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农业发展篇1
2.1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较低，带动能力薄弱
目前，南湖区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实力偏弱、能力不强、运作不规范等问题。各镇各产业之间的合作社发展很不平衡，公司、合作社、农户间利益联结机制不够紧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化、服务化水平不高，整体带动能力不强，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低。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增地减、农业资源要素紧缺的趋势不可逆转，农业发展空间日趋缩小，农业自然资源的刚性约束矛盾日渐突出。南湖区耕地、水资源人均拥有量小，水污染较为严重，生态调节能力不高，环境承载能力趋近极限，农业发展的资源和环境等要素已进入瓶颈制约期。
2.2品牌效应不明显
南湖区经济发达，劳动力及土地流转成本较高，农业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全区农产品品牌的影响、辐射能力不大，农产品附加值低，缺乏市场竞争力。
2.3农业从业人员素质低，增收难度大
专业人才缺乏，技术结构不合理，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人才短缺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进程。加之青壮年劳动力不愿待在农村发展，多外出务工，致使农村缺乏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推广。
2.4农业抗风险能力弱
农业作为国家的一个基础产业，也是一个高风险产业。由于其与自然天气和市场化过程中的价格变化有密切联系，加上国家长期以来对农业的投入不足，缺乏保障机制，抗风险能力薄弱。具体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一是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目前，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现象普遍存在，因洪涝、雨雪冰冻天气造成的损失，每年都会发生。二是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沟通农户与市场的中介组织发展缓慢，农户分散经营，无法适应变化多端的市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
2.5土地规模流转难度较大
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结果。当前农村一些有文化和劳动技能的青壮年多外出打工，其余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小农”思想严重，运用科技增收的能力弱，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农业补贴力度的加大，农村土地地租的增加，农村居民对农地的预期收入随之显著增加，农地流转成本大幅提高，推进规模经营困难加大。
3对策
3.1完善组织形式
积极围绕农业创办工业，引进工业改造农业，调解生产与市场、农户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桥梁作用，将市场与农户连接起来。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和农业的综合效益。
3.2加强科技投入
南湖区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载体，按照“高端市场，精品路线，特色产业，生态高效”的定位，通过运用先进科学技术以及集约化生产、市场化经营、产业化发展理念，提升传统产业，生产出高品质、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品农产品。
3.3注重品牌建设
品牌是产品的身份和标志。注重农产品品牌建设发展精品农业是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推进农业产业升级的有力保障，也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必然要求。打造农产品名、特、优产品品牌，实现重点农产品品牌注册，全面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以及南湖区现代农业水平。
3.4提升人才队伍
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基层干部和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着力建设带头人队伍。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职业经理人制度，鼓励和吸引相关专业人才前来任职，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近现代农业发展篇2
一
对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发展论、起伏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认为，自秦汉至明清，中国农业经济经历了连续上升的过程。秦汉时代为中国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至唐代出现新的发展。如阎守诚以唐代后期工商业发展、货币经济、赋税制度等变化为依据，认为其时中国经济已出现向近代社会发展的特点，自此之后传统经济的发展转进到一个新的时期。两宋时代，传统农业承继晚唐的特征，并获充分发展，明清时代则将传统农业经济推至更高水平。[1]以粮食亩产量为例，有学者认为明清水稻产量不断提高，明代中后期粮食亩产量高于宋代，清代中叶又高于明代，达到传统农业时代的顶峰(甚至比20世纪上半期还要高)。农业发展的证据不仅限于此，江南区域研究的成果也显示，明清水稻亩均投入的劳动量无明显增加，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这些看法与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相互呼应。麦迪森认为11世纪的中国经济领先于世界，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明清时期，人均经济收入仍大致稳定于较高水平。[2]
起伏论者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先兴后衰，大致以宋代作为分界线，此前为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时期，宋代超越前代，达至发展高峰，宋元之后由盛转衰，明清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时期。与此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与宋元时期一样，也是传统农业发展的高峰时期，只不过此一时期传统农业的发展不及前两个高峰时期显著，且受到更多消极因素的制约。这种观点可视之为变相的衰退论。章有义、吴慧、赵冈等人的研究显示，清代前期以后，粮食的平均亩产和人均产量都呈下降趋势。尽管此一时期粮食等农作物总产量有所提高，但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致使整个社会经济陷于停滞，尤以清代中期最为典型。黄宗智的区域研究成果也支持这种观点，他发现尽管单位面积产量上升，并以此支撑了城镇的发展，但绝对产出量的增加是以单位劳动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还有学者依据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农业生产工具使用情况判断传统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认为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与唐、宋、元相比虽有进展，但进展不大，个别方面甚至衰落，总体上陷入停滞状态。[3]
衰退论者的典型看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经历了由精耕细作到过密化经营的演变，结果导致生产者的贫困和社会的退步。但持此观点者认为，这并非简单否定传统农业的成就，而是兼顾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与制约并存的两个侧面;从农业产量、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等多重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经济变迁，既可看到自秦汉至明清中国传统农业在空间布局、区域分工、生产总量等方面的发展，又可看到传统农业在技术水平、人均耕地数量、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下降。[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似乎是两面兼顾的观点，重在指出传统农业发展受到一些因素制约，升中有降，就其核心论断而言，仍可视为衰退论。
至于晚清以降的近代中国农业，学者们的看法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可大致归类为发展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将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归纳为总产量上升、人均产量增加、人均收入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据此，他们认为近代中国至少到抗日战争前，并未发生持续性的农业衰退。珀金斯的研究显示，在近代中国，粮食产量非但没有减退，反而不断上升。至于单位面积产量，一些学者认为，除了太平天国、抗日战争时期粮食亩产有所下降外，在其他时期粮食亩产均呈上升趋势。罗斯基甚至对近代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肯定的判断。[5]
衰退论者认为，与清代前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历史顶峰相比，近代中国农业耕地面积、人均粮食占有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都呈下降趋势;即使农业经济有所发展，也是过密化发展，实际上是陷于停滞倒退，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终至全面破产。这一时期农村资源贫乏、农家生活水平低下、农村金融枯竭，这些都是农业衰退的征候。一些国际经济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支持这一看法。如麦迪森，他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应下降为例，认为自1820年以后的100多年时间内，中国农业经济持续衰退。
二
对于上述宏观经济变动趋势，学者们在逐步深入的争论中，已经从资料可靠程度、估算方法和研究路径的合理性等角度进行了辨析，但较少跨越传统与近代，以连续的眼光看待这些争论。因此，有必要将传统和近代作为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整体过程看待。这里，我们把上述传统农业与近代农业变迁趋势的主要观点加以简化，两两连接组合，可以得到自秦汉以迄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变迁基本趋势不同描述的示意图(其中传统、近代仅作为时间概念)。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悖论：
第一，如果认可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都是持续发展的，那么就要承认自秦汉时代起，农业经济虽然经历短期波动，但基本上持续发展直至清代中叶，19世纪中叶转入近代后，农业继续发展，直到20世纪上半叶，持续发展了2000多年。若中国农业如此连续发展，那么以往被学者们所强调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就要重新估计，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工业发展与农业传统关系的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也要重新评价。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传统与近代的区隔也就成为多余。此外，还将面临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农业经历了两千年持续发展(当然，不排除其间小的间歇与停滞)，到20世纪上半叶，超过半数的农民却难以过上温饱的生活。有学者说，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的成就都被增长的人口吞噬掉了，那么在如此规模的人口增长下，农业持续发展如何可能?人口因素对农业的双重(积极与消极)作用转换的临界点又在哪里呢?
第二，如果认可传统农业是发展的，而近代农业是衰退的，就要承认中国农业持续发展至清代中叶，而当进入近代或近代前夕，却转趋停滞或倒退。这样就要认同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各种有利的经济与社会因素增进等证据;同时，认同近代农业生产条件和经济因素恶化、劳动生产率下降等证据。此外，还需要说明在中国近代化转折的过程中，在近代工业开始启动、城市经济规模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经济却经历了衰败的过程。近代农业经济究竟面临着哪些新的因素(或旧的困扰)，使农业由波峰骤然跌向波谷?是城市工业发展、农业劳动力外流、农村经济加速融入世界市场等因素，导致了农业的停滞倒退吗?以农业劳动力变动这一因素为例，尚需证明近代农业劳动力流出农村经济领域、农业生产部门并未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更佳的生产条件。那么，是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数量均被增长的人口数量抵消掉了，因而未能在农业中产生积极作用，还是农业生产未受到劳动力数量的制约，而是被其他更为关键的因素所左右了呢?
第三，如果认为传统农业先升后降，至近代却由衰转盛，重新获得发展，就要证明近代工业和城市发展、商品化等新的经济因素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复兴与发展，而不是像衰退论者所认为的那样，造成了农业经济的停滞与倒退。还需从上述有关近代农业衰落的证据中，找出农业经济发展的依据;或者证明中国农业经济自有其变迁周期，就像有些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它与人口、土地、气候等长时段诸因素关联更为密切，却不一定与传统到近代转折期诸新经济因素有紧密关联。[6]而且要有足够的说服力，重新评价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影响的普遍看法。这样，关于近代中国工业化、经济与社会剧变的一系列论证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从逻辑上给出合理的解释。
第四，如果认定传统农业持续下降，近代农业继续停滞或衰退，承认自秦汉以来中国农业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在生态环境日益破坏、生产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都呈下降趋势。就整个农业经济和农家生活水平而言，是近代不如明清，明清不及唐宋，唐宋逊于秦汉。若果真如此，何以解释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何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一系列发展的现象?难道中华文明所取得的成就都只不过是幻像?
除了上述悖论外，即使就20世纪上半叶短短50年而论，也有许多不能解释的悖论。一些学者看到的是市镇勃兴、乡村工业拓展、金融网络延伸;另一些学者看到的却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农家收入减少、农村土地兼并加剧、农村金融枯竭。试问，这两种矛盾的现象，如何能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区域中并存?
