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篇1
一、对国际经济危机的回望与“后危机时代”的探析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缘起于金融市场，而从07年开始蔓延开来的美国的次贷危机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进入2008年9月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骤然恶化，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机构纷纷濒临破产的边缘。面对市场的急剧的动荡和恐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纷纷出手救援金融危机维护市场的稳定。当然这次由美国华尔街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发生在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的一场市场经济动荡，由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灾难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普及，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欧洲一些小国经济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也先后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出现了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动荡。
至此，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变为一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全球经济信心已经慢慢地恢复，工业的实际产出也开始逐步回暖，消费者信心震荡回升，经济增长的预期也开始上调，全球经济也开始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了“后危机时代”。但“后危机时代”中固有的危机只是暂时的蛰伏，危机并没有消除。迄今为止，尽管目前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和早期的资本主义市场有了许多的变化与区别，但是资本主义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周期和危机。二战后以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超越列宁时代开启并初步形成的金融全球化的基本框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危机也常常带有全球化的性质，其经济危机的传导的速度、规模、范围和程度也往往带有全球化的特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后危机时代”中必须对这场经济危机进行大反思，并作出一定的变革。
二、以列宁思想为视角分析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危机时代”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信息化、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新阶段，自由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进一步加剧，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缓和，相反却进一步深化了。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认识的真理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变化，列宁根据时代的新变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列宁对于当代帝国主义与经济危机的认识，对于认清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危机时代”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与经济危机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决定了资本追求利益通常是不择手段的。金融资本作为资本的最高形式，同样具有资本的贪婪性。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就指出了在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当今社会自由主义的思潮也使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放松国家的管制，促进了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列宁曾说过，金融资本的世界统治和国际盘剥向来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金融的自由化开始催生了各种的金融衍生工具，这些衍生工具的产生既降低了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的成本，同时也赋予了金融资本的虚拟性，加重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对私利最大化的追求，以此保障资本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总的来说，金融资本的全球化的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垄断统治与经济危机
列宁在书中深刻地分析了经济危机和垄断统治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经济危机加深了垄断化的过程，但是垄断统治不断不能彻底地消除危机，反而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在现今社会帝国主义的垄断组织已经发展到更为强大，金融寡头也由原先的传统银行转变为“投资银行”。他们已经不但与传统的银行资本合作，还与强大的产业资本合作，这种合作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这是可以通过各种金融的衍生品来控制传统的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金融寡头们并不满足现状，他们还发明了各种金融工具与杠杆工具，撬动全球资本，使得自己能牢牢抓住全球资源，他们不但能使某个企业破产，甚至能使某个国家破产。因此，此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并非偶然，它是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的日益加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
（三）、制度危机与金融危机
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深层原因是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其金融市场的监管的不足。但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来解读当前危机的根源，便会找到它的制度根源，这是金融全球化下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危机时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痊愈的顽疾，垄断虽然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但并未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促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也开始越来越尖锐。当前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全球化和社会化与美国国际金融高度垄断于华尔街一小部分金融寡头手中的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基本矛盾的表现，这表现为世界创造的财富很多并且高度集中与财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所演变而成的反映。这场危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除，并且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三、对“后危机时代”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路的探讨
对于“后危机时代”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路探讨，必须要清新的认识这次金融危机还不是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总危机。这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方面还占有相当的优势，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的国家还处在不断发展的阶段，各方面还处于弱势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在“后危机时代”中一定还会有新变化与新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出路与发展趋势，笔者认为，第一种可能是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经过调整和“改革创新”，获得新的生机和动力。通过列宁思想的视角，美帝国主义为了转移经济危机的矛盾，一定会通过对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刺激来达到恢复经济的目的。由此，美国的经济有新的反弹的话，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巩固与加强。其余资本主义国家将继续“美国模式”，成为美国霸权的附庸者。第二种可能，如果世界其他大国在经济危机中，将危机转变为契机，美国的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美国模式”与美国霸权主义将会得到根本上的动摇，世界经济新格局与全球政治格局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多极化会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在“后危机时代”中，将大大加剧多极化的进程，资本主义国家讲迎来自己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总的来说，认清当前金融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必须联系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日趋走向灭亡的标志，同时“后危机时代”传递出这次金融危机开始冲击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深刻反思各自的发展模式，对自己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因此，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今时展变化与国际国内最新实际相结合，运用列宁伟大思想为视角，来思考这次金融危机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将会做出的反思与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防患于未然，进一步坚定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及世界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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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核心和关键。当前，相关书籍中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述仍然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框架，主要着眼于实体经济，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以及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两组矛盾所导致的。
而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日益明显地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与传统的、源自实体经济的危机相比，呈现出鲜明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有密切联系，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高校两课教学和研究中对此应当予以积极的关注和充分的解释，对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的内容给予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以提高相关内容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从而清楚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代性及其本质，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如果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或含糊的态度和方式，则容易引发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鲜明趋势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1世纪初源自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拉美金融危机源于1982年墨西哥无力支付国际银行债务，不得不求助于美国，以至最终签署了北美贸易协定。危机不仅对墨西哥国内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并使其在经济上丧失了自。虽然无力偿还外债和实行外汇浮动汇率制度是此次拉丁美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却包括外国投资过分自由地进出、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国内外政治因素的不利影响等。
和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类似，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源于1997年泰国货币的突然贬值，并迅速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区。同样，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是由于国际投机资本的连环冲击所引发的，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危机发生地区经济结构的僵化、货币政策的失误、汇率和外贸政策的失当等。
源于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快便蔓延至全球，并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已经发展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与经济体系，也给其他国家的金融和经济体系造成沉重打击。
与早期的经济危机相比，这几次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具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都源自实体经济，波及金融领域，而这几次金融危机的演化路径与之相反，源自金融领域，反溯实体经济；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日益广泛，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传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深受其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利用其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贸易市场的主导权，将危机的恶果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转嫁。
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解读
如何科学、准确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新特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透过金融危机复杂的表象，不难发现其本质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逻辑框架。
（一）金融危机根本成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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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马克思首先分析了随经济危机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和现实条件。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既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走向危机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的作用:市场竞争,资本积累,资本积累。
