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文化论文篇1
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进军，女真族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取得的进步非常明显。正如萧一山所言：“盖满人以渔猎为生计者多，从事耕种者少，故打围之风，至清初犹未泯也。然此仅女真生活之一斑耳，至辽东西原为汉人生息之地，早已进入农业社会。努尔哈赤由兴京迁都辽沈以后，女真汉人，逐渐同化，当非全属白山黑水间之旧俗矣。”[1]女真族社会进步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统治者采取了在军事上与明朝对抗，而在发展经济、政权建设、文化建设各方面注意向汉族学习、吸收汉文化之所长，促进了“女真汉人，逐渐同化”的发展趋势。
努尔哈赤曾经担任过建州左卫都督，比其他女真族人有更多的接触汉文化的机会。他曾多次奉朝命赴明都北京进贡，领略了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与政情民俗。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在明万历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590——1601）期间，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等女真首领多次赴北京进贡。紫禁城的尊贵威严、汉文化的先进发达，都给这位夙有大志的满族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后来萌发吸收汉文化、推行满族内部改革的思想种下根芽。然而，对于努尔哈赤来说，能够意识到学习、吸收汉文化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经过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女真族崛起之初，因受落后民族传统的影响，对于征战之后俘获的汉族男丁采取一律屠杀的野蛮政策。后来，努尔哈赤逐渐认识到利用俘获汉人的手艺和劳力为自己服务，可以带来更大的利益，便把过去对俘获男丁的杀戮政策改变为“收养”政策，即保全性命，充作劳役奴隶。努尔哈赤曾直言不讳地对俘获的汉人说：
即使杀了你们，夺取的财物能有多少呢？那只是暂时的，有限的。如果收养，你们的
手可以出任何东西。用出的东西做生意，生产的好果实、好东西，那是永久的利益。[2]
这段话反映出努尔哈赤对汉人掌握的手艺技术和生产创造力的价值已有一定的认识，是导致他作出这种政策转变的思想认识基础。“收养”政策的实行，无疑为满族社会保存了大量掌握中原先进文化的汉民，这对正在从原始牧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的满族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以后，努尔哈赤进一步认识到汉族文化除工艺技术之外，还有一套文物制度，更是发展中的女真族迫切需要学习的内容。基于此，他命令属下：
把尼堪（指明朝）行事的各种法规律例，全都写在文书呈送上来。抛弃不适当的地方，
报告适当的地方。不要以异国人不知而谎报。”[3]
这道命令初步体现了他“因袭明制”的思想意图。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努尔哈赤在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和文化建设三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些体现吸收汉文化的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效果。
经济生活
女真族原本地处偏远，生活手段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明代时，女真族一些部落如建州女真等不断南迁，逐步移居汉人居住地区，受到汉族农耕文明的影响，遂使其社会经济发生新的变化，经济结构从过去以采集渔猎为主的单一经济形态，发展为农业与采集、渔猎等业并行发展，兼有采矿、贸易等业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作为一位正在崛起和变革中的少数民族领袖，努尔哈赤敏锐地认识到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命令，注意采取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如他曾下令禁止牲畜入田，保护农田作物：“牲畜进入田中，看见就要扑捉；捕获的人，不要剥取衣服，要带到村的章京那里去查看。马、牛、骡、驴等每一牲畜各取银一两。”[4]他还以都堂名义书谕：“产金银地方的人，在耕田时期不要挖掘，恐怕耽误耕田。耕田闲暇时，想淘金、想挖银的人，允许后，或淘金、或挖银。……田不足的人，可在沿境内外任意耕垦。守台的人，今年沿台耕田。明年没有粮食也不给。”[5]其目的也是为了确保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天命六年（1621）七月，努尔哈赤颁布了在女真族兴起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计丁授田”令。“计丁授田”令尽管还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农奴制色彩，它的推行对于辽东汉民地区来说不啻是一种倒退，但对于正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女真族社会而言，这一政令则确立了后金政权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反映了农业在后金政权经济部门中地位的提高，有助于女真族内部封建性因素的增长。
政治建设
努尔哈赤在政治建设方面同样多有建树，其中最重要者就是在改造旧牛录制基础上创立了适合于征战，具有军政合一、军民合一政治特征的八旗制度，使女真族社会走上了严密组织化的道路。八旗制度固然是女真族人民的创造杰作，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然而，在它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努尔哈赤等女真族统治者注意从明朝体制中吸收于己有用的内容，把吸收汉文化的思想运用于政治领域。仿照明制设立都堂，制定官员服饰、官场仪仗和相见之礼等，丰富了它的内容。除此以外，后金政权对一部分被俘的汉族文武官员委以官职，开启了清朝任用汉员的先例。天命三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攻下抚顺，明朝守城游击李永芳投降，成为“归附最先”[6]的明朝降将。继李永芳之后，陆续有一些明朝官吏、武将、生员战败被俘，如明守备石廷柱及其弟千总天柱，明进士、都司金砺，明同知李思忠，明沈阳生员范文程及其兄文?u，明诸生丁文盛等多人。天命六年（1621）三月后金攻占辽阳，努尔哈赤命令“释辽阳狱中官民，查削职闲住者服其原职。设游击八员，都司二员，委之以事。”[7]强调网罗和使用明朝罪臣、废员。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率军攻下广宁等地，收降的明朝降将尤多，如游击孙得功，守备张士彦、黄进、石廷柱，千总郎绍贞、陆国志、石天柱等人，参将刘世勋，游击罗万言、何世延、阎印，都司金砺、刘式章、李维龙[8]天命年间归降者还有“兼通汉文”的宁完我、参将鲍承先、千总金玉和等人。对于这些降官降将，努尔哈赤择其可用者授以官职。如李永芳投降后，努尔哈赤“命依明制设大小官属，授永芳三等副将，辖其众。”[9]以后如石廷柱授以世职游击，金玉和授以世职三等副将，金砺授以世职三等副将，鲍承先授以副将等。对于归附的汉族降官，初时大都编入八旗，受女真族八贝勒的节制，在女真族社会中只是一支辅的力量。
文化建设
努尔哈赤在发展女真族文化的过程中，既保持了本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色，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汉族、蒙古族等民族文化的成分，体现出一定的兼容性。以创制满洲文字为例，最初，女真族没有本族的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加以疏通，于思想语言交流极为不便。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努尔哈赤决意“以蒙古字编成国语”。其属下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均认为此事难行，表示 “我等实不能。”努尔哈赤不以为然，阐述了创制本族文字的重要性，指出：“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10]在他的支持下，额尔德尼、噶盖等人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成满族文字，史称老满文。诚如史书所论：“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11]与皇太极时期经过改进的新满文相比，老满文尽管不尽完善，但确是满族社会文化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更何况努尔哈赤在创制满文的时候，就从“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的事实中受到启发。
后金政权建立以后，努尔哈赤对八旗贵族子弟的教育颇为注意。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努尔哈赤命锺堆、博布黑等八人为八旗巴克什（师傅），要求他们“认真地教书，使之通文理，这就是功。如入学的儿童们等不勤勉地学，不通文理，就要治罪。入学的徒弟们，如不勤勉学，你师傅向诸贝勒报告。”[12] 除了任命满族教师外，还起用被虏的汉族文人充当教师。朝鲜《李朝实录》记载：被虏汉人龚正陆“教老乙可赤（案：努尔哈赤）儿子书。”[13]这些作法迈出了女真族社会发展贵族教育的第一步。
在思想观念方面，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统治者也很注意向汉文化学习，并从中吸收了一些思想理念。努尔哈赤在早年就喜好《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传奇，受到汉族通俗文化的熏陶。以后随着阅历的丰富，努尔哈赤接触到更多的汉文典籍，包括儒学典籍、历史书籍，并从中吸收了不少思想营养。从《满文老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等史料记载的努尔哈赤谕令提到的汉族典籍就有《论语》、《孟子》、《史记》、《资治通鉴》等，能够比较恰当地引用其中的语句段落，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天命”思想是努尔哈赤的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理念，在他的许多谕令、文告中都一再提到。如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立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都堂十员，五日一朝，“当天设案焚香，以善言晓谕国人，宣上古成败之语。”其意在于借祷告上天来表明自己施政“上体天意，下合人心，”以求得“法度得宜，敬老尊贤，黜谗远佞”[14]的“郅治”效果。天命三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七大恨”誓言，声明伐明理由，称：
夫天下之国互相征伐，合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死于锋刃者使更生，
既得之人畜令复返，此理果有之乎？天降大国之君，宜为天下共主，岂独吾一身之主？
先因糊笼部会兵侵我，我始兴兵，因合天意，天遂厌糊笼而佑我也。大明助天罪之夜
黑，如逆天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为剖断，此其七也。[15]
努尔哈赤认为：“合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谴责“大明助天罪之夜黑，如逆天然”，而自己所行“因合天意”，必然能得到上天的护佑，后金兴兵是仗义伐暴，顺和天意。所谓“天命”是指上天的意志和命令。这与《尚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16]之语含义如出一辙。“天命”思想形成于先秦时代，许多儒学思想家都曾经予以阐发，为历代汉族王朝和许多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信奉。元世祖忽必烈即位时的诏书就有“天道助顺，人谟与能”[17]的话语。努尔哈赤的上述言论也同样表明了对天命思想的一种认同。
努尔哈赤还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8]、“天道循环”的观点对明朝官将进行“策反”，要他们认识到明朝衰败完全是天命不佑，气数已尽，赶快弃暗投明，归附后金。他在致明将毛文龙书中就这样说：
古来各国的兴亡，都是天道循环。到灭亡时，天示怪异和祥瑞，各处爆发战争，以
至灭亡。到兴起时，天将默助，动则兴旺。那样的事例，你能不知道吗？过去伊尹知道
桀王的命运将终，去成汤那里为僚友；姜太公知道纣王的命运将终，去武王那里为僚
友。……尼堪国（指明朝）的命运已终，劫数未完，所以在何处有天不杀尼堪的呢？……
天灭（明朝）你能恢复吗？从前周国的命运已终，末世国乱，圣人孔夫子、孟子想要恢
复，也没能事到，还是亡了。你能不知道那事吗？良鸟选择树木栖止，好人选主为良
友。……你毛将军不知道从前天时的事例吗？你要考虑，失去时机以后，后悔还来得及
吗？[19]
他不仅对天命思想运用熟练，而且还熟知“成汤代夏”、“武王伐纣”、“圣人孔孟”等历史典故与人物。他对汉文化中历史知识的了解由此可见一般。
努尔哈赤还象中原王朝的君主一样，追求“君尊臣卑”的统治秩序，提倡“忠直”奉上的政治道德。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即建元天命的前一年，努尔哈赤就训谕属下：
天作之为君，君命之为臣，卿等当念所任之职，有能理国政者，知之则勿隐，今
国事繁琐，须多得贤人，各任之以事，倘治国统军者少，则济事几何，若有临阵英勇
者，赐之以官赏，有干国忠良者，用以佐理国政，有博通古今者，用以讲古今，有才
堪宴宾客者，用以宴宾客，各处搜罗可也。……贤者不举，则贤者何由而进，不肖者
不推，则不肖者何由而惩，汝等宜秉忠直，切勿贪婪，均平之大道莫过于忠直。吾夙
好忠直，从来未慊，汝等当留心。[20]
在他看来，君主是应天命而立，诸臣则由君主而定，他们之间应该保持主从、尊卑的关系。为臣者应该恪守“忠直”的道德，尽心尽力地侍奉君主。后金政权建立后，努尔哈赤的这种观念体现的更加突出，不仅要求其臣民都要恪守“忠直”之道，而且还要循守“礼治”，以礼安民，带有追求儒家“文治”政治局面的倾向。天命六年（1621）闰二月十一日，萨尔浒城筑毕，努尔哈赤对诸王说：
人君无野处露宿之理，故筑城也。君明乃成国，国治乃成君，至于君之下有王，
王安即民安，民安即王安，故天作之君，君恩臣，臣敬君，礼也。至于王宜爱民，民
宜尊王，为主者宜怜仆，仆宜为其主，仆所事之农业，与主共食，而主所获之财及所
畋之物，亦当与仆共之。如是互相关切，天欣人爱，岂不各成欢庆哉！[21]
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谕令中强调臣民要以“公正为本”，像孝敬父亲一般虔诚事上，就能维护“汗道”、“臣道”的常存不衰，不会遇到“忧患”和“惩罚”，他说：
天的子是汗。汗的子是诸贝勒、诸大臣。诸贝勒、诸大臣的子是民。额真的子是阿哈。
如果汗敬天如父，不忘其恩惠，清明治理天赐的大业，那麽汗道怎麽能亡呢？如果诸贝勒、
诸大臣敬汗如父，不忘其恩惠，不想为自己攫取任何东西，不做盗贼、奸宄、邪恶的事，
公正为本，那麽诸贝勒、诸大臣的臣道怎麽能亡呢？如果民敬诸贝勒、诸大臣如父，不忘
其恩惠，不做盗贼、奸宄、邪恶的事，不违背法度，尽力谋生，那麽怎能遇到忧患呢？如
果阿哈敬额真如父，不忘其恩惠，不做盗贼、奸宄、邪恶的事，小心翼翼地尽力做阿哈的
工作为生，那麽怎能受到惩罚呢？[22]
值得注意的是，努尔哈赤把“有才德”、虚心纳谏、遵行君道作为“有道明君”的标准，并以此标准来确定自己的后继人。天命七年（1622）三月初三日，八固山王问努尔哈赤关于王位继承的问题：“上天所予之规模何以底定，所赐之福祉何以永承？”他回答说：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
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