三
之所以产生上述悖论，除了学术理路的歧异，还有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由于研判标准和倚重的侧面不同，各种观点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停滞与衰退的判断不免产生分歧。学者们所用的指标包括总产量、人均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边际生产率;考察的侧面除了技术水平、生产条件，还有收入水平、劳动分工程度，甚至还有人均GDP的增长等。各类判断虽都兼顾多项指标，但却各有所依以为据的侧重点，这就不免在一些基本判断上产生歧异。因此，以连续性、长时段的眼光看待中国农业的变化，建立一套评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才可能对两千余年的农业经济做出恰当判断。同时，还需将近代农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判断贯通。近代农业是自明清农业延续下来的，而明清农业也不是无源之水。同样，明清及其前代农业的成就也会在近代农业经济中延续。每一个时段的研究在方法上都应“瞻前顾后”，尤其应关注被认为是转型时代的近代与明清之间的连续性。固然要重视“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样的概括，但也不能在注重“变”的时候忽略了“常”。换言之，我们不能离开农业生产的历史生态评估近代农业经济。
其次，检视前述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两个问题：相对于唐宋而言，明清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相对于明清而言，近代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区域经济的研究入手。不管是明清农业经济还是近代农业经济，都存在着重大的区域差异，是发展还是停滞，要分别区域具体而论。对中国农业经济历史轨迹的判断，还需要在跨区域研究上更多地合作，因为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兴盛与衰退、发展与停滞的判断，往往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得出结论的。应当注意的是，认为明清经济发展和认为明清经济滞后有时并不矛盾。因为，有的学者是从纵向比较的视角出发，认为明清较之唐宋时代而言，经济继续发展。而有的学者所提出的明清滞后论，则是从横向比较而言的，认为唐宋时代的中国经济与欧洲相比较为发达，居于世界各国前列，而明清时期已经落后于西方。换言之，自秦汉至唐宋，中国经济是绝对地发展的，也是相对地(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发达的;但自唐宋以后，虽然仍保持绝对地发展，却相对地落后了。一些争论的实质就在于这种相对性、绝对性判断上的差异。因此，在分析对中国农业经济判断的异同时，系统区分其结论是基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会减少似是而非的争论。
再次，在研究中国农业经济时，不能套用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这已为经济史学者们的共识。也因此，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村经济时，曾有意避开经济理论的预设，注重考察具体的生产条件，而较少讨论诸如价格、运销诸因素。然而，就中国农业经济尤其是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而言，不考虑农家经营中的市场因素，如何理解农业和农村经济呢?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分析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但完全无视经济分析也不能给予农业经济以充分理解。实际上，上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业经济兴衰共存、荣枯互见的矛盾现象，恰恰需要从与市场相关的诸因素去理解。在融入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农业产品由农村流向城镇，工业产品则由城市流入农村。在这种对流过程中，农村原来的手工业、劳务、农业收益的一部分经由市场流向城市乃至国外，日积月累，遂致农业经济衰退。这正是劳动生产率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经济区域，在接触较为发达的经济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谓近代土地兼并加剧，也正是在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外部产品输入农村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应视之为农家经济破产的根源。因为自明清至近代，土地制度没有本质变化;实际上，由于永佃制的扩展，在个别地区还出现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地权关系变化。这说明制约近代农业经济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土地产权制度，还不如说是与市场关系紧密的农业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诸因素在市场条件下的相对水平。这就提醒我们，在解释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市镇规模扩大、农村贫困化的悖论时，除了考察中国农村和农业内部诸因素外，还需更多地联系“世界体系”加以认识。
近现代农业发展篇3
（一）观点创新
在研究中，作者表现出很强的整体把握能力和过硬的学术功底，其观点具有独创性，而且言之有据。书中详尽地介绍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起步的社会背景和动因研究，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成就与局限，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转型的动因和农学会、报刊等在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中的作用。此外，书中的很多观点十分新颖，而且论证充分。例如，作者根据不同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阶段划分的理论，并结合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近代化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设计：第一阶段，从1897年杭州蚕学馆的创建到1912年“壬子癸丑学制”的建立，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从1912年到1922年“壬戌学制”的建立，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从192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发展阶段。
中国近代史以重大历史事件及社会思想变革为依据，划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个依序而又交错的运动与斗争不同阶段的历史，其间的辛酉、同光中兴、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与新政改革等杂糅、分布期间，蔚为一部充满血泪的抗争，又不断探寻实验的多角性历史画卷。这种历史的纵向嬗变、演进的社会历史体系，成为一般共识，具有普适性意义。但就专门史而言，由于受特定研究对象的限定，必然应体现出其个性化的多样性，具体到经济史、文学史、教育史、宗教史等均是如此。本书探讨的高等农业教育属于教育史的专题或农业史的领域，在阶段性问题的把握确立中，更应有其独特性，这应该是一种历史智慧与研究创造性的突出表现。由于学制是办学的章程，具有教育法制化的意义，不仅是新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是设学兴教的依据，更是督察评估的指标或项目要求。因此，论近代各级各类教育，都要考究学制的内容。清末的1902—1903年“新学制”包括《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两部，其中都有农业学堂的设计，但真正颁布实施的却只有后者。由于包括农业在内的高等实业学堂在民初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下的教育改革才被列入专门学校，归于高等教育之列。因此，本书并未对清末学制详加论述，此举蕴涵了对高等农业教育研究对象的清醒认识。当然，这或许也与近代化格局中清末新教育流弊的理解不无关系，但在我们看来，适当地加以梳理与阐释并赋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还是有必要的。
“癸卯学制”的课程计划改革了传统教育内容，具有面向世界的国际意识。表现在实业教育上，则是要求初等商船和中等各科实业学堂，加设外语课和相关的国际贸易及商务来往知识，有意识地进行世界市场专业人才的培养。“癸卯学制”规定，各省至少设立一所完全制的实业学堂，并由地方督抚考察当地情况后，就本省“最相需最得益”之实业门类，选派学生出国留学。这种“相需”与“得益”的办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唯义理所在、不求利益的旧格局的突破，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要求，意味着中国近代教育开始成为文化知识与社会生产之间的桥梁。“癸卯学制”规定各种实业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不同专业的应用技术人才，确定了近代国民教育和人才教育的基调，教育开始与社会生产、国计民生相联系。该学制是西方实业教育制度中国化的第一次尝试，但由于时代和统治者的局限性，它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章程尤其是关于实业学堂的规定，基本上是仿照日本的学制，对国情的考察不够，即在没有受到普遍良好的普通教育毕业生的前提下，盲目重视高等实业教育，忽略了中国社会最需要的初中等实业教育，不重视实习实践。二是由于章程是在清政府的谕令下，由封建官僚要员张之洞、荣庆、张百熙等人拟定的，它打上了极深的封建烙印。它强调修身和中国文理为各种教育之根本，各级学堂都要设修身或人伦道德课，其中初、中等学堂的修身、读经各占到每周总学时的47%、28%。[2]417-420基于上述缘由，本书作者实际上是以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和1922年《壬戌学制》为界限，对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进行阶段划分。1912年学制颁布前，重农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逐渐形成，其倡导者借鉴西方近代农业实践的经验，大力发展农业教育和科技，推动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兴起，然而，近代早期农业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还不完善，具有很多缺陷。民国早期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政局动荡，割据一方，造成了种种矛盾与困苦。但各豪强势力为了扩充实力，争取民意，又纷纷借助实业、工商的资源，在相关政策、环境条件下给予便利。尤其是此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忙于战争，美国则争做军火买卖，从中谋利，无暇东顾挤压中国资本经济。这就为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产业及股份制资本发展迅猛，也由此催化西方科技文化传播与近代教育改革。高等农业教育制度得到进一步改革，农业教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并逐渐完善，由学习日本逐步向学习美国转型，农业教育、科研、生产一体化的办学体制引入中国，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进入转型阶段。从此，美国化教育模式、专业设置、课程模块以及实验方法占据主流地位，其他如传统农业教育内容及方式的沿袭，日本、欧洲大陆国家近代农业教育成为辅助，这种态势至少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壬戌学制”颁布后，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逐渐完成转型，高等农业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学科层次得到提高，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的国际交流更加频繁，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教会大学农林学科与国内大学农林学科并举的格局，同时还出现层次较低农业专科教育或附属于大学、或独立建置隶属职业技术教育以及专门学会或社团组织创办短期农业科技培训班等多层次、多类型的近代新型农业教育体系。一时间金陵大学、岭南大学、齐鲁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南通大学、厦门大学等纷纷改进农林学科，增添短期培训机构；北京、广东等地农业专门学校升格为大学，以提高办学层次与人才质量规格，与此同时又在中等专业教育层次基础上建立了浙江、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南、江苏等农业专科学校。至于依照“壬戌学制”及其它职业教育规程要求开办的农林职业学校更如雨后春笋，竞相生长。到1937年，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基本完成。由此可见，作者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阶段划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论证合理，推理的逻辑亦准确、严密，能够很好地呈现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二）内容系统
本书对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制度，高等教育思想和留学生教育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缺。在教育问题专题研究中，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对深入了解教育活动具有重要意义。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制度和近代高等农业教育思想的演变是其重要内容。在本书中，作者从包括清末《壬寅•癸卯学制》在内的三次学制的演变入手，详尽地介绍了高等农业教育制度的近代化演变，并通过张之洞、邹秉文和杨开道的农业教育思想对近代高等农业教育思想进行归纳总结，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把握高等农业教育制度及思想的近代化演变。伴随着留学教育的兴起，农业留学活动逐渐开展。通过整理近代农科留学教育的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近代农科留学教育兴起的动因与留学政策和近代农科留学教育的实况，使读者能够准确把握农科留学教育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书中对直隶高等农务学堂的发展过程进行个案研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色。个案研究法是一种从整体上来处理一个课题的方法，它通过详细地调查一件实例来了解这一实例所属的整类个体的情况。直隶农务学堂是我国建校最早的高等农务学堂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河北农业大学的前身。1904年直隶农务学堂发展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开创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先河，对近代高等农业院校的建立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直隶农务学堂的发展史，记载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与兴衰。对直隶农务学堂的近代化历程进行考查与论证，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整体情况。时赟在河北农业大学学习工作多年，凭借自身的优势广泛搜集史料，进行严谨的考查与论证，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直隶农务学堂的历史演变、直隶农务学堂的办学特色以及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对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影响。古语云：“管窥全豹”，从直隶农务学堂、直隶农业专门学校到河北农学院演变的个案中能够了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整体情况，这充分实现了个案样本与群体普遍之间的推理关系，不仅是可信有效的，而且突出了区域与全国之间的逻辑关联。
（三）现实性突出
