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论文篇1

1.共同体建立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签订《罗马条约》，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扩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经济领域，决定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欧洲经济一体化就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出现三个共同体共存的现象。特别是《罗马条约》规定了下一步一体化的新目标：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从而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约可依，按照条约规定的日程进行。到1968年，关税同盟提前一年半实现，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共同农业政策执行难以为继。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国石油禁运带来的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欧共体国家纷纷采取自保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洲市场分割严重。在七十年代，欧共体国家提出的稳定货币汇率的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也最终流产。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时，欧共体才建立起稳定货币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八十年代后，欧共体国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推动，欧洲在次走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列。1987年签署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规划了欧共体到1993年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作做准备，在欧共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主导下，开始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欧共体变成了一个具有经济联盟性质的共同市场。

4.以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为标志，欧洲经济一体化走进其发展的第四阶段。冷战的骤然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欧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剧变后的中东欧开始了一个申请加入欧盟的“回归欧洲”的过程和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最终欧共体国家选择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991年12月的《马约》是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它确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其发展的重心。此后经过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和2011年的《欧盟宪法条约》，欧洲经济合作向一个完全经济体化的经济联盟更加接近。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尽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体化或者迅速发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硕果累累、或者成就难觅，但是最终欧洲一体化还是得以顺利的进行，体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独特的进程特点。

1.一体化过程的渐进性。无论是合作的范围、领域，还是组织协调机构的建立、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本身，都体现了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历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6国煤钢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到现在27国开始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每前进一步都是欧盟成员国反复协商、谨慎考虑后的结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给成员国一定的准备和过渡时间。

2.一体化过程的协调性和妥协性。欧盟是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体化 集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欧盟各国最终都能认识到一体化集团是他们获得发展的最快、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员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互相协商和互相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则来消除矛盾。这些原则包括:民主平等原则、共同受益原则、核心欧洲原则以及灵活性原则。

3.组织运作机制的超国家性和均衡性。为保证一体化顺利进行，欧盟设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协调机制。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出欧盟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

欧洲经济论文篇2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一体化为成员国带来了合作与发展的机遇，提升了该地区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一体化进程的欧洲模式备受推崇，被看作是国家间合作与沟通的典范。在经济方面，欧盟已作为世界市场中的一个整体被世界所认识，在政治、军事领域，欧盟的合作也不断的加深。但是，近年来，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仿佛是遇到了瓶颈：一方面，欧洲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一体化鲜有进展，难以同经济一体化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在一致被欧洲人引以为傲的经济领域，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场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欧盟在应对这一危机过程中的表现却乏善可陈，随着欧洲一些国家债务危机的发生，似乎欧盟的成员国又重归国家利益至上的老路，一直没能找到内部互救的解决之道，甚至有些国家威胁推出欧元区，开始在一体化进程中开倒车。

随着这些问题的产生，“欧洲一体化到底能走多远”成为专家与学者热议的课题。美国圣母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塞巴斯蒂安・罗萨托在《欧洲的麻烦》一文中利用新现实主义的观点对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进行了解读，在他看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所有阶段都是对战后权力分配状况的反映。

一、罗萨托眼中的欧洲一体化

罗萨托对于欧洲一体化发展历程的理论体系是基于权力均势理论建立的。权力均势理论认为，在有外部威胁的背景下，国家出于对自身安全问题的担忧，有意愿进行联合和合作，以对抗权力更为强大的对手。在这种意愿的基础上，国家间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对手力量的强弱：多个权力较强的国家对抗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只需通过简单的合作就能实现；而多个权力较弱的国家对抗强国，合作并不完全能够抗衡，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安全不得不丧失部分、融入一体化进程，以达到保证自身安全的目的。

罗萨托认为，机构的运转与否能够阐释权力分配，机构的运转是多个国家与对抗国家力量对比的体现。当权力分配状况维持不变，机构运转也将保持不变；当权力分配状况产生变化时，机构的运转也随之变化。在他看来，二战后欧洲权力的分配与对比状况决定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权力分配的变化是一体化目前遇到问题的根源，权力分配变化的趋势也是一体化未来发展方向的指向标。

罗萨托按照时间线索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梳理，分析了每一阶段发展背后的原因。

（一）欧洲一体化的起步阶段

“1945年至1960年间，美国力量的介入及苏联的现实威胁为欧洲提供了建立联盟的动力、途径和机会。”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欧洲大陆上最为强大的国家，“西欧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牵制或打败苏联”。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欧洲国家时刻担心自身的安全问题，害怕苏联会采取军事行动一夜之间占领欧洲，基于此种安全考虑，欧洲国家产生了联合抗苏的动力，它们相信，“只有一体化才能有效地抗衡苏联”。以战后的法国为例，为了确保自身安全，法国改变了二战后初期对德国实施肢解和削弱的政策，逐渐转为同德国握手言和，将其纳入到欧洲社会事务协调中，希望通过更多欧洲国家的联合来达到平衡苏联的目的。

另外，战后美国插手欧洲事务的行动牵制了苏联的精力，使其无暇顾及欧洲六国的一体化行为，为欧洲一体化的产生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对美国将随时撤出欧洲的担心也使得欧洲国家坚定了联合起来、靠自己的力量保卫安全的内部协调行动的动机及决心。

集体联合以牵制苏联的行动开始于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它们的联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与苏联在军事、经济上的力量对比中的弱势。

在欧洲一体化的起步阶段，经济领域的一体化一步当先，在起步阶段，欧洲相继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签署了欧洲货币协定，这三项成果被称为西欧经济一体化的支柱。

而在政治、军事领域，欧洲防务共同体协议虽被提出，但最终却未能通过。究其原因，欧洲国家在政治、军事领域可以选择加入不牺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况且美国的参与使得北约与欧洲防务共同体在制衡苏联方面相比力量更为强大、更具吸引力。

总的来看，欧洲一体化的起步源于对苏联与欧洲其他国家权力的分配不平衡的反映，正是悬殊的力量对比使得欧洲国家不得不选择走一体化的道路，而非简单合作的道路。欧洲国家虽对政治、军事一体化有所保留，但这主要是因为有北约的存在，如果没有北约、没有能够实现政治和军事上抗衡苏联的另一条道路，相信欧洲国家会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

（二）欧洲一体化的维持阶段

罗萨托将1960至1990这一段时间划分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维持阶段。由于欧洲权力分配的架构并未改变，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也如起步阶段一般保持现状。

经济上，虽有变化但却没有实质上的进展。《单一欧洲法案》的实施只是在重申《罗马条约》原有的条款；用于建立欧洲固定汇率体系的《欧洲汇率协议》和欧洲货币系统也被看作是对已解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协定的重复；经济与货币联盟虽然提出了实施单一货币、建立欧洲中央银行的主张，却并未对原有一体化进行革新。

政治和军事上，在罗萨托看来，因为有美国主导下的北约的存在，欧洲国家在这方面的单独合作都难有进展，更不用提这一领域的一体化进程，一体化的设想仅仅停留在草案上。

（三）欧洲一体化的冷战后阶段

1991年，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权力分配格局，欧洲国家不仅失去了追求政治、军事一体化的原动力，也不再保护经济一体化的成果。

国家只有在两个条件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才会选择丧失一部分、进行政治和军事上的一体化。一是面临十分强大的对手，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二是不能在保护的同时采取另外方式达到保护自身安全的目的。苏联的解体使欧洲国家面临的威胁不复存在，而北约仍是欧洲国家保卫自身安全的最优选择。因此，在这一阶段，欧洲政治和军事一体化的进程依旧没有采取有益步骤。

冷战结束后至二十世纪末，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使一体化机构的发展、运作拥有一定的惯性，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仍然有所保持；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欧洲经济发展状况的下滑，法国、德国等成员国开始重新计算一体化带来收益与付出成本之间的轻重，由于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追逐，一体化出现了分裂的趋势。

二、罗萨托对其他理论的批判

罗萨托在建立上述理论时遵循了一个标准，即一套完整、连贯的理论体系必须经得起现实的检验，能够适用于组织和机构发展的各个阶段。就欧洲一体化而言，冷战结束前、后两个阶段截然不同的发展特点在理论阐释中是不容忽视的。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罗萨托在文章中还对存在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三种理论观点进行了批判。

现实主义的一种观点将欧洲一体化的原因归于二战后美国插手欧洲事务。罗萨托认为，美国的介入虽然为欧洲国家间开展合作提供了机会，但并未提供动力；这一理论还无法解释为何欧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体化的重要进展正是在担心美国撤出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一理论的修正版本认为美国鼓励和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但却也无法解释欧洲一体化仅在经济领域发展良好这一问题。

自由主义认为欧洲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国家间的高度依赖。罗萨托针对这一理论从三方面提出了批判的观点。首先，欧洲一体化的产生并不是在欧洲国家经济联系最密切、依赖程度最高的时期；其次，面对苏联的威胁，法、德两国在军事上依赖性很强，但它们仍没有走向军事一体化；再次，这一理论无法解释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欧洲一体化遇到的困难与麻烦。

建构主义看来，欧洲一体化是要建立一个超国家体系。罗萨托认为这一理论缺乏论据，在经济方面，没有证据表明一体化是出于消除国家体系的立足点；政治和军事方面，如果这一理论成立，又无法解释国家不愿放弃的原因；冷战后法国与德国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的情况更给了建构主义当头一棒。

三、罗萨托对欧洲一体化未来的预测

通过理论搭建和批判，罗萨托认为，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不容乐观。在他看来，目前欧洲的权力分配较为均衡，看不到权力分配出现重大变化的可能性，因此，欧洲政治、军事一体化的程度将不会加深，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状况。如果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经济一体化将会维持现状；反之，则会不断出现分裂，一体化甚至面临有名无实的局面。

四、对罗萨托理论的补充

罗萨托构建的这一套理论体系，完整地回顾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对一体化的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总体上说，对于罗萨托这套新现实主义理论，笔者是比较赞成的，国家是追求权力、生存、安全和利益的。这一理论解答了许多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令人费解的问题，弥补了其他理论无法阐释的缺陷，有相当的说服力。

但在我看来，罗萨托的理论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在他的理论体系中，过于强调外部环境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忽视了一体化进程中对内部成员国的主动性的考量。换句话说，罗萨托眼中的欧洲一体化是对外界环境的反馈，将一体化完全看作是对外界权力变化、尤其是对苏联权力的大小强弱变动的应激反应，但却未能顾及到一体化机构内部的法、德等欧洲国家给一体化带来的影响。

法、德两国是欧洲一体化的核心，从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一体化内部成员国的作用不可忽视，同样是左右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因素。

（一）欧洲一体化起步时的两国关系

二战后，法国受到重创，急需恢复国力，但却担心德国会卷土重来。德国希望通过反省和认罪，实现与法国和解，逐渐融入欧洲乃至国际社会。欧洲长期的战乱使两国富于远见的政治家都不希望看到战火再在欧洲燃起。在这种情况下，时任法国外长舒曼提议，把法国、德国的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其他欧洲国家都可参加的高级联营机构的管制之下，目的是使“战争不但不可想象，更不可实现”。西德总理阿登纳将舒曼计划看作是融入欧洲难得的机会和“突破口”。在法、德两国的和解和推动下，由六国组成的煤钢共同体成立，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二）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时的两国关系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法、德关系日渐紧密，两国逐渐成为一体化的核心。

在这一阶段，西德仍然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只有与法国关系更为紧密，才能换取更大利益，被欧洲和国际社会所接纳，法、德两国间在国家利益上拥有一种互补的机制空间。这时，西德将欧洲作为外交的核心，主动提出“使德国欧洲化，而不是使欧洲德国化”的目标，使互补机制发展的空间逐步实现。

同时，法国对西德的定位与态度没有发生改变。两国不断推动一体化向更深、更广方向发展，在这一阶段，成立了欧共体，成员国也不断增多。

（三）德国统一后的两国关系

东、西德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给统一后的德国带来了经济和财政上的困难，这种压力一步步转向了德国对欧洲的政策。“统一后的德国必须考虑国内的状况，不能再仅跟随和满足法国的需求”。德国政策的侧重点开始转向自身国家利益，寻求国家利益与欧洲一体化的平衡。面对更为自信的德国，法国很难接受德国的政策转变。由此，两国关系的发展逐渐放缓。也是从此开始，欧洲一体化所遇到的问题逐渐增多。

从法、德两国关系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不仅受到外部权力分配的影响，一体化机构内部也存在着力量平衡与否的问题。就法、德两个核心国家来说，当二者力量能够达到一种平衡时，两国的关系不仅能够大踏步前进，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顺风顺水；当二者力量无法平衡，出现相互猜疑、相互提防的情况时，对欧洲一体化也会产生阻碍作用。在一体化机构内部，除法、德两个核心国家之外，其他成员国对机构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

对于欧洲一体化未来发展与走向问题，我对罗萨托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依据罗萨托的理论观点，欧洲一体化已经失去外部的对其发展的促进作用，一体化很难再有大的动作。但从一体化机构内部来看，各成员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总体上仍处于平衡状态，在可见的未来也不会出现大的调整。因此，在我看来，欧洲一体化虽然会出现一些犹豫、摇摆的现象，一体化进程会变得缓慢，但终究却不会分裂、解体。

参考文献：

[1]Larat， Fabrice. “Presenting the Past： Political Narratives on European History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EU Integration” German Law Journal No.2 （2005）

[2]Lippert， B.， Kirsty Hughes， Hearther Grabbe and Peter Becker. British and German Interests in EU Enlargement.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1.