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23]
在选择政治继承人的问题上，努尔哈赤把“有德者”作为抉择的标准，说明儒家“德治”思想对他已经有所影响。
努尔哈赤对儒家关于“以孝道治天下”的信条十分欣赏，视之为约束臣民的伦理规范加以提倡。天命八年（1623）二月，努尔哈赤谕侍臣：“人君之心，能贞固不二，感召天和，风雨时，黍谷登，民安物阜，则永保天位，世祚绵长。凡为民者，能持敬谨之心，罔干国典，急公奉上，孝弟力田，则获福而家道昌矣。”[24]“孝弟力田”就是他对臣民的一种道德要求。天命十年（1625）四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在对诸王的一次训诫中更是引用《论语》的话来阐发孝道，其言云：
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犯好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弟之道，
不可违也。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其子弟，为子弟者，宜亦承顺关切可也。至于上
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且我满洲原与汉人蒙古国别
俗殊，今共处一城，如同室而居，若侮虐其下，则卑幼者必无得所之期，遂些须饮食，
亦当聚宴，以示亲好然，吾之所指示此耳，汝等毋负朕言可也。[25]
努尔哈赤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某些儒家思想观念，而且还对史书颇感兴趣，注意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他的不少谕令和书信都相当准确地引用了出自《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中的事例，以警诫属下。天命十一年（1626）六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对诸王臣发了一番长篇的训谕，中心的内容是告诫汗位后继者及诸王臣不忘创业的艰难，虚心纳谏，谨慎行政，以固江山社稷。其中多处引用典籍与掌故之处，如称：
昔卫鞅云：‘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又《忠经》云：‘谏于
未形者上也，谏于既形者下也，违而不谏则非忠臣。’凡事勿谓小而无害，不知由小及
大，有坏于国者多也。凡我训言，莫非成就汝等，岂贻累于汝等耶？昔宋刘裕谓群臣
曰：‘自古明君贤相，皆由困而亨，舜发畎亩，傅说举版筑，胶鬲举鱼盐，百里溪食牛，
天意何居？’群臣对曰：‘君相之任大任也，故天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心志，使之遍
虑事物，而内不得安；劳筋骨，使外不得逸；饿体肤，使食不得充；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是人而为君，必能达国事，是人而为相，必能悉民隐，天意如此而已。’
若人之言，诚为善识天意者也。……昔定帝自汴京幸故都会宁府（在白山之东），谓太
子曰：汝勿忧也，国家当以赏示信，以罚为威，商贾积货，农夫积粟。’尔八固山继我
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效信赏必罚，使我不与国事，得坐观尔等作为，以舒其怀可
也。[26]
在率领女真族崛起和实行民族统一的过程中，作为一代雄主的努尔哈赤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与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本民族的迅速兴起。吸收汉文化、改革本民族内部的落后面，则是努尔哈赤之所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努尔哈赤对汉族先进文化进行了认真的吸收，包括实行“各守旧业”的经济政策，以促进从牧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仿照明制改革礼仪服制，起用明朝降将降官，迈出了后金政权封建化的第一步；注意从中原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营养，接受了天命思想、君权神授观念和忠直、孝道等道德理念，并承认孔孟为圣人，显示出认同儒家思想的倾向。这一切对协调民族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吸收先进民族文化要素、实现女真族社会从牧猎阶段向农耕阶段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努尔哈赤实行的汉化改革仅是初步性的和不彻底的。就总体而言，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后金政权、女真族社会在经济生活、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各方面，都保留着大量的牧猎氏族社会的落后面，多数族人对汉人及汉文化抱有很大偏见，尤其在女真族贵族上层排斥汉人及其文化的保守势力相当强大。这不能不对努尔哈赤产生一定的影响，使他对汉文化的吸收大打折扣。如努尔哈赤尽管起用明朝降官降将，但实行的却是“用小不用大”的政策。天命六年（1621）六月，努尔哈赤在下达给都堂的文书中说：
为什麽把所有的人分为阿哈、主人、大人、小人呢？被他的国痛恨，归顺我方，如
能贡献出有限的力量，贡献出有限的智慧，那就不论是阿哈、小人，立刻任用给与官职，成为大人。那样就有更多人来归附我们。为他的皇帝立功，给他的官员们财物，成为官员的人，原来就是大臣，就是官员，对我们不出力，不贡献才能，仅是窥视脸色沉默无为的人，那是什麽僚友呢？[27]
努尔哈赤招纳的对象主要只是汉官中的基层人员，而对其中上层人员怀有很深的猜忌。可
见，他起用汉员的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更为严重的是在努尔哈赤晚年发生过屠杀汉人的惨案[28]，恶化了后金政权统辖下的满汉民族关系，使他实行多年的吸收汉文化政策几乎夭折。
二 皇太极时期的进一步改革及其文化政策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626年9月30日），努尔哈赤病逝。他的八子皇太极登上汗位，改元天聪。天聪十年（1636），又改国号为“清”，改年号崇德，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暴卒，在位共17年。皇太极一生功业并不逊色于乃父，武功文治，赫赫辉煌，各方面的建设与改革，长足进展，女真族也从此被称为满族。在清朝历史上，皇太极与乃父努尔哈赤双星并耀，同为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正如论者所评价：“其生平武功，固不待论，即政治上之施设，亦颇足为清朝二百年之基础。……其生平之事功，殆得汉人之力不少，亦郅治之最大原因也。”[29]以更大的力度吸收汉文化，积极推行改革方针，是皇太极执政期间最为鲜明的特色。
皇太极成长的环境及文化背景与努尔哈赤又有很大不同。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在他24岁（1616）时，其父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称汗。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始命巴克什（师傅）教导自己的子弟。是时皇太极29岁。如论者云：“皇太极出生于女真族最大的奴隶主——大汗家庭，有文化的奴隶‘谙达’，是他的启蒙老师，自幼在费阿拉城受到良好教育和训练。”[30]应该说，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他对汉文化有着比乃父更为深入的了解。正由于此，皇太极即位伊始，便对努尔哈赤晚年苛待汉人的政策进行了大胆纠正。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初五日，皇太极命令：
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令奸细往来者，事属
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31]
这项命令的实行使“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32]反映出皇太极在处理满汉民族问题上的开明态度。
皇太极在位期间，后金政权的武力比努尔哈赤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在军事上对周边地区和民族部落展开积极进攻，迅速扩大着自己的统治范围。经过西征蒙古、东伐朝鲜，以及多次对明朝的胜利用兵，到皇太极统治后期，其统治范围在从原有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地区的基础上，发展到北至外兴安岭，东抵鄂霍次克海、库叶岛，西到贝加尔湖，南达日本海的广袤地区。皇太极在积极进行军事扩张的同时，对于内政的汉化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并取得胜于乃父的显著成果。
发展牧猎与农业并举的经济政策
皇太极在经济上是采取发展牧猎与农业并举的政策，但对后者的关注日益加强。他多次发展和保护农业的政令，强调“工筑之兴”不应“有妨农务”，要求军民“专勤南亩，以重本务”[33]，“务农积贮，为足食之本”[34]，体现对中国传统的“以农为本”经济观念的认同。他还下令禁止宰杀耕牛，保护农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田畴庐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国之大经”[35]的治国方针体现了“耕战”精神。
“仿效明制”和文武并重的政治策略
在政治方面，皇太极本着“仿效明制”和文武并重的原则，对乃父遗留下来的带有明显氏族痕迹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后金政治制度更加适应封建化发展的需要。
努尔哈赤时期的后金政权政治体制结构比较简单，主要以兵民合一、文武不分的八旗制为主体，各部门要职全部操纵于满族贵族之手。皇太极即位后，接受汉员宁完我等关于“设六部，立谏臣，更馆名，置通政，辨服制”[36]的建议，果断地“定官制，设立六部”[37]，设置谏臣言官，把文馆改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三院的职掌，不仅比以前的文馆扩大了职权范围，粗具日后内阁的规模，而且还包括了以后设立的翰林院、詹事府等机构的职能[38]，便利了皇权集中。随着中央六部和内三院的设立，皇太极对官民服制、官员祭丧制，乃至官场言语书词等，都本着效仿中原王朝“明尊卑，辨等威”的原则进行了改革和规范。
天聪六年（1632）十二月，皇太极鉴于天命年间虽然颁定补服之制，但规定不甚明确，官民衣着混同，贵贱依旧难辨，致使“奢靡僭越之风往往而有”，于是下令确立“国家服式之制”，“以辨等威，定民志，朝野各有遵守。”[39] 次年六月，皇太极再发更定朝服的命令，“特定入朝官服之制”，以“辨服色，正名分”，“以肃观瞻”。[40] 天聪六年（1632）定诸贝勒大臣官员祭丧制，区分等级尊卑亦为其明显特点。至于朝廷官场言语书词的规范是在崇德元年（1636）。是年六月初六日，皇太极在谕令中说：“我国初不悉礼，或称呼，或书写，俱无上下贵贱之分。今阅古典，凡上下应答，各有分别，着俱遵例行。”遂议定：凡其文上报，达于皇帝者称“奏”，达于诸王者称“禀”，达于其他官员者称“告”。皇帝言语或书写，都称为“上命”或“圣旨”，臣工对皇帝问答，谓之“奏上”等。[41]
皇太极还极力笼络汉官，取得的成效超过乃父。与努尔哈赤时期相比，皇太极招纳笼络的汉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身份档次也大有提升，尤其注重对明朝中高级官员将领的招降和接纳。崇德三年（1638）驻守石城岛的明副将沈志祥降清，接纳降者达2500人。内有“副将九、参将八、游击十八、都司三十一、守备三十、千总四十、诸生二。”[42]仅此一次就接纳游击以上的官员35人。在收降的明朝官员中，以洪承畴为官位最高者。其余中高级降官还有：总兵祖大寿、副将尚可喜、张存仁、孟乔芳、沈志祥、祖可法、参将孔有德、耿仲明、马光远等。皇太极基于攻灭明朝，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思考，深悉笼络汉族高官的重要性，不惜纡尊降贵，亲临抚慰，用心可谓良苦。
在对汉员的使用上，皇太极比努尔哈赤更为大胆。天命年间投奔的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石廷柱、马光远等人，大多是在皇太极时期得到重用。皇太极即位之初，便把范文程、宁完我召直左右，以备顾问。内秘书院设立伊始，范文程、鲍承先先后被授为大学士，参与枢要。他们对许多军国大事提出过重要的意见，受到皇太极的“嘉纳”。崇德四年（1631）六月，皇太极分汉军为四旗，任用了一大批汉员。其中马光远（授职固山额真，领汉军正黄、镶黄两旗）、石廷柱（授职固山额真，令正白、镶白两旗）、王世选（授职固山额真，领正红、镶红两旗），以及李国翰、马光辉、张大猷、金维城、吴守进、孟乔芳等人都担任了要职。[43]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极在崇德元年（1636）连续授予三位汉员王爵，即授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开有清一代封汉员王爵的先河。皇太极对汉员的拔擢、重用，与努尔哈赤时期的对汉员的猜忌、抑制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除了招纳明朝降官外，皇太极还仿效中原王朝科举取士的办法，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天聪三年（1629）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下达了一道在清朝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谕令：
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
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
员，俱令考试。[44]
后金政权于当年九月举行了大约有300名生员参加的考试，“分别优劣”，录取了其中的200名。参加应试的生员绝大多数为努尔哈赤晚年镇压明朝生员通明叛变事件中的幸存者。这次考试不仅把这些人从昔日“包衣”、“奴者”的地位中“擢拔”出来，取消了奴隶的身份，而且成为清朝实行科举制度的先例。天聪八年（1634）三月，后金再次举行汉人生员考试，录取228人。“分别等第，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45]赏考试取中生员银两有差。一个月后经礼部考试，齐国儒、朱灿然、罗锦绣、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等人以“通晓汉书”授予举人功名。他们是后金政权自己造就的第一批士人。其中大多在文馆供职，成为皇太极推行“文治”的骨干力量。崇德六年（1641）七月，后金政权再次举行考试，录取满、蒙、汉举人生员共48人，其中汉员35人，占总数的73%。新中式举人生员各得赏赐若干，[46]受到皇太极的表彰和鼓励。这样，在皇太极周围逐渐形成一个汉族官僚“智囊团”，其中有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充实了后金政权的统治力量，为日后定鼎中原创造了条件。
文化政策中的尊儒倾向
皇太极统治时期，后金政权在思想文化方面带有了更多的儒家文化色彩。皇太极实行祭孔之礼一事，最能说明问题。
