有其自身不同于院校教育的特点，因此，将师承教育引入中医药院校教育中时，探索科学的师承教育方法必不可少，现代教育中的理论学习教育和实践学习教育法中均可提炼出于中医师承教育特点相符的教育方法。探索科学的师承教育方法使其既符合中医药院校教育的实际情况，又能最大限度发挥中医师承教育的优势是完全必要的。结合中医特性在理论学习中可推广启发式、案例式、讨论式等，加强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模式；在实践学习中可提倡多临床、早临床、反复临床的学习方法。
2 加强软硬件建设
2.1 院校软硬件建设
中医药院校为配合中医师承教育的发展，应当加强软硬件设施的建设，从教学水平到校园文化、从配套设施到教学环境均应考虑与中医师承教育内容和目标相契合，与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相契合。营造中医类学生所需要的学习环境，满足培养中医类学生需要的条件，是为中医师承教育培养出高素质中医人才开辟道路。
2.2 实习单位软硬件建设
中医药院校可以联合主要的实习单位进行软硬件建设，进行软硬件建设不仅使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受益，也能提高实习单位的建设水平，形成良性循环。
3 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的结合要以人为本
3.1 符合当代中医类学生的特点
当代中医类学生既有当代学生的共同特点，又具有中医类学生群体的特质。因此，掌握当代学生的共同特点，分析中医类学生群体的特质，有利于中医师承教育的顺利开展，也符合中医师承教育因材施教的特色。可以通过文献研究法和问卷调查法等方法研究中医类大学生特点的共性和特性，结合中医师承教育的特点，引用教育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探索适合当代中医类大学生特点的新型师承教育途径。
3.2 考虑中医类学生的现实压力
中医药院校中医类学生面临着各种考试压力，因此，在培养中医类学生的过程中应做到两手抓，合理分配学习时间和课程的安排，以期在师承教育与学生所面临的各种压力中寻求结合点。
通过锁定教育的目标，结合中医类学生所面临的状况，制定完备的中医师承教育计划，保障中医类学生既能够学到系统的中医专业知识，又能够适应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全面而又有所擅长的发展。
3.3 提高师生亲密度
传统的言传身教，学习汇报可以更多的获得老师的指点，另外还可以运用现代化手段，搭建交流平台，如建立QQ交流学习群，通过群聊系统定期交流学习经验心得，老师还可以要求学生每周做一次学习心得和汇报不得少于600字，或者对跟随老师坐诊所得药方进行分析汇报，同学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分析提高，老师对不同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对于学生有独到见解的地方予以肯定，激励学生勤勉创新，实现教学相长。师生间长期互动的行为方式和感情基础有利于师生间亲密关系的培养。
3.4 充盈师资队伍
师承教育还应注重师资队伍的充盈，中医药院校之间可以建立联系，共同担负师承教育的责任，中医药院校老师与老师、学生与学生、老师与学生之间加强交流，有利于师承教育博采众长，增长见闻。
另一方面，中医药院校任用师承教育老师机制应当更加灵活，多渠道聘请名师、名医对学生进行教授。为中医药院校的中医类大学生多寻良师，充盈中医类院校教师队伍。
3.5 建立合理考核机制
中医药院校中的院校教育对老师和学生的考核机制和普通高等院校的考核机制类似，这种考核机制并不完全符合中医药文化的特点。
（1）全方位的考察机制。
学校应当给出专门的考核机制，在师承教育过程中，从中医典籍指导状况、药性药理掌握状况、医学处方学习状况、临床技能运用情况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
（2）灵活性的考察方式。
对师承教育的教授情况的考核形式比较灵活，可通过观察、询问、讨论的方式随时随地掌握学生学习状况；也可依据中医药学习的特色，定期组织考察组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系统化摸底考察。
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融合之路是顺应时代潮流发展并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只有通过不断挖掘中医师承教育的精髓，运用合理的方式融入到中医药院校教育中，才能达到提高中医药人才教育水平的作用，从而为中医药界提供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师承教育论文篇3
1师承教育是中医传承的精髓
中医师承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医学传承发展的基石。汉代前已有师承授受的记载，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有扁鹊学医于长桑君，而弟子又有子阳、子豹等人；太仓公淳于意学医于公乘阳庆与公孙光，其弟子有宋邑、高明、王禹、冯信等。现代也有许多中医以师承方式成为名家，如北京名医关幼波学自家传，其父关月波即其师；南京名医叶橘泉，17岁拜在张克明先生门下学医；沈阳著名针灸学家彭静山，曾先后拜过4位师傅等。王琦教授在《师承论》一文中，将古代中医师承分为业师授受、家学相传、私淑遥承等，认为师承之教以“诵、解、别、明、彰”为法，受业师或家传之学熏陶，以多诊识脉、恒于临证为基础，通过揣摩、领悟而积累医学知识[2]。名师耳提面命，是成才的捷径。探索名老中医成才之路，除了少数完全靠自学外，绝大多数得到过名师点化[3]。江西中医院对当代百名老中医进行了系统的问卷调查，其中82%的名老中医有启蒙教师，只有3%的人是无师自通[4]。中医传统的“师带徒”就是让学徒在临床跟师过程中，学习师傅辨证论治的学术思想和遣方用药的临床经验，其最大特点就是以临证为本[5]。国医名师李辅仁先生对自己成才之路总结道：“中医学是实践医学，晦涩抽象的中医学理论只有在病人身上、在临床实践中才会变得异常灵动与直观。”因此，中医药学自身的特点和教育规律决定了中医药人才培养必须将实践放在第一位。传统的师承教育中，师徒如父子般形影不离，朝夕相处，学生跟师临证、抄方侍诊，师傅通过亲身示范、耳提面命、相机点拨，将中医的基本理论、诊断治疗要点及临床诊治的基本规律等传授给学生，学生学习、了解、感悟师傅独特的临床经验、治疗方法和学术思想，甚至从中悟出新意。师傅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和专长，也只有通过口传心授，才能被学生逐渐领会和掌握[6]。中医师承教育中，师傅不仅传授医术，也很重视医德培养。《黄帝内经》中就有“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之言。学生跟师抄方侍诊，在观摩师傅治病救人、处事待人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师傅遴选弟子时，首先注重其品德，再观其悟性，将医德教育融入临床的方方面面，培养德艺双馨的人才。
2中医院校教育模式改革的必要性
中医院校教育的发展大大扩增了中医教育的规模，有利于中医教育的普及；院校教育的系统化教学和学习，也有利于学生知识结构的形成。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强调“规格、规范、规模”的办学思想指导下，采用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操作规范和技术标准，虽然强化了中医系统理论教育，但很难按照中医学科的特点，让学生早临床、多临床，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理论教育、轻临床实践的现象，削弱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院校教育常常重专业、轻基础，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作用，减少了传统文化相关课程，学生普遍人文底蕴薄弱，知识结构较单一，学术视野较狭窄。目前我国各类中医院校已达数十所之多，但这种按部就班的教育、照本宣科的传授，虽培养出了大批中医毕业生，但并未出现名医辈出、百家争鸣的现象，反而陷入中医人才匮乏、后继无人的困境[7]。那么，这种缺陷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弥补呢？除了适当增加见习、实习学时外，采用师承模式辅助教育是一个比较科学的选择。
3现代新型中医师承改革重在汲取传统师承教育的经验
现代新型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将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师承教育是现代中医院校教育的有效补充，这有利于发挥中医传统教育特色，提高学生临证实践水平[8]。中医师承是中医教育的核心特色之一，不仅是中医人才培养不可替代的教育形式，还是中医学术传承的主要途径和载体，更是中医学术繁荣和发展的基础。挖掘和凝炼中医师承教育的核心精髓，并将其与现代教育理念和中医药人才培养制度相融合，是创建现代新型中医师承教育模式的基础和前提。传统的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各自都有优点与不足，若两种教育模式扬长避短、互为补充、相互融合，必将促进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和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中医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应当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在中医人才培养过程中“经典是基础，师承是关键，实践是根本”（朱良春语）。现代新型中医师承教育要求学生熟记理论，背诵经典著作，强调在应诊中的融会贯通，基础理论学习和侍诊见习同时进行，从而奠定较为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在现代新型中医师承教育实施过程中，可以采用“一师带多徒“”一徒跟多师”的传统师徒传承形式，以临床带教、专题讲座、学术研讨、病例讨论及医案整理等多种方式，分别从医术、医理、医道、医意、医文等不同方面对学生进行传授，不仅要传授医术，也要重视学生医德、传统文化和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及素质的培养。这与现代医学生以人文素质为基础的综合素质培养一脉相承，是中医教育的特色之一，也是医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目标。对师承教育进行定期考核与督察，也是现代新型中医师承培养模式的重点之一，考评时既要注重基础知识的考查，又要注重临床知识、临床技能的考查。考核方式也应该区别于单纯的院校教育，要突出中医师承特色，如重点考核通过研究中医经典而获得的新启发；或是跟师学习期间，对教师临床技巧、用药方法的总结和研究；或是自己在临床实践中，结合中医基础理论和跟师受教获得的知识、得到的启示等。
4结语
中医师承教育并不是一种完全独立于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教育层次，而应是贯穿于中医药工作者终身教育全过程的一种人才培养和学术传承模式。遵循中医学科特点和发展规律，从传统师承教育中汲取精髓融于院校教育，两种教育模式扬长避短、相互融合，是中医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岳秀永 单位: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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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承教育论文篇4
Abstract:Teaching mode of China′s martial experienced master-prentice mode to curriculum mode, in a relatively fixed period of time a variety of transmission methods coexist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modern pedagogy, transmission modes is teaching mode, different teaching tradition in the end, There ar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forms of organization,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eaching mode.
