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经验实用13篇

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经验篇1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调研报告

为推进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晋城、法治晋城，按照政协晋城市委员会2020年度协商计划安排，2020年11月—12月，由市政协副主席崔守安带队，社会法制委员会组织部分市政协常委、委员组成专题调研组，深入各县(市、区)及市直有关单位，对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进展情况

去年12月3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召开，部署启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会后，我市对标一流，迅速行动，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中央、省委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第一期试点城市的决策部署，立足我市连续八年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名列全省第一，三获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的优势，提出创建试点城市目标。有关部门结合我市实际，积极申报，完成了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今年5月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我市以“三零”单位创建为抓手，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紧盯治理难题，聚焦基层基础，突出晋城特色，整合资源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督导考核，形成了党建联片共建、矛盾联调共治、信息联通共享、部门联手共创、城乡联动共赢的互联共建态势，试点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全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暨“雪亮工程”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充分体现了省委对晋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支持和肯定。从进展情况看:

一是制定了明确细化的目标体系。坚持市委统一领导，出台了三个指导性文件:《中共晋城市委、晋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中共晋城市委平安晋城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2020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指引任务分解表》。各县(市、区)及市直有关单位结合实际，认真对照各项目标任务，逐条细化工作措施，印发了工作方案，建立了目标评价体系。目前，市县两级已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纳入“十四五”规划、全市平安建设考评和市委目标责任考评体系，与各级表彰奖励、干部提拔使用、晋升晋级、文明单位创建挂钩，以考核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地。今年5月20日我市召开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动员部署大会。市委书记张志川作动员讲话，要求“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晋城经验”、提供“晋城样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市委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石云峰就推进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作安排部署。9月11日我市组织召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观摩交流会和工作推进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抓好任务落实，完成工作进度。成立了市委党校骨干教师组成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课题组，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纳入了党校教育。同时，还召开3次建言献策座谈会、7场“法学沙龙”。专家学者及相关人士就试点中的目标完成情况和存在问题深入研讨、开展交流，提出工作建议。当前，全市目标导向明确，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二是形成了有效运转的责任链条。按照市委关于试点城市创建和文明城市创建“双轮驱动、双创并重”的要求，我市把试点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形成了市级统筹协调、县级组织实施、乡镇(街道)强基固本的市域社会治理链条。根据工作需要，我市成立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组，在市委平安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明确了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试点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和党建引领工作推进小组、法治工作推进小组、德治工作推进小组、自治工作推进小组、智能化工作推进小组。各县(市、区)按照市委要求，加强组织领导。目前市、县“一办五组”工作专班都已按年度重点建设项目要求，发挥牵头作用，加快组织实施。为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小、落实，建立了试点工作联络员报告制度和督办制度。同时注重宣传推动，在主流新闻媒体和“一网两微三号”晋城政法新媒体宣传群组开设市域社会治理专栏，反映工作进展，总结特色经验，创造良好氛围。

三是推出了具有特色的典型经验。在自治方面，城区洞头村、陵川县小召村、沁水县下沃泉村等，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形式，广泛开展村民议事、民情恳谈等基层民主协商活动。在法治方面，积极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沁水县龙港镇派出所、城区白水街派出所、阳城县凤城镇派出所、高平市城南派出所争先进、创亮点，做到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陵川县县城老干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发挥离退休干部专业知识和经验优势，32年服务平安陵川建设，受到中组部表彰。沁水县组建了以县矛盾调解中心为龙头、区域调委会为依托，乡、村两级调委会为前沿，有关调解室为补充的人民调解网络，“司法确认”和“调援对接”机制调动了调解纠纷的主动性积极性。泽州县川底法庭建立和事佬工作室，开展诉前调解，打造“川底模式”。在德治方面，阳城县演礼乡献义村重视道德教化作用，坚持以德治村，坚守和谐之道。城区黄城社区挖掘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精髓，打造陈廷敬文化品牌，为社区治理提供精神动力。在智能化建设方面，创新开发晋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智能化工作平台。“雪亮工程”走在全省前列，已接入7720路一类监控视频、4000路二、三类监控视频，联通了视联网，具备省、市、县、乡视频会议功能。市大数据局与阿里巴巴合作开发的智慧政务、智慧停车等16个集成建设项目，获2019—2020年度数字政府建设卓越实践奖。高平市以数字政府建设为支撑，打造出县域社会治理“高平新样本”。城区实行全科网格管理，划分网格682个，为每个网格落实了每年6000元的绩效补贴，提高了网格员的职业认同感和幸福感，有效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在心治方面，泽州县实施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工程，加强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工作，实现一般人员不脱节、重点人员不失控两个确保，社会心理健康水平整体提高，社会治安案件连年下降。

二、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我市在试点工作中激发了活力，取得明显进展，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1.党建引领有待加强。有的党组织党建理念和工作方式陈旧，不适应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创新意识不强;有的弱化、虚化、边缘化，领导作用发挥不充分;有的工作机制不适应治理需要，街道社区和农村统筹协调能力弱，共治共建未形成常态;有的工作行政化、停滞化、务虚化倾向严重，创建积极性不高，内生动力不强。

2.治理主体参与不够。政府职能部门民主决策不够到位，依法行政仍有差距，提供的公共产品不适应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行业监管存在失位缺位现象，齐抓共管矛盾风险机制未形成常态;群团组织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预防违法犯罪的制度化渠道仍需进一步拓宽，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全市1100多个社会组织整体上发育不健全，城乡基层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专业调处类、治安维稳类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作用不够明显;青年参与缺乏支持。基层社会治理制度滞后于青年日益增长的参与热情，还没有为青年参与社会治理开辟足够的空间，对青年参与社会治理支持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增强。相关部门对青年公益社会组织政策扶持力度不大，在经费保障、业务培训、孵化支持、联系对接等方面缺少有效举措;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不完善，尚未建成平行、互动、多样的群众参与网络平台，网络问政刚刚起步。如何有效引导各界人士发挥自身优势参与社会治理，也成为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3.多元解纷尚未形成。思想认识存在偏差。社会普遍关心、支持、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氛围不浓，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志愿者占人口比重较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信访不信法”的社会心态依然存在;政策法规不够完善。各部门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定位和职责散见于各级各类文件中，纠纷解决的工作机制、程序设置及资源配置等具体规定多是基于各县(市、区)实践经验的总结，针对多元纠纷化解途径、化解流程、法律效力的确认、组织保障等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调解工作发展不均衡。司法调解发展迅速且相对规范，行政调解较为被动且实效不强，人民调解专业化程度有待提升，社会组织调解尚在探索起步中。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人民调解员绝大多数都是兼职的，整体年龄偏大，政策法律素质不高，工资待遇低，人员流失现象明显。调解经费保障落实难，有预算无经费的情况普遍存在;人案矛盾非常突出。全市法院员额法官人均结案173件，阳城法院人均结案276件，反映出诉前调解还有很大空间。潜在矛盾风险还很突出。我市房地产领域的违规预售和延迟交房风险、金融领域的非法集资风险处在集中爆发期，受疫情影响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信访积案化解困难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站在更高层面完善多元解纷机制，提前布局解决问题。

4.信息共享还有差距。多年来，相关部门都建有平台，但基础数据信息共享共用难、相互流转难，存在“信息孤岛”“数据壁垒”“各自为政”现象，缺乏统一规划、联动协作，信息平台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如市法院加强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探索开展诉调对接和繁简分流工作。市检察院依托“12309”检察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服务。市公安系统正在推广建立“立体化信息化治理防控平台、智慧大脑、晋治安APP、掌上派出所”为主的信息化大数据平台。司法系统建有统一的指挥平台。市大数据局也建立了“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但这些平台未执行统一标准，数据资源共享体系不完善，社会治理有关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存在困难。在网格化管理中，许多诉求和问题上报到街道或县级指挥中心后，因为事权问题无法及时处置，而指挥中心又无法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导致事件流转不畅通、群众不满意。

5.保障机制仍需完善。在调研中，通过对社会治理组织体系、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社会治理配套设施、社会治理保障举措指标的分析，反映最为强烈的是社会治理保障举措，最需要的是资金和人才。政府购买服务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开展公共服务的支持，远远不能到位。市县两级财政紧张，费随事转的经费投入机制未有效建立，用于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的资金有限。市级财政2019年安排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82.8万元，2020年安排专项经费85万元，要完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行动计划所列项目还有很大困难。从对社区的支持力度看，城区财政每年列专项经费，而其他县相对较差。在社会资金投入方面，由于相关支持政策不完善，目前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和农村服务严重不足。基层自身“造血”功能更是低下。人才制约较为突出。我市注册志愿服务组织2000余个，志愿者35万余人，我市也为所有在职党员颁发了《在职党员进社区报到证》。但这两支队伍主要是在创文中组建的，如何以常态方式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从组织和制度上进一步完善。社区和农村骨干人才队伍选、育、管、用“成长链”不健全，特别是党组织书记人难选、人难留问题突出。普遍面临工作人员不足，很难抽出专人开展工作，加之薪酬待遇、职业发展所限，社会工作者青黄不接。

三、推进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意见建议

为推进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探索具有晋城特色、时代特征的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以下意见建议。

(一)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路子。一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锚定目标、先行先试。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试点建设为牵引，以防范化解市域重大风险为着力点，以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坚持统一性与创造性相结合、试点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统一、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衔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使市域社会治理更好体现试点要求和晋城特色;二要按照市委党建“四句话”要求，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厚植市域社会治理优势。打破思想观念、行政级别、行业分割籓篱，统筹兼顾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把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治理合力;三要以良好政治生态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环境。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零”单位创建等重点工作，不断促进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山清水秀;四要创新党建模式，增强市域社会治理活力。在党建引领方面，推进三级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包括县级党群服务中心、街道社区商圈楼宇党群服务中心、党群服务驿站，构建“15分钟党建服务圈”，打通最后“一公里”，把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主阵地。在街道社区，推行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和兼职委员制。开展“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和“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参与社会治理活动。在乡镇农村，推进“村村联建、村企联建、产业联建、城乡联建”大党建格局，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村级治理体系。

(二)完善体制机制建设，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一要健全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机制，完善政府社会治理考核问责机制。以人为本，解决好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权益保障、公平正义和发展短板等问题，集中做好基础性、普惠性民生工作，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为民谋划、为民办事、为民解忧，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要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牢牢抓住基层基础这一本源，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明确乡镇推动社会治理具体任务，最大限度将各类社会矛盾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广泛开展行业依法治理，加强全过程监管，健全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重点对道路交通、劳动争议、婚姻家庭、土地、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旅游、医疗等纠纷多发领域进行排查，及时发现不稳定风险隐患;三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推动民主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完善党建带群建制度机制，推动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广泛动员组织群众投身市域社会治理实践。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建立健全激励补偿机制，鼓励社会组织积极依法参与社会治理。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展，让社会组织的微治理释放出大能量。还要发挥青年日益增长的参与积极性，为他们充分参与社会治理开辟足够空间。发挥律师在协调解决社会矛盾、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等方面的作用。发挥新媒体网络人士在传达公共意见和利益诉求、传播正能量等方面的作用;四要坚持晋城的事大家想、大家说、大家干，开展美好社区、美好乡村示范创建活动。及时总结、广泛宣传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以示范创建带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先行先试带动各地普遍创新，形成争创一流的良好氛围。开展电视问政和网络问政。加大群众意见在社会治理绩效考评中的权重，让人民群众成为市域社会治理的最终评判者。

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经验篇2

环河灌区节水工程于年3月开工建设。配套田间节水面积5.45万亩，完成投资1.28亿元。

市在实施河流域重点治理项目中，工作扎实，成效显著，使水资源管理秩序得到规范，加快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干涸五十多年的青土湖连续两年出现水域面积，旱区湿地特征已初步显现，对各级政府是巨大的鼓舞，各方面都比较满意，目前中央已同意将河年项目适当提前实施，今后的治理任务依旧非常繁重。

近几年日光温室建设成本逐步攀高，市场风险依然很大，滴灌工程运行管理任务繁重，要求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巩固治理措施和项目建设成果，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河流域重点治理项目是民勤县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资金最密集、受益人口最多的项目，要把工程建设和管理作为重点来抓。

一是要对工程移交进行一次“回头看”不仅要移交工程实体，更重要的要移交管理技术和操作运行规范；

二是要加大地下水动态监测工作力度和项目的衔接，为重点治理项目验收提供技术支撑；

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经验篇3

*1年淮河和太湖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省委、省政府组织带领全省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治淮、治太和治江三大治水战役，完成了一大批流域性和区域性骨干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在*8年的长江大水、*9年的太湖大水和去年的淮河大水中，都发挥了巨大的防灾减灾效益。据统计，*1年以来，我省实施治淮重点工程11项，总投资85亿元；实施治太重点工程6项，总投资33亿元；实施江堤达标工程，总投资46亿元。期间，还实施了泰州引江河工程12亿元，通榆河工程15亿元，海提达标工程16亿元，等等。*1年以来，我省水利重点工程总投资达*亿元。

相对于不断加快的水利重点工程建设速度来讲，我省水利重点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明显滞后。治淮工程11个重点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的才4项，分别是入江水道、洪泽湖大堤、分淮入沂和怀洪新河等4项工程，涉及工程投资10亿元，从项目数量上讲，已完成竣工验收的项目占36%；从投资上讲，完成竣工验收的投资仅占12%。江堤达标工程竣工验收工作，基本上还处于准备阶段。我省的治太6项重点工程（望虞河、太浦河、太湖环湖大堤、武澄锡引排、湖西引排、杭嘉湖北排），除“两河一堤”工程进行了竣工初验之外，均未完成竣工验收。其它一些水利重点工程的验收工作也大体如此。水利重点工程竣工验收工作进程总体比较滞后。重建设、轻验收，是我省水利重点工程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存在这个问题，有许多主客观因素。但我认为思想认识上的原因是最主要的，应该切实提高对加强水利重点工程竣工验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第一，加强水利重点工程竣工验收工作，是水利工作对党和人民负责的具体体现。大家都知道，90年代以来我省治淮、治太和治江的三大治水战役，都来自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来自于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工作部署。这些工程不仅投资巨大，而且影响深远。现在投资已经基本完成，工程已经发挥效益。作为组织工程建设的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必须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通过严格的工程竣工验收，向党和政府作出报告、向社会公布这些工程的建设投资、建设质量和工程运行效益等方面的情况。让党和政府放心，接受社会监督，这是水利事业对党和政府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对社会负责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水利部门的政治责任。