清朝当局始建孔庙最早是在崇德元年（1636），建于盛京。据《清朝通典》记载：皇太极“始创大业，即崇文重道，建孔子庙于盛京。”[47]《清史稿》记载：“崇德元年，建庙盛京，遣大学士范文程致祭。”[48]此庙即孔庙。是年八月初六日，皇太极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致祭至圣先师孔子，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配享。祭文称：“惟至圣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昭宣文治，历代尊崇。”祭孔祀典“命仿旧制”[49]所谓“仿旧制”是指沿袭明朝实行的祀典礼制。此次祀典，从对孔子的尊奉、配享的安排、祭祀日期的确定，到典礼的仪程，都循守中原王朝礼制，俨然一派“崇儒重道”气象。关于皇太极明令祭孔之事，一般史书的记载和评论都很简略。其实，这件事对于清朝来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自汉代以来，孔子及其学说一直是历代封建王朝尊崇的精神象征，具有独尊的政治地位和思想地位。尊孔祀孔已经成为历代中原王朝政治及文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太极明令祭孔不仅是自努尔哈赤以来吸收汉文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满族贵族从政治到思想认同孔子儒家思想、把自己纳入中原文化体系的里程碑，为清朝后来推行“文治”及崇儒重道文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皇太极不仅积极推崇孔子，而且还提倡读汉人之书，并强调满族贵族子弟要“读书明理”，明确规定他们的子弟凡在八岁至十五岁之间者，“俱令读书”。天聪五年（1631）闰十一月初一日，皇太极了一道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的谕旨，内称：
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
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得毋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与。独不
思昔我兵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至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
岂非未尝学问，不明理义之故乎？我兵围明大凌河城，经四越月，人皆相食，犹以死
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而去者，岂非读书明
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乎？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如有不
愿教子读书者，自行启奏。若尔等溺爱如此，朕亦不令尔身披甲出征，听尔任意自适，
于尔心安乎？[50]
在他看来，明朝官兵处困境而“犹以死守”，得益于“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由此反思出己方的在精神士气、思想文化上的不足，并以“读书明理”相劝。这种认识是明智的和富有远见的。
皇太极提倡“读书”，主要是指学习反映中原文化成就的各种汉文书籍，既包括儒家经学、史学类书籍，也包括军事等实用性书籍，还有佛教经典，内容相当广泛。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他不得不沿用乃父的作法，组织人力进行翻译。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命达海领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人翻译汉文书籍。所译书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俱成秩。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及大乘经等。[51] 其中，对儒学经典的提倡和翻译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儒学内部学派纷繁，著述驳杂，究竟应该作何选择？这在清朝入关以前，对于刚刚接触汉文化的皇太极等满族贵族来说，的确是一个难度相当大的问题。皇太极读书只停留在欣尚赏《三国演义》的水平上，诸臣所上奏疏大多就事论事，“而无劝上勤学问者。”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汉员提出皇帝进学应主要学习以“四书”为核心的“帝王治平之道”，并建议建立侍讲制度，对皇太极作了倾向于程朱理学的思想引导。最具代表性的是沈文奎在天聪六年（1632）九月所上的奏疏，疏称：
臣自入国后，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劝上勤学问者。上喜阅《三国志》，此一隅之见，
偏而不全。帝王治平之道，奥在《四书》，迹详史籍。宜选笔帖式通文义者，秀才老成者，分任?译讲解，日进《四书》两章，《通鉴》一章。上听政之暇，日知月积，身体力行，操约而施博，行易而效捷。[52]
除沈文奎外，宁完我也强调对于《四书》的讲习。史书载：“宁完我他所献替，如论译书，谓：‘自《金史》外，当兼译《孝经》、《学》、《庸》、《论》、《孟》、《通鉴》诸籍。’”[53] 有迹象表明，皇太极对于《四书》中《大学》所阐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有初步性的认识。他在崇德二年曾以“修齐治平”的道理告诫属下说：
圣经有曰：欲齐其家，先修其身；身修家齐而后国治。尔等若谨好恶之施，审接物之道，御下以义，交友以信，如此则身修矣。孝其亲，弟其长，教训及其子孙亲戚，如此则家齐矣。身修家齐而国不治者，有是理乎？[54]
总体上讲，在皇太极时期，满族统治者对于《四书》在孔学殊意义并无深刻的认识，侍讲制度也因条件不备而未能建立，但沈文奎、宁完我等人强调“帝王治平之学”的重要性，提出肄习“四书”的问题，毕竟把清朝统治者推行尊崇儒学的文化政策又向前引导了一步。
皇太极也很注重对满族习俗的改革，了一些改革风俗的命令。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落后婚俗的禁革。天聪年间，皇太极曾谕令禁止婚娶。凡娶继母、伯母、叔母、兄嫂、弟妇、侄妇，永行禁止。在这项改革中，同样贯彻了学习汉文化的精神，崇德改元后，他在议定《会典》时说：“汉人、高丽因晓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55] 不分辈分的婚姻习俗，在许多民族的历史上都曾经存在过，但它毕竟是一种原始、落后的婚俗。与之相比，宗族外异姓论辈分的婚娶习俗，则是一种进步的、文明的现象。皇太极比照汉族的习俗，改变本族的陋俗，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顺应满族社会封建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在与明朝对峙的同时，开展了以“仿效明制”为基本内容的政治改革，迈出了比努尔哈赤时代更大的步伐。萧一山对皇太极的历史作用作过这样的评价：
其生平武功，固不待论，即政治上之设施，亦颇足为清朝二百余年之基础。如六部
之设立，三院之改定，道路之修治，丁户之调查；开言路，纳直谏，制律例，戢贪暴，皆善政也。……而汉人之优遇，尤为太宗朝之特色。清国制度之规定，殆无一不出诸汉人之手，故降人之影响于清国者，不特备征战供向导而已。皇太极灼见及此，殊堪惊叹。其生平之事功，殆得汉人之力不少，亦郅治之最大原因也。”[56]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皇太极完全放弃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实行彻底的“汉化”。实际上，他是本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改革的。他曾拒绝满臣达海、库尔缠等人提出的“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的意见，认为满族的服饰及民族语言、骑射传统不能改变。皇太极于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十三日在翔凤楼召见诸王大臣时，曾就汉化改革问题发表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谈话，兹引述如下：
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
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
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侍他人割肉而后食，
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
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
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
与争锋。[57]
崇德二年（1637）四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结合历史上金朝的经验教训，再次强调保持满族固有传统的重要性，声称：
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衣冠仪度，循汉人之俗，遂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
言语。迨至世宗，始复旧制衣冠，凡言语及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家学习。…… 此
本国衣冠、言语不可轻变也。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
猎行阵之事，必至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弧？盖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
经。朕欲尔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俱令遵照国初
之制，仍服朝衣。且谆谆训谕者，非为目前起见也，及朕之身，岂有习于汉俗之理？
正欲尔等识之于心，转相告诫，使后世子孙遵守毋变，弃祖宗之制耳。[58]
当然，满族社会出现的封建化发展势必导致其内部的两极分化，使部分经济状况下降的满族人产生怨言。有的满员抱怨：“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肥马华屋，而我之兵马，何独羸瘦？”甚至尝当面向皇太极发泄不满：“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59] 这种情况对皇太极吸收汉文化造成一定的压力，使他常常处于改革与守旧的矛盾之间，不能不对满族贵族中守旧势力的掣肘有所顾忌，有时还要做些让步。
结 语
综观清朝入关前之历史，努尔哈赤作为后金政权的开创者，在政权建设、社会发展的一些方面注意吸收汉文化，开创了“清因明制”的先河，但他对汉文化的认识毕竟肤浅，所行社会文化政策重在保存满族习俗，对汉文化的吸收比较有限。而且他对汉民族猜忌重重，以至在晚年对其辖区的汉民采取“逐杀”政策，出现了倒退的情况。皇太极执政后，纠正乃父晚年苛待汉民的政策偏颇，把乃父吸收汉文化的作法进一步扩大，初步形成政治上推行“武功”与“文治”并举、文化上提倡儒学的治国思路，为清朝入关后实行的统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皇太极去世后的第二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定鼎中原。终顺治一朝的统治者，无论是摄政王多尔衮，还是顺治帝，都延续了皇太极吸收汉文化、文武并用、笼络汉人的施政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顺治十年（1653）四月，清廷在给礼部的上谕中宣称：
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选为生员，岁试科试入学肄业，朝廷复其身，有司接以礼，培养教化，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60]
“崇儒重道”四字出现在煌煌上谕之中，表明它已经被统治者确立为实行“文治”的基本政策。顺治朝，清统治者实行尊孔崇儒、笼络汉员、科举取士、编纂儒书等政策与措施，固然出于应付现实的需要，但如果追根溯源，都可以从其入关前的政治活动中找到根源，尤其皇太极时期采取的一些重视“文治”的作法，对顺治朝统治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诚如明清史研究专家谢国桢所说：
“清因明制”的思想根源，我们可以上溯到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国之初。努尔哈赤
曾受明朝龙虎将军的封号，并三次到过北京，熟悉关内的风俗情况。当他统一了东北
各民族，建立起后金国家之后，用蒙古字头编制了老满文；到清太宗天聪三年，命达
海榜式改进为加圈点有区别的新满文；同时还翻译了不少汉族文化传统的书籍，如翻
译明太祖朱元璋所颁布的《大诰三编》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又翻译了《三国演
义》，作为出谋划策，用兵作战的参考。这些书籍的翻译，说明了清初统治者借助明朝
的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作为统治的工具，同时也为康熙“清因明制”思想的出现，奠
定了基础。[61]
恩格斯说过：“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62]满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之所以能够在明朝后期异军突起，由小而大，由弱而强，在不长的时间里取代明朝，君临天下，是与其入关前的统治者努尔哈赤、皇太极实行的吸收汉文化、坚持改革本民族内部陋俗的方针与作法分不开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落后的民族，如果能够以虚怀若谷的精神吸收他族之长，弥补自身之短，不断改革内部的落后面，就能转弱为强，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清朝崛起的历史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然而，也要看到，努尔哈赤、皇太极所向慕的汉文化，是寄身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传统文化。对于处在从牧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变的满族来说，这种文化具有她先进的一面。如果从另一方面看，此时的中原传统文化已经处于发展的后期，其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封建性、落后性的因素体现的非常突出。对新兴的满族而言，吸收汉文化无异于得到一把利弊相形的双刃剑，在吸收其优秀成分的同时，也把她的落后方面如君主专制、纲常名教等一齐接受过来，不可避免地背上了沉重的封建主义历史包袱，带来的弊害也是极其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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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分册，第35页。
[28] 参见《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66，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谕令，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第148页。
[29]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9页。
[30] 刘玉文：《清前期皇帝典学述论》，《清前期历史文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31]《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清实录》第2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6页。
[32]《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清实录》第2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6页。
[33]《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26页。
[34]《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49页。