Key words: martial teaching mode; master-prentice mode; curriculum mode
从纵向的历史尺度来看，武术传承方式经历了师徒传承、寺庙传承、武馆传承、学校课程传承等多种形式的变迁，武术传承方式是学术届争议较大的问题，主张现代课程传承的人士认为门户之见、宗派主义是影响武术发展的重大障碍，师徒传承是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应该彻底抛弃，而沿用西方课程教学来促进传统武术的广泛传播。相反，主张师徒传承的学者认为武术文化是武术走向现代化的根基与渊源，传统武术文化只有根植于师徒传承方式才能发扬光大，武术要遵循特定的师徒传承、身传心授才能源远流长，现代课程制武术教学是西方体育的发展模式，不利于传统武术文化与及其载体的传承与传播，仅起到武术普及的作用而已，在现代西方竞技武术迅猛发展的冲击下，传统武术及其文化正在经历着被边缘化的阵痛，逐渐成为“逝去的武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诚然，在现代教育中我们共睹了课程授课制的高效，但武术作为一种技术操作文化与人体表演文化它有别于其它文本文化与理念文化，师徒制传与承的影响虽不如儒学盎然荣兴，但因其所带来的刀光剑影和铁马金戈怎不让人叹为观止［1］。站在我国武术运动及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制高点，未来武术的发展应该遵循怎样的传承方式呢？ 本文引入现代教育学的相关原理对武术传承方式概念本身及各种要素进行剖析，以期广大武术爱好者对武术传承方式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也旨在为我国未来武术传承方式的选择提供参考资料。
1 武术传承方式的演进
从历时态的视野看，我国武术传承方式经历三个阶段的变迁。
1.1 古代武术以师徒传承方式为主
我国古代武术的发展阶段为先秦时期――明末清初。由远古发源的武术早在先秦时期开始发育成现代武术的雏形。我国武术发展紧随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武术的传承内容包括器物层面、技术层面、思想层面等方面的传承。受传统武术体系传承的渐进性、封闭性、标准的模糊性、修炼的体悟性等因素影响，武术传承活动形成了以门派、家族、宗教、门户为基本载体、以武德思想为核心、以私学为主体活动、以师徒传承为基本传授方式的教育活动。
师徒传承是中华武术得以继承与发展的根本要素，我国古代传统武技多以小范围传授为主体，由师徒之间通过口传身授、耳提面命的方式来掌握武术之道［2］。师徒传承缘起于民间武术，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化形态，师徒传承根植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漫长的封闭自然经济是武术师徒传承的沃土，严格的家族、宗教、礼仪与封建等级制度是其长久繁荣的根基，师徒传承带有浓厚的血缘倾向和地域保守性［3］。武术是下层民众反抗封建压迫的有效武器，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民间武术、结社活动严加限制和惩戒，使得武术师徒传承方式更为封闭与保守。在中国古代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条件下，以师傅经验认知为主导的传统习武族群表现出了强烈的排他性，师徒传承方式最显著的特点是封闭、保守、单一［4］。正因为师徒传承造成的隔绝生态环境，才使武术进化成为明清时期门派林立、百家争鸣的繁荣格局。
师徒传承在武术传授中处于基础地位，随着武术的发展，纯粹的一对一师徒传承方式开始衍生变化，据记载，夏代已开始有学校武术教育，《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序者，射也。后来出现了以寺庙、私学、结社、军队、宗教等为基本载体的集体习武方式，这种集体习武活动从外部形态上有别于纯粹的师徒传承方式，师傅不可能对每个徒弟一一进行辅导，很多时候会由“大徒弟带小徒弟”，实际上，这是师徒传承向集体传承过渡的一种形式。
1.2 近代武术多种传承方式并存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侵略，同时也进行着文化侵略。西方“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经历了由对抗到融合的发展历程。西方文化的入侵也带来了中国传统形态的武术与西方“外来体育”文化的冲突，致使我国近代军事武艺在战争中逐步被火器所取代，19世纪20、30年代，旧中国处在军阀割据、政局动荡、政府变迁、西方入侵的水深火热当中，各种思潮激烈交锋，西洋体育文化的入侵，传统武术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冲突与挑战。在“西学东进”与近代思潮的影响下，我国武术传承方式也发生了历史性蜕变，西方课程制的学校武术教学模式开始在我国萌芽。
辛亥革命前后，一些社会名流和教育家在“强国强种”思想的倡导下，广揽武术人才，不少城市相继兴起了武术会社。民国年间，几乎没有一个城镇没有武术组织。这些组织聘请民间拳师任教，使得原本只在一地一族中传习的拳术冲破了地域和家族的限制，武术由民间蔓延到了城市，传授方式也由“一对一”的师徒传承演变为小组或集体式的传承。随着“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教育、体育制度的建立，传统武术正式进入学校教育，成为学校体育课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校进行武术教育，直接从民间或从武术社团聘请拳师教员进行授课，武术班级授课制正式形成。民国初年，马良发起创编并推广《中华新武术》，霍元甲等人创办了“精武体操学校”，1928年6月将国术研究馆易名为中央国术馆，随后全国各级国术馆相继成立。从此，传统武术被纳入现代学校教育范畴，其传承方式也正式由单一的“师徒制”过渡到“班级授课制”。
1.3 现代武术以课程教学为主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我国武术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经历了十年的低谷之后，我国武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步入兴盛发展时期，建立了各级武术管理机构，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武术发展的法规政策，形成了竞技武术较为完备的赛事体系，武术成为了我国重点发展的非奥运项目，作为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传统武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作为传统体育项目，武术全面走进了学校教育，1956年教育部制定颁布的中国第一部全国通用《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就有关于武术方面的内容，1978年、1987年、1988年陆续修订了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将武术改为“民族传统体育”，2000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和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将民族传统体育再次改为武术，定为必修教学内容。在大学武术教育中，1954年各地体院（系）就把武术列为了正式课程。现在，以武术为主体的民族传统体育学已成为体育的二级学科，武术专业教育系统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相继成立了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多层次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教育体系。标志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武术，已经历了由市井文化向大众文化再向精英文化的改良与转变，其传承方式也由单一、封闭的“师徒制”向开放高效的“班级授课制”等多元模式转型。
武术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社会的市井文化，其传播范围以社会低层成员为主，目前在一些农村地区师徒制依然是一种主要的传承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武术学校、武术俱乐部、武馆等民营性质的机构迅速增长，武馆等较为传统的习武机构其传承方式介于师徒制与班级课程制之间，现阶段我国依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寺庙，寺庙武术的传承方式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师徒制特色，因此，现代我国武术的传承方式形成了班级制、师徒制、衍生形式等并存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但是，班级课程制发展成了现代武术传承发展的主要方式。
2 武术传承方式的现代教育学诠释
据现代教学论原理，武术的传承可以理解为武术的教学活动，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对人类已有知识经验的认识活动和改造主观世界、形成和谐发展个性的交往实践活动的统一过程。据此，武术传承活动可以理解为习武者在师傅的指导下，对前人已积累的武术技艺及武术思想文化的认识活动和不断提高武术技术操作技能及武德精神的交往实践过程。武术传承首先反映的是徒弟在师傅指导下对武术的认识过程，其次是师徒在教、学双边活动中的交往实践过程。用教育学的术语来说，武术传承方式就是武术教学模式，据上文对武术传承方式变迁分析，我国武术最为典型的传承方式为师徒制与班级制两种模式。教育学认为，教学活动主要包括目的、学生、教师、课程、方法、环境与反馈6个核心要素，那么作为教学模式的武术传承方式也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去把握其内在本质，两种不同的传承方式应该在六个要素上或组合上具备不同的特点。
2.1 武术传承方式的方法论诠释
方法论包括组织形式与教学方法两部分内容。传承方式的不同首先表现于外部形态的组织形式不同。教学组织方式是教学活动中师生相互作用的结构形式，或者说，是师生的共同活动在人员、程序、时空关系上的组合形式［5］。从现代教育学的原理出发，传统武术“一对一”的师徒传承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个别教学的组织形式，与现代班级集体授课形式对比，个别教学中师傅可以充分顾及徒弟的特点，实行因材施教，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多样化，能促使学生的兴趣、特长、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