第二，加强水利重点工程竣工验收工作，是水利基本建设程序的重要环节。水利基本建设有其自身的规律，水利基本建设程序是体现水利建设规律的制度化形式。这种程序是系统工程，环环相扣，互为保证，缺一不可，是水利工程建设的制度保证。竣工验收是水利基本建设的一道重要程序，是对水利工程建设的最后把关，也是对水利工程建设的最全面的评估和总结。通过竣工验收，才能对工程建设质量作出全面评价，才能发现工程建设中的问题和缺陷，才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避免工程质量隐患；通过竣工验收，才能认真检查和审计工程建设管理中的财务行为，才能发现问题和防范腐败行为，才能避免国家财产流失；也只有通过竣工验收，才能更好地通过总结实践经验，进行理性思考，积累治水经验，探索治水规律，不断提高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水平。因此，加强水利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是遵循水利基本建设规律的客观要求。

第三，加强水利重点工程竣工验收工作，也是水利事业自身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当前，全省正在全面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其核心是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高效率的水利国有资产运行管理体制和机制。治淮、治太、治江三大治水工程体系，涉及*多亿元的工程投资，是一笔巨大的国有资产，管理好这些资产责任重大。需要通过工程验收，履行国有资产交接，明确国有资产管理责任，落实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才能有效地、长远地发挥水利工程的功能效益。反之，一个水利重点工程长期建管不分、责任不清，必然影响工程的长效运行，甚至导致严重工程安全事故和经济案件。

因此，水利重点工程的竣工验收事关重大，程序规范，要求严格。作为主管水利基本建设的各级水行政部门，必须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认真计划，统筹安排，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加强协调，扎实工作，全面加快水利重点工程的竣工验收进程。

二、切实抓紧抓好我省太湖治理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

太湖治理工程涉及江浙沪“两省一市”，仅在我省的工程就有6个大项、几十个子项，工程的类别又很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工程实施的时间跨度长、投资构成复杂，验收工作的任务重，协调的工作量大。水利部和流域管理机构对整个治太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已经作出部署，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加大工作力度，认真组织好治太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

一要明确工程竣工验收的工作目标。根据水利部和流域机构提出的要求，我省治太六大工程项目，年底之前必须完成望虞河、太浦河、太湖环湖大堤工程的竣工验收，武澄锡引排工程、湖西引排工程和杭嘉湖北排工程明年完成竣工验收，务必要继续抓紧，确保年度工程竣工验收任务的全面完成。

二要建立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的责任制。省厅已经建立了由厅长挂帅的治太工程竣工验收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班子，组织了5个竣工验收工作专业技术小组，分解落实了竣工验收工作责任制。各市、县（区）水利局也要建立相应的工作领导小组和专业班子，具体分解和落实工程竣工验收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责任。要明确工程竣工验收的责任主体，如果原相关的建设单位和人员无法到位履行主体责任，相应的市、县（区）水利局就必须承担责任主体的责任。厅里将把治太工程验收工作的落实情况，纳入对市、县（区）水利局考核的重要内容。

三要严格工程竣工验收的工作规程。治太工程竣工验收，面广量大，工程复杂，时间跨度大，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这给验收工作增加了许多难度。但治太工程竣工验收，是对整个治太工程建设的全面总结和考核，责任重大，必须严格程序，坚持标准，保证工程竣工验收的工作质量，真正经得起时间和洪水的考验。在整个工程竣工验收工作中，必须严格执行《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和《*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对工程竣工验收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要根据当时水利工程建设的基本程序和有关规范，既要坚持原则，也要实事求是。但绝不允许弄虚作假，不讲原则、不讲政策的倾向。

四要抓紧工程竣工验收的各项准备工作。最近厅长办公会议专门研究了治太工程竣工验收工作。会议认为影响治太工程竣工验收的主要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尾工。个别单项工程因地方矛盾问题，未完工程量还比较大；一些主体工程在管理设施、信息化系统、水文设施配套等方面的尾工还不少。抓紧完成这些尾工，是保证工程按时完成竣工验收的突出任务。二是尾帐。有些项目工程任务已经完成，但计划投资还没有全部到位，建设单位的工程决算出不来，竣工决算审计无法进行，财务审计也出不来，工程就无法进行竣工验收。三是设计变更程序。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生一些重要设计的变更调整，而这些工程的调整和变更涉及到规划、项目、工程量和投资等问题，必须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的要求，抓紧落实相关手续的完善工作。四是档案、消防等专项验收。工程档案是竣工验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消防验收是保证工程安全运行的重要环节，这些专项验收工作也要认真按规定抓紧完成。总之，必须按照强化管理、分级负责和缺什么、补什么的要求，抓紧协调和解决影响工程竣工验收的各种问题，确保完成既定太湖治理工程总体和年度竣工验收任务。

五要加强对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的协调。治太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不仅面广量大、情况复杂，而且涉及到方方面面，协调的任务很重。这次会议结束后，各市、县（区）水利（水务）局要向地方政府分管领导回报，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及时解决工程竣工验收中跨部门的工作协调问题。省、市、县（区）三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厅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更要加强上下协调和内部配合，共同努力，推动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厅治太工程竣工验收的各专业技术小组，要加强对市、县（区）验收工作的业务指导，既要督查工作进展和质量，又要积极组织有关工作的协调和服务，真正做到团结协作，克难攻坚，扎实有序地推进治太工程竣工验收工作。

三、及早筹划新一轮的太湖治理工程

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经验篇4

第一阶段：1982年至1995年的舆论准备与初步试验阶段

1982年12月，长株潭一体化第一次进入湖南省决策层的视野。

1984年11月，湖南省委常委会议讨论了《关于建立长株潭经济区的方案》，形成了《关于建立长株潭三市经济区的问题》的会议纪要，正式启动了长株潭经济区的建设。

1985年到1986年6月期间，湖南省先后召开了三次市长联席会议和十二个行业的经济技术协调会，筛选出了需要联合开发的10大工程，包括建立三市资金拆借市场、实行票据的同城交换、在三市对重大项目组织银团贷款、解决三市间货车“空驶”问题、开通三地间公交车等。在此后长达十几年时间里，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大多停留在“坐而论道”层面上，尽管有计划、国土等部门做过相关规划方案，却被束之高阁，实际行动寥寥。直到1995年10月，中共湖南省第七次上，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呼声再次高涨。

第二阶段：1996年至1999年的总体规划启动和边规划边实践阶段

1996年11月，长株潭三市和省社科院联合在株洲召开了“长株潭经济区发展研讨会”，这次会议引起了省委决策者的重视。

1997年3月，湖南召开长株潭一体化专题会议，达成“把长株潭城市群建成湖南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的战略共识，并成立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协调领导小组，再次启动了长株潭一体化进程。

1998年，湖南提出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五同规划”，即交通同环、电力同网、金融同城、信息共享、环境共治（后修改为“新五同”）。随后又制定了《湘江生态经济带概念性规划》。

第三阶段：步入规划实施、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编制《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十五”规划》。

编制实施《长株潭产业一体化规划》。邀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着手编制《湘江生态经济带开发建设总体规划》、《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

湖南省政府颁布实施《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这是我国内地第一个城市群区域规划，被认为是长株潭一体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区域性规划。编制实施《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十一五”规划》。

6月，湖南省向国家发改委正式递交了关于在长株潭地区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申请。并举行长株潭三市市长联席会，制订了《联席会议议事规则》，签署了《长株潭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以及工业、科技、环保三个合作协议。

底，湖南省调整了“五同规划”的部分内容。将电力同网改为能源同体，金融同城改为生态同建。长株潭一体化建设的新目标就此确定，即大力推进长株潭交通同网、能源同体、信息同享、生态同建、环境同治，简称“新五同”。此后，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提出，加快以长株潭为中心，以一个半小时通勤距离为半径，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在内的“3＋5”城市群建设。

12月14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正式下文批准，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同时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从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决策，致力于把长株潭培育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至12月14日，经国务院同意，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同时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十年以来，湖南省实施“规划引导、基础设施先行、重大项目跟进”的推进方式，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世行在华的首批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邀请英国、德国等国家的机构进行咨询设计，形成了20多个规划。在交通、电力、金融、信息、环境等方面，建设了一大批重大项目，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去年湖南的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

二、试验区获批以来的主要做法

（一）注重顶层设计。湖南省委、省政府广泛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经验，广纳民智，对长株潭试验区科学论证、高端定位、明确目标、突出重点、全盘规划，并将改革方案和区域规划打捆上报，获得国家的一并审批。这在全国现有的改革试验区是第一例。方案的核心在“改革“，规划的重点是“发展“。规划和方案将改革试验区从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拓展到“3+5“（岳阳、常德、益阳、衡阳、娄底）城市群，并突破传统开发区的概

念，设计了大河西、云龙、天易、昭山、滨湖五大示范区，为试验区建设拓展了空间，明确了模式载体，打造了“一化三基“（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坚持一化带三化；加强三个基础，即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更大平台。

（二）强化规划统领。提升城市群区域规划，确立区域规划的龙头地位，发挥理念上、思路上、行动上的抓总作用。紧扣“两型“主题，体现国际视野，彰显区域特色。针对建设重点，强化部门和地区专项规划。修订《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条例》，出台条例实施细则，强力保障和推进规划实施。顺应综合交通发展的新趋势、新理念，编制了全国首个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规划-《“3+5“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中长期规划》，提出了建设“能力充分、方式协调、布局合理、运行高效“的发展目标，并着重从点、线、面统筹规划水、陆、空交通布局，构建长株潭核心区同城交通系统、区城际复合走廊、中部国际航空枢纽、长江中上游航运中心、全国陆运大通道五大圈层的核心系统，明确了城市群综合交通未来发展的定位和建设的重点。

（三）实施五大工程。一是以“两型“为主导的产业支撑工程。按照战略性、先导性、传统性、限制性分类发展的思路，实施大项目、大企业、大产业战略。突出产业的“两型“化，加快促进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着力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突出两型的产业化，加快建设长株潭国家综合性高技术产业基地，尽快形成以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两型产业“发展。二是以交通为先导的基础设施工程。把交通作为缩短城市群时空距离，提高运行效率的重要环节，全面完善长株潭同城交通能力，大幅拓宽周边五市城际走廊，加快构建以轨道交通为核心、陆域通道畅通无阻、水能充分利用、各种交通方式协调发展的“两型“综合交通体系。路网：核心区域重点建设“七纵七横“的城际主干道，形成以城市主干道相连的格局；“3+5“城市群重点建设“二环六射“的高速公路网。铁路：核心区3市与周边5市统筹规划，建设连通8市的城际轨道交通；空港努力建设成中部地区的国际航空中心。到2010年，能满足1800万人次年旅客吞吐量、年货邮吞吐量20万吨。港口：重点建设湘江长沙综合枢纽等“五港一枢纽“，打通对接长三角的江海联运通道。同时，加强能源、水利、市政、社会设施建设。三是以湘江治理为重点的生态修复工程。把湘江流域生态治理作为试验区建设的标志和突破口，以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为切入点，坚持上下游联动、水陆联动、江湖联动，用5年左右时间，集中解决长株潭面临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强湘江治理。争取国家将湘江治理列入全国重点流域治理范围，加强株洲清水塘等重点地区的治理，集中实施沿江截污治污、工业源头治理、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生态建设等工程。实施水污染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今年确保全部完成设市城市和县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明年实现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把环境同治推广到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区，积极探索流域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四是以城镇为节点的城乡统筹工程。着力消除城乡二元机构，使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建设“3+5“城市群，带动全省发展。五是以创新为核心的示范区建设工程。规划设立大河西、云龙、昭山、天易、滨湖五大示范区，区别于传统意义的开发区，目的是通过在农村土地流转、投融资创新、“两型“产业引导、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展各具特色、主题集中的改革试验，快速积累“两型“改革建设经验，打造湖南发展的“经济特区“、新型工业化“先导区“、新型城市化“展示区“、改革创新的“先行区“，到2020年在经济上再造一个长株潭。

（四）推进十大改革。一是创新资源节约的体制机制。长株潭是湖南经济的重要聚集区，也是资源消耗相对较高的地区，目前，80％以上能源靠外输入。四个方面重点推进：第一，加快清水塘等重点区域、冶金化工等重点行业的循环经济改造，将长株潭建成全国循环经济的示范城市群；第二，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健全完善资源产权制度和交易市场；第三，加强政策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加大节能减排投入，提高新建项目准入门槛，促使落后产能退出；第四，建立城市群统一的资源节约管理体制，建设节约型城市群。二是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长株潭最大的特色是生态，丘陵地貌，山水相连、绿色相间。但作为老工业基地，历史上积累下来不少环境问题。通过改革，在国家的关心支持下，逐步还清历史旧账，决不欠新账，还湖南碧水蓝天。重点在五个方面率先突破：第一，把湘江治理作为一项标志性工程，开展综合治理和保护；第二，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实行生态补偿，成为全国生态补偿试点地区；第三，建立完善环境产权制度，设立排污权交易市场；第四，推进环境管理制度的创新；第五，建立城市群环境同治机制，建设生态型城市群。三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体制机制。长株潭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偏重，传统产业改造任务重。通过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现代服务业中心。重点是：第一，建立较完善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引导区域产业合理布局；第二，制定产业分类指导政策，促使各类产业向符合“两型“要求的方向逐步转型；第三，加快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优化非公经济发展环境。四是创新科技和人才管理体制机制。通过改革，构建支撑“两型“社会建设的技术创新体系和人才保障体系。重点是：第一，建立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自主创新体制架构；第二，打造创新平台，建设创新型城市群；第三，探索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打造我国高水平技术创新转化基地；第四，创新人才开发与配置的体制机制，使长株潭成为广泛吸纳国内外人才的“洼地“。五是创新土地管理体制机制。通过改革，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重点在国土资源规划体系、节约集约用地机制、耕地保护模式、征地用地制度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等方面探索创新。六是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多层次、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健全完善更有活力、更加开放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努力建设服务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七是创新对外经济体制机制。通过改革，在转变外资外贸发展方式、建设“大通关“体系、发展临港经济、承接产业转移和发展服务外包、建立湘台两岸产业合作示范区等方面率先突破，打造我国中部对外开放的门户，为促进“两型“社会建设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八是创新财税体制机制。逐步构建适应“两型“社会建设的财政支持体系、税收激励机制和城市群财税管理体制。九是创新统筹城乡发展体制机制。重点在打破城乡分割、突破行政区划壁垒等方面下功夫，加快建立城市群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和支持“三农“的体制机制，在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关键领域加快改革。十是创新行政管理和运行机制。长株潭试验区改革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多个行政主体下，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治理和社区管理模式，探索建立利益协调、运转高效的城市群建设管理模式。