当前我国学术界有一种甚为流行的看法，即教育史研究疏离现实，其应用及实践功能欠缺。其实，这种论点有失偏颇。知识的实践性或运用程度是有多层次、多方位的，既有与市场机制联系的即时性，也有益智、培植素养能力的通用性，不能简单地加以归类或判断，更不能因此影响对学科的价值判断，这是非理性的，更漠视人文精神及主体生命价值。当然，就教育史学科而言，适当地加强实践应用取向也是可能的。无论在选题上偏于科技教育、职业教育或具体教育教学的微观问题，还是在方法上强调量化与实验分析等等均有助于工具操作意义的提升。本书作者的高等农业教育选题以及研究方法中独具匠心的实证个案与统计数据运用，都有如此的特定功能。尤其是书中介绍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为“三农”服务的探索与实践。“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是当代中国所特有的现象，事实上近代的中国“三农”问题也曾凸现并引起高度重视。作者把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与中国“三农”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总结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为“三农”服务的经验教训、利弊得失，为农业、农村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教育理论，从而揭示了高等农业教育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与不足，应然成效与实然困惑之间的不对称性等，均可直接为当代农业发展及农村建设提供对策思路及深刻启示。
二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是在民族危机深重，自然经济濒临崩溃的背景下起步的，其近代化具有特殊性。作者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严格的考查与论证，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以教育史的独特视角鲜活地展示出来，向读者展示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历程并得出一系列精辟结论，给予现代农业教育以深远的启示。这些在本书的结语中有淋漓尽致、具体而微、高屋建瓴的论述，相信读者能通过阅读而体察品味。诚然，本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缺少对教会学校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中地位与作用的系统介绍。教会大学农业教育源于传教士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化，是除医疗外又一项重要世俗性事业，其发展演变的过程经历了初创、兴盛、衰退及消亡几个历史阶段。教会大学农业教育在中国近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农业科技人才，是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进程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开展农业教育的典型，书中多次以金陵大学为例进行论证，但没有对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加以评述，这显然是令人遗憾的。在此，笔者就该论题略作陈述，以丰富认识。
近现代农业发展篇4
一、农业历史发展过程
（一）古代传统农业
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耕作方式有了转变，铁锹、爬犁这种工具开始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角，这些“先进”的农业工具催生了农业的第一次革命，使“原始农业”走向了“传统农业”发展的道路，土地产量相比原来有了“质”的飞跃，在漫长的3000年时间内，农业经济发展缓步前行。传统农业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是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传统农业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在当今时代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二）近代工业化农业
科技的第一次产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和第二次产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于20世纪初期），以机械化和电动化为主要标志，不仅促进工业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在封建土地制度废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这一转变大体上起始于19世纪中叶，到二战时期，近100年历史。受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影响，近代农业的发展策略是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农业工业化的积极方面是生产效率的提升，但负面影响是高能源、高消耗、高污染，造成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
（三）现代生态化农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农业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商品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农业发展成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基础产业。生态农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改善传统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农业生态化，就是以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基础，尊重生态自然发展规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集约化经营农业发展的新模式。从技术特征来看，常规意义上的现代农业技术特点一般包括化学化、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等。当今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还要注重上述技术特点外，要更加关注到现代技术的新特征：生物化、信息化、安全化、环保化、循环化、标准化等特点。
二、农业发展辩证过程
（一）基本发展过程的辩证启示
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看，世界范围的农业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即传统农业是简单的农业化，对原始社会的农业进行了扬弃，使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代表的农业从原始生产方式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方式，即第一产业――农业。而近代农业，则是以工业化的理念和手段对传统农业进行了升级，其积极方面是使粮食产量突飞猛进，不但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同时还能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和工业原料。但由于过分依赖科学技术，而对传统的“天人合一”农耕理念进行了扬弃，提出了“向自然进军”理性的狂妄，并尽情地享受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一次次。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类的每次征服，都将得到自然对人类加倍的惩罚。于是近代工业化农业走向了历史的尽头，建立在生物、信息技术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现代农业理念的出现和发展，以生态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农业，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同，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代农业是对传统农业、近代农业的现代扬弃。
（二）再农业化对农业化和工业化的本质跃升
现代农业从本质上对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进行了辩证的扬弃，并实现农业本质的跃升。生态农业的目的在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上和经济上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特点：（1）综合性。即按“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全面规划，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和农村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并使各业之间互相支持，相得益彰，提高综合生产能力。（2）多样性。即针对自然条件、资源基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情况，充分吸收传统农业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以多种生态模式、生态工程和丰富多彩的技术类型装备农业生产，使各区域都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各产业都根据社会需要与当地实际协调发展。（3）高效性。即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多层次综合利用和系列化深加工，实现经济增值，实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降低农业成本，提高效益，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农业内部就业机会，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4）持续性。即能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污染，维护生态平衡，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常规发展为持续发展，把环境建设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现代生态农业在借鉴传统农业优秀思想理念有：（1）天人合一理念；（2）精耕细作思想；（3）有机农业思想；（4）农业为本的思想。同时也吸收了近代农业的科学思想和工业化手段。但现代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只注重粮食产量的提高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体现为：（1）粮食产量高和质量好相统一；（2）种植业与林、牧业协调发展，共同发达；（3）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4）机械化、电气化水平高与劳动者的直接参与相结合。
总之，以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农业发展历程，则从总体上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即“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过程。其中，工业化阶段是去农业化，即对传统农业的异化，而再农业化，则是对传统农业的现代扬弃，同时也对工业化（去农业化）进行了扬弃，即继承了传统农业的积极理念和近代农业的正确思想，真正意义地实现天地人现代生态理念的统一。
近现代农业发展篇5
近年来，海门市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不断改造传统农业，坚持把发展现代高效农业作为发展农村生产力、优化农村生产关系的切入点，创新农业生产方式，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高效设施农业规模不断扩张，生产效益不断提升，农民增收的效应不断显现，为海门市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该文以海门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具有显著标志的高效设施农业为切入点，通过召开座谈会、走村访户、外出考察等形式，旨在摸清海门市现代农业发展现状，借鉴先进经验，找出现代农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探索下阶段现代农业发展对策，从而进一步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1发展现状
近年来，海门市紧紧围绕“全省高效农业规模化第一强市”的工作目标，全力推进高效农业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化发展，高效农业在项目带动中加速推进，实现了规模和效益的同步提升，连续5年获“江苏省高效农业规模化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1.1高效农业成效显著
2011年全市中高效农田面积4.20万hm2，占总耕地面积的70.28%，同比提高了3个百分点；设施农业面积1.67万hm2，占总耕地面积的27.88%；钢架大棚面积0.65万hm2，同比增长13.95%。高效设施农业占比保持全省先进。
1.2设施农业快速推进
2011年全市新（扩）建农业园区121个，其中种植业园区51个，畜牧业园区38个，水产业园区15个，休闲农业园区17个。其中，新建百亩以上连栋大棚园区8个；百亩以上单体钢架大棚园区12个。官公岛、沿江片区、通东片区和三厂临江片区4个万亩现代农业园区初具雏形，官公岛万亩现代农业园区跻身江苏省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和全国蔬菜标准园行列。
1.3规模养殖再创新高
2011年全市生猪饲养量42.46万头，规模养殖比例达88.83%；家禽饲养量1 750万只，肉禽、蛋禽规模养殖比例分别达到97.23%和92.75%；山羊饲养量176万只，新增千头羊场6个，成立了省内首家、全国一流的海门市山羊研发中心，为海门市山羊业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新增高效规模渔业面积533.33 hm2，新增设施渔业面积166.67 hm2，水产品总量达到8.2万t。
1.4优势产业发展迅速
近年来，海门市已形成了特色瓜蔬、海门山羊、“四青作物”3个超10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形成了特粮特经、果品苗木、优质家禽、优质水产4个超5亿元的优势产业。以三方、开泰、东方雁等为代表的羊肉加工企业拉长了山羊业的产业链；以中宝、东绿、顺星为代表的“四青作物”速冻冷藏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达15万t以上，拉动了“四青作物”产业的快速发展。
2主要做法
2.1政策扶持引导现代农业发展
自2007年以来，在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海门市连续5年出台了“关于发展现代农业的实施意见”的扶持政策，对现代农业发展予以税收优惠、农业、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等全方位的鼓励，重点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大户等各类农业产业发展主体进行产业基地、品牌农业、质量农业、外向农业、设施园艺、高效农业园区、畜禽规模养殖基地、高效设施水产园区、农机具购置等予以财政扶持，吸引各类能人主动投身现代高效农业。
2.2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农业发展
近年来，海门市结合当地种养情况和区域产业发展基础，紧紧围绕现代农业、高效农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切实加大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引进与推广力度，在蔬菜、特粮特经、优质畜禽、水产等高效规模和配套技术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农业科技贡献率不断提高。通过引进培育新品种，促进了农产品优质化；通过推广应用新技术，促进了农业生产标准化；通过创新应用新模式，促进了农业园区高效化。
2.3质量农业保障现代农业发展
进入21世纪，海门市把发展质量农业作为保障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切实抓好农业“三品”认证管理和农产品质量监管，积极探索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机制，通过实施农药残留周检制、公示制、通报制、溯源制等，确保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的有效衔接。全面禁止销售与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建成了全省第一批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和生态农业县。以实施部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县项目为契机，并以蔬菜、西甜瓜、海门山羊标准化核心示范区建设为重点，整体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
2.4品牌建设提升现代农业发展
近年来，海门市非常重视品牌农业建设，农业品牌建设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海门山羊成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海蜜牌甜瓜、绿庭牌鸡蛋、海盛牌猪肉等被评为江苏名牌农产品，东方雁牌羊肉被评为江苏名牌产品。从而进一步延伸了农业产业链，现代农业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