相反，班级授课制虽然可以做到学生固定、教师固定、内容固定和时间固定，从而提高教学工作效率、发挥教师优势、发挥班集体作用、有利于师生身心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最终顺利完成教学任务，但是对比个别教学的师徒传承制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所有学生使用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要求和教学进度，不利于因材施教，抹煞学生个性，容易产生教学中的“不公平”，教学领域主要局限于课堂，理论难以与实践相结合。另外，离开了一对一的这种师徒之间的特殊情感，现代集体教学中的教师言行很难对学生产生刻骨铭心的深刻影响，传统武术浓郁的文化思想很难通过现代班级集体教学的组织形式内化成广大学生的自觉观念，因此只有通过师徒传承的个别教学才能使本门派具有巨大包容量和负载力的武术文化得以很好的传承，师徒传承虽然教学效率低，但其传承质量特别是文化层面的武德思想传承效果是班级授课制无法比拟的。班级授课制能大大提升教学效率，缩短教学周期短，提高效益，但是这仅限于武术技术层面的传授，实践证明，班级授课制对武术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寡效的。
在传统武术师徒传承与现代班级集体教学之间还存在一种过渡形式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学论称之为“个别-小组”教学，实质上即使在传统的师徒传承方式中，也难以全部保障“一对一”的师徒面授，一般来说，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徒弟之间的年龄参差不齐，寺庙武术传承就属于典型的个别-小组教学，大徒弟带小徒弟是此传承方式中最为常见的方式，现代教学论称之为导生制。“个别-小组”教学是承接两种典型传承方式的中间形式，兼有师徒传承与班级授课的优点，在现代学校武术教育运用中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教学方法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为实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而采取的教与学相互作用的活动方式的总和。从“有”到“无”与从“形”到“化”为特征的武术技术文化，武技的“变通活泼之妙，非口传心授何以曲尽”。［6］ 师徒传承的教学方法为“手把手教”的直观教学法，师傅一般要进行“身教”示范，师傅在与徒弟的“切磋”中必须占据明显的上风，不然，难以驾驭传承过程。受农耕社会生产力水平、思维方式以及传统武术本身劣势等方面的制约，为师者熟悉自如的是“知其然”的经验感知和实践把握，而并不在意“知其所以然”的理论说明［7］。现代武术教学方法手段非常丰富，有高科技的教育技术作为支撑，几乎不要师傅就可以成为武林高手，教学方法随着武术传承方式的变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2.2 武术传承方式的目的论诠释
从现代教育学的原理出发，教学目的可以分为认知领域、情感领域、技能领域三个主要方面。现代课程制武术传承的主要教学目的是普及与提高武术运动，传承与发扬传统武术文化，增强习武者的体质健康，为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武术人才。教学目的是现代武术教学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武术教学目的受社会个人需要、武术发展程度、学生准备等方面的制约，同时武术教学目标也直接制约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深度挖掘武术文化的民族精髓，民众需要武术运动强身健体，传统武术运动契合了时展与个人发展需求，学校武术教学目的制约着武术教学内容与课程的选择，同时也制约了武术教学方法与手段的运用。
传统师徒制传承方式的教学目的同样可以按照现代教学目的论的框架来进行分析。古代社会由于军事战争需要武术的传承与传播，到了明清时代封建统治者推出了武术科举制度，大大刺激了民间武术的传承。古代武术师徒传承的教育目的更加体现在宗族与个体需要上，家族的兴旺、宗教寺庙的发展必须有强大的武术门派作为保障，如少林拳等武术流派就是在师徒传承的封闭环境中逐渐演进而成的。实现个人的某种目的与发展也需要武术的武装。与现代武术的发展同样，古代武术之所能代代传承也正是因为它契合了封建社会国家、团体与个人的发展需要。师徒传承主要从武术技艺与武德精神两方面进行传授，师傅对不同条件的徒弟有着明确的目标定位，进而在练习内容与方法上有着不同的选择，一旦徒弟达了预定的教学目标或胜过师傅了，师傅就会让其“出师”或介绍到更高水平的师傅那里去深造以实现更高的教学目标，这点非常类似现代学校教育的毕业升学制。师徒传承有利于精雕细刻、区别对待，可以实现多样化的人才培养的目标，特别对高水平武术人才培养占有优势，班级授课制培养目标统一，内容手段统一，对提高教学效率与多出人才大有益处，但对“高手”或“特别”人才的培养显然不足。
2.3 武术传承方式的课程论诠释
学校武术课程传承有统一的课程方案与课程标准，从全国层面对不同层次的武术教学进行统一规划，大一统的教学内容、教学进度、学习时间、方法手段与评价标准是课程教学的显著特点，目标就是企图通过统一的课程标准培养出一定规格的人才，课程标准控制了人才培养的底线，而传统师徒传承方式关注的是武术技能可能达到的最高定点。
从技术层面看，现代课程教学也有着统一的规格与标准，武术技术动作的统一规范，给武术的国际化传播带来了巨大益处，在统一的动作和规则规定下，使初学者很快掌握了动作要领，能大大提高了效率，增强了教学的可评价性。但反观教学质量，竞技武术由于竞赛法则的规定，使套路运动始终把强调动作规范作为学习和训练的重点，为此，由形架入手，以求脱化神明的传统习武过程，在竞技武术套路运动的训练环上发生了断裂，在竞赛规则杠杆撬动下，统一的“高、难、美、新”动作造就了风格相同产品，武术技术差异进化基因失去沃土，课程制教学不利于武术技术的多元化发展，长久以往最终将引起武术门派的消亡。
师徒传承的教学内容是本门本派的独家功夫。没有统一的教材、教学计划。师傅根据实际情况，随机面授身传。更重要的是，师傅不仅要教授徒弟武艺还要特别注重对徒弟德育的选择和培养，从道德教育的内容看，既有日常道德伦理，又有习武活动的意志品质教诲，武德传承内容取决于武术门派的文化积淀与师傅对门派精髓内涵的理解，师徒传承方式中的武艺与武德教授没有课程制一样的固定教材，这本教材装在师徒的心中，在本门派核心理念的引导下，师徒在传承双边活动中不断丰富门派武术技术与武德精神，使本门派在封闭单一的小生态环境不断发展。多样化的武术传承内容经过漫长时间的传递与进化，便形成了今天特色突出的各种武术门派。
2.4 武术传承方式的主体论诠释
武术传承中最活跃的要素是教师和学生，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考察不同传承方式的重要视角。传统的师徒关系中“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说法是所有拳种门派信奉不渝的信条。徒弟对师父的敬重表现为听从传道授业与极力维护师傅权威，在宗法制度与血缘模拟的师徒关系结构中，师父就像一位处于最高权威的族长，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古代中国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长制宗法社会。传统武术师徒传承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社会凝聚性。在我国历史上动荡恶劣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成员需要归属感，师徒凝聚往往成为纽结人们关系的一种组织方式，传承双方通过模拟血缘连结的师“父”与徒“儿”关系，传技者能尽心尽力，反复言传身教，习武者刻苦练习，不断体悟领会，教学效果远远胜过现代“一对多”的班级授课制。
狭窄封闭的师徒关系对武术流派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单一的小生态环境使某一拳术流派在传承过程中不断纵深发展，形成与传统风格有别的新套路或拳种，“拳种众多，流派林立”是武术繁荣昌盛的象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超越［8］。中国武术的拳种发展至今已有130种之多，其中包括刚劲凶猛、“硬打做软”的少林拳和柔绕弹抖、“四两拨千斤”的太极拳等，构成了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武术技术体系，多元化的拳种是中华武术博大精深的生命力所在。师徒传承保持了各种门派的独特性，但同时也制约了本流派的传播，使本拳种的生命力减弱，流派的排它性不利于拳种之间的取补融合，造成拳种内部的发展空间不断变小。
课程制教学中师生处于“一对多”的开放式状态，平等的师生关系与“大一统”教学模式抹煞了学生个性与特长的发展，学校课程制传承方式把纷繁复杂的传统武术简化为单一的课程标准，最终将导致丰富多彩的武术流派消减成唯一竞技武术，大一统的教学模式也不利于人的个性发展，不符合现代教育的人本思想。
3 结论与建议
从历时态的视野看，我国武术传承方式经历了从师徒传承到学校课程制传承的变迁，从共时态的视野看，在某一时期内多种传承方式并存，但均有一种传承方式占据主体地位。传承方式即教学模式，不同的传承方式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组织形式、教学方法与师生关系等要素上有着不同的含义。师徒传承实际上是个别授课制，有利于发展学生特长个性，师徒传承最终形成门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兴旺局面，学校课程授课制大一统的教学模式最终将导致丰富多彩的武术流派消减成单一的竞技武术，传统武术文化也将逐渐趋于消亡。
针对大一统的武术课程授课模式，很有必要进一步增加特色选修模块的课时比例，打破“千人一面”的人才培养规格，以满足学生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多元化的需求。班级制授课要与个别、小组教学相结合，构建师徒传承教学环境，将一些民间优秀拳种传人、大师吸收到现代武术教育中来，丰富学校武术传承方式，加强现代武术文化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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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秉德. 教学论［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60.