三、对我省的启示与建议

长株潭试验区的建设已初显成效。一体化进程加快，项目建设强力推动，关键领域改革不断深化，“两型“品牌聚焦效应逐步显现。在座谈中他们认为长株潭城市群试验区在改革发展中与武汉城市圈试验区建设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长株潭城市群试验区在发展中有些做法值得借鉴。

（一）解放思想，先行先试

湖南省干部群众敢想、敢闯、敢为人先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提到试验区就是先行先试，“先行即要行到国务院喊停，先试即要试到禁区里面去“是我们听到最多的话。解放思想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在“长株潭“，解放思想已经转变为实际行动、具体政策和扎实推进的项目。各地积极寻找改革的突破口，如长沙组建了环境资源交易所，株洲公共交通推广混合动力汽车等。再如，今年初在湖南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要着重突出“两型社会“建设中“省统筹“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创新融资模式，发行长株潭建设债券》等提案，授予试验区省级经济权利等意见建议，都得到了省主要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组织开展研究。作为试验区的一大特色和重点，大河西、云龙、天易、昭山、滨湖五大示范区，一市一个示范区，一个示范区带动一片区，示范区的总体规划要点以省政府文件形式下发，

允许先在各示范区内从多角度探索两型社会建设途径，形成成功经验后推广，降低改革成本。

（二）顶层设计，规划先行

在推进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中，省政府确定了“省统筹、市为主、市场化“的原则。因试验区建设是在多个行政主体下推进，“两型办“存在着协调难，特别是跨区项目实施难的问题。湖南省委、省政府专门成立了“两型办规划局“。规划局围绕省政府确定的原则不越位、不缺位协调。他们的协调方式俗称为规划落地。首先提升区域规划。《长株潭区域规划》获批后，湖南省对区域规划进行了完善与提升；然后以此规划为纲，由省直部门牵头组织编制了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治理等领域的15个专项规划和五大示范区规划；紧随其后着手“3+5“城市群八城市总体规划同步修编，与区域规划一致。做到区域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三规合一，与投融资规划一起四规统一。区域规划、专项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实现从上至下的对接，确保区域规划不成为空中楼阁。规划对接完成后，赋予规划的法律地位，确保落实。今年9月，省人大通过了《长株潭城市群规划条例》，2010年1月起实施，并将出台《条例实施细则》。另外，“两型办“规划局还以八市规划局长联席会议形式，建立省级规划决策平台，以用地审批为抓手，城市群建设项目先报规划局长联席会审批，调整城市群产业发展趋同的矛盾，实现产业同步不同质的错位发展。

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经验篇5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6-0006-04

大都市区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也是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我国面临着城市化进程的跨越式；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产业跨越发展相适应，以都市区带动城市化的新城市时代。因此，大都市区管治是中国未来区域政策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相对与世界各国大都市区域发展的成熟经验，我国大都市区建设存在诸多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在借鉴世界经验和我国城市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如何通过体制创新完善我国大都市区的治理。

一、国外大都市区域治理的经验启示

许多欧美国家比我国较早进入城市化阶段，积累了许多大都市区域管理的经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大都市管理方法和模式，为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的大都市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

(一)国外大都市区域协调治理注重长期推进农业现代化、郊区工业化、乡村城镇化。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协调发展是国外大都市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中心城区的不断扩展是大都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日本东京、澳大利亚墨尔本、美国纽约等为代表的国际大都市，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城区范围迅速扩展到近郊甚至远郊；中心城区制造业、零售业等产业大批向郊区转移；人口加快向郊区扩散；郊区小城镇和各种规模的商业、工业、聚居中心大量涌现。实践表明，在中心城区扩张的同时，推动农业现代化、郊区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是国外大都市实现城郊协调发展的普遍选择。

1　郊区工业化是实现城郊经济一体化的必由之路。郊区充分发挥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优势，积极承接中心城区产业转移，逐步建立起与中心城区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产业体系，才能全面带动郊区经济发展，缩小城郊经济差距。郊区工业化一方面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先进的机械设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还能为郊区城镇化提供物质保障，支撑乡村城镇化所需大量人力、资金和物资投入。澳大利亚墨尔本在短期内通过新建和迁移来实现郊区工业化，其大多数大工厂主要集中在墨尔本康、富茨克雷、威廉斯敦及阿尔托纳等近郊区，而许多小型企业特别是传统工业，如服装、首饰、印刷业则集中在城市中心及近郊。

2　乡村城镇化是实现郊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郊区依托产业布局，通过开展大规模城镇建设，逐步改变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及公用设施落后状况，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环境卫生状况，形成产业布局与城镇布局互为依托的格局，将推动郊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后，经济高速起飞，农村人口大量涌向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在城市近郊大量农田被占用，污染严重，农业生产条件恶化；加之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业生产大幅下降。对此，日本制定了农村整治计划，加大对农村投资力度，引导工业合理分布，促进农村开发。1970年至1977年建成430个小城镇；20世纪80年代继续建设450个小城镇。日本在推进村镇建设过程中，注意防止农村人口外流，大大促进了农村致富的过程，推动了郊区与城区协调发展。

3　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城郊协调发展的必要举措。国外大都市普遍依靠现代化的装备等手段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也解放了大量农业劳动力，释放出大量土地用于工业、住房、公共设施建设。如以日本园艺生产为例，从播种到成品包装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操作，其蔬菜生产过程有52％实现现代化，花卉栽培过程有80％实现了现代化。现代化农业生产激发了高水平生产率，释放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和土地，为城郊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注重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城市化早期的欧洲及发展中国家大都市，多数在都市快速膨胀时期，过分强调城乡经济发展均衡，而忽视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结果导致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基础设施与居民生活基本需要之间产生巨大缺口，发生了严重的“城市病”。所以，越来越多的大都市从历史教训中总结经验，逐步改变单一追求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致力于城郊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加大郊区基础设施、居民生活设施建设。如一些国家相继制订法律，规定大都市新兴工业区和居民住宅区都必须有相应的排水、给水和道路设施及垃圾处理设施。另一方面越来越重视郊区规划和环境保护。国外大都市纷纷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强规划管理，加大环境治理和保护力度，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

(三)根据大都市区内部事务相互关联性。建立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美国虽有强烈的地方自治传统和需要选民支持的“民主自由”文化背景，但为了协调区域性矛盾，解决单一城市政府无法解决的区际问题，仍有为数不少的大都市区在城市政府之上建立了统一的权威机构――大都市区政府。大都市区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曾盛极一时。当前，最为典型的例子有“华盛顿大都市委员会”和“双城大都市区议会”。华盛顿大都市区包括哥伦比亚特区(核心区)及马里兰州、弗吉尼亚洲的15个市县，由于其作为联邦首府所在地而受到相对强烈的政府调控影响和成员政府间较强的合作意愿，1957年成立了统一正规的组织――华盛顿大都市委员会(MWCOG)现已成为包括18个成员政府、120名雇员、年预算千万美元的统一正规组织。其主要职能为实施从交通到环境保护的众多规划，并具有联邦和州政府拨款的资金分配权，有效地解决了许多公众关注的区域问题。双城大都市区(位于明尼苏达州东部两城市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及其附近连绵成片的城镇密集区)总共有372个独立的地方政府单元，包括58个县、138个市、50个镇、149个学区、6个都市组织、22个特别法院；同时，为了解决因机构复杂多样而导致的区域矛盾，于1967年终于成立了双城大都市区议会(MUC)，议会共有17个成员，由州长按照城市规模提名任命。其主要职能是对大都市区的交通、空间用地、垃圾处理、机场、环保等事务进行长远发展规划；x~--些都市组织(交通局、垃圾处理委员会等)进行监督，就某些重大问题给县政府和市议会提供咨询服务。实践证明，通过都市区政府管理都市区的最大优点是它能够充分考虑到都市区的各种功能联系，使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更加高效合理，从而有利于促进都市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

(四)以横向合作为基础。组建松散型城市政府联合组织。在美国强大的“地方自治制度”传统和“民主自由”文化背景下，普遍建立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具有一定的难度。在此背景下，广泛形成了都市区域内的各城市水平方式的自愿联合、获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支持、具有特殊协调功能的半官方、松散型城市市政联合组合――大都市区地方政府协会，这是一种城市联合管理体系，而非城市政府结构的联合最为典型的就196年成立的“旧金山湾区地方政府协会”(ABAG)悼J。在其发展的全盛时期，有8个县、82个城市作为资格成员，其起初职能定位是大都区发展规划咨询机构，旨在向区内地方政府和州政府提出解决各类区域性问题的方案；后来又逐渐成为专门进行区域性废弃物处理和空气质量控制计划的管理机构，开始从事环境管理的工作，其影响力很大。

二、我国大都市区域治理尝试中存在的问题

(一)“重建轻管”和“单一式”的治理理念。当前，我国大都市区建设和管理的主导思想仍然是注重城市管理的“硬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城市管理的“软件”――人文环境的保护和人的素质的提高。突出表现为城市管理投入与建设投资增长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使许多城市发展的外延形态同内涵功能之间的差距拉大，导致管理工作跟不上；管治滞后又使建设好的设施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有的甚至损失较重，现有城市基础设施作用发挥不足，成为制约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管治理念的“单一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把大都市区管治与发展中的“发展”单纯地理解为主要是经济增长和物质性扩张，而把城市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置于次要地位，或者不能把经济、社会、环境整合起来进行发展与管理；二是把大都市区管治与发展中的“管治”理解为政府单一主体的行为，并以建立在传统科层制基础上的行政为主导。

(二)区域间政府职能定位不合理。在我国的大都市区管治中，普遍存在着区域间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越位”是政府插手不该管的事情，及运用本部门的权威和其他便利条件，制定某些符合部门利益的规章制度，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缺位”是政府部门应该管理的领域却又没有部门管理，如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秩序，给失业者、贫困者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提供充足的公共品和各种社会服务，政府的工作却经常不到位。“错位”是政府与企业、市场分工不清，行使了一些不该由政府行使的职能。政府管理虽然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调，管理成本高昂。

(三)部分大都市区缺乏统一的治理行政主体。大都市区的发展一般经历三个阶段：以集聚城市化为主的大都市区形成阶段；集聚与扩散并行的大都市区形成阶段；多个大都市区的空间联合阶段。这表明从集聚城市化为主的大都市区发展到多个大都市区的空间联合；大都市区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当超出了一定行政范围之后，就出现了没有明确行政主体的大都市区，由此导致行政主体的缺失，这种现象在京津冀和长三角非常突出。部分大都市区行政主体的缺失，是长期以来制约区域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瓶颈，导致各地方行政主体各自为政，使发展成熟的大都市区管治处于无序状况。

(四)大都市区域间公共管理协调机制不健全。长期以来，在我国以行政区划为基本格局的城市政治经济管理模式下，各城市形成了彼此分割、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和公共管理主体。他们单独承担对城市内的所有公共事务的管理任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公共管理体系。(1)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整体协调范围较窄，协调力度不足。目前城市群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部门垄断和地方保护。虽然区域间行政区划界限有所淡化，但区域内政府行政关系复杂。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2)城市间分工不明确，产业结构趋同。我国城市群内的城市间联系度不高，区域内的城市各自为政，城市发展的目标大体相似，产业结构雷同，导致整个区域内资源浪费。各城市之间的竞争多于合作，摩擦大于融合，这使城市群难以形成具有特色竞争力的整体发展优势。

(五)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度不高。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管理体制下，大都市区各类社会组织发育相对迟缓，各种功能也不够健全。有些社会组织是在政府管理部门培育和推动下产生的。由于这些组织与政府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组织很难拥有独立的意志和活动，不得不将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完成本来需要政府部门完成的工作，而在发动市民参与大都市区管治方面又相对有限；加上一些非政府组织自我规范性不够、自律性不强、社会监督缺位，导致一些违法乱纪现象出现。尽管城市居民参与城市管理的意识也有了较大的增强，但由于受传统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市民的行为仍呈现出明显的顺从性与依赖感，没有形成良好的参与意识；加之参与公共管理的范围有限，参与程序非常复杂，参与形式单一，整体上呈现参与程度较低的局面。

三、我国大都市区域治理的模式创新

(一)树立全局发展。综合协调的治理理念。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快速扩散与融合，城市功能的国际化日益明显；城市之间相互依赖程度明显加强；城市空间形态的网络化特征日趋明显；城市化发展模式也开始转变为以城镇密集区为主的“都市区化”模式；大都市区已经成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因此，选择“大都市区化”发展模式也是我国城市化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当前，我国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珠江三角洲等城镇密集区的各城市政府要正确认识国内外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借鉴国外大都市区发展的过程和经验，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尽快转变传统的地方观念和本位主义做法，树立区域观和全球观，逐渐淡化各自的行政区划界限，按照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从思想、观念上积极主动地将自己融入到“大都市区”之中，并为此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这是能够真正构建对内对外开放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大都市区的根本基础，也是建立大都市区长效性协调管理机制的保证。

(二)科学定位区域间政府职能。我国的城市政府是城市建设、管理和维护的主导力量，是城市公共资源和资产的所有者、控制者和管理者；城市发展和规划的决策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同时城市发展和建设的资金也几乎完全由政府筹措和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政府面I临着城市建设资金和服务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此外，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严重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同时，效率低下、浪费严重，难以适合城市居民的实际需要。因此，需要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尽快转变，强化对市场的宏观调控、生产服务、社会保障等职能；要关注社会公平目标、环境目标，以及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障；鼓励中