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不以经济危机爆发为条件的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它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但独立的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和现实条件是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脱离资本主义经济总体发展的背景,而是指资本主义在进入发达阶段后,金融系统的发展有暂时超越和背离生产系统而发展的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以后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新变化:证券交易所已变成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后还专门补充了“证券交易所”一节,并强调说证券交易所的重要性还在不断增加。马克思则明确指出,以股票发行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发展,不仅造成了生产垄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改变了金融体系的状况——投机、欺诈、神经过敏和金融贵族。马克思说,股份制度是资本主义方式以内的扬弃,是一个过渡点,“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很发达的阶段尚有若干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里,都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马克思的金融理论对我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加入WTO,外资金融机构逐渐进入中国,与此同时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在看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融入资本全球化的步伐加大,金融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客观现实决定的,也是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在新时代的展现和发展。、邓小平、和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它依然在指导着我们前进。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的金融安全观,积极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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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概述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在广义的金融危机当中，生产即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狭义上的金融危机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当年总结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下，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消灭，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自资本主义制度确定以来几百年的历史中，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危机，21世纪前后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持续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
二、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按照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亚洲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既有国际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打破了原有经济格局、尚未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必然引发的矛盾，也有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追求经济增长中缺乏对外开放条件下宏观调控经验而引发的矛盾。亚洲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失利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和我国先后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
反观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的诱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委托链过长。金融创新并不能有效解决资本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随着抵押债券层层证券化，必然使委托链条越来越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度消费。美国式的文化模式使其居民过度消费。美国只有依靠大量发行负债才能满足其消费欲望，从而造成美国债务存量持续增加，最终影响了国家信用，引发了经济波动。美国居民对住房的需求超过其收入水平，因此只有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才能满足需求。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债务越积越多，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对比两次金融危机的相似处
金融监管不健全是这两次危机产生的相似原因。金融资产质量差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资金的分配总量和结构，关系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金融机构设立比较混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薄弱，经营水平不高。同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对贷款风险分析重视不够，而只是较多地照顾各种关系，最终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坏帐。
这次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是由于本国金融监管不力造成的。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已有的分业监管模式失去了效力，这必然增加了整个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因而政府的不力监管就成了危机爆发的主导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金融危机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监管机构失职、在于美国监管体制存在重大漏洞，在于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不到位、对次级贷款等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也不够重视。美国的监管标准不仅单一，而且明显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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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使经济政策达到最优状态。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实质上也是经济理论的危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特定时期为解决特定问题而产生并获得发展的。主张政府权利扩大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是政府的宠儿，也是应对危机的及时手段。新自由主义则主张经济自由不仅是市场的宠儿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的理论需要。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效，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在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失效的今天，该出台创新防范，应对和治理危机的理论政策。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以不适应当前的状态，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应该寻求新的经济理论。
二、新自由主义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蜕变
几乎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会引发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主流经济学遭到来自学界、政界人士的猛烈批判。但实质上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没有被彻底的抛弃，只是力量受到极大的消弱。新自由主义不会很快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美国是超级大国，只要美国仍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那它不会很快消亡。因此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会以后新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关键点还在于，新自由主义还是否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也取决于目前的阶段还是否发生了变化及此次危机能否完全得到化解。持这种观点的人士对于凯恩斯主义回归轮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短暂的喘息之计。因为它仍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经验证据支撑和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微观分析方面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存在趋同的倾向。因此近期内凯恩斯主义不可能取代新自由主义。
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否还占据着官方地位是由目前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需要来决定。经济复苏期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是否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达到新的高峰、能否完全化解危机、是否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而定。
三、凯恩斯主义回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都采用凯恩斯主义来应对危机。比如2000-2012年中“凯恩斯”的出现频率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用率一直在上升。理论界也有人士提出要走出危机是需要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如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等主流学者都明确指出只有“回到凯恩斯”才能走出危机。但也有不少主流学者和媒体评论员认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是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大萧条里的力器。并且从2008年危机后各国政府采用的危机解救方案来看，不完全与凯恩斯主义相同，而是变为更加多元化，已经发展到减税、国有化、经济刺激等多种手段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的程度。因此由危机解救措施和出版多种关于凯恩斯的书来推断凯恩斯主义大有可能再度占据宏观经济学统治地位的趋势还需待观察。比如，土耳其奥坎大学布伦特·霍卡教授指出，当前国家参与的增多并非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国有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会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程恩富教授认为，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复苏乏力，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修补是无济于事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当前危机不能依赖凯恩斯主义的回归来解决，必须寻求更彻底的方法。程恩富教授指出，在资本主义危机下，可以预见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二是在政治发展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
四、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点
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各其利弊。凯恩斯主义的副作用是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和自我保护，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交替上升的滞涨现象。而过度依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不仅给实体经济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消费不足、生产停滞，而且也会使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凯恩斯主义是解救危机的良药而新自由主义是经济向外扩张的需要因此也不能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也不能照搬凯恩斯主义，而是将二者融合从中取其精华，走出经济低迷期。
五、回到熊彼特
虽然危机后“回到凯恩斯”的声音日渐高涨，但是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只能防止经济深度下滑，并不能带来经济长期繁荣。为此理论界有些学者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视角入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础，追寻危机根源，找出问题的解决之道。
熊彼特重视长期效率、供给关系，强调动态分析。采取以企业家、企业和产业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分析。由此为基础一些学者指出：第一，“大稳定” 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已为人类找到了克服经济周期的办法。第二，金融创新不等于创新，任何金融创新都应以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为目的。第三，企业家精神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政府政策应鼓励企业家才能配置到生产性领域。第四，主流经济学家需要直面根本现象。所以倡导经济学家能够回到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基本框架观察本次金融危机。总的来说，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止痛药，熊彼特的理论则是长期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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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国际金融危机预测失误、解读失误、教训的吸取失误
国际金融危机已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反思一下，发现我们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预测是失误的，解读是失误的，教训的吸取也是失误的。因此，应该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再认识。
（一）预测失误
中国多数经济学家在2008年9月前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一直向好，中国“双紧”的宏观政策不用改变，中国有两道防火墙，不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只是到了2008年9月才惊呼：海啸般的国际金融危机来袭，要紧急应对。
2008年9月，英国伊丽沙白女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时，有一个“伊丽沙白女皇之问”：“为什么全球的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4月，学院这样回答女皇：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全球经济学家失明了，失聪了，失察了，失误了，全球聪明人集体地失败了。原因是这场危机的原因太复杂了。这场危机应该是全球经济学家的失败，是现有经济理论体系、经济危机预测理论、预警模型的失败，应该集体地失语与反思，反思“整个构架在大机器工业革命前提下的整个经济理论开始过时”。
（二）解读失误
解释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决定的。这是最简单便利的解释，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一系列新特征的联系作出新的解释。