师承教育论文篇5
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是以其传承人的存在为前提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与“地缘”“血缘”“神缘”等各方面的因素有关，更需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工作。
高师音乐学专业作为学校音乐教育的“母机”，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工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各高师院校由于地域、经济、文化背景以及所面对的不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差异，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教育体系和课程标准。现有高师音乐学专业的教育体系、课程设置、评价标准等并不一定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业的培养目标相协调，因此高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业应该在充分考虑教育理念、教育目标、师资力量、教材选用、教育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培养专门的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高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课程建设现状
人才的培养要靠科学合理的课程安排。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于2009年开始招收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学生，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回到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培养从事民族文化研究、教育的工作者。经过三年来的教学实践，已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绩，但同时也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课程设置问题。除哈尔滨师范大学外，国内许多师范大学的音乐教育专业也都开设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业，这样的院校有内蒙古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福建泉州师范学院等。这些院校同样面临着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传承人专业如何进行课程设置的问题。
首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业的公共课程是利用院校现有的课程资源同其它音乐学（音乐教育）专业一起开设的。由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学生文化课基础薄弱，让他们同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一起上公共课实际上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就现有的高师院校的条件，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公共课程也只能与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共同学习。由于公共课程需要达到学校的标准，这需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学生付出比音乐学教育专业学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达到标准。一方面，这有利于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生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学生为了达标，把大多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公共课的学习上，也同样耽误了专业课和传承技能的学习，这也违背了培养目标的初衷。因此，针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生的现实文化基础和培养目标的要求，加强本专业公共课的开设情况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生的专业课分为专业基础理论课和专业技能课。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业的基础理论课应该开设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相关理论和传承技能的课程。传承和保护的理论课程目的是要使学生具有科学的保护理念，了解相关国际和国内的政策和形势，学会先进的保护方式和方法。传承技能课程包括方法论以及音乐文献的整理、音乐的记录、音乐的演唱和演奏能力等。但目前由于高师音乐学专业从事非遗专业理论研究的教师比较匮乏，且理论层次不高等原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保护和传承的相关理论课并未真正落实。学生所开设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还是与音乐学专业的课程相同，使得学科特点不突出和人才培养与现实不符的现象存在。
以哈尔滨师范大学为例，音乐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专业课，每周4学时，主要学习传承技能。由于现有专业课师资的匮乏，学校只能聘请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非物质遗产研究者来校教学。但由于有些非遗传承人居住在较偏远的地区和村寨，来校讲学有着诸多的困难与不便。有些传承人由于思想上的保守，认为自己的技艺只能传给本家族的传人，不愿来校开展教学活动，使得专业课教师资源匮乏。高师现有的具有深厚理论基础的师资由于没有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以及缺乏丰富的实践经验，没能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教育教学中来，这也是专业发展的遗憾。
再次，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教材编写与使用落后于专业的培养。一方面是高师音乐学原有教材的内容和进度不符合本专业的学生培养，另一方面，针对本专业学生培养的教材开发与编写滞后。
最后，高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评价尺度还主要以现有的音乐学专业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来衡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生的教与学，结果是现有评价标准及评价体系不符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有碍于本专业的发展，不符合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最终只能是期望值越高，失望值越大。
三、高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业课程建设的几点建议及措施
高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建立后，根据社会和市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人才的需要，围绕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做如下几点思考：
第一，培养目标决定着课程的标准，体现着最基本的教育理念。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回到本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研究和教育的文化传承人。培养目标的确立，决定着人才的培养方向和基本的培养步骤，也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课程内 涵。因此，高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培养目标的确立有统领全局的重要作用。各高师院校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要根据本地区、本民族不同音乐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需要确立相应的培养目标。
第二，核心课程的师资问题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关键所在。解决师资问题首先可以聘请有名望的非物质遗产保护专家、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间艺人进行专业课的授课，这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称为“请进来”。在聘请保护学者、非遗传承人及民间艺人授课的同时，加强学校有志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教师的培养和开发，是本专业师资解决的另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另外就是充分利用网络及传媒技术进行专业课的教学。
第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学生一般由于文化课基础薄弱，应根据学生实际接受能力及培养目标的需要进行教材的编写。专业技能理论课的教材应编写较为简单一些，如乐理、视唱、和声等课程。在现实需要的情况下，还可以编写简谱教材以适应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的顺利完成。
第四，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课程除了加强学校内部的课程资源开发以外，还要加强社会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了实现社会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安排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生定期回乡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进行采风，主动上门求教传承人和民间艺人，回校后互学或自学来提高自己的专业和传承技能，可以称之为“走出去”。
第五，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教学评价应根据实际情况，宽松区别对待。高师音乐学专业有着一整套完整的公共教育评价体系，如果用现有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和检测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教与学是不合时宜的。高师音乐学专业已有的公共课考核标准是要求必须达标的，这种标准对于正常招收的音乐学专业的学生是很容易达到的，而对于传承人专业的学生就很难。因此，要根据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培养目标和实际工作的需要进行教学的评价，实行动态生成性的评价，逐步完善高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教育教学。
第六，加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工作室、信息库、资料库及博物场馆的建设，加强专业课程的教材建设。
结语
高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开设是学校音乐教育对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重视的结果。本专业的开设是在音乐人类学的视角下，符合后现代主义课程观基础上开设的。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业学生的现状及实际的师资力量、学校的特色和社会条件出发，加强本专业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培养新时期我国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者和保护者，是符合当前高师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实际的。
（注：本文为哈尔滨师范大学科研项目《东北乡村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研究》 编号：SYG—07，子课题《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艺术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研究》编号：SYB2012—07）
参考文献：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田青 秦序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
师承教育论文篇6
Firestone和Pennell(1993)指出，由于对教师工作的观察和控制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教育组织中，承诺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组织承诺直接关系到教育能否成功。
对教师组织承诺的内容，一般认为包括以下方面：对学校的承诺、对学生的承诺、对教学的承诺、对工作机会的承诺、对团队的承诺等。
国外研究者还发现，组织承诺高的教师会尽最大努力为学校工作，并为自己的学校感到自豪；组织承诺高的教师也乐于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帮助学生。
二、国内教师组织承诺的研究
1.国内教师组织承诺概念研究
教师组织承诺概念研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从教师的职业特点出发，直接提出教学承诺、组织承诺的概念；另一种是把其他职业人群的组织承诺研究应用到教师领域中，以此构建教师组织承诺的概念。
国内的教师组织承诺影响因素研究始于90年代初(郑燕祥1991)，开创了国内教师组织承诺研究先河。
宋爱红、蔡永红（2005）进行了教师组织承诺影响因素的研究并对量表进行了修订，还开展了教师组织承诺结构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教师组织承诺包含四个维度，即感情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和投入承诺。
卢光莉（2005）则认为，教师组织承诺就是教师对学校教育组织目标、信念、价值、文化的认同，愿意为学校付出心力，努力工作，并希望留在学校服务的意念。它由感情承诺、规范承诺、经济承诺、机会承诺和理想承诺五个维度构成。
马金焕（2006）进一步探讨了高校教师组织承诺的结构维度，并认为高校教师的组织承诺结构由感情承诺、理想承诺、关系承诺、条件承诺、持续承诺和责任承诺六因子组成。
通过以上所述，可知国内学者关于教师组织承诺概念研究试图把教师职业特点与组织承诺的特点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已有四维、五维、六维教师组织承诺概念。
2.国内教师组织承诺应用研究