3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海门市高效农业发展迅速，成效显著，但与先进地区相比，以下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当地农民参与程度不高，成效持续增收机制还未真正形成；二是农业基础设施较为脆弱，农业有效投入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三是农业专业化组织程度不高，农民科技素质偏低，种养结构与经营方式落后于市场需求，农业生产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四是长效考评机制不健全，补贴对象与标准不科学，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这些问题将制约海门市现代农业的升级[1-2]。
4对策
近现代农业发展篇6
一、问题的提出
在1983年张雨林教授首次提出“农民工”一词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研究并没太多超出社会学的范围，至多只是把农民工理解为小城镇与乡镇企业发展中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劳动现象：农民身份的劳动者而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入世以来有关出口产品中劳动成本界限问题的凸现与东南部沿海地区出现由“民工潮”到所谓“民工荒现象”的变化，特别是中央政府的重视，引发了学界对农民工问题的高度关注与研究兴趣。农民工对中国产业转型与城乡经济社会的多层次价值意义，是导致近几年来学界迅速将“农民工”范畴推展至经济学界、法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各个层面的基本原因。与这种学术走向相联系，关于农民工问题的文献骤增，涉及面也越来越宽。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文献中对农民工的历史解读与研究。陆学艺讨论了中国农民工的缘起；[1] 孙立平论证了农民工起源的独特性；[2] 卢迈等回顾了改革开放20年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并对国家政策作出了分析；[3] 沈立人考察了农民工的形成和演进[4] （PP61-98）等。显然，历史地看待农民工的形成与发展，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却鲜有对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与农民工演进形态的关系作专题讨论。本文试图从中国工业化进程对农民工形态的规定性，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发生在中国的农民工形态的特殊性与多样性。
二、农民工：农业劳动向工业劳动转化过程中的劳动者形态
对农民工的界定有多种方法。有社会学意义的界定：城市农民工是中国社会分层体系上的一个社会群体，是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的，被排斥在正式的城市居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体。[5] （P1-2） 有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对农民工下定义：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6] （P1） 有从劳动经济学角度认为中国农民工应从三个层面去界定：从劳动的性质看，农民工是带着农民身份进入工商企业，接受企业用工制度安排，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岗位工作的劳动者；从劳动力的来源看，农民工主要来自当今中国农村中“敢闯”、较有文化、较有朝气的“先进生产力”部分；从劳动行为的利益动因看，农民工为收入最大化的追求者，是城乡劳动收入差异的发现者和现实行动者。[7] 有从农工二重性对农民工下定义：农民工，无论“农民+工”或“农+民工”，不同程度地兼有两种身份和双重角色，并且以“农”为起点、以“工”为归宿，是过渡期的特有现象。[4] （P52） 本文从工业经济史的角度将农民工看作为农业劳动向工业劳动转化过程中的劳动者形态，这既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历史范畴。
把握历史明兴衰，知更替。研究农民工，不论是过去的、当下的，还是未来走势的，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离开历史。沿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分析，人总是历史的，农民工也总是历史的，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当代人总在承袭和积累上代人的经验与知识，推动历史螺旋式上升运动；农民工又总是有组织的，人需要组织，人在组织之网络内与网络外之间交替互动（人也因之而具有组织网络外部性）。因此，割断产业组织历史，离开历史的规定性去研究农民工的当代性问题以及未来走势，是不可思议的。工业企业组织承载着农民工的转型和发展，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成为判断中国参与工业全球市场竞争成本的一个重要变量。
农民工是农业向工业化转型的必然产物。农民工并非中国首创，600多年前的英国工业圈地运动甚至更早时期，人类就开始了农民工的久远历史。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民工有不同的称谓，如失地农民、破产农民等等，但本质上都是农业劳动向工业或其他产业劳动转化的劳动者形态。
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是一部逐步非农化的历史，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为主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劳动形态从以农业劳动为主向以工业劳动为主的转变过程。一方面工业的效率优势推动工业产业发展，开创出对产业工人的需求空间，另一方面，伴随着传统农业的衰落和新兴工业的崛起、成长，社会又游离出结构性失业者，把他们重新推向劳动力市场，于是需求与供给共同创造了农民工形态演进的历史。世界由农而工的历史镜像为我们提供一个考察农民工现象的历史思想空间和经验启示。16-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处于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传统农业转向新兴工业的产业经济重要转型期。崛起的商业资本，在高利润追求动力的驱动下，迅速推进其对农业、农村的攻城略地和暴力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① 导致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使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产生了无业游民和被雇佣的社会劳动分野。雇工或是作为资本主义农业的，或是乡村工业的，或是流向城市转型为工业产业工人。这样一种劳动形态的转变，无形中为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让出”了空间，又为城市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雇佣工人，并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消费品市场和日用工业品市场。以资本主义发源地英国为例，16世纪的圈地运动以后，大量流向城市的农民工，适应着由织袜机、起毛机、回旋织布机、冶金高炉、深精采矿设备等新机械技术发明应用推动的工业革命要求，共同推动着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呢绒业、成衣业、日用品加工业、皮革业、机器工业等。[8] （P240）
中国的农民工历史同样与中国工业化演进历史息息相关，考察中国农民工的历史得以中国工业化历史作为一个基本的参照。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数千年农业文明并在近代落伍了的传统的农业发展中大国，其现代化进程势必使一个从传统浓重的农业向现代工业化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农民工，需要农民工逐步转变为准产业工人，转变为正式的产业工人。而农民工之所以为农民工，要实现成为有一定发展依据的时代新人，必须建立在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上，工业发展了，也就需要更多的产业工人，这些产业工人不是生活在城市的工人所能完成的、所能取代的。
三、近代中国工业的独特性与中国农民工的近代形态
中国工业化历史可从近代工业谈起。以机器生产方式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工业的形成与成长，体现着工业产业发展规律的一般性，也有其发生在中国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工业有其区别于此前历史阶段，又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的独特性。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缺乏作为手工业与机器工业之间的中间形态的工场手工业充分发育。近代中国工业出现在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此前的所谓工业主要是一种手工业形态，它以城乡家庭手工业为主，工场手工业和工匠手工业为辅，具有业别多、分工细、手工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等特点。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势力的侵入和封建政府官办工业、民族工业的发展，使这种手工加工工业形态日渐式微。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工业从手工业生产方式向机器大生产方式转变，缺乏作为手工业与机器工业之间的中间形态的工场手工业充分发育，没有像西欧资本主义工业那样的简单协作、手工业工场、机器大工业三个紧密相连阶段的链接与磨合，具有跨越性和混合性特征。
（二）企业最初的创办动因与动力不是发生在民间，而是外国资本。中国第一家具有近代机器大生产特点的工业企业“榄文”船舶修造厂，于1843年建于香港，属英国资本所有。[9] （P1） 最初的机器工业是由外国机器工业移植过来的。这是一种从外资机器工业（1940年代）到清政府官办机器工业（1960年代）再到民办机器工业（1970年代）的演进路径。
（三）民族工业是在外国资本工业和国内官办军事工业的产业链上端和下端发轫，又在被利用和被控制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资本工业一开始就备受外国资本工业和国内封建政府官办工业的双重挤压，在夹缝中勉为其难地生长。充满血与火的战争频繁和国内经济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它们长期处于不稳定、不确定、焦虑不安中，甚是艰难。[10]（P922） 可以说，近代中国资本工业是一个以外国资本工业、官僚资本工业为主，民族工业资本为辅的混合体。据祝慈寿先生收集整理的中国早期产业工人统计表，在19世纪末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早期五大产业类别，即外国资本在华经营的近代工业、清政府经营的近代军事工业、清政府经营的近代炼铁与纺织工业、近代矿业、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分别有工人3.4、0.91-1.081、0.55-0.6、1.6、2、2.725万人，合共9.185-9.806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美国等外国资本在华的扩大和国内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队伍得到了扩大。据不完全统计，1918年全国工人人数共计达174.9336万人，其中制造工厂工人63.8641万人、运输工人22.1811万人、矿山工人53.0885万人、市政工人12万人、政府直辖工人2.164万人、外国工厂工人32.4362万人。也有人估计，1920年代初期，中国工人总数已达200万人左右，其中全国机器工厂工人总数为144.5万人、矿业工人总数为42万人、交通工人总数为20万人，共计206.5人。[10] （P475） 当时中国产业工人的产业分布主要集中在机器工业、交通运输、矿业等几个主要的产业部门。
（四）近代民用工业的经营方式，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为主。官办工业带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特性，但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主要是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但又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封建性。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显示出更为明显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特性。[10] （P7）
中国近代工业的特殊性决定农民工的近代形态。中国农民工的近代形态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早期产业工人的来源主要是破产的手工业工人和破产的农民，但相对前者而言，破产的农民还很少，涉及面也不大。这种破产条件下产生的农民工与今天意义上的农民工存在很大的差别。差别表现在数量上、城乡关系上、工农关系上、农地关系上等等。中国早期农民工是受多种资本盘剥、各种资本之间明争暗斗的结果，反映到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上，农民工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极低。
第二，农民工主要集中在纺织工业，当时纺织工业是容纳工人最大的产业，纺织工人占去全国产业工人总数近1/10。而且较多是农村妇女。比如上海早期纺织厂的女工来源，有很大一部分是附近川沙、上海、松江各县纺织土布的农村妇女。上海机器织布局被毁之前，雇佣工人有4000人左右，其中很多是女工，她们原是上海周围地区的农村妇女。[10] （P476）
第三，农民工的来源地主要是城市郊区农村或离城市不远的农村地区。中国近代工业主要发生在城市，如上海市和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城市，如南京、宜兴、无锡、杭州等市。上海机器织布局当年雇佣的女工中，很多是来自上海周围二三百里的农村妇女。另有史志记载，江苏宜兴“附近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做工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沙厂纺织者，可达六千之数”。[11] （PP227-228） 这与近代中国机器工业主要发生在城市，而且工厂数量相对庞大的中国农业来说，还很少，广大农民还极大地封闭在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子有关。当时的外国资本工业、封建军事工业、官僚资本工业与民族工业等几大类型工业主要分布在几个主要城市，农民很难进入城市工业中。这种从农家到工厂的距离，相对现今农民工来说真是太短了。前几年李强教授有过对流出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和流入农民工最多的广东省的研究，认为两省流出与流入之间的距离，乘火车就达1500公里以上，指出大跨度、长距离性流动是当今农民工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5] （P78）
第四，在外国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协迫下的民族工业资本对工业劳动者的吸纳力极低。当以英国、意大利等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时，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大国，可以称得上机器工业的近代工业，才刚刚开始。事实上，在外国资本强盛而民族资本极其弱小的不平等条件下，不管外国资本工业还是民族资本工业，都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增长和发挥，它们对农民工的容纳量必然是相当有限的。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产业工人的增长速度大大落后于产业资本的增长速度。如下一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1920年我国产业资本的数量只有23.7亿元，而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产业资本数量就已积累到120多亿元，比1920年增长了4.1倍，而同期产业工人人数只增长3倍左右，也即工业人均资本拥有量只增长了37%。[12] （P403）
四、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发展与农民工的当代形态
中国工业化由近代转入现展始自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按汪海波先生的分类研究，新中国后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可分为六个时期：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业（1949年10月-1952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工业（1953-1957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1958-1960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业（1961-1965年）；“”时期的工业（1966-1976年10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工业（1976年10月以后）。[13] （P13） 1976年10月粉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中国工业现代化真正开始。中国的工业现代建设也由此而转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总结新中国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不难发现：第一，中国工业现代化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模式；第二，中国工业现代化转型并不顺利，是充满着迂回曲折的；第三，转型过程的曲折有客观上的国内外政治背景的原因和庞大的小农经济基础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对工业化规律认识不足的原因等等；第四，可贵的是曲折中工业化的精神没有丢，尽管在国外反华排华浪潮汹涌、国内万马齐喑的时期都在或强或弱地延续着。正因为这种工业化精神的存在与延续，也才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迅速补救与发展。