[3]Maclean， M. and J. Trouille. France， Germany and Britain――Partners in a Changing World. PALGRAVE， 2001.

欧洲经济论文篇3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欧洲经济一体化以“舒曼计划”为起点，启动了从煤、钢、原子能领域到共同 农业 政策领域，乃至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经理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的一个过程。站在 历史 的角度，这一发展进程明显的分为四个阶段。

1.共同体建立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签订《罗马条约》，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扩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经济领域，决定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欧洲经济一体化就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出现三个共同体共存的现象。特别是《罗马条约》规定了下一步一体化的新目标：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从而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约可依，按照条约规定的日程进行。到1968年，关税同盟提前一年半实现，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共同农业政策执行难以为继。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国石油禁运带来的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 资本主义 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欧共体国家纷纷采取自保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洲 市场 分割严重。在七十年代，欧共体国家提出的稳定货币汇率的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也最终流产。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时，欧共体才建立起稳定货币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八十年代后，欧共体国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 环境 ，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推动，欧洲在次走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列。1987年签署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规划了欧共体到1993年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作做准备，在欧共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主导下，开始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欧共体变成了一个具有经济联盟性质的共同市场。

4.以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为标志，欧洲 经济 一体化走进其发展的第四阶段。冷战的骤然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欧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剧变后的中东欧开始了一个 申请 加入欧盟的“回归欧洲”的过程和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最终欧共体国家选择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991年12月的《马约》是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它确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其发展的重心。此后经过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和2004年的《欧盟 宪法 条约》，欧洲经济合作向一个完全经济体化的经济联盟更加接近。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尽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体化或者迅速发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硕果累累、或者成就难觅，但是最终欧洲一体化还是得以顺利的进行，体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独特的进程特点。

1.一体化过程的渐进性。无论是合作的范围、领域，还是组织协调机构的建立、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本身，都体现了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历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6国煤钢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到现在27国开始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每前进一步都是欧盟成员国反复协商、谨慎考虑后的结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给成员国一定的准备和过渡时间。

2.一体化过程的协调性和妥协性。欧盟是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体化集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欧盟各国最终都能认识到一体化集团是他们获得发展的最快、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员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互相协商和互相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则来消除矛盾。这些原则包括: 民主 平等原则、共同受益原则、核心欧洲原则以及灵活性原则。

3.组织运作机制的超国家性和均衡性。为保证一体化顺利进行，欧盟设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协调机制。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出欧盟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

4.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外部敏感性。这主要是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深受世界外部 环境 的影响。一定时期的国际形势对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影响较大，欧洲经济一体化体现出明显的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依赖。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仅使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缓慢，也导致一体化步伐受到严重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使欧共体在20 世纪70年代就提出的在10年内分阶段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计划也因此受阻。

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这一发展模式的出现，既有二战后独特的 历史 条件——冷战的大环境，更有欧洲各国在应对来自外部环境时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欧洲经济论文篇4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欧洲经济一体化以“舒曼计划”为起点，启动了从煤、钢、原子能领域到共同 农业 政策领域，乃至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经理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的一个过程。站在 历史 的角度，这一发展进程明显的分为四个阶段。

1.共同体建立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签订《罗马条约》，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扩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经济领域，决定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欧洲经济一体化就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出现三个共同体共存的现象。特别是《罗马条约》规定了下一步一体化的新目标：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从而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约可依，按照条约规定的日程进行。到1968年，关税同盟提前一年半实现，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共同农业政策执行难以为继。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国石油禁运带来的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 资本主义 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欧共体国家纷纷采取自保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洲 市场 分割严重。在七十年代，欧共体国家提出的稳定货币汇率的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也最终流产。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时，欧共体才建立起稳定货币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八十年代后，欧共体国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 环境 ，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推动，欧洲在次走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列。1987年签署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规划了欧共体到1993年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作做准备，在欧共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主导下，开始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欧共体变成了一个具有经济联盟性质的共同市场。

4.以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为标志，欧洲 经济 一体化走进其发展的第四阶段。冷战的骤然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欧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剧变后的中东欧开始了一个 申请 加入欧盟的“回归欧洲”的过程和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最终欧共体国家选择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991年12月的《马约》是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它确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其发展的重心。此后经过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和2004年的《欧盟 宪法 条约》，欧洲经济合作向一个完全经济体化的经济联盟更加接近。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尽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体化或者迅速发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硕果累累、或者成就难觅，但是最终欧洲一体化还是得以顺利的进行，体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独特的进程特点。

1.一体化过程的渐进性。无论是合作的范围、领域，还是组织协调机构的建立、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本身，都体现了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历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6国煤钢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到现在27国开始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每前进一步都是欧盟成员国反复协商、谨慎考虑后的结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给成员国一定的准备和过渡时间。

2.一体化过程的协调性和妥协性。欧盟是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体化集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欧盟各国最终都能认识到一体化集团是他们获得发展的最快、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员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互相协商和互相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则来消除矛盾。这些原则包括: 民主 平等原则、共同受益原则、核心欧洲原则以及灵活性原则。

3.组织运作机制的超国家性和均衡性。为保证一体化顺利进行，欧盟设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协调机制。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出欧盟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

4.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外部敏感性。这主要是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深受世界外部 环境 的影响。一定时期的国际形势对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影响较大，欧洲经济一体化体现出明显的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依赖。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仅使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缓慢，也导致一体化步伐受到严重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使欧共体在20 世纪70年代就提出的在10年内分阶段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计划也因此受阻。

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这一发展模式的出现，既有二战后独特的 历史 条件——冷战的大环境，更有欧洲各国在应对来自外部环境时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欧洲经济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1-0141-07

十余年来关于“加州学派”的讨论之中，“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主义”等等）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话题之一。而且，无论是该学派的同情者，还是其批评者，对于“欧洲中心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痛加批判。然而，笔者发现，由于对“欧洲中心论”的界定不一、理解分歧，这些批评的指向实际并不一致，而在同一面旗帜之下“各自解释”，不但使得学术批评常出现“答非所问”之混乱感，而且“欧洲中心论”本身也成为一个大杂烩，如同随处可扣的帽子。细绎近年国内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见解，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两种对“欧洲中心论”的不同理解，它们彼此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厘清这些观念上的区别，对于理顺学术批评中的相关问题、理解“加州学派”的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混沌不明的“欧洲中心论”

如同在社会历史理论中经常流行的各种“主义”一样，“欧洲中心论”是一个很难定义的命题，而如果说各种“主义”的定义难点在于见解纷纭，难以取得共识的话，“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在于似乎很少有人尝试着对它进行定义。在这些数量有限的尝试之中，林甘泉作过这样的表述：“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的‘欧洲中心论’，把欧洲（主要是西欧） 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贬低和歪曲中国与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历史地位和成就。”“当我们说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历史的‘中心’时，意味着它处于历史领先或主导的地位。”“‘欧洲中心论’者的错误和要害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种族文化优劣论。”①从下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种表述主要是受到加州学派学者的影响。

显然，“欧洲中心论”并不代表一个学术实体，它包含的内容芜杂、牵涉面极广，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边界。被冠以“欧洲中心论”的理论观点，彼此之间也可能存在严重的冲突。国内学术界较早接触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史研究范式的反思批判，当始于柯文的著作[注：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柯文对战后到70年代初期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三种模式：“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进行了批评，其中帝国主义模式本身就站在前两种研究模式的对立面。在思想方法上，前二者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后者则反映了六七十年代西方的左派甚至激进派思潮，但都被装在“西方中心观”的篮子里。加州学派中抨击“欧洲中心论”最力的贡德·弗兰克，将以下学者列在“欧洲中心论”的代表名单中：斯密、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罗斯托、奇波拉、诺思、麦克尼尔、沃勒斯坦……，几乎囊括了所有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大家[注：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5页。]。这些学者和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念彼此差别之大，可以不必赘谈。

欧洲经济论文篇6

放眼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有着五彩缤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这其中，战后欧洲创造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实行欧洲一体化和区域跨国共同治理新模式，有其独特意义和创新价值。探析欧盟区域共治形成的背景条件，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欧盟治理模式及其意义和影响。

区域共同治理模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治国理政的革命性伟大变革，是一种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是当今世界国家应对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战略选择中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区域共同治理模式首先在欧洲诞生绝非偶然，这是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特定的时代背景。欧洲追求联合和统一具有合适的历史人文条件以及良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是由天时、地利、人和综合促成的。

一、欧洲历史和欧洲文明溯源

欧洲位于亚欧大陆板块的西部，作为亚洲向西伸展的半岛形的地界地貌为何定名为欧洲，有多种传说考证。“欧罗巴”（Europa）一词最早见诸于公元前8世纪希腊神话中，仅指爱琴海中的克里特岛，随着人们地理视野的不断扩大，逐渐把整个欧洲大陆称之为欧罗巴。[1] 其实，上古欧洲的地理界限是极其模糊而局限的，直到中世纪才逐步大体上勾勒出欧洲的地理范围。严格地说，直至近代欧洲才绘制出近乎今日欧洲的地域图。[2] 追根溯源，欧洲属于印欧语族，欧洲的本源还需从边缘和外力探讨其形成，欧洲的古典文明发源于欧洲的边缘地区：希腊和罗马，欧洲更是通过蛮族入侵和基督教的传入，通过连绵不断的分裂、冲突和战乱逐步发酵和搅拌，慢慢融合才得以在欧洲的中心地区冉冉生成起来，最终形成今日欧洲的地界和历史。

当然，欧洲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自其生成以来，欧洲一直被赋予人文理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具有独特的、光辉灿烂的欧洲文化和欧洲文明。就欧洲文明的同源性来说，欧洲人几乎一致认为他们继承的是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历史遗产，认为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化伦理是欧洲共同的历史文化源泉。位于欧洲东南一隅爱琴海旁的希腊顺理成章地成为欧洲文化最早发祥地。其后，希腊为居于亚平宁半岛的罗马所征服，罗马东征西讨，不断扩张，成了整个地中海的霸主，罗马也从共和国发展为帝国，罗马帝国的行省遍及欧洲的中部和西部，罗马帝国对行省的有效统治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欧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征服者被征服”，即征服了希腊的罗马人却在文化上被希腊征服了，罗马在文化上完全继承吸收了希腊文化。因此，希腊罗马成为欧洲古典文明的杰出代表，恩格斯曾有一句名言：“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3]

中世纪被称为欧洲的野蛮时代，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基本上名存实亡，真正的政治权威散落在千千万万个封建领地上的贵族领主手里，中世纪的欧洲政治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分裂割踞，混战厮杀无休止。所幸，产生于东方欧亚结合部的基督教，却在欧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罗马帝国各行省到处是基督教传播的踪影，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拜伏在主耶稣和十字架下，基督教逐渐取代希腊罗马的古典多神教而风靡欧洲，基督教成了欧洲的主流宗教，成了欧洲人共同信仰的宗教，基督教教义及其文化渗透到了欧洲社会各个领域，基督教也成了日趋衰败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文化成为当时欧洲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欧洲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和基督教文化的一统天下，成为中世纪欧洲的典型特征。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在文化上、精神上占据垄断统治地位，对当时欧洲社会起着“粘合剂”的作用，所以中世纪也被认为是欧洲的基督教化时期。基督教和欧洲在当时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基督教的欧洲化和欧洲的基督教化，使教皇在当时欧洲成为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经过教皇、罗马皇帝和诸侯大公们几百年的混战，最终才确立了神权与世俗权力相分离的原则，结束了“只知有教，不知有国”的中世纪欧洲神权统治时期。

欧洲文明的溯源过程尽管有点混杂，但根源明确，线条清楚，文明的沉淀是厚实的。希腊人对自由的向往和探索精神，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极力推崇和热切追求，罗马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典制度，以及“天赋人权”的原始政治思想，这些精神世界的智慧和民主政治的实践都达到了古代世界的顶峰。基督教的普济主义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伦理道德也深入人心。[4] 这些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传统精华，经过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使欧洲文明更增添了人文主义色彩，加强了人本主义精神，在促进“人性的解放”方面使欧洲走在世界的前列，把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人权和科学以及理性主义等理念逐渐凝聚升华成为欧洲文明的精髓和核心。这是欧洲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背景。