解释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西方有广泛影响，但应看到一个事实：斯蒂格利茨任世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同时，他的书在中国也畅销，他的主张在中国政经界也都受到追捧。他是严肃的经济学家，反复指出市场会失误、失效、失败、失灵，政府适度干预经济很有必要。
解释三：由美国人的奢侈消费方式引发。有一个关于“中国、美国的两个老太婆在天堂两度相遇的对话”的故事表明，其实中国也正在效仿。
解释四：美国金融创新的后果。这是最接近本质的解释。但仅局限于次级贷本身解释金融衍生品怎样规避了单个风险而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并未从整体的金融革命视角解释。
解释五：美国金融创新的同时缺乏监管，放纵了金融腐败、欺诈、内部交易等，如以麦道夫事件来解释。这对局部、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解释是真实可信的，但难以解释世界性风险。
解释六：美国长期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格林斯潘的自白）。有的就用货币战争来解释。
以上这些解释都只具有部分合理性，都是有缺陷、欠科学的，有的则是简单意识形态化的。
（三）教训的吸取失误
一是错误地认为国有化是浪潮。出现了严重的“国进民退”，放慢了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步伐。
二是错误地认为国家干预、计划调控是浪潮。出现了比“计划经济还计划经济”的干预模式，放慢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
三是错误地认为中国金融创新应该抑制。实际上，不应将应对危机的应急措施常态化，将应对危机的应急机制固定化。金融创新是一切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人才创新）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创新环境，中国金融基本上不存在创新，对中国而言，应在有效监管的同时，大力倡导金融创新。
二、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另一种解读
（一）经济危机并非只和资本主义制度相伴随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周期性出现给定了三个必备的条件，在他所处的时代，被认识的客体制度就是资本主义。
一是只要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市场经济，就必然内涵着“不可能实现”的经济危机，再生产过程会中断。这是经济危机、经济周期的一般规律。
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之一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其表现后果是“一头是财富的积累，一头是贫困的积累”。
三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之二是单个企业生产的高度计划性与全社会无政府的矛盾。
马克思的解释是科学的。我们可以对马克思的解释进行再抽象，认为只要存在三个必备条件，就会周期性地出现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然存在三个条件：一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二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社会收入差别极大；三是单个企业、单级政府的高度计划性与全社会无政府的矛盾。因此，中国从2000年起就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劳力过剩、产能过剩、产品过剩、资本过剩。中国从制度性短缺走向了制度性过剩。
（二）经济危机有三重革命性作用
对经济危机应有平常心态。马克思既看到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又看到了危机的三重“革命”性作用。
一是强制淘汰过剩，使经济强制平衡。
二是强制淘汰落后，使经济结构再升级。新一轮的高新技术革命成为可能。强制淘汰过剩和落后势必带来失业、贫困，因此，必须忍受社会、经济阵痛。
三是制度、体制机制“自疗”的作用。每出现一次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政治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在计划调节、国家干预、国有成份、全民公平上都有量的调整。资本主义制度在劳动阶级长期的维权争益的斗争中，在左派政党的竞争中，在社会主义制度若干优越性的外部压力下，也不断经历着从原始、野蛮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
应该将马克思解读危机的理论进行再抽象，将其理论应用于机器工业革命时代、信息革命时代、金融革命时代。时代不同，危机的内在机理、诱发原因、传导机制、演进路径、危机特征、危机后果和危机救治应是不同的。我们应循着金融化、金融深化、金融国际化、金融创新化的思路，认识它如何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又如何将世界经济周期性地丢进风险之中。
三、中国式的应对定会产生中国式的问题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国际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国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但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式的应对定会产生许多中国式的问题和困难。
西方让危机自发发挥革命性作用，强制淘汰过剩，使经济强制平衡。而中国为了防止金融危机演化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选择了“保增长、保民生、保就业、保稳定”的政策。这一选择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其必然后果是“增加了过剩”，为“十二五”期间调整经济结构、压缩过剩产能增加了压力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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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也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较大冲击。但我国的经济衰退不是始于金融领域，而是始于实体经济主要是出口经济领域。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低利率、低汇率、低要素价格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积极融入到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但是它们大多只充当了低层次的供应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广东和浙江一带的中小企业纷纷关门，掀起了一轮中小企业“倒闭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而仅2008年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据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2008年底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企业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导致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企业倒闭就将导致87.5万人失业，而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民工。反映中国经济总体状况的GDP增速下滑，对外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工业生产增速持续减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下降，财政收入不容乐观。而来自典型行业的报告更表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十分明显。如2008年10月初的钢铁行业的报告称，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钢材需求较大的实体经济部门，如房地产行业、造船行业、汽车行业等都造成了巨大影响。110
当然，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包括金融体制，没有完全融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当中，故我国不会陷入美国那样的深重危机之中。我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我国的金融衍生品也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泛滥，因而我国金融体系所受到的影响不会很重。而且，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资本主义那样的基本矛盾，不存在产生过剩经济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人们有时会提到，20世纪30年代美、德等经济大萧条年代，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竟未受冲击，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造成不小的冲击呢?这是因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内外情况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不同。首先，当时还没有发展到经济全球一体化，苏联经济没有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之中，所以苏联当时没有我国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和两大市场体系。而我国随着扩大对外开放，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当中。其次，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中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目前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其防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远不如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在大幅度降低，这会削弱我国防范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
关于走出这次危机的出路，不少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世界银行代表佩雷拉·达·希尔瓦说：“最后的可能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终结，或是建立一种更加有调节的资本主义。”著名学者何明认为，走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惟一出路是摆脱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惟一的结论是走向社会主义。本文提出了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四点思考。
首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抵制和消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有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让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又“起死回生”一样，这次危机也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终结，但可以说是美国原有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也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中外学者进一步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可以说，正是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不断积累与激化，导致危机的爆发。美国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也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市场本身可以自我调节；认为这种教条造成了当前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以及反对国家干预，决不是我国改革的方向。当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市场运作去解决这次金融危机，必须靠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投资，目前“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保稳定”的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其次，要重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无序扩张；否则，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越远，产生的泡沫就越大，泡沫也就越易破裂，而破裂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就越大。要知道，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可能变成投机经济，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美国近年来的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是一种值得汲取的教训。
再次，要减少我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应主要依靠扩大消费需求，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这不仅有助于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最终需求，消费增长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受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国首当其冲的是南方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正是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导致的消极后果。日本也是出口大国，其外贸依存度不过20％左右，而我国2004年曾高达70％，但197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只有5％。这表明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过快，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最后，要防止金融与经济危机危害的继续扩大，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但如果缺少有效监管。原来作为分散风险的链条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因此，我们既要避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又要重视加强对其有效监管，处理好信贷、货币供应与信用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既要避免简单地模仿当今西方国家最前沿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工具，又要结合我国自身特点进行金融创新，正确处理好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金融事业发展成功与否，不能只看金融自身的单项指标，还应看经济社会是否稳定增长与发展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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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篇8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至少经历了六次较为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当时的经济学家李嘉图、萨伊等人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否认危机的发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1](P153)与此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在危机中看到“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是一种威胁，它不但把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1](P236)正是对广大受害者尤其是赤贫的无产阶级寄予深深的怜悯和同情，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P617-618)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确立的主、客观原因。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尤其是金融制度的详尽考察后认为，金融危机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俱来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产生金融危机的“基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货币产生前的以物易物的时代不会出现金融危机自不必说，即使在货币产生后单纯为消费而生产的自然经济或简单的商品经济形态中，也都不会出现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出现，就形式而言，是商品买卖分离和货币支付错位所导致的；就内容来说，同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得货币增值紧密相联；归根结底的原因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资本家要想通过商品生产实现一次简单的货币增值，就必须经过这样三个阶段：第一（流通）阶段，他必须用手中的货币到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和原材料，使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第二（生产）阶段，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将生产资本转化为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第三（流通）阶段，他必须把生产出的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拿到市场上销售出去，使商品资本转化为增值的货币资本。这样一个个以货币增值为中心的周而复始的资本循环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在这些过程中，就包含着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原因即在于：首先，商品买卖的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相互分离的，与之相应，货币支付也是错位的。即“卖出商品取得了货币的人，不一定立刻购买，这意味着货币退出了流通，而商品却在市场上等待。这种买和卖的分离或独立就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危机是使两种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过程强制统一的形式”。[3]其次，商业信用的出现为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在时空上的分离提供了便利条件，也更进一步加强了货币支付矛盾的积累，这就使得社会支付链条上的中断点大大增多，一旦普遍的社会支付中断成为现实，就会出现货币支付危机，而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货币支付危机。