近几年，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背景与角度进行了教师组织承诺应用研究。郑铁军（2004）通过研究指出，教师组织承诺的水平是预测流动率的最好指标，高水平的组织承诺是学校教师队伍稳定的决定因素。
童国尧（2005）研究认为：教师组织承诺水平是预测教师流动率的最好指标；教师组织承诺水平的高低，是学校组织文化强弱的主要标志；教师组织承诺水平的高低可以从工作表现得以体现，同时也影响着教师的工作表现。
吴湘萍、徐福缘、周勇（2006）通过对国内某院校的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发现，工作环境、组织承诺及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是影响教师工作绩效的主要因素，组织承诺是提高教师工作绩效的关键。
通过以上所述，可知我国教师组织承诺的应用研究主要是其对于教师流动率、教师队伍稳定性、组织文化强弱、工作绩效等因素的影响研究。
3.国内硕士论文关于教师组织承诺研究
近几年，硕士论文也对组织承诺进行了研究。王强（2004）认为，高校教职工的组织承诺由五个维度构成：规范承诺、机会承诺、感情承诺、理想承诺和经济承诺；并对高校教职工合并满意度及其对组织承诺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除人口统计变量外，高校教职工对合并的总体满意度不高；并对组织承诺产生显著影响。
卢光莉（2005）进行了题为：高校教师组织承诺的研究。其教师组织承诺构成维度与王强研究观点一致；研究结论除人口统计变量外是，高校教师的理想承诺与经济承诺水平相对较高，在规范承诺、机会承诺和感情承诺三方面的承诺水平相对稍低，总体上高校教师组织承诺处于中等水平；高校教师的组织承诺总分与其工作绩效各维度及总分都存在显著性相关，组织承诺各维度对工作绩效总体及其维度具有一定的预测性。
张丽敏（2006）通过调查研究认为除人口统计变量外，高校青年教师组织承诺状况总体上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规范承诺最高，投入承诺最低，离职状况与组织承诺之间呈负相关关系；高校青年教师组织承诺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感情承诺，主要受组织支持度、组织人际关系和组织归属感的影响；理想承诺主要受组织支持度、工作满意度和组织归属感的影响；规范承诺主要受组织支持度和组织归属感的影响；投入承诺主要受组织支持度的影响。
师承教育论文篇7
中国传统音乐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今，由于全球化的趋势，很多外来音乐文化开始冲击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很多传统音乐濒临消亡或者已经消亡，这一问题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如何继承中国传统音乐，找到中国传统音乐的定位，使其得到完善的发展，提升师范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师资人才，是广大教育工作者一直研究的问题。而在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过程中，师范音乐教育承担着不容忽视的重要责任。
一、师范音乐教育与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现状
1. 教育内容相脱节
我国师范音乐教育指的是在师范学校进行的音乐教育，其教育的对象是师范生，这些学习音乐的师范生将来很多人会成为学校的音乐教师。同时，这些师范生的音乐理论和音乐修养很多都受到音乐教育理论和方式的影响，并且决定着我国音乐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师范音乐教育必须要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基础，深入研究和传承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理论和模式。但是，自从西方音乐传入学校以来，一些学校的音乐教育都以西方音乐理论为基础，不论是基本乐理、和声，还是对位、作品的分析方式等。特别是一些学校将钢琴课定为学生的必修课，而中国任何一件传统乐器都没有过这个地位。同时，在音乐界，很多人都将演唱俄语和意大利语的歌曲看作是音乐的高水平，这种形式的教育使一些学生对中国民族音乐产生了厌倦和自卑。而且在这种高校音乐教育方式下，部分学生十分崇尚西方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失去了兴趣。从根本上来看，一个国家的教育应以本国的文化为基础，但是我国的师范音乐教育却不都是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基础，教育内容也与中国传统音乐有些脱节。
2. 传统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传统音乐很多都是在民间兴起和衰退，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传统音乐都是由民间艺术家们传承下去的，并且自生自灭。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者和研究者都是相分离的，总的来说，只有当那些研究者需要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时候，才会以局外人的身份去民间向传承者去了解。即使很多的民间传统音乐被纳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很多都是缺乏继承人，最终还是会自生自灭。由于中国传统音乐继承者人数很少，并且师范学校音乐教育很多都是以西方音乐为主，使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十分困难。再加上个别部门不重视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没有做好对传统音乐的保护和衔接工作，也没有及时调整有关的政策和执行有效的措施，导致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步履维艰。
二、师范音乐教育在中国传统音乐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如何传承中国传统音乐？这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师范学校加强传统音乐教育是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关键。师范生是音乐教育的主体，他们正处于对新事物接受快和学习能力强的阶段，情感丰富并且对音乐怀有兴趣。所以，在师范生中开展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活动，有利于实现对传统音乐的传承和弘扬。尤其是师范生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语言、生活方式、风土人情，这些都是传统音乐的环境和背景，更有利于对中华母语音乐和地域音乐的弘扬和传承。
三、加强师范音乐教育与中国传统音乐传承
1. 思想观念重建
师范音乐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思想观念，改变对中国传统音乐狭义的看法，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继承。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充分重视传统音乐的地位，对学生进行思想观念上的重建。其实很多传统音乐中并不缺乏明快的节奏，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来开展教学。
2. 教育理念更新
教师是音乐教育的关键性人物，及时更新教师对传统音乐的教学理念是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有效保证。同时，师范音乐教育是打开学生通向自然学科、社会学科大门的钥匙，是提升学生素质的关键。
3. 重新审视课程
师范音乐教学课程需要全面地介绍多种形式的传统音乐，不能受限于极少种类的音乐课程。在传统音乐教学中，教师首先要针对某一个省份的多个民族，其次是东北、西南或者东南中的多个民族，最后是针对整个南方或者北方的多个民族；或者让学生先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民族，接着介绍这个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等。
4. 教学方法和内容的创新
一些师范学校音乐教学的主要方式就是“教师讲，学生听”，这样就造成了学生积极性低、教学成效低的局面，很多学生对传统音乐有兴趣，但却厌倦这样的课堂教学方式。所以，师范学校在传统音乐教学中要重视教学方式和内容上的创新。
四、结束语
总之，师范生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喜欢参加各种音乐活动，教师要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音乐实践活动，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从而促进他们成长成才。
师承教育论文篇8
一 师承教育的概念和特点
师承教育的概念范围，在中医教育领域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中医师承教育是以师承家传为主要形式，以跟师临证、口传心授、理论与实际密切配合、注重临床实践为主要特点的传统中医教育。师承教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中医思维方式、注重基本功的培养、长期临床跟师、强调医德培养等鲜明特点，有利于培养中医人才。在传统文化大一统的古代，中医师承教育是中国国学教育的主要形式。
在中医药文化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医师承教育有着门户观念重、教育规模小等缺点。随着院校教育工作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人们开始反思不应当全盘否定中医师承教育，应当避开缺点，发展师承教育的优点，将其引入院校教育工作中，配合院校教育模式，共同担负起培养中医药人才的责任。
二 中医药院校教育改善的主要方面
1.中医药院校学生中医素养有待提高
一方面，中医教育面临着被西医化的命运，中医课程所占比重偏低，不少学生外语和计算机水平很高，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呈现不足。另一方面，缺乏临床实践经验。中医药院校学生由于长期接受以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为基础的院校教育，因而缺乏学习中医知识应有的思维能力和知识结构，同时也缺乏中医传统素养。这种现象的形成是由于学生学艺不精，对中医经典了解太少并且临床经验严重缺乏。面对严谨的医学，中医院校学生在就业时常感到力不从心。
2.中医专才的培养需进一步发展
发展中医药，人才是根本。从1956年第一所中医药院校建立至今，50多年来高等中医药教育培养了40余万名中医药专门人才。但是近年来著名中医的成长之路并不顺利。2010年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琦表示现在全国著名中医不足500人。可见，中医专才的培养工作需要加强开展，中医药文化需要专业的人才进行传承和发展，老一代优秀中医的品格和经验也需要得到更好的传承。
3.中医药院校医德教育亟待加强
当前中医药院校医德教育环境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医药院校担负着培养合格中医药人才的重任。近年来，医德教育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而面对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的大学生和从业者，首先要加强医学生道德教育工作，转变中医药院校医学生的观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对于加强医学院校的建设和医院道德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三 中医院校引入师承教育的建议
1.培养中医思维方式，建立中医信仰
中医的思维方式与现代人的差异较大，人们接受现代科学的教育形成了以严密逻辑步骤推导，即以形式逻辑为主的思维方式，而中医强调以辩证逻辑为主的思维方式。
在古代师承授受的方式有两种，即“亲炙”和“私淑”，“亲炙”是指耳提面授，得到老师的当面指教，“私淑”则是因为仰慕某人的医术，以其著作为师，在学术上继承该人的衣钵。这种师承教育方式有利于感召弟子迅速融入老师的学术思想里，形成学术信仰。因此，中医药院校适当运用师承教育方式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起对学术的兴趣，并从中获取中医信仰。
2.培养系统的中医药知识，基本功扎实
传统师承教育重视学习者的基础知识的积累，师承教育因此有“以文为先、医文兼通”的特点。传统师承教育注重中医典籍研读与背诵，认为只有背诵与研读一定量的基础知识才能达到活学活用。这种学习形式虽然枯燥，但对于医学人才的成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院校教育中应当借助师承教育对于中医典籍的重视，强化学生的中医药传统文化修养，锻炼好基本功。
3.理论与临床紧密结合，鼓励医学流派的发展
中医学的学科性质和认知方式有重体悟、重推理、重经验、重实践的特点。传统师承教育弟子跟随老师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与所学典籍反复印证，丰富经验，提高技能。这种形式老师能清楚掌握学生的特长、兴趣和基本素质，做到因材施教，同时，也易形成特点鲜明的医学流派，这对于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中医类院校加强医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并推动医学流派的长远发展对于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4.强调德艺双馨，注重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型人才
古人认为，医乃小技，但技术性强，唯有被老师认定的具备“大慈恻隐之心”的人才有资格继承师业。唐代孙思邈指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并且有着立誓“普救含灵之苦”的高尚情操。明代医学家王绍隆在《医灯续焰》中提到：“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古代师承教育中，名师遴选弟子首要注重其品格，再观其悟性，注重培养德艺双馨的人才。挖掘师承教育中德育教育的优秀理论和实践经验将会为中医药院校德育教育工作提供养料。
师承教育论文篇9
教学活动通常由两种角色完成，即教师与学生。然而，对教师的考核通常是按专家及有经验的教师的要求和标准设置的，很少会考虑到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教师。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学生参与教育活动越来越频繁。学生是一线受教育者，从学生角度来思考教师，提出对教师的要求与建议，能使教师找出自身缺点和教学方向，无疑对教师素质的提高有参考价值。另外，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国的教育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无数成功的先例。致力于教育研究和教改的相关人士，除努力学习西方好的教学模式外，不妨根据我国的教育现状，吸收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学习古代教师成功的教学经验。对比古今对找到适合我国的教育模式，总结与发挥教师的作用大有好处。
1、曰敬
广义上的敬可指平级之间的敬或上级对下级的敬，也可指人对事业和自然万物的敬。本文提出的敬即指广义上的敬。教师需要有敬的精神，即对学生的敬与对教学事业的敬。敬的精神不能只流于表面，而应是内心的真实要求，要让敬来指导行为、修正行为。