二、近现代欧洲在战乱中嬗变和扩张

虽然欧洲地理上统合，世俗“欧洲观念”逐渐生成，真实的欧洲却是一个被四分五裂割据和战乱不已的大陆。15世纪是现代意义上的欧洲的历史转折点，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欧洲实现了脱胎换骨，此后欧洲加速发展。近代欧洲一旦冲破了基督教神权统治破土而出，陆续发生了震撼世界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经济的裂变，一个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崛起于世界并迅速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近现代欧洲的发展同样没有给欧洲带来和平与安宁，资本主义的欧洲也是在其自身内部混战中成长发展起来的。近代欧洲创造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超越了超国家性的教会，临驾于教会之上，从而把教会变成了国家的附庸。一旦民族国家确立了国家，国家利益成为至高无上，为了和国家利益，为了争权夺利和争夺欧洲霸权引发了无数的一系列大大小小连绵不断的战争，欧洲局势的发展完全失去了控制。欧洲创造了民族国家，但正是民族国家及其和自私利益又使欧洲陷入了几百年无休止并愈演愈烈的自相残杀、相互争霸的历史。欧洲深陷分裂和战乱而难以自拔。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欧洲崛起之后，很快成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侵略扩张主义者，欧洲向全球各个地方肆无忌惮地疯狂侵占掠夺，迅速养肥自己，成了全球货真价实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随着欧洲的崛起，欧洲开始了改造世界的进程，甚至妄想彻底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因此出现了“欧洲中心论”谬论，滋长了欧洲优越自负、自我为中心的傲慢心态，编织了欧洲是真理价值化身的神话，这是欧洲文明在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上的变异。欧洲通过掠夺、侵略、 扩张和使亚、非、拉美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统治了全世界，称霸全球；与此同时，欧洲内部各国列强之间从未停止过对霸权地位的争夺战，欧洲列强前赴后继不择手段地疯狂争霸，在维护和国家利益的掩饰下民族主义走向了极端，导致了20世纪上半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也在这样争霸战争的旋涡中甚至差一点埋葬了自己。历史表明，当欧洲民族主义膨胀，强盛霸权达到巅峰之际，也是欧洲开始走向衰败深渊，引向自我毁灭之时。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黑暗的中世纪孕育诞生出来的近现代欧洲，和民族国家为利益分割和霸权争夺而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直至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现代欧洲仍然是一个分裂、对抗、争夺、战争的欧洲。这是与欧洲文明精髓所倡导的精神和理念完全背道而驰的。

在欧洲这个历史漩涡的空间里充满了变异和矛盾。由于欧洲组合的复杂性及其各个民族国家生成的混杂性，并由于欧洲历史文化渊源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以及世俗政权分裂割据的长期性，从而影响到整体欧洲的认同，影响到欧洲精神、欧洲观念和欧洲意识的松散和虚幻，甚至于影响到欧洲文明精华的扬弃、传承和断裂，这是欧洲在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方面表现出的独特的统一性和多元化并存的一个特征。正是欧洲生成于各民族的混合杂烩，在其不确定性、模糊性和矛盾性中呈现其复杂特征，从哲学观点来看，欧洲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冲突的实体。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把欧洲比喻为“像一个多变的几何图形”，认为“它经历过滑坡、断裂和变形”。[5] 他精辟辩证地描绘和阐释了欧洲：“如果说欧洲是法律的欧洲，那它也是强权的欧洲；如果说它是一个民主的欧洲，那它也是压迫的欧洲；如果说它是崇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如果说它是有节制的欧洲，它也是无节制的欧洲；如果说它是理性的欧洲，它也是神话的欧洲，即使在其理性思想内核里也包含神话梦想成份。”[6]

充满了悖论，千百年来生存在持续的分裂、对抗和冲突之中的欧洲，企盼着欧洲的新生，呼唤欧洲文明的传承和伸展，决心要与过去彻底决裂和告别，希望欧洲仍然能够引领世界文明的大潮。

三、深刻的历史反思，唤醒了和平的向往和联合的追求

分与合，同一与多元从哲学上说是相对的，是辩证的统一。欧洲这一概念的统合生成尽管面对现实的欧洲一直处于分割和分裂状态，但随着欧洲概念的牢固树立，企望摆脱分裂战乱的困扰，实现和平与统一的理想追求，很早也随之出现。罗马帝国的扩张理念以及基督教的欧洲化和神权大一统思想从反面印证了追求欧洲统一的愿望。我们说基督教在中世纪欧洲起了“粘合剂”作用，基督教成了欧洲共通的文化文明传统的源泉之一，这表明随着基督教传播的欧洲化，欧洲统一思想也成了欧洲人追求的一种信仰，至少是统一的一种表露，正因为如此，史家把基督教的欧洲化认作是欧洲观念和欧洲认同感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当然，欧洲的整合和统一，其基本元素归根结底应该是民族国家，因此随着民族国家在欧洲的生成，欧洲联合和统一之类的理念一直是欧洲一些政治家们和哲人们的理想追求，欧洲思想界早有酝酿某种超国家组织的设想。

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走向成熟，欧洲联合和欧洲统一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也日趋成熟。1713年法兰西学院院士圣・皮埃尔神父出版了《争取欧洲永久和平方案》一书具有里程碑意义，他是第一个赋予“欧洲观念”以政治内涵的人，他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欧洲联合的政治思想，提出“欧洲联盟”的构想。圣・皮埃尔神父把“永久和平”作为一种崇高理念，认为欧洲人“最伟大、最瑰丽”的向往就是实现欧洲各民族间的“永久普遍的和平”。为了实现“永久和平”，就要建立欧洲的“联邦政府”，所有参加联邦的欧洲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服从这个联邦政府的法律。他提出建立联盟的基础是“要在各个民族间找到共同利益”，他论证了建立欧洲联盟的条件，强调“要建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自己宗教、习俗、风尚乃至法律的社会”，要注意体制的“相互平衡”和“均衡发展”，并提出这样的欧洲联盟应该恪守的五条通则。[7] 尽管法国先哲圣・皮埃尔的方案仅仅是纸上谈兵，但却是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国际法含义的国际联盟构想，包含了对国家既尊重又予以必要限制的观点。圣・皮埃尔的方案一经问世就引起思想界的关注，他的同时代先哲卢梭、伏尔泰等人，以及后代的康德、雨果等著名哲人对他的思想理念和具体方案进行了认真探讨。他们把这一带神学色彩的理想进一步赋予了世俗的政治新意。伟大先哲康德在他1795年发表的《永久和平论――一个哲学方案》里就把和平问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提出“永久和平”就是要“远离一切战争”，进一步阐述“普遍实行共和制度”的构想和原则。康德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视野来探讨欧洲联邦问题。康德对人类社会历史总结的趋势――“从低到高” 、“从坏到好”作了论证，认为“连绵不断的延续进程，历史绝不停滞在哪一个阶段的静止状态。”他提出向往走向“世界大同和永久和平”的理想。[8] 大文豪雨果1859年在巴黎举行的和平大会上，他像朗诵诗一样地大声呐喊：“总会有那么一天……所有的欧洲国家，无须丢掉你们各自的特点和闪光的个性，都将紧紧地融合在一个高一级的整体里”，他预言20世纪将会诞生“欧罗巴合众国”，然后再诞生出一个“世界合众国”。[9] 正是这些欧洲思想家和伟大先哲的不朽理念和崇高理想把欧洲精神、欧洲观念、欧洲意识和欧洲认同感提炼升华到新的高度，并且不断推陈出新丰富充实，为欧洲联合和欧洲统一提供了永恒的精神动力。正是在这些先哲的思想理念指导下，19世纪以来欧洲主义和泛欧思想不断发展成熟，倡导欧洲联合和统一的政治主张和具体设想计划层出不穷，欧洲联合从思想理念发展为政治纲领，从理论思考变成为政治运动。使欧洲联合和统一的向往和追求在欧洲各国和广大人民尤其是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界中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思想基础。

两次世界大战是在欧洲引爆的，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和重灾区，欧洲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最沉重的摧残打击，从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的顶峰迅速跌落，所有欧洲国家，尤其是几个大国，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损失都非常惨重，惨痛的历史教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显现的美苏对垒的活生生现实，使欧洲国家和广大人民都深刻而清醒地认识到，在维护国家和领土完整，为国家利益争夺生存空间和霸权的名义下发动战争，自相残杀就等于自杀，分裂和战争使欧洲从未得到过和平和安宁，日趋繁荣富强的欧洲各国就是自毁于分裂和战争之中，回顾历史发展进程，饱经了千百年分裂战乱的欧洲险遭灭顶之灾。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欧洲人在鲜血淋淋的惨痛教训中进行了深刻地历史反思，痛定思痛，真正开始醒悟过来，记忆和回味起先哲们真知灼见的倡导指引，终于知难而进，奋发图强地为争取欧洲的和平、安全、统一和稳定而努力奋斗。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千百年来的分裂、对抗和战争的历史是欧洲为求取长治久安而走向联合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共同基础。战后欧洲联合最强有力的直接动力就是避免血与火的历史重演，避免共同毁灭悲剧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战后欧洲联合才得以能够比较迅速、顺利和有效地实现。事在人为，以莫内、舒曼、阿登纳和保罗－亨利・斯巴克等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一批政治精英们为欧洲一体化事业的开启做出了贡献，他们身居法国、德国、比利时的关键权力高位，全力以赴地促成欧洲联合，在战后短短几年里就把欧洲一体化付诸实践，从而开创了史无先例的区域一体化和欧洲共同治理的伟大事业。

四、欧洲文明推陈出新，开拓进取，使欧洲成为创新变革的基地

统观全球各主要区域不同形态文明的历史，世界各大主要文明都各具特色，各有其发展的脉络特点。就欧洲文明而言，其特色鲜明，有后发的旺盛生命力，相对其他文明比较看来，“它代表的是一个古老而又有创新的十分成熟的文明”。[10] 各种文明都是在不停地运动着，停顿就将走向衰落，同时在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实现优胜劣汰。从上古到中世纪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总体上说领先于欧洲文明，特别在物质文明方面更为显著。但自15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进步与落后的位置逐步颠倒了过来，欧洲文明开始后来居上。拥有古典传统的欧洲文明日益焕发出青春活力，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欧洲文明推陈出新，迸发了开拓进取的创造力，逐渐走向成熟，迅速而大步地推动社会发展变革，取得了显著的社会进步。这一切关键在于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和不断创新，根本在于思想观念的升华。

发端于意大利，遍及欧洲的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继承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教义中优秀遗产，大力实行创新变革，使欧洲文明获得了再生，或曰新生，“Renaissance”直译是“再生”，中国人已约定俗成地译为“文艺复兴”。[11] 正是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领先世界最早进入了近现代，得以使欧洲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文艺复兴运动最伟大之处在于，它既是继承古典，更是激励和崇尚创新。在文艺复兴的启示和带动下，欧洲先后开展了宗教改革（革新）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向迷信、愚昧、权威、压迫发起挑战，发扬批判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开启了人民智慧，倡导理性思维和科学探索，大力宣扬了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等理念升华成为欧洲文明精神的核心，使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广为振奋，精神面貌大大改观，精神状态为之一新，从而迅速推动了物质世界的发展变革，重商主义推动了产业革命和科技革新的蓬勃发展，所以史家都把15世纪文艺复兴作为欧洲社会发展史的分水岭，把对欧洲文明实行扬弃的文艺复兴标志为欧洲开启了觉醒的崇尚科学和创新的新时代的起点。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真正的思想，把欧洲人的思想解放、理性解放、人性解放大大推进了一大。欧洲人民的创造性活力大大发扬光大，进入了一个思想文化革命、科技产业革命、社会政治革命相互促进互为推动的新时代。从此以后欧洲成为一片神奇而伟大的土地，奇迹叠出，群星灿烂，因此恩格斯对这一时代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这是一次人类从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12] 在15世纪以来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在文化、艺术、科学、思想和社会政治、经济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不少巨人，恩格斯认为这些巨人都是“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13]

自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以来，欧洲文明推陈出新，开拓进取，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使欧洲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成为世界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最具创造力、生命力和变革活力的地区。由于人性解放、思想解放大大激励和鼓舞了各路精英人才辈出，他们勇于创新、不断变革的开拓进取精神，使近现代的欧洲在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物质生产、劳工运动、政治改良、社会革命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极其丰富多彩的累累硕果，重大理论万象更新，民主日益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日趋成熟，科学探索和科技发明频出奇迹。大师传世精品琳琅满目，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劳工争取权利斗争蓬勃高涨，政治改革前仆后继，社会革命风起云动，从而使欧洲在众多领域引领世界潮流，长时期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在世界近现展过程中，欧洲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担当开拓、探索、创新、变革和革命的重任方面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科学各个领域里，欧洲成了新思想、新理论、新主义、新发明、新制度、新模式、新运动、新政策以及新生产要素的最重要的创新发源基地，而且还是各种各样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社会发展理论的实验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是起源于欧洲，实践行动在欧洲。近现代以来，引领人类社会的重大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变革几乎绝大多数发生在欧洲。