[35]《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3，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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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4，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93页。
[41] 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太宗实录稿本》，1978年10月铅印，第45页。
[42]《清史稿》卷234，《沈志祥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册，9417页。
[43] 马光远授职固山额真，领汉军正黄、镶黄两旗；石廷柱授职固山额真，令正白、镶白两旗；王世选授职固山额真，领正红、镶红两旗。李国翰以下均任梅勒章京。参见《太宗文皇帝实录》卷47，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626页。
[44]《太宗文皇帝实录》卷5，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73页。
[45]《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8，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236页。
[46]《太宗文皇帝实录》卷56，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754页。
[47] 乾隆官修：《清朝通典》卷48，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9页。
[48]《清史稿·礼三》卷84，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册，第2532页。
[49]《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0，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46页。
[50]《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8，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360页。
[51]《清史稿》卷228，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1册，第9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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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4，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445页。
[55] 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太宗实录稿本》卷14，1978年10月铅印本，第7页。
[56] 萧一山：《清代通史》（一），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218——219页。
[57]《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2，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404页。
[58]《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5，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446页。
[59]《太宗文皇帝实录》卷64，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881页。
汉朝文化论文篇2
自古，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以汉字和汉文化作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古代朝鲜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借用汉字的意义和发音来书写韩国语言，即所谓的“借用汉字标记法”。汉字作为韩语书写的重要手段可追溯到公元前，中国的许多史书记载以及韩国的历史文献都可证明这一事实。早在汉朝在朝鲜半岛创立四郡开始，汉语便已传入朝鲜，这些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鸡林类事》等以及一些谚文材料、吏读材料、古代朝鲜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晰看出。汉字一直作为古代朝鲜的正式文字使用。“借用汉字标记法”主要有三种方法：吏读、口诀、郷札。很多学者均认为早在上古时期，汉语便对韩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15世纪朝鲜，即1443年，由申叔周创制出了《训民正音》，作为朝鲜语的标准文字记录工具，但是汉字仍然是朝鲜公文的正式书写工具。
二、朝鲜汉字音的概念
在古代朝鲜与古代中国交流的过程中，特别是朝鲜在借用汉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汉字及汉语语音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便产生了不论是对于韩国还是对于中国音韵史都有着重要意义的语音资料——朝鲜汉字音。朝鲜汉字音，又叫“韩国汉字音”或者“高丽译音”，这三种称呼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指的是包括韩国在内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域里正在使用的今儿曾经使用过的“汉字”的“读音”。
三、朝鲜汉字音国外研究概况
对于韩语中的汉字音研究，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之久，在这方面的先驱者并不是中国人和韩国人自己，而是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他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结合汉语音韵学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来研究《切韵》音系，在研究过程中，他使用了现存的汉语各地方音和朝鲜汉字音等，构拟了《切韵》体系的声母和韵母系统。在此之前，研究者们一直专注于通过古代典籍来研究汉语音韵学，而高本汉的这一方法开拓了研究的新境界，拓展了研究思路，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音材料的研究，特别是朝鲜汉字音，研究涉及朝鲜汉字音的来源、性质和演变等一系列问题。
与高本汉同时代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著有《唐代长安方言考》。马伯乐基本同意高本汉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地对朝鲜汉字音的形成过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日本著名学者有阪秀世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是10世纪宋代的开封音。河野六郎则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应该是唐代长安音，并指出朝鲜汉字音有两个层次。
一些日本和韩国学者将朝鲜汉字音与日本汉字音进行比较研究，例如：河野六郎的《朝鲜汉字音日本吴音》、藤井茂利的《推古期遗文假名朝鲜汉字音》、高昌植的《韩日汉字语·音韵比较》等。
韩国和朝鲜国内也有很多学者研究朝鲜汉字音，例如辛荣泰、北朝鲜学者柳烈、韩国学者赵世用、李基文、崔爱玲、严冀相、金完镇、朴炳采、俞昌均、朴庆松等在朝鲜汉字音方面的研究都有着很重要的贡献。朝鲜、韩国学者构拟出中古和上古朝鲜语的语音体系，加深了朝鲜历史演变过程。
四、朝鲜汉字音国内研究概况
在朝鲜汉字音受重视之前，研究古汉语主要是围绕古代几部重要的韵书而展开，例如《切韵》、《广韵》等，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声音的变化无法直接从汉字上看出，因此仅依据基本韵书很难准确推出古代汉语的发音面貌。朝鲜汉字音作为古代汉语音系和古代汉语音系互协的产物，被中国和韩国音韵学家视为研究古代汉语和韩语的一扇窗户，逐渐得到重视。
起初学者们还是以语法和词汇为研究主要方面，很多学者都是针对这两本书中的语法及词汇现象进行讨论，例如：熙（1958）的《书后》，文章主要是对成书年代和版本问题的探讨，八十年代以后，谢晓安等《与语言研究》、李泰沫《四种版本语言研究》，康宴镇《研究—诸书之著成及其书中汉语语音语法之析论》、梁伍镇《语言研究》。谢晓安等合作撰写的《与语言研究》是一部对《老乞大》和《朴通事》二书的语法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他们利用先前编好的《与索引》对二书的语法面貌进行了系统的描写和定量统计分析。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了朝鲜汉字音对于研究古代汉语音系的重要性，著作和成果也逐渐增多。胡明扬的《和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依据对音材料整理出16世纪北方汉语的语音系统；姚俊的《朝鲜语语音研究》通过对三个版本的老乞大语音探讨，结合语音的组合特点，拟构出当时朝鲜语的音位音值，并在此基础上对《老乞大》所反映的16世纪到18世纪朝鲜语的语音变化进行描写；金基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探讨了朝鲜对音文献里反映地近代汉语语音问题。金基石指出：在朝鲜李氏王朝刊行的《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四声通解》、《翻译老乞大》和《翻译朴通事》等一系列汉朝对音韵书和教科书文献里，保存着朝鲜汉学家对汉语近代音尤其是入声字的真实描写和深刻论述。（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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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文化论文篇3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已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他领域中。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如今，越南已经完全废除汉字，有了自己的官方语言。相比之下，韩日两国仍受汉字的影响并以不同的方式保留着汉字。两国虽然一直提倡“减少汉字”的语言政策，却始终未能完全废除汉字的使用。
二、汉字在韩日两国的传播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符号，对东亚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韩国和日本等地区还处于无文字时期时，汉字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使用，并起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2004）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就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的核心国家。关于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相关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起着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一）汉字在韩国的传播
根据朝鲜半岛的平壤和箕子陵的遗迹，中国战国时期的北方燕国和齐国都与朝鲜半岛①有来往。而到了秦朝和汉朝，中原地区的平民百姓为了逃避战乱和强制劳役移民到朝鲜半岛，更进一步促进了汉字的传播。另外，《廣開王陵碑文》中出现的“朕”字以及“帝王建號”“蒙天恩”“四方託境”“隣國誓親和”等字也都反映了朝鲜半岛接受汉字的事实。新罗时期的《迎日冷水裏碑》（公元503年）和百济时期的付札木简等也反映了汉字在当时朝鲜半岛用于国家运营以及支配社会的事实。在韩国的一些国语研究里，乐浪时代的文字被视为朝鲜半岛最初的文字，并认为乐浪文字依次继承到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乐浪文字中大多数为瓦当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丰富了朝鲜半岛的本土文化，而且还掀起了国民精读和了解汉文书籍的热潮，也增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到了汉朝末年，朝鲜人已经开始用汉字文言进行教育。372年，汉字再次通过佛经传入朝鲜半岛，汉字文言正式成为朝鲜半岛的通用文字。公元7世纪左右，新罗统一三国后，汉字又取得了公用文字（即官方文字）的地位。
黄贞姬把汉字传播到朝鲜半岛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第一个阶段是殷商时期到公元4世纪，这个时期是从古代朝鲜形成到三国鼎立的时期。中国的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汉四郡这一历史事实，是朝鲜人能广泛接触中国汉字最直接的先决条件。[3]当时，汉字是作为发达文化的象征而传播到朝鲜半岛的。第二个阶段是公元372年到13世纪末，这个时期佛教传播到高句丽，新罗的统一和高句丽王朝的政权交替促使大量汉字随佛教和儒教传入朝鲜半岛，同时高句丽产生了科举制度。第三个阶段为13世纪开始到李氏王朝时期结束，这个时期朱子学繁荣昌盛，也产生了“训民正音”。
（二）汉字在日本的传播
迄今为止，涉及汉字传播到日本的问题，最早在日本历史资料《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被正式提及过。根据《古事记》记载，公元712年，太安万侣按照元明天皇的指示编辑了古代神话、歌谣等。而《日本书记》是日本奈良时代元正天皇指使舍人亲王和太安万侣等人编辑的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传说和记录等都是用汉字表述的。诸多研究指出，朝鲜人阿直岐在应神天皇15年为宣传佛教，带着汉文佛教经典来到日本。第二年，通过他的推荐，中国人王仁也来到日本，并成为了太子的老师。《论语》和《千字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传播到日本的。
以山田孝雄为代表的日本国语研究家们认为，日本人是通过与中国人的相互接触或阅读汉文而接触到汉字的。但最初以什么样的途径传到日本、普及到日本社会，还是个尚未解决的课题。西岛定生等人却认为汉字先是为了维持政府之间的来往，也就是政治外交需要而传播到日本，随后应用于标记本土语言，之后大量地流入到日本社会内部的。也有些学者主张当时日本还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汉字也是通过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的。
1958年，日本考古学界在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发现了一些陪葬物品上刻着汉字，当时人们推测汉字至少是在汉朝后期就已经传播到了日本。1996年2月，在熊本县玉名市柳町的古迹中再次发现了包括“田”字在内的五个汉字刻在贝壳上。[4]同年，三重县安浓町大城的遗迹中也发现了写着“奉”字的食器。由此可见，汉字传播到日本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初的弥生时代初期。还有，在日本的长崎、佐贺、福冈、熊本、宫崎、广岛、京都以及大阪等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刻着“貨泉”或“貨布”等字的中国古代货币。直到2世纪，汉字才通过移居百济的中国移民王仁和百济人阿直岐传入日本。王仁到了日本以后，献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5]3～4世纪，汉字广泛普及到日本的统治阶级、贵族阶层和上流阶层当中。到了5、6世纪，儒教和佛教的相关文物大量传入日本，因此佛教用语和有关古代官制、官职以及日常生活的汉字词也开始大量地传播到日本。在7、8世纪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唐朝的汉音传播到日本。从此汉字在日本成为了公用文字，“汉字正体意识”和汉音汉文占据了语言领域的最高地位。武斌认为，遣唐使时期的金潘唐化热潮促使日本开始大量使用汉字。[6]