介组织、非盈利机构、市民、企业等广泛参与维持秩序，参加经济和社会管理。

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经验篇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族群网络与专业网络——香港、上海、福建之间的华人跨界企业家成长研究”（批准号：11YJC840063）

【作者简介】袁建伟，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管理；

李生校，绍兴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企业成长。（浙江绍兴312000）

从历史经验看，城乡社会之间跨地区移民流动是人力资源在经济理性与文化理性支配下，随着产业发展而进行的经济社会活动。改革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索城乡社会管理机制如何完成从流动人口管控到移民人口管理的变革，力求用发展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当代中国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移民管理问题。地方政府需要重视移民群体、移民经济、移民网络对于区域性产业集群发展、城镇化战略、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文化融合的重要作用，要从发展的角度看待由大规模农民工进城、东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移民管理问题，将其放在与国民经济收入再分配、区域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与跨地区经济文化融合等重大问题相关的战略高度进行统筹考虑。政府公共部门改革和城乡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是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切入点。在城乡社会公共事业创新中，需要实现由“管制型”政府机构到“善治型”公共服务机构的变革。

一、理论探讨回顾

（一）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与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本路径

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导致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政治经济原因很多，主要是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一直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以及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产生的城乡工资差距与城乡消费不平等（林毅夫，陈斌开，2009、2010）。形成城乡二元分立结构的症结所在，是政府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复杂性和城乡人口社会融合障碍问题而产生的城市化不能完全推进问题，即王春光（2009）指出的“半城市化”问题。温铁军等农业经济学家在横向比较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经验、教训后，指出“在大型发展中国家没有看到城市化成功的典范”。温铁军等（2007）提出中国应该避免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陷阱，通过城镇化战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将城镇化作为连接农村社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地带，并可以促进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国第四波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挑战（叶嘉安，徐江，易虹，2006）诸如城市就业压力、区域差异与城乡差异、城市贫民等问题，迫切要求中国政府对城镇体系进行重组，发展服务型城镇。区域型产业集群城镇联合周边城市共同形成一个城市网络，加强协同，联动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

（二）城乡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三大挑战

1.城乡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府公共部门转型

地方政府打造开明政府、以民为本、推行善政、统筹城乡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完成从“政府管制”到“政府治理”的转型。地方政府如何通过有效推动政府公共部门改革，动员企业与民间多元化社会力量参与，从而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与城乡社会统筹机制建设，是改革的关键。在城乡社会管理创新中，地方政府要对公共事业部门进行商业化与民营化改革，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Christine Wong（2009）在中国研究权威期刊剑桥大学《中国季刊》上，指出重建面向2l世纪的中国政府的关键所在，是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间的财政制度改革，促成地方政府公共部门变革与社会管理创新。

2.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移民管理问题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主流学界倡导政府需要从发展的视角看待世界范围内的跨地区移民问题。国际移民研究权威Ronald Skeldon（2010）在反思现代化过程中移民管理发展经验后认为，政府政策设计应当充分考虑到新的移民模式、人口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与需求。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理性与文化理性支配下合理的跨地区移民循环流动有助于消除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在劳动力、资本、技术、教育与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差距与障碍（Ronald Skeldon，2010）。中国政治学者俞可平首次将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农民进城的现象看成是新移民运动，进而从政府治理层面将农民工跨地域流动看成是促进中国社会进行制度变迁和结构调整的发展动力（俞可平，2010）。俞可平也同时强调政府要从推动民主和法治人手，制定相应的政策，切实维护新移民的基本公民权利。

3.民间社会力量与民主法治建设

社会公平与善治，是建设和谐社会基石（俞可平，2005）。民主建设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金国华，汤啸天（2011）提出，民主建设与民生建设在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缺一不可。在当前中国场景之下，“公民社会”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需要进一步培育与发展。民营企业与民间组织在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社会管理创新、公共服务事业改革等诸多方面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蒲奇军，罗伟，2011）。李景治（2011）通过回顾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形态基本特征认为，以“单位社会”为主体的传统格局依然发挥作用，倡导在党和政府领导之下，引领民营企业、民间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多元化社会管理创新。

综上所述，应对中国城乡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三大挑战的关键问题是转变社会管理模式。孙立平（2011）倡导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讨如何从消极防控式的城乡社会管理模式走向积极的注重全体公民幸福感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城乡社会管理创新机制。城乡社会管理创新、县域经济转型发展、政府公共事业改革，是新时期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三大重点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场景之下，城镇化是解决城市化难题、破解城乡二元对立格局的重要路径之一。区域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产业发展走向集群化、注重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与民生建设是县域经济发展城乡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

（三）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动力机制探讨

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模式直接影响城乡社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机制建设。在发达地区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对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与城乡社会管理创新机制建设的经验与教训需要进行进一步总结与分析。依靠乡村工业化过程中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而领先全国的“苏南模式”，与乡村工业化过程中民营经济主导的“浙江模式”，是中国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两个典型代表。

以“地方公司主义”（温铁军，2011）为特色的“苏南模式”，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同时带来的“强政府”、“弱社会”现象，需要通过城乡社会管理创新和政府转型得到进一步的解决。温铁军等（2011）将“苏南经验”进行“去意识形态化”的解读指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是适应了区域性的产业资本调整和产业扩张需求的市场化改制，在金融资本全球化条件下，主导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与城乡资源配置。“苏南模式”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事业现代化”共同发展来实现城乡协作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走出了一条通过城乡社会管理创新向现代化迈进的新路（陆学艺，浦荣皋，2009）。

城乡社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机制建设离不开民营经济的成长、企业的创业创新活动与民间组织的培育与发展。经济学家吴敬琏（2010）与政治学者俞可平（2005）都从政府治理与政府转型入手，提出制度环境建设、完善市场机制、改革公共治理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于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性。陆立军（2008）对义乌的实证研究表明，地方政府通过社会管理创新推动农村向社区、农民向市民、农业向企业转变，努力促进城乡融合，可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区域分工协作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模式。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是回应当地社会民生发展、市场发育与产业转型对于制度环境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需求（应小丽，2011）。浙江与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发展民营经济、完善区域市场体系、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改变中国区域发展非均衡状况的有效举措（王志凯、史晋川，2011）。

二、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建设与路径选择

实施城镇化战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通过社会管理创新促使政府公共部门转型、在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基础上拓展城乡社会管理创新的多元化路径，是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的基本途径。

（一）城乡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建设与路径选择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通过区域产业集群培育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城乡社会管理创新提供重要的发展环境基础。地方政府要努力营造有利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企业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培育地方产业集群成长，打造区域经济发展平台。要完善移民管理政策，改善就业环境，逐步积极推进城市化发展进程，努力缩小城乡差距，鼓励外来移民产业链内部创业、融入当地社会。

在城乡社会管理创新中，应当发挥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民营经济的壮大与发展是城乡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动力来源，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产业集群升级、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地方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建设性作用。

城镇化战略中，政府与企业在移民管理、劳资关系调整、城乡社会保障建设等方面要建立协同与互动机制。政府要以善政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监管与协调机制，有效化解由大规模移民产业工人管理而产生的深层次社会矛盾。通过建立合理的城乡社会保障机制与城镇化建设，促进社会融合与民生和谐。

地方政府要适应后单位时代社会阶层变迁与社会结构调整的需求，建立由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调节、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城乡社会管理创新模式。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当中，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公民权益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组织力量。既要充分发挥企业组织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活力，又要积极促进专业团体、慈善机构、行业协会、社区委员会等NGO新型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与参与渠道的拓展。

（二）从政府公共部门改革和城乡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切入

地方政府在探索在城乡社会公共事业创新中，政府公共部门改革和城乡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是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切入点。要努力实现由“管制型”政府机构到“善治型”公共服务机构的变革，从五个方面进行制度设计，研究如何推动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城乡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第一，通过政府监管制度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机制改革，增强政府公共危机处理能力，提高行政运作透明度。

第二，逐步推动社会公共服务商业化进程。

第三，发挥民营企业与民间组织的作用与活力，在合理的范围内推进公共事业民营化。

第四，通过民主建设与法制保障拓展城乡社会管理参与渠道与扩大参与主体。

第五，通过培育新型社会组织、加强社区建设实现多元化城乡社会管理创新。

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经验篇7

拉克劳和墨菲在其合著《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多元激进民主政治》中，围绕“领导权”概念建构了后现代的政治图景，这一政治图景在墨菲的论文集《政治的回归》中又借助“我们”这一核心概念，从后现代政治转型的角度上揭示出来。本文试图以积极的态度挖掘这一后现代政治建构的新面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界对拉克劳和墨菲以批判性为主导的研究的不足。事实上，“领导权”和“我们”这两个核心概念蕴含了后现代政治的一种特殊逻辑：在市民社会中重建政治共同体。这种后现代政治建构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质，它不曾也不可能出现在传统社会及其政治理论之中；它是西方后工业社会或者说发达的市民社会的产物；它缘起于拉克劳和墨菲对当代社会的多元化事实和斗争的多样性的判断，市民社会在这样的认知结构下被建构为“领导权”和“我们”在其中运作的一个具有政治本质属性的公共领域。这一后现代政治建构所包含的某些观点对中国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建设具有前瞻性的意义。

一、传统政治哲学视野中市民社会和政治共同体的关系

在市民社会中重建“政治共同体”这样一个命题，不曾出现在一般政治哲学的话语之中。从古代城邦政治哲学，经近代自由主义和黑格尔到马克思，市民社会和政治共同体或者具有绝对的同一性，或者具有绝对的异质性，或者被当作不严格的概念而被弱化，因而都不可能提出在市民社会中重建“政治共同体”这样的命题。

“市民社会”一词就源出于古希腊，在古希腊雅典城邦政治哲学的话语中，它是指已经发展到城邦共同体的文明社会。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政治共同体、政治国家是同源一体的。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下，国家和社会不分。这种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合一，是古代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存在的前提，是哲学家不加区分地指认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与“人类天生就注入了社会本能”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即个人在本性上就是一种共同体动物并且从属于这一共同体。由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在古代社会的现实和理论中都具有高度的甚至是完全的同一性，因而就不存在探讨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域。

近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诞生并逐渐从国家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标志着自由竞争时代单个人摆脱了狭隘的血缘、地缘共同体的束缚，传统的共同体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与此相应，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就从古代的共同体主义走向了近代的自由主义。在英国本土早期自由主义者那里，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是前者优先于后者而后者外在于前者，二者是性质截然不同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互不干涉的两个实体――这是为市民社会的自由而给国家政治领域划界；黑格尔反驳了古典自由主义，他诉求于国家的普遍性来克服市民社会的偶然性，这是用国家主义这样一种共同体主义来匡正市民社会的个人自由主义，并主张在伦理发展的最高阶段向共同体回归。黑格尔和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理论虽然具有异质性，但他们的共同前提都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共同体的结构性的二分，二者被指认为两个异质性的实体，彼此之间不存在建立内在等同关系的可能性。

马克思早期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揭示了黑格尔对主体和谓语关系的颠倒，并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的结论。但是，马克思这时候并没有离开黑格尔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分法，这一框架仍然是他分析现代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生活的二重性，以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的前提。随着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和唯物史观的形成，他发现国家和市民社会在概念上的二分只是从理论上分析资本主义的一种方法，实际上国家体现和维护了市民社会及其阶级关系的特殊性，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家作为上层建筑是树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的。马克思以经济领域的批判为核心，结束了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二元论，开创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批判和变革的路向，因而马克思后来更多地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而不是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概念，市民社会概念也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中一度弱化。

葛兰西使市民社会理论在资本主义批判话语中重获一席之地。葛兰西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根据当时社会政治斗争的复杂情况指出，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除了针对它的经济基础，还要指向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其实葛兰西本人并没有离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批判的路向，他只是应现实革命的具体需要，挖掘了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还应有所作为的领域。葛兰西开辟了针对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域的批判，并把这一领域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反控制的政治维度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奠定了传统政治理论向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对接的基本平台。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真正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滋长点，是以资本主义步入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为现实基础，并以后现代主义的微观政治哲学的转向为理论条件的。

二、在“社会”和“政治”的本体论

转换之下重建政治共同体

后现代主义微观政治哲学的转向是在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的社会现实背景之下发生的。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不是相对于工业社会的大转型，而毋宁说是一种“微转型”。后工业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生活的极大丰富，像“富裕社会”的渐次成形、大众文化的繁荣和新社会运动的勃兴等，都在不同层面表征了后工业社会的多样化的特性；但社会在变得活力四射的同时，也滋生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呈现了社会的复杂性、异质性、冲突性的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关社会的激进想象。西方学者总结道，自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许多“左”派的新社会运动开始“拥抱微观政治学，把它视为真正的政治斗争领域”。“微观政治”上演的舞台，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生活领域，这一政治实践方向正是沿着葛兰西所开辟的日常生活领域、文化批判领域的路线走下来的。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现代政治建构无疑也处在这一范式之下。拉克劳和墨菲对当代市民社会做出两个判断，一是社会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二是社会斗争的极大丰富性。他们认为，社会领域所发生的这些重要变化，宣告了从前的总体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终结，理论必须寻找新

的本体论基础。这一社会本体论转换之所以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一是需要在这种新的社会结构概念上驱逐任何像工人阶级那样的先验性、自发性、必然性的政治同一性和阶级斗争的神话；二是只有把社会的差异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提升为“第一性”，才有可能诞生新的同一性观点。因为如果存在绝对的同一性，就没有再建同一性的必要了；而如果存在绝对的异质性，则没有再建同一性的可能了；只有在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并存中才能再建同一性，也才能勾勒领导权得以运作的“在市民社会重建共同体”的初始地平线。