上述这一切起源在欧洲绝不是偶然的，正是拥有伟大的精神遗产和硕果累累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坚实基础，正是拥有先进发达的生产力和不断改良变革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才得以能够在欧洲孕育催生像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区域共同治理这样较为先进而务实的创新实践探索。欧洲精神、欧洲观念，具有欧洲特色的理念得以向现实转化，绝不是凭空而来，一蹴而就的，同样需要深厚的积累和坚毅不拔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五、冷战的国际环境造就和推进了欧洲一体化

外部环境对事物的生成发展也是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时也可以对成败得失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欧洲局势的发展和欧洲力量格局的变动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彻底改变了欧洲面貌、欧洲形势和欧洲政治格局。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尤其是欧洲政治力量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持续几百年以欧洲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战争摧毁，美国和苏联以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成为欧洲和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欧洲国家不论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都处在美苏对抗下苟延残喘地在夹缝中生存，不仅德国被分区占领和分割，英法也沦为二流国家，欧洲被美苏超级大国一分为二，筑起了所谓“铁幕”，形成东西欧冷战对垒的极不正常的态势。欧洲这样的人为分割和东西对抗态势，却为西欧一些国家寻求复兴，选择区域联合之路提供了最佳历史机遇和全新的政治舞台，甚至可以说战后欧洲的政治局势和力量对比为欧洲国家走上联合之路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外部严峻的局势发展环境态势成为一种压力，逼迫西欧国家唯有联合才能生存和复兴。

美苏两极对垒和冷战的日益加剧，使美国为遏制苏联咄咄逼人向中东欧扩展的势头，也支持西欧国家走联合起来的组建一体化集团的政治道路，认为这有利于美国对西欧的控制和增强与苏联的对抗。战后欧洲一体化从酝酿到起动得到美国的许诺和有条件地支持，以及苏联强大的压力是欧洲一体化得以顺利起步和不断发展的有利外部条件。

冷战态势的加剧和持续，以欧洲为焦点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极对抗争霸世界愈演愈烈的国际局势，一直是欧洲一体化发展和不断扩大进程中起促进作用的外部国际环境。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大趋势和冷战的终结又进一步推动欧洲一体化朝着更加纵深的方向加快发展，为欧洲经济和政治联盟的建立以及扩大和东西欧走向融合统一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国际条件和外部动力。

从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来看，欧洲一体化的顺利起动得益于美苏在欧洲的对抗。欧洲一体化巩固、发展和扩大则得益于冷战的加剧和持续，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化还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经济和贸易竞争对欧洲的挑战。所以，欧洲战后成为美苏两极对抗的重心和焦点，冷战的爆发和终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综合起来促成了欧洲一体化的兴盛发达，成为欧洲一体化得以顺利启动并持续加快向前推进的有利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同时也清楚地表明欧洲各国精英们能够及时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顺势利导地推进欧洲联合，开创了史无先例的欧洲一体化，构建了欧洲区域共同治理这一全新的政治经济模式。

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国际局势和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时过境迁，没有非常有利和合适的国际形势变化和国际环境，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发达而较为完善的欧洲一体化。外部动力和有利的国际周边环境是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共同治理模式取得成功的客观外部条件。

综合上述五方面原因，正是在欧洲具有独特的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深刻的历史教训与追求和平和安全的高度共识，以及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经济基础，才能使欧洲具备比较全面和成熟的构建区域共同治理的主客观条件，这一切在世界其他区域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是很难齐备的。

注释：

[1] 严双伍：《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欧洲一体化起源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9页。

[2] 郭华榕、徐天新：《欧洲的分与合》，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0页。

[4] 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温克勒认为，“没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就不会出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没有古典时期以及基督教对不成文的永恒法的信仰，就没有对不可转让的人权的宣言；西方的特征可以溯及的历史比信仰坚定的欧洲人承认的还要久远。”载[德]《世界报》2007年12月31日。

[5] [法]埃德加・莫兰著，康征、齐小曼译：《反思欧洲》，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页。

[6] 同上，第1-2页

[7] 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3-140页。

[8] 同上，第149-162页。

[9] 同上，第168-169页。

[10] 同上，第13页。

[11] 同上，第17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页。

欧洲经济论文篇7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第一，《白银资本》的全球发展理论

弗兰克自承："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实，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世界体系是自古存在的（"世界体系存在了五千年，而不是五百年"），从航海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处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非凡是中国。欧洲和亚洲存在着商品和贵金属的反方向运动：欧洲从亚洲进口大量商品，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银结算贸易的逆差；18世纪，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向了中国。欧洲利用征服美洲获得的贵金属，取得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西方的兴衰一个以500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大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第二，《白银资本》的东亚发展理论

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具有世界规模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的单一全球经济就己经存在了。整个亚洲非凡是东亚处于经济权力的中心，而西欧和后来的北美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弗兰克分析的观察点是消费品、白银和黄金。当时，金银起到双重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弗兰克指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贸易的中心，多数美洲白银途经欧洲和菲律宾流向中国，这样才使得欧洲的初始扩张成为可能。公元1500-1800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比西欧快得多，亚洲人也要长寿得多。亚洲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竟争力。亚洲内部贸易比任何欧洲商业活动都大得多。欧洲人只是依靠美洲白银才能挤进繁荣的亚洲贸易体系。欧洲商人起到的是中间人的作用。弗兰克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赢得了胜利。19世纪时亚洲经济长时期扩张最终走到尽头，这主要是内因所致：由于人口和收入的增长，生产和贸易开始衰退；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对资源施加了压力，约束了底层的有效需求，亚洲廉价劳动力大量增加。欧洲和美洲利用这一形势进行工业化，成为全球主要的生产者和贸易者。

第三，《白银资本》的基本研究取向

弗兰克在撰写《白银资本》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的任务："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刘禾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思潮的角度对《白银资本》的研究取向作了更系统的说明。她说，关注西方学术新动向的人都会注重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已在西方学界持续了二十多年，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到马丁·伯纳尔(MatinBenal)，凡处于学术前沿的各科学者，都无一不对近代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清算，但环顾左右，我还没有见过像弗兰克那么不客气的人。《白银资本》对有史以来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社会理论，都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算。比如，弗兰克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00——18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因此，那些认为现代文明是从欧洲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种种理论，用弗兰克的话来说，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第四，《白银资本》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

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他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为弗兰克认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假如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都必须分析整体。"他说《白银资本》"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他强调：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弗兰克甘冒得罪大批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危险，指责：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个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的一个小片断。不要说"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学者也习惯把自己的注重力局限在某些大树上，仅仅对某些大的片断加以比较。实际上，许多人喜欢关注自己文明的特点或文化相似与相异之处。有些人为自己的方法辩护说，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差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假如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某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

弗兰克并非不重历史证据，但他认为历史证据并不能取论建构，世界历史的研究模式需要有一个理论取向上的根本转型。他说："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弗兰克充分利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各种理论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他申明："为了说明和解释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种互补的方法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

二、《白银资本》的合理内核与缺陷

《白银资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基本的缺陷。这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时存在且对比鲜明的著作。

我认为《白银资本》在理论方面合理的内核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并试图在世界体系或全球历史的框架里重构世界历史。这一点，中外学者已经给予充分的肯定，前文已作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在理论方面的缺陷是强调一个方面而对另一个方面缺少关注，从而有损理论的周延性。也因这一点而遭到中国学者广泛的批评。例如，对普遍历史的强调而忽视历史发展的非凡性；对历史的偶然的渲染而屏蔽了历史的必然；对历史的联系性（"全球性"、"整体性"、"共通性"、"经济性"）的强调而遮盖了历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性"、"制度性"、"文化性"）；对历史的连续性（陷入"历史循环论"的陷阱）的偏爱而看不见历史发展的断裂性（"社会质变"、"社会进化"）等等。不过，弗兰克的理论框架可能使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炮制出一个万能的理论出来。弗兰克在强调一种研究取向的时候可能正是针对另一种研究取向的缺陷而设定的。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他的思维方法还是具有辨证性的。例如他认为："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假如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

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内核是采用"全球学"（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体，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历史哲学的层次上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予以思考。弗兰克强调，研究历史应该是总体史。世界史象一个三条腿的凳子，有经济、文化和社会。因此，应研究整个世界史。整体世界史影响部分以及部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世界每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不了解比较着的二者之间的联系，不可能真正比较。中国史不是各省历史的总和，即使部分的历史做得再好也不是整体的历史。弗兰克征引约瑟夫·弗莱彻在1985年曾说过一段话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事实上，大多数欧美大学所耕耘的史学领域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学、甚至一种地方眼界。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无论用各种专题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历史‘学科’的马赛克是多么绚丽多采，假如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那么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的历史独特性的全部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轻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定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为了发现近代早期的相互联系和横向连续性，必须深入到政治和制度史表象的背后，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在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17世纪，日本、、伊朗、小亚细亚和伊比利亚半岛在表面上相互隔绝，但实际上都回应着同样一些相互联系的、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经济乃至社会的力量。"研究部分的历史轻易，研究总体的历史难。诚如保罗·科斯特洛所言："面对世界历史也就意味着面对一些有关人类命的终极问题。——我们应该把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看作对一种未来希望的反映。——逃避全球视野的挑战，也就是不敢面对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译解历史的意义。在一个危机时代拒绝世界历史，也就是拒绝承担历史学家的根本责任：用一种有意义和有益的方式让社会反思自己的过去。——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白银资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资料为主，而且中文资料的利用尤其欠缺。但弗兰克辩解道："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替代一个整体主义的涵盖整个世界的理论模式。我们正是需要（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模式来组织和解释现有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能够远远超出原有西方理论路灯所照射的范围，指导我们去寻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证据。"三、《大分流》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加州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是彭慕兰对世界经济史重估的最新著述之一。获2000年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第一，《大分流》的全球发展理论

彭慕兰认为，三十年前，中西差异被认为是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造成。这场"工业革命"一般认为有下列几项特征：第一，它与"前工业"（pre-industrial）时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二，它首先发生于英国，然后传至欧洲大陆；第三，本质上，它仅限于某些重要工业的技术突破（先是棉业，然后才是煤、铁、钢及陆地运输），但并没有造成其他产业稳定而缓慢的成长；第四，正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依靠与殖民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奴隶的劳动力。彭慕兰对此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得出新的结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分流"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差异。就是说，直至18世纪，中国并不落后。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则不然，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给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脱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给，帮助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到2500万到3000万亩，而当时英国的全部耕地也不过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他说，假如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彭慕兰强调，欧洲由市场引动的稳定成长过程并非不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与东亚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动力（Smithiandynamics）在中国及西欧都有极大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改变经济的基本形态——高度发展地区终将面临严重的资源限制，一部分是因为商业化与手工业都加速人口的增长。欧洲要避开这个难题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大陆的资源及各种有利的全球性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这种条件在英国较为明显，至于法兰德斯及荷兰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导致的结果，则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或日本的关东平原较为相似。从19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假如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新大陆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经常提到的资本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因此，工业化并非原始工业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很轻易在中国及欧洲找到例证。要解释东西方的差异，我们需要观察在欧洲这些限制是怎么突破的。这就牵涉到技术创新的问题。既然我们不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假如中国也有类似的资源，它就能自行产生工业革命。然而创新本身也不足以松缓土地的限制并在1750至1850年间带来成长。而且，假如没有煤及新大陆以节省土地（亦即劳力并不密集），可以想见发明的焦点会十分不同。因此，要了解"欧洲奇迹"，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经验作为一面镜子，重新注重过去的学者所研究的重点：煤、帝国、英国例外情况、以及工业革命的不连续性。

第二，《大分流》的东亚发展理论

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东西方曾经有过数不清的相似之处，由于它们太相似，以至18世纪的东西方看起来实际上是沿着相同道路前进的一个世界，而不是19世纪以后表现出来的那样明显的分离。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统一的，正相反，它是多元的，没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中心，它的相似性表现在，一些主要的经济核心区，如欧洲的英格兰，中国的江南和岭南，日本的畿内，曾经各自独立地走上一条相似的道路，达到了大致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这些相似因素中包括了人口、资本积累和技术对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劳动体系，人口迁移、市场和制度，农产品市场，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还有引起争议的"内卷"与"勤劳革命"。惟一的例外是英国煤矿有着幸运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既使英格兰获得了充足的动力能源，又促成了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推广。无论是从农业、手工业、消费、市场发展水平上比较，还是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上分析，180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都没有太大的差距和差异。大分岔主要发生在随后的世纪。使西欧最终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的原因，一是英国煤炭的采掘及其有利的蕴藏位置引发了动力革命，其次是新大陆提供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缓解了欧洲在生态方面的制约。无论是从农业技术、生活状况还是人口条件角度来看，欧洲与亚洲在1750年左右都有着"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作者由此推论说，西欧在此时期的优势并不明显，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相似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在19世纪之前，西欧与东亚比较，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大致同样的水平上，西欧没有任何内部因素（除了煤以外）比东亚更为优越，而两者进一步发展所受的制约也是同样的，实际上西欧与东亚是处在一种同样的发展模式中。