三、韩日两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的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7]
（一）韩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主要起着两种作用：一种是阅读中国的汉文或用汉文记录著述的作用，另一种是标记本土语言的作用，即汉字不仅用于阅读或记录汉文，而且用于标记本土词汇或文章。
金敏洙认为朝鲜半岛最大限度地利用汉字的优点，通过借音和借训的统合，完成了独创性的借用标记。他评价朝鲜半岛的汉字接受问题时曾指出，朝鲜半岛的借字标记经过誓记体、吏读文、乡札文、口诀文等发展过程，到乡札文的阶段，达到了顶峰。借字标记与上层的汉文不同，以中间层的吏读方式继续传承下去。吏读在汉文训读和正式文书的使用中，主导了人们的母语意识。[8]
朝鲜半岛借用汉字主要有两种使用形式：一种是按中国式使用汉字，另一种是按朝鲜式使用汉字（也称吏读），朝鲜半岛的汉字主要用于标记固有名词和句子，而标记句子又分“誓记体、吏札、乡札、口诀”等四种方法。记体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序化，吏札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法形态化（包括语序和助词），乡札是汉字的完全朝鲜化的使用（包括语序﹑助词及词汇），也是民族化最彻底的形式，口诀是汉文中加朝鲜语助词的形式。
朝鲜半岛的汉字音来源于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即元朝到唐朝的语音（即中国开封语音）[9]，在借音标记上采取借鉴汉字的“直音法”（或读若法）和借鉴汉字的“反切法”和“反复相摩而成音”等形式。朝鲜半岛的汉字又称“仿汉字”。“仿汉字”包括本土创造的固有汉字（即正体字和口诀简体）和借用中国汉字的新音字和新义字。正体字利用中国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组合成新字，而口诀简体可以说是汉字的附属字。[10]
1443年，为了解决汉字标记的不便现象，李氏王朝创造出了新的文字系统，命名为“训民正音”。它是运用中国音韵学最核心的知识和中世纪朝鲜语的音素系统而创造出来的音素文字，制造原理以象形为基础。正如郑麒麟先生在《训民正音》的序文中解释的“象形而字倣古箕”一样，“训民正音”在子音部分模仿了造音位置和造音方法，母音部分模仿了“天”“地”“人”等字并创造了它的基本文字。关于“训民正音”的起源，目前有很多种说法，如“古箕起源说、八思巴文字起源说、梵字起源说、发音器官起源说、太极思想起源说、薛聪起源说”[11]等。
（二）日本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在日本主要以表音文字的形式使用。据统计，日本奈良时代的古代文献《古事记》，使用的汉字总数为1，507个字；《万叶集》使用的汉字总数为2，501个字。《古事记》和《万叶集》使用汉字，采取了仅借汉字发音书写日语的形式。另外，汉字传入日本的最初500年间，产生了《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诸多以汉语文言为文字的中日共同教科书。
日语中的汉字主要有两种：一种起源于中国，古代从中国传入的“原汁原语”汉语，例如“道路”“土地”等，它是相对于日本的和语而言的；另一种是根据汉字的造语法加工创造出来的派生汉语，例如“政治”“经济”等。这类汉字在日本人的长期使用中发生同化，产生了一些变容。日本汉字的读法有音读和训读两种，它的汉字音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吴音、汉音、唐音等。[12]
日本人在借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过程中，认为光用汉字不能充分地表意，于是创造了汉字式的“万叶假名”。可以说“万叶假名”的创造背景与朝鲜半岛的“训民正音”很相近。它是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来记录日本的语言，最初是为了记录《万叶集》而被使用。“万叶假名”是古代日本最初的文字形式，从此日本从无文字时代过渡到了有文字时代，人们口中流传的传说与歌谣也开始用“万叶假名”记录。“万叶假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音节文字，减少了很多语言表达方面的不便。“万叶假名”是汉字现代假名的过渡阶段，在日本文字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之后，日本人对“万叶假名”实行了字母标准化，改进为今天的“现代假名”。“现代假名”又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它大概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出现，是“万叶假名”不断演化和规范化的产物。古人为了便于书写和理解汉文，不断地对“万叶假名”进行简化，从楷书简化成草书，又由草书简化成现代假名。这样形成的“假名”，形体结构比汉字简单明了，有利于阅读和理解，表现方法也极具多样性，因此很快就普及到平民百姓阶层。“假名”多用于和歌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中。
谈到汉字对日本语言文字体系的影响，可以说汉字促进了假名的创立和国字（和制汉字）的形成。国字又称和制汉字，包括假名和汉字在内的日本所有文字﹑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以及在日本制造的汉字体文字等。正式的日语为假名和汉字的混合体。日语有三种文字标记方式即汉字、假名、罗马字。
四、汉字在韩日两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一）汉字在韩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日本殖民地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废除学校的“朝鲜语教育”，朝鲜人被剥夺了接受国语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在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之下，朝鲜人一直渴望自己的国语能得到自由的使用权和应得的尊重。获得解放之后，这种意识渐渐与“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当时朝鲜半岛正处于开化期，受美国的影响颇大，所以也出现了不少主张专用朝鲜语的人物。之后在接受日本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同时，以民族解放为开端，“朝鲜语专用论”又成为了“自主独立的象征物”。文嬉真（2007）评价“朝鲜语专用”政策的实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时指出，“朝鲜语专用政策导致了汉字丧失的时代，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朝鲜人的汉字识别率。不仅如此，还成为了军事政府获得正当性和利用国字来焕发国民团结与爱国心的重要手段。”[13]后来，朝鲜战争又把朝鲜半岛分为南北地区，北部称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南部称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韩国的汉字使用期可以分为汉·韩并用期、汉·韩混用期、汉字复活期、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汉·韩并用期为1948年～1964年，汉·韩混用期为1964年～1972年，汉字复活期为1972年～1975年，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为1975年～现在。[14]
关于韩国汉字的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5]：
1443年，李氏朝鲜（1392年～1910年）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创立“训民正音”。
1898年1月，李朝政府规定，政府公文改用韩文获韩汉文混合书写。
1948年，韩国制宪国会通过了“韩文文字专用法”。
1949年，有些国会议员在国会上提出“汉字使用建议案”。
1957年，文教部制定颁布“临时限制汉字”1300个。
1961年，军事和政权交替，进一步推进了“韩文专用政策”。
1964年，规定在中小学进行汉字教育。
1965年，国内外公文严格遵循“韩文专用”政策。
1967年，制定了“汉字略案方案”，拟定到1972年完全废除汉字。
1968年，制定“韩文专用五年计划”。
1969年，文教部规定从1970年起，在学校废除汉字教育。
1972年，文教部再次颁布“教育法改正令”，规定在初﹑高中恢复汉字教育。
1949年1月，朝鲜政府规定废除汉字。
1999年2月9日，韩国文化观光部颁布“汉字并用推进案”。
（二）汉字在日本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积极借鉴西方社会，并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随着西欧派文化在日本占主流地位，有些语言学家提出日本也应该像西欧一样，使用简单的表音文字，甚至有人主张废除日语，把英语作为国语。其中代表人物有幕府政府②的大臣前岛密（1835年～1919年），他曾经极力主张废除汉字，是日本国字国文运动的先驱者，也是近代邮票制度的创始者。前岛密在日本被称为邮政之父。1847年，他为了求医，离开日本江户，并学习了荷兰学和英语，曾向德川将军提出过汉字废除论。他强烈主张为了实现教育的普及化，要废除汉字，把“平假名”作为日本的国语。另外，还有两位坚持废除汉字、采用英语的人物，那就是当时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和原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森有礼是日本的一位武士，也是有名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他也是一桥大学的创始人。1885年被任命为第一次伊藤内阁的第一批文部大臣，对日后日本教育政策带来很大的影响。1872年，他写信给耶鲁大学的德怀特·威廉教授，主张要把英语当成日本的国语，遭到德怀特·威廉教授的反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明治政府终于决定把表音文字化作为国家的重要方针。
日本围绕语言使用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掀起了日本汉字改革运动。这项运动主要分假名文字论阶段、罗马字论阶段、汉字限制论阶段、汉字尊重论阶段。面对如此多的争议，日本政府在限制汉字使用的同时，也承认汉字在本国文字系统中的地位和存在，对于汉字问题采取了相对宽容的应对态度，学校的汉字教育也一直维持着一贯的做法。
日本的汉字使用期分为“当用汉字使用期和常用汉字使用期”。前者为1946年到1981年，后者为1981年到目前为止。[16]
关于日本的汉字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7]：
1866年12月，前岛密向日本末代将军德川信喜提交“汉字废除之议”。
1873年，福泽谕吉提出《新出汉字802字》。
1887年，失野文雄再次提出新出汉字3000字。
1902年，明治政府新设一门政府机关，名叫“国语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基本方针第一条明确规定“文字使用表音文字，主要调查对象为假名和罗马字”。
1915年，杉本京太提出日文打字机文字版2005字。
1923年，政府采取行政措施，文部省临时国语调查会公布了“常用汉字1962字”。
1931年，再次公布“常用汉字1858字”。
1942年，再次公布“标准汉字2592字”；标准汉字由常用汉字1012字，准常用汉字1346字，特别汉字71字构成。
1945年11月12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了“废除汉字”的口号。
1946年11月16日，选定“当用汉字1850字”，内阁命令发表于日本全国各地，作为社会语言生活的规范。
1949年，颁布“当用汉字字体表”。
1981年10月1日，颁布“常用汉字1945字”，作为新的标准。
五、结语
汉字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全世界共同财富，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为实现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全力推进和发展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能有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现代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出现的汉字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国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上，相互吸取经验教训，探索符合时展和各国国情的正确方向。
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地区的汉字应用和发展、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固然很重要，但考虑到未来将要实现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同时为了维持它的顺利发展，我们更应该深入研究和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因素给汉字带来的深远影响，并确立出符合新时代的崭新课题和解决方案。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应用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内容注释：
①朝鲜半岛：中国、越南、朝鲜等地区称之为朝鲜半岛，韩国将
其称之为韩半岛。朝鲜半岛位于东亚，一千年以上维持单一国家的形式，直到1948年才分割为两个国家。南部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北部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本文主要探讨韩国的汉字传播使用情况，不涉及朝鲜地区。
②指日本的封建武士通过莫府来实行政治统治的政府，也称之为
“武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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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文化论文篇4
【导语】
吉林市成人高考考试科目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全国成人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8〕8号）文件要求，2018年吉林吉林市成人高考统一考试于10月27日—29日进行。