以上只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性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这还不足以说明金融危机何以实现，金融危机产生的现实条件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
最大化地榨取剩余价值是所有资本家从事商品生产的直接目的，资本家之间的残酷竞争迫使单个资本必须将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降低到社会价值量以下出售才能获胜，而在竞争中能否获胜关系到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的生死存亡，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个体生存斗争；要想在这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通过资本积累使资本有机构成合理化，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劳动成本；实现快速资本积累的前提是要有充分的信用发展，商业信用通过发行以股票为代表的各种有价证券广泛吸收社会资本，从而突破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企业自身积累的局限，加速积累过程，以此来满足资本家的贪欲。
但是，信用制度具有与生俱来的二重性，它在给资本家带来便利的同时，延伸和扩展了债务，积累了货币支付矛盾，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而资本家们却无视信用发展的负面作用，在以上条件充分满足之后，便开足马力疯狂而盲目地从事各种商品的社会生产，诚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现实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制的消费，而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力却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4](P534)这个界限一旦被突破，就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商品市场价格和利润的下降，当它们都降低到某个临界点时，商品与货币的对立便会绝对化、公开化。这时，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4](P536)在一个接一个的社会支付链条断裂之后，和资本一同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便由此崩溃，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同时爆发。
马克思主义认为，有时，即使经济危机尚未明显凸现，依然有可能出现金融危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在进入发达阶段后，金融系统呈现出了暂时超越和背离生产系统而发展的新特征。19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的金融行业通过发行股票、汇票、债券、土地所有证等有价证券或所有权证等虚拟资本，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些虚拟资本被商品化后，因其市场价值主要由资本市场上的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供求决定而变动不定，导致其在交易过程中具有极大的预期成分和投机性质。“正是在虚拟资本背离实体经济的自循环过程中，货币与虚拟资本商品、 与信用货币的对立显露出来，货币作为一般价值形式同虚拟资本的市场价值和信用货币的面额价值的矛盾积累起来，等待着一次强制性的统一和重合--货币金融危机”。[3]在这种金融系统持续畸形发展的条件下，终究会出现普遍的“金融过剩”问题，届时，一旦证券市场的资本注入中断、银根紧缩、大批金融投机主体失败，都可能直接引爆金融危机。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必定导致金融危机的出现，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西方社会的许多经济理论家经过一番搜肠刮肚的“反思”之后，仅仅将之归罪于其表面上所呈现的“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等等，最深层的也只是将其归结为人性贪婪的“本体论”，而远没有马克思那样直指其元凶首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卓识和勇气，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兆”，[5](P699)是资本主义社会行将就木的征兆。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分析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随着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以及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经济规模上不同程度的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产生经济放缓或者倒退的情况，但是无论其影响的规模如何大，从其实质与结果上看，此次影响依然是属于相对而非绝对的危机。
1、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属于以美国为主体的发达国家经济危机。
由于美国金融利率的迅速上调，和房产的价格在不断下跌，造成了美国大量的次级贷违规，进而引发的金融危机，是08年的金融危机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经济市场是以金融产业与房地产为经济支柱体结构的而必然导致的，由于美国经济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从最初的制造产业逐渐转变成为以电子科技产品、IT、互联网、房地产、金融行业等作为其发展的经济支柱产业，而在IT泡沫破碎之后，美国开始鼓励居民进行房地产的消费，导致了美国发达的金融经济市场和不断上涨的高房价，然而高房价与发达的金融市场在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房地产行业逐渐出现了泡沫。一旦利率上升，房价下跌，就必然造成大量次级贷危机和一系列以次级贷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危机，给金融机构和金融投资者带来巨大冲击，最后产生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的产生一旦形成将会直接波及到世界上其他各国的经济体当中，造成他国经济失控。
2、国际金融危机是以美国等为代表的社会发展模式危机。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与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与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2]在这句话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于对其资本的增值与利润的绝对追求。它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中面对着生产与利润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导致的，即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主要矛盾，它在高度自由的市场基础上，一方面使企业个体处于高度的组织状态，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又使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无法实现整个社会有组织的协调生产。这样，在“资本为本”的社会发展模式中，由于人们对资本增殖和利润的单纯追求，就不仅极易造成生产、需求和消费之间的失衡，产生所谓的生产相对过剩，而且也极易形成给人们带来高额利润的经济泡沫。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分析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我国沿海地区，面临着美元经济体制的出口加工行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大量的产品滞销在港口无法出口，企业积压库存的超标非常严重。为了能够缓解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我国制定出了扩大内需的经营战略目标。当前，由于我们有党中央的英明战略决策，由于中国经济有很大的非美元部分，由于我们广阔的腹地和西部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我们有着庞大的内需市场，这就为中国经济摆脱美元霸权，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铸起了几道坚实的防火墙。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我国的主要影响如下：
1、加大了我国的环境和资源压力。
目前我国人均碳排放量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但是，生产净出口产品产生的碳排放却超过了我们总排放量的百分之二十，这些产品并非为中国人民所消费，而是销往了发达国家。当前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我认为这是对科学发展最早、最经典的阐述）。一个时期以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恰恰使得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虚名，却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背负了巨大的资源压力。
2、不利于我们扩大内需和发展民生。
我国的出口企业主要是外商独资企业。我们只是靠提供土地和廉价劳动力搞组装，总利润低于3%；因为销售市场在外面，所以外商对增加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中国的内需市场丝毫不感兴趣，而是拼命压低工人工资，从而进一步抑止了中国的国内消费和内需；加上赚钱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因而对于中国的环境、教育、医疗不承担责任。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这种“两头在外”的外资企业引进越多，对它们的照顾、妥协越多，我们在科学发展、在民生上面也就越迈不开步子。
四、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要彻底化解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坚定不移地推进科学发展。包括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其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针，也是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指导思想。近年来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制度优势，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只有在实践中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才能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呈现企稳向好势头，但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世界经济复苏还将经历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巩固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必须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既切实降低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造成的影响，解决眼前的难题；又着眼长远，为经济社会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轨道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五、总结
总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政策的破产，使我们更深刻地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危害；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更深刻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强大生命活力。
参考文献:
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篇9
那什么是经济危机转型？经济危机转型是指经济危机由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转向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最先爆发于实体经济领域，由生产过剩导致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工厂倒闭，然后进一步蔓延到金融领域的经济危机，其主导是生产过剩所引发的经济混乱。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由金融领域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包括产业领域在内的全面的经济危机，其主导是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在金融领域爆发的包括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和系统性金融危机在内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转型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发生转变。传统的经济危机多数首先发生于产业领域，然后传导到金融领域，突出地表现为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导致生产（主要是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量增加，企业开工不足并大批倒闭，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继而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并爆发金融危机，使社会经济陷入瘫痪、倒退状态。而近三十年来发生的经济危机基本上爆发于金融领域，然后传导到产业领域，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等金融指标在短期内急剧恶化的现象，致使产业领域在内的其它领域发生危机。这些金融指标包括货币汇率、短期利率、证券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金融机构倒闭数目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 的形式，如拉美债务危机、日本泡沫危机、欧洲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阿根廷债务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因此，当代经济危机就其表现形态来看是金融危机，但就其深层次或本质层面来看，金融危机的性质仍然是经济危机，或者说是以金融危机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这也恰好反映了当代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发生了改变。二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虽然发生了改变，但其本质未变，还是过剩，只是过剩的表现形态发生了变化。无论传统的经济危机还是当代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其实质仍然是相对过剩。只不过当代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的“过剩”不仅仅体现在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更多的是体现在虚拟经济领域的“资本过剩”。本文所分析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主要是指广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