第三，《大分流》的基本学术取向

《大分岔》的基本学术取向，是从全球相互联系的角度来探究现代世界经济（经济的现代性）的起源及其发展。在这一学术取向下，彭慕兰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传统的提问方式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有的优势？曾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国江南地区为什么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实现工业化、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彭慕兰认为，这个命题暗含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即以英国道路为模式，认为英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常态，而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偏离或陷入了停滞状态。鉴于此，彭慕兰提出了相反的发问，这样的反问并不只是所谓"标新立异"，也不是仅仅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而是具有经验（从历史的原点出发，不轻易地套用历史的必然性预设，从而遮蔽历史偶然性的可能）和规范（符合比较研究方法中的交互比较原则）的双重意义，譬如18世纪的英格兰无论在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生态压力、能源供给等方面，可能面临比中国更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瓶颈"。"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这样的提问蕴涵的预设是英格兰是"标准答案"，即英格兰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而"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则把英格兰的工业化作为变态，而以江南的发展为常态。《大分流》就是从这个思路出发重构了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史，彭慕兰在中国和欧洲都看到了动力和危机的存在，而不是在欧洲只看到动力，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和危机。中国和欧洲具有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而不是在世界的这一个部分只有发展，而在另一部分只有停滞。

第四，《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

关于《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我认为有两个：一是全球联系性的视角；二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

从全球联系性的视角出发，《大分流》对欧洲的工业化启动的研究不是从欧洲内部的非凡性回溯，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从全球比较和全球互动的视野来进行新的探索——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历史探险之旅"。由于他审慎地选取了比较单位与比较目标，因而，他的"探险"有独特的"收获"——1800年左右的"世界历史大分流"之说被构建出来。

其次就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吴承明在《〈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一文里谈得很透彻。我在前文研究转述过了，此处再概括一下。彭慕兰对比较方法论的贡献在于对世界经济史比较目标和比较单位的创新。彭慕兰没有以传统研究中的生产水平或消费水平或GDP的增速为比较目标，而是以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比较目标，看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看哪一方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在比较单位方面，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大分流》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四、《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

彭慕兰自己对《大分流》的评价是：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论的课题，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称赞的同时，它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争议具体针对我的著作，一些则针对着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时，某些具体观点无疑会被。但我以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将证实有长久的生命力。我认为，彭慕兰对自己的评价是真诚的、客观的。从学术界对《大分流》的研究来看，《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都被充分地展示，相对《白银资本》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有所淡化。我们可以期待对《大分流》有更深入的学术评价。

《大分流》的合理内核可以从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来评估：

其一，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方面。《大分流》认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此前，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以此为基础，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并非如"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展示的历史画面：亚洲是停滞的，甚至数千年以来就是停滞的，而欧洲则在不断地发展。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和现代化发展几乎是欧洲自己的启动，与其它地方没有干系。是欧洲非凡的制度、文化与理性开拓了欧洲现代化的征途。彭慕兰并不否认欧洲制度、文化与理性有其非凡性，但是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应该从更加广泛的联系性视角来观察，即要高度重视外因的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作用）。彭慕兰认为欧洲和亚洲在1800以前都呈现"斯密式的发展"（不是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而这种发展最终会受到资源和生态（尤其是土地）的限制，从而堕入"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发展对资源和生态的压迫，资源和生态受人口膨胀的制约，形成一个发展的""瓶颈"）。西方（主要是英国）是怎样跃过这个"陷阱"的呢？彭慕兰认为，解除生态制约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后者，前者本身并不能解决西欧的生态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对工业革命发挥作用。因此，假如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江南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过去对现代化的解释长期忽视从欧洲之外去寻找机缘。彭慕兰的解释可以启发我们深化对历史本质的熟悉。诚如王家范所言：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

其二，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彭慕兰强调历史研究（无论什么历史研

究）的整体性和联系性视野，而要做到这一点，比较研究方法是其中的关键。因此，他非凡强调"比较单位"（如何选取"比较单位"？）和"交互比较"（如何选取"比较坐标"？）。他说他与王国斌教授（彭慕兰承认王国斌在比较方法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都主张"所用的比较单位必需具有可比性"和"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互为比较的参照物）"。

（1）从单位的可比性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江南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8世纪，其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其在自己所处的更大社会中的经济职能来说，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这种想法给了我们一条进行类比的基线，能使比较真正具有意义，从而使我们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区，区域之间重要关系的建立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一步使我们得以把经济发展看作地区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始终寻找某种对一个具体地区内生的成功来说是具体的致命缺陷或关键的东西，并用这一关键性特征对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后的差异进行困难的解释。换一种方式表达，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问的是"为什么是欧洲？"然后，在把世界其余部分从发展进程中排除后，再问"在欧洲内部为什么是英格兰？"但假如江南或畿内或古吉拉特与比方说塞尔维亚相比，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更好的候选对象——或者说它们肯定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取消以洲为单位，直接去比较核心区？我们可能经常折回去引进比较传统的单位，当它们看起来有用时——究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英格兰有它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建立了与它的殖民地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而江南没有——但假如我们把这些传统单位引进太早，它们就会妨碍我们的视野而不是帮助它，因为我们甚至会永远没有足够的可比性以开始我们的工作。

（2）从选取比较坐标来看，"交互式比较"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承认对西方经典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批评，认为这些理论把非西方社会当作发展"失败"或"没有发生"的实例，同时没有培养我们了解在其他地方确实发生过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但一些后现代学派的理论家根据这一问题断定我们应该放弃比较，与他们不同，王国斌的主张提出了一种避免欧洲中心论（或至少将其最小化）的不同方法，即，在欧洲也寻找"没有发生"与"失败"。尽管诸如"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之类听起来古怪的问题无疑并不比人们更为习惯的"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天生更高明，但它们也并不更低劣，它们还具有重要的优势，因为人们通常很少提出这类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还没有遭碰到成果急剧递减。史建云强调，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西欧也就成为史学界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解答这样一个问题，理所当然要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欧洲史学家最经常的是以中国作为对照。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换句话说，为什么江南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很可能也曾经是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没能发生工业革命。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命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大分流》倡导不再用西方的标准权衡中国历史，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去触摸那一扇扇曾经打开或者未曾打开的门，体会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曾经有过的众多可能性和偶然性。尽可能避免决定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确实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方面，彭慕兰倡导现代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的结合，而反对以现代经济分析取代历史分析的经济学取向。他说，现代经济分析尽管有很大的作用，但可能经常误导我们认为所有资源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以至一个单独的计量数据（总收入或资本积累）就代表了一个经济的容量。即使在几乎有无限的能源供给、低运输成本和化学工业（能够把碳氢化合物转化成几乎任何东西）的当今世界，这也并不完全真实。在一个18世纪的世界中它更是远离实际，在那个世界中，几乎一切食品、燃料、衣物纤维和建材都来自于植物种植，从而来自于当年的阳光、水分和土地的交互作用；在那个世界中，即使极为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也只能提高某一块已知土地的产量；也是在那个世界中，欧亚大陆的两端都突破了此前已经保持千年以上稳定的人口上限，发现它们本地的土地供给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一旦我们用难以找到替代品的具体项目的物量进行观察，无论是土地制约的加紧，还是使其松解的资源幸运，最终都能够证实要比我们简单地把它们换算成等值的货币，并假定它们具有可替代性时它们会表现出来的更为重要。它们本身不是对增长加速或危机形成的解释，但它们产生的关联确实有力地改变了东西方的发展轨道。由此引起的经济命运和政治命运的分流远远大于实际生活在18世纪的任何人的预料：它是此之大，以至当回顾它的产生过程时，难以相信它或是发生在相当近的时期，或是具有任何强烈的偶然性。

总之，《大分流》发展了西方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传统，主要是社会经济史学派，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传统，将长时段的视角以及计量史学的方法运用到世界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为我们重构了一幅崭新的近代经济发展的图景，同时也为我们重新熟悉历史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大分流》在理论、视野、方法方面给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有益的启示。

第二，《大分流》的内在缺陷。

文献方面的缺陷：恰如史建云所言：彭慕兰征引的多达600余部各国文献中，中文文献仅有40种，即使加上中文文献的英译本和一些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不过70余种，有关中国的情况，主要是通过引用西方人或日本人的著作进行论述。与作者分析西欧中心论时广征博引，对几乎所有重要观点都加以讨论的做法相比，关于中国的部分显得相当薄弱，无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

逻辑方面的缺陷：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书中对中国的很多论述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这些推理看上去相当精巧，也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但由于史料不足，或受作者的主观愿望影响，推理过程及其结果有时显得不够合理。九、比较弗兰克和彭慕兰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诸方面既有共通的一面，也有不少的差异。这两位果断拒斥"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家可以看作是同一思潮或流派（加州学派）下的极有个性的两大学术领军人物（加上王国斌是三位）。

第一，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方面，都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提倡从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视角去重构世界历史。尽管他们都树起反西欧中心主义的旗帜，但在理论和方法上各有特色。贡德·弗兰是个激烈派，他的确如张芝联所言："以典型的反偶像战士的姿态从古反到今，一反到底"。弗兰克企图建立一套"去欧洲中心主义"的"横向一体化宏观历史"。由此，他以"全球学"的视野建立了自己的世界体系理论——5000年世界体系论，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他不主张把欧洲从全球孤立开来，去寻找纯粹的"现代性"，他也不认为由于欧洲的"非凡性"而成为现代化的策源地。他并没有取消"现代性"，但却取消了"现代性"由欧洲独霸的局面（强调"历史的横向联系性"），也取消了认为"现代性"完全由传统断裂而来的思维（强调"历史的纵向连续性"）。他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体系决不是1500年以后才由资本主义统一起来的，它的根基可追溯到5000年前，其中心是亚洲——非洲，然后逐渐扩大，欧洲到1500年以新世界的白银为资本加入进来。把持了两个世纪，以后又转到了亚洲。彭慕兰则着重研究了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从全球比较视野出发，锁定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为"交互比较"的核心区域和有效的比较单位，认为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在于国家的非凡政策或那些原生国家(proto-nations)的文化特征，而是在于"新世界"的殖民地化过程中中心地带与地区之间极其偶然的一种关联。对于弗兰克和彭慕兰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的评估，诚如王家范所言，他们的主张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非凡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第二，虽然都是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但《白银资本》偏重的是商业，尤其贸易和货币，而《大分流》却是侧重对农业的探讨。正如张家炎所认为的，它们的总基调都是认为18世纪前中国（江南）与西欧（英国）经济并无大的不同。但《白银资本》完全没有涉及农业，而《大分流》则以农业为重点，且比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具体得多，他不仅利用了不少有根据的材料，而且直接挑战不少中国学者普遍认同的见解：江南农业并不比英格兰农业更劳力集约。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挑战"欧洲中心主义"更有说服力的是《大分流》。当然，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白银资本》的挑战最为彻底。

第三，《白银资本》和《大分流》都结合了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尤其是能够相对熟练地运用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当然，有学者指出弗兰克没有经过历史学方法的艰苦练习，大量使用的是二手的参考文献，在这方面，甚至身为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彭慕兰也受到相当指责，但正如刘北成和刘禾所言，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甚至是不着边际的。其实弗兰克和彭慕兰尽可能地运用了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从而避免了进行更多的简单的重复劳动，也避免了走向研究的岔道）。弗兰克受过正规的经济学练习，他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来又在各大学进行过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学术访问和学术研究，在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综合运用方面有较深刻的方法论体验。彭慕兰则长期从事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从耶鲁大学博士论文开始），在世界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和比较经济史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弗兰克倡导"全球学"（普遍联系史观或全球史观）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主张对历史部分和片段的分析不能取代对历史的整体分析，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或综合。部分也不是整体的分割。正如中国各省的历史相加并不就是中国的历史。整体就是整体，整体研究与部分研究不能相互取代。他主张研究"世界体系"。彭慕兰则偏爱全球比较史观和比较研究方法（强调对"比较单位"和"比较参照物"的审慎选择，提倡"交互比较"）。弗兰克和彭慕兰都反对拘泥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单位。诚然，从"现代民族国家"出发，很多问题是看不清楚的。

结论

欧洲经济论文篇8

本文首先简略的介绍了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最佳货币区理论（OCAT）。然后回顾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历程，并简要的介绍了英国与EMU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入手，综合分析英国拒绝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对英国、欧元区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