教师敬他的学生，就会在教学过程中尊重学生的意见，看重学生的要求。敬能使老师平等的对待学生，减小师生之间的代沟，能促使教师虚心的了解学生的基础与现状，发挥出良师与益友的双重作用。敬包含了老师对学生的期望，期待学生将来能从这门学科中有所成就。敬有利于教师发现学生的个性与特长、缺点与不足，能让教学活动充满针对性，为因材施教提供前提。教师对学生的敬也会激发学生对教师的敬，还会使学生对所学课程的态度变的认真。教师与学生对彼此的敬，将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有利于知识的下达和意见的上传，对教学效果与学习效果都会大大提高。
教师对教育事业充满崇敬之情，就会自发的进行自我学习与提高，适时的自我反省，会使教师注重教学细节，做到精益求精。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以教人者教己”。对教育事业的敬，会使教师内心感到崇高，同时也会明白责任的重大。教育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关系着社会风气的好坏。“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这段对话说出了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繁荣、富有、文化教育。繁荣、富强后如果教育不好，这个国家或民族会很快堕落、沉沦。[1]522因此，教育事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教师不但面对着具体的学生，同时也担负着社会的责任。传道、授业、解惑，每一项都是认真而严肃的过程，每一项都包含着对知识和学问的崇高敬意。对教师而言，不但要做到“居处恭”，更须“执事敬，与人忠”。
2、就事论事与就事论道
就事论事是指教师能讲清某一个问题或指基本能讲清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事论道，则指教师在讲清某个问题的基础上，引申出一大类问题，讲出知识的本体与外用，讲清问题的内涵与外延，能把学生的思维发散出去。同时要求教师在讲清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外，还能贯穿教师本人的思想与人格魅力，能在教育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完善学生的人格，真正发挥出教书与育人的双重作用。
就事论事的教师教会的是学生的某项技术，某个道理，具体操作，能让学生在局部上深入，在细节上落实，只能纵向发展，很难横向展开。所以，就事论事的教师需要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掌握专业知识，拥有基本的职业道德。就事论道的教师不但能教会学生基本技能，还要“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汉，贾谊），即应该把学生经过最大努力能获得的学习内容教给他们，能实行差异教学。教师首先要诊断学生的准备水平、兴趣爱好、学习风格和能力，设法了解学生与学习目标之间的差距，并以此来设计教学。[2] 就事论道的教师能从思想上引导学生，让学生在全局下思考部分，在部分中考虑全局，即能正面分析，又能反面推导，真正能把学生思维打开，教给学生研究问题的方法，达到授之于渔的目的。就事论道要求教师不但能言传，还能发挥出身教的师范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中国古代教育评价虽然学业、品德相互联系，但品德精进重于学业的成功。[3]就事论道的教师除具备广博精深的知识外，还需具备高尚的道德与独立完善的人格，不但要教会学生专业知识、研究学问的方法、总观全局的能力等做事的本领，还要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提高学生的素质、修养、道德，让学生能成为一个真正而全面的人。诚然，学生期盼的教师是就事论道的教师。故教师应以就事论道为标准，逐步提升自身素质。
3、师徒传承与课堂教育的对比
师徒传承是我国古代广为流传的一种教育模式，涉及面非常广，为我国古代社会培养过大量的人才。[4]“传”是指自上而下的播撒与授予，所传的是道、是德、是法、是术，也可以是具体的知识。“承”则是自下而上的呼求与承接。这种模式对老师的要求很高，老师一方面要教给学生立身的本领，另一方面又要有很强的责任感。因此，师徒传承模式就产生了我国古代的尊师重道精神。即所谓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会对学生的终生负责，学生可以终生向老师请教。学生出人头地了，首先要去拜谢老师；当学生危害社会的时候，老师要出来清理门户。这一过程是严肃而正式的，产生的社会效应很大。在师徒传承模式下，学生的年龄、文化程度等各不相同，所以施教过程须逐个进行。老师很容易发现每个学生的个性、专长，有利于因材施教，有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与才干。[5]此外，师徒传承模式下，老师与学生接触的时间长，自然会在为人处事方面，在思想方面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师徒传承中老师不必是专门的职业教师，老师可能在社会上从事其他行业（比如医生、工匠、官员等），在所从事的行业中属优秀者。这样的老师能很快把学生带到某个领域中，学生能在老师所从事的行业内边学边实践，能达到学以致用、活学活用的目的。所以，学生一出师就能出色的完成工作，甚至是该领域的专家。这对今天的高校教育无疑是一种提示，高校在聘用教师的时候不能只局限于学历，更应该把目光投向社会，寻找各行业中的优秀者来担当教师，增加“双师型”教师的名额。显然，师徒传承模式，在老师的教导下容易培养出精英人才，但缺点是缺乏计划性，不能大规模施教。
课堂教育是今天学校教育的普遍模式。这种模式能解决大规模集体教学的问题，能为每个公民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共享教育资源，能方便教学计划的整体安排，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5]但其缺陷也发人深思。课堂教学模式容易转化成批量生产的商业模式。高校的每个系，每个专业都会开设很多门课程，而一个老师只在某个学期教授其中的一门课程，学生和老师接触的时间很短，往往一学期下来老师还叫不出学生的名字，更不用说去发现学生的特长。整个过程如同工厂的流水线生产。老师与学生接触的时间短，师生双方都有陌生感，教师也很难发挥出亲身指导的作用。受这种模式影响的部分学生在走进社会后，商业化的思想严重，会出现重效率而轻质量的现象，会造成重功利而轻人情的问题，会形成重物质而轻道德等一系列问题。课堂教育有利于大众教育、普及教育，不利于精英教育，不利于完善学生的人格。
综合比较以上两种教学模式下的教师作用，笔者建议我国的教育可采用分阶段实行不同模式的制度。从小学到高中（含高中）采用课堂教育，但要以小班教学，老师采用讲授与启发并用的方式授课，适时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进入高校后则采取课堂教学与师徒传承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即在课堂教育的基础上实行导师制，让每位学生都有一位本专业内的学习导师，指导大学期间的学业，引导学生尽快成才。师资条件充足的高校，还可给每位学生配备生活导师，进行社交、礼仪、心理、思想方面的教育，让学生成为一个思想健全且懂得生活的人。每个导师可带几名学生，同时还可教课，这样就可解决师资紧缺的问题。进入研究生阶段后，则可完全实行师徒传承模式。在不同阶段实行不同的教育模式，充分发挥课堂教育与师徒传承的优点，既完成了大众教育又能进行精英教育，值得高校试点与推广。
4、结语
“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邓小平，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积极开展素质教育的今天，教师肩上的责任异常重大。教师除了具备传统的道德和个人素质的要求外，本文着重从学生角度提出对教师的新要求；划分出对教师的评价标准；深入比较传统教师和今天教师的优缺点后，给出充分发挥教师作用的教学模式。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参考性结论：第一，教师须具备敬的精神，敬他的学生，敬教学事业。第二，对教师的评价可采取双重标准，即就事论事与就事论道的两重标准。第三，剖析了师徒传承与课堂教育的优缺点，建议我国教育采用分阶段实行不同模式的制度。从小学到高中（含高中）采用小班课堂教育，老师采用讲授与启发并用的方式授课。进入高校后，在课堂教育的基础上实行导师制，让每位学生都有一位本专业内的学习导师，师资条件充足的高校，还可给每位学生配备生活导师。进入研究生阶段后，则可完全实行师徒传承模式。
参考文献：
[1]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一卷，论语别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翟英.差异教学及其对教师的要求[J].长春大学学报,2009,19(8):94-96
师承教育论文篇10
中医学人才培养首先要注重临床实际、避免机械化、形而上学的对中医理论生搬硬套，并将这种良好的模式通过“传帮带”的方式传承下去，促进中医的人才培养的发展。
一、中医学师承教育模式与临床重要性
中医学是一门重视实践的学科，重要的是学生是否能将学习到的中医理论与临床结合，在教学中发现，中医学中很多理论、医理都是古代医家的多年以来的体验和感悟，学生没有感性认识，没有体验，没有观察，因此容易让学生将这种体验陷入一些玄学理论的纠结，而现在中医学专业的培养模式主要是课堂教育，将一个融合的体验过程分散成多门专门的课程，比较注重理论，缺乏对临床的体验，因此，如果可以在周末时间安排学生跟师临床学习，形成师承化学习模式，更有利于培养中医人才。
传统的课堂式教育，有利于从记忆和系统化了解疾病的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是教学手段单一， 缺乏实际体会， 因而成材缓慢， 学习理论难以与实际融合，并且在课堂中往往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且引导学生对实际问题产生思考，满堂灌的纯理论注入式教学容易让学生引起厌倦和懈怠。为了引起学生自我主导的启发式教学，通过实践，采用导师制，我们认为以临床诊病与患者实际接触可以引起同学积极思考，并进行诊疗实际体会、和导师进行交流，通过临床辨证分析，对培养学生早起建立临床思维有很重要的意义[1-2]。
因此，在“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指导思想下，就是引导我们理论结合实际，将“学习―临床―再学习―再临床”这样形成一个循环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要教学与临床思维相结合。不可一味生搬硬套、将实际情况脱离。对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根据中医专业方向的特点，制定科学、合理、实效的提高医学生临床技能和辨证思维的教学模式十分必要。
二、中医学教学理论的临床共识性
中医理论始终要建立在临床基础之上，如果空有理论，临床不能应用，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中医的很多理论也只有通过临床才能进一步理解和学会应用，在教学中，例如：中医五行相克理论，就不可无限推导。如果进行形而上学推导，就会发现不符合临床规律，比如：木行过亢，引起木克土，土气衰则会制水不及而导致水气亢盛，又因为五行之中水克火，最终则会引起火气衰退…，但从推导的整体起始来看，就会有“木旺…最终导致火衰”，但将这一理论从临床脏腑角度来看，肝气偏旺导致心气虚衰的病例几乎难以见到，往往见到的是肝旺引起的心火亢盛较多，因此，要想正确理解“五行胜复”，就要结合临床。因此正确的理解应该为：“五行胜复”是指五行当中任何一行之气的亢盛，都会引起其所不胜的报复性制约，从而使五行之间避免过度亢盛而相互协调稳定。理论源于《素问・六微旨大论》：“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3-4]这就是目前陷入形而上学的机械化学习中医理论的典型实例，因此，在现在类似中医理论教学中的解释应该本于临床，避免使学生陷入理论纠结之中。
因此，通过对 “五行胜复”理论结合临床的认识，摒弃机械化五行循环论的解释，就可避免使学生陷入形而上学认识状态，真真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
三、“传帮带”的重要性与师承教育管理
“师承”模式是培养具有中医特色人才的途径和发展中医的可行措施。同样通过“师承”也将中医临床模式建立起来，通过有经验、有资历的教师带教年轻一辈。不仅使学生和青年教师在临床思维上快速成长，也为中医的伟大宝库的传承起到相当的作用。
现在“师承”教育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进行进度管理、考核把关。因此就要求跟师学习过程按时到岗，达到一定的出勤率，从纪律上给“师承”教育进行管理，可以由倒导师把关，将临床病例诊断和遣方用药作为考核标准，进一步加大对中医人才质量的控制。还可以通过对患者的反馈进行考核评价，从而引导学生相关业务素质的培养，指导教师也会通过对带教学生的培养和任务的布置，对青年教师进行相关管理和评价，从而督促了师承教育培养模式下学生临床辨证论治水平快速提高，更加有利于培养中医合格人才。
四、我校目前试行“师承”教育管理
目前我校正在试行师承管理教育，基本的管理包括以下一些内容：首先，让跟师学习的同学了解导师的学习经验和技术专长，基本能够跟上导师的临床诊疗思路。其次，在导师的指导下，做好三年的具体跟师计划，经导师审定，各系主任审定后，教科办备案。并且做好跟师学习的各项记录和心得小结。跟师学习不是只临床，还要在平时要积极钻研中医经典理论，在导师指导下制定学习中医经典著作和本学科经典古籍的个人学习计划。在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师承培养，并进行相应的考核，导师根据带教情况，每六个月出一份师承带教试卷，题型不限、形式不限，考核学生跟师情况。导师评阅后，报各系主任审阅。对学生师承情况进行全面把握。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医人才培养是一项长期工程，通过“师承”教育模式，主要是加强对现代中医的临床思维培养，锻炼和提高现在中医专业的学生临床的技能。不仅促进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使之快速成长，而且使学生更好的对中医理论领悟、感受、认识、体会和掌握。
参考文献
[1]杨东方，王育林，马燕冬.浅谈中医教改实验班国学素质培养设计.中医教育，2009，28（2）：76-78
师承教育论文篇11
1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不足之处。
院校教育往往只注重单科的专业知识传授。课程设置不完整、没有依据完整的中医学知识结构来完成教学任务，相关经典医学文献学习不够，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等中医药理论形成的外部因素的了解和学习，使得学生出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
高等中医教育一直沿用基础课程、临床课程、毕业实习三段式培养模式。中医学人才成长缓慢，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被割裂为相互独立的两个阶段，使得学生理论与实践脱节，临床中医技能不足，更缺乏理解经典、运用经典的能力，从而社会适应能力下降。
师徒传承的传统培养模式弱化，纯正中医后继乏人。作为中医院校，临床实践是整个学习过程的重要环节，关系到学生的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的实现。但是由于扩招、培养目标不明，带教老师水平参差不齐以及临床实习基地西医化等因素，临床实践中中医比例过少，缺乏纯正的中医治疗，教师和学生都偏于西医知识的深化学习，或者西医诊疗操作的锻炼，忽视中医知识的讲解和运用，忽视锻炼学生的中医诊疗思维，长此以往，学生的中医基础知识渐渐弱化，中医临床基本功逐渐减弱，中医思维慢慢被西医的思维模式所取代，不能处理好中西医的关系，使中医实习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临床中医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中医科研创新能力的不足。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但从目前高校的学生培养过程来看，对学生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比较注重，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度却显得不足。