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的曲折性决定农民工走向的波动性与形态的多样性。新中国以来，与国家政策变动有关，农民工走向的波动性非常明显，显现出大约每隔10年就有一个波段变化特征，而且大都出现在“年代后”。1949年至1952年，适应快速推进工业化的需要，国家采取让农村居民向城市自由迁移的政策，大量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工矿企业。1950年代后期，以1958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我国采取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政策，由此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1960年代后期开始，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后来的知青回城。1970年代后期，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开创了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就地转移新模式。198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取向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适时调整限制政策，准许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供给制度的前提下进城务工就业，呈现出农村劳动力“离土又离乡”的劳动力异地转移新模式。1989年全国农民工由1980年代初期的不够200万猛增至3200万人。1990年代后期，城市就业面临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峰叠加”的严峻形势。[6] （P2-3） 对20世纪后50年出现的中国农民流动的“年代后”变化现象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
中国农民工当代形态具有多样性。多样性首先表现为农民工的多种类型：离土不离乡类型、离土又离乡类型、半工半农类型等。
离土不离乡类型。这种农民工类型是与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离土不离乡，指的是户口是农村的，身份还是农民，但从事的是工业劳动性质的工作。也就是乡村工业劳动者。这种类型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都有表现，但比较集中的主要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在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和农村公社化时期。这一时期的农村工业化产生了我们当今所指称的农民工。农村工业化的主要形式有社（）办企业、村队企业等。195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国推行化，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不光办农业，也办工业。由公社办的工业企业称社办企业，如一些公社里建的农机修配厂、小化肥厂、小五金厂等。由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办的工业企业称为队办企业或村办企业，如加工大米、小麦、玉米等农副产品的加工厂，或生产服装、鞋子、机械零件等非农业的，跟农业没有关系的产品的小工厂。像江苏华西村当年就有这类小企业。这些社办企业、队办企业、村办企业中的“工人”，干的工作是工业劳动性质的，但身份还是农民，跟其他的社员没有区别，也是按工分分配。这些工人实质上就是我们当今所说的农民工。第二个时期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后不久我国推广生产责任制，体制变革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得到大发展，大大改善了粮食及其它农副产品的供给。到1984年，粮食的丰收引出第一次的农民“卖粮难”现象，农民有了余粮，也有了余钱，也有了多余的劳动力。此后大量的农村工厂组建。1984年，农业部下发文件，将社队企业统一更名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最初表现是“几小”：小食品（以农副产品为原料）；小纺织（含服装、鞋帽等）；小机械（含农机修配）；小制造；小砖瓦和小水泥；小化工；小煤矿；小冶金等。[4] （P71） 乡镇企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人，既推进了“农村工业化”，又激励了“农民工人化”。
离土又离乡的类型。新中国成立后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一时期，也是离土又离乡类型农民工比较有代表性的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开始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这也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业化发展新时期。一方面全国工业建设轰轰烈烈，另一方面农民大量进城。统计表明，1952年全国城市人口7000万人，1957年增加到9949万人。（张富良）5年时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近3000万人。在那个阶段，每年城市化程度提高一个百分点。
半工半农的类型。这指的是利用农闲时间出外打短工，或在播收季节的关键时候回家务农，完后又出外打工的那种农民工劳动形态。有些农民外出打工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即农忙时回家种地，农闲时外出打工。[5] （P80） 这种类型也称“候鸟式”或城乡间双向流动为主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形式。其中又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形：其一是“兼业式”，以农业生产季节为周期，利用农闲时间外出打工。这其中又可分为以农为辅的兼业和以农为主的兼业。前者以非农产业为主，大部分劳动时间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劳动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非农劳动的劳动者；后者的劳动性质、劳动时间都以农业劳动为主，且农业劳动收入仍占有较大比重。其二是“钟摆式”，以年为周期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流动。目前这种类型的农民工还不少。据统计，仅2004年，这种季节性外出打工的人数就约占农民工总量的20%左右。[6] （P6）
此外，农民工的代际差异明显。改革开放前的农民工形成带有很大程度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除比较正式的对农村青年政策性招工外，城市工业企业或其他机关事业单位会不定时地到农村招收一定的临时工，不存在代际关系，所谓代际差异也就不确定。市场经济取向的体制改革经历近30年的演进，中国工业化走出了一段近代工业化以来前所未有的快速成长行程，当年改革开放之初大胆走出山门打工的农民工已历史地“交班”给第二代农民工，显示出代际差异的新特征。
五、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长期性与农民工历史的长期性
综合考察中国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历史，我们发现，以机器大生产出现为标志的中国工业化尽管已走过近170年的历程，但远未完成。中国的农业大国性质正使中国的工业化显示出一个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长期性特征。
第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长期性和转型多样性首先表现在历史上工业化主体的多元性和多变性上。中国的工业化方向不会改变，但中国的工业化又是长期的，这种长期性源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建立在强盛的古代农业经济基础上，比较而言的世界农业历史上领先优势，在农民、农业、农政三位一体的强相互作用下，不断地强化着中国的农本优势，有着一种不易改变和打破的超稳定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与后来的工业化存在较大较多的矛盾与冲突。工业化是与市场化发展相适应的，其本质是开放竞争的，是反封闭和反垄断的。而一个具有5000年农耕文明基础的农业大国，一旦被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推上转向工业化的发展轨道，市场竞争中的工业化主体多元性就很容易产生变形，变得有异于市场竞争常规的极端性与多变性。中国近代工业化史上，主体的多元性表现为外国资本势力、国内封建政府力量、官僚买办阶级、民族资本、城市工人、农民等多种力量的混合，而又以外国资本实力和封建官僚资本为主甚至垄断，与此相伴生的是民族资本、工人、农民的依附特征。中国工业现代化打破了这种格局，在政府主导下重树了民间资本、工人、农民的工业化主体力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结构变革，随着新型工业化思想的输入而强有力地冲刷着传统工业化遗留下来的历史陈迹，但要真正确立全球化下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模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使之具有过程的长期性；这一长期性需要多级转换才能完成，使之具有转型的多样性。
第二，工业产值结构与工业人口结构严重不对称性需要长时间来磨合。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存在着严重的结构不对称问题。远的不说，就说近期的。从1990年代末以来的工业产值构成看，工业增加值、工业增长速度都提升很快，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在迅速提高，变化非常显著。但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转移的速率看，中国工业化进程又是比较缓慢的。[12] （PP437-475） 显示出工业产值的迅速发展与城乡工农劳动力二元结构的缓慢转换极不相称的特征。产值上的较快增长与工业人口转移的缓慢正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反差比照出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也同时意味着中国农民工当代形态的多样性和农民工到产业工人转化的长期性。
第三，新型工业化发展对工业劳动主体素质的要求不会在短期内达到。新型工业化的完成需要实现外延式增长到内涵式发展的模式转变，模式转变包含有四大转型，即工业技术结构的转型、工业组织的转型、工业资本的转型和工业劳动主体的转型。其中最主要的是实现由以农民为主向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劳动主体转型。劳动主体的转型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转移的问题，而是劳动主体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高的结构转型问题。劳动主体的结构转型的背后是工业劳动结构与新型工业化发展对人力资源素质要求的协同性，是劳动者素质的可持续提升机制。这需要有政府、企业与农民工本身的联动与互动。政府方面的作用不仅仅是一个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取消户籍制度使农民工变成产业工人的问题，企业方面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如同一些学者所指的增加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就可解决的问题。农民工，不论是作为产业后备军看待还是给予准产业工人过渡，其劳动素质的提升除需要有政府和企业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外，还需要有促使劳动主体结构进步和个体素质提升的激励机制。在整体素质不高而又缺乏良好的素质提升机制的条件下，要迅速达到新型工业化对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和素质提升机制的要求，是不可能的，硬是搞数字指标上的“”，急于求成，只会事与愿违，欲速而不达。显然，要达到与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相协同的劳动主体素质提高，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互动与整合过程。
农民工的劳动者形态与工业化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中国农民工当代形态的长期性与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长期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农民工的当代形态长期性说到底是农民工形态从外延扩大为主到以内涵增长为主的模式转变的长期性。随着中国工业化转上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轨道，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提升要求工业劳动主体有与之相适应的较高的劳动素质。农民工作为“准产业工人”或产业工人的后备军更是有一个提升劳动素质的长期过程。提升农民工的劳动素质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机制问题。
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指的是对农民工劳动素质所作的投资，这种投资对农民工发展来说更具有素质提高的价值创造与增值意义。著名的生产三要素论创始人萨伊早就看到：“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有足够的身长和足够的力气来搞甚至最简单的劳动。他要到大约15岁或20岁才取得这种能力，因此可以把它看作一项资本，这项资本由每年用以教养他的款项累计形成。”他指出，由于人的技能的获得要花费成本，同时它又会增加工人的生产力，所以它应当被视为资本。[14] （P38） 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那里，人力资本投资指的是用于提高人的生产能力的支出。综合前人有关观点，我们进一步将人力资本理解为是能带来劳动生产能力提高和劳动生产价值实现（和增值）的投资。这种投资机制体现的是农民工人力资本投入与投入对农民工本身劳动素质提升发展的一组互动关系。互动的结果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及其价值的实现与提高：一是劳动知识内涵的丰富，是劳动知能与智能素质的增强，是劳动能力的提高；二是将知识技能融进个人参与的生产劳动过程中，能产生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效果，这不仅是个体劳动生产能力的体现和劳动价值的实现，而且是劳动价值的增值，强者的劳动价值增值也较大；三是将知识与能力融进个人生活中，提高劳动者的生活质量，有利于劳动能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入（还有政府、企业等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的投入）通过提高农民工劳动素质，增强其劳动生产能力，对劳动生产价值的实现与提高产生作用，形成人力资本的价值意义。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入额/农民工可支配收入水平）越高，其人力资本化趋势与特征也就越明显。
[参考文献]
[1]陆学艺. 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3）.
[2]孙立平. 关于农民工问题的几点基本看法[J].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编. 农民工研究选编[C]. 2001.
[3]卢迈等.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回顾与展望[Z]. 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570，2004-06-12.
[4]沈立人. 中国农民工[M].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
[5]李强.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6]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中国农民工问题调研报告[R].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7]郑英隆. 比较利益的递进追求：农民工演进的劳动经济学解读[J]. 经济学家，2007，（2）.