二、经济危机转型的特征
经济危机转型即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转向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虽然其本质没有发生改变，但其表现形态较之原先的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来说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集中反映在：
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篇10
1.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产生，但是其内在深层次的根源却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长期积弊，以及近几十年来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诱发的产物。
1.1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性原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必然会滋生各种社会矛盾，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一系列连续性、并存性和均衡性关系难以得到满足，从而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展并日趋激化。①
1.2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政策性原因。1979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上台，1980年里根在美国上台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在英美推行，并随后在全世界蔓延。他们极力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坚决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要给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画上一个句号，成为其失败的标志。英国《金融时报》说：“自由化时代也是金融危机格外频发的时代……所有这一切都蕴含着最终导致自由化时代灭亡的种子②”。
2.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此，我就主要分析西方金融危机对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2.1冲击我国金融业。首先，持有美国投资银行股份或债券的金融机构，受金融危机影响，股票债券大幅缩水。其次，金融危机导致中国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动放缓。主要是由于国外各商业银行缩紧银根所导致。再次，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中国股市的一蹶不振，几乎套牢了所有的股民，投资者信心受损，影响了整个金融业的经营环境③。
2.2减少中国出口贸易，就业压力突增。西方爆发金融危机后，其“消费过剩”矛头凸显。短期内出现大幅度的减少生产，解雇工人，减少对供应商的原料采购，随着危机的蔓延，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措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年贸易顺差的的出口国而言，必然面临着“生产过剩”的困境。生产商担心存货过多，就会缩减生产，反过来又进一步缩减消费需求④。生产的缩减又必将会对劳动力需求降低，从而使国内的就业压力突增。
2.3影响投资热情与投资能力。从国内投资来看，金融危机一是会导致投资者投资热情下降，信心不足。二是会利用外资的能力减弱。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演进，国外金融机构和企业纷纷甩卖海外资产，回笼资金，以套现应对危机。三是预期投资成本的上升，随着各国的救市措施的实行和危机的缓解必然导致资源和初级产品价格的迅速反弹，使得投资成本上升。
3.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国际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中国没有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受金融危机很大的影响，但其影响和威胁仍然弥漫在中国的周围。因此，中国应从这场金融风暴中吸收经验教训，积极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3.1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市场经济的特色就是政府对经济主体和活动具有的强大的监督管理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集中力量办大事。历史证明这种模式是卓有成效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调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作用。通过增加投资需求以及由此带动的固定资本的有序更新和对国民经济的技术结构及其比例关系的调整，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⑤。
3.2加强防范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危险，注重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警示我们，在中国金融业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不容忽视。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深化改革，改进风险管理能力，提高综合竞争力。在过渡期间，需要借鉴国外信用风险管理技术，选择最适当的信用风险识别理论模型并将其与中国信用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识别模型⑥。
3.3有效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我国对美国经常项目保持多年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其中有上万亿美元债券。因而，美国国内经济对我国经济财富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在搞活多边贸易的基础上，逐步调整外汇储备的资本结构，减少美元比重，丰富币种。我国应当增加外汇储备中黄金的份额，达到保值的目的，适当增持黄金，降低美元贬值给我国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张燕生等.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宏观经济研究.2008.3
[3]周慧兰、曹理达：美国金融危机：根源与教训[N].21世纪经济报道，2008-9-20.
[4]郭田勇.《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影响和对策》《党政干部学刊》.2008第12期
[5]《列宁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卫兴华：《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经济发展》，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1期
注解：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7期，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上）。
②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8月15日。
③《现代经济》2008年第7卷第10期（总第98期），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篇11
1 关于金融危机原因的探讨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和原因，国内外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吴晓求教授关于“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和“周期说”的提法，将学术界学者的观点归纳总结如下:
(1)制度说。“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大卫科茨认为，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前主席不破哲三谈到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今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是金融危机与生产过剩的结合，其根源是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李鹏程指出，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意思就是过度宽松的经济政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此次金融危机就是由先前一阶段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而次贷危机产生的源头又于政府“放任经济、任其发展”的新自由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2)政策说。“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许小年指出，美联储所发行的货币超出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机构的钱太多了，再加上对对冲基金监管不力，最终成为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甄炳禧认为，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于近年来美国次贷市场的过分膨胀，是近些年来其国内积累的金融和经济风险不断释放的结果，也与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及西方货币政策相关。美国的货币政策和与此相关的美国房地产行情的变化也是次贷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孙音则指出，自2000 年起美联储屡次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鼓励消费，致使美国国内出现过低的储蓄率、长期的消费热潮、进口不断增加以及长期的经常性收支恶化，而美国之所以可以按照这种形势维持经济的繁荣，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和不对等、不均衡、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内在的重大缺陷。
(3)市场说。“市场说”从更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和监管的相对滞后，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程度，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王胜国指出，美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迅速增长和美国居民的过渡消费，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是导致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华尔街的经济精英们违背信用原则，漠视风险控制，缺乏制衡机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迷狂中陶醉，将社会责任抛诸脑后;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大幅度地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直接促使这次次级抵押贷款偿付危机的爆发。而究其根源在于金融创新中对于信用风险的控制不当。
(4)周期说。“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是20 世纪30 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它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相匹配。在上述四种说法里，吴晓求教授比较倾向的就是“周期说”。并且他认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会发源于美国、发端于华尔街。因为，在那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无论在规模上， 还是在结构上都已严重失衡，华尔街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把这种失衡推向了极端， 从而使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并不单纯是监管不力，如果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来看，实际上是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结果。
除了这几种主要的原因分析之外，还有的学者提出过度消费说，委托链过长说、流动性过剩说等不同的理论。
2 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成因再探讨
上述关于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危机的成因。各位学者虽然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每种分析也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都只是分析了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或者具体原因，并没有揭示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或者深层次原因。因此，我们要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视角透析当前金融危机的本质，揭示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在完整系统的专著里给我们呈现，但是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可见，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相对过剩”，它是针对“绝对过剩”而言的。马克思又指出:“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可见，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当代危机的产生流程是: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回到起点。通过增加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两个环节，一方面延迟了危机;另一方面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可见，其实质仍然是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自从“911”事件后，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房地产市场繁荣，次贷机构为了获取利益，大量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当美联储为了避免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借款人无法正常还贷，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这种透支消费，正是由于消费者消费能力有限，而资本家要获取高利益，所以低估风险，盲目发放贷款，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所以，透支消费，只不过是将危机从当时推迟到了未来。
可见，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导致了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这也就引发了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能力落后的矛盾，出现了消费能力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由此引发了透支消费，出现了违约率上升，引起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波及到全球之后出现了当前的金融危机。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只有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才能最终解决这个对抗性矛盾。这也就揭示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仍将继续甚至更加频繁，资本主义也终将走向穷途末路。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市场经济基本保持稳定发展，事实证明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是经得起考验的。
参考文献
[1]大卫科茨.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红旗文稿，2008，(13).