层次科类代码科类名称答卷文字参加的考试科目 专升本11文史、中医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大学语文； 专升本12艺术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艺术概论； 专升本13理工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一）； 专升本14经济管理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二）； 专升本15法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民法； 专升本16教育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教育理论； 专升本17农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生态学基础； 专升本18医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医学综合； 专升本19汉语言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现代汉语； 专升本20朝鲜语言文学类汉文答卷朝文政治；外语；现代朝鲜语； 专升本21朝鲜语汉文答卷政治；朝鲜语；现代汉语； 高起本41文史类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历史地理； 高起本41文史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文历史地理；朝语文； 高起本43艺术(文)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历史地理； 高起本43艺术(文)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文历史地理；朝语文； 高起本45理工类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物理化学； 高起本45理工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文物理化学；朝语文； 高起本48体育(理)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物理化学； 高起本48体育(理)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文物理化学；朝语文； 高起专51文史类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1文史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高起专53艺术(文)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3艺术(文)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高起专55理工类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5理工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高起专58体育(理)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8体育(理)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汉朝文化论文篇5
【导语】
辽源成人高考考试科目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全国成人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8〕8号）文件要求，2018年吉林辽源成人高考统一考试于10月27日—29日进行。
层次科类代码科类名称答卷文字参加的考试科目 专升本11文史、中医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大学语文； 专升本12艺术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艺术概论； 专升本13理工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一）； 专升本14经济管理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二）； 专升本15法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民法； 专升本16教育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教育理论； 专升本17农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生态学基础； 专升本18医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医学综合； 专升本19汉语言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现代汉语； 专升本20朝鲜语言文学类汉文答卷朝文政治；外语；现代朝鲜语； 专升本21朝鲜语汉文答卷政治；朝鲜语；现代汉语； 高起本41文史类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历史地理； 高起本41文史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文历史地理；朝语文； 高起本43艺术(文)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历史地理； 高起本43艺术(文)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文历史地理；朝语文； 高起本45理工类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物理化学； 高起本45理工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文物理化学；朝语文； 高起本48体育(理)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物理化学； 高起本48体育(理)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文物理化学；朝语文； 高起专51文史类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1文史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高起专53艺术(文)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3艺术(文)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高起专55理工类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5理工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高起专58体育(理)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8体育(理)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汉朝文化论文篇6
【导语】
考试科目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全国成人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8〕8号）文件要求，吉林2018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于10月27日—29日进行。
层次科类代码科类名称答卷文字参加的考试科目 专升本11文史、中医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大学语文； 专升本12艺术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艺术概论； 专升本13理工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一）； 专升本14经济管理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高等数学（二）； 专升本15法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民法； 专升本16教育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教育理论； 专升本17农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生态学基础； 专升本18医学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医学综合； 专升本19汉语言类汉文答卷政治；外语；现代汉语； 专升本20朝鲜语言文学类汉文答卷朝文政治；外语；现代朝鲜语； 专升本21朝鲜语汉文答卷政治；朝鲜语；现代汉语； 高起本41文史类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历史地理； 高起本41文史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文历史地理；朝语文； 高起本43艺术(文)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历史地理； 高起本43艺术(文)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文历史地理；朝语文； 高起本45理工类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物理化学； 高起本45理工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文物理化学；朝语文； 高起本48体育(理)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物理化学； 高起本48体育(理)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文物理化学；朝语文； 高起专51文史类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1文史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高起专53艺术(文)汉文答卷语文；文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3艺术(文)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文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高起专55理工类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5理工类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高起专58体育(理)汉文答卷语文；理科数学；外语； 高起专58体育(理)朝文答卷汉语文；朝文理科数学；外语；朝语文；
汉朝文化论文篇7
一、类化异体字的定义
类化异体字其实是异体字中的一种，因此，在这里，引用毛远明教授在《碑刻異體字研究》中对异体字的定义，异体字通俗地说，就是音义完全相同，而形体不同的一组字。
二、类化异体字的发展概况
目前对于碑刻的研究多侧重于历史考证，碑刻异体字的研究虽多，但其中的类化异体字研究却很少，切不成系统。因此，对汉魏六朝中类化异体字的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深入、综合。
三、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一）研究的目的
汉魏六朝碑刻现存石刻拓片超过1400多通，其中保存的异体字数量较多，而类化异体字是碑刻异体字中很有特色的一种。它指受上下、左右、内外等文字或部件的影响而使得两个文字偏旁或单个文字部件趋同的异体字。碑刻类化异体字数量较多，类型丰富，它反映出六朝时期人们使用文字的真实面貌，同时它对隋唐文字仍有影响。对汉字系统来说，有些文字进入全民使用范围，成为规范正字；有些文字则成为字典、辞书里的死字。
本研究将彻底清理出汉魏六朝碑刻中的异体字，统计其数量，归纳类化的类型，探讨其存在原因，并将它与六朝字书、唐宋字样书（如《玉篇》《干禄字书》《新加九经字样》《佩鑴》）进行对比，探究其对当时文字和后世文字的影响，为现代汉语正字规范提供借鉴。
（二）研究的意义
⒈第一次全面清理汉魏六朝碑刻中类化异体字的数量；
⒉通过归纳类化异体字的类型，对探讨中古汉语文字的使用面貌、发展演变，提供材料和初步的理论总结；
⒊将汉魏六朝碑刻中的类化异体字与六朝字书、唐宋字样书对比，探讨其在后世的使用和传承，可为现代汉语正字法提供材料和理论依据。 四、具体研究的内容
通过一年多的学习整理，对汉魏六朝1400多痛碑刻进行了仔细的阅读及整理。收集了其中有关类化异体字的数量、类型，对类化异体字在六朝存在的原因和其对中古汉字及后世文字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且查阅了顾野王《玉篇》、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郭忠恕《佩鑴》、《经典释文汇校》、《广韵》、《集韵》等。对相关的字进行了切图对比，并建立world文档，为检索相关文字提供了便利条件。
（一）数量及类型：
通过对汉魏六朝1400多通的石刻拓片的研读，从中整理出66个类化异体字。在整理处的这些类化异体字中，可将其分为：涉上类化有共有39个字；涉下类化共有28个字；受文字使用习惯的影响类化：共2个字；文字构件的内部类化共一个字。
（二）原因探讨：
1、内因：文字的内部变化；
2、外因：
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字的认识也在进一步的加深，从而对于文字的发展演变也起着一定的推进作用；
⑵由于汉魏六朝时期，政局长处于动荡状态，因此统治阶级对于文字的规范也不够严格，从而造成文字的写法有着一定的差异性；
⑶六朝时期活跃的文学气氛，出现了许多文学大家，其中书法家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因此，一些书法家刻意在书写时求奇、求新，这也使得一部分文字在字体上发生了变化。
（三）对后世文字发展演变的影响
1、有利影响：
⑴对文字系统的影响：由于文字数量的增加，使得文字系统也随之扩大。
⑵这些类化异体字对于汉字的使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字的演变，使得一些文字进入规范文字（如凤凰的“凰”字）；同时，也有一些字在演变的过程中逐渐消亡（如：燉煌的“燉”字）
⑶对于文字的规范的影响：由于汉魏六朝中这些文字在书写上都还存在着分歧。而文字的统一规范将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和建设，因此到唐代时，统治阶级对于文字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和规范。这对于汉字的发展演变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字的统一为书写、交流等提供了便利的载体，同时也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
⑷文字数量的增加，使汉字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
2、不利的影响：
⑴增加了汉字的总数，增加了文字的统计的工作量；
⑵增加了人们记忆交流的负担；
⑶由于同一时期，同一个字有着多种写法，也造成了用字的混乱。
通过全面清理汉魏六朝碑刻中的类化异体字，使人们更加了解汉魏六朝时期文字的真实面貌；对其进行初步的类型归纳、原因和类型的探讨，可以为探讨中古汉语汉字的发展演变和现代汉语汉字正字规范提供材料支持和理论依据。另外，可以当作异体字的一部分，编成相应的异体字文字编、异体字字典，供学者研究，为学界提供可贵材料。由于文者学术水平有限，在研究过程中人存在许多缺陷，希望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一时期文字的研究，能逐渐使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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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古籍影印电子版书.