[8]陈曦文等. 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研究[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9]国务院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等. 中国工业现状[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0]祝慈寿. 中国近代工业史[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11]余红，丁骋骋著. 中国农民工考察[M].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近现代农业发展篇7
（二）要素从劳力为主向管理、劳力、资金、科技、信息融合转化。江西近郊农业作为新型经济的一个典型代表，凭借其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盈利空间，为投资者带来了较高的收益预期，吸引资金、管理和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以资本的形式投向农村，成为“现代生产要素下乡”的绿色通道。据南昌市反映，城郊农业聚集各类生产要素下乡的载体作用明显，推广现代农业科技成果的平台作用显著。据不完全统计，通过城郊农业发展，南昌市去年吸引各类投资主体投资现代农业产业19.8亿元，带动1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近1000名科技及管理人才入驻。
（三）效益从低附加向高产、优质、高效转化。过去近郊农业结构基本停留在农林牧副渔的低层次种养上，增长方式粗放，附加值较低。近年来，江西省近郊农业有效改善农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在质量和效益上明显提升。一是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增值。通过出租、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近郊农业打破过去以户为主分散经营的“小农”格局，加快推进土地集中连片，实现了土地的集约使用和适度规模经营，经济效益更高。二是延长产业链增值。农产品生产与市场紧密衔接，形成了生产、加工、储藏、运输、市场的“一条龙”体系，使农业投资像其他产业投资一样，获得产供销全环节利润。据了解，一条龙体系至少减少环节成本25%~30%。三是集约化、专业化增值。近郊农业在经营战略、内部管理体制、分配制度、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各个方面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入农业，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农地变成了生产车间，其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如南昌市郊诸多农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的管理机制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依靠专业化分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合作社提供各种农用物资和商品，推广应用先进的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帮助社员解决各类融资、贷款问题，在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员只要安心搞好生产就行。
二、近郊农业发展中的几个倾向型问题和对策建议
（一）近郊农业在努力提高效益的同时，仍需确保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是工业化、城镇化的根本保障，是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粮食生产具有极强的公益性、战略性。随着人口增长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粮食需求呈刚性上升态势，保障粮食安全任务依然非常艰巨。近郊农业追求高效，发展高效种养业、高附加值的休闲农业理所应当，但绝不能因为比较效益下降，而忽视、放松粮食生产。必须清醒深刻认识到，近郊农业的发展必须以保障粮食稳定扩产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益。由此，我们一要严格落实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二要继续实施有利于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支农政策，通过加大政策补贴与投入扶持力度保障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合理收益，建立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二）近郊农业在注重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仍需注重生态环境保护。近郊农业作为城市第一道必要绿色屏障，其生态建设的地位无可替代。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农业环境保护与建设，推动农业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和生产力持续提高。一要加大环保执法力度，把农业环境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二要以科技进步推动农业环境可持续发展。农业环境保护的根本途径在于科技进步，要大力推动科技进步，积极开发、推广环境无害化技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三要加大对近郊农村污染治理力度。一方面政府用于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应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农村环境保护；另一方面鼓励社会和企业资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积极探索建立农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农村区域间的生态补偿方式。
近现代农业发展篇8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8-0126-03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桎梏。在西方经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经济危机愈来愈重。为挽救民族危机，争取生存发展，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发展工商，走富国强兵之路的主张。一股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重农思潮开始兴起。
一、重农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
(一) 土地数量与人口迅速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进入近代之初，全国耕地面积约15亿亩，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全国耕地面积没有多大增加，而近代的人口却增长很快，从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1亿多，到咸丰元年(1851)年增至4亿。人口数量成倍的增长，使本来就存在的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尖锐。同时，水利长期失修，水土流失严重，森林滥伐等，使原有耕地质量普遍下降，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过剩和耕地不足且质量下降，使中国传统农业丧失了其发展的潜力，急需变革。
(二) 农业生产工具落后，种植方法陈旧，农作物产量低下。近代中国社会，全国广大农村所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以犁、锄、镢、钯、镰为主，“所用齿钯、锄、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细；所用牛耕大车，蹇缓无力”。很多地区由于耕畜的缺乏，只能用人力代替畜力。农业生产工具、技术的落后，导致农作物产量低下。致使广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有的甚至连勉强糊口的水平都达不到。农民的贫苦严重摧残了农业经济，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三) 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严重挑战。鸦片战争后，中国农业作为半殖民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被卷入国际市场，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此时，各西方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已相继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有了飞跃的发展。而中国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却停滞不前，在中外贸易关系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丝茶是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主要输出物资，据统计，1867年丝茶占中国商品出口总值的82.59％，1873年87.17％。由于印度、锡兰、日本茶的竞争，日、意、法等国丝的竞争到了1893年，中国丝茶出口额下降到48.31％。与此同时，中国的甜菜、糖、华棉等曾在国际上颇有竞争力的商品，也“有一落千丈之势”。主要产棉国美国、印度、埃及皆为华棉劲敌。中国农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中国科学技术和农业经营方式落后。当时的《申报》就曾指出，中国出口丝茶日减，“皆因外洋亦讲求种桑育蚕，采茶培炒之法，且有胜于中国者”。盛宜怀也认为外国制茶“悉用机器制造，价本既轻”，“中国产茶业户，则蹈常袭故，于种植、烘制各法未肯讲求”。显然，要使中国农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仿效西法，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经验，对中国传统农业进行彻底的改良。
二、重农思潮的兴起和主要实践活动
(一) 重农思潮的兴起。近代中国是屈辱的百年。昔日的“天朝上国”在列强的船坚利炮之下威信扫地、颜面无存。如何摆脱侵略、富强国家就成了先进人物思考的主要问题。中国近代有识之士认识到要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市场化的新型现代化农业，从而掀起了一股较浓厚的近代重农思潮。
鸦片战争前后，在传统农本思想自我认识和改造中，近代重农思想萌生滥觞。魏源初步提出了以发展工商业为导向的重农思想。冯桂芬进一步改造了传统农本思想，他所重视的已经不是自然经济条件下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业。这种主张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表明近代的重农思想已经开始萌芽。以王韬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主张改造传统农业要吸收西方农业文明的合理成分来为我所用，强调“农事日盛”“皆非崇尚不为功”。这标志着近代重农思潮在西方农业思想的冲击下开始兴起。
甲午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使梁启超从中认识到，农业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他在为《农学报》作序的时候说：“劝商固之急图也，然闻之万国商务赢绌之率，则恒视出口土货之多寡为差，工艺不兴，而欲讲商务，土产不盛而欲振工艺，是犹割弃臂胫而养指趾，虽有圣药，虽有胜药，终必溃裂。”他还批判片面仿效西方国家一味强调商业而轻视农业生产的错误思想，指出西方国家在大力发展商业的同时仍将农业作为根本产业，“论者每谓西人重商而贱农，非也”，“西人富民之道，仍以农畜牧为本”。因此，他极力主张采用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张謇等人也指出农业的基础作用。
由于众多有识之士的认识和呼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也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要求重视和大力发展近代农业成为一项政府的经济政策。1898年总理衙门两次颁布上谕昭告天下，宣称“农务为富国要本，极宜振兴”，并且各地要“切实兴办，不得空言”，并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这些使重农兴农成为当时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二) 重农思潮的主要实践活动。重农思潮的倡导者和力行者顺应潮流，对农业改良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案和举措，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提倡重农教育，开设农务学堂等普及大众近代农业知识。清朝末年，在政府的倡导下，新式农业学校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到1909年，设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学生530人；中等农业学堂31所，学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有59所，学生计2272人。截至1911年，全国开办的各类农业学校和设有农科的实业学校达112所左右。这些农校大多聘请外籍教师，或中国留学生任教。所开设课程都是与农业有关的近代自然科学课程。农业学堂的开设，有利于农业专门人材的培养，有力地促进了传统农业向近代新式农业的转化。
第二，振兴农务，通过设立农会，办农报来讲求农政。1896～1897年，张謇先后撰写了《农会议》《农工商标本急策》等文，建议政府设立农会，广刊农报，振兴农务，推广商力，实行“听民自便，官为维护”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农情的互通及农业改良的统一筹划。1897―1898年间，他又呈递了《请兴农会奏》等数折，再次呼吁各省效仿英美等国广立农会，或者开办公司，或者筹集官款，兴办和推广农政。1896年春，罗振玉等人在上海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探讨农业的民间组织――农务会，随后又开设农报馆，聘请外人翻译欧美、日本的近代农报农书来传播外国的农业知识。全国各地农会、农务总会等纷纷成立，其在传播新的生产方式、技术、
信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倡行科技兴农，通过派遣留学生，聘请外国农教习，广译西方农书来振兴农业。陈炽在《庸书•农政》中指出，“农事有书，植物有学，进更化分土质，审别精粗，故能百产蕃昌，亩收十倍”。他主张吸取中西农学中的精华，合而为一。1901年7月，张之洞、刘坤一在上奏中指出，必须大量翻译西方农书，加强中外农学间的沟通，使民众知晓“物性土宜之利弊，推广肥料之新法”。并针对读书人所形成的“不为功名不读书”的传统心理因素，建议政府采取“习农授官”的方法，给予愿赴日本农务学堂习农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不同的官职，愿意赴欧美国家的，奖励更为优厚。可见，此时国人在农业方面观念已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向西方寻求发展中国农业的方法和道路的积极性更加增强。
三、晚清重农思潮的评价
晚清重农思潮的核心内容是改良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使中国农业早日走向近代化。
(一) 晚清重农思想与传统的农本思想不同。近代重农思想绝对不是对历史上重农抑商之故辙的复归，而是新形势下，参照西方经济体系对农业基础地位重新认识的产物。近代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特别是19世纪中后期，西方商品充斥国内市场，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受到巨大的冲击。战败的巨额赔款，土地贫瘠程度的加剧，频发的自然灾害，农业产业的递减，农民的生存都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忧国忧民之士在探讨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的危机时，提出了工战商战的思想，但实践证明没有农业的根基支持，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败，所以他们提出了发展农业的重农思想。这种重农思想与传统重农思想的区别在于，“传统农本思想重视的是封建性质的农业，维护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封建农业生产关系；近代重农思想则注重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力图在农业中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借以促进中国农业产生实质性的飞跃，转变为近代农业”。
近现代农业发展篇9
（一）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值的增长和商品率的提高
我国农业中，种植业占绝大的比重，种植业中主要是粮棉油料等的生产。所以粮棉油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我国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根据徐新吾和吴承明同志的研究，粮、棉、大豆、烟叶、茶叶、柞蚕茧、桑蚕茧、土丝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1840年为24，987．2万元，1894年为78，574.9万元，1919年为217，171.9万元，1936年为450，000万元。这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从1840—1894年增加了近2倍，约合年率1.5％，若按不变价格计算，则增加76．6％，从1894—1919年增加了1．76倍，年率接近5％，若按1894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增加143.4％。从1919—1936年增加了1．07倍，约略保持年率5％的速度。
1936年，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率约为29.7％。
1952年，社会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额为140．8亿元，当年农业总产值为461亿元，其商品率为30．5％。
从上面的数字看，1952年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和1936年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率基本相同。但实际上是降低了。因为1952年农副产品的收购范围不仅包括粮棉等几种主要农产品，而是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全部产品。林、牧、副、渔的产品的自给部分较小，而出售的部分比较大。
为了排除物价的干扰，我们还可以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商品量在其产量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来加以观察。据吴承明同志估计，“我国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约为10％，1895年约为16％，1920年约为22％，1938年不到30％”，（吴承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52年我国粮食的商品率约为20．3％，若减去返销农村的部分， 则为17．2％。
我国棉花的商品率，据徐新吾等同志文稿中的资料计算，1840年约为27％，1894年约为38％，1920年约为42％，1936年约为51％。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计算，1952年我国棉花的产量为130．4万吨，收购量为108．7万吨，商品率为83％。
总之，从1840年—1936年的近百年间，我国农产品的商品量和商品值，一般都是在增加着的，虽然各个阶段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
（二）农产专门化区域的形成
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农业生产的专门化上，即表现在一些区域专门生产一种市场生产品，另一些区域又专门生产另一种市场生产品，并且农业的其它方面也都适应于这种主要的生产品。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十九世纪末年以后，我国农产商品化的过程加速了。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全国不少地方已形成了许多新的农业生产的专门化区域。如东北是生产大豆的主要区域，河北、江苏、湖南和湖北等地已成为棉花生产的中心；江浙、广东等地是蚕丝的生产中心；山东、河南等地是烟草和花生的集中产区；内蒙等地是盛产皮毛的畜牧区域等等。
这些新的专门化农业区域已不象过去那样完全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所造成的，它主要是由国内外经济的发展所促成的。这表现在：1．它与新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如东北原是人烟稀少的荒僻之地，后来由于中东铁路的兴建而变成了一个粮食生产基地，其大豆远销国内外。2．它与近代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江苏、河北等地棉花商品生产的发展与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棉纺织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其它如蚕丝、烟草、花生、畜牧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也都与丝织、卷烟、榨油、毛纺织业所需原料的日益增长有关。3．它与城市工商业人口增加有关。一些商品粮生产和贸易中心就是受城市工商业人口增长的刺激而发展起来的。4．它与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关。如日本对东北大豆的掠夺，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对烟叶、棉花等的掠夺，往往促进这些农作物的畸形发展，形成一些专门化区域。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市场对某些农产品需要的增加，也会促进某些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使之出现一些专门化农业区域。
这些专门化农业区域的出现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同时它又是农业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动力。这种专门化农业区域的形成，“不仅引起农产品与工业品间的交换，并且引起各种不同的农产品之间的交换”（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0页）。