中医离不开创新，而创新离不开科研。目前的中医教育既要有中医的创新性，又要凸现出中医的理论与思维，从科研中领会中医理论的奥妙。然而，部分高等中医院校不注重锻炼中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与科研技能，许多中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与实验室技能十分差，中医毕业生缺乏基本的科研思维和方法，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不具备科研优势。
2对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思考
如何使身处21世纪的高等中医教育和中医人才培养与中医药学术传承发展相得益彰，既传承中医药的思维方式，又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要求，探索出不断进步的中医药教育规律和培养方式，中医院校必须进行办学目标、发展战略等宏观层面的思考，还必须在培养模式，尤其是在临床教学中保持和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克服套用西医办学模式的负面影响，从中西医学发展规律的差异进行反思。
2.1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定位
高等中医药教育是中医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遵照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去办学。中医药不同于西医学的学科体系和思维方法，决定了中医院校应该努力探索办学道路，开展试点，确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办学道路。当务之急是要深刻思索中医教育的主要任务，继承中医药传统思维和方式，以培养具有中医传统文化基础和具有在中医领域进一步深造和有发展潜力的学生为目标，跳出固有的中医教育体制，顺应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拓展思路，敢于开展并确立新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
2.2对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几点思考
(1)系统学习中医课程，早期建立中医知识架构
多年来，各界对于中医院校课程设置的争论一直未有定论，普遍认同的是要遵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准确地体现中医药学的知识结构体系，中医学的知识结构包括:学习中国传统文史哲和自然知识以形成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学习中医药的经典医著以确立中医药学的概念和体系;学习中医药治疗方法，包括中药、针灸、推拿、按摩、导引、食疗等疗法。
对于西医知识的学习，各界也持有不同观点，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贾谦教授的《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概要》中提出:“能否不要让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西医和外语课程，将来工作需要西医知识和外语时，可以再脱产学习。起码应允许一半中医药院校以纯中医药院校方式存在，同时，应允许师徒传承方式的存在，并给师带徒出身的人以一定的学术地位。培养兼具中西医知识的人才应该由西医院校承担此项工作”。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医院校普遍学习西医基础课程的现状下，培养中医药学生最重要的莫过于建立中医药知识结构，加强中医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考核，加大中医经典的学习深化，扩大中医传统文化必修课程的比例。当学生在学习初期接受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熏陶，牢固地掌握了中医药理论基础的辨证论治体系后，再学习必要的西医知识。中西思维的碰撞建立在基本理解中医内涵和确立中医整体观的基础上，那么，中医药学生也会更加客观深人地看待中西医诊断思维和治疗方法的区别。
(2)重视中医临床技能的早期培养
中医经典是中医药学独特理论和临床诊疗体系的基石，但其内容比较抽象，主要依赖于人的理性思维去学习和体会。因此中医专业思想的根植，是一个临床实践与理论学习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医的院校教育应以中医知识结构的方法论内容为重点，使学生能透彻地理解中医最基本的原理，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医的临床技能的学习运用能力。
因此，应该在学生学习中医经典的同时，进行临床跟诊、见习，也就是在贯彻“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基础上，注重学生学习中医经典和临床见习的同步性。可采取多种形式，如通过临床典型病例中医讨论、临床见习、中医门诊跟诊，或者经典与临床的讲座等多种形式，在学生学习中医经典理论课程的同时，接触实际病例，在临床上培养中医经典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学习经典并及时深化理解经典、运用经典的能力。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在本科教育和七年制教育中，以医学知识基础为根基，加强医学生医学基础知识训练。为了巩固中医学生的基础知识，从学生人学的第二个学期起，每学期组织学生参加《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中药学》、《诊断学基础》五门课为主的“中医基础知识竞赛”，历年的考试成绩将作为进人临床实习的先决条件，极大地强化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并在实施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注重提高实践课的比例，规定实践教学应占整门课程的30 %。实践学习时间的增加能帮助学生理解、消化抽象深奥的基础理论知识。70%的理论学习时间基本保证了理论教学的学时数，也为提炼实践知识留下了足够时间。
(3)继承师承教育，发展院校教育
现今的中医药教育主要采用院校教育的形式，具有传播知识的信息量大，传授的知识标准、统一、规范，受教育的普及率高等特点。相对于院校教育，师承教育注重传统文化学习，中医基础知识较扎实，有利于继承教师独特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因此将中医药教育的师承教育和现代的中医药院校教育更加有效地结合将更加有利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在现有的中医教育体制中适当的方式是在学生的临床课和临床实习中实行导师制。这样，可以使医有专长的教师培养学有专长的学生。同时可采用多种形式的师承教育，如普及性的师带徒和高层次的师承教育，既有利于继承老一辈中医名家的个人经验，又有利于从业个体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医学丰富的理论内涵，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临床经验，增强人才队伍对中医的信心。
针对近年来中医院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师承教育的模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面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一代带二代”、“跨学院、跨医院、跨地区”的模式进行师承，甚至可以试行优秀的中医药博、硕士研究生辅导本、专科中医药学生的方式，在实践中检验成果，不断的修正培养方法。
根据邓铁涛等巧位全国名老中医的倡议，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中西医结合专业为试点，创新传统“师带徒”模式，发挥“集体带集体”的优势，全国名老中医带徒中青年骨干，由中青年骨干带徒学生，师生定时见面，进行生动的授业解惑，并且实行定期的不同的名老中医跟诊制度。该举措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学生毕业后均受到了就业单位的一致好评，不仅掌握了扎实的中医药知识，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而且拥有开阔的思维，在掌握自己导师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还不同程度地吸纳了其他老中医的医学思想。
(4)中医院校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师承教育论文篇12
二、音乐教育的文化与历史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14篇，主要涉及音乐教育中的音乐文化传承及中国音乐教育历史研究等问题。谢嘉幸《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大陆学校民族音乐传承》一文通过“传统文化”、“现代教育”与“后现代传媒”三个概念，透视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大陆学校民族音乐传承问题。文中指出要解决民族音乐文化传承问题，唯有将文化与教育两方面统一于学校音乐教育，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使命。余丹红《文化守望与全球视野――论黄自〈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一文通过对黄自《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的分析，阐述了该教材中蕴含的全球化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守望姿态的完美结合。这一专题的论文还有马东风《中国原始音乐教育的意识与形态》、林琳《哈尔滨早期俄侨音乐教育研究》、金世余《我国近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之影响管窥》、罗琴《中美音乐课程标准比较――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张斐《文化传承与认同中的音乐教育》、郭洁《论文化与人类发展和音乐教育的关系》、李红蕾《“母语”的回归――浅谈民族民间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地位》、李望霞、赵昕《在国际交流中直面中国大陆音乐教育问题――音乐教育研究问题的国际论坛交锋》等。
三、音乐教育课程改革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27篇，涉及基础音乐教育、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育、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改革等问题。金亚文《我国基础教育音乐教学大纲的发展回顾》一文通过回顾基础教育音乐教学大纲的发展历程，得出启示：在纵向上思考，是对历史经验的继承与革新；从横向上梳理，是对国外经验的参考和借鉴。李冠莲《有关中学音乐欣赏课教学预设与生成的辩证思考》从预设与生成的辩证关系方面入手，分析、反思现行音乐教学中出现的某些偏颇，探求导向有效生成的种种途径。本专题论文还有方楠《走进网络社会的高等音乐教育》、孙梅《网络音乐资源的缺陷与教育对策》、刘琨《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新课改背景下城乡基础音乐教育发展之比较》、黄文翠《“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彰显――义务教育音乐教材两个不同版本的取样分析及比较研究》、钮小静《基础教育音乐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陈栋《国乐飘香飘香国乐――论高师民族乐器课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费邓洪、费茸《我国高等音乐教育课程不可忽视的内容――音乐的数学性》、许冰《论高校音乐教育资源在社区音乐教育中的开发利用》、梁莉《浅谈音乐课程综合理念的本质与实践模式》等。
四、音乐教学实践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42篇，是所有参会论文中数量最多的，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音乐教学实践的研究始终是最受音乐教育工作者们所关注的研究课题。郁正民《创造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音乐课目标教学实验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一文依据教学论的基本原理，提出在借鉴国内外成功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立足国内众多的实践模式中抽取出共同的、最能体现目标教学本质特征的、具有多种应变能力的结构因素和结构方式，组成最一般的、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课堂教学模式，作为音乐目标教学的课堂教学基本结构形式。陈雅先《略论视唱练耳课程与教学的心理学基础》一文通过对视唱练耳课程与教学的心理学基础考查，使音乐基础课教学工作者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决策依赖的是哪一些心理学原理，以便更有效地解决视唱练耳教学中的问题。本专题论文还有郑莉《创造是音乐的生命，音乐促进我们创造――简论音乐教育与创造能力培养的关系》、陈玉丹《在〈音乐教育学〉课程教学中发展学生音乐智能的策略》等。
五、音乐教师教育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27篇，主要针对我国音乐教师的培养模式、课程教学、中外音乐教师培养比较等展开探讨。周世斌《我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现状之虞――从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引发的思考》一文以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先驱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为借鉴，提出“素质教育的实施，决不意味着精英教育从教育舞台的退出。两种教育模式必将是互为依托、相得益彰，形成民族和国家教育发达、人才辈出所需之坚实金字塔”的观点。代百生《德国的音乐教育专业培养模式及其对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启示》对德国音乐教育专业的三种形式――普通学校音乐教师教育、专门音乐教师教育以及音乐教育学理论专业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与我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可资借鉴的方式与方法。本专题论文还有蔡世贤《音乐教师教育的重要构件――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迎《苏格拉底“助产术”对我国音乐学研究生教育的若干启示》、尹爱青、金顺爱《“尊重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的高师音乐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王昌奎《试论高校〈钢琴文献与教法〉课程的性质与教学模式设计》、孙强《高师视唱练耳教学中学生元学习能力的培养》、李飞飞《从课程对比看音乐教师的培养》、高伟《高师钢琴教学内涵的二维阐释――一种基于音乐审美文化与文化传承理念的解读》、吕志芳《对音乐学专业应届硕士研究生学习方法的几点思考》、张小鸥《对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思考――参加第27届国际音乐教育大会有感》等。