关键词：英国欧洲货币联盟；最佳货币区

引言

一直以来，英国何时加入欧洲货币联盟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话题。英国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政策问题，近年来严重困扰着英国的内政与外交。前梅杰保守党政府，曾在谈判制定《马约》的过程中为英国争得由英国议会最终决定是否加入欧洲单一货币的“例外权”。布莱尔上台后，对欧洲政策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在货币联盟问题上，坚持以英国的经济利益作为判断的标准，重申英国不大可能在1999年1月作为第一批成员加入单一货币。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有关货币联盟问题的讨论，为英国最终加入单一货币进行舆论和组织准备。面对已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欧元，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写作硕士论文虽然屡屡试图推动本国加入欧元区，但每次总是无果而终。对欧元态度冷淡并以“五项经济测试”标准使英国置身于单一货币之外的前财政大臣布朗2007年6月接替布莱尔出任新首相，也使英国短期内加入欧元区变得更为渺茫。英国政府至今对何时加入欧元区仍然没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英国对欧元消极观望态度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及其创建、发展历程，之后介绍了英国与货币联盟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英国不加入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对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一、货币一体化相关理论概述

（一）最佳货币区理论

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经济学家或赞成或反对。但有趣的是，他们赞成或反对的主要依据都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开创的最佳货币区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Theory）。其作为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章将着重介绍最佳货币区理论并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所谓最佳货币区（OptimumCurrencyAreas，OCA）是指一种“最佳”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佳”是根据维持内部和外部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来定义的。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最佳权衡点，就算达到了内部平衡。外部平衡既包括区域内部的国际收支均衡，也包括与区域外的国际收支均衡。

蒙代尔在论文中将最佳货币区域定义为：受对称性冲击影响的地区所构成的一个经济区域，这些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他指出，区域内部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而区域之间不能流动时，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区域就构成一个货币区，这样的区域可以采用单一货币或者将区域内各地区的货币汇率固定，从而组成最佳货币区。需求转移是引起写作硕士论文外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后者只能通3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浮动汇率是不同货币区之间的均衡机制，而生产要素流动则是货币区内的均衡机制。

蒙代尔之后，不少学者对最佳货币区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他们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最佳货币区的判定标准，另一方面是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最佳货币区理论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对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程起了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

（二）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最佳货币区理论除了说明有关国家应组成货币联盟的一些特征外，还力图阐明一个国家加入货币区域的代价与收益。欧洲货币联盟是最佳货币区理论的重要实践，本节将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1．欧元启动的成本分析

欧洲经济论文篇9

欧亚两洲作为人类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一度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与文化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但在近代历史上，亚欧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却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欧洲在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对亚洲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与剥削掠夺，给亚欧关系烙下了难以磨灭的灾难印记。直至20世纪50年代，亚洲国家的许多地区才纷纷走向独立，开始建立新的国家。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由于殖民时代的结束和后冷战时代的开始，亚欧关系变得十分微妙。欧洲国家致力于统一市场的建设，而亚洲国家则致力于民族的独立和经济建设。

冷战结束后，亚洲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发展迅速，世界经济逐渐形成了北美、西欧和东亚这三大中心。此时，亚欧关系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远不及环太平洋地区、亚洲与北美、欧洲与北美的关系紧密。

为了促进亚欧之间的合作对话与经贸发展，1994年7月，欧盟制定了《走向亚洲新战略》，主张与亚洲进行更广泛的对话，建立一种建设性、稳定和平等的伙伴关系。1996年3月1日至2日，首届亚欧首脑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标志亚欧会议正式成立。

二、亚欧会议形成的动因

1.欧盟的角度

随着整体实力的增强、成员国的增多和一体化进程的加深，欧盟逐渐想要摆脱冷战时期对美国的依赖，提高自己的独立性，希望能够在国际事务中谋求更多的发言权。

首先是战略利益。中东欧位于欧盟与苏联之间的敏感地带并与西欧各国有着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欧盟把支持中东欧各国“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作为建立安全新屏障和开辟未来市场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机会。直到1994年，欧盟为向东扩展空间、防范俄罗斯的扩张势力抬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欧盟提升其竞争能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次是政治利益。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已经由美苏主宰国际事务的局面转变成“一超多强”的局面。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俨然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实力中心。这促使了欧洲国家在加快统一大市场建立的同时，提出着眼于亚洲市场的“亚洲新战略”，重视加强其在亚洲事务中的存在感。而亚欧会议的召开，可以看做是欧洲国家为谋求21世纪重建欧洲中心，与亚太中心并立竞争而做出的一种努力。

最后是经济利益。历经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欧盟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进程最快的组织。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欧洲国家的经济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战后亚洲经济的腾飞，则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美国利用亚太经合组织己在亚洲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欧洲却经济发展缓慢，因此急需向外拓展市场，以改善内部的社会经济环境，于是欧盟把目光放在了备受瞩目的东亚地区，期望能够在亚太地区能够找到自己的利益增长点，来促进欧盟内部的经济发展。

2.亚洲的角度

近年来，东盟的经济呈现迅猛之势的同时也把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对外经济联系当做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对此亚洲其他成员如中、日、韩表示支持的态度。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积极的参与国际体系，逐渐的在政治经济上融入这个体系。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也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国际组织都平行的推进。中国将会依据国家利益的深浅，有选择性的参与并进行改造；中国的国家实力决定了中国享有发言权的权限。中国在以后参与国际博弈的过程中，应对涉及中国切身利益和人类未来的决定和规则加以影响，维护国际利益。

面对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趋势，日本逐渐的认识到只有“脱美返亚”才能与欧美的区域经济集团相抗衡，兼而寻求自己政治大国的目的。因此在经济上日本加快了与亚洲各国的联系；在政治上则是积极的推进“亚洲政治外交”；在文化上大力宣扬泛亚主义和日本文化的输出。

欧洲经济论文篇10

许多欧洲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发展百思不解，因为中国的发展完全没有验证他们所学过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

心态一：震撼。欧洲花了一百多年时间做成的事情，在中国不到四十年便实现了。“不可思议”成了欧洲人在谈论“中国速度”时最常用的一个词。

心态二：佩服。欧洲人佩服中国什么？一是佩服邓小平。因为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命运。二是佩服几乎在所有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都发生过的大规模的贫民窟现象在中国没有出现。三是佩服中国的“和平崛起”，大国崛起带来大规模战争的历史怪圈似乎被中国打破了。

心态三：迷惑。许多欧洲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发展百思不解，因为中国的发展完全没有验证他们所学过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经济的持续繁荣和自由化并没有带来理论所预期的多党制和普选制式的政治民主化；国营企业唱主角的经济居然能实现以竞争机制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更使欧洲人感到迷惑的是，已经深深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在过去15年发生的三大金融与经济危机中居然总能独善其身。

心态四：反思。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教授，政治家和社会名流在反思和讨论人的权利与人的责任如何平衡，如何提高决策效率，如何找到个人诉求与公共利益的最佳结合点时，会经常把中国当成一面镜子或折射点。

在欧洲各国的报刊和电视节目中不乏这样―些“高人”，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做的，只不过是既在重复欧洲的辉煌，也在重复欧洲的错误

心态五：不服。许多人觉得，中国之所以能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能耐，而是沾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光：没有全球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中国是不可能将近三分之一的世界制造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的。

心态六：蔑视。不少欧洲人不仅不服气，而且蔑视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就连欧盟近几年发表的一些战略性文件，也受到这种蔑视心态的强烈影响。对他们来讲，靠汇率管制套取外贸顺差，靠获取西方技术来开拓市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靠产业保护政策来排挤外国竞争性强的企业，不算真本事。应当看到，这种蔑视心态正在欧洲蔓延。

心态七：傲慢。受传统“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许多欧洲人，包括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发展持一种非常傲慢的心态，觉得中国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在欧洲各国的报刊和电视节目中不乏这样一些“高人”，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做的，只不过是既在重复欧洲的辉煌，也在重复欧洲的错误。

持冲动心态的欧洲人并不对中国的崛起耿耿于怀，恰恰相反，一个强大但“被规范”了的中国，被他们视为欧洲的“福音”

心态八：担忧。随着中国的崛起，许多欧洲人陷入一种深深的忧虑。这种忧虑明显地建立在一种现实主义的认知上。面对中国实力的日益强大，面对世界中心的东移，面对美国的“重返亚洲”，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包括政治家担心欧洲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会边缘化。这种忧虑如同一个幽灵一样在欧洲徘徊。有些政客时常慨叹，欧洲如果再不加强团结，将只会沦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二流角色了。

心态九：期待。期待的心态可以在许多对中国保持乐观主义态度的欧洲人身上感受到。他们期待什么？他们期待中国终将成为西方体系的一员。这些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越发展，它的经济越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经济；它的国家和政府越加入战后美欧建立起来的国际功能机构，中国就会越愿意接受以西方文明为轴心的价值观。

心态十：冲动。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许多欧洲人在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潜在的规范中国的冲动。他们欢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以先驱的心态将中国视为国际游戏规则的学习者和新手，憧憬着中国入门之后最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持这种心态的欧洲人并不对中国的崛起耿耿于怀，恰恰相反，一个强大的、但“被规范”了的中国被他们视为欧洲的“福音”。

欧洲经济论文篇11

（一） 欧洲货币体系的特点

欧洲货币合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先后经历了欧洲支付联盟（EPU）、维纳尔报告中有关汇率稳定机制的规定、欧洲货币体系（EMS）以及到最后欧元的流通，体现了多个国家在强权之外实现货币合作的强烈意愿。欧洲货币合作的过程伴随着欧洲各国汇率的波动，每一次汇市的波动都带来了货币合作的进一步加强，两者具有紧密的联系。

（二） 货币体系变迁历程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了二战洗礼的欧洲把重点放在了经济的重建上，当时正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大环境下，美元称霸于世，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在50年代运行良好，但是这种货币制度并不利于欧洲经济的快速恢复与发展。进入60年代以来，美元危机频频爆发，造成国际汇市不稳，以致对欧洲国家金融市场乃至经济的恢复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欧洲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客观上需要稳定的货币环境，长期的内战也使欧洲各国更趋向于合作，因此欧洲各国政府达成一致，开始了长达50年，历经四个阶段的货币一体化过程。

战后欧洲各国有大量的对外支付需求，为了实现多边贸易，欧洲各国就需要能够进行货币兑换，但当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对此给出相应的规定。双边贸易中的逆差只能通过黄金来进行结算，但是黄金的存量有限，因此产生了支付危机。为了解决这个危机，促进欧洲经济发展，欧洲各国领导人在时任IMF外汇管制部主任的罗伯特特里芬的倡导下于1950年成立了欧洲支付联盟（EPU），欧洲支付联盟的成立大大解决了欧洲成员国无法进行多边贸易的困难，促进了欧洲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当欧洲各国出口大幅度增加并积累足量的头寸，清算也变得更加容易后，欧洲各国急于摆脱各种束缚，EPU也终于在1958年解散。EPU作为早期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施措施，促进欧洲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0年代初期，布雷登森林体系的弊端日益的显露出来，美国对外贸易赤字、资本外流造成了美元贬值，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欧洲成员国货币也出现了剧烈的波动，为了在动荡的环境下谋求发展，欧洲成员国于1957年签订了《罗马条约》，建立共同农业政策和关税同盟，并建立货币委员会，共同协调有关货币方面的事务。欧洲各成员国为经济的发展和货币的稳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国际市场汇率波动剧烈以及欧共体自身面临着一些新问题，整个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初，欧洲货币汇率稳定性不是很好。

尽管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进展不顺，但欧洲各成员国并没有就此放弃。1970年“维纳尔报告”出台。维纳尔报告主张分三阶段走，并最终实现单一货币，建立共同的中央银行，同时实现商品劳务、人员、资本完全自由流动。虽然维纳尔报告具有超前的预见性，但是受到当时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以及报告里有关内容没有被所有成员国接受，因此该报告并没有被完全的实施。“维纳尔计划”中被实际运用并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内部汇率管理机制，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蛇形浮动”的固定但可浮动的汇率机制，“蛇形浮动”汇率机制运行六年，欧洲整体汇率比较稳定，在国际货币市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下阶段EMS的建立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正由于“蛇形浮动”过于松弛的汇率管理机制，很多成员国都陆续的退出了该汇率机制，此时外部国际环境也异常严峻。1976年美国大选结束，此后美国推行更加膨胀的经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马克被迫升值，进而影响德国的出口乃至整个欧洲经济的发展。欧洲成员国又重新走上了加强货币合作的道路。1978年各国首脑提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欧洲货币体系（EMS）最终在1979年诞生。

尽管欧洲货币体系在最初运行并不是很顺利，但并没有动摇欧洲各国领导人实现货币统一的决心。1989年出台的《德洛尔报告》、以及1991年出台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和1997年初出台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为欧元的最终启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图1中显示了欧洲主要国家近50年来汇率波动情况，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欧洲近50年来货币一体化的进程。