我国近代农业专门化虽有发展，但程度不高。首先，从地区上看，其分布是很不普遍、很不平衡的。它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等一些交通比较发达的区域。其次，从农作物上看，主要是大豆等几种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而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则很低。再次，这些区域内仍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它们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受到封建的买办的商业高利贷网以及帝国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并没有很大的发展。
（三）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例的变化
粮食作物的商品率一般是比较低的，经济作物的商品率是比较高的，因此，这两类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变化也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
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编的《第四次农商统计表》中的资料，1914年时，粮食作物面积占各种作物总面积的88.9％，油料作物面积占8．8％，棉花面积占1．9％，烟叶面积占0.4％。
根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中有关资料计算，1937年，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宁夏等15省粮食作物面积占作物总面积的83％，油料作物面积占13％，棉花面积占3％，烟叶面积占1％；1946年，粮食作物面积占作物总面积81％，油料作物面积占15％，棉花面积占3％，烟叶面积占1％。由此可见，从1914—1938年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稍有减少，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略微增加，从1937—1946年情况基本仍如此。这说明，二十世纪前半期，我国农村商品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粮食作物面积占耕地总面积最高达89％，最低也为81％，即始终占80％以上，其它各类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一直没有超过20％。这又反映出我国农村商品生产不够发达。
（四）农村各阶层对市场依赖程度的加深
农村各阶层与市场的关系也是衡量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指标。
首先，货币在农民经济收支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据有人调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徽等七省十七处2，866田场支出中，现金部分占47.6％，田场收入中，现金部分占58．1％。其次，各类农户的生活用品都有相当一部分要购诸市场。据调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徽等六省十三处农户生活费用中购买部分占34.1％，绥远一些地方农民生活费用中购买部分占54．7％。由此可见，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经较深。这反映出，我国农村商品货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
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的农户与市场的关系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别。
1．除东北以及沿海地区外，许多交通不便的地区的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不那么密切。如：四川峨嵋山一带田场，货币支出仅占全部支出的31．29％，货币收入也仅占全部收入的39．03％。
2．各类不同农户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也不相同。如黑龙江流域，耕作面积在15垧以下的农户，每垧出售的农作物占全数的56．9％，购买的饮食费占其饮食品总值的58．7％。耕作面积在15—30垧的农户，每垧出售的农作物占全部的55．5％，购买的饮食费占其饮食品总值的16．4％。耕作面积在30—75垧的农户，出售部分占58.2％，购买部分占15．2％。耕作面积在75垧以上的农户，出售部分占61．9％，购买部分占6.4％。一般说来，低类和高类农户的农产商品化程度是比中间类农户高些。
3．总的来说，我国农民经济的商品性是比较低的。孙晓村在《中国农产商品化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引用马札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话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村中农民经济的商品性，在任何地方都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即是说，农民出卖自己的生产物不少于百分之四十，并且在市场帮助之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少于百分之四十。”这说明，农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还不到50％，农民经济生活基本上仍保持着半自给状态。
（五）我国城乡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变化
列宁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表示日益众多的人口之与农业分离，即表示工业人口之由于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1页）。我国城乡人口比重的变化也是测量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准。据徐新吾同志估计，我国农村人口占城乡人口的比重，1840年为95％，1894年为92％，1920年为90％，1936年为88％。
1949年全国人口54，167万，其中乡村人口48，402万，占89．4％：1952年乡村人口占87．5％。
总之，我国近代乡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是不断减少的，即1840—1952年，从95％减少到87．5％；而市镇人口的增加比乡村人口和全国总人口的增加则快些，即从2，000万增加到7，183万，增加了258．2％，而全国人口从40，000万增加到57，482万，增加43．7％，乡村人口从38，000万增加到50，319万，增加了32．4％。这说明，从1840年后的百余年间，我国市镇总人口是不断增加的。它是我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但在1936—1949年间，我国市镇人口从5，400万增长到5，765万，仅增加了365万，即增加6．8％。而乡村人口则从39，600万增长到48，402万，增加了8，802万，即增加22．2％。这个时期我国城市人口增长较慢，从而使其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的事实，反映出这个时期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迟滞。我国市镇人口虽由乡村人口之相对减少而增加，但我国市镇人口所占的比重仍是很小的，如1925年世界城市人口约为4.0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1%，而我国1920年市镇总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0%；1950年世界城市人口约为7.2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9%，而我国市镇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2.5%。这又反映出我国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其程度也是不高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主要农产品的商品率、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比重、农村各阶层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以及城乡人口的比重来看，自1840—1952年的百余年间，我国农村的商品经济是在发展着的，其趋势大致如下：从1840 —1894年，发展缓慢；从1894—1936年，发展较快；从1936-1952年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我国农产商品化的程度也有所提高。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3页）。但是我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是比较低的，农村经济生活在许多方面仍保持着半自然经济的状态。
二、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原因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是有所发展的，但它又很不发达，其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国近代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且有衰落之势，整个农业生产不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就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发展。在我国耕地少、产量低的情况下，我国近代粮食总产量始终徘徊在两千多亿斤左右，这些粮食大部分被农村人口消费掉了，运销城镇的真正商品粮占的比重很小。由于我国的交通阻塞，运输不便，对外贸易又处于不利地位，广大农民不易通过外贸和内贸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粮食，所以他们极力发展粮食的自给生产，有时为了保证粮食的自给，甚至不惜放弃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因此，我国近代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始终不超过20%，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一直占80%以上。我国粮食的商品率既没有很大提高，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又不可能有很大增长，这是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程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我国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不发达以及频繁的侵略反侵略的战争和国内战争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严重影响。商业的发展，是把治安与交通作为它的外在条件，把交通媒介的确定，交换对象的增殖，作为它的内在条件。这就是说，统一和平的环境，交通的改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反，战争和动乱则有碍于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古代是这样，近代也是如此。如前所述，抗日战争前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较快，而抗战爆发后直到全国解放这段时期则较慢，就是明显的例证。在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环境中，农村商品经济之所以不能发展，是因为战争的参加者都必须首先保证粮棉的供给，因此都极力发展粮棉的自给生产，相对缩小其商品生产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广大抗日根据地是强调生产自给的，机关工作人员甚至部队都要尽可能自力更生，力求生产自给。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粮食、棉花等的供给也是最迫切的任务，因此，在日本统治下的沦陷区也不得不实行粮食的配给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大后方，也实行什么经济统制政策。生产中的自给、流通中的统制和分配中的配给政策和制度，虽然其性质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限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战时交通阻塞，货币金融制度不统一，这更加阻碍商品的流转，并进而影响商品生产。
再次，中国农产品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旋涡之中，一方面使适应外资需要的某些农产商品畸形发展，另一方面，许多农产商品因受到世界市场的竞争而衰落。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小商品生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被动的地位，其前途是暗淡的。中国国内因为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帝国主义的划分势力范围政策的影响，而没有形成完整的统一的民族市场。中国因为工业不发达，城镇人口增加有限，所以城镇对工业品原料和商品粮的需求有限，广大农民因受帝、官、封的压迫剥削而十分贫困，购买力萎缩，许多农民为了交纳赋税、还债、购买其它必须品而不得不干新粮下来时忍痛将其出卖，然后又于青黄不接时借钱到市场上高价购粮。显然，农民的这种购买力是一种虚假的购买力，不可能促进农产品的扩大。
最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工不发展，在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的阻碍。中国近代农村经济中，耕织结合、纺织结合、农牧结合、生产和运输结合，纺织、畜牧、运输等都还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没有专业化，没有形成大量的专业户。在农民自耕自织、自养猪、自运输的情况下，社会分工不发达，商品经济也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总之，我国近代农村的商品生产是在农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饥饿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是在市场购买力萎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虚假的商品流通。这种缺乏基础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显然不可能有高度的正常的发展。
三、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性质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性质如何，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二、三十年代一些人首先夸大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然后又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在三十年代又有人夸大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的程度，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即在农村也不能不随着这个资本的势力所达到的地方，顺应外来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之整个的体系而改变它旧有的经济结构”，即农村经济也已资本主义化了。
这些人都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完全等同起来，他们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就是资本主义化的程度。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因而是错误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我们承认，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包括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段时间内，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伴随着这种发展，不仅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手工业发生和发展了，而且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展了。自抗日战争发生直至全国解放这段时期内，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停滞和衰退，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这充分反映出农村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联系。但是，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又是不同的，把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混同，从而夸大中国近代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错误在于，把小商品生产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诚然，小商品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但小商品生产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事实上，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生产主要是小商品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如前所述，我国近代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为了买粗粮而卖细粮的粮食品种调剂和为了交纳租税、偿还债务而于收获之后贱价出卖，然后再于青黄不接之时到市场上高价购买粮食所促成的。农民小生产者为买而卖的这种商品生产，显然是小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的发展，不是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表现，而是农民小商品生产者逐步走向饥饿贫困破产深渊的表现。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是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又一个主要表现，但其中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即有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民小生产的经营中反比在富农、地主的较大经营中普遍些。例如“在陕西、四川、云南等省的鸦片区域，农民经营的规模愈小，这种鸦片的成份倒愈大，原因是鸦片税额太重，贫农兼种粮食，必致更无力量纳税，反之，较富的农民，却能划出一部分农田种植自给的粮食”（陶直夫：《中国农村现阶段性质之研究》，转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论》第200页）。在山东的烟草种植业中也有这种情形。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近代农村小商品生产占显然的优势，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
近现代农业发展篇10
一、新斯密学派的发展观
新斯密学派以马若孟、勃兰特和罗斯基等人为代表，沿袭斯密和马克思的观点，以英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为依据，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商业化与工业化确实给近代中国农村带来了“现代化”的发展，非农就业提高了农民人均生活水平[1]。
（一）马若孟的工商业发展论
马若孟利用卜凯[2]收集的1900―1930年的历史价格资料，研究了河北与山东地区土地价格与长工工资的变动趋势，发现尽管农村人口有实质性增长，但相对于工资水平，土地价格并未出现急剧上涨。马若孟认为其原因在于“县城、城市和通商口岸的工业和商业有足够的发展，可以向农民提供非农就业机会”。由于城市与乡村平均工资间存在很大差异，因而有“越来越多的农户认识到获取非农业收入的好处，并尽一切努力把他们的劳动用于这一目的”。同时，在交通运输状况得以改善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也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当铁路把集镇与通商口岸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各式各样的手工业受到强烈的发展刺激……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和城市的渐进发展促进了许多以前不存在的农村手工业的诞生”[3]。
（二）罗斯基的经济普遍增长论
马若孟研究的缺陷在于并未具体计算非农部门产出的增长率，此后有学者对近代各非农部门产出增长率进行过计算，较有代表性的是珀金斯和叶孔嘉的研究成果[4]。罗斯基的《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富有争议的观点，其在对叶孔嘉的估计值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了部分行业年增长率的估计值，特别是手工业与贸易行业，分别从0.7%和1.1%提高到1.4%和2.5%，增加了一倍以上。结合对其他部门的估计，罗斯基认为近代中国所有重要部门的发展都大大领先于人口的增长。由此，罗斯基得出结论，“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成为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5]。
二、黄宗智的观点―“没有发展的增长”
与新斯密学派相反，以黄宗智为代表的“过密化”理论则认为近代中国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过程并未带来英国式的发展，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一）过密化理论的提出
罗斯基的结论意味着近代中国正经历着“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然而，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通过对满铁调查资料所做的研究发现，近代中国无论在农业部门还是非农业部门，总产量的提高都并未伴随着人均产出的提高，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并将这种现象冠以“过密化”的名称。黄宗智的研究主要关注农业过密化，但他发现，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同样存在过密化的现象。农村手工业带来的收入并未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是仍然维持在糊口的水平上。