拉克劳和墨菲所提出的新的本体论的关键就是重新界定社会和政治的实质，使社会和政治的转换得以可能。对此，他们运用经历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洗礼的话语理论，并进一步发挥语言对世界的构造能力：他们把政治理解为话语连接的同时，把社会理解为话语空间。在他们看来，社会没有本质，但它是多种话语存在的空间，是话语连接实践的空间。而话语连接本质上是政治性质的，因为政治问题“就是社会制度问题，也就是在交错对抗的领域中规定和连接社会关系的问题”。这样一来，社会和政治通过话语的中介变成了逻辑同构的事物，更确切地说，是话语同构的事物。“社会”和“政治”的新的规定性都是由话语所赋予的，话语成为本体论意味的存在。不过，话语理论却不是本质主义的，因为后现代的话语理论具有这样一种特质，即能指对所指是“相对剩余”的。由此出现的“漂浮的能指”或意义的增殖，既保证了话语对对象的构造是可能的，又承诺了这种构造的流逝性和不完全性。话语的这种二重性特质使后现代的“社会”和“政治”成为“存在”与“非定在”的统一。这就是说，社会结构已经不存在任何先验性的、本质性的、必然性的政治关系，然而这种多元性的社会结构恰恰使得政治关系的再建得以可能，同时话语建构的特质又决定了这种政治关系永远是非固定的和未完成的。

政治对抗在社会领域的这种生成性和增殖性，或者说在本体论上经过话语理论中介后而在内涵上相互覆盖的“社会”和“政治”概念，就为“在市民社会中重建政治共同体”铺垫了通途。因为社会作为话语空间是政治性的连接和对抗关系大有作为的领域，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在话语的运作下都可以增生出政治性的激进要求。由于政治关系始终以对抗性为主，因此政治渗入社会就构造出了广泛的对抗领域，这就是构成现时代的政治空间。在这里，民主斗争的主体就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包含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集体，如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和平主义的运动，它们统称在“新社会运动”的名下，领导权连接的核心作用就是把这些异质的对抗力量和形态各异的斗争形式以等同的逻辑引到激进民主的方向上去，从而实现民主革命向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的 ’扩展。因此所谓的“多元激进民主”，无非就是用领导权逻辑来整合社会的多元力量，来维护民主和自由的话语，以一种特殊的共同体的形式来展开社会性的或者说政治性的斗争。

由领导权连接所整合而成的特殊的共同体所具有的特性，被墨菲用“我们”的政治共同体以更为明晰的规定揭示出来。所谓“我们”，就是多元性的主体身份通过认同自由和平等原则，把各种运动所提出来的民主要求连接在一个群体性之中，构造出一个“我们”――即通过民主的等值原则把这些运动结合在一起。每一个构造“我们”的话语都标志着构成性的主体身份和构成性的政治共同体的生成。这种构成性意味着通过自由和平等原则的等同链条所连接的多样化的主体只是处在暂时的结合之中，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冲突，他们不可能达至完全的统一，因此实体性的政治共同体或者包罗万象的共同体是不可能实现的。与此同时，由于每定义一个“我们”也就意味着指定了一个“他们”，于是关于一个“我们”的定义总是产生于一种多样性与冲突性的语境中，即任何一个“我们”的诞生总是意味着政治同一性与政治对抗性的同步建立。这意味着分裂、冲突和对抗是不可能消除的，因此对抗在后现代政治中成为不可根除的本质特征，这也是墨菲所界定的“政治”的领域。

政治对抗在市民社会领域中的普遍化不仅意味着市民社会领域自身的政治性的确立，而且这种政治性能够直接作用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从而打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政治的和非政治的二元对立。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现代政治理论所先验设定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化已经不适应后现代政治，因为领导权的实践不可能是直接单纯地指向国家或市民社会的。即使停留在现代的境况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由于传统共同体的解体而不得不介入教育、医疗、失业等社会领域。由国家干预的扩大所制造的不平等和社会冲突就构成许多新的对抗的基础。因此应该从根本上破除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等一系列的二元划分，“公与私、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区分只是领导权连接的某种形式而已，它们的界限随一定时刻既存的力量关系而不同”。正如墨菲所言，私人事务随时可能出现对抗、并进入公共领域。如堕胎、同性恋的立法问题就表明它们不是局限在私人领域中相互冲突的善的观念，而是能够进入共同领域并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分歧。因此，只有破除对政治和非政治的先验设定，才能拓宽民主和自由可以贯彻的领域，使自由一民主话语能够因为领域的扩大而得到根本的修正。

综上所述，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和“我们”表征了后现代的政治共同体和政治联合的可能性，而市民社会则在实质上被建构为“领导权”和“我们”在其中运作的一个具有政治本质的公共领域。拉克劳和墨菲在市民社会中重建政治共同体、乃至重建政治的规划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经历一种本体论转换后重新界定“社会”和“政治”概念，承诺社会关系向政治关系的转化，而社会的政治化无疑是在市民社会内部重建政治共同体最合法不过的前提；二是强调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问边界的模糊性，因为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渗透使在市民社会中反抗国家得以可能，而市民社会中多元性的冲突和对抗将有可能超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划分而成为政治性的。这两个方面的实践指向各有侧重：前者落脚于市民社会内部的多元性群体之间的自由博弈；后者落脚于以市民社会滋生的政治力量来反抗国家的政治从而争取属于社会自身的自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拉克拉和墨菲的后现代政治建构可以归结为一个主旨，即把市民社会建构为一个具有政治的本质属性的公共领域，这一领域中的多元性事物可以在自由和民主的话语中连接起来共同构成激进的政治立场，并且这些多元性斗争的连接将在与国家的角力中保障属于社会自身的自由和民主。

三、拉克劳、墨菲微观政治建构的当代启示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现代微观政治转型是对后工业社会的“微转型”做出的相应的理论反应，这一理论归根到底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而且是发展到非常成熟的市民社会阶段的产物。只有在当代市民社会领域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渗透这两个“显

性”事实的基础上，拉克劳和墨菲才有可能重视市民社会领域存在的多元化群体和多样性斗争，并重新刻画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同样，只有基于对市民社会领域中现实的政治力量的把握，以及这种力量对国家政治的反作用，拉克劳和墨菲才能立足于市民社会，在社会和政治(传统意义上的)两个维度都楔入政治对抗性的存在，从而使政治的领域，或者说自由民主斗争的领域大大拓展开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微观政治转型虽然紧密联系于时代的变化，但他们有意夸大了西方社会之“变”而忽略了其“不变”。市民社会的扩大和丰富固然是现代西方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但它还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它并不意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国家权力和政治制度根本的改写。拉克劳和墨菲的微观政治看似立足于社会、扩大了政治活动的空间，但它却是激进出场和保守“收场”的矛盾统一体：它拥抱新社会运动却避而不谈现时代的工人失业及工人罢工所具有的意义；它充分估计市民社会的政治性却不考虑领导权发生在争夺国家权力、改革政治制度这一宏观政治的可能性。因此，微观政治充其量只是宏观政治的一种补充，而拉克劳和墨菲对社会和政治的超经济的分析也不可能取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批判。

但是，拉克劳和墨菲立足于西方发达市民社会所阐发的多元性和结构性共同体的观点，对于中国这一后发性的、正在成长的市民社会而言还是具有前瞻性意义的。我国在向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民社会领域也随之活跃起来，各种各样民间共同体的兴起标志着公共领域的扩展与壮大。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的市民社会的共同体形态还不成熟，还跟不上我们的经济向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步伐。首先，我们的共同体意识还深受传统文明的束缚。虽然中国已经告别了家族宗法式社会，但是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还多停留在地缘的或血缘的等实体性的方式之上，这种共同体意识阻碍着真正高度社会性的、开放性的共同体的形成。其次，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已经使社会交往发生了深度变革，诸如博客、论坛、微博和社交网站等与传统共同体截然不同的事物，往往围绕一个热点、一个人物、一个话题就能够超越时空发挥连传统共同体都不具有的社会性的影响和力量，这无疑对传统的共同体概念提出了挑战。面对这些问题，拉克劳和墨菲所阐释的多元性的、构成性的共同体理论不仅有利于我们突破传统共同体意识的限制，而且有利于我们更加开放和积极地去接受多元性共同体乃至非实体性、非物质性的共同体的出现，因为它们在更大的程度上标志着市民社会的真正成熟。

拉克劳和墨菲所强调的共同领域对国家政治的反作用，也触及到我国市民之政治意识的改变和公共领域的建设问题。由于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结构都是政治遮蔽市民社会，这就导致我们向市民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思维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束缚。比如说，政治是由上而下“治人”这一点，就导致市民从“庶民”向“当家作主”的观念的转变，和政治从统治型向治理型、服务型的转变一样任重道远。因此，市民还需要自主、自觉地介入公共事件，聚合成“公意”与“共识”，如此才能够为国家的民主政治转型提供有力的监督和支持。事实上近几年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中国公共意识的觉醒及其对政府施政行为造成的正面反馈，如远有2007年厦门市的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的叫停，近有南京市“梧桐树”对地铁的胜利。这些都是市民共同体把公共需求通过公共领域的渠道传递给政府并促使政府积极作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市民共同体并没有采取社团聚合的形式，而恰恰是围绕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乃至城市人文记忆等关切点而形成的非实体性的共同体。随着公共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和市民意识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的共同体势必在市民社会中更多地涌现出来，更加充分地发挥它们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民主生活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经验篇8

一是思想认识上有差距。各领域党组织书记对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认识还远未到位，对党建工作的理解和认识还仅仅局限在本单位、本部门，包括部分社区书记也是简单地把社区党建工作等同于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没有站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和高度来谋划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没有把驻区单位党建、社区党建工作放到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这个“大盘子”中考虑谋划，条块不能有机衔接。

二是党组织政治功能发挥上有差距。各街道(社区)党组织还缺乏做政治工作的意识和能力。社区党组织服务意识、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但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却被忽视了，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大多数社区服务中心缺乏党建引领的元素，没有明显的标识，没有展示出组织的作用。有的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够，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不愿不会做群众工作，不善于教育引导群众、发动群众，服务手段跟不上。有的社区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活动，但开展的活动中红色因素太少、甚至没有，仅仅是为搞活动而搞活动，凝聚群众、组织发动群众的功能弱化。

三是工作措施落实上有差距。部分街道(社区)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比较严重，网格化管理、区域化联建等工作浮在面上、沉不下去，坐等群众上门多、主动走访入户少，与辖区单位联建也仅仅停留在签订协议书、召开联席会的层面，共议大事、共商急事、共解难事少;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措施方法单一，项目设置少、活动载体少，还是简单的捐款、打扫卫生等，针对性不强，在职党员的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四是党建工作融合发展上有差距。一些街道社区与驻区单位共建热热闹闹，但不愿参与新兴领域党建，认为管多了会带来很多问题和麻烦，有些甚至认为是一种累赘，不愿抓、不敢抓;一些街道社区抓新兴领域党建没有抓到点子上，没有找到街道社区和新兴领域党建的契合点。

五是系统性推进党建工作上有差距。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充分反映出全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差距还比较大，贯彻落实好党的、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还任重道远。下面，我就进一步推进我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谈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深刻理解和把握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内涵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两个概念：

第一，要搞清楚什么是城市基层党建?所谓城市基层党建，就是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的系统建设和整体建设。

第二，要搞清楚城市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党建到底有什么区别?从我的理解来看，城市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党建是一种整体与局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也就是说，城市基层党建，是城市地域范围内基层党建的新形态，是城市社区党建、区域化党建的升级版，是城市各领域围绕社会治理形成的整体性、区域化、系统性的大党建。只有围绕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坚持以区域化管理为抓手，通过重构组织体系、创新工作机制、强化组织功能，实现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同步，才能抓住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主题，使基层党建工作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为此，大家在推动城市基层党建的过程中要做到三个转变：

一要转变思想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上认识到了，行动才有可能跟进。要切实认清城市基层党建的内涵，理清与社区党建的关系，改变以往的惯性思维，转变城市基层党建就是城市社区党建的思想观念，以系统地思维来看待城市基层党建，牢固树立起系统建设整体建设的观念，切实把城市基层党建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性工程来推进。

二要转变工作思路。新形势下，面对城市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基层党建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守正出新，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期待相适应，真正做到城市每发展一步，党的组织建设就跟进一步，党的作用发挥就深化一步。因此，大家要切实转变以往那种就党建而抓党建的工作思路，要把“促进城市建设、提升社会治理”作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定位和目标，整体研究谋划、统筹推进城市各领域党建工作。

三要转变工作方法。我们要在工作方式上大胆创新，不断改进工作方式，让群众真正融入社区，让群众参与到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中来，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要及时转变以往那种只会干、不会说、不会总结的工作方式，加大工作提炼、总结、宣传力度，不断提升我们创新做法的内涵和层次。

二、注重运用创新思维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一要强化党工委领导核心作用。各街道(社区)党工委要牢固树立城市大党建理念，紧紧围绕强化政治、服务两个功能，充分发挥好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实“大党委”制和“兼职委员”制，择优吸纳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物业企业、业主委员会等党组织负责人或党员负责人为兼职委员，健全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与辖区单位党组织沟通协调，解决城市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要进一步增强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在服务群众时要把党的标志亮出来，开展活动时要旗帜鲜明体现党的色彩，要从一点一滴的为民服务中增强党的威信和影响力。同时，为优化社区治理体系，区委、区政府印发了区深入推进城市街道(社区)治理和深化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将各街道(社区)内设机构由原来的“一室一会四中心”改为了“一室五中心”，功能上得到进一步强化。各街道(社区)要在内设机构力量配备上合理分配，使后台工作更加高效。要进一步深化网格党建工作，按照“点片结合、属地管理、分类指导、综合服务、统筹协调、全面覆盖”的原则，灵活设置党建网格。党建网格与综治网格要统筹设置，要统一、要重合。要探索实行“街(巷)长”负责制和建立网格(小区)支部、楼栋党小组，社区党工委班子成员兼任街(巷)长，每个网格确定1名网格长，由社区“两委”成员、社区工作者等担任，每个网格配备1名以上专兼职网格员，进行分片负责，实现管理到位、服务到家。

二要深化社区与各领域党建互联互动。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要形成城市基层党建的整体效应，必须解决在城市各领域党建“各自为政”的问题。各街道(社区)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探索建立完善工作例会、议事决策、联席会商等制度，推进街道社区党建、单位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动共驻共建，切实在协调、服务、共商中让辖区单位增强主人翁意识。要全面推行“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到社区党组织双报到”制度，进一步完善社区和单位、行业党组织共建协议，开展“契约化”共建，在充分结合社区实际的基础上，建立需求、资源、项目三张清单，有针对性地实施区域化党建项目，真正实现社区与驻区单位党组织的有效对接。要突出“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意识，发挥社区党工委的主体作用，建立条块双向用力机制，探索建立双向沟通协商、双向考核激励等机制，实行“驻区单位履行社会责任、在职党员参加社区活动双报告”制度，强化驻区单位认真履行参与城市基层党建的工作责任。要加大资金、场地、人才等资源的整合力度，特别是要协调整合开放驻区单位活动场地，运用人才专业技能为群众提供服务，发挥最大效益。