六、音乐教育研究方法与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9篇。其中，涉及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论文3篇，涉及国际音乐教育研究发展趋势的论文6篇。马达《行动研究与音乐教师专业发展》论述了行动研究的内涵、特点和实施步骤，并根据音乐教育的特点，阐述了行动研究对音乐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郑卫新《从方法论角度探讨我国音乐教育学研究》通过对我国部分音乐教育研究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分析，阐述了音乐教育研究必须注重方法论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本专题的论文还有马力《在“方法”的岔路口徘徊――对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哲学解释学思考》、冯洁《马来西亚第27届ISME大会的创造性教学教育观――对创造性教育论文及实践的评述》、吴珍《从〈2020视野〉展望美国音乐教育价值的新理念》、宋裴裴的《跨文化对话中的传统音乐――15届国际学校音乐教育和教师教育研讨会初探》、王丽莉《色彩斑斓的民族音乐教育――印度音乐教育一瞥》等。
七、其他方面
此次大会还安排了三场重要的学术报告，这三场专题报告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前主席BennettGary博士的《音乐教育的全球展望与评价》，美国纽约大学音乐表演艺术系主任、著名的实践哲学的倡导者David J .Elliott教授的《实践的音乐教育》，香港教育学院体艺系主任梁信慕博士的《教育改革中的技术与本土化教学：音乐教育实践与研究的新趋势》。三位国际音乐教育界专家的到来使会议具有了国际性的对话色彩。
在大会专门设置的workshop的教学实践研究会场中，许卓娅、李妲娜、杨立梅、郑莉、余丹红等分别就幼儿园音乐教学、中小学音乐教学、综合艺术课堂教学及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等课题作了精彩的现场教学示范。
音乐教育学是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一门年轻的新学科，1990年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学学会成立后，在曹理教授等一批音乐教育学者的带领下，平均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音乐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一大批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成果。2004年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吸纳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为团体会员，同年8月两个学会第一次在大连联合举办全国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本次长春会议是两个学会第二次的合作。从本次研讨会收到的论文来看，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较前几届研讨会有了一定的提高，拓宽了研究领域，运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看问题，特别是在音乐教育文化、音乐教学实践、音乐教师教育等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较高质量的论文。近年举办全国性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国际音乐教育研究发展动态，本次会议邀请国外音乐教育专家介绍当前国际音乐教育发展情况，使与会者获得不少新信息。本次大会还有一个特点，即来自全国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共70余人参与了会议。研讨会为研究生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会议期间召开了研究生座谈会，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部分研究生导师参加了座谈会。与会师生就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学习方法及研究生培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次大会还评选出第三届全国音乐教育优秀论文。
师承教育论文篇13
一、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要有与之相匹配的伟大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所在，它不仅是维系民族团结的向心力，更是民族屹立于世界数千年而依然不倒的精神源泉。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②
传统文化的精华包含在国学当中，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更需要通过国学的教育和传承来实现。高师院校在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体系中有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大学是一国青年教育之根本，是国民素质养成的摇篮，高校既是培养人才、研究学问的主要场所，更是传承文化、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阵地，在高校推进国学基础类课程的教学改革和教学实验，能够最直接地影响整个社会，让传统文化的观念深入人心。高师学生是当今高校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将国学教育推行至高校在校学生可以让传统文化能以更快的方式传播，也能以更深远的方式进行传承。国学课程的开设，并不仅仅是某部国学经典的学习，而是要通过国学课程的开设和传授引起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从而让传统文化理念通过大学校园传播到整个社会。
另外，高师学生将来是中小学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的主要师资力量，只有在他们的身上实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积累，将传统文化传至整个社会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我国高校师范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是面向将来的中小学教师，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目的便是为将来培养合格的中小学或大学教师。从这个方面来说，高师学生的身上背负着为国家教育下一代乃至下数代的神圣使命，如果连他们都没有很好地接触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甚至缺乏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将来整个国家教育的前途堪忧。所以，只有从教师后备力量的培训基地——高师院校开始，增设国学基础类课程，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德、审美情趣首先通过高师学生来传承，再通过他们继续传承到中小学学生中去，这样才能从教育的根源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二、有利于高师学生专业能力的提高
对于高师院校中文专业的学生而言，获取国学中古代文学及文化类相关的知识是他们提高专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及从教能力，国学基础类课程的开设显得尤为必要。
1.国学是中文专业学生学习和提高的基础。中文专业的学生如果没有深入接触过经典的原典作品，只靠从教材上获取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如今在研究生以上层次的教育和教学中，原典的精读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不仅中文专业，其他文科类专业的导师也都非常重视研究生对于原典的深入理解和剖析。但在本科阶段，目前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中课程越设越多，导致专业越分越窄；各类概论、通论设置过多，导致学生只会用教材上面的观点应付考试，而很少读甚至不读经典作品，以致空疏学风日盛，踏实作风渐衰。
正是由于高师院校中大部分中文专业的学生对传统国学原典接触过少，导致基本专业知识不够牢固，知识面既不深厚，更不宽广。笔者通过对数所师范院校文学院的问卷调查，发现许多学生甚至连四大名著都没有通读过，更遑论对其他经典原著的阅读。而且即便有部分学生对于四大名著有所了解，对于其中的基本梗概和重要细节也没有印象，透露出当今中文专业学生对于原典的精读、细读远远不够的现实状况。
反观我国近现代优秀的学者、文学家，他们无不具有良好的国学功底，如鲁迅著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郭沫若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朱自清著有《经典常谈》，闻一多著有《古典新义》等优秀的传统文化研究著作，其他如巴金、老舍、冰心、茅盾等人，也都具有深厚的传统国学功底。国学经典作品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精练含蓄的语言表达，细致传神的描段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数千年的文化积累和精神沉淀造就了国学经典作品的浑然天成，使其既覃思深致，又简约易懂。加强国学基础类课程的开设，让中文专业的学生从整体上对传统文化有更好的了解和把握，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2.作为将来的中小学生语文教师，如果缺乏国学根底，缺乏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层理解，不仅无法提高自身的学术素养，而且无法满足日常教学。在当今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教学中，国学基础的教育和启蒙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曾经明确提出：“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从小学教材中的识字启蒙诗《一去二三里》，到高中教材中《左传》、《论语》的选篇，人教版、高教版等主流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国学经典作品在中小学教材中所占的比重随年级的增长而逐渐递增，包括古典诗词、古典散文、杂剧戏曲、明清小说在内的国学经典作品几乎占到部分年级课时的百分之五十。如果教师对于这些国学经典没有透彻的认识和了解，深厚自身的国学底蕴，就无法适应当前的教育需求。因此，面对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相关课程比例增大的实际问题，在高师院校中文专业中增设国学基础类课程，是提高高师院校中文专业学生专业能力的有效途径。
三、有利于高师学生的师德养成
师德是教师教育的灵魂，良好的师德是一个优秀教师的必备条件。这就意味着，要想将高师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教师，单纯教会他们高深的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学校必须加强对他们的师德培养，让他们在真正走上工作岗位之前就具备良好的师德。对于高师院校学生而言，在大学过程中形成高尚的师德，是他们在大学学习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师德教育可以让高师学生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明确教师的职业职责，加深对于教育和教师职业的理解。
当前的高校师德教育主要通过开设专门的师德课程如《教师职业道德》、《师德修养》等对学生进行师德方面的教育，然而这种仅仅希望通过一两门课程的道德学习便让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的想法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是相当不负责任和危险的。因为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是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实现的，单一途径的教育很有可能变成纯粹的道德说教和道德灌输，这样不但难以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还很有可能引起学生的漠视乃至反感。所以，高师院校一定要通过多个渠道，运用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师德方面的教育。
国学基础类课程的开设，除了让学生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使其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通过国学课程的学习了解前人的智慧外，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当前师德教育的压力。因为中国古代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它是“以做人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注重教人以德行与智慧，而不只是单纯的知识”。③比如，《论语·述而》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孔子的教育中，作为知识的“文”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对于德行的教育则占了三个方面。《论语·述而》中也将德行列为孔门四科之首。
另外，在国学基础类课程的学习当中，不仅可以学到孔子、荀子、朱熹等古圣先哲教育的方法和教育的理念，而且可以学到很多中国古代教育家的优秀品德，从而对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的树立产生积极而潜移默化的影响。如《论语》中孔子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及“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强调以身作则的重要性及教育中“身教”的重要意义。又如通过《礼记·学记》的学习，从中领会教学相长的思想：“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另外，古代师生之间交往的佳话如孔子对学生的接济、对生病学生的探望，以及朱熹带病教学等典故也都可以在专门的师德课程之外引入，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师德教育。
注释：
①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