[2]赵静.日共前主席不破哲三谈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今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J].当代世界，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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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小年.次贷危机罪魁祸首是格林斯潘[DB/OL].
[5]甄炳禧.透视美国次贷危机及对我国的启示[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11).
[6]孙音.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探究[J].北方经济，2009，(5).
[7]王胜国.全球金融危机的缘由及其主要经济理论的反思[J].商场现代化，2009，(4).
[8]吴晓求.关于金融危机的十个问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1).
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篇12
1 关于金融危机原因的探讨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和原因，国内外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吴晓求教授关于“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和“周期说”的提法，将学术界学者的观点归纳总结如下:
(1)制度说。“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大卫?科茨认为，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前主席不破哲三谈到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今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是金融危机与生产过剩的结合，其根源是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李鹏程指出，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意思就是过度宽松的经济政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此次金融危机就是由先前一阶段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而次贷危机产生的源头又于政府“放任经济、任其发展”的新自由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2)政策说。“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许小年指出，美联储所发行的货币超出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机构的钱太多了，再加上对对冲基金监管不力，最终成为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甄炳禧认为，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于近年来美国次贷市场的过分膨胀，是近些年来其国内积累的金融和经济风险不断释放的结果，也与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及西方货币政策相关。美国的货币政策和与此相关的美国房地产行情的变化也是次贷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孙音则指出，自2000 年起美联储屡次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鼓励消费，致使美国国内出现过低的储蓄率、长期的消费热潮、进口不断增加以及长期的经常性收支恶化，而美国之所以可以按照这种形势维持经济的繁荣，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和不对等、不均衡、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内在的重大缺陷。
(3)市场说。“市场说”从更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和监管的相对滞后，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程度，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王胜国指出，美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迅速增长和美国居民的过渡消费，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是导致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华尔街的经济精英们违背信用原则，漠视风险控制，缺乏制衡机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迷狂中陶醉，将社会责任抛诸脑后;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大幅度地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直接促使这次次级抵押贷款偿付危机的爆发。而究其根源在于金融创新中对于信用风险的控制不当。
(4)周期说。“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是20 世纪30 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它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相匹配。在上述四种说法里，吴晓求教授比较倾向的就是“周期说”。并且他认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会发源于美国、发端于华尔街。因为，在那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无论在规模上， 还是在结构上都已严重失衡，华尔街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把这种失衡推向了极端， 从而使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并不单纯是监管不力，如果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来看，实际上是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结果。
除了这几种主要的原因分析之外，还有的学者提出过度消费说，委托链过长说、流动性过剩说等不同的理论。
2 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成因再探讨
上述关于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危机的成因。各位学者虽然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每种分析也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都只是分析了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或者具体原因，并没有揭示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或者深层次原因。因此，我们要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视角透析当前金融危机的本质，揭示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在完整系统的专着里给我们呈现，但是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可见，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相对过剩”，它是针对“绝对过剩”而言的。马克思又指出:“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可见，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当代危机的产生流程是: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回到起点。通过增加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两个环节，一方面延迟了危机;另一方面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可见，其实质仍然是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自从“9?11”事件后，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房地产市场繁荣，次贷机构为了获取利益，大量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当美联储为了避免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借款人无法正常还贷，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这种透支消费，正是由于消费者消费能力有限，而资本家要获取高利益，所以低估风险，盲目发放贷款，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所以，透支消费，只不过是将危机从当时推迟到了未来。
可见，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导致了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这也就引发了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能力落后的矛盾，出现了消费能力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由此引发了透支消费，出现了违约率上升，引起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波及到全球之后出现了当前的金融危机。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只有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才能最终解决这个对抗性矛盾。这也就揭示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仍将继续甚至更加频繁，资本主义也终将走向穷途末路。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市场经济基本保持稳定发展，事实证明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是经得起考验的。
参考文献
[1]大卫?科茨.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红旗文稿，2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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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分析金融危机还是要回到马克思[J].中国改革，2009，(1).