三要推进街道社区党建与新兴领域党建融合共享。商务楼宇、商圈市场、互联网业等新兴领域是城市的有生力量。他们不仅是基层党组织的覆盖对象，更是参与治理、服务群众的重要力量。各街道(社区)要创新组织覆盖方式提高覆盖实效，推进商务楼宇、各类园区、商圈市场和互联网业等新兴领域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在商务楼宇，要探索由街道(社区)党工委统一领导，依托商务楼宇内的物业公司、产权单位、骨干企业等建立楼宇党组织，根据入驻单位规模大小和党员数量，由楼宇党组织推动入驻单位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在各类园区，要以园区为单位建立党建工作机构，能单独建立党组织的单独建立，暂不具备条件的，建立联合党组织。依托街道社区、依托协会商会，或依托产业链建立党组织，通过党组织把他们联结成一个整体，实现党的组织、活动、作用全覆盖。在商圈市场，要依托街道(社区)党工委或市场管理部门在商圈市场建立党组织，然后向商圈市场内的各个商家、店铺拓展延伸。依托监管部门，将企业党组织和党员等党建情况纳入“登记申报、年检年报”范围，从源头上把商圈市场党建抓起来。要强化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效应，通过党建示范点、党建品牌创建等工作，打造一批如金政物业、天一美居等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典型，切实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同时，我们将进一步理顺党组织隶属关系，由社区党组织兜底管理，统一负责对辖区内新兴领域党员和流动党员的兜底式教育管理和服务，实现党的组织、活动、作用全覆盖。

四要加大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力度。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然，创新并不是说就必须是别人没做过的，学习借鉴外地的有效经验和做法，再结合我们的实际，体现我们的特色，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创新做法。各街道(社区)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树立精品意识，创新工作理念，针对自身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在做好基础性工作的同时，每个社区要抓住2—3个创新点持续用力，把党建工作做精做细做实。比如，辖区单位比较多的社区，就要在区域化党建工作方面下功夫，从制度机制、具体举措、载体平台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推进、多角度融合，探索建立起完善的双向服务、双向互动、双向评价等长效运行机制;在职党员多的社区，就要针对在职党员的不同特长、兴趣爱好等设计不同的载体，分类施策，使在职党员的作用充分有效的发挥出来;商圈市场、商务楼宇多的社区，就要兼顾有形和有效，持续推进“两个覆盖”，结合行业特点、企业属性、员工特点等实际，通过设立党建服务中心、创新设计服务载体、共建载体等措施，使城市基层党建与新兴领域党建在融合发展中实现共赢;对信息化配套设施比较好的社区，就要突出党建信息化建设，考虑在“智慧社区”建设上先行一步，实现党建工作与社会管理服务深度融合，等等。在8月中旬前，每个社区都要结合前期安排的共建共治共享试点方案，整体考虑、系统谋划，拿出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提升工作方案，提出创新点，报区委组织部审定后创建，经过大家共同努力，争取今年年底前，在全区城市基层党建的各个层面上创建具有自身特色和亮点的党建品牌，形成各具特色的品牌建设梯次。这个方案要突出以街道(社区)党工委为核心，统筹区域化党建平台，整合服务资源，增强领导力;突出支部建设标准化、党员管理常态化、民生服务精准化;突出以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我把它简单归纳为“一核三化一目标”城市基层党建提升行动。

五要着力加强党组织引领功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要体现在方方面面和各项工作中，具体要做到“三个加强”：首先是加强政治引领。要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开展“面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落实党的各项任务，引领各类组织严格按党章党规办事，坚定不移地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在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行动，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次是加强组织引领。要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开展党员示范岗、党员先锋队、党员责任区等活动，依托各类志愿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行动，引导党员做到“四个合格”。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扎实开展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有效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再次是加强服务引领。要完善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组织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两代表一委员”进社区，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困难和问题。要加大特殊人群关爱帮扶力度，通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等方式，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机制、民主协商机制、群团带动机制、社会参与机制，发挥市民公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的作用，引领各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服务，实现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特别是团委、妇联要结合党建示范点创建和党支部标准化建设，跟进开展团建、妇建工作。

六要切实强化城市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指出，基层党建要同基层治理紧密结合。各街道(社区)党组织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强党的建设和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工作上来，善于用党的资源来撬动社会资源，用体制内组织带动体制外组织，避免党组织单打独斗、包办代替，体现“治理”的本意，体现党建引领治理的要求。要进一步强化社区自治能力。要进一步强化居民委员会自治功能，通过设立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群众文化等委员会，积极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委员会、居民小组、楼院门栋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体系。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以保障群众有效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和监督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党工委领导下的居民议事程序，探索建立社区党工委和居委会、党员代表、居民代表、利益相关方等“多方会谈”以及收集问题、确定议题、协商议事、跟踪落实等民主协商机制，扎实开展基层协商民主试点工作，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进一步加强群众教育引导。要依托道德讲堂、市民学校、社区大学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推广“时间银行”“道德银行”模式，大力加强全区统一的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推行社区法律顾问制度，定期开展法律宣传、法律咨询等服务，引导居民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要进一步修订完善居民公约，发挥居民公约在社会治理中的自我规范、自我约束作用。培育社区矛盾纠纷多元调解组织，建立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健全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纠纷解决机制。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各街道(社区)要结合实际，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根据社区居民爱好、特长和需求组建社会团体，指导扶持初创期社会组织成长，将居民零散纷杂、自发性的活动纳入社团管理，逐步提高居民组织化程度。要坚持政府直接提供与政府购买服务相结合，打造社会组织平台，探索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社区志愿者为依托的“四社联动”机制，引导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不断提升社区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三、着力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保障

改进和加强城市基层党建，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政治性很强，责任重大。大家务必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切实担负起组织领导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

一要靠实工作责任。责任压得紧，任务才能落得实。各街道(社区)党(工)委要负起主体责任，把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纳入整体工作部署和党的建设总体规划，强化研究部署，着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各位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把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作为书记突破项目，牢牢抓在手上，经常分析研究问题、短板和薄弱环节，在实践中创新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区委组织部也将强化对重要问题和政策的研究，切实加强统筹协调、具体指导，抓好督促落实。

二要加强督查指导。没有督查，落实就容易打折扣、走过场。今后，我们每个月将召开1次社区书记论坛，交流工作经验、研讨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并建立基层党建调度通报制度，听取汇报，通报情况。同时，将把推进城市基层党建作为目标责任考核、基层党建巡检观摩、党建工作季度督查和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对大胆探索实践、成效明显的，给予表扬奖励;对推进不力的，进行批评教育;对搞形式、走过场，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问责。

三要强化阵地建设。办公及活动场所是承载社区管理服务的基本要素。各街道(社区)要通过整体性规划、系统化配置、精准化对接、高效能管理，加大活动阵地改造力度，推行“一室多用、集中服务”，持续优化阵地功能。要把社区自有的、驻区单位开放的、区域内公共场所等阵地充分利用起来，每个社区总体不少于1000平方米。要健全社区服务设施运行管理制度，探索社会化运作机制，全面延时服务，切实提高服务效率。

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经验篇9

四是党建工作融合发展上有差距。一些街道社区与驻区单位共建热热闹闹，但不愿参与新兴领域党建，认为管多了会带来很多问题和麻烦，有些甚至认为是一种累赘，不愿抓、不敢抓;

一些街道社区抓新兴领域党建没有抓到点子上，没有找到街道社区和新兴领域党建的契合点。五是系统性推进党建工作上有差距。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充分反映出全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差距还比较大，贯彻落实好党的、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还任重道远。下面，我就进一步推进我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谈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深刻理解和把握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内涵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两个概念：

为此，大家在推动城市基层党建的过程中要做到三个转变：

二、注重运用创新思维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要进一步增强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在服务群众时要把党的标志亮出来，开展活动时要旗帜鲜明体现党的色彩，要从一点一滴的为民服务中增强党的威信和影响力。同时，为优化社区治理体系，区委、区政府印发了区深入推进城市街道(社区)治理和深化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将各街道(社区)内设机构由原来的“一室一会四中心”改为了“一室五中心”，功能上得到进一步强化。各街道(社区)要在内设机构力量配备上合理分配，使后台工作更加高效。

要进一步深化网格党建工作，按照“点片结合、属地管理、分类指导、综合服务、统筹协调、全面覆盖”的原则，灵活设置党建网格。党建网格与综治网格要统筹设置，要统一、要重合。要探索实行“街(巷)长”负责制和建立网格(小区)支部、楼栋党小组，社区党工委班子成员兼任街(巷)长，每个网格确定1名网格长，由社区“两委”成员、社区工作者等担任，每个网格配备1名以上专兼职网格员，进行分片负责，实现管理到位、服务到家。

要全面推行“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到社区党组织双报到”制度，进一步完善社区和单位、行业党组织共建协议，开展“契约化”共建，在充分结合社区实际的基础上，建立需求、资源、项目三张清单，有针对性地实施区域化党建项目，真正实现社区与驻区单位党组织的有效对接。要突出“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意识，发挥社区党工委的主体作用，建立条块双向用力机制，探索建立双向沟通协商、双向考核激励等机制，实行“驻区单位履行社会责任、在职党员参加社区活动双报告”制度，强化驻区单位认真履行参与城市基层党建的工作责任。

要加大资金、场地、人才等资源的整合力度，特别是要协调整合开放驻区单位活动场地，运用人才专业技能为群众提供服务，发挥最大效益。

在各类园区，要以园区为单位建立党建工作机构，能单独建立党组织的单独建立，暂不具备条件的，建立联合党组织。依托街道社区、依托协会商会，或依托产业链建立党组织，通过党组织把他们联结成一个整体，实现党的组织、活动、作用全覆盖。在商圈市场，要依托街道(社区)党工委或市场管理部门在商圈市场建立党组织，然后向商圈市场内的各个商家、店铺拓展延伸。依托监管部门，将企业党组织和党员等党建情况纳入“登记申报、年检年报”范围，从源头上把商圈市场党建抓起来。

要强化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效应，通过党建示范点、党建品牌创建等工作，打造一批如金政物业、天一美居等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典型，切实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同时，我们将进一步理顺党组织隶属关系，由社区党组织兜底管理，统一负责对辖区内新兴领域党员和流动党员的兜底式教育管理和服务，实现党的组织、活动、作用全覆盖。

比如，辖区单位比较多的社区，就要在区域化党建工作方面下功夫，从制度机制、具体举措、载体平台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推进、多角度融合，探索建立起完善的双向服务、双向互动、双向评价等长效运行机制;在职党员多的社区，就要针对在职党员的不同特长、兴趣爱好等设计不同的载体，分类施策，使在职党员的作用充分有效的发挥出来;商圈市场、商务楼宇多的社区，就要兼顾有形和有效，持续推进“两个覆盖”，结合行业特点、企业属性、员工特点等实际，通过设立党建服务中心、创新设计服务载体、共建载体等措施，使城市基层党建与新兴领域党建在融合发展中实现共赢;对信息化配套设施比较好的社区，就要突出党建信息化建设，考虑在“智慧社区”建设上先行一步，实现党建工作与社会管理服务深度融合，等等。

在8月中旬前，每个社区都要结合前期安排的共建共治共享试点方案，整体考虑、系统谋划，拿出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提升工作方案，提出创新点，报区委组织部审定后创建，经过大家共同努力，争取今年年底前，在全区城市基层党建的各个层面上创建具有自身特色和亮点的党建品牌，形成各具特色的品牌建设梯次。这个方案要突出以街道(社区)党工委为核心，统筹区域化党建平台，整合服务资源，增强领导力;突出支部建设标准化、党员管理常态化、民生服务精准化;突出以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我把它简单归纳为“一核三化一目标”城市基层党建提升行动。

要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开展党员示范岗、党员先锋队、党员责任区等活动，依托各类志愿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行动，引导党员做到“四个合格”。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扎实开展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有效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再次是加强服务引领。

要完善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组织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两代表一委员”进社区，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困难和问题。要加大特殊人群关爱帮扶力度，通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等方式，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机制、民主协商机制、群团带动机制、社会参与机制，发挥市民公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的作用，引领各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服务，实现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特别是团委、妇联要结合党建示范点创建和党支部标准化建设，跟进开展团建、妇建工作。

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以保障群众有效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和监督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党工委领导下的居民议事程序，探索建立社区党工委和居委会、党员代表、居民代表、利益相关方等“多方会谈”以及收集问题、确定议题、协商议事、跟踪落实等民主协商机制，扎实开展基层协商民主试点工作，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进一步加强群众教育引导。要依托道德讲堂、市民学校、社区大学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推广“时间银行”“道德银行”模式，大力加强全区统一的志愿服务体系建设。

大力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推行社区法律顾问制度，定期开展法律宣传、法律咨询等服务，引导居民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要进一步修订完善居民公约，发挥居民公约在社会治理中的自我规范、自我约束作用。

培育社区矛盾纠纷多元调解组织，建立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健全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纠纷解决机制。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各街道(社区)要结合实际，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根据社区居民爱好、特长和需求组建社会团体，指导扶持初创期社会组织成长，将居民零散纷杂、自发性的活动纳入社团管理，逐步提高居民组织化程度。要坚持政府直接提供与政府购买服务相结合，打造社会组织平台，探索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社区志愿者为依托的“四社联动”机制，引导社会组织承接社会服务，不断提升社区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三、着力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保障

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经验篇10

魏：是这样。科学发展不仅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思想，也是县域实现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必由之路。然而县域科学发展之路充满挑战、困难重重，受到多种因素的困扰：一些干部发展理念滞后，县域自身拥有的技术创新能力、资源、劳动力素质都相对有限，还普遍存在简单模仿导致的发展路径依赖等制约。因此，县域的科学发展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难题，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这就要寻求方向和突破口，在实践中大胆探索新路。