二、欧洲货币体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欧洲货币的统一将会促进欧洲经济的发展，秦爱华（2010）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论证欧洲货币政策的统一使得欧洲各国的经济周期趋于一致，从而使欧洲各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联动性。杨伟国（2003）分别从短期经济和长期经济的角度论证了欧元的流通将会节约交易成本，消除汇率波动的风险，促进资本形成、就业创造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欧洲经济的发展。曹勇（1999）从贸易的角度论证了欧元的流通促进了欧洲各国贸易的发展。但大多数学者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所选用的时间数据跨度较短，本文将采用较长的时间数据，从历史发展脉络的角度进行梳理，我们会发现欧洲货币体系的每一次变迁都导致了欧洲经济的波动，而欧洲经济的发展有不断地促进欧洲货币体系发展的进一步统一。欧洲货币体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影响如图2所示：

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欧洲货币体系的变迁，欧洲各国汇率也在不断的波动。随着汇率的波动，欧洲各国都努力发展本国经济。但从整体上看，欧洲各国经济的发展受汇率波动的影响，两者之间具有联动性。图3是按消费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年通胀率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本国居民生活水平，过高和过低的年通胀率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通过对比图1、图3和图4，在图1中由于1979-1980年间“蛇形于洞”的汇率机制的施行，欧洲各国汇率波动很小，相应的在此期间，图3中出现了温和的年通胀率，图4中在此期间欧洲各个国家GDP出现了第一次小幅度增长。1989年随着《德洛尔报告》和《马约》的出台，为了欧洲经济的发展，欧洲各国领导再一次呼吁建立欧洲统一货币，欧洲各国汇率波动幅度降低并趋于一致，与此同时，图3中欧洲各国年通胀率从过低状态回归到温和状态，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欧洲各国GDP经过小幅度停顿后也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表明欧洲各国经济快速增长，如图4所示。

三、结论

通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欧洲货币体系发展的脉络我们发现，每一次当欧洲各国经济的发展遭遇瓶颈时，欧洲各国领导人都达成共识并进一步加强货币合作，而每一次货币体系的变迁也都促进了欧洲各国经济的发展。反过来，欧洲各国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欧洲货币合作强度的加深，为欧元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自欧元实施以来欧洲国家经济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快速发展，许多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也都普遍认为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权利分散的财政政策的协调性较差，但这只是说明了欧元的实施与政策的协调还不够完善。欧元的诞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它是欧洲货币体系演进的结果，欧元流通将会不断发挥自身优势进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欧洲经济的发展也将会推动欧洲各国将合作延伸到各个领域，增强欧洲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为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提供宝贵经验。（作者单位：长春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1]施学光. 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及其影响[J]. 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2）：29.

欧洲经济论文篇12

1.引言

过去20年，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显著增长，加速了生产要素跨国界地自由流动，进而是传统的以要素不可流动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失去了解释效力。这些结果可看作是跨国公司海外生产活动的分配及动机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探究同一经济一体化区域下，非成员国海外生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就可以清楚地阐释跨国公司在此番一体化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简称FDI）的效果。

由于欧洲悠久的经济一体化历史以及美国在此市场一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早年有关FDI的经济一体化效应的研究大多仅限于美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但自1980年代中期起，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欧洲经济一体化也不断深化，这样，有关日本在欧洲的直接投资及美、日FDI的比较研究产生了。特别是与日、美跨国公司在欧的活动有关的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效果，为管理学者及实践人员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启发。由此，本文探讨了日、美自1975年起对欧盟（European Union，简称EU），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变化的方式和原因。

2.文献综述：经济一体化及日、美对欧洲的FDI模式

经济一体化理论建立在巴拉萨的理论成果（Balassa,1961）基础上。其他学者如罗伯逊（Robson,1987,1993）、EI-Agraa（1977）等都对该理论进行过详细地阐述。经济一体化及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最初由传统的贸易理论发展而来，它们假设市场完全竞争，并将生产的区位分布作为第一要素（伊姆布里娅尼，Imbriani and Reganati,1997）。相比之下，国际生产理论介绍了不完全竞争市场，而将跨国公司视为其中的一个组织上的层级机构，使跨国界的中间产品市场内部化，进而主要关心生产效率的分配问题（Dunning,1993）。

Srinivasan和Mody(1998)根据美、日从1977到1992年对欧共体10国FDI流出量的数据，发现东道国变量（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凝聚要素（先前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基础设施）、经济开放程度及国家风险是解释日、美对欧共体国家FDI的重要变量。Neven和Siotis发现，日、美两国1984～1988年在四大欧共体国家（法、意、德、英）八个产业部门内的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是技术资源，它代表了日、美与东道国之间研发程度的差距。

依据1980～1990年间EC在日、美FDI存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和类型的数据分为两种，即流量和存量。FDI流量指FDI在一段有限时间内的数量，通常以年为单位；FDI存量指初期开始的FDI累积数量）中所占份额的数据，Buigues和Jacquemin研究发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间互补关系方面，日、美两国有共同之处。然而，非关税壁垒是日本对EC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但对美国企业而言却不尽然。除此之外，根据日、美1984～1989年间对欧共体的直接投资数据，Clegg和Scott Green（1999）发现一体化区域内技术密集水平对日本的投资决策具有高度的影响，而这一变量对美国FDI却有着消极的影响。他们还发现东道国公司税率积极影响着日本FDI，却消极地影响了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经验式的研究，影响日、美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已变得越来越多维化，它从一国变到另一国、从这个产业跨到另外一个产业（Casey，1998；Seyf，2001）。

3.假设前提

欧洲经济一体化对日、美MFDI的影响建立在以下假设前提的基础上：①与日本对欧洲的MFDI相比，欧洲经济一体化对美国在欧洲制造业FDI分布产生更大的影响。②日本对欧洲MFDI的决定因素更多地受它在全球MFDI的变化的影响――这是与其受欧洲一体化本身的影响相比而言的，因为后者对日本MFDI的影响并不显著。③决定美国对欧洲FDI的因素，与它受在全球FDI变化的影响相比，更多地受欧洲一体化本身的影响，因为后者对美国MFDI产生很大的影响。④由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日、美对欧洲制造业FDI的决定因素差别不大。

4.数据与研究方法

4.1 因变量

因变量是指五种产业部门与日、美1975～1996年对世界制造业FDI总存量的比例。使用FDI存量取代流量的主要原因是每年FDI存量的变动比流量更稳定些。由于本文鉴于一体化区域的扩大（1973年爱尔兰、英国加入一体化区域，其后1986年西班牙也成为EC成员国），预计到日、美FDI模式可能会发生重组，因而数据包含了1975～1984和1985～1996两段时期。这样做的基本原理不仅在于观测样本容量有限，而且在于1985年内部市场计划（IMP）的启动，以及1985年美、日、英、法、德五国集团（G-5）财政部长及五国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第一次会议（达成了有名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发生急速升值。

4.2 自变量

出口强度、全球化、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税率、基础设施、通胀率（INF）等是自变量，反映了本国与东道国相互作用的特征，其中的解释变量包括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并把它们分为自然资源、市场、效率及战略性资产寻求几类。由于无法把某些变量，特别是在L和I之间或者是市场和战略性资产寻求间进行清楚地区分，所以有些变量不止用于一种优势。

4.3 统计方法

本文采用布莱克（Bryk）和劳德布什（Raudenbush）创立发展的阶层式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对假设1进行检验。主要原理是得到回归参数的最佳估计量，模拟不同层次水平间的影响，并将方差和协方差部分从嵌套的数据中分离开来。由于HLM采用广义贝叶斯线性模型（Lindely、史密斯Smith,1972），通过用较高水平或集团的信息来估计较低水平或个体的回归参数，所以可以导出最佳的估计量（Vancouver et al., 1994）。HLM还提供了回归系数估计的迭代最大似然法。因为随即误差非独立且在估计方程中是非恒定的，方程中低水平模型的截距和斜率就变成了高水平模型的结果变量，所以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在此处不适用（布莱克和劳德布什,1992；霍夫曼Hofmann,1997）。

对2、3、4假设进行检验包括如下步骤。首先，我们采用下列假定进行两阶段（广义线性回归）估计：①所有跨国公司都受相同区位优势的推动。②它们受世界或区域经济环境影响的水平相当。③跨国公司首先决定的是FDI的范围、程度（Barrell和Pain,1996），而后才决定如何跨区域或跨国家分布（Mody和Srinivasan,1998）。

采用两阶段估计方法的主要原因是修正由混合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产生的异方差和自相关。当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时，因为变量是由方差―协方差矩阵变换而来的，所以系数和相关系数并不具备清晰的含义（Neter et.al.,1989）。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对日、美的方程进行邹氏检验1(即(ESSR-ESSUR)/K)/(ESSUR/(N+M-2K))。ESSUR=ESS1+ESS2, ESS1和ESS2代表回归方程1、2的残差平方和。ESSR表示合并1、2的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和M分别表示回归模型1、2的样本容量，K指合并方程待估参数的个数），对所得的系数等式采用标准检验。

统计结果：

（表1）显示了HLM的统计结果。表中列有方差部分的最大估计值。日、美在第一个时期FDI下，位于第一水平（产业内）的方差分别为2.2和5.4，第二个水平（产业间）的方差分别是5.6和15.4。这些估计值显示，两国FDI的方差大多数是来自产业间的，而非出自产业内部。而且，在第一、二两个时期，美国的制造业FDI的方差部分都大于日本制造业FDI的方差。因此，检验的结果是，假设1成立，即与日本对欧洲的MFDI相比，欧洲经济一体化对美国在欧洲制造业FDI分布产生更大的影响。

（表2）和（表3）反映的是分析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以及方差膨胀因子（VIF）。其中一些相关系数在0.5以上，并且方差膨胀因子足够大2（“VIF的最大值超过10通常被认为多重共线性可能对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产生不当的影响”，Neter,et. al.,1990, p387），以致应考虑多重共线性问题。日本数据中的税率以及美国的GDP和税率数据或许是值得商榷的；但是由于这个变量在理论上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决定将其包括在内。

（表4）显示了对日、美在欧洲制造业FDI决定因素的回归结果。在日本制造业FDI的情况下，第一时期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税率的估计系数在1%或5%的显著水平下都非常显著，并且第二时期除市场规模和税率以外的自变量的所有系数在1%或5%的显著水平下都显著。两个时期内劳动力成本、通胀率和税率的系数的变化方式说明，日本对欧洲制造业FDI的产业分布已经转向了在欧洲寻找更低劳动成本和更有利的商业环境。不仅如此，尽管出口强度在第二个时期成为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但GDP的变化仍然是最显著的。

GDP系数明显增大代表了日本FDI全面分布具有相似的模式，即从资源寻求转向了市场寻求。这似乎证明了，由于日本是欧洲的一位后来者，日本跨国公司与EU的关系更多是以贸易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投资为基础（UN，1990），而且它对欧洲的FDI自1970年代初就完全以开发欧洲市场为目标（邓宁，1994）。在第二个时期，一体化的影响、EXFDI与其他变量相比变得相对次要。换句话说，此次检验的结果能够预知到，EU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已经使日本FDI的类型变为在EU那些日本已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产业（如汽车、电气和电子设备）进行的防御性出口替资，以及进攻性出口替资，目的是提升并使经营更加合理化。

因此，检验结果是支持假设2，即日本对欧洲FDI的决定因素与其受欧洲一体化本身的影响相比，更多地受它在全球MFDI的变化的影响。

在美国对欧洲制造业FDI的情况下，第一时期除税率和出口强度以外，所有变量系数在统计意义上都是显著的，这表明美国跨国公司投资欧洲的动机是基于其所有权优势的市场寻求型。但是，在第二个时期，反映市场规模的GDP的重要性明显降低，而税率、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在1%的显著水平上有所增加，这表明此段时期美国跨国公司的动机变为寻求高效率或战略性的资产。最引人注意的变化还是属一体化的影响了，出口强度在第一时期并不是重要的变量，但在第二个时期却变为了最具说服力的变量。在1960年代初期，美国大多数流入欧洲的FDI，以防御性出口替资为特征，在交易成本理论、寡头垄断理论的基础上供应当地市场（UN，1990）。这看似证明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使美国FDI类型改变为合理化投资和进攻性出口替资（邓宁，1988；UN，1990）。

应变量是制造业FDI在五类产业部门的份额，产业部门的最大年度观测样本容量为5。第一个（1975、1977年）样本观测值是由每个产业部门自相关修正时简化而来的（实际观测值是变化的）。