后金融危机时代定义篇13
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再一次重演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周期率，不难想见，新自由主义危机论必定甚嚣尘上，奉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再次被搬出。国际马克思大会主席、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教授热拉尔?杜梅尼尔在其新书《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中谈到:20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新自由主义的阶段。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政治事件，但把资本主义整个经济都卷入进来，其目标就是增加上层阶级的收入。在二战后的头几十年里,这一阶级的收人一直受到抑制，而新自由主义对劳工阶级施加了一种新的严厉纪律:更加严酷的工作条件，购买力的停滞(或倒退），社会保障体系的侵蚀;政府解除了对金融管制并且奉自由贸易和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为圭臬。最后的两个方面组成了我们常说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咽为高收入得到了极大的增长，所以就其目标来说，新自由主义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成功。然而这种成功好景不长，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预示着新自由主义的繁荣只是虚拟经济的自我膨胀，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已经昭示着自由主义的危机和即将终结。
约翰.B?福斯特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题为《垄断金融资本与积累悖论》的文章认为，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来，由于垄断资本排斥真正的价格竞争,就不能摧毁多余的生产能力，这导致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长期共同出现。作者认为滞胀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常态，只有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或战争能够相对地改善这种状况。大萧条是这种滞胀的第一次大规模表现，其后的“二战”相对解决了这个矛盾，于是出现了战后繁荣。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垄断资本又出现滞胀现象，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利用金融化来虚假地克服垄断资本的积累问题，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暴露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垄断金融资本的一个特殊阶段，其仍然具有垄断性金融资本主导性、停滞、危机等根本特征。
另外有学者则更为直接地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危机预示着世界资本主义的衰落。美国学者洛仁?戈尔德纳认为，当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衰落:资本主义在1914年以后就进入了衰落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进入慢性持久危机阶段。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平等党总书记尼克?比姆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前景展望》的报告中认为，战后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稳定的三大平衡都已被打破:在经济领域，70年代初以来的利润率危机以近20多年来日益加大的金融投机泡沫终结;在社会领域，全世界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扩大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在世界格局上，美国一极独大地调控全球的局面正被打破，列强纷争局面正在形成，一这些预示着世界资本主义正进入危机阶段。
日本学者福田太雄认为，现在的资本主义新阶段正处于列宁所描述的帝国主义阶段，根据列宁的理论，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已经表明了资本主义的衰退。151他还撰文指出,世贸组织体制下的现代资本主义虽然没有出现殖民化，但垄断资本代替殖民化成为界定帝国主义的第五个要点。对国内市场和世界经济施展支配力量,掌握市场规则的霸权，企业全球化象征着资本主义处于正在衰退的阶段，它既不能保障人们享有幸福稳定的生活，也不能保障食物和生计的安全。必须以经济本土化替换企业全球化，以恢复当地社区的可行性、独立性和可持续性。
可见，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让国外经济学家们相信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带来资本主义繁荣的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向了危机和即将终结的尽头，而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衰退则是这些经济学家极力争辩和左右回旋刻意回避的话题。而激进的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士从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中看到资本主义已经走入危机和衰退时期，并大胆提出资本主义已经是高度腐朽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论断。
2、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
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可谓影响深远,我们看到资本主义难以逃避或终结经济危机的厄运。但是为何每一次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能再次复苏却值得我们深思。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必然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方式方法也将利用和体现其具有的新特征。
第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过去经济危机一般是产生于工业领域的生产相对过剩;而此次危机从银行金融行业开始并且迅速扩展到实体经济。相信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泡沫化对此次危机的产生难辞其咎。约翰士?福斯特认为，20世纪70年代初垄断资本又出现滞胀现象，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利用金融化来虚假地克服垄断资本的积累问题，当代世界金融危机暴露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垄断金融资本的一个特殊阶段,其仍然具有垄断性、金融资本主导性、停滞、危机等根本特征。H用美国著名学者威廉?!(；?塔布的话说，经济金融化，既是经济上的,又是政治上的。161集中体现在: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因此推动金融资本(金融企业资本+虚拟资本)相对于实体经济企业资本迅速膨胀。
以法国学者让?克罗特?德罗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已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新阶段一一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的发展使金融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对资本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了全面的、不间断的、有效的控制，从而实现了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相比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民生凋敝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重创，但是广大不发达国家却影响并不严重;此次经济危机，虽然肇始于美国，但是迅速席卷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人低谷，并且改变了世界格局,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全球普遍现象。随着苏东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和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最终成为一种全球普遍现象。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被大多数人接受。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全球化即“实行市场世界统治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它仅仅从经济上考虑问题,把所有其它范畴一生态的、文化的、政治的、文明社会的全球化--都置于市场经济体系的支配下。”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2010年1月8日于巴黎举行的“新世界一^价值观、发展与监管”峰会演讲中说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负面的巨大的影响。这场危机以粗鲁的方式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颠覆了此前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信条。传统的智慧看起来不但是过于自满，并且犯有根本性错误。所有的一切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多么难以预测。，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也说幸福的全球化之梦已经结束了，“金融资本主义”出现了危机,应对当前全球性危机需要全球性的措施，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需要重新平衡国家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3、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
按照马克思的人类社会五形态划分法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是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后，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第四大社会形态。那么是什么样的属性使得一种社会成为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呢？在谈论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之前必须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总体的把握。而在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发展困境的时代背景下，国外有学者对于这类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未来委员会主席、经济科学家德科?克莱(DiekerKlein)和基金会政治分析部主任、哲学家米夏尔?布里认为,资本主义就是经济和整个社会从属于资本再生产，这使得一个社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当创造利润成为财富生产的首要标准时，社会就成了资本主义的。191这种把资本主义看作依靠利润驱动和建立在私有权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的态度基本代表了国外左翼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从生产方式的根本性上界定了资本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根本属性。
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不能把纯粹自由交易?98-的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他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亚当?斯密提倡的市场机制并不排斥适当的国家干预，并指出斯密的观点内在的包含着这样的逻辑:市场和资本在它们自己的领域之内运转良好。首先，它们需要来自其他机构~包括公共服务，诸如学校--以及纯粹利润追求之外的价值的支持。其次，它们还需要来自其他机构的限制和纠正。1101因此,阿玛蒂亚?森从经济上否定了资本主义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的说法。仿佛惧怕任何不利于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余孽沉渣泛起，阿玛蒂亚?森对凯恩斯主义也保持了谨慎的态度，认为凯恩斯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分析和政策分析，强调他关注的焦点在于力图使市场经济的波动稳定化。然而，对于更为保守的斯密和庇古，他却附加了很多关于非市场机构和非逐利价值的重要性的深刻洞见。从而得出结论说，对于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应该给予全新的解释。当然,此种观点并不否认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但是将其赋予了政府管理层面的宏观调控，不知是一种理性的客观还是试图掩盖资本主义本质的真相。
甚至有学者直言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制度、“失败的制度”，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是验证了世界资本主义的衰落，而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被历史所埋葬。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失败的制度”。“失败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指全球经济和社会秩序在现实和理论之间呈现越来越多的致命性矛盾，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个关键矛盾构成了当代世界性危机:（1)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世界正面临着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的危险;(2)资本主义的消费生产模式使地球生态濒临崩溃，生态问题已经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3)美国试图通过所谓恐怖主义战争从军事上恢复其单级全球霸权和对石油战略资源的争夺，正在把帝国主义带人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
由此看出，深受危机摧残的资本主义世界对资本主义制度表明了强烈的不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难以避免，甚至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弊端都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症结。但这却不能说明，在危机过后，新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是不是再被奉为灵丹妙药。
二、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根源分析