在高密，人们享受着碧水蓝天，民众安居乐业，企业创新不止。高密是怎样走上科学发展道路的呢？贾：高密近年来通过如下活动实践了科学发展观。一是以开展“企业年”活动为抓手，加快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抓牢发展第一要务，通过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带动了以企业发展为中心的县域经济发展。二是以城市环境建设为重点，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的宜居城市。通过加强城市乡村的环境治理，在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同时提升了吸引力和竞争力。三是以农村社区建设为切入点，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高密通过创新社区服务制度，加强了农村社区建设，又通过引导企业下乡办厂，推动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四是以改善民生为落脚点，加强社会建设。对关系民生的诸多重大问题加大投入，实施了小康河治理、去氟引水等工程，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促进了社会和谐。五是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推动领导方式转变，为科学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可以看出，高密近年的探索正是走了一条县域科学发展的道路。

魏：从上述五条县域发展的主线看，高密抓住了科学发展的关键，体现了对县域经济的深刻洞察。其实许多其他县市也多是通过类似的途径和办法实现经济社会转型与提升。那么高密经验的差异性和创造性又是什么呢？

贾：县域步入科学发展轨道，根据各自的实际，有多种路径和方向选择。高密走上县域科学发展是扎扎实实、真心实意开展群众工作。很明显，上述科学发展的主线无不以群众工作和群众路线为前提、为基础、为条件，真正将群众工作和群众路线融入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来了，取得了群众的认可和支持，从而开创了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人民论坛》10月份所做“干群关系调查”的结果显示，基层干部作风存在的两大问题最为突出：对工作缺乏责任心和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的意识淡薄。到底该如何认识新时期的群众工作？

贾：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群众路线既是工作路线、认识路线，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这是基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之上的。如上述调查显示的，一些地方的确存在着干部脱离群众的现实，面对新时期群众思想上出现的差异性、独立性、选择性等特点，一些干部群众工作办法单一，“本领恐慌”，有的甚至怕做群众工作。结果导致了发展动力不足、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直接影响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

魏：对。县域的治理和发展与群众关系最为密切，在党和政府的管理系统中，县一级直接面对群众，做好群众工作也就至关重要。尤其是农村的改革发展必须赢得群众的支持，这是县域发展的根本条件。那么如何在实践中打通科学发展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呢？

贾：高密市委市政府以自己的实践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他们从思想上重视群众工作，心里装着群众，真心为群众着想，选择了以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作为实现科学发展的突破口，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同时，这一思路也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高密市政府曾经自主决策做了一些事，本来出发点很好，可是却没有得到群众的认同，群众不买账，这也体现出群众权利意识和主体精神的增强。在反思中他们认识到，发展必须更多地考虑群众的利益、愿望以及他们的参与，这样才能凝聚发展的动力，开拓发展的空间。如今，县域科学发展不仅需要技术、资金、资源，更需要发展的空间和动力，而这恰恰就蕴藏于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之中。群众支持不仅夯实了执政之基、发展之基，还扩大了发展的空间。高密的实践证明，群众路线与科学发展不仅是可以统一的，而且必须统一起来，走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是县域实现科学发展的成功之路。

县域实现科学发展面临众多挑战和难题，高密的探索就是以群众工作为突破口，走上了县域科学发展的良性运转道路，那么其普遍意义是什么呢？

魏：在追求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国际社会逐步认同了“治理”（Governance）理念，以超越以往的“统治”和“管理”，其核心思想体现为政府与社会各种主体协同参与公共事务。国际行动援助这一国际组织曾提出，善治（Good Governance）是以民众为中心的治理。这反映了人类社会在自我治理的认识和行动上的进步。高密突出了群众工作和群众路线，也是符合这一潮流的行动。

贾：经过调研发现，高密通过准确把握县域经济社会转型时群众思想多元、利益多样等特点以及内在规律，实现了群众工作和科学发展的统一。他们的经验证明：

第一，县域科学发展必须明确主线、有抓手，以扎实的群众工作贯彻始终。

第二，发展为了群众，发展依靠群众，发展成果由群众共享，这既是群众路线的要求，也是科学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的主体是群众，力量来自群众。

第三，群众工作与科学发展观的统一体现了目的和手段的一致。科学发展不仅是干部的工作，更是群众的事业。只有深入到群众心中，形成全民发展的强大合力，才可以有效克服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不足。

第四，领导干部必须心里时刻装着百姓，想干事，有思想。心里不想着百姓，就会搞形象工程，片面追求政绩；不想干事，就会碌碌无为、错失发展机遇；没有思想，就无法开拓发展新局面。这是对干部价值观和党性的考验。

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经验篇11

全民共建共享是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要求和努力方向，是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重要基石。全民共建共享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本质属性，社会是全体人民的社会，共建共享就是“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全民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共建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而共享是社会治理的保障和目标。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艰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群众诉求日益多样，社会治理的要求高、难度大。在此背景下，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精细化、现代化水平，既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切实提升社会和谐程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法治江苏建设，促进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让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以实际行动把总书记为江苏勾画的“强富美高”建设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的重要基石。

实现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发挥江苏县域经济优势，创造社会治理新亮点、新格局的有效途径。“郡县治，天下安”。在我们国家政权结构和党的组织结构中，县域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中央领导和基层治理的连接点，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同时，县域社会也是我国政府权力的神经末梢，处于容易引发社会问题的敏感区域，是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江苏县域人口众多，县域经济发达，至2016年，共有42个县（含21个县级市）；在工信部的“2016年县域经济100强”中，江苏有17个县入围，其中，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宜兴等6县市进入前10强。依托雄厚的经济基础，江苏的县域社会治理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涌现出如南通“大调解”、吴江“政社互动”、昆山“县域法治化”等治理创新优秀典范。在新时期进一步推进江苏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群众满意为衡量工作的标准，根据现实状况、工作基础和百姓诉求，坚持特色发展，放大自身优势，办好群众最需要办的大事小事，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社会治理新亮点和示范经验，是夯实社会发展基础、促进江苏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实现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构建新型政社关系，激发社会发展活力，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观念改革是基础，政府必须改变原来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以人为本实现治理重心下移，培育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治性，逐步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共治。进入“十三五”，江苏原有赖以高速发展的优势已不复明显，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其重要方向就是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向市场和社会要活力。加快推动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社会治理创新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有利于纵向推动政府转变职能，横向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与民间活力的‘加法’”，从而有助于构建江苏新型政社关系，进一步激发市场和社会发展的真正活力，努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

二、全民共建共享视角下

实现江苏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和路径

构建具有时代特征、江苏特色和县域特点的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是江苏推进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江苏推进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系列讲话和对江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密结合中央精神和江苏实际，积极推进在江苏县域的率先探索和实践创新，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精细化和现代化水平，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逐步构建具有时代特征、江苏特色和县域特点的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提供重要支撑。

复制推广昆山经验，深入推进县域法治化进程，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江苏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深刻指出：“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形式，社会治理法治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同步性，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县域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间环节，上可推进市域、省域法治建设，下可辐射基层法治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昆山作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县域，早在2007年就提出“县域法治化”的理念，在践行法治中国的县域治理新政方面探索和实践成绩斐然。应及时总结并复制推广昆山在县域法治化方面的有益经验，坚持依法治理，深入推进县域社会治理法治化，完善社会治理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切实提升县域及基层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有效推动法律服务向县域、向基层延伸，充分发挥法治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保障、服务和促进作用，使法治成为江苏县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健全社会治理全民参与机制，加快构建“政社互动”新模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党的十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可见，在中国现阶段，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与主导地位不可动摇，以加强社会参与为手段、以扩大服务供给为目标的“政社互动”模式成为目前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加快构建“政社互动”新模式，一是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政府通过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晰确定自身的社会治理职责，促进政府的自律、权力的约束和基层的减负；社会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要增强自身的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逐步建立起与政府的“伙伴关系”。二是要进一步打通政府与社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之间的互动渠道，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向市场和社会组织转移部分公共服务及管理职能，从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改善社会治理结构；通过基层自治和协商民主向社会让渡决策权力，依法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保证基层组织的自治空间。三是有效提高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与质量，通过财政资金、人事教育等资源，增强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服务的能力，提高⒂肷缁嶂卫淼闹柿浚做到既“多元治理”，又“有效治理”，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经验篇12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昭示了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

社会学研究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协调与平衡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而在这三大系统中，目前的突出问题是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因此，对社会治理创新来说，最值得挖掘的资源就是激发社会活力，关键是治理重心下移。社区是基本社会单位，如果每一个社区都治理好了，社会治理自然也就好了。目前，我国社区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类型丰富、结构复杂，既有传统的单位大院，也有新建的住宅小区，还有开发区、科技园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城市中心城区政府举办的独立设置成人高校，长期深耕于社区之中，其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它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区域成人高校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相关性分析

（一）社会治理创新的内涵揭示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的必要性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是西方国家在现有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在政府部分职能和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以后所采取的一种社会管理范式。在我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指导战略，并指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具体任务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2]。毫无疑问，社会治理创新的主体仍然是政府，但是与之前社会管理不同的是，社会治理在强调政府主体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上下互动、政府主导与社会自治相结合，更加重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首创精神。

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区域内重要的终身教育机构，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很多地区将区域成人高校作为组建社区学院的重要基础，比如，上海市教委、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关于推进本市社区学院建设的指导意见》（沪教委终〔2007〕18号）提出，社区学院原则上应在整合本地区业余大学、电视大学分校、成人教育中心、成人中等教育机构以及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等基础上组建。近年来，区域成人高校作为社区教育三级网络的龙头，在推进学习型城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提升了城区的人文素养和社会和谐程度，成为区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毫无疑问，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区域成人高校发挥自身的优势，融入社会治理创新，形成在政府的主导下，与区域内政企单位和相关组织进行协同合作，探索区域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同时，其作为一所高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的职能，它的协同与参与必将在社会治理创新领域做出比其他社会组织更大的贡献。

（二）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与区域成人高校属性具有一致性

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治理的基本职能是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维持社会稳定。实现这些职能的过程必须要有人文环境、信息环境、法律环境和知识环境。而这些环境是由社会事物与活动的参与者、治理者，在一致的制度与规则社会认知下构成的。

区域成人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种办学机构形式，具有公共性、服务性、开放性、社会性等公共属性，而每一种公共属性则赋予区域成人高校的内涵又是不一样的，其中，公共性说明其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服务性要求其必须树立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的理念；社会性体现了其要顺应社会发展与变化的要求；开放性则要求其主动融入到社会中去。区域成人高校作为终身教育的平台，可以为广大市民提供各类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闲暇教育等多种教育服务，可以成为各类人群参与各种学习的立交桥和枢纽。随着学校改革的不断深入，其工作的触角不断向社区延伸，学校紧紧依托社区、服务社区，通过各类教育培训服务市民、改善民生，回应广大群众关切，成为区域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是区域成人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

高等学校的职能反映着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作用关系。区域成人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从社会发展的实际意义来看，区域成人高校不仅承担着培养人才、创新知识和传承文明的任务，而且还肩负着促进现代化建设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责任。从社会功能角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区域成人高校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责任，其性质与作用定位又都可以归属于它的社会功能。如今，区域成人高校社会功能的实现程度，也体现为其在社会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也是新时期对区域成成人高校提出的社会责任新要求。

与普通高校相比，区域成人高校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中更加突出的是社会服务职能，关键在于其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式来体现这一服务职能。区域成人高校参与和服务社会发展，绝不是为参与而参与、为服务而服务，而是要紧密联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密切关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积极协助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化解突出的社会矛盾，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促进社会公正。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21条明确指出，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只有全方位参与社会服务，才能赢得社会的支持。目前，推进学习型城区建设是区域成人高校重要的社会服务工作，我国社区教育从实验到示范，区域成人高校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社区教育三级网络的龙头，这为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区治理创新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区域成人高校只有通过主动性的、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工作，才能在社会治理创新中体现突出作用。

二、参与的主要优势

（一）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具有良好的基础

区域成人高校通过长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的改革创新，已经具备参与社区治理创新的良好基础。有学者研究认为，高校服务社会管理创新，首先是创新自身内部的管理，保持和促进自身的稳定，防止或缓解由于自身的不稳定给社会发展带来的风险[3]。纵观区域成人高校5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从建立初期的补偿教育办学机构，到稳定发展时期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载体，再到终身教育理念下的区域市民终身学习平台，区域成人高校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目前基本形成了“一套班子，多块牌子”的运作机制，明确了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培训和区域市民终身教育的功能定位。同时，通过创新自身内部的管理，形成了有效的运行机制，为其自身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证，防止和缓解了由于自身的不稳定给社会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区域成人高校以创新的方式加强自身的稳定，实际上也就是在直接参与社会治理创新，这无疑是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在基础。

同时，区域成人高校作为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在开展好高等学历教育、各类职业培训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以社区教育为主的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各项工作，逐步确立了自身在区域的重要地位。我国自2000年开展社区教育实验以来，以区域成人高校为龙头的三级网络逐步健全，形成了比较稳固的社区教育办学实体，成为一支不可替代的社区教育办学力量。区域成人高校面向各类人群开放办学，提升区域各类人员的文化素养和技术水平，尤其是面向进城务工人员、弱势群体、老年人等开展各类教育，较好地满足了大家的需求。目前，我国城乡已形成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122个，实验区241个，社区教育的社会氛围基本形成。由此可见，区域成人高校已经具备参与社治理创新的扎实基础。

（二）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具有清晰的定位

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区域内为数不多由地方政府举办的高等院校，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与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立足并服务于所在区域是其重要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取向。为此，区域成人高校要融入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充分考虑区域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强化“立足区域、融入区域、服务区域、回报区域”的办学方针，在政府的主导下，探索参与区域社会治理创新的途径，主要是教育的途径。首先，根据学校的区位优势及政府的相关要求，着力开展学习型城区建设的指导工作，深入社区第一线开展各类教育活动，成为服务学习型城区建设的指导中心；其次，依托其地域文化特色，将学习与文化紧密结合，通过学习型城区建设的组织网络以及各类机构、载体、活动等，提升并发扬优秀的区域文化；第三，依托学校的教学优势，与相关政府部门、行业联合，开发区域急需要的职业技能、社会服务项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的教育培训服务[4]。