（二）过密化现象的机理
黄宗智认为，如此低微的工资正是“过密化”的表现，而农民之所以会接受如此低微的工资，是因为农村手工业实质上是在人均耕地面积严重不足，剩余劳动力又缺乏其他就业机会情况下无奈的选择。由于缺乏其他就业机会，剩余劳动力从事手工业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又迫于生存压力，因而“迫不得已要为低于维持生活水平的工资而佣工”。反过来，经济中充斥着大量机会成本极低的剩余劳动力，又阻碍了资本的使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在人口压力的作用下，近代中国商业化与工业化的过程不仅导致，并且加剧了“过密化”现象[6]。
事实上，黄宗智构建了一个与西欧迥然相异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其理论核心在于中国经济独特的“内卷性”。黄宗智认为，斯密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均未考虑到两种可能，一是“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的可能”，二是现代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工农业共同发展，“没有考虑到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的可能”。而这两种可能性在近代中国都成为了现实，无论是农业或乡村手工业，在中国都陷入了“过密化”的陷阱[7]。
三、对“过密化”理论的质疑
黄宗智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主要归结为人口压力和家庭维生的需求的论点，也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
（一）史建云的农村工业发展论
史建云在《近代冀鲁豫乡村》第四部分中指出，河北省户均占有土地与河南省不相上下，但手工业的发展却远高出河南省，用人口因素难以解释这一现象。同时，从平均每户收入看，中农不仅在农业收入上明显高于半中农和佃农，在手工业收入上也高于后两者，“并非农业收入最少的农户从事手工业最多，而是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农家，手工业生产常常也比较发达。”由此，史建云认为华北地区近代农村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维生需求，转向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8]。
（二）彭慕兰的三因素分析
彭慕兰的研究则直接针对黄宗智的理论核心，并从总产量扩大的原因，非精英阶层生活水平与家庭劳动力配置三个方面进行了反驳。
首先，彭慕兰认为，西欧总产量扩大的原因与中国并无根本不同。“在欧洲，也有充足的证据证明，1500―1800年间出现的产量扩大主要是由于使用了更大数量的劳动，而不是出于任何生产了的突破。”其次，通过对历史收入数据的研究，彭慕兰发现由于工资购买力出现了长期下降的趋势，以人为主的城市费精英阶层的生活水平并未出现明显的改善，小农的状况也是如此，并且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农业实际工资也出现了下降。第三，彭慕兰认为中国小农家庭在劳动力配置方面与简・德里夫斯的“勤劳革命”也并无区别。“勤劳革命”意味着家庭在劳动力运用与商品交换方面都更多地面向市场，因此出现了“家庭劳动的扩大及其重新配置和节约时间的消费的增长”。彭慕兰认为，中国的小农家庭并不像黄宗智所说，“家庭妇女的劳动只是简单的增加”，而是充分介入了市场，并对黄宗智关于妇女纺织收入的研究也提出了质疑[9]。
（三）龚启圣的“脱密化”学说
彭慕兰的反驳尽管有力，但也存在两处不足，一是大量使用二手文献，其说服力不如直接研究原始数据得出的结论；二是在时间段上集中于明清时期，并未直接针对近代。龚启圣等人的研究则更为具体和富有针对性。通过对陈翰笙等人在无锡地区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龚启圣等人发现从事养蚕业的农民，其人均收入不仅高于一般农户的总人均收入，也高于乡村工资收入和零售商贩的人均收入，这说明农民并非是缺乏更好收入来源，才不得不将剩余劳动力用于蚕桑业，并忍受仅供糊口的回报。更为重要的是，有超过20%的农户家中有外出的非农劳动力，而他们寄回的收入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不仅大大超出一般农户的人均收入，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有外出经商人员的农户的人均收入。由此，龚启圣认为近代中国的商业化――工业化进程不仅未加剧“过密化”的现象，反而帮助无锡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过密化”的陷阱[10]。
参考文献：
[1]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J].史学理论研究，1993（01）
[2]卜凯.中国农家经济[M].商务印书馆，1936
[3]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与山东的发展，1890―1940[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73―193页
[4]转引自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M].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71―277页
[5]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71―277页
[6]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中华书局，2000：202―203页，
[7]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J].史学理论研究，1993（01）
[8]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近现代农业发展篇11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文革”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滘楚旺房陈氏家谱》、从个案角度讨论了清代后期广东的丝织工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琤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苧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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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N].人民日报，1965－08－02. （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A].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J].历史研究，1962，(3).
（5）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6）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道路[J].文史哲，1996，(6).)
（7）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J].近代史研究，1984，(1).
（8）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9）史建云.从市场看农村手工业与近代民族工业之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
（10）戴鞍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再考察--以棉纺织业为中心[J].复旦学报，2001，(5).
（11）彭南生.论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2).
（12）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3）马俊亚.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4）[美]chi-ming Hou.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美]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
（15）马若孟.手工棉纺织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A].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16）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7）陈诗启.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J].历史研究，1959，(2).
（18）徐新吾.对中国近代手工棉织业史料中一些误解的评述[J].上海经济研究，1988，(3).
（19）杨宇清.中国近代手工业的演变和反思[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4).
（20） 张思.遭遇与机遇：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以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为例[J]史学月刊，2003.(11).
（2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2）（美）赵冈.现代棉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A].载德·帕金斯.中国现代经济的历史透视[M].[美]斯坦福大学，1975.
（23）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24）陈惠雄.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J].历史研究，1990，(2).
（25）谢放.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J].近代史研究，1990，(1).
（26）刘灿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兼谈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认识[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6).
（27）陈庆德.论中国近代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3). 论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J].求索，1991，(6).
（28）张忠民.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
（29）王方中.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5).
近现代农业发展篇12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虺??砍率霞移住贰⒋痈霭附嵌忍致哿饲宕?笃诠愣?乃恐?こ。ㄖ泄?缁峋?檬费芯?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参考文献：
（1）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N].人民日报，1965－08－02. （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A].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J].历史研究,1962,(3).
（5）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6）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道路[J].文史哲,1996,(6).)
（7）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J].近代史研究,1984,(1).
（8）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9）史建云.从市场看农村手工业与近代民族工业之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
（10）戴鞍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再考察--以棉纺织业为中心[J].复旦学报,2001,(5).
（11）彭南生.论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2).
（12）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3）马俊亚.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4）[美]chi-ming Hou.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美]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
（15）马若孟.手工棉纺织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A].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16）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7）陈诗启.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J].历史研究,1959,(2).
（18）徐新吾.对中国近代手工棉织业史料中一些误解的评述[J].上海经济研究,1988,(3).
（19）杨宇清.中国近代手工业的演变和反思[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4).
（20） 张思.遭遇与机遇：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以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为例[J]史学月刊，2003.(11).
（2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2）（美）赵冈.现代棉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A].载德·帕金斯.中国现代经济的历史透视[M].[美]斯坦福大学，1975.
（23）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24）陈惠雄.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J].历史研究,1990,(2).
（25）谢放.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J].近代史研究,1990,(1).
（26）刘灿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兼谈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认识[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6).
（27）陈庆德.论中国近代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3). 论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J].求索,1991,(6).
（28）张忠民.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
（29）王方中.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5).
近现代农业发展篇13
（一）第一次科技革命——蒸汽时代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指起于18世纪60年代、结束于19世纪40年代的工业革命，又称为产业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是指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过渡到大机器生产，它在生产领域和社会关系上引起了根本性变化。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是从发明和使用机器开始的，到19世纪上半期，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之后，法、美等欧美各国也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二）第二次科技革命——电气时代
第二次科技革命是指以电力广泛应用为标志的近代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它兴起于19世纪七十年代，结束于20世纪初期。第二次科技革命期间，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生产的高涨，世界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工业重心由轻纺工业转为重工业，原有的工业部门如冶金、造船、机器制造以及以汽车和飞机为主要工具的交通运输、电讯等部门的技术革新加速进行，并出现了电气、化学、石油等新兴工业部门。
（三）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时代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至今，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徽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标志着的科学技术的到来，这次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上被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期间，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电子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因此，也将第三次科技革命成为“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促使一种新型经济—知识经济的诞生和发展，目前，知识经济发达程度的高低已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中成败的关键所在。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发生深刻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
二、科技革命视域下农业时代变更
（一）传统农业时代
农业，从起初的刀耕火种，到如今的机械化，经历了一万年的发展。在长达7000年的原始农业种植中，人们用火“烧”出田埂，用并不锋利的农业工具，靠天吃饭。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耕作方式有了转变，铁锹、爬犁这种工具开始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角，这些“先进”的农业工具催生了农业的第一次革命，使“原始农业”走向了“传统农业”发展的道路，土地产量相比原来有了“质”的飞跃，在漫长的3000年时间内，农业经济发展缓步前行。
（二）近代工业化农业时代
伴随着近代以来的科技革命的发展，由于农业的良种化、化学化、机械化的应用，使农业的面貌焕然一新。由此将四千年的古代传统农业推进到近代工业化农业时代，农业获得了高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但与此同时，由于近代工业化农业时代化学品的污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自然资源的破坏，能源的过渡消耗，困扰着社会，于是人们提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要求农产品要成为商品，即标准、均一、规模；要多品种、多品牌、多规格，以适应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需求；要品质优、成本低、价格低。这就要求农业要走标准、集约、高效的道路。
（三）现代生态化农业时代
所说的现代农业，主要指二战后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发展状况。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DNA重组技术和计算机信息技术两个重大科学事件，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市场需求、以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将近代农业推进到现代农业。
自近代工业化农业时代以来，随着这种以机械化、化学化、商业化和工业化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广，这种农业现代化所引发的环境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由于长达200年化肥的大规模使用，使土地不堪重负，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现代农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包括食品健康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高投入、高产出、高能耗的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带来的，是靠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环境的破坏带来的，是不可持续的。大量化肥、农药等生产要素的使用，对森林的破坏和耕地的大量开垦等，虽然在短期内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效益，但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环境问题。而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循环农业等生产方式，不仅可提高农产品的安全质量标准，也有效地保护了农业生产环境。因此，生态化成为农业现代化转型的主要方向和关键所在。
生态农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改善传统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生态农业，是指以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基础，尊重生态自然发展规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集约化经营农业发展的新模式。生态农业是一个系统化概念，生态农业将农、林、牧、副、渔多种农业业态综合起来，同时将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综合起来，是将“三产”优化后的产业模式，具有现代人类要求的绿色食品标准，也有满足自身发展的完整的农业经济体系。如德国农业发展实现了绿色化生态化发展，美国生态农业也十分发达，日本农业用地面积少，可是生态农业发展也高度发达。我国生态农业时代也呼之欲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