[8]郭忠恕《佩鑴》古籍影印电子版书.
汉朝文化论文篇8
汉朝文化论文篇9
一、序言
中国汉字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汉字不仅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它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也是空前绝后的。在身处“汉字文化圈”的东亚诸国中，朝鲜半岛受汉文化的影响可谓最为深远。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国内已有不少的专家学者都有所论及。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统一新罗、高丽王朝、朝鲜王朝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着重考察各个时期朝鲜半岛的古人们是如何学习汉字汉语的问题。
二、统一新罗时期
公元675年，新罗在中国唐朝的帮助下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于神文王二年（682年）效仿唐朝设立了国学，后又于景德王六年（747年）在国学分设了博士、助教。新罗的国学将《论语》和《孝经》定为必修课，并按照主修课目的不同，将教学科目分为《礼记》和《周易》、《左传》和《毛诗》、《尚书》和《文选》三科。国学招收的学生都是16～30岁的贵族子弟，且学习年限为9年。
公元788年，新罗效仿唐朝设立了与汉字汉文教育制度相衔接的读书三品科，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唐会要》卷三五有载：“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打破了新罗原来只按出身选拔官吏的制度，不仅大大激发了人们学习汉字和汉文的热情，也为日后汉字和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深入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统一朝鲜半岛之后，新罗也进一步扩大了向唐朝派遣留学生的数量。仅以837年为例，新罗的在唐留学生就达到206名，是当时在唐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对于这些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新罗政府一般都会将他们分配到王廷的文翰机构或是地方加以重用。这些举措也促使更多的朝鲜人赴唐学习汉字和汉文。朝鲜人在学习汉字和汉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吏读”、“乡扎”和“口诀”三种不同的汉字标记法。广义上也可将这三者统称为“吏读”。它们都是将汉字借用为标记符号，只是方法略有不同。“吏读”和“乡扎”的方法比较相似，都是将汉字作为一种记录符号，而句子的行文则完全遵循朝鲜语的语序和语法结构。“吏读”和“乡扎”借用汉字的方法一共有四种，即音读、训读、音假和训假。音读是直接借用汉字的音和义;训读是借用汉字的义，但读音则采用与之相对应的朝鲜语固有词读音;音假和训假则是分别采用汉字的读音和与之对应的朝鲜语固有词读音，这两种方法都只将汉字借作表音符号，并不取其义。“吏读”主要用于官府公文，“乡扎”则主要用来记录流传于民间的“乡歌”。“口诀”采取在汉文中加注朝鲜语语法成分的方法，它是一种以朝鲜语的方式阅读汉文的辅助手段。“口诀”分为“释读口诀”和“顺读口诀”，前者是将汉文按朝鲜语语序做调整后阅读，后者则是在汉文的短语之间插入词尾和助词等直接读解。“口诀”中加注的朝鲜语词尾和助词等成分被称为“吐”，有“字吐”和“点吐”之分，它们分别利用汉字和点等符号来标注。现存的释读口诀资料主要出现在高丽至朝鲜时代初期，而顺读口诀则一直使用到更晚的李朝末期。
公元9世纪末，新罗国力衰弱，从中分立出后百济和泰封，史称“后三国”。其中王族弓裔建立的泰封国虽然历时不长，但却设立了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语言机构――“史台”。据《三国史记》卷四十和卷五十所载，“史台”是专门“掌习诸译语”的机构，而汉语则是它的核心科目。泰封的部将王建于公元918年取代弓裔，改国号为“高丽”。后来高丽先后击灭新罗（935年）和后百济（936年），再次统一了朝鲜半岛。
三、高丽王朝时期
汉朝文化论文篇10
早在汉高祖刘邦起义不久，就网罗了一大批忠实的儒生，以协助其秦朝，建立新的王朝。儒生也因此开始进入政治领域，不断为新的王朝长治久安提供相应的策略。如陆贾，对汉朝政治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陆贾建议刘邦“行仁义，法先圣”，“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即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原则，彻底改变“秦以刑罚为务”的重大失误，以防“覆巢破卵之患”。他强调，真正足以担当重建社会秩序之任，弥补思想空缺的只有儒学，只有儒家思想和儒家伦理才是治世良药。由此看来，陆贾对西汉王朝未来发展的对策性思考便主要是基于秦王朝速亡的教训，并由此得出抑法尊儒的原则性结论。这样的政策建议，对于饱受秦朝的严刑厉法摧残的百姓来说，极具安抚作用。在当时，儒家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迎合了新生的统治阶级的想法。对于重建社会意识形态有极大地积极作用。而在当时，由于经过长年的战乱，社会动荡，民心不稳，在后期发展之中，由于黄老之术深得封建统治的意愿，因而，得到兴盛发展。在这样的政治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儒家思想虽没有占据一定的政治地位，却也得到了发展的机遇。其思想的核心内容，在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之下，儒家思想吸收其长处，“仁”亦在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上有所展现。从汉高祖到窦太后，都没有废止儒家思想，而是任其发展壮大。
随着汉朝的兴盛发展，原来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无为而治”已经无法满足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经过战后的一系列恢复政策，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逐渐在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得到迅速的发展。
西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用以稳定社会。在这样的政治以及社会背景之下，董仲舒顺应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求，以儒学为主体和外壳，杂糅各家思想，以阴阳五行学为哲学原理建立起具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体系，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春秋大一统”等观点，将君主统治影射到天道上，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这些思想，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各国家的巩固，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由此，儒家，在经历了秦朝的大洗劫以后，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西汉时期，董仲舒自举贤良政策踏上政治道路，儒家思想在董仲舒的改造之下，顺应汉朝的发展需求。首先，其“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主张，在对策中向汉武帝阐述以《春秋》正统王道的思想：“臣谨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尔”。这段话意思是要求皇帝秉承天意，以王道治理天下，这样人顺王意，王顺天意，天人合一，成为王道的起点。从根本上确立了皇权至上，巩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将皇权与神的存在相结合，说明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性以及不可动摇性。这样的主张，在当时，对由于汉初实行的分封制而导致的中央权力的分散有很好的集中作用。在信奉神灵的封建统治之下的社会，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皇亲贵戚，都对神灵怀有畏惧感。董仲舒结合儒学思想，解释皇权顺应天命，因而至高无上，从而起到加强皇权的作用。与此同时，又以“天”来限制皇帝的个人私欲，用“天人感应”这一理念制约皇权，将秦朝亡国的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其次，其“春秋大一统”思想，董仲舒的这一理论继承了孔子关于“大一统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之上”的思想理念。汉朝在景帝时代曾出现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汉武帝雄才大略，安内攘外并举。在西汉达到鼎盛时期时，一步步从匈奴手中夺回领土，使汉朝摆脱匈奴的牵制。“大一统”的思想为汉武帝的军事策略提供了必要的后盾力量。根据这一理念，董仲舒认为只有思想的统一才有法度的统一，进而才有政治的真正的统一。用统一的思想来构筑统一的政治。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代思想界树立起儒学的权威。再者，其“三纲五常”思想。董仲舒的“五常”与“三纲”统一排斥对伦理必然和道德原则的理性认识，对孔孟的继承同时否定了前人的“仁德”至上和“仁德”理性形式地认识，他的理论具有明显地实践形式性和实践片面性特征，如果讲孔孟的直接理论中还有诲人不倦和谆谆善导让人们知道仁与礼为何物，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就是要让仁与礼通过对君、父、夫的意志服从中得到绝对体现。
最后，儒家思想之中的“以德治国”在董仲舒的提倡之下，为汉朝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汉时期，封建统治阶级虽然信奉黄老的“无为而治”，但仍然不可避免地沿袭了秦朝严刑峻法，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为了防止社会动荡，董仲舒主张“更化”思想。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他提出：行礼义，施仁政，以德治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 傅佩荣.儒家与现代人生[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汉朝文化论文篇11
词汇作为语言中最敏感的因子，与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任何社会的变迁都会在词汇内部留下痕迹。六朝①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动荡的时期。此期战乱频仍，政权交替，灾祸连年，人们生活在战争和死亡的痛苦之中，社会生活和风俗文化也随着南北各民族人口的大量流迁而发生改变。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六朝也是一个重要阶段。它紧承秦汉，远续隋唐，是上古汉语与中古汉语（今从王云路、方一新的分法）的交替时期，这个时期的词汇呈现出与上古迥然不同的特点。由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要求语言承载更多的交际信息，因此大量新词语新用法应运而生，许多先秦旧词语此时也发生了演变，产生完全不同的新义项；常用词义位发生更替，同义词反义词显著增加，单一义位多义化，产生大量多义词。同时，六朝又是外族文化和中土文化第一次大规模的碰撞时期，佛经的汉译加大了对双音节的需求，客观上加快汉语双音化的步伐。双音节的迅猛发展，为后期双音化高峰奠定了坚实基础。外来词的吸收和中土化也丰富了汉语词汇。另一方面，权威工具书上六朝以后乃至近代汉语中很多新词新义，它们最早的用法可以追至六朝。由此可见，六朝时期在词汇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我们对于词汇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口语词和常用词（广义上包括基本词）的研究，因为它们最接近实际语言，“是后人了解当时语言的最可靠的依据”②。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佛经的汉译也随后开始。佛教是面向大众传播教义的，因此，佛经翻译要通俗化才能争得更多的信奉者。而从事翻译的外籍僧人大多汉文修养不高，加之佛教原典的文体性质决定了汉译佛经的口语化程度较高。“这就在客观上使佛典翻译成为影响汉语书面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雅’的藩篱而接受口语成分的重要因素”③。向熹先生曾指出：“魏晋以后，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日益加大。六朝开始出现一种比较接近口语的书面语——古白话。南北朝《世说新语》、《齐民要术》、佛经翻译……等，都用白话写成，它们是研究中古和近代汉语的主要依据。”④六朝笔记作为一个时代的语言记录，同甲骨文、先秦诸子、唐代变文、宋儒语录、明清白话小说被作为汉语词汇史上不同阶段“面貌”的典型代表⑤。对六朝笔记小说词汇的全面研究，有助于对断代词汇面貌的了解。