指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这说明区域成人高校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提高人的素养是区域成人高校追求的主要目标和基本定位。据此，区域成人高校通过开展社区教育，强化立德树人，提高人的基本素养和文明程度；通过社区教育架设起政府与市民广泛联系的桥梁，促进市民更加了解政府工作，政府工作也更加贴近基层和市民，从而有利于政府凝心聚力，形成区域发展的合力；社区教育的开展还有助于促进社区的文化建设、环境治理、养老、就业与创业等民生事业，这也是社会创新关注的重点工作。从上海“一号课题”对街镇机构设置来看，社区教育职能被整合到民生、社会发展等职能部门中，进一步强化了社区教育与社区发展的融合。因此，要不断强化区域成人高校在全民终身学习中的地位的作用，寓教于社会治理创新中。

（三）与社区的天然联系成为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的便捷途径

区域成人高校是由地区政府主办、教育部备案、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从事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和市民终身学习指导工作的教育机构。近年来，随着学校社会服务工作的不断深化，与社区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随着学校社会工作的不断加强，与社区各项工作也形成了广泛的互动关系。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基层社区是社会的单元细胞，是感知社会需求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也是许多社会矛盾的源头。基层社区又是我们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与基层的天然联系使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具备了独特的优势，也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突破口。

近年来，随着终身教育工作的不断推进，区域成人高校与区域内各级政府部门、群众组织等均形成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具有自然性和必然性。比如，学校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展了政府支持的各类岗位培训，与民政部门合作开展了弱势群体再就业培训，与文明建设部门合作开展了文明社区建设工作等等，而且，这些合作还在不断向文化、环保、科委等部门拓展与渗透。随着社区教育的不断深入，社区教育已成为区域成人高校与社区联系的重要渠道，在社区教育中，通过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拓展社区教育的辐射面，促进社区成员思想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人文素质、劳动素质及价值观念、劳动态度、合作精神、创业意识等都获得全面和谐发展，从而提升城区的和谐发展。这些，都为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通道。

三、参与的基本策略

（一）立足点在于服务区域民生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区域内的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其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最终目的在于服务区域民生。因此，区域成人高校通过本职业务开展，满足区域内市民的各种学习需求。其中，学历教育仍然是其主要职能和生存基础，需要在成人高等教育领域有所作为、发挥重要作用并承担应有责任，学校的办学规模和教学管理需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同时，为适应人才培训和区域教育服务业的发展，学校应该成为人才培训的实体、继续教育的场所和教育服务的枢纽，培训项目需要进一步拓展，教育服务范围需要不断延伸、服务水平需要不断提高，教育培训和教育服务应该成为学校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区域成人高校要成为区域终身教育的重要载体，为市民终身学习搭建“学有所教”的公共服务平台。

（二）突破点在于创新服务方式

区域成人高校推进社会治理创的过程，是一个服务社区的过程，其服务方式直接影响到服务效果。鉴于社会治理创新并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因此，服务方式也需要全面思考。有一种方法叫项目推动法，就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服务项目，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如在开展白领培训进楼宇项目、企业员工网上阅读活动项目、社区居民读书会支持项目过程中，可以引导社会各方参与，从而有效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有效机制，促进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还可以运用事件驱动法，就是运用重大事件驱动的方法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推进，关键是促进人的思想转变，比如区域生态环境建设、智慧城区建设等，可以通过创新培训课程、建立培训基地等，深入社区开展相关培训，转变思维方法和认知水平。此外，还有典型案例法，就是通过好的案例分析研究，获得更多的推广经验，促进社会治理不断向纵深推进。因此，社会治理不仅是对社会管理的观念创新，也是对社会管理的手段创新，创新才是社区治理创新的不竭动力。

（三）关键点在于推进社区治理

基层社区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是社会具体而微的缩影，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前沿，甚至被喻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5]。上海市委一号课题也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以街道、乡镇和居村为重点的基层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探索特大型城市社会基层治理的新路，目的是把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城乡社区，尽可能将资源、服务和管理放到基层。区域成人高校的基层单位属性，以及与社区天然联系的优势使其在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时的重点在于推进基层社区治理。而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仍面临角色错位、资源匮乏、参与不足等难题。因此，区域成人高校首先要以社区公共需求为基本导向，创新社区公共服务，基本形成群众诉求表达――群众利益保障――群众权利实现――群众需要满足的良性循环[6]。其次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协同，共同缔造，开发社会潜力，激发居民动力、活力，形成社区居民通过民主协商等方式合作处理社区事务，使社区进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约束秩序的过程。再次以社区学校为沟通桥梁，打造政府和百姓对话交流、化解矛盾的平台。

（四）基本点在于把握角色定位

随着党和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战略部署的提出，以及上海市市委“一号课题”精神的落实，区域成人高校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发生变化，把握好角色定位是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要点。

首先，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角色转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如《决定》中所提到一样，要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首创精神。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区域终身教育机构，过去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辅助者。与此同时，辅助者的角色往往也包含了被动者的成份，往往是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作为区域成人高校更多的是领会、落实、执行，这样就会容易造成缺乏活力的局面。而“活力”一词在《决定》中出现十次之多，“活力”的背后更多的是积极主动的体现。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区域成人高校应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社会治理创新中来，从被动接受政府委托承担管理任务的人，转变成具备治理主体地位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对接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将其融入到学校工作的各个块面，实现从被动辅助者到主动参与者的转型升级，充分体现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主体者角色。

其次，由单方投入到合作共治的角色转换。创新社会治理要求多元主体广泛参与，更加强调为实现公共利益而相互合作，共担治理职责，资源共享，相互信任和平等协商。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从单方行政到合作共治的转型升级。在用好政府资源的同时，积极开发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形成资源整合优势。尤其是随着区域成人高校转型，学校被置身于“大教育”环境中，学校工作范畴已不同于一般的学校或教育机构，需要在更大的范围、更多层面开展工作，需要政府、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而且，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区域成人高校在管理水平、教师资源、办学条件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和不足，仅靠自身力量来实现工作目标仍有较大困难。因此，学校必须依靠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全面联动的局面。

参考文献：

[1]肖文涛.社会治理创新：面临挑战与政策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7（10）：105-109.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3]袁贵仁.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深入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N].中国教育报，2011-02-26.

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经验篇13

近年来，上海持续推进各项改革工作，凝聚各方共识，统筹协调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度的关系，初步形成了相互支撑、相互推动和相互融合的改革新局面。

1.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获准建设，形成全国改革开放的新高地。自贸试验区聚焦投资管理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制度和综合监管制度大胆改革突破，尤其是在企业登记制度、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政府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形成了开放倒逼改革的新态势。

2.加快经济转型的制度创新，形成产业升级的新动力。根据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要求，聚焦财税、土地、科技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开展“营改增”试点，探索产业升级的土地利用新机制，加大财税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的力度等。

3.持续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其他专项试点，形成改革突破推广的新经验。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已完成三轮“三年行动计划”，通过率先探索，积累经验，为上海深化改革发挥了先行先试的作用。同时，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闸北现代服务业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等专项改革工作有序推进，通过点上的改革创新，总结出具有示范效应的经验，逐步在全市进行推广。

4.加快调整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形成政府自我革命的新气象。上海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以“两高两少两尊重”（即高度透明、高效服务；少审批、少收费；尊重市场规律，尊重群众创造）为目标，着力建设“四个政府”（即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并启动新一轮政府部门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项调研，边调研、边落实、边改革，形成了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改革的路线图。

5.深入推进国资国企、市场准入和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环境。在前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基础上，2013年12月上海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明确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着力提高国资国企的竞争力和活力的改革思路。

6.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和社会组织培育，形成社会服务供给和社会治理的新格局。上海重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深化推进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社会事业制度改革，推进社会管理模式改革，推进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革，探索社会组织培育的新模式，探索收入分配改革，形成了以点带面、多点突破、共同推进的社会服务供给和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7.推进文化市场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形成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双轮驱动的新态势。通过有效、有序、有扶、有放的推进，完成了全市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形成了文化市场主体的新格局。着重促进资本市场与文化产业项目的融合，推进建立文化企业的信贷服务平台。为加快传统媒体的创新转型，启动完成了上海报业集团兼并重组。

8.推进居住证积分制和家庭农场建设，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机制。正式实施新的《居住证管理办法》，构建了来沪人员公共服务待遇与积分挂钩的新机制。同时，以奉贤区为试点探索统筹城乡发展专项改革，在松江、金山、奉贤等地积极开展家庭农场改革试验，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通过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础。

上海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全新的形势和要求

1.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倒逼全面深化改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亚洲成为新的利益角逐和红利集中地、“技术―资源―加工”为主的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关系发生调整、全球供应链进一步细化和分散化、地区性贸易投资协定安排的重要性明显提升、服务业跨国公司整合制造业跨国公司等。

主要发达经济体为摆脱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通过有选择性地加入TPP、TTIP等双边和多边贸易机制来消除贸易壁垒加大对本国经济结构的改革与调整，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量化宽松政策来加强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和自由市场的干预，采取制造业回归战略冲击传统的贸易秩序。

在当前国际贸易交流过程中，传统关税壁垒之外的标准、规则、程序，甚至腐败等“无标价壁垒”正在增加。为了打破这些壁垒，不仅要通过多边谈判而且要通过地区内的内部谈判和跨地区谈判。作为较早打开国门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从中享受红利的“利益攸关方”，中国要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遵守更高标准的规则，需要重新梳理和修订我们的投资贸易制度体系。

2.国内经济社会快速转型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经过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积累了不少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例如，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并存，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政府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凸显，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社会保障欠账不少，部分群众生活困难，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矛盾和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盘根错节。要逐步解决这些深层次、相互交织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要全面深化改革。

3.国际大都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催生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35年来，上海不断创新、锐意进取、快速发展，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与《决定》要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比照还有较大差距，与增强全球城市资源配置能力还不匹配。

经济方面，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不断增加，发展方式转变有待提速，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环境和资源的制约影响日益突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社会方面，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多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人口承载压力不断加大，城市安全运行面临挑战，违法犯罪现象不断增多，舆情管理压力日益严峻。要实现国际大都市政府由“善管”转为“善治”，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未来上海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思考

1.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命题，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角度出发推进所有领域的改革。对于上海来说，核心是要在经济社会率先转型过程中攻坚克难、创新探索，通过重大改革项目先行先试国际经贸新规则和新标准，全面总结和推广可供全国借鉴的经验与举措，在深化改革进程中着重从现代化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基础、现代化治理结构等方面全面提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治理能力。

2.以市场经济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虽然上海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尤其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根本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受到了一些制约。《决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了未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方向，是上海深化改革的主线。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生态文明等其他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都可以从完善市场体系和形成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两个角度进行思考和布局。上海的改革进行到今天，商品市场基本是充分放开的，竞争程度很高，但是要素市场的建设参差不齐，如资金市场里资金的价格、利率、汇率等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也不健全，资源的市场化程度更低，要素配置会出现很多问题和扭曲的现象。从市场环境看，如果环境是无序混乱、过度竞争的，那么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会受到影响，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市场环境的完善也要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3.强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体系建设、产业结构深化调整、各级政府职能转变三大核心任务。

――加快自贸试验区制度体系建设。根据中央要求，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要进一步深化和提速，充分对接国际新标准、新规则，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先行试验国际经贸新规则和新标准，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和模式。例如，事中事后监管要深入探索，健全完善公共信息平台、综合执法机制、社会信用体系、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机制、社会组织参与监管机制等。

――产业结构深化调整。一是把结构调整和控制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结合起来。产业结构调整直接涉及劳动力结构和人口结构的调整，这个根本问题不得到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将面临较大阻力。二是把结构调整和建设用地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上海目前的建设用地结构中工业仓储用地占比高达28%，是国际代表性城市的3到10倍，公共绿地占比仅6%，人均绿地面积是巴黎、伦敦、香港人均绿地三分之一左右，且地均产出效益（地均GDP）仅有1.6亿元/平方公里，只有巴黎的三分之一，东京的四分之一。未来调整建设用地要锁定总量，调节增量，优化存量，增效流量，提高质量。同时，与建设用地调整密切相关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根据中央部署，结合城镇化建设，结合农业现代化等新型组织方式建设，稳妥推进。

――全面加快转变各级政府职能。自1988年中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以来，已逐渐明确了方向和路径，就是建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透明政府和服务政府，核心在于要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上海应清晰界定政府职能，以制度供给、宏观调控、社会服务、市场秩序维护和公共管理为重点，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逐步让渡和缩减行政权力，激发市场活力；科学划分市区权责，各级政府该放的权力切实放到位；强化公共服务和管理职能，减少事前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监管行为；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结合事权增减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保持机构精简的前提下人员编制向基层政府倾斜。

聚焦重点领域制度建设

1.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公平有效的市场体系。积极探索频谱等新资源市场化利用体制机制；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机制；加快建立公开透明、符合市场导向的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抓手，探索推进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加快全社会征信体系建设，推进市场监管体系改革。

2.建立事权、财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的现代财税体制。构建“透明、高效、公平”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探索中期预算管理、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全口径预算等；根据中央要求推动财政支出制度改革，增加医疗、社保、环境支出比重，减少政府通过财税优惠政策对竞争性领域经济活动的干预；进一步深化完善“营改增”、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改革。

3.建立开放包容、多元竞争的文化体制机制。加大文化领域市场化、开放化步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夯实基础；坚持文化产业市场化改革的主线，进一步加快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步伐，推动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和跨所有制的联合重组与并购扩张，促进新兴业态规模化发展；利用自贸试验区发展机遇，提高文化的开放水平，探索文化贸易进一步开放，推动版权、书籍、电商、艺术品买卖、收藏、广告以及阅读、创意、信息等相融合的产业发展。

4.建立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加强社会组织培养，降低准入门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引导公众更多参与，强化社区自治；建立健全城市综合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城市网格化管理制度完善，建立覆盖公安、绿化市容、城管、食品安全等多个城市运行管理领域的统一管理平台和长效运行机制。

5.建立平等参与、共同分享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围绕“兜底线、补短板”的目标，在养老、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领域回应民众诉求、满足群众需要；推动要素向农村倾斜，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城乡统筹；按照市场规则加快推动土地流转，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保障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稳步提高。