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之后，人们最想知道的就是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根源在哪里？而这个问题也是最能看出学者站队立场的关键问题。有学者把经济的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分离考量，认为危机是由金融部门的不负责任和放松管制，部分人的贪婪和无节制造成的;而国外共产党人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受金融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危机的根源，将危机的根源直接深入到资本主义的制度层面。
(一)从金融化和美国霸权两个方面分析
法国学者热拉尔?杜拉梅尔、多米尼克?莱维认为，这次危机并不是利润率下降的危机，相反，是资本主义发生了爆炸。当前危机的产生源自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方面，是对高收人的强大要求，达到髙收人有两个工具:一是金融化;二是全球化。另一方面，是与美国的宏观经济路线相联系，其宏观经济特征是低积累和过度消费。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造成外贸赤字和内债同时增长，而金融泡沫的不配合使其不能正常延续下去。因此，这一危机既是全球经济也是美国经济的失衡，既有金融方面的原因,也有实体经济方面的原因。1121这种观点看到了实体经济的原因，却仍然将虚拟经济放在了更为显赫的位置，显然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背道而驰的。日本学者高田太久吉指出，源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凸显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一“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下，危机的发生不可避免。m
巴西经济学家OA莫雷拉直言，大企业的投机性融资导致了金融优势积累体制的危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及其近年来对拉丁美洲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2009年1月12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美《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世界新秩序的机遇》一文说，“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崩溃给美国的地位带来一次重大打击”,现在“美国及其潜在的伙伴拥有千载难逢的机遇，将危机时刻转变成充满希望的理想”，“将出现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于中国和美国在未来几年如何与对方打交道”。
2008年12月9日，罗伯特?佩斯顿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说,在国际金融海啸的“废墟中可能会出现一种新资本主义。与过去30年的模式相比，它也许比较公平友善，如果想要自保，这种制度或许应该变得仁慈些、温和些、少制造一些不和，少一些胜者通吃的意味”。M
(二)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出发分析
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在其著作《僵尸资本主义:全球危机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中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原因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虽然危机的表现形式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危机，是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即源于金融部门的危机，但这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外表归因。而问题的主要方面却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对立。因此，资本主义应对危机和经济复苏时在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政策中的摇摆转向无法克服其自身的周期性危机。|16>
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指出,美国经济失衡的根源不是中国，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演化的必然结果。I171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主席、通俗经济学中心经济学家大卫?科茨认为,历史表明，资本主义总是周期性地爆发体制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体制。然而，尽管资本主义的某一特定的体制形式,或社会积累结构(SSA),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地促进了高利润和经济扩张，但最终资本主义的体制矛盾会破坏其继续运行，导致体制危机的爆发。M
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日本首都大学(东京)教授宫川彰在2008年11月26日中央编译局举行的题为“金融危机与《资本论》的当代价值”的学术座谈会上指出，这次金融危机归根结底仍然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所引发的。
2008和2009年底在巴西圣保罗和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十、十一届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分别通过了《圣保罗宣言》的《德里宣言》。两宣言宣称:该组织致力于捍卫劳动阶层和下层贫苦百姓利益、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认为，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结构性和体系性弱点，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
到底是热拉尔?杜拉梅尔所谈到的金融化和美国宏观经济路线失误导致的危机，还是更多西方学者认为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危机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目前很难得出确凿的解答。肯定前者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体制出现了问题，肯定后者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两种不同的答案同时意味着未来社会两种完全不同发展道路的选择。
三、金融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命运
1、社会主义前景观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借鉴运用了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对生产关系?100*进行调整,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多，资本主义越来越具有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性质。然而，设想通过激烈的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少,而通过不断在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社会主义因素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越来越受欢迎。
2009年4月17-19日，全球左翼论坛与会学者就当前危机表态认为，当前的危机既表明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又指出了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针对当前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会议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替代方案”--社会主义。当前的危机强化了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问题的必要性，以及在人民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的重要性。会议强调，要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纲领的优越性充满信心。大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口号，认为这是一个摆脱了阶级剥削和资本压迫的世界一一这就是社会主义。
日本前共产党主席不破哲三表示，金融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社会主义国家既要面对当前危机，又要面对社会主义长期发展的考验。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拉美左翼发展势头不减，进一步削弱了资本主义，壮大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仍将保持长期互动关系，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局面可能维持到22世纪。此次经济危机虽然重创了资本主义，但是没有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力量，资本主义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社会主义国家还将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实现社会主义有以下途径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会越来越多，实现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多样的。
葡萄牙共产党甚至提出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的替代方案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葡共中央委员会强调，工人和人民、共产党和革命政党及世界上其他进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将进行斗争，阻止所有的消极因素,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民主及人民的互助与和平。共产党员对于危机的原因、影响及其罪魁祸首、当前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替代方案进行解释和政治干预是一项必须的紧迫的任务。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强共产党和革命政党，使其与工人和人民大众紧密联系，熟知他们的具体困难、想法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的共产党、革命党和进步力量必须相互协作，共同行动。
希腊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为挽救经济危机和拯救资本主义制度所采取的“任何政策都不能缓解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腐朽性。工人尤其是共产党应该反对这些欺骗性的观点：‘调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心灵净化’和‘人道主义’。”真正的现实出路在于联合行动以推翻现存的权力体系。印共亚秋里认为，左翼反对派应该在政府应对此次危机的决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资本主义新模式观
虽然资本主义持续着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定律，并且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之中，资产阶级学者仍然希望通过资本主制度内部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找到摆脱危机的方式。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生命力犹在，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寻找到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发展模式转型，资本主义仍然具有活力。
大卫?莱布曼称，对新自由主义时代特征和相关文献作简单的分析，并不能对当前状态是萧条、复苏还是其他下个定论。无论如何，认为大萧条是持久性的或无法复苏都是不合适的。如果要理解这次为抵御危机给工人们带来掠夺性影响所进行的抗争的变革性含义，寻求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核心问题的基本途径,将对这次危机及危机前状态的分析放在马克思坚实的分析平台上是十分必要的。
阿玛蒂亚?森基于其对当下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提出目前的这场危机并没有要求一种“新资本主义”，但是它确实要求一种对旧有观念的新的理解，比如斯密的观念，以及和我们的时代更接近的庇古的观念，这些观念中有很多一直被我们可悲地忽视了。我们同样需要的是对于不同体制的实际运行方式具有更清楚的认识，并且认识到，从市场到国家机构的各种组织能够超越短期的解决方案，对建设一个更加合理的经济世界作出贡献。
福田太雄从世贸组织体制之下资本主义进人新阶段，即帝国主义的衰退时期提出了一种替换体系的大纲。本土化替代企业全球化才能解决当地社区的可行性、独立性使人们获得幸福稳定生活的机会得到保障免遭削弱和破坏。
热拉尔?杜梅尼尔基于美国霸权地位衰落的分析则从建立新的全球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角度来为新的社会秩序和资本主义世界找出路。
阿纳托尔?卡莱斯基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声称，由于这次金融危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处于转变时期，这可与上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的重大转变相提并论。在上周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显然有些话没有人敢提及：即将主导世界的新资本主义模式是经过大刀阔斧改革的西方民主体系?还是中国和俄罗斯及许多其他新兴经济体所喜欢的独裁国家资本主义的某种变体?m显然，他是希望资本主义世界吸收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治国经验帮助其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安然度过经济危机从而继续资本主义的统治的。
现任《泰晤士报》副主编的卡里兹基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将成为一种全新改良的资本主义。卡里兹基认为这一转折点可与拿破仑战争相提并论，从自由放任主义(资本主义1.0)的古典时代，经济大萧条(出现髙度依赖政府的资本主义2.0)，到经济滞涨的70年代(产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3.0)。％比尔?盖茨则更坦诚道:21世纪的新资本主义为了让制度可以有持续性必须用利润来进行激励，以一种共享财富的创新资本主义模式延续资本主义的财富神话。
我们看到在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对其生产关系采取了种种自我调节和改良，但却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反而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全球层面放大和加深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经济规律仍然会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