小说在六朝以前被人们看作是“街谈巷议”，大多散见于其他文献中。例如《左传》中有很多关于人物、场面和战争的描写都属于小说的范畴；《史记》列传中很多关于人物事件的描写，却依附于正史。这些口语化的语言，使小说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能在民间流传下去；而恰恰由于小说的存在，使我们能够更真实地了解当时社会的语言实际。六朝笔记小说包括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志怪小说以描写神仙鬼怪为主旨，包括《幽明录》《异苑》《搜神后记》《拾遗记》等；志人小说以描写人物性格特点为主，包括《语林》《殷芸小说》《笑林》《郭子》等。六朝时期社会纷乱，无论上层社会还是下层社会都处在不稳定的恐惧中，因而脱离现实转向神道鬼魅成为平民的一种价值趋势，清谈放诞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时尚。变化的社会生活折射在语言中表现为：志怪小说中关于神鬼精魅、生死丧葬、羽化升仙的词语特别多；志人小说中对清谈品评、人物性格方面的描述就比较鲜活。总起看来，六朝笔记已经具备小说特点，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和语言表达的丰富。关于事件、时间、人物外貌、语言、行为、心理、表情等方面的词语非常发达，这构成小说词汇一大特色，也成为后期各阶段小说词汇继承发展的前源。
六朝笔记中还有很多六朝时期的口语词，不仅在小说中出现，在同期乃至后代文献中也出现。例如“惭”本义为羞愧。《易·系辞上》：“将叛者其辞惭。”六朝时期产生了新的义项，指“感谢”。《搜神记》卷五：“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以相谢者。若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再如“催”本义为催促、促使，六朝时指“快速”。《异苑》卷八：“使者催令束装，拔因语曰：‘汝看我面。’乃见眼目角张，身有黄斑色，便竖一足，径出门去。”《幽明录》卷三：“太守不应，意甚不乐，催使吏为作主人，外颇怪。”此外还有“波（逃跑）、郎（奴仆对主人的称呼）、阿堵、那忽、何物、如馨、忽忽、方幅、踊跃（喜悦）、狡狯”等。同时也出现大量六朝时期新用法，例如“兵戈（军队）、处分（吩咐）、反侧（惶恐不安）、风流（风度）、居然（显然）、逡巡（极短时间）、荼毒（悲痛）、潇洒（偶然）、斟酌（掌握）”等。这些口语词和新用法有一部分被现代汉语继承下来，而相当数量却保留在六朝时期的文献中，因此“要追溯近代汉语，即古白话的源头，就不能不认真研究魏晋南北朝的词语”⑥。同时，六朝笔记小说作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滥觞，也为后代文学和词汇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百感交集、登峰造极、一往情深、引人入胜、瓜田李下、含沙射影”等脍炙人口的熟语均来自六朝笔记；《窦娥冤》的雏形源于《搜神记》中的《东海孝妇》，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也早见于六朝笔记。
六朝是佛教第一次大规模输入中国的时期，“任何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碰撞，都会在语言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⑦，随着外族文化的广泛传播，佛教开始渗入中土文化各个领域。不但充实了汉语词汇，而且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构造方式，佛经中的比喻造词及多层次构词法为汉语词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借鉴。同时，大量汉语词汇被赋予了佛教的语义，例如“布施”原义为施恩惠于人。《庄子·外物》：“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当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布施”变为梵文dana（檀那）的意译词，故特指向僧道施舍财物或斋食。再如“大法、道德、恶道、居士、礼拜”等。另一方面，梵语系统的借词和译词，也逐渐退去佛教的外衣而中土化，例如“方便、轮转”等。六朝笔记小说的词汇，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意义重大，对此期词汇进行全面的考察将会非常有价值。
二、六朝笔记小说的研究现状及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古汉语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其中。作为六朝词汇面貌的代表，六朝笔记小说中保留了大量的口语词，因而在语料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古汉语通释性的成果中，很多学者都引用了六朝笔记小说作为例证，同时也出现六朝笔记小说的专题研究。
1.考释性的文章在单篇论文中占很大部分，这类成果针对六朝笔记小说中的词语进行考释，通过比类和归纳等方法，运用互文、对文来考察单个词语的意义。这些论文对于词义的挖掘和辞书的编纂都具有重要意义；断代的系统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只有江蓝生（1983）《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札记》，方一新（2000）《魏晋南北朝小说语词校释札记》；针对专书研究的论文比较多，特别是志人小说中的《世说新语》。例如郭在贻（1984）《〈世说新语〉词语考释》，殷正林（1984）《〈世说新语〉中反映的新词新义》，方一新（1990）《〈世说新语〉词语札记》，王云路、刘坚、黄征、蔡镜浩、苏宝荣、蒋宗许、汪维辉等在《世说新语》的考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志怪小说方面有：王宝华（1987）《〈搜神记〉汪校补正》、骆小平（1990）《〈搜神记〉所见六朝新词考论》、刘钊（1995）《〈搜神记〉全译指瑕》、方一新（2000）《〈异苑〉词语校释琐记》、真大成（2002）《〈搜神记〉词语校释琐记》等。
2.除了语义上的研究外，关于复音词和构词法的研究也有不少，如程湘清（1992）、周生亚（1982）、韩惠言（1990）针对《世说新语》复音词构词方式展开了讨论，李新健（1989、1990、1991、1992）连续发表四篇文章探讨《搜神记》中复合词的构成方式，李杏华（1996）《〈世说新语〉双音复合词内部形式反映对象特征的类分》，邓志强（2005）《〈幽明录〉偏正式复音词构成方式的纵向比较》等。在词序上有高先德（1985）《〈世说新语〉的词序》，张鸿魁（1992）《〈世说新语〉并列结构的字序》。这些研究对六朝时期复音词和构词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在此领域的研究专著中，系统的当推江蓝生（1988）《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它“填补了汉语词汇史上的一个空白”⑧。该书以六朝笔记小说为研究对象，考释了330余条词语，发掘了很多六朝时期的口语词、新词新义以及特殊用法，成为笔记小说词汇研究的开山之作；吴金华（1994）《世说新语考释》，共考释了250余条口语词，通过钩沉史证，解决了很多文献中的语义问题；周俊勋（2004）《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词汇研究》，系统地对六朝志怪小说词汇进行了梳理，将汉语史研究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探讨了词汇史上一些常用词归并的系统，从韵律的角度解释了双音词的构词过程，运用词义投影来解释汉语的词汇化，为六朝笔记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通释性的专著中，也有学者大量选用六朝笔记小说作为例证，如蔡镜浩（1990）《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王云路、方一新（1992、1993）《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中古汉语读本》，特别是汪维辉（2000）《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书中选择了41组东汉至隋这一历史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常用词，运用的许多例证都来自六朝笔记小说。
在资料的整理译注方面，余嘉锡率先对《世说新语》进行校注，随后出现不少同类的注释专书。如徐震堮（1984）《世说新语笺疏》《世说新语校笺》，杨勇（2000）《世说新语校笺》，张撝之（1996）《世说新语译注》，张万起、刘尚慈（1998）《世说新语译注》等；汪绍楹（1979、1981）、齐治平（1981）、周楞伽（1984、1988）、郑晚晴（1988）、王根林、黄益元、曹光甫（1999）等人对志怪小说进行辑佚，为志怪小说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词典编纂方面张永言、张万起（1992、1993）等人先后编著了《世说新语辞典》，为志人小说材料的条理化开辟了新途径。
总起看来，六朝笔记小说词汇研究的内容比较丰富，从考释到整理，从构词法到辞典编纂，涉及到各个方面，但是这些研究偏重于个案，特别是疑难词语和特殊词语的考释，忽略对词语发展规律的系统性探讨和对理论的解释。对常用词的研究还很薄弱，较多集中在单音词义位的更替上，成系统的研究专著并不多，对志人小说的研究力度远超过对志怪小说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没有更好地把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从而将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因此，应该加大力度来讨论常用双音词的更替，探究词语演变规律，特别是那些在六朝时期出现，被现代汉语继承下来的双音词。它们源于中古，在历时的变迁中，很多词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这些词语的义位转换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注释：
①六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三国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广义指魏晋南北朝，今从方一新、王云路说法，指广义六朝。
②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第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朱庆之：“试论佛典翻译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若干影响”，见《中古汉语研究》第125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④向 熹：《简明汉语史》第1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⑤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前言）第1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⑥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前言）第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汉朝文化论文篇12
1.汉赋的兴盛
提起汉代文学,最有特点的莫过于汉赋了。赋是继承《诗经》、《楚辞》中的优秀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肆意的文风基础之上融合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集各家文化特点之大成而形成的新的文学体式。赋又介于诗和散文之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同时又兼具二者的优秀特点。
汉朝文化论文篇1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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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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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与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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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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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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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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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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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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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