因此，检验结果是，假设3成立，即决定美国对欧洲MFDI的因素，与它受在全球MFDI变化的影响相比，更多地受欧洲一体化本身的影响。

（表5）是对日、美方程的相关系数等式进行标准检验的结果。从统计意义上说，日本第一时期（1975、1977～1984）和第二时期（1985～1996）之间的FDI决定因素，以及美、日在这两个时期的决定因素，这些所有的情形可以拒绝零假设，即两段时期间及两国之间的决定因素在1%的显著水平下是相同的。但是，F值显著程度从第一时期的583降低到第二时期的274，这表明日、美对欧洲制造业FDI的差异已经变小。

因此，检验结果是，假设4成立，即鉴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日、美对欧洲制造业FDI的决定因素差别不大。

5.启示及局限性

我们的调查为FDI理论和管理实践者提供了用武之地。首先，经济一体化通过激发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在彼此之间进行更多的跨边界的经济活动，明显地增强了欧洲的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就日本的情况而言，区位特征变量，如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税率在第一个时期在统计意义上都非常显著。但到第二时期，与O、L、I相关的所有变量都变得相当重要。而美国在这两个时期中有许多不同的趋势。市场规模、通货膨胀的重要性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发生了显著的降低，这明显地反映了市场寻求不再成为美国对欧洲制造业FDI的主要动机。它暗示了用全部O、L、I要素的配置解释FDI活动的折中范式，它仅关注三个要素中的一个或两个要素，发挥了比其他FDI理论更重要的作用。

其次，对管理实践者来说，本研究或许并没能提供直接的应用成果，但是，它的确为反映日、美对欧盟FDI决定因素变化的战略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欧洲经济一体化对日、美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的影响（EXFDI）只有在第二时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明显表明，从第一时期（1975/77～1984）到第二时期（1985～1996），欧洲经济一体化影响了日、美对欧盟制造业FDI的决定因素。但是，一体化变量EXFDI与其他变量相比，它在第二时期对美国FDI的影响比对日本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由于美国对欧洲的投资有着较久的历史，因而经济一体化在第一时期，对在欧洲范围内重构原有的FDI产生的影响比激发新FDI的影响更深。相比之下，由于日本在1970年代初才开始对欧洲进行直接投资，而且一直以开发欧洲市场为目标，所以，经济一体化对日本制造业FDI的影响在第一时期并不显著，只有在第二时期才产生较深的影响。

本研究的缺陷不在于数据不易获得，而是检验经济一体化对FDI决定因素的影响非常困难。经济一体化对FDI决定因素的主要影响在于具体的产业类别，影响来自于其他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如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稳定程度，以及成员国之中或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企业内贸易。而非来自于一体化本身。对所有可能的要素进行全面考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经济一体化对FDI决定因素的影响。

6.结论

第二时期（1985～1996年）日、美对欧制造业FDI的决定因素与第一时期相比较，其相似的模式不仅可以由欧洲经济一体化解释，而且还可以由19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的变化来解释。首先，经济实体（国家和企业）越来越紧密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以增强其竞争力。全球化促使经济联系的纽带更加紧密并且相互依赖，它又被自由化、市场开放及新技术进一步地激化。其次，日本跨国公司不断增强的全球化特征是另外的原因。由于跨国公司是在其国界以外开发所有权优势的主要力量，所以跨国公司相似的国际参与度导致了FDI相似的决定因素。由于重构和重造的帮助以及1980年代日元增值，日本跨国公司赶上并达到了美国跨国公司全球化较高的水平。再次，发达国家当中宏观经济集中的趋势也可以导致相似的FDI决定因素的模式。相似的宏观经济条件如生活水平、工作条件和收入结构，通过创造全球消费者和产品，为日本和美国提供了崭新的机会。

参考文献：

［1］ ［英］尼尔•胡德，斯蒂芬•扬.跨国企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2］ 王述祖.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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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Promoting link―ages, United nations, Geneva and New York,2001.

［5］ Ethier，Markusen，1996“multinational firms，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1；

欧洲经济论文篇13

目前，研究和关注亚洲未来政治与经济问题的机构与学者不乏其人，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诺贝尔奖得主曼德尔多次发表谈话并预测，在未来的20年里，一个统一的亚洲货币可能会成为现实，世界最终将出现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同时，欧洲的许多大学(如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佛雷登索大学、英国的牛律大学)里，也有一些人在研究和探索一个未来统一的亚洲的可能性，希望会出现一个“亚盟”与欧盟、美国一起构成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国内外学术界也有人对亚洲统一持怀疑态度，认为亚洲与欧洲存在太大的差异，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不同的和巨大的文化差异、不同的政治制度、各国的经济实力也存在较大悬殊，人口众多、地域广阔而布局分散，“亚盟”的出现几乎不可能。美国哈佛学者亨廷顿认为，亚洲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文化裂痕”将难以逾越，甚至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亚洲区域内爆发。

因此，研究未来“亚盟”，倡导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紧密型社会、经济合作，不仅具有学术前瞻性，而且对于修复和消除所谓的“文化裂痕”、维护亚洲地区和平和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多极化的世界需要“亚盟”

前苏联阵营崩溃之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充当着国际警察的角色。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失去了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腐败。法国总统希拉克最近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在这个世界里如果只有一个主宰力量是危险的匕这种危险明确地表现在美国推行其国家战‘略的时候相当傲慢，甚至有时对其欧洲盟国也不管不顾。一个鲜明的事例就是其近年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曾经用巡航导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处理科索沃问题的做法0美国的这种强权政治违反了民主的基本价值，因为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在国际法面前都应平等。但是，目前美国一意孤行使用不公正力量和手段加强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的单边主义引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甚至其盟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忧虑和不满。

事实证明，世界确实需要多极化，因为只有多极化才能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最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为例，欧盟在努力与美国抗衡的时候显得力不从心。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需要“亚盟”的出现。从另一角度讲，“亚盟”的出现同样符合美国的利益。在一个多极化的、有多个警察的世界里，美国遭遇的风险也自然会大大减少。实际上，如果没有与之配套的相适应的先进的文明、文化和科学的政策策略，即使具有强大的具有威慑力的导弹防御系统也难以使美国固若金汤。“亚盟”的概念必将对未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来自欧盟的启示

1945年，当欧洲还处于一片废墟中时，欧洲国家开始酝酿区域性合作，以新思维和向前看的态度处理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和争议。2003年4月16日，欧盟成员国的政府首脑聚集在希腊首都雅典就10个新成员国人盟举行签字仪式。这是欧盟历史上第五次扩大成员国，也是扩大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欧洲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进展，为欧盟实现成为世界重要一极的梦想奠定了基础。扩大后的欧盟从目前的巧个成员国增加到了25个，人口增加20%，整体国内生产总值增加5%，经济总量与美国不相上下。目前，欧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同市场。目前的欧盟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独立的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区域性政治力量。

在实施共同货币方面，尽管每一个欧盟成员国对启用欧元而放弃其本国货币存在不同程度的遗憾。特别是德国人对放弃其以稳定和坚挺而闻名于世的马克而深感犹豫。然而，为了获得国际竞争合力而放弃本国利益，德国的老百姓最终还是接受了欧元。欧盟边界的进一步扩展不仅仅意味着地缘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实力的壮大。作为区域性合作，欧盟的建立与运行为区域性社会经济合作起了良好和积极的示范作用，并为亚洲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与模式。

欧盟的超国家管理体制和职能并非是要将成员国的国家职能取而代之，而是要建立一个更完善的体制。在各成员国的大部分的国家职能依然保留的情况下，欧盟建立了一些跨国职能，如共同预防犯罪、共同刑事犯罪、跨国警察部队。自从1995年申根协定签署以来，欧盟的13个成员国之间取消了出人境检查和关税，极大地促进了旅游业和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欧洲统一的另一个特征是，欧盟成员国的所有公民可以自由进人各成员国的劳务市场就业。这种开放式就业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系统。在欧洲渐进式的统一过程中，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业已形成。例如，如果一个德国人在法国就业，他的养老金费由法国雇主按照德国的标准支付。法国雇主的人然后将所收取的养老金费转付给德国社会保障部门。

欧盟的发展经验还告诉我们，是一种被称为“自下而上的原则”在欧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欧盟各成员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家庭、街道居民、学校、普通公民率先发起了欧洲国与国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姐妹合作和交流，为欧盟的最终实现奠定了社会基础。

欧盟在马斯格里特条约的第36条款和阿姆斯特丹条约的第5条款中这样规定:“在不属于政府权力专门管辖的范围内，社区组织将发挥作用。根据自下而上的原则，只有在(欧盟)成员国不能够有效采取措施并取得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欧盟的超国家机构才会介人”。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原则才使得欧盟得以正常运转，使得各成员国的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欧洲的愿望和能力得以加强。自下而上的原则是欧洲人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而且又可以服务于成员国各自的利益。这种价值观既允许自治、独立，也鼓励自力更生。

亚洲国家可以参照欧盟的模式，按照亚洲的实际情况设计与构建未来“亚盟”的超国家管理体制。在各成员国平等、民主的原则下，可以效法欧盟的“法德英”三驾马车，设想由“中、日、韩、东、印”五驾马车来发挥领导作用。

四、中国在未来亚洲统一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已故的总理就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共处与合作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作为亚洲大国，中国不仅积极参与了全球化进程而且在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内的区域性合作。亚洲《博鳌论坛》是由中国政府倡导和举办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旨在推动亚洲的区域性政治、经济、技术合作，由亚洲国家(地区)政治家参加的会议。该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亚洲国家和地区提供一个讨论亚洲的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极好的平台。

2010年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成为未来亚洲区域性合作的第一步。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外贸依存度日益加大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认识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因而希望尽快打人中国市场。2000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相继陷人衰退困境，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实施了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保护主义的加强，给东盟国家经济的打击不小。结果，使得这些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放慢。与此相反，随着中国加人}1T0,市场改革的步伐将明显加快。从而，中国市场的内在巨大潜能就会自然而然地释放出来。由于中国实行了积极稳妥的财政货币政策和扩大内需，所以，在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出现衰退时，只有中国的经济还在继续增长。从三大经济体陷人衰退和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大市场中，东盟国家看到了其经济复苏的希望。远亲不如近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双赢的战略性举措。对于中国而言，“亚盟”的概念意义重大。中国一贯反对霸权主义并积极倡导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对促进亚洲的区域性合作负有重要责任，因此有义务在筹建未来的“亚盟”方面有所贡献，以发挥一个亚洲大国应有的作用。未来的“亚盟”如果变为现实，必将为亚洲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促进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为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做出巨大贡献。

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与德国在欧洲的地位相似。在统一进程中，德国积极消除了其他欧洲国家对其可能重新崛起成为政治和经济超级大国的恐惧心理，而成为欧洲统一最积极的倡导者，而不是领导者。吸取德国的经验，中国正在尽力消除其它亚洲国家对中国日渐强大的疑虑和复杂心态，以一个大国的胸怀和宽容处理好中印问题、中日问题以及与其它周边国家的利益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中国近几年来所奉行的“韬光养晦”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做法非常有助于起到这样的作用。

欧洲统一的经验表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才是推动欧洲统一进程的主要推动力。加人欧盟并没有牺牲成员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一旦不能够满足成员国的国家利益，欧盟将会分崩离析。区域性合作就是要为区域内国家的利益服务;区域性经济技术合作的目的在于要使相关国家增加受益。显然，未来的“亚盟”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中国需要和亚洲国家一道才可能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强有力的一极，以有效地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有经济学家预测，在20年内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这种预测也许有些过于乐观。但是，20年内，中国与东盟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综合实力超过美国是可能的。

五、实现未来“亚盟”的可能性

联合国的第八条款是专门为鼓励区域性社会经济合作而设立的。而且联合国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ESCAP)负责协调亚太地区国与国之间的社会经济合作事宜。

与欧盟相比，亚洲各国、地区之间的社会与经济合作显得比较松散，也缺乏相应的组织形式，在某些国家间存在着世人所知的历史遗留问题和争议。近年来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增长，亚洲各国(地区)加强区域社会经济合作以维护本地区经济利益的要求日益迫切，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纵观世界形势，冷战体制结束后，亚洲政治局势的趋于稳定，为亚洲各国、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合作创造了前提。在经济合作方面，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加强是亚洲各国(地区)加强经济合作的外部因素;亚洲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是推动经济合作的坚实基础;亚洲各国(地区)间已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成为促进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加强经济合作的保证。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80年代为7%，90年代大体保持在7.5%一8%左右。这样的发展速度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证。

东盟10国在区域性社会与经济合作方面为亚洲国家(地区)做出了榜样。中国积极地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区域性经济技术合作。朱铭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于2002年11月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计划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也是由亚洲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未来的“亚盟”需要时间，需要一步一步，分阶段实施。如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展顺利，由于经济利益和日益增强的外贸依存度，下一步日本和韩国也极其可能加人进来。目前，关于10十3的机制已经在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多次进行了探讨与协商。中国和印度也在探讨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中国政府已经向印度方面提出了建立自由区的建议。经济利益的驱动终将促使这几个亚洲的主要国家实现更紧密的经济合作。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